为大山里的女孩点亮梦想，张桂梅老师感动了无数素昧平生的人。究竟是什么，赋予一位山区人民教师如此厚重的力量?下面小编整理时代楷模张桂梅先进事迹观后感个人感想5篇范文， 欢迎阅读。
贫困是一种隐私
这些女孩是学校老师通过满大街和菜市场贴广告、口耳相传从大山里招来的。
学生什么也不用准备，只需带着干粮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县城的汽车，去女高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方课桌。周云丽是那个夏天的96个幸运儿之一。
报考女子高中时，周云丽正苦于没钱读高中。妈妈早逝，父亲养猪、种地、帮人锄草，养活一家四口。在周云丽的记忆里，有些跛脚的父亲总是一清早出门，用碗装着冷饭上山劳作，傍晚才回家。
打从记事起，周云丽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亲分担农活。姐妹俩读书的动力很直接——摆脱土地与贫穷。
但读到高中，父亲发了愁。两个女儿都读高中，一年花费上万元，难以负担。初三还没毕业，父亲就开始为读书凑钱。那时，父亲总是坐在院坝边、猪圈门口不停地抽烟。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两年，来读书的女孩几乎都是因为贫困。周云丽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很幸运。在她所在的村子，许多女孩十五六岁就已定亲。山里人觉得女孩读书花钱，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为贫困女孩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第一届学生成绩很多未达到中考分数线，且年龄偏大，有学生补习3年还未拿到初中毕业证。
女高接纳了这些女孩，只要是农业户口，想读书，就收。仅有的一栋5层教学楼成为全校师生吃、喝、睡的场所。学生们住在3楼3间教室里，每间教室有女老师陪同，其余女老师和男教师被分入4楼两间大教室。男老师们轮流在一楼木板床上守夜，夜晚，学生们要去隔壁中学上厕所，女老师陪同，男老师打手电筒护送。
开学不久，张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个女孩去医院做阑尾手术，被发现已怀孕4个月。一阵批评的浪潮袭来，女孩的父母也质问学校。女孩说了真话，孩子的父亲是对面一所高中的男孩，两人在入学前的假期发生关系。
张桂梅长了教训。学校没有围墙，常有男孩来戏耍，张桂梅守在教学楼前，见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赶跑，大骂“小混蛋”。
学校没有性教育课。有性知识辅导老师问需不需要支援，张桂梅让他们“滚一边去”，“手机上已经很过火了，还用教吗?”
后来，教学楼一楼安装了铁栅栏。一向吝啬的张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门坏，她立即请师傅来修。每当高考季来临，张桂梅会请几个人日夜看守教学楼，让学生看到“楼前楼后都是人”，安心。
为了杜绝攀比，张桂梅规定，学生必须剪短发，穿校服，女老师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学楼的一楼贴满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数额，墙上的企业和个人帮助支撑起这所免费高中。每当有人来校捐款，她要求学生向捐款人集体敬礼，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对学生手举捐赠牌被拍照的行为，有企业提出此类要求，张桂梅宁可钱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毕业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终资助给了哪个学妹，张桂梅希望这种“背对背”的方式，让学生没有压力地接受捐赠。
在张桂梅看来，贫困对女孩是一种隐私，对外，她称呼自己的学生“山里的女孩”。
“坚持，再坚持一下呗”
进入女高的陈法羽很快发现：关爱的同时，是严格的管理。
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课间出操1分钟站好队。张老师每天拿着小喇叭，不厌其烦地喊学生起床、跑步、吃饭、睡觉，“你们迟到一秒钟我也不干!”
张桂梅和病魔斗：“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休止地看病上”;
她和贫困较劲：“挽救一个女孩拯救三代人”;
她对学校老师、学生要求严格：“坚持，再坚持一下呗!”这是张桂梅劝慰大家最多的话。
陈法羽说：“我们来女高读书是来改变命运的，不拼拿什么和别人比?张老师也在拼啊!”
校办主任张晓峰告诉记者，张桂梅老师是在拿命办学，师生们服气。
张桂梅的言传身教也感染着女高老师们。韦堂芸老师受伤左脚骨折，想到还有100多天就要高考，她拄着双拐给学生上课;杨晓春老师悄悄给学生垫付医药费、生活费，却从不往外说——这样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还有很多。
张桂梅宿舍里有4张床铺，1张自己睡，3张留给“不听话”的和生病的学生。有名女生性格孤僻，和张桂梅住在一起。不管张老师怎么关心她、开导她，她都不怎么说话。张老师疾病缠身，每天早晨5点起床，忙里忙外一天，晚上还和她聊天。3个月后，这名学生抱着张老师痛哭，说一定好好读书。
“女高的许多学生家庭贫困、变故多，她们的心要好好去焐。”张桂梅说。
许多年前，张桂梅过的是一种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时，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个家。
她是黑龙江人。母亲在近50岁时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时去世，她跟着哥哥姐姐们长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篱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1974年，17岁的她跟着三姐来到云南支边，在中甸林业局当过播音员、宣传队队员，80年代，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是中甸林业局子弟学校的校长，“为了他，我也申请去当了老师”。很快，他们结婚了。
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忆里，丈夫多才多艺，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赚来的钱给她花，给她买她爱吃的杨梅罐头。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饭，两人常常去洱海边上散步，想去哪儿玩就买车票。丈夫对她好，去大理市里开会，只要当天能够赶回去，一定会和她一块吃饭。
她是极其外放的性格。在东北，她有过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时期，在家排行第五，跟着哥姐长大，没有严厉的管束，人送她外号五猴子，总是上蹿下跳，后来在文工团里当舞蹈演员，调皮捣蛋，会哄骗邻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长发剪掉，还会抓毛毛虫吓别的孩子，老师一巴掌拍死毛毛虫，手就肿起来，她挨了一顿骂，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后被老乡送回家。
等结了婚，她喜欢去歌舞厅，不想去开学校例会，作为校长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时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背回家。那时候她是一个美丽的老师，说一口动听的普通话，化妆，穿紫色皮鞋、蓝色裤子、红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里，挂着一个手编的门帘，小个小个的珠子挂起一串，美极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师回忆，到了午休的大课间，在桃子树下的草坪上，张桂梅会带着孩子们围着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飘逸”，学校里关系好的老师给她取了个外号：老妖精，简称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张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后来，她形容那段岁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将终止，爱与被爱的生活即将结束。”
她尽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也全部卖了，总共筹了二十多万。她到处跟亲戚朋友们借钱，后来丈夫的家人劝她别治了，她不愿意。丈夫自己也想放弃，她劝他，我们能活一天算一天呗，就等于你陪我一天就行呗。不管多贵的治疗方案，她都试，7千多一天的进口药也用上，二十多万，半年就见底了。
1995年2月，丈夫还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万念俱灰，往行驶的车上撞，驾驶员踩了刹车躲开，让她寻死别连累别人。回去以后，她和停尸房的人说：请您把他从冰箱里头搬出来。她最后一次抱着丈夫痛哭。爱与被爱的生活，结束了。
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处理完后事，她失去了生命力，头也不洗，只是躺着，什么都不想干。只要一出门，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里，活在洱海中。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她想，她必须离开。她申请调动，填了许多地方，只有华坪接收了她。对于这个小县城来说，大理是个大城市，她是个来自大城市的老师。1996年，她把裙子和门帘都留给了同事们，带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来到华坪。
起初，这更接近于一种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学当老师，一年之后，申请调动到新建的民族中学。但到了华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样了：有学生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进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给一位小男孩。这里的孩子需要她，“为了能让他们走出大山，我做了一点小事，我感到快乐”。她的心里有了一些轻松的感觉。
她清楚地记得，一个带着女儿前来交书本费的父亲，走了五六个小时，把卖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钱塞给了她，“他很朴实地告诉我，就这些了啊，我有钱还给你送来。”她动员了几个学生一块数钱，一分钱、五分钱、两毛钱的纸币，零星的几个硬币，脏兮兮的，总共不到50块钱。但她把纸币捆成了一捆，留作纪念，“你看看人家这日子过的，还满高兴满高兴的，然后把孩子还送给你。人家没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没有的。我们还怨天怨地在这儿怨的。”
她反观了自己。“人家还没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这个人的生死应该是自己明白的。这个天灾人祸自己应该明白。自己(就别)纠结在那出不来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内心的苦闷和空虚渐渐被驱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临在了她的头上”，用华坪县前教育局局长，如今是张桂梅宣讲小组一员的杨文华的话说。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她走了40分钟。回到了宿舍，她哭一会儿，站一会儿，一夜未眠。
当时她是四个初中毕业班的政治老师，第二天，铃声一响，她本能地走进教室。她想陪孩子们走完这关键的几个月，他们来不及适应新的老师了，那是他们考学的机会。她还能怎么办呢?当年患癌的丈夫撑了一年多，是因为自己百般筹钱，在他身边照顾，如今轮到了自己，没有医药费，也没有人安慰。
吃止痛药，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课，就这样，她送走了四个班的毕业生。后来，她借了几千块钱，坐上了夜班车，到昆明做手术。她的肿瘤拿下来，肠子粘连到了后背，每次摸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块石头一样，疼的时候是一阵阵的，人也变成黑瘦黑瘦的了。
万幸的是，这个从外地来的、埋头苦干、带病上课的女人被看见了。当时华坪县正大力发展开采煤矿，学校里的老师工资低，就干着第二份职业，或者辞职出来做煤矿生意，县里正需要一个正能量的老师作为宣传典型。一个政协委员告诉她，我们绝不能捧着骨灰盒来宣传您。她的事迹开始在小县城里传遍，两次手术期间，一天晚上她喘气困难，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冒着大雨去医院，给她取氧气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边照顾她。还有一位山里的女人，把五块钱的路费也捐给她治病，自己走了六个小时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种“爱的支撑”。
后来，她有过几次成家的机会。她的名声传出了县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来。有一次，王秀丽接到了她的电话，说北京来了一个作家，你过来看一下嘛。王秀丽想，跑上门跟人家说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厉害的，便没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张桂梅的追求者，见面的时候，张桂梅还涂了口红，穿了高跟鞋。王秀丽立刻叫个摩的就去了儿童之家，但那人已经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给对方，张桂梅说，找一个伴有什么用呢。王秀丽说，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个人跟你说一下话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丽听说，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欢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扫地。那人坐床边，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叠被子。一天都不让那人坐下。他们还问张桂梅，你要忙着结婚吗?你就怕以后我们养不起你吗?
后来，就再也没有什么北京来的作家了。
办校12年后，不断有学生为争取读书机会涌向这里。有女孩背着包站在校门外，恳求来这读书，许久不肯离去，张桂梅年年遇到这样的女孩。也有外市来求学的，学校不能收，她就送5000元钱，嘱咐对方，没钱再找她要。
张丽(化名)初中时，父母离婚，被判给父亲。但父亲长期酗酒，常常责骂她。她独自一人住进镇上120元一间的出租屋中，房费由改嫁的母亲支付。
初中毕业，她想着去打暑假工，家里再凑些钱就能读书。但母亲坚决不让她读，说家里供不起。她天天哭，中考成绩未达到女高分数线，最后的机会也失去了。
她不甘心辍学，去年暑假，她壮着胆，拿着贫困证明、独生子女证明、父母离婚证来到女高门口，申请一个读书机会，办公室老师收下她的材料。没想到，几天后，她的妈妈接到女高的电话，女儿被女高录取了。妈妈说孩子走了“狗屎运”。
学校不仅送张丽一张高中入场券，也为她支付了生活费，免除她经济上的担忧。
不过，像张丽一样因交不起学费而来到女高的越来越少。2019年，华坪女高一本上线率40.67%，排名丽江市第一。今年，学校成绩依然可喜。159人参加高考，一本线以上70人，本科线以上150人。
但今年9人未上本科线的高考成绩让张桂梅不太满意，她觉得，今年受疫情影响，山里的孩子与城市孩子进一步拉开差距。
上网课在大山里很不便，风一刮，信号就没了。她让老师和各级村委会联系，让家中没有网络的学生去村委会上课，并给没有手机的学生买了手机。
张桂梅希望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的心愿也没能实现。
学校最缺的仍是资金。华坪女高的教师工资由县财政负担，工资水平低。华坪县教育局党委书记胥国华告诉记者，华坪女高最初按18个教学班、900人办学规模设计，但因资金有限，每年只能招收100到160人。
除了教师工资，学校水电费、学生的所有支出均由学校负担，每当账户剩下100万元，张桂梅就进入新一轮的忧心，她要继续为钱奔走。
名气能为学校带来钱。张桂梅因此在乎每一次出名。第一次被全国聚焦在2008年，新闻联播报道她的第二天，她正要起身去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汶川地震来了。第二次时，媒体宣传她，片子还没播，鲁甸地震来了。
这一次，赶上了疫情。她以为又没了音讯，自己却突然火了。
社会各界的捐款让张桂梅暂时免于为钱发愁。但代价是每日数不清的媒体约访和陌生人的问候电话，有人请她去给干部讲道德课，有报纸请她跟全国优秀教师写几句话。以前没钱看病，如今，她身体的每个器官都被医生关注，有人给她开中药，有人对她问诊。
她对每位到访者客气。多家媒体到来前，她特地去医院打了一针，以免中途倒下。今年春节，她坐在椅子上接受视频采访，身后有县长和一名医生保驾护航。
这位强势的校长逐渐发现，自己能做的越来越有限。对于这所学校的未来，她多数时候表示乐观，觉得学校名气大了，自己即使不在了，政府也会管。
以前，有洁癖的她不喜欢别人摸她的手，如今，她身体愈发虚弱，要靠别人搀扶。半生教书育人，每次放寒暑假，看到空荡荡的校园，她终于可以停下来一会，想想自己的事，以后养老怎么办，但找不到一个可倾诉之人。
脆弱的时刻很短暂，很快，她又以健谈精干的形象面对每一个到访者。她说，只要她能动，女高就不会倒。
作为在云南待了大半辈子的东北人，张桂梅对待学生成绩时的“苛刻”，一如她一生的倔强和坚韧。
1974年10月，张桂梅响应党的号召，随姐姐从东北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此后的时间里，她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边陲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
1996年，张桂梅的丈夫因胃癌去世，不久后张桂梅放弃了大理优越的工作环境，申请调到深度贫困山区华坪县。她放弃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在全县师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并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语文和政治课教学任务。
1997年4月，张桂梅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需立即住院治疗。但为了不耽误初三毕业班的教学进度，她偷偷把检验结果藏起来，直到7月份把学生送进中考考场后，才住院接受手术。
得知张桂梅身患重病，县妇联主席和工委女工委主任同时看望了她。几天后的县妇代会上，全体代表为这个“外来的姑娘”捐款。有人借钱捐款、有人把给孩子买衣服的钱捐了、有人捐了自己回家的路费……县领导说：“张老师，你放心，我们再穷也要把你的病治好。”
手捧着这山乡的情义，张桂梅的泪水夺眶而出:“华坪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想为华坪做些事。”这一坚持，就是20多年。从那时起，张桂梅的生命就和华坪、和教育扶贫连在了一起。
丈夫去世后，张桂梅没有再组建家庭，没有亲生儿女，全身心投入教育和慈善事业。2001年，她一边在民族中学当老师，一边兼任“儿童之家”院长，成了众多孤儿的“妈妈”。2003年，维持“儿童之家”的资金面临短缺。为缓解窘境，张桂梅到华坪各部门筹措资金，“求人很丢人，但如果孩子们生活得不好，我这个义务院长更丢人。”
2003年至2007年的寒暑假，张桂梅在昆明为孩子们筹措到两万多元。对此她说，一切辛苦都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