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都增长了不少见闻，现在就让我们写一篇走心的读后感吧。那么你真的会写读后感吗？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是可爱的编辑给大家整理的《活着》读后感【优秀3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读了“人为什么活着”这篇文章后感慨万分，一个人 如何活着，这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我今年七十多岁了，几十年前，我也曾希望平凡的生活着，想在事业上小有成就，想得到更多的知识，想和一个情投意合的人生活在一起，度过这一生，但这一切都是可望不可得的东西。
我是在北平长大的，七七事变那年我正在北平的丞相胡同小学读书。一七年，我在一个军事院校当政治教员，讲历史唯物主义课。当时我二十多岁，一心就想多学些东西，想当一名优秀教师，每天晚睡早起，全部精力放这里读书和备课上。经人介绍，正和一个女孩子谈恋爱，自己觉得生活很幸福。
我在工作中感到自己的知识很不够用，想要求离职深造，得不到校方支持，就给当时的解放军总干部部部长肖华写了一封信。这下子捅了马蜂窝，不知肖部长看没看信，信被一位处长批了回来，认为我不安心工作，一心想个人成名成家属于极端个人英雄主义，不符合集体英雄主义思想，应于批判。校方取消了总政给我晋级的命令，并在政治系里组织了一个叫做反国民党思想的批判会，我的日记被抄走了，我的名利主义思想受到严厉批评。
祸不单行，这年夏天，政治系讨论三大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是什么，多数人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人的认识永远落后于客观现实的发展，造成的认识滞后，因此即使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三大主义也是很难避免的。因此我被扣上了一顶“攻击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三大主义”的帽子，作为右派言论被批判。开始我不服，后来有一个支部委员的老教员背后告诉我：前两天，彭德怀元帅来视察，看到了大字报。看了贵士贤的大字报后问，这是什么人，跟在后面的学校政委杨言说，是一名战术教员。彭德怀说：这样的糊涂人整他干什么，把大字报撤下来。看了我的大字报后，彭德怀说这是什么乱七八槽的，杨言政委汇报了我在八一杂志上写的文章后，彭德怀当场表态：这样的小知识分子，不知天高地厚，应该整一整。我这时我才明白我的一辈子完了才知道这是我写了一篇反对学校机械地学习苏联的杂文惹的祸。
当时步兵学校正在按照彭德怀元帅的指示“机械地学，灵活地用”大学苏联，学校有一名苏联中校顾问，按照苏联顾问的意见一切都照苏军的那一套搬。比如解放军一惯是早上起床要穿好衣裳，然后出操。学校改成苏军的不穿衣裳，只穿背心裤衩出去跑步，跑步后到洗脸间，每人一个龙头，用自来水冲洗，再回去穿衣。更改后许多学员感冒泻肚。解放军整理内务是把被子白面朝外，叠成一个豆腐块，学校改成按苏军的把被子铺平，然后铺上军毯，保持床上舒平。由于学员每个人的被子长短厚薄不一致，很难铺平，于是就让学员把被子都弄成一样长短厚薄。我觉得这样学习苏联实在不必要，就写了一篇杂文投给了解放军报。这篇杂文解放军报并没有刊登。
一六年的八九月份，我过去在一起的老同志石英见了我，把我叫到了他的屋内，很严肃地说：你给八一杂志投稿了？八一杂志是军内营以上党员干部才可以看的刊物，我怎能向那里投稿。我说没有，石英拿出了一本一六年的八一杂志，翻开后，前面是一篇评论学习苏联的文章，第二篇就是我写的那篇学习苏联的杂文，文前有编者按，我的杂文署名石家庄步兵学校政治系教员和我的真名实姓。我不知道投给解放军报的杂文怎么会刊登到八一杂志上，而且暑上了我的单位职务和名姓。石英同志诚恳地告诉我今后不要再写了，你已经得罪了校领导。
明白了这是自己瞎写杂文遭到大人物的打击报复之后，我承认了错误，此后不再开我的批判会，让我一个人在宿舍反省。直到一七年四月通知我，经华北军区党委批准，开除我的军籍，剥夺军衔，降至地方二十四级，送河北干部建设农场劳动考察。
打成了右派分子。一下子，幸福都没了。对象吹了，我到天津附近的团泊洼农场劳动考察了近四年，遭遇了普通人难以承受的磨练，学会了种水稻。一九六一年底，我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流放到塞北的一个落后山区去收税，每天步行几十里路钻山沟征屠宰税，收副业税，别人评先进分子，我没有资格，因为我是被控制使用的摘帽右派。我钻研税法，钻研会计知识，学习查帐技术，想在这一方面有一点成绩，情况刚刚好了一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无缘无故地我又成了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开除工职，强迫到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和社员一起靠工，别人一天十分，我只能挣八分，而十分才合两角多钱。人口多的社员家到年末都家家亏口粮款，我更挣不出全家口粮。除了劳动，还要接受批斗，因为我是五类人。那时我已经和一个农村户口的妻子结了婚，并且有了几个孩子。我一个人受气，全家都受气，孩子上学，被叫做狗崽子。妻子也是五类人家属。在农村呆了几年，被抄了五次家。第一次是公社书记亲自去的，大概是正式抄家，我的书籍都被抄走了，笔记本也全被拿走。有一本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笔记，包括抄写的毛主席在延安讲的唯物论辩证法原稿(后来整理成实践论、矛盾论出版)，我要求留下，公社书记说要拿回去研究，以后就没有了下文。据说已经用它生炉子引了火。后四次抄家都是采取民兵拉练演习的形式，大概是培养民兵的阶级斗争观念，进门以后，把屋子翻一个烂七八糟，我保存的相片都被拿走了，小时候，穿大褂照的像属于四旧，上学时穿制服照的像属于敌伪，连我一五年授军衔照的像，由于带着大沿帽，也被说成是国民党相片被拿走。到后来实在没有什么可抄的了，发现我妻子剪的鞋样上有毛主席的小像(当时的报纸上到处都是毛主席像，我妻子是用报纸剪的鞋样，没留神上面有毛主席像)，这下子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逼迫我妻子检查。当时我妻子正在生育，是产后第三天，楞逼的我妻子坐在炕上哭。真不知这算个什么年月。一九七八年给我的“没改造好的右派”这顶帽子平了反，被调到了离家一百公里海拔一千公尺的地方去收税，我要求在离家近处工作，被告知这是对我改造决心的考验。我服从了分配，全家只好留在了我原来劳动的农村。一九四九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满以为可以回城市了，谁知总政有个通知，对于在部队打成右派的人，都被认为是“当时清除出部队是必要的”，所以不能回部队，仍在现在的所在地安置。我仍继续征我的税，一直到离休。离休前，我尽自己所能，充分发挥税务知识、会计知识和查帐技术问心无愧地工作了十来年，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分子、优秀党员，但工资不给长，职位不能提，连中共中央六号文件规定的给改正的右派增加一级工资都没给增加，所以离休后连个副处级都没混上。
孩子都长大了，我老了，我为什么活着，到现在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一辈子受摆布，一被子被驱使，一辈子也没有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
时代变了，我祝愿你们新的一代能够得到你们希望得到的幸福。祝愿你们能够为自己的愿望幸福地生活着。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余华
《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主人公福贵的一生，这是一本让人读起来沉重的小说。主人公名为福贵，实则无福无贵。
看完这本书，感觉一切语言在此刻都是苍白与无力的，这本书的阅读是让人恐惧甚至窒息的。
福贵对美好生活燃起过一次又一次的希望，却终被一次又一次的打破。说他幸运，他亲手埋葬了自己所有的亲人，只剩一头比他年纪还大的病牛陪伴着；说他不幸，他也曾经历过幸福，也曾经历过苦难，并且在经历过一切后仍乐观而坚强地活着。正如那句话所说，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事，也没有比活着更艰难的事。
一部《活着》，让我们体会到时代的更替与社会的变迁。可以想见，在那个年代，像福贵这样悲惨遭遇的底层人民不计其数，福贵只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实例。
生长于和平年代，生活于城市中的我们很难去设身处地地体会福贵的感受，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要坚强地活着。往事随风逝去，只在心中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迹。时间终究还是会让一切变得苍白无力，“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生活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多多少少会遇到困难，但我觉得，正是因为艰难，活着才有了深刻的含义。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事物。所以，好好活着，好好生活。
我想《活着》是关于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因此它也表达了时间的漫长和时间的短暂，表达了时间的动荡和时间的宁静。在文学的叙述里，描述一生的方式是表达时间最为直接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说时间的变化掌握了《活着》里福贵命运的变化，或者说时间的方式就是福贵活着的方式。我知道是时间的神奇让我完成了《活着》的叙述，可是我不知道《活着》的叙述是否又表达出了这样的神奇？我知道福贵的一生窄如手掌，可是我不知道是否也宽若大地？”究竟是同行止的朋友，还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催化剂？余华自己也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