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工作抑或是生活中,大家一定都接触过一些使用较为普遍的古诗吧,古诗的格律限制较少。你还在找寻优秀经典的古诗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如析,这里是可爱的小编给家人们分享的7篇所见清袁枚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袁枚十二岁中秀才,二十一岁被保举应征博学鸿词科,二十四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授知县。乾隆十九年(1754),三十九岁的袁枚辞去官职,隐居江宁随园,直至八十二岁病逝。袁枚在隐居期间,畅游东南山水,以诗文自娱。乾隆四十四年(1779)春天,六十四岁的袁枚游绍兴、杭州,在杭州西湖边写了《湖上杂诗》二十一首,本文所选就是其中的第三首。
袁枚个性极强,面对当时的士林习气,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态度。
时人重经学与考据,他却说“试问今之世,周、孔复生,其将抱《六经》而自足乎?抑不能不将汉后两千年来之前言往行而多闻多见乎”(《答惠定宇书》),“《六经》之言,学者自宜参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答定宇第二书》),他还写诗道:“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一帆直渡东沂水,文学班中访子游。”(《遣兴》其二十二)袁枚甚至还写了一首题为《考据之学莫盛于宋以后,而近今为尤,余厌之,戏仿太白嘲鲁儒一首》的诗对于当时的考据学者进行讥讽。
时人重讲学,袁枚却说“惟讲学近伪,且大妄,断不可行”(《与是仲明书》)。
时人重参禅,袁枚却说“如来、释迦与夏畦之庸鬼,同一虚无,有异端之虚名,无异端之实效,以故智者不为也”(《答彭尺木进士书》)。
时人讳言声色、财货,袁枚却说“解爱长卿色,亦营陶朱财”(《秋夜杂诗》其五),又说“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尊彝、名人字画,又好书”(《所好轩记》)。袁枚对于自己的嗜好毫不掩饰,他认为“人欲当处,即是天理”,“圣贤教人,不过如是”(《再答彭尺木进士书》)。
袁枚激烈地反对当时沉闷迂阔、虚伪忸怩以及扼杀人性的环境和风气,他针锋相对的各种意见彰显出强烈的独立意识,而这种意识,实际上植根于他对生命个体的欲望和情感的正视与尊重。因此,袁枚论诗独主性情。()他说“性情以外本无诗”(《寄怀钱玙沙方伯予告归里》),“提笔先须问性情,风裁休划宋元明”(《答曾南村论诗》)。所谓性情,自然是指作者内心中的真正感受,袁枚以为好的诗歌必然是抒发真性情的作品,而要写出这样的诗歌,作者必须尽力摆脱种种限制,保持真我的纯洁,并学会体认和捕捉真我的情感流露,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作者的性情本身就成为诗歌写作所关注的对象,外界的环境只是为这一瞬的感动构建出一个可供描述的外形和可供追寻的线索。因此,袁枚在《续诗品》中列《崇意》条强调“曰诗言志”,列《斋心》条强调“诗如鼓琴,声声见心”,列《神悟》条强调“但见性情,不着文字”。
关键词:乾嘉诗学;沈德潜“格调说”;袁枚“性灵说”;翁方纲“肌理说”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诗歌创作与研究产生了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他们各以钱塘(今杭州)、长洲(今苏州)、金陵(今南京)、京师(今北京)为中心开展活动。其中后三派不仅创作成就更为突出,而且都创立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各成一家之说,影响尤为重大,尉为鼎立之势。虽然学术界对于格调说、性灵说和肌理说三家有过不少研究,然而,治丝益,让人难得要领。本文试对此再作扼要论说,以图化繁就简,切近核谛之效。
一、沈德潜与格调说
沈德潜早年诗学叶燮,自谓深得真传,“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1]76,然而,从其所编选的《唐诗别裁集》《古诗源》和《明诗别裁集》(与周准合作)、诗论《说诗语》以及诗作来看,他的诗学观也突出地体现在“别裁”二字上,即“别裁”、“伪体”,崇尚“正体”或“正宗”。他的伪体与正宗既有时代的含义,也有派别的选择,同时也包含了他对诗歌性质的理解。从时代上来说,他选唐诗而忽宋诗。《唐诗别裁集》“凡例”明言:“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宋、元流于卑靡”。[2]4《说诗语》更说:“不能竟越三唐之格”。[3]81与此相关联,在诗歌流派上,他对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固然感到亲切,而对与七子派相对的公安、竟陵诸派则不以为然,这从《明诗别裁集》所选诗歌数量上也有明显反映。
不过,从根本上说,沈德潜的诗歌及其诗学主张与唐诗、与七子并不真正相契。他之肯定唐诗与前后七子,主要是为了抨击与之相对的宋诗与公安、竟陵派。正因为此,他没有止步于唐诗,而是继续追溯古诗之源,以为必须“仰溯风雅,诗道始尊”[3]81。《古诗源》的编辑就是这种用心的体现。“别裁伪体亲风雅”,他所说的诗歌正体、正宗说到底就是“风雅”之作。“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3]77,是他对诗歌的根本理解与选诗的基本标准。显然,他所理解的诗,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之诗。他在《国朝诗别裁集》“凡例”中说:“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以为“动作温柔乡语”,“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4]2,也是这种诗教观的鲜明体现。
具体而言,他所说的“风雅”之作或者说“诗教”之诗大致包含三个要点。首先,它们应该根本于性情,同时也能“理性情”。这里的“性情”当然不是泛指“人性”与“情感”,而是特指情感未发之前的中正平和、温柔敦厚之性情。亦即说,诗歌既要源于这种抽象的无色彩的性情,反过来又要陶冶人的具体性情使之符合这种性情。其次,它们要“善伦物”,或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要关心现实、反映现实甚至揭露现实,但最重要的则是有益于现实。亦即是说诗作可以揭露、也应该揭露现实,但是不能太过,也不能锋芒毕露、剑拔弩张,相反,应该含蓄蕴藉、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第三,除了前述种种“其言有物”外,诗歌还需具备“感鬼神”的艺术魅力,从创作方面说也就是要讲诗法,所谓“诗贵性情,亦须论法”[3]83。这里的“法”既指“起伏”、“照应”、“承接”、“转换”等结构之法,也指含而不露的表现之法,更指诗歌要有“体格声调”。在他看来,“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3]91。温柔敦厚的诗教终究要隐隐地化在体格声调中,而诗歌结构、体格、声调的抑扬抗坠正可深入人心,从而实现诗教目的。因为他强调“体格声调”,与他所崇尚的前七子所说的“高古者格,宛亮者调”一脉相承,因而论者也常将他的诗学称为“格调说”,归之为“格调派”。单从字面看,“格调”二字并没有准确、完整地反映沈德潜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但也可以倒过来说,温柔敦厚诗教观丰富了“格调”二字的内涵。其《观刈稻了有述》既描述“今夏江北旱,千里成焦土。荑稗不结实,村落虚烟火。天都遭大水,裂土腾长蛟。井邑半湮没,云何应征徭”的苦难,同时又说“吾生营衣食,而要贵知足。苟免馁与寒,过此奚所欲。”[5]最能体现他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观。
沈德潜温柔敦厚格调说的提出与他个人的情性直接相关。沈德潜其人与其名一样平和中正、安分守己。他在诗中说自己:“(鱼+孚)水东偏老腐儒,生平动履总迂愚”[6]485,“前途万事殊茫茫,安分之馀吾何有。”[7]492诗如其人,他的诗歌与诗学观正是自己为人的直接写照。应该说,这样的人、这样的诗,与散文学中的桐城义法说、书法中的馆阁体一样,都是当时安定平和时代精神的反映。这也正是沈氏“生平喜咏诗,风旨别雅郑。仿佛秦中吟,传写民利病”(诗句原本说其师,实亦自言)[8]299,而乾隆却愿意“当前民瘼听频陈”、甚至“嘉尔临文不忘箴”[9]197的原因,是他在世时能够成为“天子门生更故人”的原因。当然,单纯从诗艺的角度说,这种平和中正、四平八稳的诗歌,也可以说缺乏一些个性、激情与感发的力量,因而不免有平熟谨庸之讥。
从表面上来看,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派与翁方纲的肌理派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实际上它们之间也有相同之处,比如对于学问的态度,三家就没有多大差别。袁枚的“性灵”虽与沈德潜的“性情”不尽相同,但本质上与孔门诗学并不相违。翁方纲的“肌理说”虽然对格调、性灵有所反对,但从其对“文理”的重视及对击壤派的不以为然及对诗理的强调来看,与前两家仍有相通之处。总体说来,三家既相通而又不同的诗说,既是乾嘉时代精神的不同反映,又一道反映了乾嘉文化的繁荣与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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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小木偶有了各种表情之后,小木偶想起了自己的小红包被小红狐骗走的事情,结果小木偶越想越委屈,于是小木偶难过地去找老木匠。到了老木匠家门口,小木偶磕开了老木匠的门,老木匠一打开门,就见到小木偶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惊奇的问道:“小木偶你不是只有一种表情吗?你怎么回来了?你的小红包呢?”老木匠的问题像鱼吐泡泡一样不停的问小木偶,小木偶只好坐下来给老木匠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老木匠说了,老木匠听完后,气愤的说:“这小红狐太可恶了,要是小红狐能像蓝鼻子小巫女一样就好了,小木偶你去找小红狐评理!”小木偶颇有同感,决定去讨回公道。
小木偶带着愤怒的表情去了“森林**局”,找到了穿警服的熊,跟穿警服的熊讲明了来龙去脉,穿警服的熊半信半疑的问小木偶:“这是真的吗?”小木偶理直气壮地回答熊:“那当然!不信我们就去找小红狐!”穿警服的熊为了看个究竟就同意了。穿警服的熊和小木偶找啊找,找啊找,终于在一所游乐园中找到了小红狐。穿警服的熊和小木偶看到小红狐又在骗小山羊,穿警服的熊看的愤怒极了,冲了出去,捉住了小红狐,并问小红狐有没有抢走小木偶的包,小红狐全招了,并发誓要痛改前非,于是穿警服的熊和小木偶放走了小红狐,小红狐把包还给了小木偶,并向小木偶道歉。
小木偶拿到了包兴冲冲的回到了老木匠的家,从此小木偶快乐的和老木匠生活在了一起。
小木偶自从有了人类的所有表情,他就交了很多的朋友。
有一次,他的好朋友小猴子把脚摔断了,其他的好朋友小兔子、小象、小鹿和小仓鼠都来看望小猴子了,小兔子带来了胡萝卜蛋糕,小象带来了一束鲜花,小鹿带来了一双手套,小仓鼠带来了一袋香蕉。只有小木偶不仅没送小猴子任何礼物,他还说:“切!不就是脚摔了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小木偶一脸不屑一顾的表情。
后来有一次,小鹿不小心摔断了他的鹿角,其他朋友又都去看望小鹿,并给小鹿送去了很多东西,并祝小鹿早日康复!只有小木偶没有去,他对其他朋友说:“鹿角摔断了有什么可看的,你们可真逗!”
不久之后,小木偶发高烧了,他非常难受,他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家里。他以为没人来看望他了,他很伤心。就在这时,门铃叮咚叮咚的响起来,他的朋友们都纷纷的来看望他了,小兔子送来了南瓜粥,小象送来了蜂蜜柚子茶,小仓鼠送来了热牛奶,尤其是小猴子和小鹿不仅没有记恨小木偶,还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水果和一顶帽子。小猴子同情地说:“小木偶,别担心,我们来照顾你,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小木偶非常的感动,他惭愧地说:“我过去没有考虑到你们的感受,你们不仅没怪我,反而来照顾我,谢谢你们!”。在几个朋友细心的照顾下,小木偶很快就康复了。他懂得了,仅仅有表情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感情!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出自:《鹊桥仙·纤云弄巧》作者:秦观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出自:《鹊桥仙·纤云弄巧》作者:秦观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出自:《鹊桥仙·纤云弄巧》作者:秦观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出自:《秋夕》作者:杜牧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出自:《秋夕》作者:杜牧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出自:《迢迢牵牛星》作者:佚名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出自:《鹊桥仙·纤云弄巧》作者:秦观
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出自:《鹊桥仙·七夕》作者:苏轼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出自:《迢迢牵牛星》作者:佚名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出自:《乞巧》作者:林杰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出自:《乞巧》作者:林杰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出自:《马嵬·其二》作者:李商隐
上窗风动竹,月微明。出自:《小重山·七夕病中》作者:吕渭老
双星何事今宵会,遗我庭前月一钩。出自:《七夕二首·其一》作者:佚名
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出自:《七夕》作者:徐凝
双星良夜,耕慵织懒,应被群仙相妒。出自:《鹊桥仙·七夕》作者:范成大
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星。出自:《七夕》作者:徐凝
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出自:《鹊桥仙·七夕》作者:范成大
铜壶漏报天将晓,惆怅佳期又一年。出自:《七夕》作者:罗隐
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出自:《二郎神·炎光谢》作者:柳永
关键词:袁枚 随园诗话 修辞原则 美 辩证
诗话修辞是我国古代修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话通过结合具体诗例分析总结修辞规律,体现语言运用的艺术价值,表明了我国微观修辞研究的高水平。《随园诗话》既是袁枚体现“性灵”说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诗论著作,行文之中对诗人诗才、辞采韵律、风格手法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和点评,虽不成系统但却闪烁着修辞思想的光芒。
一。“修辞立其诚”
“修辞立其诚”最早是作为君子居业的条件提出来的,后来被引申为作文、修辞的总原则。所谓“诚”,就是指文章内容信实、作者思想感情诚实。袁枚论诗标举“性灵”之说,要“发乎于情”但不“止乎于礼”,一切以“我”的内心为主,“有我”是“性灵”说的核心思想。“性灵”旨在强调诗歌的本质是抒发性情,突出文学是情感的表现,主张情发心底、言出肺腑。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1]105袁“诗贵真切”的观点与“修辞立其诚”是一致的。在《随园诗话》中“《三百篇》”被提及七次之多,诗三百虽是无题之作,但却被后人传唱为经典就在于它文辞中融有真情。写诗首先要融入真感情、真性情,这是佳作的基础,也是诗歌最有力量的表达。
1.“为情而造文”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明确提出了“为情而造文”的修辞原则,文辞必须为述志抒情服务,能“为情而造文”者须首先做到内容真实,文生于情,进而再达到情采并茂、文质相称的境界。“为情而造文”是“修辞立其诚”的具体表现,诗歌发自内心,是真诚;将真诚的情感付诸于笔端书写成文,就是“为情而造文”。袁枚对当时从“故纸堆”来的风气不满,反感才子文人热衷于“抄袭”古人作品的复古行为,认为这样的诗既没有“生于心、生于情”也失去了自己的风格。诗歌的发展应当是吐故吸新,推陈出新,不能以为“复古”就是典雅精深。
2.“有德者必有言”
“有德者必有言”体现了孔子重视道德的中心思想,唐韩愈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文道合一的修辞观,强调作家写文章首先要重视道德修养。“有德者必有言”旨在强调诗歌能体现诗人的才华固然好,但是比才华更重要的是诗人的品格修养。尹文端公曰:“言者,心之声也。古今来未有心不善而诗能佳者。诗歌是真诚情感的流露和结晶,如果诗人本身不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那么也是一切归零,毫无意义。圣人用行舍藏,可伸可屈,于诗亦可一贯。[1]37刘霞裳与余论诗曰:“天分高之人,其心必虚,肯受人讥弹。”余谓非独诗也;……非谦也,天分高,故心虚也。袁枚对才高不狂的贤能之人,不仅称赞他们人品一流,更看到谦虚的背后是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修养。既品评诗作,也明辨是非,臧否人物。
二。诗之美
诗歌是诗人艺术与思想双峰对峙的产物,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和生动形象的表现手法带给人以美的享受,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因此,感知并理解诗歌中的“美”对鉴赏品读诗作有着积极的意义。
1.丰富多彩之美
袁枚认为天地万物是丰富多彩的,诗的风格流派等也应该不拘一格,所谓“诗家各有所宜”。
A.反对“门户之见”
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徐,各自成家,毫无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安;又再传而为虞山:率皆攻排诋呵,自树一帜,殊可笑也。[1]4袁枚对于诗坛“各自为政”、尊此贱彼的现象十分不满,并列举前朝例子,认为“门户之见”的狭隘观念只会阻碍诗歌发展。
B.诗人诗作无高下之别
袁枚认为诗的题材根据诗人之所长而各有不同,如性情、才学、见识等,并无高下之别。正因诗人各有不同,才能呈现出多样化格局,这也符合诗歌发展规律。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不容人为轩轾。音律风趣,能动人心目者,即为佳诗;无所为第一、第二也。[1]28诗歌的繁荣就像花园中百花盛开,各有其美,才能大美天下。诗人也如同花儿一样,关键在于其诗作能否打动人心,带给人以美的享受。
2.自然适宜之美
诗歌是“为情而造”的产物,贵在自然流露,应如情思自然流动,因时因地因人而宜地进行修辞。袁枚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反对雕章琢句、堆砌典故,批评矫揉造作、牵强做作的不良诗风。余晓之曰:“兰为幽静之花,七古乃沉雄之作:考钟鼓以享幽人,与题不称。[1]187修辞须适应诗歌体裁,袁反对不顾文体,只追求新奇以至于“失体成怪”。汪研香司马摄上海县篆,临去,同官饯别江浒,村童以马拦头献。某守备赋诗云:“欲识黎民攀恋意,村童争献马拦头。”这是写汪研香司马离开当地时村童送别献以“马拦头”。“马拦头”是野菜名,京师称为“十家香”。袁枚称赞说,诗中不用“十家香”而用“马拦头”,正适合当时的情景,“用之赠行篇,便尔有情。”
3.意境回味之美
我国诗人重委婉含蓄,讲求“语尽意远”、“缘情蓄意”、“文外之旨”。诗人将诗歌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蕴含的情感相契合,创造一个深邃的审美世界供读者反复回味。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1]17袁枚认为,诗歌必须给人意犹未尽的回味之感,品读之后体会文字之外的深远含义。
三。辩证思维
袁枚倡导“性灵”“有我”之说,可以说是一位唯心主义者,但在《随园诗话》中有多处都显示出他客观辩证地看待问题。如:盖诗有从天籁来者,有从人巧得者,不可执一以求。袁枚列举了陆游天赋使然、一挥而就的自来与杜甫千锤百炼、苦心经营的力构,这是得诗的两种不同的方式,灵感与勤奋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废。又如对古体与近体诗的看法:盖古体地位宽余,可使才气卷轴;而近体之妙,须不着一字,自得风流。古体诗发挥自如,近体诗虽受格律束缚,却在反复打磨之中将潜力发挥到极致。
1.用典
诗赋为文人兴到之作,不可为典要。[1]194袁枚并不反对用典,反对的是刻意“堆垛”“砌填”,过分经营。他提倡杜甫用典如水中着盐的修辞观点,将典故融入诗中,但知盐味不见盐质。袁枚认为用典不仅在诗中各有攸宜,而且在不同的诗体中也各有所宜。诗写性灵,用典与作者的性情才学有关,只有具备了广博的学识才能在古事古言中挑选并准确地加以运用,达到上乘的表达效果。
2.八股文
明清以“八股文”取士,因而有关八股文修辞的理论亦随之流行起来。袁枚对“八股文”也持辩证的眼光去看。时文之学,有害于诗;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贯之理。流行的八股文文风对作诗有害,但是其中暗含的规律能朴素贯通,其优点在于使人心思细致,脉络清晰,气脉连贯。或言八股文体制,出于唐人试帖,累人已甚。梅式庵曰:“不然。天欲成就一文人、一儒者,都非偶然。……盖使之先得出身,以捐弃其俗学,而后乃有全力以攻实学。”对于“八股文的体例毁人深重”的观点,袁枚引用梅式庵的话,认为俗学大概是学者必经的一段路,唯有如此才能在获得地位。但这之后,要及时脱离俗学,全力以赴地攻克实实在在的学问,再经苦学尔后取得成就。
四。鉴赏品读
1.炼字
炼字炼句是诗话修辞涉及较多的课题,古人作诗讲究字法、句法,强调诗眼、句中眼的锤炼,用字严谨精确。注意一字之佳,全句俱活;一句之佳,全篇俱活的修辞效果。诗得一字之师,如红炉点雪,乐不可言。袁枚认为,炼字对字义、字音、及前后整体的和谐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字之妙常常能将诗歌“改死为活”,诗人在炼字时应追求用字之精、一丝不苟。
2.双方互动
修辞不仅是诗人运用文辞抒情达意,更要考虑到作品的接受者是如何鉴赏作品、能否正确理解其用意,作者与读者双方缺一不可。在诗歌用语方面,袁枚的观点与王充、刘知几相一致,王充主张“直露其文,集以俗言”,刘知几在《史通》中也提倡“实录”的原则,重视口语和方言俗语。唐人诗中,往往用方言。袁枚认为俗语、方言均可入诗,杜荀鹤、罗隐等人的诗集中都有口头俗语,“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语虽俚,闻者动色”。《漫斋语录》曰:“诗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袁枚强调诗歌的用意要精深、用语要平淡,不平淡的语言读者难以理解体会。
五。结语
清代的修o研究对前朝进行了全面继承,在诗话修辞方面,袁枚的《随园诗话》将材料与观点紧密结合,不仅品评诗作还针砭时弊。袁枚论诗的方法也给后辈以启示:首先要勤于思考,对文本作品细入毫芒地研读;其次要有创新意识,袁枚的评点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三就是有怀疑和批判意识,袁枚独到犀利的见解不仅源于他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才情,更重要的是他身上闪耀着怀疑批判的精神,将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对文学艺术的理解鉴赏,自身的阅历经验,个人的情感意志等皆运用到点评之中,把作品的深层意义挖掘出来,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袁枚。随园诗话[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
[2]易蒲,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 [M].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3]王志英。袁枚与随园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同赋山居七夕
唐代:李峤
明月青山夜,高天白露秋。
花庭开粉席,云岫敞针楼。
石类支机影,池似泛槎流。
暂惊河女鹊,终狎野人鸥。
步蟾宫·闰六月七夕
清代:顾贞观
玉纤暗数佳期近,已到也、忽生幽恨。恨无端、添叶与青梧,倒减却、黄杨一寸。
天公定亦怜娇俊,念儿女,经年愁损。早收回、溽暑换清商,翻借作,兰秋重闰。
惜秋华·七夕前一日送人归盐官
宋代:***
数日西风,打秋林枣熟,还催人去。瓜果夜深,斜河拟看星度。匆匆便倒离尊,怅遇合、云销萍聚。留连,有残蝉韵晚,时歌金缕。
绿水暂如许。奈南墙冷落,竹烟槐雨。此去杜曲,已近紫霄尺五。扁舟夜宿吴江,正水佩霓裳无数。眉妩。问别来、解相思否。
惜秋华·七夕
宋代:***
露罥蛛丝,小楼阴堕月,秋惊华鬓。宫漏未央,当时钿钗遗恨。人间梦隔西风,算天上、年华一瞬。相逢,纵相疏、胜却巫阳无准。
何处动凉讯。听露井梧桐,楚骚成韵。彩云断、翠羽散,此情难问。银河**秋声,但望中、婺星清润。轻俊。度金针、漫牵方寸。
七夕曲
唐代:王建
河边独自看星宿,夜织天丝难接续。
抛梭振镊动明珰,为有秋期眠不足。
遥愁今夜河水隔,龙驾车辕鹊填石。
流苏翠帐星渚间,环佩无声灯寂寂。
两情缠绵忽如故。复畏秋风生晓路。
幸回郎意且斯须,一年中别今始初。
明星未出少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