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下面是爱岗的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敦煌学辑刊杂志CSSCI南大期刊北大期刊统计源期刊（通用2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摘要]本文主要记述了20世纪前五六十年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情况。重点对陈垣、黄文弼、阎文儒、金宝祥、金少英、陈守忠、李鼎文、吕斯百、洪毅然、常书鸿等敦煌学大家的教学经历作了初步梳理，分析认为，他们在敦煌文献、敦煌考古、敦煌史地、敦煌文学、敦煌艺术等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为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史；敦煌文献；敦煌考古；敦煌史地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8—0039—05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直接催生了一门学科——敦煌学。至今，敦煌文献研究历经百年沧桑，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上世纪30年代初，著名学者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就敦煌文献研究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并预言：“敦煌学者，今日世界之新潮流也。”近30年来，敦煌学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取得了辉煌成就，已成为国际学林中的一门显学，陈寅恪之预言已成事实。①
1902年，西北师范大学发端于具有“贵族血统”的京师大学堂之师范馆，至今也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百年期间，校名因时局及居地变化而不断更改，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起）、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23年起）、西安临时大学（1937年起）、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起）、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39年起）、甘肃师范大学（1958年起）、西北师范学院（1981年起）、西北师范大学（1988年起）等。校址也从北京、西安、城固最后于1941年迁定于甘肃兰州。抗战胜利后，部分师生返回北平复校，西北师范大学从此走上独立发展的征程。1958年前为教育部直属高师院校，2009年起为省部共建高校（除表述需要外，文中的校名一律取用西北师范大学）。
敦煌学已成国际显学，而甘肃则是敦煌学之“故里”。 西北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培养敦煌学人才的高校之一，为敦煌学研究与学科建设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西北师范大学百年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敦煌文书发现、流散、收集公布及敦煌学起步、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的历史时期。敦煌学作为世界学术新潮流而长盛不衰，根本原因在于新材料的不断刊布与发现。西北师范大学作为敦煌学教学和研究重镇而能薪火相传，根本原因在于数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和拼搏奋进。
一、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以前）
20世纪前半期是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之发轫阶段。标志性事件有北平师范大学期间著名史学家陈垣之专著《敦煌劫余录》的出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期间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及石窟考古学家阎文儒之来校执教。
《敦煌劫余录》出版于1930年，是专为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所做的目录。1921年和1928年，陈垣先生两次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对馆藏敦煌经卷非常关注。他将文书按部排比，略仿北宋赵明诚《金石录》体式，每轴著其原号、起止、纸数、行数及内容，最终完成《敦煌劫余录》。胡适称：“其考订之详，检查之便利，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陈寅恪更视其为“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乏之工具也”。陈垣先生学术研究的重点虽不在敦煌学，但他对敦煌文书极为看重。在《敦煌劫余录自序》中，陈垣高度评价了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的价值：
知其中遗文异义，足资考证者甚多，即卷头纸背所书之日常账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轻重，在今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特目未刊布，外间无由窥其蕴耳。
另外，陈垣还出任北京“敦煌经籍辑存会”采访部部长，计划将公私所藏敦煌经籍汇编为一总目。他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也集中成熟于这一时期，如1922年出版了《火祆教入中国考》，1923年出版了《摩尼教入中国考》。其研究敦煌文书的名篇《跋西凉户籍残卷》虽然出版于1963年，但起步则是1920年。1929年，陈垣先生受聘为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教授。他经常将研究的最新成果在课堂上讲授，他曾经说过：几个月研究的成果，有时候还不够一节课所讲。他强调真正的学问，认为江浙一带文风很盛，科举人才多，而北方则出学者。张之洞《书目答问》不但告诉人们什么是学问，如何做学问，更可以指导一代学风。因此，他非常重视目录学的积累。针对敦煌文书等大量汉籍遗珍被劫往国外，汉学研究中心不在中国的情形十分痛心。在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恳谈会上、1928年燕京大学一年级的课堂上、1929年在北师大讲课中，陈垣都曾呼吁：现在研究中国学问的中心不在中国，而在法国、日本。他们研究我们的历史比我们自己还有成绩，我们应该把这个中心夺回来。②《敦煌劫余录》就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完成的。据目前资料，可以认为，陈垣先生首次将敦煌学目录方面的内容引进了课堂。《敦煌劫余录》的面世，正式奠定了西北师范大学对藏经洞文献进行文书研究及目录学研究的基础，也牢固确立了西北师范大学在国际敦煌学界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939年，西北师范学院独立建校之初，西北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历史系任教。③此前，黄文弼先生曾于1927年、1933年两次奔赴甘肃、新疆进行历史考察，前后共达四年时间，被誉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黄文弼先生对敦煌学的关注也很早，1931年，黄先生翻译斯坦因《敦煌取经记》，发表《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④他教课的范围比较广泛，曾开过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美术史、蒙元史、西北边疆史等课程，但研究重点在西北史地方面。有资料表明，“抗战的这几年，他结合着教课，除了编写讲义外，主要作些西北史地的研究，不少有关西北史地的文章是这个时候写出的”。⑤其完成于这一时期的有关西北史地的著作有《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罗布淖尔考古记》、《河西古地新证》、《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等，其中不少内容就属于今天的敦煌学范畴。自从罗振玉《流沙坠简》问世以来，甘肃出土汉晋简牍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大敦煌学的重要内容，黄文弼先生从事敦煌学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即在西北史地及简牍方面。
内容摘要：“敦煌学”一词，一般都认为是陈寅恪于1930年首先提出的，后来发现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使用“敦煌学”的材料。从敦煌学的发展、影响、实际效果和“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来看，说陈寅恪是“敦煌学”的首创者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正视的是，在陈寅恪之前，石滨纯太郎已经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因而有必要探讨敦煌学出现的背景，即当时国际学术的潮流是东方学，而东方学又是在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或占领下逐渐形成的一门学科，具有殖民主义的成分。虽然东方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敦煌学也是在西方殖民背景下提出的，但不能因为提出的背景而否认其科学价值。
关键词：敦煌学；陈寅恪；石I纯太郎；东方学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3-0008-08
Abstract： Regarding the origin of the term“Dunhuang Studies，”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Chen Yinke first proposed the term in 1930， though it was later found that Japanese scholar Ishihama Juntaro used“Dunhuang Studies”manuscripts as references in 1925. From relevant historical recordings， we can find that Chen Yinke neither saw Ishihama Juntaro’s speech on“Dunhuang Studies”nor knew that the Japanese scholar had begun to use“Dunhuang Studies”at that time or even la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influence， actual effect， and terminological process of the word“Dunhuang Studies，”there is no doubt that Chen Yinke is the pioneer of Dunhuang Studies. W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however， is that the term“Dunhuang Studies”had already been used before either Chen Yinke or Ishihama Juntaro， a fact which necessitates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background of “Dunhuang Studies.”The author emphasizes that Orientalism was a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a formed at a time when the East was under Western occupation and thus shows clear colonialist elements. Although Orientalism is the product of colonialism，“Dunhuang Studies”naturally belonging to this context as well， the scientific value of the discipline cannot be denied simply because of its background.
Key words： Dunhuang Studies； Chen Yinke； Ishihama Juntaro； Orientalism
关于“敦煌学”一词出现的时间和最早的使用者，一般都认为是陈寅恪先生于1930年首先提出的。后来发现了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使用“敦煌学”一词的材料，从而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争论。陈寅恪与石滨纯太郎提出或使用“敦煌学”一词的年代、背景相近，因此，笔者将敦煌学的产生置于当时国际学术的新潮流――东方学的背景下进行探讨，希望从另一个视角提供一点借鉴。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
一说到敦煌学，大家自然就想到了陈寅恪先生，因为一般都认为是陈寅恪先生于1930年第一次提出了“敦煌学”一词。
日本敦煌学家池田温先生在《敦煌学与日本人》一文中曾说：由陈寅恪开始有意识地使用“敦煌学”一词“并在学界确定下来的说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其数年前，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1925年8月）时，已经使用过若干回‘敦煌学’这个词，如此看来，‘敦煌学’一词在19世纪20年代已经在部分地区开始使用了”{1}。
池田温所说石滨纯太郎提出“敦煌学”的说法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最早关注者应该是方广先生，因为发表《敦煌学与日本人》陈汉玉译文的《国际汉学》第1辑上也有方广先生的论文《〈浮屠经〉考》。他在《日本对敦煌佛教文献之研究（1909―1954）》一文中写道：“1925年8月，石滨纯太郎在大阪怀德堂举行夏期讲演时，首次提出‘敦煌学’这个名词，标志着早在二十年代中期日本学术界已经对敦煌学这门学科产生了理论的自觉。”{2}但真正让我国学者关注此事的则是王冀青教授的研究，他在《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1]一文中，详细介绍了石滨纯太郎提出“敦煌学”的背景及时间、内容、出处等。1924年7月至1925年2月，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赴欧洲调查敦煌及中亚出土的古代文献时，石滨纯太郎也一同前往。1925年8月，石滨纯太郎在一年一度的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中，以《关于敦煌石室遗书》为题，作了4个晚上的演讲，每次一个半小时。随后石滨又对其讲演稿略作增订，并以《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为名于1925年12月印刷出版。
就是在1925年8月的演讲及随后的成书中，石滨纯太郎多次提到了“敦煌学”一词，如：
对于那些想窥探一下中国学或想稍稍学点东洋学的人来说，如果不谈敦煌学这个已成为世界性的学问，那恐怕也是不行的。[1]114
伯希和是法兰西学院的西域学教授，主讲敦煌学……由于法国的敦煌学研究繁荣昌盛……这一类的学者在世界各国都是无与伦比的。[1]115
可以说，英国的敦煌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各国学者的笔写出来的。[1]115
罗叔言先生曾陆续刊行了题为《鸣沙石室佚书》……中国、日本的敦煌学在极大的程度上都依赖于这些影印本……还有一部题为《石室秘宝》的影印本，这是中国敦煌学的第一号影印出版物，最值得o念了。[1]115
关于敦煌学的定义：“敦煌学的内容应该包括因中亚探险而产生出来的全部资料。”[1]117
实际上，我国（日本）在敦煌学上的研究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为了能促使它更加繁荣，我希望今后即便少做些原物搜集的工作，也要将研究放在第一位[1]116。
从以上所述“敦煌学”一词的内容及含义看，它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并且为大家所承认的词语，所以石滨纯太郎才能熟练地使用。从语言的发生发展看，“敦煌学”一词的出现应该早于1925年，此前，在日本学术界，已经有了“敦煌派”“敦煌家”“敦煌党”“敦煌屋”等词汇，“敦煌学”应该就是在这些词汇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产生的时间应该在日本大正年间（1912―1925）[1]118。
陈寅恪先生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是敦煌学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它最初刊载于1930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在这篇序文中，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作序说：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经典，涵括至广，散佚至众，迄无详备之目录，不易检校其内容，学者有所致力，而凭借末由也。
该目录“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
当陈寅恪在此序文中提到“敦煌学”一词时，“显然都是将‘敦煌学’作为一个现成的词汇熟练地使用着，因此文中并没有一般创造新名词时经常出现的那种释义、界定的程序”[1]112。因此，王冀青“认为，陈寅恪写序时很有可能使用了现成的‘敦煌学’一词，那是因为‘敦煌学’一词当时确实已经存在于日本，而作为敦煌学家的陈寅恪应该知道这一点”[1]112。陈寅恪在此前曾读过石滨纯太郎关于佛经的有关考证文章{1}，但在写此序时还不知道日本已有“敦煌学”之说，否则陈寅恪不会说是自己首创。
另外，据王冀青介绍：石滨纯太郎的演讲时间是1925年8月，同年12月将其增订为《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印刷出版，这是一本只有96页的小册子，而且属于“非卖品”，印数很少，很难看到原本。日本敦煌学家神田喜一郎与石滨纯太郎“交往已有半个世纪，情同手足”[2]，他于昭和二十七年（1952）11月16日在龙谷大学演讲《敦煌学五十年》时说：
石滨教授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大家，他归国后于大正十四年夏天在大阪怀德堂的夏季讲座上，以《敦煌石室的遗书》为题进行了三次演讲；演讲笔记整理成一小册单行本出版，后来再次整理润色后收入教授的《东洋学之话》中，成为学习敦煌学的必读书物。[2]22-23
神田喜一郎（1897―1984）是老一代的日本敦煌学家，从他的记述可知，他是见过或知道石滨纯太郎《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的小册子印刷本的，但未提及石滨与“敦煌学”一词的关系。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先生在材料搜集中可以说是“竭泽而渔”，但他在写《敦煌学与日本人》时，所使用的材料也不是1925年的自印本，而是1943年的《话说东洋学》。王冀青教授是1991年在日本东洋文库的书库中找到这本小册子的，其中有很大的偶然性。后来，石滨又将其做了修订，收入他的论文集《话说东洋学》中，于1943年4月30日由大阪创元社出版[2]113，130[3]。遗憾的是，石滨氏的《话说东洋学》自1943年出版后未能再版发行，也没有像其他学者一样编纂全集，如果不是池田温先生于1989年在《敦煌学与日本人》中提及，几乎被世人遗忘了[4]。由此可知，在1943年前要看到石滨纯太郎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并非容易。而1943年《话说东洋学》出版时，正是中日战争时期，中国学者要看到该书也是困难的。
1968年石滨纯太郎去世后，神田喜一郎在《追悼石滨纯太郎博士》中也说：
博士并没有公开发表著述及论文。他的研究只在极少数专家之间公开，一般人根本无法了解其价值，这一点倒是令人遗憾。也正因为如此，博士本人在世间没有什么名气。[2]124
从陈寅恪先生来说，虽然与日本学术界有联系，如1927年5月王国维去世后，日本学者石滨纯太O、苏联西夏学家聂历山等就于同年7月在日本发起组织“静安学社”，并筹刊《东洋学丛编》以资纪念。“据说是聂历山提议为了纪念王国维而将学会的名称定为静安”{1}。其《东洋学丛编》第1辑上即载有陈寅恪先生的《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5]。1928年，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谈到“拟购日本书数种”，即藤田元春《尺度综考》、滨田青陵《支那古明器泥象图说》、松冈静树《日本古俗志》和《日本言语学》、伊波普东《琉球古今记》，并特别注明“以上书发行所为东京神田区骏河台”[6]。1929年5月，杨树达宴请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博士时，陈寅恪也作陪{2}。
陈寅恪于1925年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后，于年底从德国启程回国。因父亲生病，1926年1月从上海上岸后直接赴杭州侍奉，1926年7月才到清华任职，到清华还不到一年，即遇王国维沉湖自杀（1927年6月）。1928年6月梁启超又因病辞去研究院一切职务回天津养病，1929年1月梁启超在北京逝世。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当王国维、梁启超“两先生相继逝世，赵元任先生常去外地调查方言。研究院事务遂集于陈先生一身√★√。故研究院末期，所有指导研究生，指挥助教办事，联系离校同学或函复其请教诸问题。事无巨细，悉由陈先生处理”[5]72{3}。此时，陈先生还与唐晓莹于1928年秋7月17日在上海结婚，1929年4月16日（新历5月24日）长女流求在北京出生[5]70，72。此外，还有清华易校长的风波等，陈寅恪可能实在没有机会看到石滨纯太郎有关“敦煌学”的讲演稿。
因为陈寅恪是在国内第一次提到“敦煌学”一词，而且当时乃至后来都不知道日本学者早已提出了“敦煌学”，否则陈寅恪也就不会在十多年后还说是自己首创。
1944年1月21日陈寅恪在《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中说：
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以为一时代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凡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近日向觉明先生撰唐代俗讲考，足证鄙说之非妄……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故欢喜赞叹，略缀数语，以告观者。[7]
对于中国学者陈寅恪还是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首先提出“敦煌学”，荣新江先生在解读陈寅恪先生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针对“敦煌学”一词的首创问题提出了明确的看法：
我相信寅恪先生没有看过石滨纯太郎的小册子，所以他才会说这是自己的首创。而且，石滨氏的那个小册子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流传，寅恪先生关于“敦煌学”的文字刊登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这样几乎所有文史研究者都可以看到的杂志上，《敦煌劫余录》这部工具书也是敦煌学、佛学等许多学科的学者必须参考的工具书，因此，从实际效果来看，寅恪先生是“敦煌学”的首创人。[8]
秦桦林在《“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一文中也否认了王冀青所说陈寅恪可能受到石滨纯太郎的启发，是“第一个将‘敦煌学'一词从日本引入中国的学者”。认为“陈寅恪1930年时的确是独立提出敦煌学一词的，与石滨纯太郎毫不相涉”[4]131。
二
从敦煌学的发展、影响、实际效果和“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说陈寅恪先生是“敦煌学”一词的首创者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还需要正视的是，毕竟在陈寅恪先生之前，石滨纯太郎已经于1925年使用了“敦煌学”这个词，我们就有必要探讨“敦煌学”出现的背景。
陈寅恪和石滨纯太郎所生活的时代，国际学术的潮流是东方学，而东方学又是在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或占领下逐渐形成的一门学科。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论述的那样，它是指西方“帝国主义”者在文字表述中用他们的眼光加诸欧洲人眼中被侵略和被殖民地区之东方。“东方学在殖民统治之前就为其进行了合理论证，而不是在殖民统治之后”。当然这种论证“离不开无数的航海探险与地理发现；离不开贸易和战争”。更离不开18世纪中叶开始的东西关系的重要特征，即“在东方与欧洲的关系中，欧洲总是处于强力地位，更不必说优势地位”[9]。
东方学正是伴随着欧洲的殖民侵略进程而发展，“东方学在研究体制和内容上获得巨大进展的时期正好与欧洲急遽扩张的时期相吻合……两个最大的殖民帝国是英国和法国”[9]51。“东方学是一通用的术语，用以描述西方向东方一步一步的入侵；东方学是一个学科，通过这一学科，作为学术、发现和实践话题的东方过去曾经被（现在仍然被）西方系统地进逼……东方学一词在这两种意义上的使用，使欧洲得以安全地、实实在在地向东方挺进”[9]94。如“近东与欧洲关系的主调由拿破仑1798年对埃及的入侵所奠定”[9]52。“他的埃及计划开了欧洲此后与东方的一系列遭遇之先河，在这些遭遇中，东方之专业知识被直接服务于殖民的目的”[9]104。
埃及学的诞生，与拿破仑18世纪末远征埃及有着直接关系。当拿破仑进军埃及时，就带领着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并在开罗成立了埃及研究院。1799年8月，法军在尼罗河支流罗塞达入海口附近修筑防御工事时，掘出了一块有稀奇古怪文字的石碑断片。这块石碑就以发现它的地点被命名为“罗塞达石碑”。其上面就有埃及的象形文字。1822年9月29日，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宣布象形文字释读成功，这一天是公认的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日[10]。
印度学的出现也有相同的背景，由于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印度学在英国发展最早，威廉・琼斯对早期印度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11]。当英国占领印度后，琼斯于1783年到了印度，展开对印度学的研究。1784年1月15日，在琼斯的动议下，学者们在加尔各答召开了会议，宣告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东方学的学术组织――亚洲学会成立。在琼斯创建亚洲学会之后，法、英等国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亚洲学会或东方学会，引发了一股世界范围内东方学研究的热潮。琼斯在印度学上的继承人科尔布鲁克从印度回国后于1823年创建了英皇家亚洲学会。可以说，亚洲学会的建立是东方学兴起的重要标志之一。
由此可知，东方学是在19世纪上半叶西方殖民主义向东方侵略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它没有一定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架构，研究的对象也十分分散而不确定，并根据需要不断在转换研究重点和地域。
伴随着西方“东方学”的兴起，历史比较语言学成为学界的主流。“历史比较语言学、印欧语系的发现，使人豁然开朗，原来人类存在亲缘关系”[12]。它的特点是不仅要掌握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同时还要掌握多种东方的民族语言和死文字，利用各种文字史料对种族氏族、语言文字及名物制度进行比勘和审订。石滨纯太郎就是这样一位学者。神田喜一郎在《追悼石滨纯太郎博士》中说：
大阪这块土地，时时孕育出天才学者，石滨纯太郎博士便是其中之一。这位东洋学者的学识博大精深，在这一点上无人能够与之匹敌。他十分尊重日本的内藤湖南先生和法国的伯希和教授，自己的研究也与这两位学者方向一致。[2]124
神田喜一郎说石滨纯太郎“十分尊重日本的内藤湖南先生和法国的伯希和教授，自己的研究也与这两位学者方向一致”。伯希和懂多种语言文字，是公认的东方学大家。内藤湖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已经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命题。
内藤湖南还多次赴西方和中国考察。周一良先生说他治中国史学的“目光之犀利，资料之运用，则多少亦受西洋学风之影响”[13]{1}。
据周一良先生所述，内藤湖南于明治三十年（1897）入《台湾日报》社，留台湾8个月；三十二年（1899）8月，旅行中国；三十五年（1902）10月，被大阪《朝日新闻》社派遣视察中国北部东三省各地；三十八年（1905）7月，受外务省命调查日俄战后状况，再入东三省。11月，以全权大使小村寿太郎招，赴北京。翌年（1906）1月，返国。脱离新闻社，复以外务省命旅行东三省各地；四十年（1907）7月，偕稻叶岩吉视察朝鲜及东三省；四十三年（1910）7月，与小川琢治、狩野直喜、富冈谦藏、滨田耕作诸氏同被遣来中国，调查敦煌遗书；大正元年（1912）2月，奉命来中国，与富冈谦藏、羽田亨同至奉天采访史料；六年（1917）10月，复被命来中国，与稻叶岩吉、高桥本吉旅行南北部凡两月；七年（1918）9月，又入东三省[13]333-334。由此可知，自1897年到1918年，内藤湖南来中国考察11次。除了第一次考察台湾和两次调查敦煌遗书外，主要是考察东三省，即有强烈的政治和军事目的。
内藤湖南曾多次来中国考察，其史学研究的重点是中国上古史及清初史地，“考其所以致意清初史地之由来，仍不外日人经营我东三省政策之一面，观《满蒙丛书》所收东北史地诸书之解题，强半出先生手，斯可以窥其意向所在。先生于中国史学家最服膺唐之杜君卿（佑）……而探讨我东北史地，不遗余力者，斯又君卿述作之征诸人事，施于有政，以经邦致用为根柢之意欤”[13]333。
由此可知，内藤湖南的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经邦致用”的现实意义，即为日本占领中国服务。其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东方侵略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东方学可谓殊途同归。
敦煌文献发现并流入欧洲后，1910年2月，东京帝国大学的黑板胜美博士结束了两年欧洲留学生活回国，带回了关于西方诸国在中亚探险中所获各种成果的信息，并作了《关于欧洲的支那考古学研究》的演讲。恰在此时，日本大谷光瑞考察团将在新疆考察所得运抵京都。内藤湖南就在1910年8月3日到6日的《朝日新闻》上以《西本愿寺的发掘物》为题进行了报道[2]14-15[14]。从大正元年（1912）开始，矢吹庆辉、狩野直喜、羽田亨等学者分别赴欧洲考察敦煌西域出土文书，随后就有了日本学者有计划、有组织的赴欧访书活动，这就是大正十三年（1924）7月内藤湖南率长子内藤乾吉及大阪外国语学校的石滨纯太郎到英法德意各国考察，翌年2月返国。出发之前，他们还计划在回国途中前往苏联、美国，并携带了聂历山给阿列克谢耶夫写的介绍信，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最后从马赛由海路回到日本{1}。在此期间，他们对欧洲所藏敦煌西域出土文献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日本丝绸之路研究专家长泽和俊认为，石滨随内藤考察欧洲后，成为“关西地区研究西域古文书、敦煌胡语文书的最高权威”{2}。可以说，这次的欧洲之行，使石滨纯太郎眼界大开，对于国际学术界有关敦煌西域出土文物文献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全面的了解[1]112。也正是这次的欧洲考察，才有了石滨纯太郎关于“敦煌学”的演讲。
（石滨）博士在研究中花费精力最大的是蒙古语研究。他很早就开始收集世界各地的相关文献，广泛深入地涉猎蒙古历史、地理、风俗等等。关于蒙古语方面则联系同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满洲语、土耳其语文献，博士的蒙古语研究就是建立在如此坚实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石滨博士还曾经研究过藏语、梵语等，并且曾经一度热衷于解读西夏文字。
在这些研究领域中，西洋学者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所以必须借鉴他们的成果。博士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及俄语，同时密切关注和掌握各国的研究最新动向和成果。而且这些语言都是他自学而成的，其禀赋之高，令人惊叹。[2]124
从神田喜一郎的记述可知，石滨氏除了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这些国际上通行的语言外，还精通蒙古语、满语、土耳其语，研究过藏语、梵语、西夏语，具有进行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最好基础。
石滨纯太郎是日本大阪府人，据日本敦煌学专家高田时雄教授说：他的学术范围很广，“中国本土自不用说，从满蒙到中亚、印度，兴趣范围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并且充分利用自身优越的经济条件，建立了东方学方面书籍的极为丰富的收藏”。他虽然未能到达苏联，但却积极地收集俄文文献，是当时日本最熟悉苏联学术动向的学者。如在1927年发表的文章中就有“（奥登堡考察团发掘的）敦煌千佛洞出土”等字样，同时还了解到了奥登堡第二次考察团获得文献之事，得知俄藏敦煌文献大部分为汉文文献，还有粟特文、梵文、回鹘文、西夏文等残片，还知道阿列克谢耶夫正在撰目录{1}。
石滨纯太郎还在西夏文献研究方面有杰出的成绩。1922年，石滨纯太O作为专科生进入大阪外国语学校刚刚设立的蒙语系，学习两年蒙语。蒙语教师正是从京都大学外出讲课的羽田亨。恰在此时，苏联西夏学专家聂历山来到大阪外国语学校教授俄语。聂历山曾在圣彼得堡大学中国系、日本系学习，1915年由大学委派到日本留学两年，不久后俄国爆发了革命，在其导师阿列克谢耶夫的规劝下决定取消即将面临的归国行程而选择在日本静待时局，但因从俄国的汇款中断，而不得不另寻维持生计之道，而开始在逃亡东京的俄国人经营的公司工作。从1919年开始在小樽高等商业学校担任俄语教师。当聂历山与石滨纯太O在大阪外国语学校相遇后，就在石滨纯太O的推荐下开始染指西夏文研究，并与石滨纯太O共同研究西夏文献。对于石滨纯太O来说，很方便就能得到苏夏文文献，对于聂历山来说，则可以将石滨纯太O的丰富藏书作为参考而加以利用。其结果是，在1927年至1933年期间，他们联名在日本用日语发表了7篇西夏研究的论文{2}。史金波先生指出：在日本真正开始西夏研究并作出重要贡献的是著名学者石滨纯太郎，“他在1920年便提出‘西夏学'一词，发表了《西夏学小记》（读书随笔之二）的文章。此后陆续发表《西夏学小记续》”等论文{3}。聂鸿音先生更明确指出：“1920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支那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率先使用了‘西夏学'这个术语，从而宣告了一个新学科的诞生。”[15]
由此可知，与“敦煌学”相似的“西夏学”一词，也是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率先使用的。由于石滨纯太郎侧重于中国境内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受到了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与内藤湖南的影响，再加上其丰富的语言知识并懂得一些死文字，具有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优势，其首先使用“敦煌学”一词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
陈寅恪先生也是一位语言学天才，据姚从吾、季羡林、刘梦溪等先生的所见所闻和研究可知，陈寅恪先生能够阅读日、英、法、德、俄文，并具有阅读蒙、藏、满、梵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4}。
陈寅恪先生在欧洲留学多年，能够善于把握当时的学术新潮流――东方学，不论是西北史地研究，还是蒙藏绝学探讨，都是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他关于西夏文的解读、“敦煌学”的提出，都是在此背景下的产物[16]。
正是因为“敦煌学”是在“东方学”的背景下提出的，具有殖民主义的成分，因此，老一代学者都怀着复杂的心情。如1963年，内蒙古大学的周清澍先生将其撰写的《元史学》提纲寄韩儒林先生征求意见，韩儒林先生看后在回信中说：“（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在政治上处于半殖民地地位，……在‘东方学’、‘汉学’的空气笼罩中，产生了不少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新名词，如‘敦煌学’、‘元史学’等等。”并充满爱国激情地说：“我是在这个圈子中混过的人，至今回想起来，心中还有余痛。”所以他认为“继续宣扬这类名词值得考虑”{5}。
1985年，周一良先生在《何谓“敦煌学”》一文中说：“远在五十五年之前，陈寅恪先生说过一句话：‘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恐怕‘敦煌学’之称即始于此。”“‘敦煌学’带引号来用，未始不可。另一方面，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研究已经灭亡的古文化（包括语言、文学、历史、艺术等等各个方面），有所谓埃及学、亚述学之类。殖民主义者研究东方国家的古代文化，也喜欢用这种称呼，如印度学、日本学、汉学，似乎把这些国家与历史上的古埃及、亚述等量齐观，这就多少给人以殖民主义的味道了。今天一般英文字典中，早已不见印度学、日本学字样，但还存在汉学一词。只是绝大多数欧美大学的教学科目中，都已用中国文化或细分为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来代替汉学这一笼统而又不科学的名称了。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用固有名词构成的某某学又给人不太愉快的联想，所以最好就让它永远留在引号之中吧”[17]。
以上我们从“东方学”的角度探讨了“敦煌学”一词产生的背景。虽然东方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敦煌学也是在西方殖民背景下提出的，但不能因为提出的背景而否认其科学价值。就像同样在东方学背景下提出的“丝绸之路”或“丝绸学”的研究，与东方学一样，都有其科学价值，不能因为出现的背景而否认其学术性[18]。正如东方学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兴起后，各国学者的研究各有侧重，如法国的萨西主要搞阿拉伯学，雷慕沙专攻汉学，英国的科尔布鲁克专门研究印度学等――东方学开始走向专门化，纯学术的特征进一步加强。而且，从结果和影响上看，东方学在历史上对文化交流是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的。像琼斯东方学这样纯学术的东方学正是反抗“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东方学”和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重要力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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