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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杜甫 白居易 讽喻诗
罗宗强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论及杜甫、白居易二人，分别谓之“写实倾向”[1]71-82与“尚实”[1]169-194的诗歌思想。从二人存世作品看，杜甫关心民生疾苦、心怀君王朝廷的诗作与白居易奉行“兼济之道”（《与元九书》）的讽喻诗，在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上都存在气质上的相近性。宋陈岩肖《庚溪诗话》云：
又观（白乐天）《新制布裘》诗曰“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后诗正与杜子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同。[2]72
此外如同样控诉开边战争，杜有《兵车行》，白有《新丰折臂翁》；同样反映富者豪奢、贫者冻馁，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白有《轻肥》。两人写实的诗歌，在题材上皆多以时事入诗，与时代背景联系紧密，在艺术价值外别有史学意义。
然而在写实主义文学思想中，白居易作为杜甫的后继者，却未能完成对杜诗的超越。对此，古人既有公论，如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云：“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 [2]150①可谓一证。在后人眼中，白居易标举“讽喻”的诗歌在总体艺术成就上难望杜诗项背，其原因何在？本文试分析二人作品面貌之异，探其缘由。
一、“因情生文”与“为文造情”
袁行霈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②谓杜诗：“大量使用叙述手法，以五、七言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把叙事手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则是杜甫的创造。”[3]234而杜甫叙事诗之“诗史”性质，更为论家称道。杜甫乃集中着力于创作的诗人，其本人对“写实”主张的直接论述于文献中罕见，但观其《羌村》、《北征》、“三吏”、“三别”等流传千古的诗作，那种志在忧国、行在恤民，以饱含浓烈情感之笔触记录真实历史场景的写实主义创作手法，当属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居易之于写实，则明确提出“讽喻诗”的主张并付诸创作实践。早年的《策林・采诗》便提出“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新乐府序》则明确诗歌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为此，他写作《秦中吟》、《新乐府》等一系列“干预现实”，甚至“干预政治”的诗作。“袁本文学史”谓之“是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指明其对杜甫写实主义文学思想的继承。
然而，杜诗与白诗却存在一个本质的区别：写作出发点不同。这一点“袁本文学史”已有论述：
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喻之意，却并非以讽喻为出发点。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的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3]285
老杜作诗，是真正的“因情生文”，而白居易则带有“为文造情”色彩。故而在情感的感染力方面，白居易的讽喻诗终难比肩于杜甫的写实主义创作。以同表现兵役苦民的《兵车行》于《新丰折臂翁》为例，杜诗塑造的艺术形象，是诗人亲见的普通百姓，不具备任何独异特质或传奇色彩；而白诗中为逃兵役而“偷将大石捶折臂”的折臂翁，则带有一定的传奇性。杜甫写作《兵车行》，是真正的“即事名篇”，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则明显带有为表现主旨刻意选材、有意修饰的痕迹。白诗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虽更具震撼力，但相比杜诗从普通大众身上发掘出浸人骨血的悲剧意绪，其动人力量毕竟略逊一筹。
二、“惊人方休”与“务求浅切”
在运字造语方面，老杜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境界，杜甫亦自谓其作诗“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之七）“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长吟》）杜诗一字传神、善用叠字、对仗精工、句法错综等艺术特色已为人熟知，罗宗强谓杜甫“是第一个明确追求用字准确、以人工雕琢为美的诗人”，[1]84谓杜诗“有时几乎到了一字之下，他人难以更改的地步”。[1]86而白居易在诗歌语言方面则务求“浅切”，北宋僧人惠洪《冷斋夜话》云：
白乐天每作诗，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2]162
是说虽系小说家言，但能够从一个侧面证明白诗语言上的浅俗易懂。白居易做讽喻诗多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将诗歌作为奏章，诗歌语言必然排斥含混与朦胧，务求说尽说透，不留余韵，甚至不惜以减损诗歌艺术效果为代价。因此，后人阅读杜诗与白诗时，其艺术体验自然产生了高下之别。对此，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之论述可谓最为精要：
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2]71
……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2]71
……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2]72
其实，造成杜诗“惊人”与白诗“浅俗”之别的主要原因并非“人才高下”，而是二人不同的艺术追求。
中国古代诗词发展史中，崇雅弃俗历来是主流追求。至宋代，杜甫被江西诗派奉为“祖师”，而江西诗风又波及后世，直至清末“同光体”，是以杜诗的艺术特色便成为大多数后代文人在创作与批评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标准。而在艺术追求上与杜甫几乎背道而驰的白居易，自然难以长久地成为文人学做诗歌时的师法对象，在品评批点中被视为二流亦属理所当然。
三、“未尝忘君”与“游心释道”
写实主义在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一向与政治教化等实用功利内容联系紧密，即《毛诗大序》所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是也。
杜甫一生仕途坎坷，长期见抑下僚，“安史之乱”爆发后甚至一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尽管遭遇不幸，但杜甫始终心怀君上、心系朝廷。即使身陷战乱、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杜甫依然写作了《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等文章为朝廷献策，听闻官军胜利，他可以“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至晚年寄居蜀地，杜甫生活虽贫困，但相对于此前毕竟算得上安定，然而一接到朝廷“郎官”的委任，竟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毅然离蜀赴任，最终客死途中。③可见，杜甫一生践行“忠君”思想，渴望报效朝廷，宋代苏轼谓之“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叙一首》）[5]98实非过誉。由是，杜甫被后世文人视作忠君爱民的楷模，甚至被奉为“圣人”，因而透露着杜甫忠君爱国思想的杜诗，在“君臣父子”的儒家伦理统治的中国古代社会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而鲜有非议。
白居易则不然，其思想倾向随着人生际遇的出处穷达浮动于儒家与释道之间，知遇于君主则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去追求“治平”理想，仕途遭遇挫折则以释道思想自适。白居易早年登科，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二十七，举进士”，又云“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2]2白氏自己亦有句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2]21④在“五十少进士”的唐代可谓少年得志。其后得唐宪宗知遇，“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其拳拳之心，几与杜甫无二。然而在贬官江州之后，白居易却没能像杜甫一样坚持效犬马于朝廷，而是转以释道思想作为政治失意的心理代偿，自谓“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唐穆宗继位后白居易虽应诏回朝，却最终因穆宗不纳谏而自请外放，从此远离政治中心，“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坛经》说佛心”，（《味道》）游心释道，寄怀佛老。因此，在后世人眼中，白居易虽然仍不失为“仁人君子”，（宋苏轼《题海图屏风》）[2]39但终究无法在儒家伦理的道德天平上与杜甫等量齐观。此外，在有关白居易生平的轶闻中，有大量“风月事”，唐人孟《本事诗》即载其“樊素”、“小蛮”[2]14事，此外其他诗话、词话著作中涉及歌舞伎、香艳诗的记载亦不少，这些虽为后人乐道，却无疑减损了其“正人君子”形象，在与杜甫的道德对比中，可谓又败一城。因此，从诗作总体上看，白诗除了“志在兼济”的讽喻诗，尚有大量体现释道思想的闲适诗及关涉“风月”的艳情诗存在。相比较而言，“未尝忘君”的杜诗在思想上则较为纯粹。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有“知人论世”的传统，在后人眼中，白居易的道德形象难与杜甫齐平，其诗歌自然亦有高下之别。
总之，在后人的品评中，白居易的写实诗作之所以无法比肩杜甫，首先在于白诗以“主题先行”的方式写作，在感染力上不及“因情生文”的杜诗；其次，白居易追求一种“老妪能解”的“浅切”，与杜诗“造语精工”的诗美标准统治的后世诗坛背道而驰；再次，总体上的白诗在所表现的思想方面呈现出儒、释、道杂陈的特点，后人视其道德人格魅力较之“一饭未尝忘君”的杜甫固等而下之，在“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语境中，其诗歌创作自然也是等而次之的。
注释
① 《白居易资料汇编》所载为宋魏庆之《诗人玉屑》转引。
② 以下简称“袁本文学史”。
③ 陈尚君。杜甫为郎离蜀考[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01）.
④ 引自王定保《摭言》，此诗句无全篇，仅此一联。
参考文献
[1]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 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 陈尚君。杜甫为郎离蜀考[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1）.
关键词：唐代文学；白居易研究；水利建设；动因机缘
中图分类号：TV21209；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6）02012407
白居易是我国古代大诗人中值得尊敬的水利专家，在风雨飘摇的中晚唐，他立志治水，“为唐水官伯”[1]卷8：429，成功做了三个水利工程，一是治理杭州西湖，二是疏通苏州山塘河，三是开得龙门八节滩。他的治水事迹及在当时的影响，笔者曾在《论白居易与水利建设》[2]159一文中进行过详细论述。本文拟从天道无常、守土有责、得道多助及心怀仁爱等方面，进一步对白居易治水的动因及机缘作考察分析，以此窥探这位诗名大于政声的前贤“唯人瘼是求”、忧念民生的心路历程与抱负。
一、天道无常，安民救灾需治水
有学者曾根据《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等史籍，对唐代水旱灾情进行过统计：唐季289年，约有138年发生过程度不同的水灾，占总年份的48%；有114年发生过旱灾，占总年份的39%[3]。白居易所生活的年代又是怎样的情形呢？乐天10岁前一直生活在河南新郑。11岁开始颠沛流离，曾随父游宦徐州、衢州、襄阳；还因两河用兵，逃难越中；旅居到达苏州、杭州、浮梁、宣州；曾寄家符离，后移家洛阳；应试到长安，29岁考中进士。从建中三年（782年）到贞元十五年（799年），共计18年时间，乐天当时年轻，功名未就，活在民间，未染庙堂气息，对民间疾苦体会较深。比照各类史料可发现，在他青年时期的这18年间，除建中四年（783年）、贞元五年（789年）、贞元九年（793年）无事外，其他15个年份非涝即旱。当然，这期间除旱涝无常外，还时遇蝗灾，且兵祸不断，闹饥荒就不可免。
先看白居易兴元贞元之遭际。陈寅恪曾讲道：“考贞元元年乐天年十四，时在江南，求其所以骨肉离散之故，殆由于朱之乱。而兴元贞元之饥馑，则又家园残废之因。”[4]先生的推测与史实大体吻合。建中三年（782年），乐天为避两河兵乱，离开新郑到其父白季庚徐州官舍。次年十月，泾原兵变，天下大乱，再下一年即兴元元年（784年），人祸未了，天灾继起，饥荒来临，“秋，关辅大蝗，田稼食尽”[5]卷37：1365，“冬，大旱”[6]卷35：917，灾情波及宋亳、淄青、泽潞、河东等八节度，“蒸民饥馑”[5]卷12：347，徐州紧邻宋亳，自然在劫难逃。贞元元年（785年），灾情依旧严重，“夏，蝗尤甚”，“饿馑枕道”，“（京师）衣冠之家，多有殍者。旱甚，灞水将竭，井皆无水”[5]卷37：1365，加上白季庚此年有秩满移官之虞，乐天被迫逃离徐州，到南方投靠于潜、乌江的亲友（白氏有诗云“江南与江北，各有平生亲”）。“兴元贞元之饥馑”一直持续三年时间，到贞元二年（786年）五月才让天下人看到了活命的希望。眼看有新麦可食，谁知道又现波折，“是时民久饥困，食新麦过多，死者甚众”[5]卷12：353。
再来研究白氏贞元六年（790年）遭遇的又一场灾难。贞元四年（788年）白季庚从徐州别驾迁官大理少卿兼衢州别驾，乐天从亲友家移居官舍，暂时有了坚实依靠。但是好景不长，到贞元六年（790年），一是白季庚又面临秩满离职，二是此年春夏再遇天旱，史料称“春，关辅大旱，无麦苗”[6]卷35：917，“（夏）淮南、浙东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5]卷13：369，南方灾情更为严重，旱灾瘟疫，两害相加，死者甚众。衢州处浙东道，恰在重灾区，生死事大，乐天被迫向北逃回徐州符离。七年前自北而南，七年后从南到北，千里迢迢的逃命生涯，真是难为了少年白居易。更可怕的是，这样的苦日子根本不知道何时才到尽头！
接下来说白氏贞元十三年（797年）至十五年（799年）的遭际。贞元七年（791年）白季庚除襄州别驾。贞元八年（792年）秋，江淮、荆、襄、徐、郑等40余州发大水，九月乐天小弟金刚奴染疾夭折，草草安葬小弟后，他伴母亲从符离逃难到襄阳，从灾区到灾区，沿途所见皆为水毁之惨状《旧唐书》卷37，《志第十七・五行》第1359页记载：“八年秋，大雨，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馀州大水，漂溺死者二万馀人。时幽州七月大雨，平地水深二丈；|、涿、蓟、檀、平五州，平地水深一丈五尺。又徐州奏：自五月二十五日雨，至七月八日方止，平地水深一丈二尺，郭邑庐里屋宇田稼皆尽，百姓皆登丘V山原以避之。”《新唐书》卷36，《志第二十六・五行三》第932页记载：“八年秋，自江淮及荆、襄、陈、宋至于河朔州四十余，大水，害稼，溺死二万余人，漂没城郭庐舍，幽州平地水深二丈，徐、郑、涿、蓟、檀、平等州，皆深丈余。八年六月，淮水溢，平地七尺，没泗州城。” 。贞元十年（794年）五月，白季庚襄阳任上撒手西归，留下寡母孤儿无依无靠。乐天无力运走父亲灵柩，只得就地暂时安葬，随后护送家人回符离，途中有诗云“家贫忧后事，日短念前程”。白家老少死无所葬，活人生活处境更是雪后加霜。白氏兄弟在贫苦中按礼持丧三年。贞元十三年（797年）又遇旱情，“夏四月壬戌，上（指德宗）幸兴庆宫龙堂祈雨”[5]卷13：385。贞元十四年（798年）旱情加重，民不聊生，朝廷接连开仓放粮，以救饥荒，“（六月）出太仓粟赈贷”，“（十月）出太仓粟三十万石，开场g以惠民”，“（十二月）出东都含嘉仓粟七万石，开场g以惠河南饥民”[5]卷13：388389。贞元十五年（799年）春再旱，民间饥荒依旧，朝廷被逼无奈，除放粮外也减省开支，与民共渡难关。史料称，此年二月朝廷先后“罢中和节宴会”、“罢三月群臣宴赏”，并“出太仓粟十八万石，g于京畿诸县”[5]卷13：389390。
白家为度，采取自救措施。先有长兄白幼文约于贞元十四年（798年）春赴任饶州浮梁主薄，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乐天随后出门找出路。他带家人到洛阳投靠亲友，然后独自南行浮梁投奔长兄，在宣州参加秋试。贞元十五年（799年）春因旱情饥荒未了，他又从浮梁负米返洛阳。其间的苦痛与辛酸有诗文可证，如散文《伤远行赋》云“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禄以归养，命予负米而还乡”，诗作一《将之饶州江浦夜泊》云“苦乏衣食资，远为江海游”，诗作二《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弟妹》又云：“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以上所叙三次跨年大旱饥荒，皆使乐天心有余悸。到元和年初（805年），他对早年的苦难依旧记忆犹新，有诗云：“忆昨旅游初，迨今十五春。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这从心理学来看，无疑会让他对民众民生深怀同情。长庆二年（822年）七月白居易除杭州刺史，闰十月穆宗有诏书云“江淮诸州旱损颇多”[5]卷16：500；三年、四年江淮相继再旱，《新唐书》云，“（三年三月）淮南、浙东西、江西、宣歙旱”[6]卷8：226，乐天作文自云“去秋愆阳，今夏少雨，实忧灾l，重困杭人”[1]卷40：2671，“余在郡三年，仍岁逢旱”[1]卷68：3669。史料对长庆二年（822年）杭州所在区域的饥荒也有记载，“长庆二年，江淮饥”[6]卷35：899，“（十二月）淮南奏和州饥，乌江百姓杀县令以取官米”[5]卷16：501，说明当时江淮旱荒非同一般。白居易可谓临危受命，身负重托，为缓解旱情，他曾为求雨“历祷四方”[1]卷40：2673。宝历元年（825）三月，白居易除苏州刺史，秋遇旱灾，史料称“秋，荆南、淮南、浙西、江西、湖南及宣、襄、鄂等州旱”[6]卷35：917，苏州恰在浙西；乐天有诗云，“为郡已周岁，半岁罹旱饥”。诗史互证，灾情确实不假。他眼见百姓深陷苦难，自己早年的遭际又在民间重演，岂能坐视不理。
由此可见，白居易苏杭治水动机即在抗旱救灾安民上。长庆四年（824年）五月，他离任杭州时曾有诗云：“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诗后自注“今春增筑钱塘湖堤，贮水以防天旱。”[1]卷23：1564
二、守土江淮，随势兴水勇担当
在中国古代水利史上，唐代继秦汉之后再掀水利热潮。唐代水利建设情况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系统研究。屈弓先生在冀朝鼎、邹逸麟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得出的水工程统计结果为407项[7]，这样的水利建设规模确实前所未有。单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例，根据冀朝鼎所制《中国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的统计表》[8]可知，该地区春秋至隋共建水利工程64项，另有学者统计出该地区唐代共建水利工程104项[9]，也就是说，唐季近三百年之所为已远超此前的千年积累。
白居易处中晚唐时期，长庆、宝历年间先后除苏杭刺史，这个时期唐代南方水利发展较快。唐代水利发展情况，一般认为以安史之乱爆发为界，前期业已形成一个高潮，发展重点主要在关中，其次是河南、河北和河东道及西北边区；天宝之后，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发，加上气候变迁等，迫使唐王朝经济依托南移，水利关乎国运，加快发展成为必须。先来看淮南道，按《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该道共有12州53县，经逐项统计，唐代共建水利工程15项，中唐前4项，中唐后11项（需要注意的是，同一工程在不同时期重建或重浚，需要分别作计，这是学界通用算法）。中唐后属长庆年间兴建的有5项，主要集中在楚州淮阴郡境内，史料称“（宝应）西南四十里有徐州泾、青州泾，西南五十里有大府泾，长庆中兴白水塘屯田，发青、徐、扬州之民以凿之，大府即扬州；北四里有竹子泾，亦长庆中开”，“（淮阴）南九十五里有棠梨泾，长庆二年开”[6]卷41：1052。江南道（51州247县）也值得一说，按同样的方法统计，唐代共建水利工程76项，中唐前27项，中唐后49项。其中，杭州12项（前6后6）、越州11项（前4后7）、泉州10项（前7后3）、湖州6项（前2后4）；此外，中唐前为零，中唐后有积极作为的分别是江州（4项）、饶州（4项）、歙州（3项）、洪州（3项）、宣州（3项）、福州（3项）、常州（2项）和苏州（2项）等。综合两道的情况看，唐代在江淮大地共建水利工程91项。其中，中唐前31项，中唐后60项。我们还可把关注范围缩小，定焦于浙西地区。浙江西道乾元元年（758年）初置，领升、润、宣、歙、饶、江、苏、常、杭、湖10州，此后宣、歙、饶、升、江等时而罢领、时而复领，这里为方便统计，以初置范围为准。唐代该地区共建水利工程42项。其中，中唐前13项，中唐后29项，是前期的2.23倍。由此可见，中唐以后，南方尤其是江淮水利，发展势头强劲，速度大超前期。
白居易任官的苏杭皆在浙西，又处运河沿线，是江淮的核心区域，其战略意义非同小可。“天宝已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10]卷63：677，“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10]卷555：5612，“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6]卷165：5076，“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带六州，天下之盛府也。国之虚盈，于是乎在”[10]卷534：5422。乐天任官两地时，深知重任在肩，“江南列郡，余杭为大”[1]卷55：3194，“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1]卷68：3672，他必须考虑水利建设以夯实发展基础，因为苏杭的赋税直接关系到朝廷的用度。
由此可见，白居易苏杭治水，乃随势而为、借势发力，大的形势需要他有所担当。
三、得道多助，禹功蓝图成现实
唐代距今一千余年，限于当时生产力低下，兴水困难尤多。就人力组织而言，征发民夫群体劳作，动辄成千上万人。以大和七年（833年）河阳修防口堰为例，役工达四万之多[5]卷17下：550。水利建设对治水者的要求也甚高：一要有志治水，不避艰辛；二需熟谙水情，知晓地质；三需有较强的统筹调度、指挥协调能力。当然，最关键的是要得到朝廷支持。唐代水利建设不论水部还是地方官员，都不能想当然大兴土木。其管理机制概括来讲为“中央总举，地方自营”[11]，一般须先奏请朝廷知悉，再由朝廷派人检覆，确认无误以后才会诏许动工。西湖工程是白氏亲自策划指挥完成的头个水利项目，在当时及后世都颇有影响，以下重点围绕它展开论述，探究白居易的兴水事宜在规划运筹与实施环节都受了哪些人的启发与帮助，并最终推动他的德政工程成为现实。
第一，研究认为乐天杭州兴水念头的产生，最主要受了挚友张籍的启发和指点，张籍随后全程关注西湖工程到完工。贞元十五年（799年）张籍登第，次年乐天登第，知贡举者皆为高郢。“登第早年同座主，题诗今日异州人”[12]，即表明二人师属同门。长庆二年（822年）春，张籍除水部员外郎，白居易撰写制书，并专门赋诗表示祝贺，“今日闻君除水部，喜于身得省郎时”。不久江淮闹饥荒，灾情严重，白居易于七月身负重任，翻秦岭走蓝田武关驿道赴任杭州，八月初过河南内乡县，与巡视水利与漕运[13]回长安的张籍相遇。乐天喜而赋诗云：“旅思正茫茫，相逢此道傍。晓岚林叶暗，秋露草花香。白发江城守，青衫水部郎。客亭同宿处，忽似夜归乡。”这同宿客栈的经历实在大有文章，一位是钦差水务大臣，一位是赴旱荒的刺史，水利必是当晚的重要话题。两人分手后，乐天继续南下，对兴水治水可谓踌躇满志，这与他初罢官及刚出长安部分诗篇所载的心态迥异，《初罢中书舍人》云《·》“命薄元知济事难”，《初出城留别》云“我生本无乡”，《商山路有感》云“此生都是梦”。他在汉江边登舟改走水路时，还特地赋诗寄两省给舍云，“尚想到郡日，且称守土臣。犹须副忧寄，恤隐安疲民”。两省即门下省和中书省，此时寄诗其间友朋，已不单是抒发闲情，而是提前告白，希望守土杭州大家务必要给力。
白居易登舟汉江，并没有随水直达鄂州，而是过郢州改走漕运道，至江陵进入长江水路。过洞庭湖口时，乐天激情澎拜，豪情万丈赋诗一首，题为《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立下了他此去杭州治水安民的宣言：“水流天地内，如身有血脉。滞则为疽疣，治之在针石。安得禹复生，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剑，重来亲指画。疏河似剪纸，决壅同裂帛。渗作膏腴田，踏平鱼鳖宅。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坐添百万户，书我司徒籍。”王拾遗1983年5月版《白居易传》认为此诗系元和十五年（820年）乐天从忠州返长安时所作[14]，其1957年3月版《白居易》则认为此诗系长庆二年（822年）乐天赴任杭州途中所作[15]。先生早年之说倒是对的，晚年之修正却忽略了唐时荆襄水运线路，而且也不合理，乐天歌诗合为事而作，元和十五年（820年）他断不会无端说水利。
乐天到任杭州后，与张籍联系不断，且多有诗作往还。长庆四年（824年）夏张籍罢水部员外郎，乐天五月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由此还可以推知：白氏西湖水利，张籍自始至终给予了关照。
第二，研究认为李渤在江州修筑甘棠湖一事，给了乐天杭州兴水以规划运筹方面的启示和见习机会；此外，或许李渤与张籍一样，皆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在白氏西湖水利的朝廷审批环节提供了帮助。从第一层意义上讲，江州真是乐天的福地，元和年间被贬官，江州接纳了他；如今去杭州治水，江州甘棠湖启发了他。事情是这样的：乐天在洞庭湖口立下治水宣言后，继续放舟东下到达江州，受到好友李渤刺史热情接待。由于是故地重游，乐天特意在江州多盘桓数日，并登庐山看了昔日自己所建的草堂。在江州期间，乐天与李渤多次会面。两位刺史在水利建设上有许多共同话语，因为李渤当时正运筹兴水，史料云“（浔阳）南有甘棠湖，长庆二年刺史李渤筑”[6]卷41：1068，李翱《江州南湖堤铭（并序）》记录此事更详实，工程地点、起止时间、规模大小、工程效应都一一指明，“长庆二年十二月，江州剌史李君F之截南陂，筑堤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广若干尺，以通四乡之路，畜水为湖，人得其赢。正月既毕事”[10]卷637：6427。乐天的江州故地游，恰在甘棠湖开工前，李渤定是把规划运筹方面的一切都倾囊相授了。
至于白氏西湖水利的朝议审批，李渤可能也曾给力相助。李渤完成甘棠湖工程后，次年（即长庆三年）（823年）春即被召回京师，任职理Q使谏议大夫，长庆四年（824年）七月他依旧在任[16]卷55：957。理Q使专门负责处理各种请事投状文书，Q置庙堂者有曰“青Q”的，其间所投文书专门用以“告朕（指皇上）以养人及劝农之事”[16]卷55：956。白氏西湖水利文书若走该路径上达天听，李渤必然相助。
第三，研究认为白居易任职苏杭时，他的水利事务在运筹与实施环节，还得到了上司李德裕的大力相助。因为牛李党争，乐天与文饶的关系渐渐疏远，但他们也绝非死对头。他与牛僧孺、李宗闵关系甚洽，而他的挚友刘禹锡、元稹皆与李德裕相交颇深。乐天任职苏杭时，李德裕均在浙西观察使任上。“观察使以丰稔为上考”[6]卷49下：1310，乐天兴水安民救饥荒与文饶的政绩密切相关，按常理文饶不会阻碍他开展政务。乐天在苏杭两地，与文饶各唱和一次，杭州诗为《奉和李大夫题新诗二首各六韵》，苏州诗为《小童薛阳陶吹v篥歌 和浙西李大夫作》。这是乐天诗集仅存的两首对文饶唱和的诗，恰能证明此期间二人皆能放下恩怨一心向公，关系相对融洽。至于收入《白氏长庆集》中有争论的《李德裕相公贬崖州三首》，宋代苏辙、近代岑仲勉等皆已指出是伪诗。岑仲勉引苏辙语：“至其闻文饶谪朱崖三绝句，刻尤甚，乐天虽陋，盖不至此也。且乐天死于会昌之初，而文饶之窜在会昌末年，此决非乐天之诗，岂乐天之徒浅陋不学者附益之耶？”[17]。苏辙的辨析有瑕疵，乐天离世在会昌六年（846年）八月，文饶当时任荆南节度使，九月为“东都留守”[18]卷248：1710，后任“太子少保”[18]卷248：1711，贬崖州司户在“大中二年（848年）九月”[19]。按照老算法，大中二年离会昌六年已三年。由此可见，《李德裕相公贬崖州三首》确为居心叵测之小人托名乐天所作的伪诗。
第四，研究还认为白氏西湖水利项目送达朝廷议决时，乐天朝中的友朋，尤其是其时贵为宰相的杜元颖、牛僧孺给予的帮助很大，因为“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6]卷46：1182，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朝廷议决政事时说话分量不轻。白居易长庆四年（824年）春完成西湖治理工程，奏请朝廷批准及筹备工作当在长庆三年（823年）进行。杜元颖长庆元年（821年）二月拜相，三年十月罢相；牛僧孺三年三月拜相，宝历元年（825年）一月罢相。杜白二人贞元十六年（800年）同登进士，大和七年（833年）乐天有诗自注云，“（余）与循州杜相公及第同年”[1]卷31：2100，循州杜相公即杜元颖，既然是同年及第，皆出主考官高郢门下，关系自然非同一般。牛白二人有师生情谊，关系更特殊。大和六年（832年）僧孺任淮南节度使，赴扬州路经洛阳拜会白居易，乐天赋诗云“何须身自得，将相是门生”，并加自注“元和初牛相公应制策登第三第，予为翰林考覆官”[1]卷31：2104。僧孺嗜石，乐天晚年为其写《太湖石记》。长庆四年（824年）西湖工程完工，乐天罢杭州，诗寄僧孺求分司，得遂所请。连私事都能相助，况白氏西湖工程乃德政也。
四、心怀仁爱，晚年犹开八节滩
白居易的思想研究向为白学重镇。一般认为，就其思想接受来源讲无非受儒道释三家之影响。但是，具体情况如何呢？不同研究视角自有不同的结论。王拾遗认为，“（乐天）壮年是儒家思想为主，佛、道思想次之；中年是儒、佛思想为主，道家思想次之；晚年是儒、道思想为主，佛家思想次之”[20]。贺秀明认为，“（乐天）始终以儒家思想为主”[21]。肖伟韬认为，“儒家思想才是其生命的底色和根本，中晚年投入释、道信仰的境域，只不过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白居易的生存哲学而已”[22]。马现诚认为，乐天思想存在儒道统一、儒释统一和释道统一，“三层内容虽各有所重，但它们有一个交叉点，就是‘有所为’”[23]118。以上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共同点在于，肯定儒家才是乐天思想的根本与底色，释道融入也不改其“有所为”的人生态度。
白居易生于唐季，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精熟儒家经典，受其影响是必然。当然，以儒为本的家世也有潜移默化之功。乐天祖父白“年十七，明经及第”，父亲白季庚“天宝末明经出身”。这说明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不可动摇。至于佛道思想，在乐天那里与儒家思想是融合的，并不冲突。先看儒道之融合，马现诚阐释说，儒道产生千百年来，各自在对现实的人生态度以及治世的方略上，观点不一，争鸣不休，“但从社会观及社会理想角度看，其所追求达到的最高理想社会状态在本质上具有相互交会的契合点，如使乱世达于治，国富民殷，世俗清和，社会群体与个体之间处于和谐共生的状态”[23]116。再来看儒释之融合，马现诚引乐天自己的言论，指出他“将王道与佛道相提并论”[23]116，意即不矛盾不冲突。乐天的精彩言论，一是《三教论衡》云：“夫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1]卷68：3676二是《策林四・议释教》云：“（释教）大抵以禅定为根，以慈忍为本，以报应为枝，以斋戒为叶。夫然亦可以诱掖人心，辅助王化。”[1]卷65：3545
思想决定行动，行动体现思想。从白居易年轻时志在兼济、拯时安民的情怀，以及除忠州刺史开始施行的善政善举来看，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确是贯通始终的，佛道也支持他“有所为”。苏轼曾著文盛赞乐天：“忠言嘉谋，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24]此段妙语涉及乐天的思想、情怀、文采和美德，因非专论，自然未涉善政善举。单从水利建设上讲，白居易治理杭州西湖，疏通苏州山塘河，是在躬身践行儒家民本、德政、仁政思想，是在身体力行“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忧民之忧”（《孟子・梁惠王下》）、“施仁政于民”（《孟子・梁惠王上》），他明知水利建设复杂艰辛、劳心劳神，时间短任务重，却能“知其不可为而为”（《论语・宪问》），而且善始善终。你能说其间没有“以慈忍为本”的佛家思想和主张使民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25]的道家思想成分吗？同样，也正因为有儒道释的融合，白居易到了晚年，尚书致仕，不管政事，皈依佛门，与僧人往来、研读佛典、持斋坐禅等成为其生活的重要部分，他还坚持在现实中行菩萨善举，除了捐钱重修香山寺，还施财“开得龙门八节滩”。就会昌四年（844年）成功开凿八节滩一事，乐天自云：“兹吾所用适愿快心，拔苦施乐者耳！岂独以功德福报为意哉？”[1]卷37：2550这里所谓“适”有道家的“安适”、“顺适”意味，而“功德福报”是佛家的，除了这些难道就没有其他了吗？好一个“岂独以功德福报为意哉”，这话问得真是意味深长。
对于白居易晚年“开得龙门八节滩”还有必要多说几句。笔者曾著文指出这个工程不一般，“在这一工程中我们司空见惯的官府主体没有了，白居易的行为纯粹类于今日所见的志愿者行动，是大善举大慈悲，是真正的大爱行为”[2]165。正因为不一般，所以影响大，此善举作为典故多见于后世的佛典和诗文里，甚至远播海外。这里承接拙作附记两首高丽、朝鲜时代士人的诗作为证：一是李仁老（11521220）的《崔太尉双明亭》云：“醉吟先生醉龙门，八节滩流手自凿”[26]44；二是李退溪（15011570）的《郡斋移竹》云：“樱桃杨柳i莫污，晚岁飘然八滩曲”[26]49。
综上所述，白居易一生忧念民生，主要有天道无常需人力拯危，国用依托需随势而为，其行本善得道多助等方面的原因，成全了他化禹功梦想为现实。其中，最可珍贵的是他抱持终身的爱民情怀。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27]，诗人自身尚且生活困窘，竟然能够在绝境中推己及人心念苍生，其胸襟与气魄无疑是伟大的。白居易也毫不逊色，类似诗作多达三首，一是元和年间所作《新制布裘》云：“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二是长庆二年（822年）所作《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云：“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三是大和五年（831年）所作《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云：“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笔者在此无意将两位诗人作高下之分，因为就高尚的品德而言他们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先后，人生际遇不一，各自伸展的抱负也就有所不同。让人欣慰的是，白居易反复用象征物“大裘”取代杜甫之“广厦”，这是在做诗艺创新，此外乐天还将自己的忧念民生付诸行动，传承和发扬杜甫仁爱精神，实现前贤未竟之抱负，最终通过水利建设将抽象“大裘”变现成真正的贴身之物，并实实在在造福了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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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650031）
关键词 ：白居易诗歌；注释；辨正
中图分类号：I 206.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4.390X(2015)01.0100.05
收稿日期：2014.08.17修回日期：2014.09.09网络出版时间：2015.01.0713：06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白居易诗歌俗语词研究”（YB2014086）。
作者简介：乔立智（1980—），男，云南大理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史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s on Annotation of BAI Juyi′s Poems
QIAO Lizhi
（School of Humanities，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Kunming 650031，China）
Abstract：The book of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Baijuyi ′s Poetry Anthology is written by Mr. XIE Siwei. However，there are 15 problems including some like yu，danyan，yaya，yiqi，qianci，zhiyu，benpo，haoshi，gusong，duiji，laoda，yanxialv，qianshuai，lanman，and so on.
Keywords： BAI Juyi′s Poetry；annotation；questions and discussions
白居易诗歌的系统注释，严格意义上始于朱金城先生的《白居易集笺校》，但该书的注释主要“以人名、地名为主，旁及僻见典故、制度、史实及有关考证，尤注重总结历来之学术研究成果”［1］2，并没有从语言的角度做出系统注释。因此，真正意义上白居易诗歌的全面注释应首推谢思炜先生的《白居易诗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作者在前言中指出：“为白居易诗提供一个完整全面的注释本，在学界早有酝酿。笺释本因体例所限，着重笺释写作背景与人事地理，与全面的注释工作尚有距离……与其他诗文注释的工作方法基本相同，本书的注释内容也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史实与社会生活；二、用典；三、语言”［2］7。由此可见该书性质之一斑。通观《校注》，作者对白居易诗歌的注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其创见之多、其成果之丰富皆令人钦佩。然而，“尽管如此，这样一部含有近三千首诗、数万条校语和注释、涉及许多复杂问题、以百万字计的注本……难免仍会留有许多错漏和未解决的问题”［2］8。在研读《校注》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作者的某些注释仍有不尽周全之处［3］84。由于词汇研究与文本注释亦密不可分，而文学与思想的研究同样需要对文本有一个准确的注释［4］13，因此，本文采用训诂学、注释学的方法，就白居易诗歌注释上的15个问题进行辨正。
一、欲
卷一《读张籍古乐府》：“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谢思炜注（以下简称“谢注”）：“欲，已。杜牧《书怀》：‘只言旋老转无事，欲到中年事更多。’”［2］12
按：谢注可商。此处“欲”当理解为“将”，表示将然，而非已然。清刘淇《助字辨略》卷五：“欲，将也。凡云欲者，皆愿之而未得，故又得为将也。王右军帖：后期欲难冀。张曲江《岁初处分敕》：‘欲令所为之政教。’白香山诗：‘游人到欲齐。’”可证。又，“欲”的这种意义传世文献中不乏用例，如《后汉书·赵孝王良传》：“汝与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谋如是！”“欲危亡”即“将危亡”。又唐许浑《咸阳城东楼》：“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欲来”即“将来”。
二、蹇薄
卷一《初授拾遗》诗：“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况予蹇薄者，宠至不自意。惊近白日光，惭非青云器。”谢注：“蹇薄：犹言蹇剥。《易·剥·卦》：‘剥，不利有攸往。’《蹇·彖》：‘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李瀚《蒙求》：‘赵壹坎坛，颜驷蹇剥。’白居易《草堂记》（《白氏文集》卷四三）：‘一旦蹇剥，来佐江郡。’”［2］36
按：谢注可商。“蹇薄”与“蹇剥”意义有别，不能等同。“蹇薄”指资质驽钝、才能低下，往往用于自称，是一种比较谦虚的说法，如宋夏竦《蔡州到任谢上表》：“陛下出阁之初，最先于诸傅，毎惟际会，敢不矜修？其如资性庸驽，赋分蹇薄，虽圣君哀其拙直，而多士嫉其愚狂。”宋吕南公《上曾龙图书》：“知府学士閤下：某南城之东野寒人，少时自虑其智力蹇薄，不足以参农商工技下风，故妄意于文学。”白居易诗中的“蹇薄”正是此义。“蹇剥”则指时运或命运不济，与“蹇薄”所指明显不同。
三、澹滟
卷一《杂兴三首》（之二）：“澹滟九折池，萦回十余里。”谢注：“澹滟，同潋滟，水满貌。姚系《野居湖上看月》：‘泫露苍茫湿，沉波澹滟光。’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积翠浮澹滟，始疑负灵鳌。’”［2］46
按：谢注可商。澹，《说文·水部》：“澹，水摇貌。从水，詹声。”《广韵·阚韵》：“澹，水摇动貌。”《玉篇·水部》：“澹，水动貌。” 滟，《玉篇·水部》：“滟，潋滟也。”《广韵·艳韵》：“滟，潋滟，水波动貌。”因此，“澹滟”当释作“水波荡漾貌”，如白居易《开元寺东池早春》诗：“池水暖温暾，水清波澹滟。”又《泛渭赋》诗：“迟迟兮明月，波澹滟兮棹寅缘。”唐柳宗元《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其下多芡芰蒲蕖，腾波之鱼，韬涵太虚，澹滟里闾，诚游观之佳丽者也。”旧注：“澹滟，摇动也。”
四、呀呀
卷一《放鱼》：“无声但呀呀，以气相煦濡。”谢注：“‘呀呀，伸张貌。’韩愈《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东方青色龙，牙角何呀呀。’”［2］131
按：谢注可商。《说文新附·口部》：“呀，张口貌。从口，牙声。”《玉篇·口部》：“呀，唅呀，张口貌。”杜甫《呀鹘行》诗，仇兆鳌注：“呀，张口貌。”呀呀，亦当作“张口貌”。“无声但呀呀，以气相煦濡”一联，承上联“青青芹蕨下，迭卧双白鱼”，言被贾之鱼，尽管离水而无法呼吸，仍无声无息，唯以其嘴一张一翕而已。
五、意气
卷一《大水》：“独有佣舟子，鼓枻生意气。不知万人灾，自觅锥刀利。”谢注：“意气，好胜逞强之气。《玉台新咏》卷一《白头吟》：‘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卢谌《与刘琨书》：‘昔聂政殉严遂之顾，荆轲慕燕丹之义，意气之间，靡躯不悔。’李峤《汾阴行》：‘豪雄意气今何在？壇场宫馆尽蒿蓬。’”［2］140
按：谢注可商。《说文·心部》：“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由此出发，凡志之所向（或意之所向）即“意气”，其具体意义可依语境而论；此处“意气”则当理解为“自信无虑”，唯此方可体现“佣舟子”为渔利而不顾危险之情景。另，谢注所列书证中的“意气”，与白居易此诗中的“意气”不同，应该根据具体语境作各自理解：“男儿重意气”之“意气”，当解作“志气”，即所谓“慷慨豪迈、勇往直前、重情重义”等精神，与今日常说的“男子汉气概”类似；至于“意气之间，靡躯不悔”及“豪雄意气今何在”之意气，亦均应解作“慷慨豪迈”。
六、迁次
卷二《赠友五首》之四：“长吏久于政，然后风教敦。如何尹京者，迁次不逡巡？”谢注：“迁次，迁职次序。《三国志·魏书·毛玠传》：‘今所说人非迁次，是以不敢奉命。’《旧五代史·职官志》：‘近朝自谏议大夫拜给事中者，官虽序迁，位则降等，至是以其迁次不伦，故改正焉。’”［2］191
按：谢注不了然。迁，《说文·辵部》：“迁，登也。”“登”则变动、则更易，故“迁”可训作“徙”、可训作“移”，亦可训作“改”、训作“变”；概而言之，则举凡世间万物及人生命运之更替、转变皆可用“迁”表示，从而衍生出灵活多变的诸如“晋升”、“调动”、“迁居”、“贬谪”、“流逝”、“离散”、“转退”、“漂泊”等各种相关意义。次，《说文·欠部》：“次，不前不精也。”不前不精，则相对恒久，故“次”可训作诸如“序次”（如长幼之序）、“位次”（如本职之事）等义，为名词；亦可训作诸如“静止”、“驻扎”、“歇息”等义，为动词；概而言之，则世间相对恒久或静止之事，皆可用“次”表示，从而衍生出各类灵活多变的相关意义。当“迁次”连用时，“次”多为“名词”，整个词的内部是动宾结构。
因之，从字面上看，所谓“迁次”，即“徙易人事原本之所在”，其确切意义则可根据具体语境而定。白居易此诗中的“迁次”，当理解为“变动官职或职位”；“迁次不逡巡”，即变动官职或职位而毫不迟疑。
《全唐诗》所见“迁次”共6例（除白居易《赠友五首》而外），它们的具体意义无一不可用以上的训释思路来理解：
杜甫《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茅屋赀》：“客里何迁次，江边正寂寥。”又《入宅三首》之一：“客居愧迁次，春酒渐多添。”两联诗中，“迁次”都应理解为“漂泊、流浪”，形容居无定所，四处漂泊。韩愈《赠徐州族侄》：“岁时易迁次，身命多厄穷。”此处“迁次”应理解为“变迁、流逝”，形容岁月变迁、星移斗转。罗隐《旅梦》：“旅梦思迁次，穷愁有叹嗟。”此处“迁次”应理解为“变迁、变更”，意谓命运悲凉，身于逆旅而转思变易通达。白居易《苦热喜凉》：“岁功成者去，天数极则变。潜知寒燠间，迁次如乘传。”又《感秋咏意》：“炎凉迁次速如飞，又脱生衣着熟衣。”两联诗中，“迁次”皆当理解为“变更、变易”，形容时日流逝变更之迅速。
七、直欲
卷二《伤宅》：“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谢注：“直欲，真欲，竟欲。张谓《代北州老翁答》：‘近传天子尊武臣，强兵直欲静胡尘。’杜甫《八月十五夜月二首》：‘此时瞻白兔，直欲数秋毫。’”［2］165
按：谢注可商。此处“直”为“但、特”之义，此义由来已久，清代小说家已发之，如《尔雅·释诂下》：“梏，直也。”郝懿行义疏：“直者，特然独立之貌，‘特’与‘直’亦音近义通；‘直’又语词，‘特’、‘独’、‘徒’一声之转，而其义亦通矣。”王引之《经传释词》卷六：“直，犹特也，专也。《晏子·杂篇》：‘婴最不肖，故直使楚矣。’直使楚，犹特使楚耳。《韩诗外传》曰：‘姑乃直使人追去妇还之’，言特使人追还去妇也。”又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第三·留侯世家·直堕其履汜下》：“《史记·叔孙通传》：‘吾直戏耳。’《汉书》‘直’作‘特’。”亦可证。因之，诗中“直欲”应理解为“但欲、只欲”，表示为一己之私而刚愎自用、不顾他人劝阻。谢注解作“真欲、竟欲”，不甚了然。
另，“直欲”在唐诗中多连用，如皮日休《先辈垂文二同年》：“才非师赵壹，直欲效陈咸。”又《重送》：“不奈此时贫且病，乘桴直欲伴师游。”韩愈《郑羣赠簟》：“日暮归来独惆怅，有卖直欲倾家赀。”以上三例中，“直欲”皆当理解为“但欲”或“只欲”。
八、奔迫
卷二《和分水岭》：“萦纡用无所，奔迫流不已。”谢注：“奔迫，奔流。李白《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2］246
按：谢注可商。“奔迫”即“急促、匆忙”，此词此义传世文献中多见，如《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八《段文昌》（出《录异记》）：“又尝佐太尉南康王韦皋，为成都馆驿巡官。忽失意，皋逐之，使摄灵池尉，羸童劣马，奔迫就县。”又卷四百二十七《李征》（出《宣室志》）：“又曰：‘君衔命乘传，当甚奔迫，今久留驿隶，兢悚万端，与君永诀，异途之恨，何可言哉！’”宋苏辙《京师送王頥殿丞》诗：“身虽座上宾，心是道路客。笑言安能久，车马就奔迫。”又宋刘敞《南伐诗》：“归来席未暖，羽檄何奔迫！”
九、好是
卷二《有木诗八首》（之二）：“好是映墙花，本非当轩树。”谢注：“好是，真是。”［2］251
按：谢注可商。此句“好是”，与下句“本非”对文，当释作“本是，注定是”；“好是映墙花，本非当轩树”，言其本来便是（注定是）映墙之花，而不是当轩之树。谢注将“好是”释作“真是”，似与诗意不符，亦不甚了然。白居易诗中“好是”多见，皆可作“本是、注定是”理解，如《吴中好风景》：“况当丰岁熟，好是欢游处。”言正是欢游之处。又《寄庾侍郎》：“怀哉庾顺之，好是今宵客。”言本是今宵客。又《禁中》：“好是修心处，何必在深山。”言本是修行处。又《凉夜有懐》：“好是相亲夜，漏迟天气凉。”言本是相亲之夜。又《小院酒醒》：“好是幽眠处，松阴六尺床。”言本是幽眠之处。又《赠皇甫六张十五李二十三宾客》：“幸陪散秩闲居日，好是登山临水时。”言陪散秩闲居之日，正是登山临水之时。又《不出》：“好是老身销日处，谁能骑马傍人家。”言本是老身销日之处。又《题报恩寺》：“好是清凉地，都无系绊身。”言本是清凉地。
十、骨竦
卷四《八骏图》：“背如龙兮颈如象，骨竦筋高脂肉壮。”谢注：“‘骨竦’，又作‘骨耸’，精爽貌。杜甫《魏将军歌》：‘魏侯骨耸精爽紧，华岳峰尖见秋隼。’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神清骨竦意真率，醉来为我挥健笔。’张祜《寄王尊师》：‘天台南洞一灵仙，骨耸冰棱貌莹然。’”［2］375
按：谢注不甚了然。“骨竦”即“骨高、骨壮”，形容骏马骨骼精壮。此词亦可喻指人体貌清俊、精神焕发，谢注所列书证中的“骨竦（耸）”，皆为此义。他例不赘。
十一、堆髻
卷四《时世妆》：“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谢注：“堆髻，同椎髻。《汉书·西南夷传》：‘此皆椎结。’颜注：‘结读曰髻，为髻如椎之形也。’”［2］405
按：谢注可商。“堆”、“椎”并无通用例，此处“堆髻”实为“椎髻”之误，不必强作校改。详见本章第一节第9条。
十二、老大
卷五《效陶潜诗十六首》之十二：“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谢注：“老大，长大、成人。《相和歌辞·长歌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2］513
按：谢注可商。此处“老大”是形容词，形容年纪大，但不一定专指今天所谓的老人，年岁超过某一限度也可用“老大”；“老”和“大”都指年岁高或年龄超过某一限度，两者是并列关系。此词在白居易诗中较多见，如《琵琶引》：“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又《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一：“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又《昭国闲居》：“平生尚恬旷，老大宜安适。”又《感逝寄远》：“相思俱老大，浮世如流水。”又《酬皇甫庶子见寄》：“春坊潇洒优闲地，秋鬓苍浪老大时。”又《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寄之》：“大抵着绯宜老大，莫嫌秋鬓数茎霜。”另，“老大”亦可重叠作“老老大大”，进一步表示强调，翟灏《通俗编》卷十一“老老大大”条云：“《传灯录》：赵州到茱萸山，山僧曰：‘老老大大，何不觅个住处？’州曰：‘向甚处住？’僧曰：‘老老大大，住处也不知。’又庞居士问女灵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如何会？’照曰：‘老老大大，作这个话语！’《五灯会元》：有朋讲师谒开元，开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又晓愚问五祖戒‘不落唇吻’一句，戒曰：‘老老大大，话头也不照顾。’…”又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八：“颖叔老老大大不能以前辈自居，尚何求哉！”
十三、烟霞侣
卷五《祇役骆口因与王质夫同游秋山偶题三韵》：“平生烟霞侣，此地重徘徊。”谢注：“烟霞侣，指隐居之侣。”［2］461
按：谢注可商。“烟霞”泛指山水、山林，如南朝梁萧统《锦带书十二月启·夹钟二月》：“敬想足下，优游泉石，放旷烟霞。”又唐杨炯 《原州百泉县令李君神道碑》：“不扫一室，自怀包括之心；独守太玄，且忘名利之境。于时魏特进、房仆射、杜相州等，并以江海相期，烟霞相许。”又元乔吉《绿幺遍·自述》：“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烟霞侣”指与山水结成伴侣，喻性好山水，多暗含与世无争、意愿隐居之义，如白居易《以诗代书酬慕巢尚书见寄》诗：“愿为愚谷烟霞侣，思结空门香火缘。”唐丘丹《奉酬韦苏州使君》诗：“久作烟霞侣，蹔将簪组亲。”唐徐夤《龙蛰》诗之二：“中林且作烟霞侣，尘满关河未可行。”
十四、牵率
卷六《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牵率使读书，推挽令效官。”谢注：“牵率，为人勉强。《后汉书·孔融传》：‘取媚奸臣，为所牵率。’《三国志·蜀书·张翼传》：‘自翼建异论，（姜）维心与翼不善，翼亦不得已而往。’”［2］572
按：谢注不了然。牵，《说文·牛部》：“牵，引前也。从牛，象引牛之縻也，玄声。”所谓“引前”，即“非自愿而向前”，引申而指“行为或事件非主动发生而为外力所勉强”。率，《说文·率部》：“率，捕鸟毕也。象丝罔，上下其竿柄也。”引申而为“用网捕鸟兽或罗致人才”，如汉张衡 《东京赋》：“悉率百禽，鸠诸灵囿 。”《孔丛子·居卫》：“子思居卫，言苟变于卫君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君任军旅，率得此人，则无敌于天下矣。’”进一步，则“率”可训作“率领”、“遵循”、“顺从”等义，概而言之，即“行为或事件非主观所为”。
因之，“牵率”当理解为“所作所为不是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牵”与“率”都是动词，二者是同义复合的并列关系。
十五、烂熳
卷七《春寝》：“烂熳不能休，自午将及未。” 谢注：“‘烂熳，同烂漫，蔓延不止。’司马相如《子虚赋》：‘所以娱耳目而乐心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江淹《去故乡赋》：‘情婵娟而未至，愁烂漫而方滋。’”［2］607
按：谢注可商。“烂熳”本义为“光彩四射”，由此引申出“放浪”、“不拘形迹”、“豪放”等义，此处“烂熳”意谓“酣睡的样子”，是在“放浪”、“不拘形迹”、“豪放”等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引申［5］881。历代诗文中“烂熳”作“酣睡的样子”之义的用例颇多，如杜甫 《彭衙行》诗：“众雏烂熳睡，唤起沾盘餐。”明高启《早发土桥》诗：“仆夫昨行苦，烂熳睡正熟。”清方文《天界寺书怀》诗：“烂熳睡终夜，顿觉清心魂。”又，白居易诗中多见“烂熳”一词，皆无“蔓延不止”义，如《雨中赴刘十九二林之期及到寺刘已先去因以四韵寄之》：“最惜杜鹃花烂熳，春风吹尽不同攀。”《喜山石榴花开》“但知烂熳恣情开，莫怕南宾桃李妬”《西省对花忆忠州东坡新花树因寄题东楼》：“最忆东坡红烂熳，野桃山杏水林檎。”《忆旧游》：“六七年前狂烂熳，三千里外思徘徊。”《晩起》：“烂熳朝眠后，频伸晩起时。”《睡后茶兴忆杨同州》：“今朝餐又饱，烂熳移时睡。”
另，注者引江淹《去故乡赋》及司马相如《子虚赋》两例作为论证，亦可商榷；司马相如《子虚赋》“所以娱耳目而乐心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一句中，“靡曼”、“丽靡”当为名词，“烂漫”、“美色”对文，亦当为名词，将“烂漫”释作“蔓延不止”，不合文义；江淹《去故乡赋》“情婵娟而未至，愁烂漫而方滋”一句，乃言己身钟情婵娟而不得、避忌不拘形迹之态而益滋，“烂漫”亦名词，为“放浪形骸”之义［6］209。
［
参考文献］
［1］(唐)白居易，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谢思炜撰．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8.607．
［3］乔立智．白居易诗歌词汇研究刍论［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4）：83.87．
［4］乔立智．唐诗词汇研究方法考察［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3（2）：13．
摘要 白居易前期表现出激进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在其政治实践和文学实践中有鲜明的表现。在其倡导新乐府运动期间所作的大量“唯歌生民病”的讽喻诗中，闪烁着激进的民本思想的光辉。
关键词：白居易 讽喻诗 诗歌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白居易的诗歌可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等四大类。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其作谏官(左拾遗)三年中所创作的以《新乐府序》、《秦中吟》为代表的讽喻诗。
他的诗歌理论中，最集中、最有影响的部分，也是关于讽喻诗的论述。主要见于《策林六八・仪文章》、《策林六九・采诗》、《新乐府序》、《新乐府・采诗官》、《寄唐生》、《与元九书》等篇章中。白居易的这些集中而自成体系的关于讽喻诗的论述，是其前期民本思想的反映。他的“唯歌生民病”的主张，是其诗论中最富有民本思想的现实主义精神的部分，是其诗论中的精粹。
“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是其讽喻诗创作的宗旨。他在《与元九书》中说：“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数年后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所写的《与元九书》中的这段话，可算是对其“唯歌生民病”创作宗旨的最好诠释。
白居易深受先秦儒家“贵民”、“保民”的民本思想的影响，其“唯歌生民病”的诗歌主张与儒家正统诗论是一脉相承的。作为儒家诗论总结的《毛诗序》,强调诗歌的社会功利性，要求诗歌为现实政治服务。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认为用诗歌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就可以“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这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感情就可以得到统一，一切社会矛盾就可以达到调和，帝王也就可以“垂拱而理”了。
白居易“唯歌生民病”的诗歌主张，强调以诗歌“救济病人，裨补是阙”,将诗歌与政治、人民生活密切结合，是他“文章合为时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诗文理论基础。“生民病”是“为时”、“为事”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时”、“为事”是对“生民病”的概括和升华。白居易不仅用这种主张指导自己的创作，而且也用它来衡量评价他之前的诗人及作品。他认为屈原“‘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只得风人之什二三”。
世称李杜齐名，白居易却认为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不及杜甫的“尽工尽善”。他最钦服的是杜甫，只因杜甫以风雅比兴为主，关切民生疾苦，这才是他最愿意学习并发扬的。杜甫虽写过不少关切民生疾苦的诗，但没有提出“唯歌生民病”诗歌的创作主张，白居易“唯歌生民病”的主张，不仅是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一个贡献，也为后代诗人指出了明确的现实主义方向。
白居易之所以提出“唯歌生民病”的诗歌创作主张，除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外，还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深厚的生活基础。
白居易入仕的贞元、元和之际，是一个交织着痛苦与希望的时代。一方面，安史之乱后，均田制被彻底破坏，土地兼并加剧，战祸连年，朋党倾轧，朝政紊乱。白居易的“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伤唐衢二首》之二),是对当时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现状的揭示。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基于对“中兴”的渴望，掀起了从“永贞革新”到元和初期的政治改革。当时的唐宪宗，广开言路，容纳直言，出现了人心思治的宽松的政治局面，从而为白居易的讽喻诗的创作，提供了合适的气候和土壤。
白居易出生于中小地主阶级，家贫多故，童年及青少年时期，备尝生活的艰辛及战乱流离之苦。诗人的身世及早年的苦难经历，不仅孕育和深化了他的悯念生民疾苦的民本主义思想，同时也为他后来创作“唯歌生民病”的讽喻诗，打下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基于对下层人民遭受重敛、战乱等深重苦难的亲身体验，以及对造成这些苦难的社会政治原因的深入观察，从而形成了以儒家“仁政”理想为核心的激进民本主义政治思想。他劝谕君主“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切不可“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 百姓以从一人之欲”(《策林・不劳而理》)。在政令的实施方面，他主张抑兼并，薄赋敛，节用爱民，以安百姓。白居易“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的民本思想正是他提出“唯歌生民病”的主张的思想基础。
结合诗人的创作实践来看，白居易“唯歌生民病”的主张包含有再现人民疾苦及揭露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两个目的。白居易在其讽喻诗中，不但带着感同身受的深切同情，描写下层人民饥寒交迫的悲惨处境，同时，也无情地揭露了权豪们的残暴与贪婪。
如《秦中吟》中的《重赋》、《轻肥》、《歌舞》、《买花》,《新乐府》中的《道州民》、《红线毯》、《杜陵叟》、《缭绫》、《卖炭翁》、《黑龙潭》,以及早年所作的《观刈麦》、《采地黄者》、《村居苦寒》、《夏旱》等，都是其讽喻诗中反映生民疾苦及贪吏的代表作。在白居易的带动和感召下，同时代的诗人元稹、李绅、张籍、王建等，也都创作了不少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从而形成了一种创作倾向，并对后世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居易提出的“唯歌生民病”的主张，为这一富有民本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创作倾向树立了一面旗帜。
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喻诗的评价，历代毁誉参半。但白居易的人民性和现实性的诗歌主张，以及他的那些直接写人民疾苦的讽喻诗，都应当给以足够的重视和高度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白居易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人重写实，尚通俗，他提倡“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诗作通俗易解，广为流传。有“诗魔”与“诗王”之称。目前，学术界对于白居易的诗歌思想和艺术成就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对于白居易诗作中渗透的教育思想有所忽视。笔者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白居易的教育思想，并从中映射出诗人关怀教育的伟大情怀，对当今的教育事业也有所裨益。
一、性习论
白居易于公元800年2月14日在高郢榜下擢进士第。在《省试性习相远近赋》中，他以“君子之所慎焉”为主旨，对“性”与“习”进行了颇有见地的阐述。他首先认为“德以慎立，性由习分”,“原夫性相近者，岂不以有教无类，其归于一揆？”由于“性”相近，人们就归于一类，然而，由于习相远，条件和途径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习相远者，岂不以殊途异政，乃差之千里？”人们在“习”方面产生不同的结果是有原因的，“俾流遁者，反迷途于骚人，积习者，尊要道于君子”,正是由于尊道才使人们形成了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但是道不是先天而生的，“圣由志学，必切问而近思。在乎积艺于黍累，慎言行于毫厘”。所以道的目标境界有赖学习与探讨并且在平日的言行中养成。
很显然，在“性”与“习”这一传统的教育哲学的范畴问题上，白居易追寻战国后期思想家荀子，重视后天的学习与交往，但又不乏对精神心理的主体因素给与关注，丰富了孔子的人性论观念。对于如何才能使“习”更为经济有效，白居易提出了如此的看法：“如得其门，志弥笃兮，性弥近矣。……勿谓习之近，循迹而相背重阻，勿谓性之远，反真而相去几许”。这种情况就好像“一源派别，随混澄而或浊或清；一气脉分，任吹煦而为寒为暑”。所以，学习首重立志定向，掌握津要，重视发挥学习者的个性心理。成功的学习者感知考释、致思领悟都应有章法、循阶段，而不是随性放任。“是以君子稽古于诗习之初，辩惑于成性之所”。但是“性者中之和，习者外之徇。中和思域驯致，外徇戒于妄进”,如果人们不遵守学习的顺序及合理方法就会适得其反。“非所习而习，则性伤，得所习而习，则性顺”。 在学习过程中，德智交织，习与性成。因此，要着眼于在学习经历中心性健全及道性修养的提升。“圣与狂，由乎念与罔念，福与祸，在乎慎与不慎”。另外人们还要具有认识的工具及方法，不是随波逐流，任人牵制。也就是说“率道为本，见善而迁”,“诫于以往，审进退于未然。故得之则至性大同，若水济水也”[2]536-537。但同时，他又根据自身的学习体验，并汲取以往思想家，尤其是道玄学者的思想精华，在学习的内在机制及操作性程序方面有所深化，有一定认知学派的学习论因素。在对“性”与“习”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白居易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他认为只有遵循大道，才能形成正确的性与习关系认识及实践手段。
白居易年轻时推崇儒家思想，认为令才能统一国家，国家依靠儒学，当政者要遵循圣人要道；壮年时又吸纳了道家的思想，认同“人俭朴”和“俗清”的思想。但在元和十年(815年)受贬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由“达则兼济天下”转为 “穷则独善其身”。元和十四年(819年)他任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又具有了“兼济天下”的想法，而此时他的思想已逐渐由尊儒排佛转向了儒、释、道三教调和，“阐扬三教”[2]539。太和元年(827年),白居易出任秘书监，在《三教论衡》中，承认三教鼎立，而着意汇通儒释，声称儒释名教有异同，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这些思想其实在他对“性”与“习”的见解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重视学校教育
白居易在《救学者之失》中，对当时学校教育现状进行了描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学者，教之根，理之本”,设“庠序以崇儒术，张礼乐而厚国风”。通过学校教育以教育民众，实为理想政治实现之要图。“化人动众，学为先焉，安上尊君，礼为本也。故古之王者，未有不先于学，本于礼，而能建国君人，经天纬地也”。学校教育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是君王君临天下的基础，所以人们要重视学校教育。
然而在当时的教育现实中却出现了种种消极现象。国家“命太常以典礼乐，立太学以教诗、书，将使乎四术并举而行，万人相从而化”,但是太学生徒诵读诗书却不知诗、书之旨，“太常工祝，执礼乐之器，而不识礼、乐之情”;“遗其旨，则作忠与孝之义不彰；失其情，则合敬同爱之诚不着”。这样下去，就会出现“去本而从末，弃精而得粗”的境况，从而导致学校教育质量下滑，礼乐沦丧。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教师的素质及能力有关，“官失其业，师非其人，故但有修习之名，而无训道之实也”。所以，学校教育振兴的基础在于教师，必须要审核为师者的才能，考查教师的教学才能，“辨教学之是非，俾讲诗者，以六义风赋为宗，不专于俎豆之数”。教师要能灵活地运用教材。“学乐者，以中和友孝为德，不专于节奏之变”,这样教师的教学才能切实做到“诗、书无愚诬之失，礼乐无盈减之差”,才能保证“睹之者，莫不承顺，闻之者，莫不率从”。[2]535-536只有圣贤道统的思想会扩及于社会，教益惠及于民众，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关于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白居易认为教育对于国家政治与社会稳定的作用，把教育的教化作用与“建国君民”联系起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高度重视学校教育的功能意义，把教育事业当成一项公共事业来办，至少也应该是准公共教育事业。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如果认为教育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是万能的话，则又陷入“教育万能论”,显然是夸大了教育的社会作用。
三、德行修养论
白居易的生平命运是和文章联系在一起的，他由于文章而出名，也由于文章而得罪人，正所谓“成也文章，败也文章”。当时他的诗作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力。他理想中的大丈夫就是那些能守能等、能进能退的人物。对于理想中的人物，他在《动静交相养赋并序》中提出了德行修养理论，对于道德教育实施的条件和途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白居易看到“今之立身从事者，有失于动，有失于静，斯由动静俱不得其时与理也”。他从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个体道德修养问题，认为“天地有常道，万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终静，济之以动；性不可以终动，济之以静”。常性、常道就是具有规律性的本质特征，其中道也有动与静，“养之，则两全而交利，不养之，则两伤而交病”。他引用庄子“智以养恬”以及《周易》的“蒙以养正”,观察天文可以得知，“日明则月晦，日晦则月明。明晦交养，昼夜乃成”。在四季交替中，“阳进则阴退，阳退则阴进。进退交养，寒暑乃顺”,大自然就是遵循这样的发展顺序来运行的，这就是自然之道。
白居易根据自然界的变化，推论到教育问题，就如何进行道德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且躁者，本于静夜。斯则躁为民，静为君。以民养君，教化之根，则动养静之道斯存。”为了以动养静，就要对人民进行教化，进行情感陶冶。而且“生于无也，斯则无为母，有为子；以母养子，生成之理。则静养动之理明矣”。人们也可以静来养动，“动之为用，在气为春，在鸟为飞，在舟为楫，在弩为机。不有动也，静将畴依”,但是“静之为用，在虫为蜇，在水为止，在门为键，在输为柅。不有静也，动奚资始则知？则动兮静所伏，静兮动所倚”。[2]537-538所以，动与静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白居易认为当时的人们“知动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时，动必为凶；知静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静亦为贱”。他呼吁人们要把握时机，正确处理动与静的关系。他用动静得时的观点作为自己的人生哲学基础，在《与元九书》中，又说：“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廖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2]550在道德教育中，要把知情意行统一于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既有静态的知(道德认识)、情(道德情感)和意(道德意志)这些主观认识和内心体验的精神力量，更有道德行为实践，即“行”,这是衡量德性高低好坏的根本标志。
白居易基于人生的理想对教育培养目标进行了设计，勾勒了一幅教育的图景，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在离乱社会中的一种不安定的社会心态。他对理想人物品格修养的思考虽然比拟于自然现象，特别是自然地理、物候交替的规则，难免有附会生硬之嫌，但与神秘的先验论及圣人说教的偶像崇拜相比，多少带有自然主义物质性特征，更具客观性，是一种思想方法的进步。同时，他关于道德修养的观念本身也具有德育原理的价值及精神意义。
四、女子平等观的教育意义
我国自古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天生就该是贤妻良母，主内庶务，这无疑是对女子能动性发挥的致命的桎梏。白居易生活在文明开化的唐代，虽说是相对开放的年代，但是，女子的地位仍然较男子低了好多。而诗人在当时把女性的地位抬到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实属难能可贵。白氏以女性为素材的诗有210余首，《长恨歌》中更将杨玉环提高到与唐玄宗平等的地位，在爱情里是平等的男女双方。《琵琶行》中，诗人直接与琵琶女对话，末尾写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把自己与琵琶女看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这更是将在唐代社会恪守士农工商价值观念背景下“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歌女地位抬到了很高的位置。
从白氏对于女子地位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心中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是很淡薄的。这对于封建社会妇女长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伦理道德与纲常礼教，是无情的打击。即使到当今，女性也没有完全实现独撑“半边天”。在一些职业里，对于女性的歧视是很明显的。一些偏远农村，女子受教育的权利还没有绝对的保障。家长对于女子受教育，认为是无用的。所以，女子受教育的绝对意义上的平等权还没有完全实现。追溯到唐朝的白居易，诗人倡导的女子与男子享有平等地位的观念，是颇具积极意义的。对于今天妇女的解放和女子生来就应该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尤其是受教育的权利，有积极的意义，值得我们现代教育研究者反思与借鉴。
五、余论
白居易以文学家驰名于世，本非专业或职业教育家，但他的经历及诗文创作却关涉教育，并以不同方式作用于教育。这真可谓教育与文学沟通的趣闻佳话，当然仍与他的教育观点主张是有所联系的。
唐代科举初步形成了“三级设考”的基本程序：乡试、省试和吏部试。在三级设考中，仅省试相对规范，即使是省试也“行卷”请托之风盛行。其实这倒表明唐代科举考试仍有汉代察举制、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余绪，荐举的成分仍然存在，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考试。所谓“行卷”,也称“投卷”、“投贽”、“贽谒”、“献所业”等，即考生在考前将自己的得意之作投送至主考官门下。如此，一则可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二则又可形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白居易在参加京城长安尚书省礼部举行的“春闱”省试之前，以诗作作为行卷投送至考官，由于其诗文的水准质量而留下绝佳印象。据王定保撰《唐摭言》卷七第81页记载：“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3]219 又据唐人张固所着笔记体裁典籍《幽闲鼓吹》所载“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着作。顾覩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及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3]219
两处所述史实相同，可作信史，一直作为唐代科举程序中的鲜活案例，生动有力。从中均能体现出青年白居易诗歌的上乘水平，可谓初出茅庐，既崭露头角，又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
白居易诗作风格独特，其文风重写实，尚通俗平易，他的诗作诵读吟咏中的明快易懂，妇孺皆知，流传甚广，是不可磨灭的宝贵文化遗产，同时也具有深刻的教育寓意及其影响力。诗词是唐代科举的重要考试科目，士子们争相学习。这时诗词大师不可胜数。宪宗年间(806~820年),大诗人元稹和白居易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世称“元白”。白居易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强调继承《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和杜甫的创作精神。他的诗语言通俗，相传老妪也能听懂，其流传之广泛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他在科举中的诗文，成了礼部、吏部选拔人才标准试卷的参考答案，是官学和私学的重要教材。各级学校，包括乡校、村校儿童都能讽诵他的诗。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的过程中，经常见到白居易的诗句，无论是士庶、僧徒还是妇女的口中，都吟诵他的诗句。民众对白居易诗句的喜爱程度，反映出唐代诗词之普及。士子们争相学诗，拜在名师门下，乡学中诗学之兴盛下文可证：
长庆末，浙东观察使元稹，为白居易集序曰：……予遣掾江陵(今湖北省境内),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体及杂体，前后数十诗。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泊自长安中 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辞，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喻闲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衍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白居易号)、微之(元稹号)诗。”固亦不知予为微之也……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光者。①
读了下面这篇故事，白居易在我脑海里由一个古板肃穆留着山羊胡的老先生，摇身一变为一位有个性、有气节的有为青年！帅呆了！
大唐王朝最新一轮科举考试即将开始，各地的才子们云集京城长安积极备考，大诗人白居易也不例外。但此时，白居易还是个未满二十岁的年轻人，默默无闻，才华并不为人所知。
那时的考试不是“一考定终身”，主考官在选拔人才时，不但要看考生的临场发挥、卷面成绩，还会参考考生的“平时成绩”，也就是平日里的诗文水平，以及德行。另外，主考官还会参考推荐人的意见。所以，为了得到知名人士的推荐，很多应试的举人在考试前，会将自己的作品编辑成册，呈送给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有影响的人，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赏识。白居易也作好了准备，他打算拜访当时的名士——顾况。
顾况是当时有名的诗人、画家、鉴赏家，说话相当有份量，想找他推荐的人络绎不绝，搞得他颇不耐烦。听听，顾大人又在发表评论了：“这种文字也叫诗？”“哼，不知所云！”“唉，又浪费我一天时间！”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能够见到顾大人。
这天，家童又给顾况呈上一册文集。顾况拿起来一看，是一叠厚厚的诗集，封面上写着“白居易”三个字。顾况是个幽默的人，见到这三个字，忍不住和家童开起了玩笑：“白……居……易，哈哈！世界上竟然有叫这种名字的人，现在长安米价这么贵，真是居之不易啊，他竟然还叫白、居、易！”顾况哈哈一笑，随手翻开诗卷读了起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顾况读着读着，不由得一阵惊喜，“哎呀！真是难得的好诗啊！”顾况越看越喜欢，他对诗卷爱不释手，连声赞叹：“倘若此人不是有满腹才识和难得的灵性，怎能写出如此佳作？好一个白居易，既然有如此才华，别说居长安易，就是整个天下，也可以‘居易’了！老夫一定要好好会会这位白居易。”说完，他赞赏地在诗集上批了“明珠出海”四个字。
家童看到主人笑逐颜开，连忙问：“大人准备何日赐见？”
这时，顾况还没忘幽默，他微微一笑，略微思索，提起笔写下一个“期”字，转身递给家童：“你把这张纸交给白居易，叫他一定要按‘期’来访！”
咦，这顾大人打的什么哑谜？什么叫按“期”来访？
家童拿着诗集和字条交给白居易，白居易心领神会，谢过家童，便告辞了。
过了几天，白居易又来顾家拜访。家童纳闷地问：“白先生，我家老爷并没有说什么时候约见你呀？你怎么知道要在今天来访？”
白居易笑笑说：“这‘期’字拆开，不就是八月二十三这几个字吗？我正是按‘期’来访啊！”果然，顾况正在书房中等候白居易的光临呢。
顾况一见白居易，不由得微微一惊，想不到写出这样绝妙诗句的才子，竟然如此年轻，当他得知白居易虽经历战乱颠沛流离，却依然勤奋读书时，更是对白居易赞叹不已。
看着眼前这位清瘦的少年，顾况有心资助他，便问白居易：“你年纪轻轻，又是初来到长安，有什么困难需要老夫帮助吗？”
白居易见到顾大人这样真诚，略微沉思了一下，恭恭敬敬地说：“感谢先生的厚爱。学生现在急需的只有一物……”
顾况说：“哦？到底是什么？有什么难处尽管跟老夫讲。”
白居易笑着吟出了四句诗：“此宝瘦又细，说话把头低，不吃农夫粮，能为民出气！”
白居易到底急需一件什么东西呢？你能猜出来吗？
顾况听到白居易的诗谜，连声说道：“好啊，我果然没有看错人，你年纪虽轻，却有这等才华，更难得的是，你还有这样忧国忧民的胸怀，将来必成大器。这件东西，我书房里就有！”说完，他命家童拿出自己写字的毛笔，交到白居易手上。原来，白居易需要的只是一支毛笔！
不久，顾况接见白居易的事就在京城里传开了。要知道，顾况的家门十分难进，因此他家的大门被戏称为“铁门关、金锁匙”。如今，白居易得到了顾况的赏识和鼎力推荐，一时间，大家都知道了白居易的才华。
后来，白居易果然不出所望，在考试中崭露头角，并且走上了仕途。
有一年，白居易在杭州当刺史。他十分关心百姓的疾苦，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
转眼，时间过去了一年。到了除夕夜，白居易看到街上万家灯火，就换上便装，出门游玩，一来是与民同乐，二来是可以欣赏家家户户的春联。
“一年四季春常在，万紫千红花永开……嗯，这书法不错。”白居易边走边看，发现大家的春联大多表达了迎接新春的喜悦之情，他的心里也感到十分欢喜。
白居易走到巷尾，见到一户人家门口十分冷清，在眼前的欢乐气氛中显得不太协调。他走上前一看，这家门上贴着一副春联，上联是“家有万金不富”，下联是“膝下五子为孤”，横批为“莫笑莫笑”。
这户人家是怎么回事？居然贴出这么不吉利的春联，白居易站在春联前沉思起来。
白居易思索片刻，终于明白了这副对联的含义。平常，人们往往把女儿称作“千金”，还有句话叫“一个女婿半个儿”，算起来，这户人家的主人一定是有十个女儿，十个女婿，所以才有“万金”、“五子”之说。但这“不富”、“为孤”又是怎么回事呢？
白居易上前敲了敲门，只听见里面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谁啊？你们不是不回来过年了吗？”
“老人家，我是本州刺史。”白居易一边回答，一边推门而入。只见一盏油灯下，独坐着一位老人，昏暗的灯光映照着几件陈旧的家具，显得越发冷清。
白居易上前询问起老人的生活和门前春联的来历。老人含着泪讲述起自己的境况。原来，老人的确有十个女儿，但她们长大成人后，都已远嫁他乡。自从去年老伴去世后，老人只有独自生活。眼看着新年到了，左邻右舍家家团圆，只有他孤苦伶仃一个人过年。老人倍感伤心，就写下了门前这幅春联。
白居易小时候家里很穷，在写给好友元稹的《与元九书》中，就毫不避讳地爆料：“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试。”
虽然白居易的父亲做过徐州别驾（为州刺史的佐官，多为无实职的闲官），但他清正廉洁，既不贪污，也不受贿，所以白居易就没有成为“富二代”，买房只得靠自己了。
白居易32岁考中进士后，做校书郎，每月工资16000文。这个薪水，不算低，但买房，还不行。一来他刚参加工作，积蓄不够；二来当时长安的房价绝对不比现在的北京、上海低。
买不起房子，做个蚁族还是可以的。“贞元十九年春，居易得长乐里故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这是白居易的《养竹记》里面的一段话，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校书郎之后的居住情况：单位不安排住宿，自己又买不起房子，只好跑到长安东城的长乐里，租了已故宰相家的一个亭子住。
白居易说的这个亭子，并非我们常见的那种四面漏风的建筑，而是能遮风挡雨也能住人的场所。唐朝中后期，房租是相当低廉的。白居易租住的这个亭子，房租每月500文，相对于他每月16000文的薪水，算是便宜到家了。
等到白居易34岁的时候，他做校书郎已经两年，就想把住在安徽宿州乡下的老妈和大哥接到城里来享福。但是，那个租住的亭子除了白居易自己外，还有两个仆人，如果再加上两个人，就显得拥挤了。白居易便想到要买一个房子。
城里房子太贵，就到乡下去买。于是，白居易去了趟陕西渭南，花了半年的工资，在渭南农村买了一所房子。
“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两入。”新房离自己的上班地点有上百里，每天回去是不可能的，只能每月回去两三趟。在马背上这么来回地跑，白居易很辛苦。
公元806年，36岁的白居易工作变动，调到陕西县（今陕西周至）当县尉。按照唐朝律法规定，地方官是不允许在辖区内买房的，要住在机关大院的宿舍里，如果宿舍住满了，就去外面租民房住。白居易此时还是单身，所以就住在机关大院的单身宿舍里。
县尉只当了一年，白居易高升，调回长安当左拾遗兼翰林学士。工资是多少呢？白居易自己说是“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年薪30万文，工资还算是比较高的，但白居易还是不敢轻易买房。所以，从37岁到50岁这13年间，白居易一直是租房住。
白居易对这种租房生活挺满足的。先是住在新昌里，但结婚之后，他的夫人不愿住这样的小房子，恰好白居易调任京兆府户曹参军，官升了，薪水自然跟着涨，每月有5万文，白居易就在长安靠近闹市区的昭国里租了一所大房子。此后，白居易先后在重庆、杭州、苏州当过刺史，但一直都是租房或住机关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