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金句防身，以后出门不管是空手套白狼还是空手入白刃，做任何事儿都显得师出有名。这比码字的家伙仗着金线四处欺负人可强太多了。
但在电影圈混，仅靠不怕丢脸是不够的。这年头，别说不怕丢脸，不要脸的人都多了去了。怎么才能在圈里混出自己的特色，是个终极难题。
先从剧本说起。
每个导演都盼着能找到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好剧本，但上哪儿去找？张艺谋还天天在家为剧本发愁，当年他找刘恒、莫言、余华等作家，一抓一个准。现在几乎没一个作家能写出像样的作品，更别说编剧原创了。
所有人都在骂国产电影剧情弱智、故事傻逼，作家们在里面骂得也很起劲。导演被逼急了，就一头扎进故纸堆，飞天入地蹬墙上瓦。武侠拍烂了改神话，群魔乱舞泥沙俱下。神话糟蹋光了还有历史，千军万马宫廷仇杀。
听说眼下现代题材最靠谱，植入广告谈起来也顺风顺水，大伙儿又一窝蜂涌过去。连陈凯歌都把持不住，跑去研究网络暴力，最后搜索出一个结论——暴力解决不了问题，但把他自己给解决了。
然后呢？没然后了。
好不容易攒了剧本，接下来得找投资。
外界喜欢把投资人塑造得跟脑残似的，但现实生活中哪个脑残能身家过亿？二世祖不算。这些投资人虽然长得有些肠肥脑满，但一个个比猴还精，就差给他们全身贴上毛了。
很多从重工业转型到文化产业的煤老板是不懂电影，但越是不懂电影的人越难打交道。懂电影的还能聊聊共同话题，真要是好剧本人家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遇到煤老板，他上来只给你一句：“我还有个饭局，给你三分钟把故事说清楚。”没一口血喷他满脸是轻的，三分钟能说清楚的故事连微电影都算不上，我这可是史诗大作剧情长片。
可煤老板不爱听这些，幸好你还有金句防身——用一分钟夸赞女主角如何美若天仙，冰冰迅哥小章抢着要这角色，安吉丽娜·茱莉都差点打长途电话来了；再花一分钟说这电影上映后将如何震撼全球，以后环游世界全指着它了；最后一分钟用来吹捧煤老板穿着打扮举手投足之品味高雅，一看就知道特有内涵特显儒雅风范，要是女的得叫一见钟情，你是男的只能说对了眼缘，你不投这项目我就给你跪下了大哥。
搞定投资赶紧建组。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熟人带熟人，大家都是老手。只要把第一笔钱花出去，咱们就不担心投资人敢撤资，管他派几个财务过来，该报销都得报，发票开不了就用白条儿顶上。超出预算我也不想啊，但这不是为了提升艺术质量加强文明建设嘛，哥们可是奔着年度票房大片去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先胖不是胖后胖压塌炕，好日子全在后头呢。
拍完再找一靠谱的发行公司。
民营的先等一等，先找国营大佬谈起来，档期好坏都是大佬们一句话。谁要把这片子塞去跟《蝙蝠侠》PK，就跟谁不共戴天。最好塞去七八月份，搭着国产保护的势头，搞不好夺个国产票房冠军什么的，大家脸上光彩，分钱也利索，走哪儿腰椎间盘都不突出了。
宣传也很重要，不管好话坏话都得闹起来。
影评人虽然贪了点，但不就是千儿八百的事嘛，你买狗粮也不止这点钱，给！
现在的观众很聪明？这话一听就是外行。哪来什么聪明的观众，《画皮2》都是中国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电影了，这观众还聪明？
话题要多元化，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中间站的，都想办法吸引过来。从夕阳红到合家欢再到小三斗大奶，从教育宝典到不伦之恋再到情欲大法，什么话题时兴来什么，一个都别放过。
上映以后，别管票房好坏，过三天必须举办盛大庆功宴，对外一概宣称这片子卖得太疯了，海外版权早八百年就被一抢而光，连尼日利亚的劳动人民都看得热泪盈眶，放下了手中的锄头镰刀，国内票房更是嗖嗖嗖地飙涨。
你说就这样，在中国拍电影难吗？我觉得一点也不难。大不了就加入烂片集中营，反正也不差你一个。
19世纪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构成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产生了人们对于时间、空间和物质、运动相互作用的新观念”，电影史前时期的科学家们挖空心思，创造出了符合电影这一新科学观念的媒介语言。将科学应用于艺术，亦体现了现代人类对于形象思维的全新观念，由此，电影艺术真正步入萌芽期。
中国对西方电影的引介还算及时。1896年8月11日，法国商人在上海徐园“又一村”茶楼内放映“西洋影戏”，这是中国最早放映的电影。中国“左翼”电影第一人程步高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每天下学之后，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去看西洋影戏，有来自俄国和法国的电影。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那时昂贵的门票，电影只是富有人家的享受内容之一。这样的局面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电影大规模放映才得以改变，从此，电影逐渐走入平常百姓家。
从文字书籍到视觉艺术，大众主流媒介比重的变迁，除了传统的知识精英们的尖锐反对，似乎没有在普通观众那里发生过多少抵抗心理。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为什么电影的大众接受程度那么高？从电影艺术到电影工业，发展的速度那么快？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电影的作用？应该在茫茫影海中如何选择？一位投身文化产业的温州商人，愿意用“钱多、人傻、速来”形容中国当下的电影工业，也许这是各国电影工业初期发展的必经之路，但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有权利通过自己的眼睛甄别优劣，找到属于自己的光影世界。
埃德加·莫兰：电影的本质
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是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法国教育部顾问，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和哲学等方面均有重要著述。这种所谓大师的名头，对于读者来说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这能佐证著述本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并不同时具备多门学科背景的读者来说，理解起来却非易事。
“电影艺术和电影工业只是浮现在我们意识中的局部现象，而我们的责任是要把握这一现象的全部。然而，这一现象既显著又晦涩的潜在部分与我们自身的本质融合在一起。而我们的本质同样既显著又晦涩，例如我们心脏的跳动和我们心灵的激荡。深入探讨电影，从其全部人类性去思考电影，这便是本书的目的。”莫兰的《电影或想象的人》，试图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电影，或者说，通过电影研究来探索人类社会，这种研究思路最终将电影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即人类的精神和外部现实的问题，从而使本书的价值并不局限于电影领域，更指向了对人的思考。
莫兰指出，“只有电影艺术出现后，想象过程才得以原原本本和完全彻底地显露出来。我们终于能用形象表现我们的梦幻了，因为这些梦幻已附着在实际的材料之上。这种梦幻还会反过来塑造我们清醒状态的生活，它们教我们如何生活或如何拒绝生活。”
电影不只是一种艺术媒介，它在表现我们生活理想的同时，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理想，并塑造出新的“桃花源”。
崔卫平：迷人的乡愁
在京城的影视圈里流传着一个段子，年轻导演皆以得到崔卫平的认可为至高荣誉。如果哪天有人说“崔老师都说是好电影，那它不会差”，我们不必惊讶，崔卫平已经在媒体与读者的认可中催化为中国电影评论的风向标。
与其他影评人更愿意从电影工业的技术层面解读电影有所不同，崔卫平从人性、心理、伦理、道德等角度对这些电影进行深度解读，细腻的感受，精准的行文，犀利的笔触，超出传统影评中的技术论与方法论层面。一位长期从事影视研究的大学教授曾经向本刊记者表露对崔卫平研究方法的微词，崔卫平的电影评论是主题批评，从文学中嫁接而来，并不能为市场派的电影人所接受。
不论崔卫平的评论角度与方法是否主流，至少她拥有自己的独立视角。香港著名战地记者张翠萍说“革命是一种乡愁”，电影又何尝不是。“作者在每部电影中寻找乡愁，在故事发生的每个地方寻找故乡，因为人就是她的家园。这朝向故土的一趟趟的返回，也更像是一次次历险，有着新的发现、新的地平线，有关自由、理想、美与善、人性的尊严和伤痛。”张铁志这样说崔卫平的电影评论集《迷人的谎言》。
在崔卫平的书中，那些在银幕上投射出的现实影像，被一一放大、剖析。电影中的语言所透露出的极权主义心理、琐碎之恶的现象、记忆与经验的建构，经过反复的思辨与盘诘，不仅在昭示着一种艺术与生活进行平行对话的可能性，也尝试从电影中构建愁绪安放的精神家园的可能性。
韩松落：为了报仇
《为了报仇看电影》是专栏作家韩松落的电影随笔集。所谓“电影随笔”，是介于影评和生活随笔及时评之间的边缘文体，以电影为素材和话题的因由，着重考察我们的生活在影像中的映射，以及影像对我们生活的渗透。
韩松落作为70后新生代的影评人代表，自然带着这个时代的理想与青春的触觉。廖伟棠说：“韩松落的文字敏感于七、八十年代朴素之美又不止于美，按耐不住的是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那些锐利的悲伤，或是明净的怒火。”
为了报仇看电影，这样的书名也的确带着年轻的气息。有的时候，看电影，为的是报仇，向庸俗的世态报仇。一张影片宣传单上写着，下岗女工准备买耗子药与全家同归于尽，临时起意用这钱买了，中了一千万。尽管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情节也落入俗套，但总有很多人愿意去相信。而书中所提到的香港邵氏功夫片，影片的精华都无一例外地是昔日受到追杀的人在得到高人指点之后，重出江湖，耍一番传奇的棍棒枪法，将那万恶的仇人踩在自己脚下。这些故事受到追捧和认可，皆因为它们都满足了观众内心的复仇渴望。
有的时候，看电影，是接受馈赠，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隐秘的心灵慰藉。《为了报仇看电影》中提到的所有电影与电视剧，总计约八百部。
电影是真实的虚构，生活是虚构的真实。现实中无法兑现的诺言，无法实现的梦，却可以在电影里找寻结果。借助电影观察人生，窥探时事，与人生亲密接触，也是韩松落的写作初衷。
讲述伟大的电影
罗杰·伊伯特是全美最富盛名、最可信赖的影评人，也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奖的影评家。《伟大的电影》是伊伯特的电影评论选集。
1999年，伊伯特在伊利诺伊大学创立“沧海遗珠电影节”（Overlooked Films Festival），专门推介被忽略的佳片，取得了很好的反响。之后的数年里，罗杰·伊伯特每隔一周都为一部“伟大的电影”撰写评论。《伟大的电影》一书精选了其中的100篇文章。它们让读者以崭新的目光和重燃的热情回味（或者说先睹为快）所评述的影片。
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最能唤起我们对另一种经验的感同身受，而好的电影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真正的好电影实在不多，我们需要那些精彩的第二阅历丰富人生。
想用笨拙之笔聊发心中万千感慨，但，写再多的文字能换回800年历史的老北京城吗？能换回消失在苍茫大地的历代绝美建筑吗？情到深处，无语凝噎。作罢，在此就借用豆瓣电影的一则影评来抒发胸臆的一声叹息，缅怀两位令人尊敬的中国古建大师吧。
喜爱欣赏林徽因已经是多年了，从第一次看《人间四月天》到看了张清平写的《林徽因传》和拜读了她的诗集，再到后来看了梁思成写的关于建筑的书籍《大拙至美》等。林徽因是我迄今最欣赏的一位女性：集才气、集美质、集傲骨，也集热爱与事业于一体的旷世才女。
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心里存留着我们这一代人难以理解的爱国精神。幼年在李庄时，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这你们怎么办？”徽因特别平静地说，“中国读书人不是有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然后小从诫惊恐地说，“那我怎么办？”徽因一字一句地说：“国之不存，怎顾得了你！”在兵慌马乱的战争年代里，他们依旧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继续做学问，为了心中的理想和爱哪怕忍受病魔、环境的恶劣和精神的折磨也在所不惜，殚精竭虑。
看完最后一集，如鲠在喉，泪水涌流而下。为林徽因，为梁思成，为他们对建筑事业的毕生付出，为他们想极力保护中国古建筑的行为。梁林二人对于中国的建筑事业有着功不可没的贡献。
关于建筑，梁思成奠基了中国的建筑学，写了《中国建筑史》，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和解读李诫的《营造法式》。林徽因思想活跃，主意多；但构思画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他们俩在事业上琴瑟和鸣！他们将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从诫”来表达对李诫的崇拜之情以及对建筑事业的热爱。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重大转折。在太平洋战场，“地毯式轰炸专家”美国的李梅将军指挥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了大规模轰炸。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也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编制一份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注出其位置。对于一位建筑专家来说，恐怕没有比这个更令人兴奋的美差了。他同学生罗哲文不分昼夜地绘制地图。在梁思成标记的地图中，有一份特殊的地图，上面划着两个圆圈，那便是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当梁思成将这个地图呈递到盟军司令部时，盟军的布朗森上校十分困惑，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中国学者要保护敌国的古建筑。梁思成解释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 1953年，一股要扫掉北京古建筑的思潮开始兴起，梁林等专家激烈反对，林徽因强撑病体去找北京市领导：“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梁思成面对他钟爱的城门和城墙被拆毁时，他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一块城砖像剥去我的一层皮。尽管如此，对城楼、城墙和牌楼的拆除还是在随后大规模展开。
建筑大师梁思成拯救了日本建筑，但却“失守”了中国建筑！真是令人心痛！
当然，记录片里没有提及梁思成在最后十年里遭受的极度精神摧残，但看到某些史料提及：1969年10月7日，住在北京医院的梁思成接受了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接受英国作家韩素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采访，组织一再叮嘱他“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千万不要像做检讨似地谈话”，但他还是失败了。他的谈话只剩下空洞的政治口号。30多年后再次相逢，那个诙谐风趣的梁思成彻底不见了。
潸然泪下……
林徽因先生于1955年4月1日逝世，终年五十一岁。
也许是上帝对她的眷顾，让她躲开了后来残酷的十年。
林徽因葬于北京八宝山的二号墓地。
梁思成先生于1972年1月9日逝世，终年七十岁。
梁思成在文革中含冤去世，文革后平反，因其生前是全国人大常委，骨灰安放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骨灰堂，跟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遥。
从梁林二人可以看出那一代学人理想和爱的风骨。
民国时代，战乱年代，那一代是多才多艺，有着"文艺复兴色彩"，令人敬佩的，有着社会责任感的学者。
可叹的是：此年代已经不复返了。
在缅怀他们，为他们叹息的同时，我们更要反思自己的这一生该如何活吧。
【责编/九月】
从82斤到800斤
只是一张嘴的功夫
李元霸，是隋唐里的第一条好汉，在说书人嘴里，他的兵器是一对大铁锤，四百斤一个，两把八百斤——当然，这都是小说家言，现在这世上最有名的大力士是马瑞斯，他的卧推力是640磅，按斤算大概是480斤，而李元霸的大锤是当兵器挥舞的，他的力量有多大呢，《说唐》说，他举起过3000斤的东西，比6个马瑞斯还牛。
现在一说中国文化，都知道所谓“明清小说”。其实明朝的小说家还算比较克制，《三国演义》里关公的青龙偃月刀，重82斤，《水浒》里鲁智深使的禅杖也就62斤，虽说神力，但毕竟不是太夸张，因为正史里记载的不少勇将，臂力确实不凡，比方说五代时的铁枪王彦章，他“每战用二铁枪，皆重百斤。”考虑到这是北宋司马光写的，宋斤比现在的斤略重，大约等于640-680克，取中间数，那铁枪也有132斤。
但是，《说唐》，包括主要根据《说唐》改编的单田芳的评书，以及根据单田芳评书而来的《隋唐演义》，即使放在普遍神神叨叨的中国传统历史通俗演义里，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奇葩——因为作者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几乎所有武将的兵器重量。自李元霸以下，宇文成都：一柄凤翅镏金镋，400斤；裴元庆：两柄铁鎚，300斤；杨林：两根囚龙棒，每根150斤；罗成：丈八滚云枪，240斤……而且《说唐》特别热衷于好汉的排名，《水浒》的排名透着厚黑的政治学，而《说唐》的排名，看看兵器重量也就知道了。
不得不说，从文学的角度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就好像写万里长城：长城长啊长城长，真他妈的长；写一个人多么武勇，想不出词了，只好写兵器有多重，不带这样的。
追溯历史
蔑视数目字的传统
值得被赞赏？
但是，很多人不以为然，说，隋唐不就是因为这个流行的嘛。话不能这样讲，奥特曼打怪兽，剧情那么简单，小朋友也挺爱看，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说它好成了经典。隋唐的武力排名被中国人津津乐道了300年，但说了300年和它是经典还是糟粕一点关系也没有，大禹治水流传了4000年还传错了成2000年前呢。黄仁宇讲到中国历史，说，朝代的衰亡，大都与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有关。我觉得其实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对数目字都是浑浑噩噩。说书人说李元霸大战四明山，张口就是一人击退二十三万大军。中国史书也有这种很不好的习惯，写虚胜过写实，比如写投鞭断流、草木皆兵，语文是有意境的，可打仗双方到底多少人，阵亡了多少，还是没讲清楚。正史如此，也没办法苛责说书人了，他们的才华虽然越来越小，但胆子和想象力却越来越大，及至现代，我们仍然对数字不清不楚，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
《说唐》这本书，是由清朝“鸳湖渔叟”校订，其人已不可考，但应当是说书人的材料改写编撰而成，成书在清《隋唐演义》之后，后来单田芳说隋唐，采各家之说，但《说唐》显然是最重要的线索。不幸的是，《说唐》是清代历史通俗小说的典型之作——繁复，无聊，凑一堆热闹，除了武力和兵器排行，还有奇奇怪怪的法术，且乐此不疲。比如《说唐》二十九回描写尚师徒的宝马：“若战不过时，就将那肉瘤上这几根白毛一扯，这马一声吼叫，口中吐出一口黑烟。那些凡马见了，便屁滚尿流，就跌倒了。”这其实是文人对火器的一种想象，有清一代，满人对汉人掌握火器始终心怀戒惧，而异常残酷的文字狱更禁锢了文人对现实战争的接触，于是便写出这种怪胎来，比之战争描写同样粗糙但还讲究谋略权术的《三国演义》，又是低了好几个档次。
影视鉴定
这丫只是晚会而非影视
当然，现如今的电视剧，自然是放弃了这些怪力乱神的描写，但过家家式的武力排行，仍然充斥其中，以这种严苛的态度评价电视剧《隋唐演义》，似乎是有点过分了，不过之前《三国》就敢于挑战“曹操是奸人”这一几百年来的价值观，那么我们也有理由质疑，为什么《隋唐演义》花了这么多钱，却还要在上世纪80年代文化刚刚解禁时诞生的市侩文化里兜兜转转，用超过2亿的投资，炮制出那些尽管精致，却仍然廉价的感官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