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梅作为千千万万的基层教育工作者之一，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这次漂亮的小编为您带来了教育楷模张桂梅事迹简介【优秀9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12年来，张桂梅的每一天从清晨的教学楼巡视开始。5点30分，张桂梅打着手电筒，将5层教学楼的楼道一一点亮，早些年，她要赶走因为没有院墙而进入学校的蛇和各种小动物，低飞的蝙蝠会划破学生的脸。她站在二楼，手持喇叭，催促学生跑步进教室。
她希望顺时针转的每一分钟都能逆转贫穷。
她记得调任云南华坪县中心学校教书时，第一次目睹贫穷带来的苦难：有学生没钱置办衣服，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到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还有家长来教书费，拼拼凑凑在桌上洒了一把，最大金额的5角，总共不到50元，“我就这些了，有了还给你送来。”
张桂梅常自掏腰包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腹腔中长了一颗2公斤大的肿瘤。
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张桂梅走了40分钟。为带好毕业班，张桂梅坚持上课，把学生送进考场再住院。有一天，张桂梅突然喘不上气，有老师顶着风雨为她找氧气袋。有学生家长在山里采野灵芝，用机器磨成粉，拌在饭里送给她吃，还有学生去山里采摘野核桃给她。
山里的妇女们为了给她治病捐款，10元、5元……县长对她说，我们这个地方再穷，都会把你的病治好。“所以我就留在这儿了。”张桂梅说。
20xx年，华坪县儿童之家福利院成立，捐助方指定让张桂梅担任院长，丈夫去世、无儿无女的张桂梅答应了。她发现，每一个孤儿背后都有一个悲剧性的母亲，有杀死家暴丈夫获刑的母亲，有因重男轻女陋习导致分娩死亡的母亲，有与丈夫感情不和离家出走的母亲。
这让张桂梅意识到，贫困的女孩成为贫困的母亲，贫困的母亲又将养育贫困的下一代，“恶性循环一直存在。”
班里女孩本就不多，张桂梅发现，总有女孩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她去大山里找，发现很多女孩十几岁就嫁人了。有一次，张桂梅在家访途中，看到一个女孩坐在田埂上，眼睛往远处看，她上前询问这个女孩在想什么，女孩看了她半天，哭着说自己想读书，但妈妈让她嫁人换彩礼。张桂梅很气愤，去女孩家里试图说服她的家人，费用她负责，但没有成功。那个女孩的眼神、坐在高山上的样子一直刻在张桂梅脑子里。
张桂梅想创建一所免费女子高中，为大山女孩提供教育机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但20xx年，这个想法在不被当地教育部门理解，“什么时代，还建女高？”
更棘手的是资金。一所高中需要配套至少3个实验室，最便宜的生物实验室“就要五六十万元”，大家觉得张桂梅“太天真”。
王秀丽觉得，网上关于全职妈妈的那些谩骂和争议，“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到超乎想象的贫穷”。她70年代出生在华坪县城，从小家里吃的。是大白米饭，有一溜儿的玩具，没吃过什么苦，直到跟着张桂梅去家访，才真正理解了她所说的贫穷。
深山里头，一些人的家只是四面黄墙。政府给的低保不知道怎么花，家里的男人们就拿去买酒喝，房子边上的酒瓶垒得比屋檐还高，白日里口齿不清醉醺醺，女人们也没有任何办法，烧点苞谷，烧点洋芋，混着发霉的米饭，一顿顿吃下去。
也不仅仅是贫穷。一个小姑娘的父母去了成都打工，很多年不回来，她和爷爷住，七十多岁的爷爷还做着石匠的工作，家里破败。小姑娘要高考了，叔叔打电话让父母回来一趟，王秀丽看到，小姑娘害羞地揪着母亲的衣角，笑得十分开心。但是母亲神情僵硬，不知道该怎么和多年未见的女儿相处。王秀丽也有一个女儿，她觉得难过：母女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从这个家离开之后，王秀丽心里憋闷，下车步行了一段时间，天色将暗，天气寒冷，她想，如果读了书，这个女孩是不是就不用重复母亲的命运：早早嫁人，生养一个女儿，却不懂得如何去爱、去教育她。
那时，张桂梅已经是华坪县孤儿院“儿童之家”的院长，第一天收来36个孩子，女孩多于男孩。华坪县产煤，一些男孩因为矿难成为孤儿，但女孩们大多是被丢弃的。张桂梅生于1957年的黑龙江，家里有6个孩子，她是最受疼爱的小女儿。但在华坪，她看到健康的女婴们，“就是你丢了我拣”，辗转来到孤儿院。
孩子背后的母亲，遭遇也是惨烈的。一个小男孩的母亲，因为不堪忍受丈夫虐待，找来哥哥把丈夫打死，自己也进了监狱服刑；离开丈夫和一双女儿的女人，到另一个城市生活，却被追来的丈夫杀害；一个小男孩的母亲，生育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在家用土办法接生，产后大出血，她想见丈夫，但是婆婆不让，觉得晦气，最终女人遗憾离世，丈夫终日买醉，犁田时死在了田里，留下一老一少。后来张桂梅才知道，这位婆婆，一辈子没下过山。
同时，张桂梅还是民族中学的老师和班主任。云南一共26个少数民族，华坪县就有26个，民族中学的女孩们多来自大山深处，常常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张桂梅就进山里，去找那些消失的女孩们。有时候敲门，介绍自己是老师，屋里有动静，却没人来开门。家长们怕她把女孩们领走，家里没了劳动力，反正国家给补助，生活可以就这样过下去，“烤洋芋就烤洋芋，跟着太阳走就跟着太阳走，反正也饿不死”。
从年幼到后来成家，张桂梅的生活还算富足，直到进了大山，她第一次切实地接触到贫穷，接触到女性身上的悲剧，她也是迷茫和困惑的，“我想不出来一条出路，我想了很久很久，不知道到底怎么办。”最初，她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让班里的五十多个孩子都不辍学。
但在去家访的路上，她看到了更多辍学的女孩。遇到过一个放牛的小姑娘，她跟人家说，走，跟我去读书，同行的人说，你是不是疯了，看见人就要人去读书。张桂梅执意，走，跟我去读书。女孩只是看了她一眼，吆着老牛就走了。张桂梅看着她的背影，背个小包包，手里还拿着一个黑不溜秋的粑粑当粮食。
“把这些地方从穷坑里拔出来我是做不到了，但是我想救她们啊。我想让这些山里的女孩子读书、见世面。看看为什么别人那样，你自己却这样？”家访的时候，她会问家有多少人，有多少亩地，有多少花椒，是否挂果了，掀掀锅盖看看里面煮的是什么，去摸摸床上的被子，就知道家境如何了。
“那是现实情况让我办的（女高），并不是我非常先知先觉的，并不是。”11月，在她的办公室里，张桂梅提起往事，依旧有些激动，会用手轻轻推身边人的胳膊，拍拍旁人的大腿。她的办公室位于两间高三教室的中间，方便她巡逻，女孩们的读书声隐隐传来。她也承认，这种投入和回馈，让她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寄托。
这些女孩是学校老师通过满大街和菜市场贴广告、口耳相传从大山里招来的。
学生什么也不用准备，只需带着干粮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县城的汽车，去女高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方课桌。周云丽是那个夏天的96个幸运儿之一。
报考女子高中时，周云丽正苦于没钱读高中。妈妈早逝，父亲养猪、种地、帮人锄草，养活一家四口。在周云丽的记忆里，有些跛脚的父亲总是一清早出门，用碗装着冷饭上山劳作，傍晚才回家。
打从记事起，周云丽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亲分担农活。姐妹俩读书的动力很直接——摆脱土地与贫穷。
但读到高中，父亲发了愁。两个女儿都读高中，一年花费上万元，难以负担。初三还没毕业，父亲就开始为读书凑钱。那时，父亲总是坐在院坝边、猪圈门口不停地抽烟。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两年，来读书的女孩几乎都是因为贫困。周云丽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很幸运。在她所在的村子，许多女孩十五六岁就已定亲。山里人觉得女孩读书花钱，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为贫困女孩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第一届学生成绩很多未达到中考分数线，且年龄偏大，有学生补习3年还未拿到初中毕业证。
女高接纳了这些女孩，只要是农业户口，想读书，就收。仅有的一栋5层教学楼成为全校师生吃、喝、睡的场所。学生们住在3楼3间教室里，每间教室有女老师陪同，其余女老师和男教师被（）分入4楼两间大教室。男老师们轮流在一楼木板床上守夜，夜晚，学生们要去隔壁中学上厕所，女老师陪同，男老师打手电筒护送。
张桂梅长了教训。学校没有围墙，常有男孩来戏耍，张桂梅守在教学楼前，见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赶跑，大骂“小混蛋”。
学校没有性教育课。有性知识辅导老师问需不需要支援，张桂梅让他们“滚一边去”，“手机上已经很过火了，还用教吗？”
后来，教学楼一楼安装了铁栅栏。一向吝啬的张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门坏，她立即请师傅来修。每当高考季来临，张桂梅会请几个人日夜看守教学楼，让学生看到“楼前楼后都是人”，安心。
为了杜绝攀比，张桂梅规定，学生必须剪短发，穿校服，女老师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学楼的一楼贴满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数额，墙上的企业和个人帮助支撑起这所免费高中。每当有人来校捐款，她要求学生向捐款人集体敬礼，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对学生手举捐赠牌被拍照的行为，有企业提出此类要求，张桂梅宁可钱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毕业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终资助给了哪个学妹，张桂梅希望这种“背对背”的方式，让学生没有压力地接受捐赠。
在张桂梅看来，贫困对女孩是一种隐私，对外，她称呼自己的学生“山里的女孩”。
以身作则好作风
他的办公室是上世纪80年代的平房；每个星期走基层在1000公里以上
走进黄诗燕在炎陵县委的办公室和宿舍，记者很惊讶。
办公室是上世纪80年代的平房，工作人员多次要求进行简易装修都被他拒绝。宿舍很小，床上用品都很普通。
“宿舍里的东西，都是上一任领导留下来的，黄书记上任后没有添置一件新家具。”县委办副主任刘明华说，“平时除了接待外，一有时间书记就在走基层，每天都排得很满。”
“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有功名利禄全放下、一心只为千万家的境界。”黄诗燕多次在讲话中这样说。
“担任炎陵县委书记近9年，黄书记为炎陵发展不辞辛劳，每个星期走基层来回车程至少在1000公里以上。”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黄建中说。
“黄书记在炎陵没有私交圈。”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红兵说，“他常说‘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工作上相互支持，在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工作中交往最好的感情’。”
由于常年在县里工作，离家远，黄诗燕对妻子女儿都照顾不上。平时工作忙，也很少有时间打电话。黄诗燕心里总感觉愧疚，每次洗衣服都和妻子视频聊聊天，“等忙完这阵子，就回家好好歇歇！”可这一等，竟等到天人相隔。
在炎陵县2030平方公里土地上，黄诗燕的事迹还在传颂着。他用8年多始终如一的奋斗，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诠释了人民公仆的深刻内涵。
电影《白昼流星》里的一对少年流浪兄弟，在遇到扶贫干部李叔的时候，人生开始发生变化。兄弟俩见证了神舟十一号飞船成功着陆的历史瞬间，见到了草原寓言中的“白昼流星”。
“要是有一天，人们能在白昼里看到夜晚的流星的时候，这片穷土才会被改”，其实对于兄弟俩的人生，李叔才是那颗改变命运的白昼流星，他在祖国北方边疆点燃了希望之光，让兄弟俩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在祖国西南的美丽古城丽江，我们也同样看到了白昼流星的闪亮。她叫张桂梅，一个从祖国东北来到西南的普通教师，她凭一己之力撑起了一所学校，也撑起了无数失学女孩的希望。人们说：“有她，就有光。”
是啊，她就是白昼流星，她的光芒照亮白昼与黑夜，她已然成为传奇。
因为被照亮，所以选择照亮人
张桂梅老师的人生充满坎坷，从小家庭子女多、生活并不富裕，在人生最幸福的时刻痛失相濡以沫的丈夫，后来张老师又不幸得了癌症。命运仿佛一直在捉弄着她，让她遭受如此多的不公，但是“那些打不倒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
张老师患病后，她不愿给学校增加负担就忍痛瞒着。但是她被病痛折磨得痛苦至极，走路艰难甚至难以起身，最后只能告诉学校。学生知道张老师生病后，为她上山采摘野核桃，家长们也采摘灵芝磨成粉为她补身体。这些小小的善意举动，全部铭记在她的心中。
云南华坪县妇联也发动全县为她捐款，那些零零散散的毛毛钱也许就是农家攒了许久的收入，也许是进城来回的路费，也许是孩子的新衣，也许是全家一个月的口粮。正是这一点一滴的善心，救活了张桂梅，也让她决心燃尽此生，照亮前方的道路。
张桂梅说，“我对自己说，活着吧，好好活下去，这座小城对我有恩，活着还可以还还人情债。”所以她以近乎疯狂的方式，透支着自己孱弱的生命，把往后余生奉献给教育事业，只为给那些被忽视的生命提供更多的机会。
白昼里的流星，不被定义的人生
这个世界对女孩充满了所谓定义，譬如“女怕嫁错郎”，譬如“女孩是泼出去的水”，譬如“女孩就是赔钱货”。当女孩的人生被定义，选择就成了错误的事情。女孩难道就该随便嫁个人吗，女孩就只该哺育后代吗，女孩就不配受教育了吗？
当一个女孩十三四岁就嫁了人，那她的人生也就困在大山之中；当一个女孩上完初中就辍学，那她就只能围着自己的丈夫和小小的灶台。这大多是悲剧的开始与重复，很多女孩因为过早失学，只能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对同性充满歧视，等自己有了女宝宝，有的还会遗弃。
在张桂梅的心中，女孩的人生不该是这样的，女孩应当和男孩一样，能够走出大山去见识世界，去了解生命的可能性。她们也可以和男孩一样，拥有同样的机会，从事喜欢的职业，享受生育的权利。这也是她办免费女子高中的初心，让每一个女孩能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白昼流星。
所谓贫困，更多时候并非物质资源的匮乏，而是知识的缺少和理性不足。背后的根本还是缺少了教育。当女孩失去教育的机会，那么贫困就会一代代陷入恶性循环，而张桂梅凭着百折不回的信念打破了循环，她让一个个渴望知识的眼睛放出光亮，让她们成为大山开出的最美花朵。
奇迹恰如白昼里的流星，而她正是那颗划破苍穹的闪耀明星。
后来遇见她，陪我春秋冬夏
遇到张桂梅的孩子们无疑是幸运的，她是136个孤儿的“事实妈妈”，她把1600多名山区贫困女生免费送入了大学。是她陪伴孩子们，走过一个个春秋冬夏，让这个世界充满色彩与美好。
如果让这些孩子写一个和张老师的故事，那无疑这些故事会长到没有尽头，这些故事充满了坎坷与磨难，但也有无数的幸福与荣耀，而对于孩子们自身的影响与改变却是无穷无尽的。
在她们的故事里，她是不顾自身健康、四处奔波的妈妈。她时常颤颤巍巍、时常气喘吁吁，她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是她依然坚持拖着病体忘我工作，将自己工资、所获奖金和社会捐助诊疗费等100多万元，全都给了学校、给了福利院，给了无数贫困的女孩子。她自己却只穿着破洞的牛仔裤，坐着最廉价的摩的，她只愿让孩子们更好。
在她们的故事里，她是剥夺她们玩耍时间的“周扒皮”，从5点30分起床晨读，晚上12点20分自习结束，中午只有40分钟的午休时间，吃饭、洗碗的时间限定在15分钟。即便在高考大省河南，这都是严苛至极的时间。而她想的是学生基础差、学校条件差，那只能用时间来拼。所以哪怕学生和社会多有怨言，但是她仍然坚持，因为她知道最终的成绩是会说话的。
在她们的故事里，她是永远向前、从不满意的老师。今年华坪女高有159人参加高考，600分以上有17人，一本线以上70人。理科最高651分，文科最高619分。这样的成绩连某些省会城市的高中都愧叹不如，但她却不满意，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相比仍存在不足。她想让自己的孩子们去到更远的地方、考上更好的大学。她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
这部故事书很长很厚，张桂梅还在用生命书写，她也愿陪着更多的孩子走过春秋冬夏。
要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计，确保贫困人口子女都能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具备就业创业能力，切断贫困代际传递。张桂梅正是沿着教育扶贫这条路，播撒着希望的种子，让这些希望的种子落地发芽，开出最美的花朵。感谢这朵划破苍穹的白昼流星，让我们一次次见证着红土地上的奇迹！
_岁的张桂梅穿黑布衣，胸前戴着一枚红色的党徽，守在学校门口、食堂、宿舍。她用小喇叭催促学生：“姑娘们，快一点，跑快点……”
时间退回24年前，年轻的张桂梅穿紫色的皮鞋、蓝色的裤子、火红的上衣，经常进舞厅跳舞。这种生活在丈夫过世后“戛然而止”。1996年，张桂梅39岁，历经丧偶之痛的她，独自一人从云南大理喜洲到金沙江畔的丽江华坪县工作。
在这里，她深刻体会到贫困与落后：山里的女孩，前一天还在读书，后一天就嫁人了；有的父母离异后，双方都不要女儿；有父母让女儿辍学打工，供弟弟读书……她希望办一所女子高中，阻断贫穷的代际传播。
2008年，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简称华坪女高）建立，张桂梅任校长，它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当年秋天，尘土飞杨的校园迎来了第一届学生，95个大山女孩噼里啪啦地跑了进来。
一晃12年过去了，华坪女高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2020年，159名学生参加高考，理科最高651分，文科最高619分。本科上线率达94.3%。至此，这所学校把近1800名大山女孩送进了大学校园。
从喜洲到华坪县
1957年6月，张桂梅在黑龙江省牡丹江边出生，她的母亲那时48岁了。
张桂梅印象中，母亲是小脚，常年瘫痪在床，一脸的麻子，只看得清两只眼睛。父亲脾气暴躁，是村里的主事，谁家有事都找他，但后来他不愿意干了。
张桂梅那时还未到学龄，听见父亲说，“不干了，怎么样都不干了”。她突然插了一句嘴：“你不干算了，长大了我干。”满屋子人笑歪了，说要等着她长大。
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他们都很惧怕父母。张桂梅记得，有一次，她顶了一句嘴，一个晚上没敢回家。那时候，哥哥是哈尔滨跑莫斯科的列车员，经常戴大高帽，穿大皮鞋，但做错了事，照样跪在父母面前认错。
上小学后，每到清明节前夕，张桂梅约上小伙伴到山上采花，编织成花环。第二天，她们穿上白衣白鞋，系上红领巾，到八女投江的地方献花环。那个火热的年代，张桂梅在宣传队里主演江姐，喜欢唱《红梅赞》、《东方红》等。
1975年，张桂梅18岁，跟着姐姐南下云南支援边疆建设。彼时，母亲已经过世。她到大理喜洲后，很长时间不适应，直到认识了后来的丈夫。
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丈夫在学校当老师，她在另一家单位上班。张桂梅记得结婚当天，她在学校跟两个小姑娘玩，结果，迎亲的队伍落下了她。他们再次来接她时，张桂梅生气了，让他们直接把新郎送回来。那天，他们有五对新人集体结婚，张桂梅去得最晚。她们都穿着平常的衣服、裤子，工会买了一些喜糖，领导说了一番祝福语，新人代表发了言。她如今回想起来，这种有时代烙印的婚礼非常有意思。
不久，丈夫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考上研究生。张桂梅也不甘落后，考入丽江师范学院。毕业后，两人进入同一所学校教书。
张桂梅说，丈夫是校长，每月工资六七百块，偶尔还会去外面上课，一节课30块钱。她那时花钱大手大脚，每天下馆子吃饭，喜欢去繁华的三月街玩，也经常进舞厅跳舞。有一次，她请假去成都玩，一个人把一家部队招待所包了下来。
潇洒快乐的日子在丈夫生病过世后戛然而止。因为结婚晚，加上两人忙于学习、工作，婚后一直没有要孩子。丈夫离世，她深感孤独，每天浑浑噩噩，对任何事提不起兴趣。
1996年，张桂梅离开大理喜洲，来到了华坪县。一开始，她在华坪中心学校任教，很快又调入华坪民族中学（简称华坪民中）。她去家访，发现很多家庭重男轻女，不重视女孩的教育问题。
第二年春天，张桂梅带着四个毕业班，同时查出了患子宫肌瘤。很快，县里知道了她的情况，为她发起了捐款，教育局用唯一一台车送她去医院。张桂梅的记忆里，学生摘了野核桃送给她，说吃了对身体好；有人走几个小时路，为了把省下来的路费钱捐给她；有人把本来给孩子买衣服的钱捐给她；还有的借钱捐给她……
自此之后，张桂梅对华坪县的情感便生下了根。
“我有一个梦想”
2001年，张桂梅在华坪民中任教，兼任县儿童福利院“儿童之家”院长。福利院收了36个孩子，最小的2岁，最大的12岁。张桂梅成为了他们的“妈妈”，为保证他们的吃穿行住，四处奔波。
她利用寒暑假到处筹集资金，有人可怜她，给她一点钱。很多人认为她是骗子，驱赶她，甚至放狗咬她，撕破了她的裤腿。她也不泄气，累了就在路边歇会儿，渴了就讨一口水喝。但几年下来，她只筹到一两万块钱。
那几年，张桂梅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师德标兵，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与此同时，她慢慢发现，福利院孤儿们的不幸大多与母亲遭受的苦难有关——有杀死家暴丈夫而获刑的母亲；有因为重男轻女陋习导致分娩死亡的母亲；有与丈夫感情不和离家出走的母亲。
她产生了办免费女高的想法。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杨文华记得，2004年9月，他陪同张桂梅去北京录制央视教育频道的节目。在路上，张桂梅跟他提起想办免费女子高中，杨文华当场提出了反对，“什么年代了，你还建女高？”
杨文华劝张桂梅，建女子高中需要不少资金投入，比如至少需要生物、物理、化学三个实验室。
张桂梅当时心里盘算：两万建一个实验室，五六十万建一所免费高中。
“她太天真了，五六十万建一个实验室都不够。”杨文华说。即便如此，他们从北京回来后，华坪县政府还是对此组织了讨论，但无人支持张桂梅。
2007年，张桂梅成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去北京前夕，华坪县委见她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给了她几千块钱，让她去买一套新衣服。张桂梅舍不得花钱买衣服，她把这笔钱攒下来，打算用在孩子身上。
她上北京时就穿着平常的衣服，有记者把她叫到一边，让她摸一摸自己的裤子，她才发现，裤子上破了两个洞。那一夜，记者跟她聊到深夜，谈论她关于创办免费女高的梦想。
第二年初，张桂梅到北京录制节目，碰巧在哈尔滨的哥哥生病了，打电话来说想见她。张桂梅想着，等录制完节目再回去看哥哥。却没想到，哥哥很快过世，她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不久，张桂梅的访谈报道《我有一个梦想》广泛传播，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那时候，华坪县有两所高中，一所公办高中，一所民办高中。2008年4月，华坪第三所高中——丽江华坪女子高中（简称华坪女高）正式建校，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政府先后投入了近6000万元。
这年，杨文华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他记得女高建设初期遇到各种问题，张桂梅很操心。教室开裂了，学校的维修等，她都第一时间赶到。
华坪电视台记者王秀丽说，有一天，张桂梅突然打电话给她，一边哭一边问：“你在哪里？我都要死了，你还不来看我？”她立即从镇上赶去福利院，张桂梅哭了一个下午，她陪着哭了一个下午。
后来，杨文华告诉张桂梅：“你集中精力抓教育教学，其他的我们去管。”
当年秋天，95个女孩报名华坪女高，除个别上了高中分数线外，其他都在分数线以下，她们全部来自大山。
2008年9月1日，华坪女高正式开学了。周云丽是首批入学的学生，在她印象中，开学那天下着小雨，教室楼外一片凌乱，学校还在紧张建设中。张桂梅守在门口，看着女学生们三五成群，拖拖拉拉地走动，生气地说：“你们做事情太慢，高中不是这样读的。”
投奔女校的人
周云丽1岁时，母亲就过世了，她和姐姐周云翠由父亲拉扯大。
父亲有残疾，经常早出晚归，家里的收入主要靠他种西瓜、芒果，养猪，以及帮别人除草。一家人生活拮据，在居住的那间土木结构的老屋子里，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台彩电。
大约七八岁起，姐妹俩开始做家务，后来又帮忙干农活，去集镇上卖菜。
因为家里没有儿子，又是单亲家庭，他们家在村里没少受人欺负。父亲希望她们能走出大山，砸锅卖铁也要供她们读书。2007年，姐妹俩同时初中毕业。家里没有钱，父亲到处筹钱，很是忧愁。周云丽眼见父亲站在猪圈门口、院坝边上、关毛驴的地方，一根烟接着一根抽，一语不发。
中考前夕，周云丽听初中班主任说，隔壁在建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由华坪民中的一位教师过去管理。那里不用交学费，只要花一些生活费，那时候，一般高中每学期一千多元学费，另外还有学杂、住宿费等。周云丽听后兴奋地跑去看，一栋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
后来，姐妹俩都报了华坪女高。
那一年，张桂梅到云南师范大学做宣讲，提出阻断女子世代贫困的办学理念，吸引了当年的毕业生张红琼。出生于农村的她，家里有七姐妹，作为唯一的大学生，她对此深有感触。
张红琼毕业后，跟着张桂梅来到华坪县，成为华坪女高的一名数学老师。
她记得，2007年8月8日，他们几个教师去学校，地上全是水泥，教室里落满灰尘，乱糟糟一片。张桂梅带着他们搞卫生，打扫教室，把“儿童之家”的床扛过来，之后安装、铺床铺，并把学生的名字贴好，干了整整十天。
事实上，刚开学时，华坪女高只有一栋教学楼，没有厕所、食堂，围墙。杨文华回忆，当时那里很糟糕，根本不像一所学校，男老师住在楼梯间，女学生坐在教室角落。
很快，张桂梅发现，招来的学生底子差，每次考试县里排名，华坪女高总是垫底。她很着急，去外地学习教学方法，试图让学生自主讨论，但结果更糟糕。“有的学生，老师跟她讲了八遍，她还是不会做，坐在那里哭。”
张桂梅压力非常大，她去丽江市找领导，说她们的学生不排名次，市里的领导也同意了。但她转念一想，学生成绩上不去，来学校白吃白喝三年，又有什么意义？
没过多久，当时学校的17位教师走了9个。
张桂梅没有办法，到教育局找杨文华。杨文华安慰她说，如果实在干不下去了，就把学生并到华坪一中。事实上，早在华坪女高创办以前，他就曾建议在华坪一中办一个“桂梅班”，但张桂梅没同意。
她不愿意放弃，相信老师苦教，学生苦学，总会改变这种现状。别人早上六点起床，她们五点多起床；别人晚上十点睡觉，她们有学生十二点还在走廊看书。高中三年，她们每个暑寒假都补课，最多放半个月的假。农村的孩子不怕吃苦，肯下功夫，慢慢的，学生成绩出现好转。
延续到现在，华坪女高的学生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洗漱，一直要到晚上12点20，她们才熄灯睡觉。
7月13日中午，张桂梅拿着小喇叭，端坐在食堂的凳子上，手机里放起了红色歌曲。很快，一群女学生冲了进来，她们“噼里啪啦”吃完饭，又跑回了教室。几百个学生在10分钟内像一阵风，来了又走。
婉拒捐款
学生的成绩没有起色，教师张红琼也曾动摇过。有一天晚上，她准备向张桂梅辞职。走到门口，她把头贴在墙上往里面一看：张桂梅正在吃药，桌上摆满了药瓶子。吃完药，她又往身上、脖子上贴药膏。看到这一幕，张红琼很受触动，决定安心留下来教书。
黄付燕是2008届学生，她记得，张桂梅身体不好，经常跑医院，但每天都回学校，用小喇叭叫她们起床、吃饭、睡觉。那时候的学生，敏感、内向，害怕跟人交流，但她们懂得感恩，想上大学，不怕吃苦。
2011年夏天，华坪女高第一届学生高考，综合上线率100%，一本上线率4.26%。这个成绩超出了预期。
周云丽姐妹，一个考上了云南师范大学，一个考入德宏师范学院。那年夏天，得知女儿们都考上大学后，辛苦了半辈子的父亲终于眉头舒展开了，高高兴兴地背着鸡、鸭，蔬菜去感谢张桂梅。
2015年秋天，黄付燕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进了杭州一家公司。第一个月，她领到了3500块钱工资。她很高兴，回家给父母买了些衣服，又捐了1500块钱给华坪女高。
黄付燕记得，张桂梅很高兴地接受了捐款，还给她开了一张收据。那张收据她一直保留着。
第二年，黄付燕带着男友回母校，准备了2000块钱捐给女高。张桂梅得知她在上海没有正式工作，婉拒了她的捐款。2018年，黄付燕第三次回华坪女高，她那时没有上班，带着丈夫，手里抱着出生不久的小孩，准备了3000块钱捐给女高。张桂梅老师再一次拒绝了她的捐款。
黄付燕很难受，觉得愧对学校和张老师，走出校门后，她哭了。
之后，张桂梅拒绝毕业生回校看她，甚至经常谎称自己不在学校。她不希望学生背负回报学校的压力，“她们从大山走出来不容易”。
2019年5月，黄付燕考上了贵州的特岗教师，成为了一名小学数学老师。
黄付燕说，不像其他学校的学生，所有东西都是父母给的。“我们华坪女高的学生，吃穿住学都是社会上捐赠的，更多是政府捐赠的。”
十万里家访路
周云丽曾差点被张桂梅打。
一个周末，她跟同学相约一起外出，张桂梅不让她出去。那时候，张桂梅刚去了她家走访，见到了她残疾的父亲和年迈的奶奶。张桂梅觉得，学生应该抓紧时间学习，不该随便跟着去玩。
周云丽坚持要出去，张桂梅气坏了，拿起老人机砸过去，没有砸中。她又想要摔凳子，被两名班主任拉住了。张桂梅记得，周云翠当时也跑了进来，一副要保护妹妹的架势。
张桂梅觉得，家访能了解一个孩子，激发她们的学习动力。12年来，她去过每一个学生家里，走了十几万公里的崎岖小路。看着她们的家庭情况，张桂梅经常恨铁不成钢，骂她们，甚至用书本摔她们。
一开始，姑娘们很害怕，觉得她凶，后来也知道是为了她们好，慢慢心存感激。
王秀丽曾多次陪同张桂梅去家访。一开始，她不理解，觉得开一次家长会就可以了，为啥一定要跑老远去家访。她去了后才发现，很多家长不会讲普通话，山路崎岖，交通不便。
有一次，他们去一傈僳族学生家家访。山路不好走，王秀丽一路走一路抱怨，张桂梅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们到学生家时，天都快要黑了。张桂梅坐在屋子里，跟父母聊了一会儿，很快又往回走。走了一段路，王秀丽发现她的外套不见了。她问“张老师，你衣服哪儿去了？”张桂梅淡淡地说，“给孩子妈妈了。”
张桂梅说，第一届学生家长看到老师去家访，都感激流涕。但也有几个例外。有一次，一个学生读着读着，突然回老家不来了。张桂梅跑去学生家一看，弟弟在那里做作业，姐姐在那里干农活。妈妈不停地说，女儿不该去上学，应该去外面打工。
张桂梅问：“都不收学费了，为什么不让她上学？”妈妈说：“考上大学也供不起，不如现在就出去打工。”“姑娘这么小，可以去干嘛？”对方回复她说：“她可以去餐馆帮人洗碗啊。”
一些这种家庭的孩子，最终被她带回了学校，但也有个别最后辍学了。
华坪女高免学杂费、住宿费，校服费等，个别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还可以申请生活补助。7月16日，高一的李嘉明申请生活补助，班主任将此事告诉了张桂梅。
几年前，李嘉明的父母离异，她被判给了父亲。在她的记忆中，父亲常年酗酒，少有清醒的时候。初二的一个夜晚，父亲喝醉了，骂她是害人精，害得他家破人亡，还半夜把她赶出了家门。
此后，李嘉明便很少回家。母亲帮她在镇上租了一间屋子，每个月给她生活费，偶尔也去学校、出租屋看她。但时间一久，继父又对此有意见。
张桂梅知道后很生气，但更多的是无奈。她决定去李嘉明父亲家里看看。他们家在荣将镇宏地村，离县城约30公里，开车一个多小时。山脚下的一间土木屋，门没有锁，屋子里空空荡荡，人也联系不上，张桂梅白跑了一趟。
回到学校，张桂梅让李嘉明把租的房子退了，放假就住到“儿童之家”，生活费由华坪女高出。
忙着忙着就老了
华坪女高位于县城东侧的狮子山脚下，这里曾是华坪民中的厕所，每到盛夏，金黄色的芒果挂满枝头。2015年，它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占地76亩，有校舍6栋，累计投资9千多万元。
张桂梅节省到吝啬的地步，为学校师生以及教育系统的人所周知。她常年穿着破旧的衣服，十几年吃素，甚至生病了也不愿意去医院。但她把自己多年的奖金，社会对她个人的捐赠等100多万元，全部投入了华坪女高。
据华坪县宣传部给的资料显示：华坪女高为贫困学生减免住宿费、学杂费等，累计1335.06万元。
这些钱，全部是学校募捐而来，有各级政府给的办公经费，企事业单位给的捐赠，还有个人给的捐款。即便如此，华坪女高的支出依旧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张桂梅担心这种模式难以为继。
华坪县教育局党委书记胥国华此前曾负责华坪女高的基础设施建设，他说，华坪女高最初按18个教学班，900人的办学规模设计。后来因为学校的资金有限，每年只招收100到160人，最多的时候，学校一共五六百学生。
因为免学杂费和高升学率，自第一届学生高中毕业后，报名华坪女高的学生越来越多。张桂梅说，她招女学生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看是不是农村户口，一个是看她的中考成绩。
自今年媒体报道后，张桂梅成了网红，华坪女高也跟着上了热搜。这段时间，学校办公室主任张晓峰每天接到几百个电话，有想来华坪女高读书的，想免费为张桂梅看病的，想捐赠给华坪女高的。张桂梅很高兴，同时她又很担心今年报名人数猛增，但学校招录人数有限。
她有时也不去想这些，觉得到时总有办法解决。一个人安静下来时，张桂梅会觉得孤独，想起黑龙江的姐姐、侄子，但他们都不能理解她，“觉得我眼里只有这些孩子”。她心情不好时甚至不知道打电话给谁，她说，忙着忙着，就把自己给忙老了。
这两年，张桂梅身体越来越差，疾病缠身——高血压、支气管炎、骨瘤……体重从一百三十多斤掉到了九十多斤，她甚至站不起来，干瘪的四肢在衣服里面晃。
“儿童之家”福利院的张惠华记得，2018年初，张桂梅病危。他匆匆跑进医院，看到张桂梅吸着氧，眼睛闭着，处于半昏迷状态。张惠华吓坏了，大叫“妈妈，妈妈……”张桂梅醒过来，一脸疲倦，但她说自己没事。
那一次，华坪县县长来看望她，张桂梅拉着县长的手说：“我情况不太好，能不能让民政部门把丧葬费提前给我，我想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
张惠华希望她保重身体，多休息，但张桂梅不听，只要身体稍微好一点，她一溜烟又跑去了学校。
张桂梅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能做一点是一点，能帮一个是一个”。目前，她最大的梦想是，女高有学生能考上清华北大。2020年，华坪女高有159名女孩参加高考，在张桂梅眼里，这是建校以来学生基础最好的一届。受到疫情的影响，一些学生没有手机，一些家里没有信号。令人欣慰的是，2020届华坪女高的一本上线率达44%。
张桂梅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63岁的她步履蹒跚，面如蜡色。7月13日，有人想跟她合张影，她说，“美颜一下，我有点丑。”
张桂梅，一位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民教师，却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她创办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累计帮助1800多名大山女孩圆梦大学，学校本科上线率、一本上线率稳居云南省丽江市前茅……64岁的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创造了这个大山里的教育奇迹。
1997年，张桂梅来到云南省华坪县民族中学被分配到任务最重的初三毕业班，就在中考前两个月，张桂梅突然在讲台前倒下，被同学背到医务室救治，医生怀疑是子宫癌（后被确诊为子宫肌瘤）但她选择隐瞒自己的病情，直到三个月后把孩子们送上考场，她才住院。对此，张桂梅说：“我是面临着生死抉择，但中考前换老师对孩子们的情绪会造成很大的波动，我想来想去，干脆豁上了，死就死，活就活”。到华坪县教书后张桂梅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女孩读着读着，就不见了，一打听才知道，有的学生是去打工，有的'小小年纪就要嫁人。为了把失学的女生带回学校，张桂梅挨家挨户上门劝说，不知跑了多少里山路，流干了多少滴眼泪……张桂梅每到一户，都会真诚恳切地与学生沟通：“跟我走吧，在我那睡，在我那吃
自己下好决心，把书读出来”。她燃烧了自己最好的年华，为大山里的女孩们点燃了一盏希望的灯“自然击你以风雪，你报之以歌唱，命运置你于危崖，你馈人间以芬芳”。
2021年6月8日云南丽江华坪女高150名毕业生结束高考后收拾行李准备离校，她们的“校长妈妈”张桂梅和往年一样，悄悄“躲进”办公室不准学生来向她道别。每年的这个时候与毕业生分别是张桂梅最伤感的时刻。8日清晨，高考第二天，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突降暴雨。64岁的张桂梅，在暴雨中护送150名高三学生奔赴高考考场，在考生出发前张桂梅坚持带领高一高二学生为高三学生加油打气“学姐加油！”“学姐加油！”考点处长长的阶梯对于患有多种疾病走路都需要别人搀扶的张桂梅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但她认为“能让学生安心，值！这已是张桂梅坚持送考的第11个年头。“东西放在脚下走的时候检查清楚”，带着一身病痛的她依然时刻牵挂着孩子们。将一生献给教育扶贫点燃大山女孩的希望这种毫无保留、不求回报的付出，改变了多少个家庭甚至还可能改变几代人的生活让人由衷敬佩。
你是岸畔的桂，雪中的梅！心怀大爱，至死不渝！师德高尚，世人敬仰！
大山深处有位“老师妈妈”
一个人，坚持十几年，在大山深处办起一座免费女子高中，1600多名贫困女孩从这里走进大学，改变了人生。这件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云南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桂梅做到了。她说，支撑着我的，是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抉择
我想为华坪做些事
【镜头一】
6月29日，云南省授予张桂梅“云岭楷模”专场发布会在昆明举行。会上，现场观众流着泪数次集体起立向她致敬。在给张桂梅颁发荣誉证书时，颁证人向她深深鞠躬，表达崇高敬意。
参加完发布会，张桂梅就匆匆上车返回丽江华坪县——高考在即，她放心不下学校的孩子们。
63岁的张桂梅是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院长，也是各民族学生口中的“老师妈妈”，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十佳师德标兵等荣誉。
今年7月，华坪女子高中又将送走一届毕业生。这所由张桂梅创办的免费女子高中，连续9年高考综合上线率100%，1600多名贫困女孩从这里走出大山、走进大学。
在很多人看来，命运对张桂梅并不公平：丈夫患病去世，自己浑身是病。但她自己却说：“在华坪的20多年，是我一生中最精彩的，这片土地接纳了我，给了我一个绽放人生异彩的舞台。”
张桂梅祖籍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在学生时代，她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曾在演出中扮演“江姐”，最爱唱《红梅赞》。最困难时，张桂梅总会拿江姐等革命先辈激励自己。
18岁时，她从家乡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开始在林业企业做行政，后因林业子弟学校缺老师，她转岗从事教学，还带出了不错的毕业班。再后来，张桂梅考取师范学校，毕业后和丈夫到大理教书。1996年丈夫不幸因病去世，张桂梅离开伤心地大理喜洲，调到条件相对较差的丽江华坪中心中学教书，后来又调到刚组建的民族中学任教。
1997年4月，张桂梅查出患有子宫肌瘤，需要立即住院治疗。怕刚调来就给人添麻烦，也怕耽误毕业班，她把诊断书放进抽屉里，忍着剧痛若无其事地在4个教室之间挪动，直到把学生送进考场才住院手术，取出的肿瘤有两公斤多。
1998年县里妇代会上，全体代表和县领导主动为张桂梅捐款治病，有的代表甚至掏光了衣兜，没有留钱坐车，走几个小时路回到山里。
手捧着这山乡的情义，张桂梅的泪水夺眶而出：“华坪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想为华坪做些事。”这一坚持，就是20多年。从那时起，张桂梅的生命就和华坪、和教育扶贫连在了一起。
足迹
11万公里家访路
【镜头二】
2009年，华坪县中心镇河东村，张桂梅来到学生何先慧家里家访。看到何先慧的妈妈衣着单薄，在地里割韭菜，张桂梅把身上穿的新棉衣脱给了她。知道这件事后，何先慧的眼眶湿润了。她家境贫困，初中毕业后没钱上高中，是华坪女高接纳了她。
现在，何先慧已经是一名中学教师。每到周末，她就会去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帮忙。只要张老师打一个电话，她就会无条件支持。因为她知道，张老师播撒的爱，在流动和传递。
在民族中学里，女生很少，张桂梅意识到，提高山区女孩的素质，至少可以改变三代人。她萌生了筹建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想法，从2002年起，她开始为这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四处奔波。
2007年，张桂梅当选为__。张桂梅和她筹建免费女高的想法逐渐被更多人知道。丽江市和华坪县各拿出100万元，帮助张桂梅办校。2008年8月，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建成。
张桂梅告诉记者，这所学校能办起来并走到今天，离不开党和政府作坚强后盾。华坪女高的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均由县财政保障，学校建设由教育局负责。教学楼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捐款人姓名。大家的关心和帮助，张桂梅都记在心里。女高学生在校3年，只需付生活费，这给每个贫困女生家庭免去了不少费用。
为了留住学生，家访成了张桂梅很重要的工作。办校10多年来，她走了11万公里家访路，走进1300多名学生家中。山区偏远、山路艰辛，很多学生的家只能靠步行达到，连爬山过去都得好几个小时，张桂梅还曾在家访途中摔断过肋骨。
家访中，她曾经脱下外套塞给人家，自己冻成伤寒，也曾带头捐出随身的钱……她说，华坪女高不是普通的学校，是党委政府和山区贫困群众的桥梁。
在她的带动下，10多年来，华坪女高坚持每周开展“五个一”红色教育——党员佩戴党徽上班、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组织一次理论学习、合唱一次革命歌曲、观看一部红色影片，让理想信念深入人心。
使命
直面热土时，心里不愧
【镜头三】
2008年，华坪女子高中，开学第一天，天气很热，“秋老虎”肆虐。在仅有一栋楼的女子高中校园，院坝还没有硬化。来报到的学生周云丽走进宿舍，却发现每一张床铺都贴着名字，更让人惊讶的是，床上还铺着凉席。细心的安排让周云丽和一起入学的姐姐激动得哭了，“太不可思议了。”
3年后，周云丽以超过一本的分数顺利考入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周云丽放弃了其他工作机会，主动回到高中母校，她想像张老师一样，当一名好教师。
十几年来，张桂梅注重因材施教，摸索出贫困山区学生教育的规律；她把育人当作教育的前提和目标，走到学生心里；她通过家访了解孩子的家庭，竭力改变教育背后的贫困。
“山里的学生太穷太苦了，又那么善良懂事，我想帮帮她们。”正是秉承着一颗仁爱之心，张桂梅努力“让教育走得更深更远”。
她和贫困斗，“挽救一个女孩等于拯救三代人”；她和疾病斗，“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休止的看病上”；她去家访，现场“要求”乡干部答应给学生家修路。
她对“外人”慷慨，对自己和家人“吝啬”。外甥住院急需用钱，她却把“兴滇人才奖”的3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华坪县丁王民族小学建新教学楼。她对学生呕心沥血，却要求她们“忘了张桂梅和女子高中”……
是什么支撑着张桂梅一路走来？张桂梅说过：“有人说我爱岗敬业，有人说我疯了，也有人说我为了荣誉。有人不理解，一个人浑身是病，却比正常人还苦得起。支撑着我的，是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让我直面这片热土时，心里不愧。”
在克服山区教育的种种困难中，她深深感到，实现个人理想，离不开党委和政府的支持。
又是一年高考时，张老师的期盼一年年延续着，她想看着更多孩子走出大山、走进理想的大学。这台“永动机”，又将不知疲倦地工作了。
“时代楷模”发布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中国梦”为主题，现场发布了廖俊波的先进事迹，颁发了“时代楷模”奖章和荣誉证书。
廖俊波生前是福建省南平市委常委、副市长、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今年3月不幸因公殉职，年仅48岁。廖俊波入党25年来，始终信念坚定、不忘初心，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在每一个工作岗位都倾心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担任政和县委书记时，廖俊波和同事们共同努力，政和县从全省倒数第一成为“经济发展十佳”，群众在医疗、教育等方面享受到了真正的实惠。在他生命的最后45天，有22个晚上在开会，14个晚上在外出招商或者赶路，廖俊波家属代表接受荣誉。
廖俊波当事不推责、遇事不避难，时刻想着如何让老区人民尽快脱贫增收，常年奔忙在项目建设、园区开发、脱贫攻坚工作一线。廖俊波从不利用权力、地位为自己和亲属谋取私利，以良好的形象和口碑赢得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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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的发展和变化，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断更新相关诊疗方案，各地也因地制宜出台地方方案。但在这些方案中都侧重中药的治疗，对于中医强调的整体综合治疗没有提及，针对不同病情的病人，没有增加或推荐针灸、刮痧、拔罐等外治疗法，以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张伯礼坦承，的确，大部分病人都用的是中药，其他方法在治疗中使用受到条件约束比较大。有一些地区如广西等用了综合疗法。这次，中药注射剂在重症肺炎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国家诊疗方案中进行了推荐。特别要提到的是康复阶段，可以采用一些传统的中医康复方法来促进机体恢复，如太极拳、八段锦、食疗、穴位相关疗法以及心理疏导，体现中医药综合干预的优势。
面对国家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特别是地方方案中推荐的中药预防方，很多人惶惶然，普通健康人群有必要“全民喝汤药”吗？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张伯礼说，“我们不主张没有病的人吃中药，没有必要全民喝汤药。中药防治的重点在于调节肌体的功能状态，而不仅是针对病毒本身。人得病，是病毒和人体免疫力博弈、斗争的结果，如果病毒胜了就得病了。所以，只有提高自身抵抗力，才不容易得病。我们不主张人人都服用中药来预防。隔离的高危人群或者密切接触者，可以适当服用一些汤药，具体可遵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主管部门推荐的诊疗方案和建议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