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
1. 敌强我弱。维新运动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虽有初步发展，但还极其微弱。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严峻的民族危机，迫使他们仓促上阵，其经济实力、理论体系、思想酝酿、政治主张等都准备不足。而维新派所面对的封建顽固势力却十分强大。
2. 脱离民众。维新派没有掌握政权，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发号施令，希望通过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原本维新派应该与会党民众的斗争相结合，以造成强大的声势，迫使当权者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但维新派却采取了脱离人民群众的方针，甚至害怕和敌视民众。这使维新运动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其活动范围仅局限于地主阶级开明派和知识分子圈子内。此外，维新派还缺乏军队的支持，到了大难临头，他们才想到兵权，结果被袁世凯出卖。
3. 抱有幻想。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他们虽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但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向西方学习，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可免于侵略。他们甚至幻想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来帮助变法。这反映了维新派的妥协性。同时，维新派既不满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却又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原想不流血的戊戌变法，结果以流血的戊戌政变而告终，然而，维新志士的生命唤醒了国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想通过和平改革的途径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后来，许多维新志士抛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二、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1. 进步意义。戊戌变法颁布的法令虽然绝大多数都是纸上谈兵，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但它表明历史走向是进步的。在政治上，维新派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主张设立议会，限制过重的皇权，希望通过改良的道路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们的宣传、影响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在经济上，维新派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
2. 爱国意义。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面对着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狂潮，挺身而出，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呼吁“保国”，反对“瓜分”，是近代中国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一场爱国运动。尤为可贵的是，他们把自己的政治要求汇入到救亡运动中，使变法运动与救亡运动结合起来。对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维新运动带有全民政治运动的性质。
3. 启蒙意义。维新派在中国最早创办近代报刊，把旧式书院和私塾逐渐转变为近代学校，广泛建立了政治性和学术性的社团。他们大力提倡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打开了知识分子的眼界，使他们重新认识世界，为后来人们接受新思想扫除了一些障碍，这种思想影响不会因政变而消失。一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接受了新思想，卷入到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旋涡中，这正是维新运动的群众基础。戊戌变法之后，人们追求的社会目标有了明显的变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才已不单向官僚阶层聚集，转而向其对立面转化。戊戌思潮过后，不仅大量的青年学生大批地倒向革命阵营，相当数量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也退出了封建官僚集团，另择他途。
原因：
1、领导者——资产阶级维新派势力过于弱小，而封建顽固势力十分强大。(根本原因)(由妥协性，软弱性的阶级本性决定)
2、 直接原因——袁世凯的背叛。
3、 帝国主义没有给予支持(外部原因)
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近代化的路程是漫长而又坎坷的。
从中国内部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戊戌变法失败，究其原因，固然与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改良的方法，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寄希望于袁世凯和外国侵略者，脱离人民群众有关。但是，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仔细分析的话，决不是书本上描述的那么简单。就其失败的原因，从中国内部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 客观上，新旧力量的对比明显不利于维新派
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制度来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变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
当时，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倾斜于保守派。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
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垄断。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最致命的是，维新派始终没有认清光绪，没有看到光绪只是一个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改善者，并不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虽然现实的危机促使他选择了变法的道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他内心深处“君权至上”的理想。因此在发布那么多的上谕中，都没体现维新派所要求的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
另外，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新生力量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中，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而仅仅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鼓动变法，这样变法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二。 主观上，维新派举止失当，过于激进，加速了失败的步伐
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维新派，奢望变法立刻产生奇效，迅速扭转中国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其实是欲速则不达。
首先，维新派在舆论宣传上采用了过激的言辞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并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形成权威的情况下，就要求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更有甚者，康有为在与老谋深算的荣禄谈话时，竟然口无遮拦，提出：“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只能减少维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其次，维新派没有建立广泛而又坚强的同盟。对于任何改革而言，最积极的支持者和最积极的反对者都是少数，更多的是等待、观望和温和派。对改革者来说，最大限度地争取温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则，只能四面楚歌，陷于被动之中。尽管翁同龢提出了“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但都被康有为等人拒绝了。最终，慈禧认定维新派只忠于光绪而仇视她，进而怀疑维新派的变法动机只是为了从她手中夺取权力，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对派的一边。
再次，维新派采取了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推进改革政策的实施。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与厌恶，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综上所述，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中，维新派指望立竿见影实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理想最终被残酷地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