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意思是什么呢？怎么用公共管理来造句？下面是整理的公共管理发展通用3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都是随着时间的渐进不断发展起来的，而在不同时期所表现的特征也不一样。公共管理是伴随着公共事务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活动，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
（一）传统公共行政学阶段。管理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促成了公共行政学的。形成和兴盛，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管理学科，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把管理学理论与多种学科的知识运用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产生的。
（二)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阶段。新公共行政学兴起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它以公平为核心，极大地促进传统公共行政的经济、效率诸原则的价值。改写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政策科学兴起于20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反宾为主，成为政治和行政研究的主流之一，被视为“国际政治学会成立20年来最大的突破”。它彻底铲除了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的弊端，主张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七八十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
（三）新公共管理学阶段。新公共管理学以公共管理的问题为核心，研究核心议题是“提供公共利益和服务时，除了拓宽和完善官僚机构之外，其他机构也可以提供所有这些职能”，它融合了来自于各个相关学科的知识，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组织管理学、管理理论、政策分析、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为当代公共管理提供了一种新模式，为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
摘 要：公共政策作为现代政府输出的主要产品，对社会的有序运行有重大意义。
公共政策的稳定可以维护目前的社会稳定状态，但是有可能造成社会缺乏活力，使之处于僵滞状态。
政策变动可以为社会注入活力，但可能诱发社会动荡。
理清公共政策稳定与变动的关系，对社会的繁荣发展有促进作用。
文章在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基础上，对政策稳定与变动的关系进行辨析，以求在政策稳定与政策变动间建立一个平衡点。
关键词：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政策稳定；政策变动
公共政策是连接政府与社会的基本纽带，是为处理特定社会事务，由不同行为者所采取的一种有目的的政府行为的。过程。
寻求公共政策稳定与变动的平衡，有助于社会良性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基础教育政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究政策稳定与变动关系的契机。
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内容解读
教育是民生之基，立国之本。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热切关注农村基础教育，对农村基础教育政策不断进行着调整和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策观念突显“平等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精神之一就是追求“教育的平等化”，即每个农村的孩子都平等地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如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及1993年“双基”目标的提出，分别从法律和政策两个层面上赋予全国所有城乡儿童相同的受教育权利与义务。
进入新世纪，中央开始在教育起点平等的基础上着手有关教育过程及资源配置方面的制度尝试，试图寻求全国教育的均衡发展，此时的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制定实际上已经开始在追求“平等化的教育”。
教育主体的由乡到县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基础教育过程平等化的实现；一费制、两免一补、免费教育的配套实行同样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农村教育受家庭因素所导致的机会不均现象。”[1]
（二）政策客体呈现“多元化”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一个新特点，就是政策客体“多元化”。
即政策规制对象，如办学形式、校舍建设、教师管理、课程建设等内容的多项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针对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在数量上呈上升趋势，但缺乏全面性和针对性。
这与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制定总体水平不高及基础教育发展水平较低的现实状况有关。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政策调整范围开始延伸，对教师管理、校舍建设、办学形式等先后出台了专项政策和法律。
以《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中“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启动及2006年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农村教师特色岗位计划提出为主要标志，新时期的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更加关注细节，政策的针对性和实践性大大提高。
（三）教育投入体现“福利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育大致经历了农民自己办学、“以乡为主”投入办学和“以县为主”投入办学三个阶段。
1986年“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办学模式的实施，农村基础教育基本“托付”给了乡、村财政及“最广大的农民群众”[1]。
自此，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开始更多地由农民投资转向政府投资，“福利性”逐渐彰显。
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农村基础教育首次被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自2006年开始，国家在两年内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
并于2010年在全国所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实现了免费教育。
以上政策及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义务教育福利化的实现。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调整和变动除了以上几点外，还有管理体制逐渐统筹化、办学形式多样化、权责主体由“基层政府”向“高层政府”上移等特点。
可以看出，为了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国家进行了多次的政策调整与变动，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既保持稳定又不断发展。
二、基于案例对公共政策稳定与变动关系的辨析
公共政策的持续稳定运行是公共政策能够有效调节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一项公共政策自出台就是固定不变的。
公共政策必须依据客观形势以及变化了的情况来制定。
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因其涉及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着国内的教育质量和教育平等，其调整与变动是一件大事。
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每一次调整和解释都必须严肃、慎重。
妥善处理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关系，是调整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必须准确把握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政策的性质与特点决定了维护政策稳定的必然性
公共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2]。
它最突出的特点体现为两点：第一，公共政策具有公共性。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是政策过程的出发点和归宿，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调整等环节都以其为基准性价值。
长期的实践表明公共政策本身的公共性是确保社会稳定和谐的核心要素。
第二，公共政策具有利益性。
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实际是对各种社会利益进行配套调整的过程，利益因素构成了公共政策最本质的方面。
公共政策的部分作用在于缓解或制约社会排斥，其稳定可以维护目前的利益分配状态，它是社会稳定的根源性力量。
公共政策以上两个最突出的特点，决定了它与社会稳定的连体关系，所以维护政策的稳定具有必然性。
作为公共政策的一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自身特点决定了维护其稳定的必然性。
首先，客体具有广泛性。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政策针对的是全部农村基础教育，涉及的人数多、事项多，因此一次较小的调整就可能会引发多方面的重大变动。
其次，政策目的的公平性。
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
“一个公正的社会……应使强者扶助弱者，从而使弱者变强。教育在这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解决城乡基础教育的不公平。
在较为稳定的农村基础教育政策体系中，人们可以逐渐感受政策所体现的教育公平精神。
制度化的、持续的政策会促成人们对政府的信赖关系，对政府而言则能大大降低信息获得和流通的成本。
若是此项政策频繁变动，可能导致政策目标的偏离，使人们对农村基础教育冷漠以及对政府不信任等弊端。
（二）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决定了政策变动的必要性
保持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说公共政策是亘古不变的，公共政策应随着时间的变化和发展来制定。
这也是我国古代公共政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如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管仲，最先提出“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政策主张；战国时期商鞅提出的“治世不一道”“世道变而行道异”；韩非提出的“世殊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公共政策的调整与变动可以对政策及时纠偏，保障公共政策的科学化，预防政策失误；可以协调政策运行中的各方关系，确保政策有序运行；同时发展完善政策，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贯性。
促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变动的主要因素来自于农村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
农村社会生态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它对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制定有着最为直接、主要的影响。
我国农村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第一，得益于我国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在变迁中逐渐表现出科学化、民主化的特征。
第二，改革开放后政治改革的整体趋势，尤其是决策机制的改革日益民主化和科学化，为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制定方式和机制变革提供了可能。
第三，农村基层民主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开始注重自身权利的实现。
根据政策平衡―中断理论，这两个因素必然影响着农村基础教育的变动，“政策图景与政策场域的互动作用……导致巨大的政策变化。”[4]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为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变动提供了推动力。
农村经济状况的变化要求农村基础教育政策随之变化。
农村文化尤其是农民教育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为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发展提供必要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教育主流意识形态变迁主要体现为两点：其一，由“重男轻女”送子上学转变为以送子女上学为根本责任和义务；其二，由以识字读书为目标的读书思想转变为以提高自身素质为目标的主动受教意识。
由于文化观念的变化，政策制定者在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制定中必须将其纳入参考范围，使政策适应民意，顺乎时代潮流。
此外，政策制定者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在设计政策时，难免有考虑不周、认识不到之处，这就会造成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疏漏和瑕疵。
因此，政策调整或变动可以补充完善政策在实践中的不足和漏洞。
（三）政策变动必须有科学化、民主化的原则、方式和程序为保障
公共政策是关系到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大局的重要因素，公共政策过程必须坚持科学化、民主化原则，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这样才不至于使公共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影响社会稳定。
农村基础教育政策与社会公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它的调整与变动必须讲求科学性、民主性原则，这样的政策才能被大众认可和接受；否则，很可能悖于民意、行之无效。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政策之所以能被大多数人认同，是有其原因的：首先，每次对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调整和变动都是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的。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战略经历了从普及教育、义务教育、公共教育，再到免费教育这一路径的上升。
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制定的依据一是我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二是农民教育诉求的变化。
政策制定者依据政策环境的变化制定政策，充分体现了其科学性。
其次，农村基础教育政策调整和变动显示了民主性、合法性。
以2005年国家教育部《实施教育行政许可若干规定》的颁布实施为标志，听证、信息公开、决策问责等制度开始直接体现于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制定中，构成其基本的法律平台，最大限度地提高决策科学性与民主性。
参考文献：
[1]郎君平。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分析与思考[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2)。
[2]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3.
[3]劳凯声。中国教育法制评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1.
[4]杨冠琼。公共政策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62.
对公共管理的定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概括起来，有一定影响的是：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公共组织（主要是政府）为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采取各种方式对涉及社会全体公众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通过各级行政机关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政府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它是国家政府系统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政治调控，包括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政权建设、民主建设、军事力量等管理。公共经济管理，包括公共财政、公共企业、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的管理等。公共政策管理，包括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督办、效果反馈等。公共环境，包括公共环境规划、投资、建设、管理等；公共文化、教育、科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