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时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我们时常会因不同的人和事内心会有所触动，产生不同的想法，顺其自然的，我们就可以写一篇关于感悟的文章。你知道写感悟，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吗？这次帅气的小编为您整理了哲理小故事及感悟精彩5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记得刚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出差，下了火车发现钱没有带够，给母亲打长途电话，希望她能从我的工资卡里取出1000元钱寄给我。母亲愤怒地说：“你去出差为什么不带够钱？你妈妈不是家庭妇女，哪有那么多时候给你干这些事情？”
我在电话里哭了——后来她当然还是给我寄了钱，但是警告我下不为例。后来我再没有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麻烦过她，因为她不只是一个母亲，还是一个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她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
她不是不肯为我做出牺牲，她只是不愿为我做出不必要的。牺牲。
去年一天深夜，我被送到医院急诊。母亲当时正负责宝钢项目，她赶到医院时，大夫告诉她我病情严重，刻不容缓，需要马上化疗，她当机立断办了退休。她甚至对亲戚说：如果能够一命换一命，就让我换了她吧。
我常常想，母亲为什么甘愿用自己的命来换我的命，却不肯给我一点点依赖和幻想呢？
即使在我生病的时候，她也从来不像有的母亲那样说些“善意的谎言”，她似乎从来就不认为我承受不住真相的打击。她是直截了当跟我说：“你生的病叫恶性滋养细胞肿瘤，如果不化疗，你活不过半年；如果化疗，你有50%的胜算。即使化疗结束，你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你必须常常到医院检查，防止复发。在协和医院的记录中，曾经有18年以后复发的患者。”
我当时差点疯掉，我对她说，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我不打算治疗，我要用最后的时光去周游世界。
她冷静地告诉我，第一，现在不是最后的时光，第二，你的生命不完全是你的，你这条命是我给你的，你要为我活下去。
我想，如果我的母亲不是这样一位母亲，我会成为今天的我吗【】？我现在还能活着写这些文字吗？
她帮助我发现了生命中另外的意义，她让我成为我自己，又让我懂得，我的生命并不是任性地属于我一个人。
离我住处不远，有一条并不算热闹的小街。街口总是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乞丐。他很少说话，但他的眼神里有种渴望和乞求，让你看一眼就觉得辛酸，忍不住就想要去摸口袋。
老乞丐的面前总是摆着一个大号的铝盆，里面是零星的钱币。我注意到，铝盆里总是夹杂着一两张十元或五元的“大钞”，每天都是这样。我很奇怪，天天都有人这么慷慨地施舍吗？
慢慢地混熟了，我就问他。他说，那些整钞都是他自己放进去的。你见别人这么大方，你还好意思小气吗？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不放五十、一百面值的呢？他说，看到别人给那么多，你若给少了好意思吗？给多了又舍不得，干脆就不给了。
我想想也对，又问他，为什么你总坐在这里，不去别的热闹地方转转？他说，你见过逮兔子的吗？那些背着枪到处跑的人从来都没有下网的人逮得多。因为你跑的时候，兔子也在跑，你不一定撵得上；如果你坐在一个地方不动，那些乱跑的兔子总会撞到你的网上的。我开始有点佩服他了，又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去人最多的广场呢？他说，你钓过鱼吧？鱼最多的地方，钓鱼的人也最多。
一把刀见另一把刀在石上磨着，便嘲讽道：“你真傻，越磨不是越薄吗？越薄在世上存在的日子不是越少吗？你看我从来不愿磨，在世的日子自然比你长得多。”
被称作傻瓜的刀听后鄙视地回答道：“你不愿意磨，自然就发挥不了作用。没用的东西在世上存在的时间再长也等于零。”
【大道理】：
人活在世界上，要对社会做出贡献才能体现其价值。
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要不断地磨自己，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1928年，大作家沈从文被当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聘为该校讲师。
沈从文时年才26岁，学历只是小学毕业，闯入上海文坛的时间虽不长，但以充满灵气的飘逸散文而令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颇有名气。
名气毕竟不是胆气。在他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慕名而来听课的人也很多。面对台下座无虚席渴盼知识的学子，这位大作家竟然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慢慢平静下来，并开始讲课。可原先准备好要讲授一个课时的内容，被他三下五除二仅仅在10分钟内就讲完了。
同学们自然纳闷：这离下课时间还早呢，剩下的时间该怎么办？
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用天南海北地信口开河来硬撑“面子”，而是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道：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
这句老实可爱的“坦言失败”的话刚刚写完，立刻引起同学们一阵善意和原谅的'欢笑和掌声……
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在听说这次讲课的经过后，不仅没有批评，反而不无幽默地说：“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蒋光宇）
【大道理】：
坦言失败的真诚，当然不是随机应变的智慧，但它具有比智慧更加诱人的魅力。
有些凭借随机应变的智慧难以收场的局面，坦言失败的真诚却能轻而易举地将其划上都能接受的句号。
那一年，我从省邮电学校毕业，分配到大别山区一个偏远小镇当邮递员，我负责的那条线路是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邮件少得可怜。相隔半个月时间，待邮件积攒得差不多了，我才出去跑一趟。基层的管理松散，也没有人过问。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山村小邮差的存在，只有一位老太太除外。
每逢我送信到那里，会看见她老远就站在村口。我还没下车，她就迎了上来，小声问：“有我儿子的信吗？”
渐渐地，我知道了这位老人的一些事：她早年丧夫，唯一的儿子在深圳打工。开始，我还在包里翻找一遍，问的次数多了，我就有些不耐烦地说：“没有。”有时连车也不停，只奔村主任家。
但老人还是不厌其烦地嘱咐我：“娃子，有我儿子的信，麻烦你给捎来。”
我送信是没规律的，或十天或半月，每次总是被老太太老远就迎着。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每天都这么等着。
有一次，真有老人的一封信，是从深圳寄来的。老人拿着信小心翼翼地求我读给她听。我给她念完，又把要紧的解释给她听：“您的儿子春节很忙，不回家过年了。”
老人的眼里顿时涌出了眼泪。我忙安慰她：“但您的儿子很有孝心。马上要给您寄回钱和年货。”
老人含着泪连连点头，忙不迭地说：“唉，多谢娃子。”
等我绕一圈将信件送到村主任家时，惊奇地看到老人竟比我先到那里。只见她高举着信，神气地说：“我儿子来信了，要寄钱回来，还要寄年货，是大城市的年货呢，待过年时，请到我家尝新鲜。”
村主任笑眯眯地说：“好啊，过年，我带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到你家尝鲜去。”
“好啊，我还得再买些腊鱼腊肉，备足些。我儿子的钱快到了。”老人因激动而满脸通红。
这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寒冷，一场又一场纷飞的大雪，将大山、小村和我的心严严实实地覆盖着。我送信的次数越来越少。腊月初八这天，我在旧历年里，最后一次来到老人的村庄。老人上前一把拉住我，急切地问：“有我儿子的汇款单吗？”
“没有。”无几乎忘了她的儿子曾给她写过那封信，也没有在意老人此时的焦虑与不安。一个星期后，我将一些零散的邮件锁进抽屉，提前回家过年了……半月之后回到大别山，我将年前没有送出的邮件整理一下，准备送出去。突然，我发现老人的儿子从深圳寄来的汇款单和包裹单，不禁一愣，一种不详的预兆垄上心头。我马不停蹄地向老人的村庄赶去。可是太迟了，老人已经长眠于村后的坟山上。
据说，老人年前每天都在寸口翘首企盼，谁都劝不走。她说：“我儿子说到就会做到，除非……除非他出什么事了？”说到这里，老人总是连扇自己几个 ，然后，自我安慰到：“不会的，瞧我这乌鸦嘴。我儿子没事的，会寄钱回来的。我再等等，再等等。”
就这样，直到新年的爆竹声响起，村主任再一次去劝老人时，发现老人已被冰雪覆盖。
我手捧汇款单和包裹单，痛彻心肺，跪在老人的坟前，号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