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划时代贡献、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的小编精心为您带来了达尔文的小故事【优秀8篇】，如果能帮助到您，小编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达尔文在27岁之前，并无志向。他家境好，父亲虽是医师，真正的赚钱本领却是投资与放贷。达尔文遵父命入爱丁堡大学习医，却因为知道自己会继承丰厚的遗产，无意在学业上下苦功。混了两年后，父亲怕他没出息，送他到剑桥大学念神学，好将来当英国国教的牧师。三年后，他通过考试毕业，但成绩并不出众。那时他已22岁了。
达尔文晚年，在为子女写的自传中，回顾自己接受的学校教育，完全没有好话：剑桥那三年，我在课业上花的时间完全浪费了。与在爱丁堡大学、中学的情况完全一样。
达尔文是一位世界有名的科学家，他从小就观察花草树木怎样生长，鸟兽鱼虫怎样生活。他有时爬到树上，看怎样孵小鸟；有时到河边去钓鱼，把钓到的鱼养起来观察。蝴蝶呀，蜻蜓呀，他都采集来做标本。
达尔文每天工作以后，喜欢在树林里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就是在这休息的时候，他还认真观察树林里的东西。一棵小草的变化，一条小虫的蠕动，也能使他产生极大的兴趣。
有一次，达尔文看见树上几只小鸟，就站住了，仰著头仔细观察。为了不惊动他们，他一动不动在树下站了好久。一只小松鼠以为他是一根木桩，竟然顺著他的腿，爬上了他的肩膀。
达尔文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中，观察过许多动物和植物，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他创立进化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提出生物进化论学说。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1828年的一天，在伦敦郊外的一片树林里，一位大学生围着一棵老树转来转去，突然发现在将要脱落的树皮下，有虫子子在蠕动，便急忙剥开树皮，两只奇特的甲虫正急速地向前爬去。这位大学生马上左右开弓将甲虫抓在手里，兴奋地观看起来。正在这时，树皮里又跳出一只甲虫，他不假思索地把手里的甲虫藏进嘴里，伸手把第三只甲虫抓住。看着这些奇怪的甲虫，他爱不释手，只顾得意地欣赏手中的甲虫，早把嘴里的那只给忘了。嘴里的那只甲虫憋得难受，便放出一股辛辣的毒汁，把他的舌头蜇得又麻又痛。这位大学生这才想起口中的甲虫，张口把它吐出来。然后不顾疼痛，得意洋洋地向剑桥大学走去。
这位大学生就是达尔文。后来，人们把他最先发现的这种甲虫，命名为“达尔文”。
出生于名医之家的达尔文对学医毫无兴趣，只喜欢打猎、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常被爸爸骂成是“不务正业”。但达尔文依然故我。
1843年暮春的一天，天气晴朗，美丽的蝴蝶和蜜蜂在开满鲜花的田野里飞来飞去。达尔文径直走向一片开满粉红色花朵的三叶草田里。
达尔文先观察三叶草的花朵。他要看看这些花朵是怎样繁殖后代的。达尔文看到，有许多土蜂在三叶草上空飞舞，有的停在花朵上吸食花蜜。他知道，就是这些土蜂帮助三叶草授粉和繁殖后代的。达尔文一连观察了几天，发现今年的土蜂非常多；到夏天的时候，三叶草结的籽也特别多。三叶草丰收了。
到了第二年春天，达尔文又来到这片三叶草田。他发现这一年在三叶草地里采蜜的土蜂很少；而到了夏天收获的时候，三叶草结的籽也大大减少，三叶草歉收了。这显然是因为土蜂少了，减少了给三叶草传播花粉的机会。他又在思索：这一年的土蜂为什么少了呢？
于是，达尔文又对土蜂进行追寻，终于，他在一些岩石洞和树洞里，找到了一个个土蜂窝。同时，他又有新的发现――许多土蜂窝被老鼠吃光了蜜，并且被破坏了。这下达尔文明白了，是老鼠的多少决定着土蜂繁殖的数量，老鼠多了，它破坏的土蜂窝多，土蜂就少了。
后来，达尔文又通过观察发现，老鼠的多少是由猫的多少决定的。三叶草、土蜂、老鼠和猫这几种看来根本毫不相干的植物和动物之间，原来还存在着这样有趣而又复杂的关系。
就这样，达尔文根据生物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经过进一步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写出了《物种起源》等伟大著作，成为19世纪世界杰出的科学家。
1862年的一天，在伦敦市郊，一个叫威廉的年轻人沮丧地走在一条小路上。他的目的地是肯特郡当村。他的父亲――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就住在那里。他是达尔文的长子。在最无助的时候，他想听听父亲的建议。
威廉刚刚大学毕业，在一家银行做普通职员。他干练好学，业务做得顺风顺水，但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十分苦恼。公司里的那帮家伙，为了奖金，为了升职，甚至为一个眼神，一句无心的话语，都要钩心斗角，相互攻击。当面亲切友好，背后疯狂厮咬，成了公司最真实的写照。
威廉是个单纯的孩子，不想参与争斗。然而，身处其中，想要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渐渐地，他受到的诋毁与打击越来越多。他越来越不能忍受，简直要崩溃了。
威廉无助地看着父亲：“我到底哪里做错了，该怎么办？”
达尔文温和地笑了，拍拍威廉的肩：“孩子，这两天我研究生物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你知道一只寄生在椿树身上的大青虫有多少天敌吗？”
“应该有很多吧。”威廉心不在焉地回答。
“是的，孩子，它的天敌可多了，至少有四百多种鸟类，两百多种昆虫。大青虫每天都要小心翼翼地躲避各种各样的伤害，任何一个天敌都会轻易要了它的命。”达尔文顿了顿，说，“你知道一只兔子有多少天敌吗？兔子主要有37种天敌，包括鹰、猎狗、狼等食肉动物。你知道豹子有多少天敌吗？”
威廉抬起头来气呼呼地说：“爸爸，我对你的研究真的不感兴趣。”
达尔文笑了：“豹子几乎没有天敌。就算是狮子、老虎这样的大型食肉动物，也不会轻易去招惹豹子。至于老虎，就更加没有天敌了，谁会愚蠢到去招惹一只老虎呢？孩子，我只想借此告诉你，越是弱小的生物，天敌越多，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多。你在公司里受到种种打击，不是你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而是因为你的弱小。有些伤害是躲不过的，摆脱它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做一只丛林里的豹子。”
威廉心中一动，豁然开朗。从此，他更加勤奋地工作。16年后，他成了总裁，成了远近闻名的银行家。职场中的倾轧与中伤，终于远远地离他而去。他成了一只名副其实的豹子。
英国科学家查理·罗勃——达尔文到一位隐居乡间的故友家做客。友人的两个孩子想趁机逗弄一下这位显赫的科学家。他们捕捉了一只蝴蝶、一只蚱蜢、一只甲虫和一条蜈蚣，用蜈蚣的躯体、蝴蝶的翅膀、蚱蜢的大腿和甲虫的脑袋小心翼翼地粘合成一只奇形怪状的小昆虫。然后他们把它放在一只匣子里，带到达尔文的跟前。
“我们在地里捉到了这个昆虫。达尔文先生，您能告诉我们它叫什么名吗？”
“哦，”达尔文看了一下，随后又向孩子们瞟了一眼，微笑着说，“孩子们，你们留意到了没有，在你们捕捉它时，它会不会叫？”
“会叫。”两个弦子回答道。
“既然是这样，”达尔文说，“我想，这是一只叫虫。”
在达尔文（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著有《物种起源》一书，曾用5年的时间环球航行）原版的英文日记中，记叙了这么一件事情。
失策的达尔文19世纪30年代，达尔文曾周游世界，一次，他来到非洲的一个原始部落，那里的人们没有衣服穿，住的是山洞，或在树上搭一个巢，吃的是野果禽兽，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达尔文在那里住了几天，惊奇地发现一些“新情况”，他们将老年妇女赶进深山老林，让她们自然饿死，在没有食物的时节，则将妇女生的婴儿或小孩分而食之。达尔文“看”不懂，就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部落首领通过当地的“翻译”告诉达尔文：“妇女的任务就是生孩子，生下的孩子有两种用途，一是留下来延续种族的生命，二是供我们缺食的时候当粮食。妇女老了，不能生育了，留下她们有什么用？我们不吃掉她们就已经很宽容了，在饥荒没食物的时候，我们只有吃小孩，不吃小孩我们吃什么呢？”
达尔文痛苦地摇摇头，这里的“人”太残忍了！他下决心改变这个原始部落不尊老、不爱幼的历史局面。于是，他通过翻译，用高价买下了一个当地男婴，将这个婴儿带回了英国，他要用现代都市的教育方式，使这个非洲的小孩变成一个“现代文明人”，然后，用这位“文明人”去改变他老家那种“弃老食幼”的原始现状。
16年后，这个非洲孩子长成了“文明青年”。达尔文通过熟人，把他带回了他的家乡。
一年后，达尔文旧地重游，想看看那个非洲原始部落，在自己委派的“现代文明青年”的领导下，是不是有了质的变化。可是，达尔文到处都找不到那个自己精心培养的非洲青年。最后，他问部落首领，那人是否来了这里？首领回答：“来了。”达尔文又问：“他人呢？”“我们把他吃了！”达尔文大惊：“那么好的人，为什么吃了？”“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做，我们留下他有什么用？”达尔文无话可说。
到家后，达尔文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一个人的愿望和他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并不成正比。一个种族遗留下来的疑难问题，决不是依靠一个或几个‘文明人’就可以解决的，从野蛮进化到文明，这其中有一个痛苦而又漫长的过程，欲速则不达。社会上每个人都应当适应自己周边的生活环境，否则，他哪怕再高明，终将被淘汰。适者才能生存啊！”
1862年，在《物种起源》发表3年后，达尔文出版了一部研究兰花的著作。达尔文研究兰花的目的，是要证明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为《物种起源》提供补充材料。
野生兰花有两万多种，花的形状、大小、颜色、香味千奇百怪，但是目的只有一个：用花香吸引昆虫（或蜂鸟）来采蜜，花粉沾到了它们的身上，就能帮助兰花传粉。因此兰花的繁衍离不开这些授粉者，不管它有着什么样奇怪的形状、构造，也都是为了适应授粉者。授粉者为了能采到花蜜，也要适应兰花。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兰花和授粉者之间会一起进化。只有自然选择才能解释兰花构造的由来，这是达尔文研究兰花一书的主旨。
但是有一种原产马达加斯加的彗星兰却让达尔文感到了为难。这种彗星兰拉丁文学名的意思是“一尺半”，其名称源自它那“令人惊骇”（达尔文语）的花的形状：它有又长又细的花距，从花的开口到底部是一条长达11.5英寸（29.2厘米）的细管，只有底部1.5英寸（3.8厘米）处才有花蜜。“什么样的昆虫能够吸到它的花蜜？”达尔文大胆地预测：“在马达加斯加必定生活着一种蛾，它们的喙能够伸到10到11英寸长！”
但是有谁见过嘴巴如此细长的昆虫呢？“荒唐！”当时有些昆虫学家这么认为。不过达尔文的盟友、曾经独立提出自然选择学说的华莱士则坚定地站在达尔文一边。他写道：“可以很安全地预测在马达加斯加存在这样的蛾；访问那个岛屿的博物学家应该抱着和天文学家寻找海王星一样的信心去寻找它，我斗胆预测他们将会同样成功！”
1873年，著名博物学家赫曼缪勒在《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的哥哥曾经在巴西抓到过喙长达25厘米的天蛾，说明达尔文的预测并不那么荒唐。1903年，这种蛾终于在马达加斯加被找到了――一种长着25厘米长的喙、像小鸟一般大小（展翅13厘米～15厘米）的大型天蛾。它被命名为“预测”。这时候距离达尔尔文做出预测已过了41年。
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2006年举办过《达尔文：其生平和时代》的展览，最后一个展品就是成功地证明了自然选择学说的预测能力的彗星兰和天蛾的标本。我虽然早就知道达尔文的这个著名预测，但是在看到有着如此细长的喙的天蛾标本时，还是感到了“惊骇”，不能不感叹进化之奇妙。这种彗星兰属兰花的'花距长达40厘米。
达尔文之所以敢于做出这个令人惊骇的预测，是因为他深知自然选择的威力。兰花的花距应该略长于授粉者的喙，这样授粉者在尽量伸长喙去吸花距底部的花蜜时，身体挤压到花冠，花粉才会沾到授粉者的身上。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下，兰花的花距越长，就会迫使授粉者沾到更多的花粉，就越容易留下更多的后代。反过来，授粉者的喙越长，就越容易吸到花蜜，有更充足的营养，也就越容易留下更多的后代。如此这般长期互相竞赛的结果，使兰花的花距变得越来越长，天蛾的喙也变得越来越长。
“范妮，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是什罗普郡以及伯明翰最漂亮、最丰满和迷人的人物……”1828年12月24日，19岁的达尔文在给表哥福克斯的信中，如此介绍他的初恋对象。范妮是达尔文的姐姐们的闺蜜，伍德豪斯乡绅欧文的二女儿。大女儿萨拉同样吸引人，“伍德豪斯的欧文，我爱慕的偶像”，在给福克斯的另一封信中，达尔文写道。但萨拉大达尔文5岁，而范妮只大达尔文1岁，而且热情奔放，两人无疑更能找到共同语言。
达尔文是在1827年的秋天认识欧文姐妹的。当时他从爱丁堡医学院退学，预备第二年年初去剑桥大学上学，中间有几个月的空闲，正好以他钟爱的狩猎活动来打发。欧文拥有一大片充满猎物的林地，吸引着达尔文频繁拜访。范妮也是达尔文的猎物，或者达尔文反过来才是范妮的猎物，我们很难确定究竟是谁在猎捕谁。两人经常一起骑马到森林中打猎，由达尔文手把手教范妮开枪。在简奥斯汀的时代，如此开放的年轻女子难得一见，激发出了达尔文一生中最大的激情。
在达尔文离家上学时，两人也互寄情书。达尔文写给范妮的信已一封不存，很可能在范妮嫁人时销毁了。范妮给达尔文的信还有16封存世，其中有几封要求达尔文阅后烧毁，但达尔文却一直把它们珍藏着。在信中，达尔文被称为“御夫”，范妮则自称“女仆”。在1828年和1829年的暑假，达尔文又多次拜访欧文家。在剑桥，受表哥的影响，达尔文迷上了采集甲虫标本。达尔文和范妮的林中幽会便多了一项活动：两人并排趴在地上，寻找甲虫。
但是到1829年秋季，激情开始消失。好几个月的时间，达尔文都没有收到范妮的来信。那年的圣诞节，达尔文留在剑桥采集甲虫，没有去拜访范妮。1830年1月，范妮终于来了一封长信，抱怨达尔文对甲虫的兴趣超过了一切，只有等她抓到奇异的甲虫才会吸引达尔文的到访，并暗示有其他更合适的人在向她求婚。达尔文对此的反应是全身心地投入了甲虫采集――那是他的科学初恋，比男女之情更为牢靠。
1830年秋天，达尔文回家时，收到范妮一封短信，她的父亲希望能和他谈谈。达尔文忐忑不安地去了，原来欧文乡绅是要当面通知他，范妮即将与一名牧师订婚。就在达尔文待在剑桥抓甲虫的时候，这名牧师开始追求范妮。
这个婚约并没有持续多久，1831年9月牧师解除了婚约。此时达尔文已经从剑桥毕业，正准备随贝格尔号环球考察。范妮重新燃起了激情，送给达尔文一个荷包作为“黑森林女仆的纪念”，接连给达尔文写了4封信。“我亲爱的查尔斯，我无法想象我们将长达3年无法见面……”她写道，“从我们作为‘女仆’和‘御夫’在一起的时候起，我们共度了许多快乐时光，它们不会被遗忘――它们也不会结束！”
带着希望，达尔文在1831年12月27日乘贝格尔号扬帆起航。第二年4月5日，贝格尔号抵达里约热内卢，收到了第一批英国来信。达尔文的姐姐在信中告诉达尔文，范妮在年初与一名富裕的政客毕度尔普订婚，并在3月份结婚。达尔文的心碎了，哭喊着“我最亲爱的范妮”。“如果范妮此时不是毕度尔普太太，”达尔文在给姐姐的回信中说，“我会说着可怜的亲爱的范妮直到睡着。”达尔文的姐姐后来写信告诉他，范妮的婚姻生活非常悲惨，她的丈夫是一个极其自私的怪人，范妮曾经轻佻地向她们打听达尔文的情况，并说“我根本忘不了我们过去御夫和女仆的日子”。
但是一切已经太迟。此后达尔文的激情只属于科学研究。1836年10月2日达尔文回到英国时，已功成名就。1838年春天，年近而立的达尔文开始认真地考虑是否结婚。他在一张纸上列出了结婚的好处和坏处，好处是有孩子，有人一直做伴，“胜过一条狗”，有人管家；坏处是失去了旅行的自由，浪费时间，被逼迫访问亲戚等等。最终他认定结婚的好处胜于坏处。他想要的是一个不爱社交、不会干扰他的工作并有嫁妆的温柔妻子。在他的社交圈中，只有一个人符合这些条件而且还是单身――他从小熟悉的表姐爱玛。
11月11日，达尔文前往韦奇伍德家向爱玛求婚。这完 全出乎爱玛的意料――她本以为他们会一直保持已持续多年的友谊关系，但爱玛接受达尔文的求婚却是顺理成章的。韦奇伍德家族和达尔文家族都对这个联姻极其高兴，很快达成协议：爱玛将有5000英镑的嫁妆，岳父另外每年给400英镑的零花钱，而达尔文父亲则给他们1万英镑用于投资。如果他们收到的1.5万英镑能合理地投资，每年能有10%的回报，那么他们每年就能有大约2000英镑的收入。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收入，当时一名医生或律师的年收入也不过1500英镑左右。达尔文从此不必上班，可以整天待在家中安心做研究。爱玛则证明了她的确是达尔文设想的贤妻良母。
1839年1月29日，达尔文和爱玛举行婚礼。这个婚姻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非常功利，毫毫无浪漫、激情可言。但是它却是一个持续一生的美满婚姻，而没有这样的婚姻，达尔文不太可能做出那么丰硕的学术成果。我们得庆幸达尔文的初恋没有结果。如果换了性格与爱玛截然相反的范妮做达尔文的妻子，世界也许就大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