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完一本名著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不能光会读哦，写一篇读后感吧。那么如何写读后感才能更有感染力呢？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如下是编辑帮大伙儿整理的《资治通鉴》读后感优秀10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早就听说过伟人毛泽东曾经17遍阅读煌煌巨著《资治通鉴》的故事，虽然心中存有疑问，但每每想到领袖不是一般人物也就释然。我也曾经想过至少通读一遍《资治通鉴》，但不知道有多少次，翻开第一卷就读不下去了。难以阅读的“拦路虎”就是生僻中渐渐熟识的古代汉语，然而第一卷中那几个让我读后就在脑海里面抹不去的故事片断。
“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这是资治通鉴卷一的开卷语，简略的说出了几个故事的沧海桑田。
卷一讲了几个小故事以及年代大纪事。
此卷言战国故事，多大夫纵横并规劝之语，又韩、赵、魏三分智氏事及聂政、吴起事。其中一个故事我对此有很深的印像：昔魏文侯问李克以求良相，求知人之法。李克对曰：“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如此，即可得人矣。古人之知人可谓明矣，夫孟子之见齐宣王，论识人，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夫国人何以知彼之贤愚？固以其生平矣。所亲者皆仁义礼智信者，知其非邪佞也；所与不斤斤计较，知其坦荡宽厚也；所举者贤明才干，知其身系社稷百姓也；穷贫之有所不为不取，知其有所持也。故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此不称贤俊栋梁，国之无人矣。故曰，用其为国人所用，去其为国人所去，杀其为国人所杀。如此，则朝无佞臣，天下安宁。今者用人亦当如此也，夫任人唯亲，祸由自取。智伯无道，数求地于韩，赵。赵氏不与。智伯帅韩魏国人围赵而灌之，韩赵魏三国谋之，遂水淹智子，杀之，三家分智氏之田。夫智伯之亡，才胜德也。昔智果言于智宣子，称襄子瑶有五贤而有一不仁，谏无以之为后，宣子不听，而致家庙隳，不亦悲欤？司马光之论才与德，以聪察强毅谓之才，正直中和谓之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有余而德不足者，为祸益大，古昔以来，祸国殃民者如是者多矣，岂特智伯哉？
吴起贤俊，尝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守河西，使秦兵不敢西向，韩、赵宾从，固一世之豪杰也。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终致魏相公孙进谗而武侯猜忌，走奔楚。楚悼王素问其贤，任以为相，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要在强兵。楚遂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之。然楚之贵戚多怨起者，乘悼王薨而攻起，射杀吴起。夫顾国忘身者，起之谓也。商鞅之死，晁错之腰斩，介甫之贬谪，张居正之非议，皆此例也。彼顾国忘身而树敌，至于殒身，其亦足以佳话矣，小子实敬！
聂政之刺侠累，亦颇有丈夫气概，然此事无甚意义，不知政因何以抛身家性命以报严仲子，以其为政母寿礼之百镒黄金乎？
对于我来说，可能比较重要的就是几点：礼，信，德，才。
里面讲天子职责为“礼”，这里的礼大体是指某种秩序，可以理解为，做老大（君王，公司老板等）要维护好纲常秩序，其中有提到三家分晋周王不指责 还 封三家为诸侯的故事，韩魏赵作为晋的家臣，瓜分了晋国，周天子不但不指责他们， 还 封他们为诸侯，这就是失“礼”，既然周朝部下的家臣可以瓜分他们的君候的地盘，那周朝的臣下也自然可以瓜分自己君王周天子的地盘。
信：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是公民的第二个“身份证”，是日常行为的诚实和正式交流的信用的合称。即待人处事真诚、老实、讲信誉，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诺千金。有同名电视剧《诚信》。诚信的本义就是要诚实、诚恳、守信、有信，反对隐瞒欺诈、反对伪劣假冒、反对弄虚作假。以诚待人，以信取人，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传统之一，孔子云：“诚者，乃做人之本，人无信，不知其可”；韩非子曰：“巧诈不如拙诚”；季布一诺胜过千金，商鞅变法立木求信，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些诚信故事都出在《资治通鉴》的书里，诚，就是要实事求是，不扩大，不缩小；信，就是要一言九鼎，说到做到，不朝秦暮楚，不朝令夕改。诚信是立业之本，做人的准则，是企业和人的第二张身份证，其中道理不言而喻。一个企业、一个部门甚至于一个人，如果谎话连篇，如果说话不算数，不守信义，谁还会相信他。那个站在山头上大喊“狼来了！”的小男孩，不就是因为一再说谎，而导致说话无人听，最后被狼吃了吗？其实，吃他的并非是狼，严格地说是他那不诚信的品质。
作为电子商务的学子，我清楚的知道，在电子商务发展的道路上，诚信问题已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瓶颈。网络上的诚信问题到处都有，但那毕竟是少数的部，随着网� 无论是阿里的诚信通，留学专搜的诚信章以及同程的诚信录，似乎在人们的心中，诚信已�
阿里巴巴作为全球最大的B2B电子商务平台，诚信通是他们为从事商业活动的机构或个人提供的一种全方位网上贸易服务，并对享受该服务的对象，进行第三方认证机构核实认证身份。
阿里巴巴的横空出世，为我们这些电子商务学子提供了希望，所以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所以说，信，不管是已过的历史还是在未来的网�
德：这方面，我可以说是欠缺的，也可以是是比较完备的，里面讲了两点，一个是做人的圆滑，一个是道德，我是道德有余圆滑不够，得罪人，表面看不出，未必不代表别人不图谋，而道德感强的人，严而不亲，严肃别人敬畏但不亲近，也许这也是我容易被女孩子所欣赏但不容易被喜欢的原因吧。
才：有才无德的人造成的危害大，但是这样的人，容易被亲近也容易背叛，但人们往往喜欢这样的人。有才之人在当今世界中往往能混得如鱼得水般顺利，因为在才之人能在当今竞争激烈的世道中取得先取这道。先取就是走在别人前面，有了这样的条件当然能得到很高的回报，当然这样的人往往最后会被世道唾弃。
在德才之中又有我对此的一些感悟，德与才的组合，无非四种：德才兼备，德才皆无，有德无才，有才无德。在司马光看来，有才无德者非常危险，上可乱国，下能败家。锋利的宝剑掌握在剑术高超同时心术不正的人手里，实在危险。才德全具者，圣人；才德兼亡者，愚人；德胜于才者，君子；才胜于德者，小人。作为领导，如何选拔下属呢？特别是在愚人与小人之间。
以史为镜，《资治通鉴》书名就表达了宋司马光作史的目的。司马光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体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司马光写史的目的，就是宣扬孔子儒教思想，作为正统的思想体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作了高度概括和评价。他说：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在于分，分莫大于名。礼纪纲也，分君、臣也，名，公。侯。卿。大夫也。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孔子的儒家“礼论”进行了史料论证，认为礼是国家强盛巩固的根本，不尊循礼治的准则就会毁灭失败。楚国失败，商朝的灭亡，都是因为统治者没有遵循以礼义治国的原则。天地是生命的本源，祖先是种族的根源，国君是治国的基础。礼可以敬天奉地。尊重先祖和国君，这是礼的三条基本原则。天下人服从礼治就能太平安定，服从礼治就能安居乐业。天尊地卑的观念自从明确以后，君臣上下的关系就可以确定了。尊卑上下的关系确定之后，贵贱等级也就分明了。
孔子定位。正名，宣扬王权天授，为政治制度中的等级制度从“易经”中找到哲学依据，从而完善了儒教。“克己复礼”，恢复周朝礼制，是孔子一生追求的政治理想。而实现这个理想的道路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司马光说：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
与其说孔子是教育家。思想家。道德家，不如说孔子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孔子明确了个人参加政治活动必须以道德修养为起点和基础。如今人们把政治看作是肮脏的东西，是一种普遍看法，究其缘由就出在政治家修身上。当然政治制度本身是决定一切的，这也说明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路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两千多年的历代皇帝都把孔子当作统治者的精神支柱，大加颂扬。拜孔。祭孔一直是皇权统治的一种常规行为。今天，人们把孔子当作中华文化的代言人，把儒教当作正统的国教。这和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当看到穿着周服。奏着周乐，一躯三跪的祭拜孔子时，总让人感到不舒服，感到滑精可笑。难道我们就是这样低级庸俗的继承祖宗遗产吗？我们到底理解多少孔子整理和阐述的易经哲学的道理呢？把平民教育家当作古代帝王看待，是不是不符合历史真相呢？
任何历史人物都受制于他那个时代的文化思想束缚，打上历史的时代的烙印，孔子也一样。从易经哲学的道理来理解，我们一方面不能把孔子的理论说成是绝对真理；另一方面又不能苛求孔子理论中的缺陷。以下谈谈自己学习中国历史典籍的体会。
打开中国历史书可以看到，周朝姬氏当家；秦朝赢氏；汉朝刘氏；魏朝曹氏；晋朝司马氏；隋朝杨氏；唐朝李氏；宋朝刘氏；等等。“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并不符合王权天授。天尊地卑的法定次序。就易经本身发展来说，孔子之说既不是连山易。归藏易等的卦象次序，它们也没有天尊地卑的含义。另外，从历史上研究易经学派来看，象数派就从来没有这种思想。总之，从历史事实看；从易经本身演变发展看；从研究易经的学派看；“天尊地卑”之说都不成立。所以，天尊地卑之说，只是孔子的创造，而不是“易经”哲学的本义。
以上是对孔子《易经大传》一些简单看法，以后再深入讨论。下面说说对司马光《资治通鉴》对儒学评价的看法。
秦国之所以能统一中国，前有商鞅变法，后有李斯扶政。商鞅和李斯都不是儒家。秦朝的`历史表明，司马光所断言的不遵儒学就会亡国灭种是不正确的。商鞅变法的实质是对周朝氏族贵族统治下的经济制度的革命，而不是在原有经济制度不变基础上的王权更迭。商鞅变法核心有二，土地制度改革和郡县制度改革。一个是经济制度改革，确立了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一个是政治制度改革，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权基础。从而奠定了秦王朝的经济制度基石。这是对商。周经济制度的革命，是与孔子主张的“克己复礼”对着干的。秦朝的改革和统一，建立起中国封建社会初型，形成新的国家形态，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有巨大意义。秦朝建立的国家制度，相比被西方学者吹捧的罗马国家制度更先进。指导秦朝建立的是法家思想而不是儒家思想。
纵观历史，对《易经》理论的阐释上基本上分为两大派，即黄帝。老子的黄老派与孔子的儒学派。他们对易经的解释很不相同，甚至尖锐对立。汉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世上崇尚老子之学说的人往往都排斥儒学，崇尚儒学的人则排斥道学。这里大概就是所说的“道不同 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
老、庄之书，大指欲同生死，轻去就。
完全排斥了黄老学说及其他诸子百家学说，宣扬儒学的霸主地位。
所以对史学家的话，也不能句句当真理。由于个人的信仰及所处历史环境的局限性，史学家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现实而超越，必然有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今天读史，要有自己的判断。
易经哲学讲变化，讲循环。我们如果把易经哲学存在论看成是能量存在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能量存在的形式，那么就不会有天地之别，上下之别，尊卑之别。更何况八卦或六十四卦中的园代表了一种周而复始的旋转运动，不可能显现上下尊卑。只有固定不动的模式中才能反映出的这种现象。这种天地定位之说，只能是人为的一种思想创造，而不是易经哲学的认识论。按老子道法自然之说，就会与孔子礼义之说对立和矛盾，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用儒学解释易经哲学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当今的学者还是把这种以儒释易当作唯一正确的方法，这是不正确的。对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贡献不可小视，但也不能用孔子一家儒学概括为中国文化。这就是读史心得。
《资治通鉴》这本书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编年体通史，是宋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司马光主编。历时 9年。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所以将这本书名为《资治通鉴》。这里面有许多故事都很吸引人，如：《毛逐自荐》、《荆轲刺秦》、《指鹿为马》。.。.。.
其中，最让我喜欢的是《毛逐自荐》这个故事里的毛逐了。
这个故事讲的是公元258年，赵国被秦国围困，派平原君到楚国求援，平原君要挑选二十个文武双全的门客一同前往，可是挑来挑去还差一人，这时，一个叫毛逐的门客勇敢地推荐自己。结果，他凭着自己的机智，威胁楚王，使得楚王答应联合抗秦。最终解了围。毛逐也因此被平原君奉为了上宾。
读完这本书，不但使我知道了许许多多古代的英雄人物，也让我受益匪浅。
《资治通鉴》是旧史书中一部著名的大书，简称《通鉴》。北宋中期，史学家兼政治家司马光，在一些优秀的助手协助下，用了十九年功夫，才编写完成。《通鉴》以编年体形式，叙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前403——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并按照朝代分为十六纪，如《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攽作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作书的方法是先尽量搜集资料，将有关之事汇合在一起，称为“丛目”。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略作整理，写成“长编”，再进一步删成为“广本”。这些工作，是司马光和助手们共同作的。助手之间也有分工，大致刘攽任两汉阶段，刘恕任三国到隋，范祖禹任唐及五代。助手们协助作的长编和广本，分量还相当大，最后由司马光一手笔削成书，如《唐纪》代宗以前部分，长编稿达二百多卷，最后删定为四十一卷。可见为编写这一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全书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三个部分，即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后来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将考异散入注文中，目录实际是个提纲，远比正文简略，所以一般读《通鉴》者，只取正文部分，于是全书也就减缩为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时期的政治局势虽然比较稳定，由于阶级社会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被统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对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时常起而反抗。早在太宗时期，就有蜀中主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到仁宗时期，小规模的起义活动更多。在统治集团内部，党派之争常常炽热到表面化，当时称为“朋党”，这种分歧，有时是因政见不同而发生争论，而多数是为了争权夺位。在对外方面，更有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如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西方的羌人和南方的广源等，在这些斗争中，宋朝常常是得不偿失。以上这些问题，即社会上动荡不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都迫使统治者要从各朝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司马光编这部书时，不仅重视政治和军事活动，凡与加强统治有关的制度、理论、用人、行政、礼乐、历数、习俗风气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经验，都收入这部书中，也就是以加强文官统治为归宿。本来司马光为这部书拟定的名称是“历代君臣事迹”，表明他是着重在“君”和“臣”的有关活动。后来宋神宗对于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且写了序文，于是改称为“资治通鉴”。在书名中特别标出一个“治”字，其目的也就十分明显了。
《资治通鉴》所取的形式称为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即以时间为中心，叙述有关史实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追述往事，也可以附叙来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评论，而不是像流水帐目那样机械地排年记事。这个体裁创始于《左氏春秋》（即《左传》），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种史书体裁。西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编写了《史记》，纪� 自从司马光编成了《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才重新为世人重视，其后多用这个体裁编著史书，并由此发展出来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的成书，不仅复兴了编年体，并导致了几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这在史书编纂学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因此称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曾巩是宋代一位著名的文史学家，与司马光同时而年稍长，曾校定南北朝各史书，在校定《南齐书》后写的进书表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四项条件是当时人对于史书作者的共同要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通鉴》的内容不仅着重在历代的政治军事活动，对于礼乐制度和政策理论等，不论正面的或反面的，都兼收并蓄，作了适当的编置安排，对照曾巩所提的四项条件，司马光编写的这部大书是大致符合的。所以从内容方面说，这部书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即求所以“适天下之用”，是司马光的主要目的所在，可是实际上以这方面的评价为最低，不仅从现代观点看多是些糟粕，就是古人也指出了其中的偏失。原来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个保守分子，当时主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自强，司马光反对无效，于是退出政府，住在西京洛阳，以在野的身分编著史书，所以常常有不满的情绪流露在书中。如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原有巩固边防的作用，不是宋统治者无故生事。司马光在写到唐朝和吐蕃争夺维州的事件时，便批评了当时的主战派李德裕等，以暗斥宋朝的主战派。又如写到智伯灭亡之事，乘机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致败事，暗示宋代主张变法者都是有才无德的人。这些主张已失于偏激，胡三省在《通鉴音注序》中便说：“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夺维州之类是也。”这在《通鉴》中所占的篇幅虽不多，而为司马光着意重视之处，故不能不特予指出。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糟粕的成分之外，有时也有可取的部分。如关于封建时代学者反复争论的正统问题，他说：“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其善恶得失。”（《魏纪》一黄初二年）这个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
在史实叙述方面，司马光自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起义军照例被称为“贼”，但说到农民发动起义时，常常详细列举其被迫发动的原因，这就接触到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叙述唐末王仙芝、黄巢发动起义时，先历述僖宗即位前后的天灾人祸，而后用概括的写法：“上（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下面才说：“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唐纪》六八乾符元年）唐末农民起义似为一时突然暴发，伏因则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通鉴》既历举其事，在叙述到起义发动时，又作概括的说明，使读者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又如蜀中韩秀昇参加了起义，后为高仁厚所擒，仁厚亲自审讯，问：“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唐纪》七一中和三年）。虽然用了一些美化统治者的话，而当时阶级斗争的高涨，已经跃然纸上。
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如记武则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此类记载不仅表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表明其文学手法高妙。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写，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
《通鉴》在取材和记述方面，虽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要求，而由于时代的局限，谬误亦所难免。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湣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现在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后来逐渐失传，现在看到的是辑录本。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竑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这都是北宋时人认识不到的。千虑而有一失，虽智者不能免，我们自然不能因小瑕而掩其大瑜。
《资治通鉴》是一部分量比较大的书，同时也是值得通读的一部书。如何通读这样一部大书？是我们需要适当解决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古人关于读这一部书有什么问题或意见。司马光自己说过：“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伸欠思睡。”（胡三省《通鉴音注序》）司马光的话含有牢骚的成分，但对于一部大书望而生畏，是古人已经首开此例。胡三省为这部书作了详细的音注，他在注中顺便说了一句：“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唐纪》二八开元十二年）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要读者对于《通鉴》的内容全盘接受，这个态度当然也是错误的。所以读此书时，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既不因为部头大望而生畏，也不因其评价较高而盲目接受，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按照实际可行的计划，一步一步地读下去，直到将全书读完。这是读这部书时应有的基本态度，下面分别说一下几点应注意之处。
针对《通鉴》部头大的特点，便不能抱着一口气读完的想法，要将全书分为若干部分，（如按照原书的《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来划分）在每部分之内再划分范围较小的部分（如按照帝王的年号或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划分），最后再划定一个时期之内能读完的部分，这应结合原书的内容和自己的时间而定，不必强求一律，大致可以卷次或年代为划分的标准。每读完一个小单元部分，便如攻下敌人一个阵地，不仅是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并为打好下一个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读完一部分之后，可以随时写出笔记，或摘录书中的要点，或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记出有关的问题。笔记不求其详，也不求其全，只是为了有助于记忆理解。读书作笔记本是一个很有成效的方法，读《通鉴》这样的大书，更不可不利用它。
每读完一个较大的单元后，最好再重读一遍。一般的部分可以略读，而细读其中重要的部分，这样可以得到更完整的概念和较深的印象。
遇有难解的问题，可以先看注解。看了注解仍不明白，可以记下这个问题，留待求师问友，暂时跳过去，先看下文，常常在读完全文后，前面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如果古文基础较差，读时速度应稍放慢，但要坚持读下去，不但增加了我国古代历史的知识，并可以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收到一举双得之效。如果古文基础较好，那就可以着重在取得历史知识方面。
对于初学者来说，读旧史书首先要求读通，只有读通了，才能进一步作分析批判，从而得到真正的历史知识。《通鉴》是封建时代学者写给封建统治者看的，所以这一点更应受到重视。
读本问题，最好是看整部的，现在有了标点本，这方面的困难已经排除。如果只看选录本，一般地说，可供文学欣赏之用，从取得历史知识方面说，差距就太大了。
细水长流，持之以恒。有恒是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读一部大书时也是这样。这个道理几乎是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能坚持下来，所以最后特别提醒一下。
《资治通鉴》是我国著名的宋朝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所编写，历时十九年。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政道”而把其命名为《资治通鉴》。
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止于周世宗六年，贯穿一千三百二十六年所发生的历时典故。书中编写的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兼顾经济、文化方面史料。塑造了鲜明生动的历史人物和震惊天下的历史事件，向我们展现了古代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卷。
在资治通鉴的世界里，有无数的历史典故，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安史之乱”安禄山的所作所为。这一则历史典故活灵活现的展现了虽然深受一国之君的宠信，却因一己私利危害国家臣民，搅得天下大乱。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外表憨厚，其实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让我明白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要多多听取别人的善意的意见。安禄山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他外表胖胖的，很招人喜爱，说起话来天真无邪，而内心却是邪念满堂。他那天真无邪的话语迷惑了唐玄宗，获得唐玄宗的信任，把军队都交给他来管，竟然造成了空前的历史巨变。这一事变惨不忍睹，整个国家被搅得不得安宁，生灵涂炭，连唐玄宗也被迫加入逃亡的队伍。
唐玄宗一直到了逃亡的日子才真正意识到了安禄山的卑鄙无耻、心狠手辣，也正是那时，他才觉悟到曾经处死了充满正义感的大臣是多么昏庸。他后悔了，可世上没有后悔药，历史不能重演。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要做一个多多听取别人的善意意见的人！
暑假里，妈妈给我买了一些我喜欢的好书来读，《资治通鉴故事》是其中之一。这本书是根据我国古代有名的《资治通鉴》改编而成。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编年史，作者是我们熟悉的司马光砸缸故事里的主人公司马光，他是北宋时期着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编成这本书一共花费了十九年的时间。这本书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一共一千三百六十多年的史事，主要资料是政治和军事，还有经济、文化方面。它经过记录一些明君贤臣的事迹，简单又生动地告诉人们：清廉，正直，刚强，宽厚，忠诚，信义，执着等，这些古人所具有的品质。这些品质，在今日仍然可贵，是我们人生路上所不可缺少的。
《资治通鉴故事》里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司马光经过敏锐的观察，形象地记述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如荆轲刺秦王、毛遂自荐、鸿门宴、七步诗等。其中，最让我喜欢的，就是《毛遂自荐》这个故事里的毛遂了。这个故事讲的是公元前258年，赵国被秦国围困，派平原君到楚国求援，平原君要挑选二十个文武双全的门客一同前往，挑来挑去还差一人，这时，一个叫毛遂的门客勇敢地推选自我，并凭着机智，威胁楚王，使得楚王答应联合抗秦，解了邯郸之围，毛遂也所以被平原君奉为了上宾。毛遂勇于展现自我，充满自信心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自我这一点还比较欠缺，所以我应当向他学习。
读好书不仅仅能够增长见识，开阔视野，并且能够陶冶我们的。情操，启迪我们的智慧。以后我还要多读好书，让自我成为一个有知识、懂事理的孩子。
小时候我妈跟我说，如果迫不得己，宁可做过分的事儿，也绝不要说过头的话。我一直不理解，总觉得事情带来的结果是既定事实，无法改变，言语只是说说而已，并不起决定作用。
后来长大一些，知道了伤人的语言就像尖刀，说的人风轻云淡，听的`人遍体鳞伤。但也只是停留在言语伤人的层面。从来没想到言语会伤害到自己，直到最近读《资治通鉴》，才发现真的有 分享几个例子，很是耐人寻味。
第一个是汉高祖刘邦的宠姬戚夫人。刘邦去世，惠帝即位，吕后做了皇太后，下令将戚夫人幽禁在永巷，舂米做苦役，戚夫人一边舂米一边唱：“儿子为王，母亲为奴，一天到晚舂着米，常与死亡相伴！相隔三千里，谁能告诉你？”吕后听后大怒，不仅毒杀了戚夫人的儿子如意，还砍断了戚夫人的手脚，剜掉眼珠，熏聋耳朵，喝下哑药，扔在厕所里，成为“人彘”。
听起来毛骨悚然，多数人第一反应是吕后太狠，但事情的前因后果很复杂，有空我会单独写一篇文章分析一下吕雉这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这里单说戚夫人，如果能像后来汉文帝的母亲薄氏一样内敛低调，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不要乱说话，等多年后吕雉怨气消了，也许儿子如意不会死，自己也未必会到如此惨绝人寰的境地。
第二个是汉灵帝的母亲董太后。汉灵帝死后，董太后和儿媳妇何太后争权，忿忿不平骂儿媳妇：“你现在这么嚣张，还不是依靠你哥何进！我让董将军砍了你哥的头，简直易如反掌！”何太后听了害怕，告诉哥哥何进，何进设计杀了董将军，顺便逼死了董太后。
读到这里我才真正明白我妈的那句话，董太后如果够聪明，过头的话绝对不会说，宫廷内斗，成王败寇，不如直接想办法让董将军先杀了何进，又何必多此一举，说些气话呢？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
写到这，因失言而丧命的还都是女人，免不得有人说，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其实未必，第三个例子是个皇帝，东晋孝武帝司马曜。这个皇帝并不是昏君，反而在治国理政上颇有建树，是个不错的好皇帝。有一次司马曜和张贵妃喝酒，喝到一半，张贵妃说：“皇上啊，我喝多了，真不能再喝了！”司马曜生气了：“什么？喝一半你不喝了？太扫兴了！你年老色衰，我跟你喝酒是给你面子，我早就想废掉你，另立新妃了！”
这本是一句酒话，张贵妃却当真了，一不做二不休，趁司马曜酒后昏睡之时用被子将其捂死。堂堂皇帝，竟因为酒后失言丧命，实在让人唏嘘！孔子说：“不能与之言而与之言则失言。”意思就是跟错误的人说了错误的话，就是失言。失言的后果很严重，轻则伤人自尊，重则伤己性命。
突然觉得很多事情是相通的，比如最近我在减肥，一直牢记要管住嘴，迈开腿。历史上很多真实的故事也告诉我，做人要少说话多做事。所以我决定，把嘴巴涂上口红美美的就够了，平时尽量少用。慎言，深思，笃行。
《资治通鉴》是一本历史巨作。作者司马光，字君实。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内容是东周至五代，一共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
这本书主要记录一些很有代表性的人和事。也透露出古人或好或坏的品质。
下面我就来说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
颜真卿坚贞不屈：
颜真卿，自，清臣。是我国古代的大书法家，他创造了“颜体”。而颜真卿所处的时代，正是唐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时代。唐明皇不问政事，沉湎酒色，把国事管交给奸臣。当时有个叫安禄山的，颜真卿早已发现他有谋反的趋势。当颜真卿上任范阳管辖时，他引一批人每天游山玩水，舞文弄墨。当安禄山通过密探知道这些情况时，嘲笑说：“这颜真卿真是一个酸文人，胸无大志啊，一失意便潦倒如此，何足挂虑。”
后来安禄山真的谋反了，谁都挡不住，只有颜真卿挡住了太原地区。谁都不相信平时游山玩水的颜真卿竟一直关注形势。唐明皇和杨贵妃怎么都不相信，一直“忠心耿耿”的安禄山怎么会背叛。唐明皇一阵感叹：听说他(颜真卿)以前在朝中任职，可惜我可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
安禄山不管如何威胁颜真卿，但颜真卿宁死不屈。
历史虚无主义却是绝对不可取的。要求史书所载百分之百真实可靠，本来就是不现实的要求。毕竟，史家们正努力地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虽然这是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但我相信，史家们所记载的内容，还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毕竟周公有过大权独揽的经历，毕竟王莽有过礼贤下士的表现，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至于如果当初他们真的身便死了，那不是还有盖棺论定一说吗？
以史为鉴并不因史书内容有杜撰部分而失去意义——就连完全杜撰的小说尚且有不可估量的借鉴意义，何况史实远远多于杜撰的史书呢？
和其他所有史书一样，《资治通鉴》也渗进了许多神话、传说以及作者想当然地杜撰的内容，但这并无损于它的伟大。读到嚼碎张巡齿这一段时，没必要深究他的牙齿究竟是怎么碎的，他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却深深刻印在我们的脑海。读到将士们箭尽粮绝，张巡把自己的小妾给将士们分食了的时候，于残忍、冷酷、血腥的感觉之外，也无法不油然而生对张巡的无限敬意。这样恨敌入骨、坚忍如狼的张巡，力尽被俘后如果不是大义凛然、慷慨就义，那才是真正不可想象的怪事！至于他的牙齿究竟是怎么碎的，恐怕不会有一丝一毫影响到他近乎神一样不朽的光芒！
推而广之，史书里其它不够真实的细节描写，并无损于史鉴的意义。史家们在力求真实的同时，难免会留下星星点点的瑕疵。但瑕不掩瑜，绝不可因史书的不完美，就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
韩赵魏三家分晋
资治通鉴开篇讲的是三家分晋，三家分晋是周天子王权丧失的象征，进而讨论了天子之职到底是什么：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那么我们每个人自的“职”又是什么呢，需要自己思考。
智氏之灭
智氏和赵氏都面临选择后继之君的问题，智宣子识人不明，赵简子立贤为后，没有选好接班人是智氏身死族灭的根本原因。智伯自以为大，侮辱韩国主君，不防备灾祸，不听人劝告，强行索地于韩赵魏、使得三家联合起来对抗智氏。在最后的战斗中，本是智氏与韩魏联合攻赵，智伯却恐吓韩魏，唇亡齿寒使得韩魏临阵倒戈，遂与赵襄子合力灭了智氏，最强大的智氏反被韩赵魏三家联合给灭了，令人唏嘘。进而讨论了德才之辨，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选贤用人要以德为先。
刺客豫让
豫让为智伯臣属，宁可自己毁灭容貌、毒哑喉咙，其妻不辨也要为为身死族灭的智伯报仇，多次以卵击石去刺杀赵襄子，最终还是没有成功而被赵襄子杀害。士为知己者死，即便如智伯一般刚愎自用的失败者，也有真心效忠之人。
魏国称霸
魏文侯魏斯称霸三晋，诸侯不敢近。原因在于：第一，尊贤，以卜子夏、田子方和段干木为师，招纳四方英才；第二，守信，答应别人去做的事情，不管自己处于什么状况之下也要达成诺言；第三，重义，韩赵分别拉拢魏国攻击对方，魏文侯都拒绝了，以德服人；第四，纳言，君仁则臣直，能听得进去臣子的劝谏。所以魏国能称霸。
田子方教公子击
公子击是魏国太子，在路上看到田子方，主动下车行李，田子方不搭理他，公子击怒了，质问田子方：“到底是富贵的人能骄横还是贫贱的人能骄横”，田子方的回答大意是：当然是贫贱的人可以骄横。因为国君如果骄横，他的国家就会灭亡；士大夫如果骄横他的家族就会遭受灾难。但是真正贫贱之人，就算一言不合得罪了别人，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简而言之，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人要是想要的太多就会顾虑的很多，治国的人就不要轻易去得罪一无所有的底层人民了。
用人五视
李克向魏文侯提出了选相的五个标准，简称“用人五视”：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最终魏成打败候选人翟璜，成为丞相。魏成推荐的人才卜子夏、田子方和段干木都成为了魏文侯的老师，翟璜则每次都是根据魏文侯的需求而推荐了吴起、西门豹、乐羊、屈侯鲋等人，都虽能解决主上一时之需，但都只是臣子。魏成荐师，翟璜荐臣，所以魏成当了丞相。
说明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要有全局观，解决一时之需的不及全盘谋划的，自己面临的工作和生活，什么问题是一时之需，什么又是全局战略呢？
悲剧的吴起
吴起有大才，却因为性格原因最终而惨死。吴起开始在鲁国，为了获信于鲁人，杀妻求将，仗打赢了，自己却被逼走了。到魏国之后，颇受重用，在与田文竞争丞相中又遭受失败，原因不是因为吴起自己不贤能，而是因为魏国此时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自身能力太强，却没有群众基础，所以无法走到高位。接着吴起就被魏国排挤出逃去了楚国，获得了楚悼王的信任，被任命为丞相。吴起力行变法，严明法令、整饬吏治、限制公族、抚恤战士、打破连横，楚国国力大增，但是得罪了楚国的权贵公族之人，最终随着楚悼王薨逝，而被贵戚大臣所杀。
吴起的悲剧根本原因还是自己造成的，杀妻求将有悖人伦，为了前途没有底线，所以说能力再强，即便强如吴起一般也是落得一场悲剧。做人的底线要守好，这是第一步。一旦你有一定能力之后，也不要过分沉迷于具体事务中，要正确认识周遭的环境和人际关系，不能四面树敌，除了专业能力更需要修炼人际相处。
齐威王用人
齐威王有即墨大夫和阿大夫两位地方官，一个到任那天开始就不断有坏话传到齐威王耳边，另一个则是不断的好话传来。于是齐威王没有妄下结论，而是派人去现场探访之后，才得出了结论，那个不断有好话的大夫是买通了大王身边的人，实则政事一塌糊涂；而那个不断有坏话传来的人，反而是干练之臣。然后齐威王也没有手软，直接烹杀欺上瞒下的阿大夫，最后齐国群臣都不敢瞎说话，齐国大治。
齐威王用人的经验：明辨是非、小心求证、出手狠辣，三步环环相扣。对于我们自己做事来说也是一样的，工作中的问题要有冷静清醒的判断，要自己真的动手去做了去了解了才能真正知道内情，确定了目标之后就要一击必中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