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仔细品读一部作品后，大家心中一定是萌生了不少心得，是时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千万不能认为读后感随便应付就可以，下面是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铁皮鼓读后感（优秀8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今天读了一本垃圾书。叫什么《铁皮鼓》，还是写作课老师推荐的，还要写读后感。528000字啊！臭长臭长。。。我能说什么呢。第一节《肥大的裙子》我还认认真真、颇感兴趣地看完了，也有一些精彩独到的地方
。但是后来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拖拉的作者想要表达什么东西了，所以我越看越快，把那些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来的情节大段大段的跳过了。看作者的生平简介，也许能更好的理解这部作品。二战、德国、波兰。。。貌似在作品里有很多隐喻。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读者，无论生活年代还是生存地域，理解这么怪诞畸形又含蓄的作品，是有很大的隔阂的ok?不过，也许是这故事事情节真的太新奇了，所以我还是决定，要坚持到最后，看看结局如何。
———————关于这个故事的简介：故事叙述方式开头是倒叙，在护理院的病床奥斯卡观察周围的世界，并决定写自传，于是开始回想其他的祖母，他的童年。奥斯卡从一出生就聪明异常，后悔离开娘胎，觉得来到人间非常不幸，但是护士已经剪断他的脐带，而且他的母亲在其出生时，承诺给他买一个铁皮鼓，他对人生才有所期待。在三岁生日那天，他策划了一场意外：故意从九层台阶摔下，摔成重伤，导致从三岁起他就再也长不高了。他也一直装成小孩子般的天真幼稚，这样就可以与成人的世界保持距离。其实他的智商是成年人的三倍。奥斯卡性格怪异，在孩子的躯体里有着比成人更深刻复杂的心理活动。然后就是一些琐碎混乱的情节了，他母亲与舅舅暧昧不清的关系、其实他是母亲与舅舅的孩子，母亲夹在两个男人之间貌似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导致了后来母亲的大量吃鳗鱼自杀的情节。后来16岁的奥斯卡遇到了17岁玛利亚，他的初恋。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刺激游戏，貌似和性经历的快感差不多，把汽水粉洒在身体上，用唾沫润湿。。。情到浓时玛利亚就怀上了奥斯卡的孩子了。这有一段难得的写的很奇妙暧昧玩汽水粉的经历：“玛利亚的掌心里开始发出磁磁声，并泛起泡沫。车野草像一座火上似的爆发了。我不知道是哪一国的人民在那发出的狂怒。那里发生了玛利亚还从未见过的、从未感觉过的事情，因为她的手在抽搐，在颤抖，想要溜走，因为车野草在咬她，因为车叶草钻进了她的皮肤，因为车叶草刺激了她，给了她一种感情，一种感情，一种感情……”但是玛利亚又和奥斯卡的父亲纠缠不清，后来还嫁给了他的父亲，并生下了奥斯卡的孩子。错综复杂的乱伦真挑战读者的逻辑（ ⊙ o ⊙ ）啊！父亲不就战死，奥斯卡出走，遇到了他的妻子，和他一样长不大的小矮人，两人建立起了正常的家庭，但不久妻子又死于炮弹袭击。奥斯卡又孤独一人。他回到了家里。埋葬父亲时丢掉了铁皮鼓，同时，亲生儿子库尔特用石子击中了他的后脑勺，使他倒在坟坑中流血不止，不过他就此开始长个儿。。。奥斯卡写下自供状，成名之后又产生厌世情绪，故意冒充嫌犯被抓进精神病院，末片是真相大白，奥斯卡无罪开释，迎来它的三十岁生日。
以我的感觉，作者格拉斯真就像个精神病患者一样，把一些杂乱无章素材粗糙的安装在一起，啰啰嗦嗦，没完没了。当然，在一些很平常的情景里，格拉斯会把一些人们无意间隐藏的感受、意识揭露并夸大。烙上自己的风格。像一个孩子一样因真实而无礼，又像一个孩子一样因率性而孤独。
这本书写什么？写一个傻子。《尘埃落定》也写傻子，那是个傻子加先知；莎士比亚写了若干傻子，统统是傻子加智者；《喧哗与骚动》也有个赫赫有名的傻子，傻到没个性，读者很难“角色代入”；《狂人日记》的傻子，则完全是作者的传声筒。《铁皮鼓》的傻子怎么样呢？那是个非常合我心意的傻子，几乎和《尘埃落定》的傻子一般钟爱。奥斯卡，侏儒，铁皮鼓手，是个傻子加撒旦。
君特·格拉斯长于大战期间，同期涌现的文学大师非常多。奇怪的是，《铁皮鼓》没有历史的“现场感”。最近也在读埃利亚斯·卡内蒂的三卷本自传，有所比较。这位用德语写作的欧洲作家，同样生于20世纪初。大战开始时，卡内蒂还是孩子，有个强大的保护者——母亲。他回忆中的战争，没有战火，没有死亡。卡内蒂只关注自我，精妙而不厌其烦地将自己层层剥开（这才是真正的“剥洋葱”）。然而，这个紧紧围绕“自我”的小世界，不断吸附周围事物，不断扩大，使一切随之旋转。这种磁力和能力，给所有喋喋不休的私密叙述，赋予了宏大意义。有人说卡内蒂的自传，虚构多多，那又如何，至少战争爆发时，他那厢勾勒几位身边的平常人，我这厢立即闻到了销烟。《铁皮鼓》的奥斯卡也经历战争，君特·格拉斯替他枚举数据史料，描述死人、伤人、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的人，甚至让奥斯卡亲历波兰邮局保卫战。但作为读者的我，仍没有“现场感”。我——作为读者，被禁锢在奥斯卡3岁的身体里了。这不是叙述方式的问题，《尘埃落定》也傻子视角，但有历史现场感；《大师与玛格丽特》也夸张荒诞，也有历史现场感——甚至有着作者布尔加科夫的血与肉。
相比之下，俄国人写作像在掏心掏肺，想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想想帕尔捷斯纳克。读《日瓦戈医生》时，我不仅看见战争，还在亲历战争。而德国人君特·格拉斯——擅于运用匠心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君特·格拉斯，却是那么不动声色。我看不到血，听不到炮火，感知不到奥斯卡的身外在发生什么，只有那个声音——平静、冷酷、乖戾的，是奥斯卡也是格拉斯的声音，顺着一条平缓的甬道上升。这种写作风格，正是我想象的制造“纳粹事件”的君特·格拉斯可能的风格。但在《铁皮鼓》面前，“纳粹事件”一点不重要。因为君特·格拉斯本人如何，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塑造了小奥斯卡！
这部作品中，战争不是主角，而是背景。真正的主题是人类灵魂的一次漫游。像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写作那样，这部层次丰富的作品，离不开希腊和希伯来两大传统，有神话原型如弑父，也有上帝与撒旦。事实上，撒旦是奥斯卡的一部分，奥斯卡是撒旦的一部分。格拉斯帮助我们理解撒旦。在此意义上，这部作品比绝大多数战争写实小说来得伟大，它接近了战争的本质——恶。
作家需要发现、探索、理解恶。他首先要看到自己的恶。恶应该是文学的重要主题，但长久以来它不是。恶是有罪的，不该的。所以被忽略，摒弃。文学史出现萨德这号人物，完全是压抑过久的大爆发。只有正视恶，才能更好地理解善。我想，这是《铁皮鼓》的伟大。
君特·格拉斯是我迄今最喜爱的知识分子作家。我对那帮“新寓言”的知识分子，没有太大感觉。法国人，喜欢玩精妙。可惜无论法国人的精妙，还是日本人的暧昧，我都感觉不强烈。我需要的是当头一棒，让我震撼与晕眩。力量感，是我个人评价作家的重要标准。俄国作家、美国作家，总体而言力量感强。前者的力量来源偏重于精神，后者偏重于现实。中国作家中，北方作家的力量感比南方的强（想想莫言和余华的作品差别）。 回到“知识分子写作”，几年前，《玫瑰之名》让我对这个词倒尽胃口（依据上述，该作品力量感为零）。我一边阅读一边疑惑：《玫瑰之名》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意义何在？不能带给我任何感动、震撼和启迪。如若一些捧臭脚的知道分子说的那样，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我真想把书中的大段理论以及更为大段的注释剪下来，叠起来，戳到他们面前，让他们摸着心口说说，这么一堆聱牙诘屈的东西，是否真对“引人入胜”一词没有致命杀伤。如果知道分子们捧起另一只臭脚，说该书阐释了某种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因此它比只知夺人眼球的侦探小说深刻许多。那我倒想问：为何不直接读论文，岂不更深刻清晰、节约时间？最终，我意识到了，《玫瑰之名》——以及其他可以想见的艾科制造——被写出来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展示作者风采：这位学者小说家拥有相当的知识，掌握相当的写作技巧。至少，他比侦探小说作家深刻，比哲学论文作者会写小说。这种穷凶极恶的知识炫耀，让我想起北京话的一个词：提人。指提及各路要人，并作熟稔状。事实上，提人不能使提人者本身成为要人，就像炫耀知识的小说家，不能使作品本身具备知识或者成为好小说。我曾被迷惑过，但越来越认识到：知识不是用来炫耀，而是用来帮助认清世界的。
最后，扯一下另一位知识分子作家米兰·昆德拉。我曾将他贬至一无是处。但这有感情色彩。就像初恋，开始期望得完美，结束未免失望得惨烈。米兰·昆德拉，就是我的文学初恋。
安娜亲身经历了《铁皮鼓》长达四年之久的创作过程。她经常想听，有时也务必听我讲述小说的临时结局，这些尚未最终确定的结局常常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我在写作时经常出神，并且不停地吸烟，以致室内烟雾缭绕，安娜也许很难确认这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作为她的伴侣，我肯定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整日沉迷于我所虚构的人物世界中。我是一台操纵着许多电路的配电设备，我与若干相互穿插的意识层面紧密联接在一齐。人们称之为“疯魔”。
我在埋头创作的同时，活得也很实在。我精心地烹调五味，一有机会就去跳舞，因为我十分欣赏安娜的长腿与舞姿。一九五七年九月，就在我专心致志地写作《铁皮鼓》第二稿时，我们的孪生子弗朗茨和拉欧尔出生了。这不是一个创作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每月有三百马克的生活费，这笔钱是我随手挣来的。在四七社一年一度的聚会上，我售出了我的素描与石版画；***·赫勒雷（注：瓦·赫勒雷（1922—），德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杂志《重音》的出版者之一。透过向我约稿和采用我的稿件付给我稿酬，他生性乐善好施，间或来巴黎时就将钱带给我，在遥远的斯图加特，海森比特尔（注：赫·海森比特尔（1921—），德国“具体诗”诗人。）将我从未上演的剧作制作成广播剧播放；翌年，我已开始雕琢《铁皮鼓》的终稿，此时我获得四七社文学奖，第一次赚到了一大把钞票，总额为五千马克，靠着这笔钱，我们买了一台电唱机，这台电唱机这天还能出声，它属于我们的女儿劳拉。
我从未参加中学毕业考试，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常常使我的父母感到忧伤，但是有时我认为：恰恰是这一点保护了我。因为如果我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那么我肯定会拥有一个职位，我会成为夜间节目修改而将自己刚动笔的文稿锁在抽屉里。作为一位被埋没的作家，我肯定会对那些文思敏捷的作家满腔怨愤，这些作家在大自然中竟然能够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上天常常赋予他们灵感。
三岁的奥斯卡无意中发现母亲和表舅布朗斯基偷情，又目睹纳粹势力的猖獗，便决定不再长个儿，宁愿成为侏儒。从此在他的视角里，社会和周围的人都是怪异和疯狂的。他整天敲打一只铁皮鼓，以发泄对畸形的社会和人世间的愤慨。父亲或老师惹了他，他会大声尖叫，震得窗玻璃和老师的镜片稀里哗啦地变成碎片；他还以此来“扰乱”社会秩序，给纳粹分子集会造成麻烦。尽管他个子不高，但智力超常，聪明过人。面对他的洞察力，母亲羞愧忧郁去世，父亲成了纳粹军官，表舅在战乱中毙命。邻居女孩玛丽亚来照顾他，两人发生了性爱，怀孕后她却嫁给了父亲，生下了库尔特。奥斯卡随侏儒杂技团赴前线慰问德军，三年后回到家中，苏军攻占了柏林，父亲吞下纳粹党徽身亡。埋葬父亲时奥斯卡丢掉了铁皮鼓，同时亲生儿子库尔特用石子击中了他的后脑勺，使他倒在坟坑中，流血不止；不过他就此开始长个儿，尖叫使玻璃破碎的特异功能也随此消失……
这是整本书的故事情节，离奇而透着古怪。扭曲的人性在其中很明显的表现了出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穿插讲述了但泽的多灾多难的历史。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时，这个海港城市划归普鲁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但泽成为自由市，由国际联盟代管。希特勒以但泽走廊问题为借口，入侵波兰，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战后但泽划归波兰。
这是作家对希特勒统治的强烈不满，也是对当时德国的现状的感慨与悲痛。
此书分为三个章节，其中第一章可以看出故事发生地点是但泽，时间从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三九年，主要以一九三三年纳粹党魁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纳粹势力在但泽抬头为背景。
在第二章中，故事发生地点仍是但泽，时间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军事行动，纳粹党的安乐死计划（把精神病患者、痴呆儿童等病人作为“不值得活的生命”予以消灭），集中营煤气室屠杀犹太人，一九四四年军官暗杀希特勒的“七。二”事件，反抗运动，以及战后划归他国的原德国领土上的德国人被驱逐。
而在第三章中，故事地点位于杜塞尔多夫，背景是战后美、英、法占领区即西德的物资匮乏时期，老百姓的黑市交易，帝国马克贬值和以美军香烟为商品交换计值单位，西德货币改革，通过基本法和联邦德国成立后的经济复苏，时间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四年。这些是小说发表时三十岁以上的德国人都亲身经历过的、想忘也忘不了的往事，而作者偏要勾起人们对这些往事、尤其是个人在这段既往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回忆。而以但泽为故事发生地本身，就涉及到当时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铁皮鼓用几个关键词来分析就是疯狂，绝望，无奈以及残酷。现实的情形反映到了作品之中，这是作家的反思，也是人民的反思，更是对当权者的讽刺，这是一本很有现实意义的小说。
为什么欧洲作为最有文化教养的民族之一，极富组织性、纪律性、创造性的德意志民族却俯首帖耳地为纳粹服务，几乎呈现出全民纳粹，人人在党的局面，在战争中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虐杀了几百万人？而更为可怕的是有的德国人这样做不仅是出于自愿，而且还认为这样做是献身于自己遵循的神圣信仰。
一直有这样的思考，但是对于这种"文化"，我始终不能释怀。
在这部书-----《铁皮鼓》中，我找到了答案。
作者君特·格拉斯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文学家，与海因里希·伯尔并列为战后联邦德国文坛的盟主，并在199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铁皮鼓》1958年未及出版就赢得了当年"47社"的文学奖，1959年发表之后，更是很快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
那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小说的故事情节精华：
我在疗养与护理院（疯人院）里写下我的故事，从自己出世以前很远的时候写起。1899年，外祖母还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波兰姑娘，她独自在马铃薯地里干活，一名逃犯向她求救，骗过了追捕的警察，我的妈妈阿格内斯就是这名罪犯使我外祖母安娜受孕的结果。阿格内斯年轻时是个丰满的能干的姑娘，并以热烈的感情爱上其表兄杨布朗斯基，由于近亲不能结婚，她嫁给了莱茵兰人马策拉特。杨·布朗斯基和我母亲仍是藕断丝连，暗地里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情侣。3岁生日时我得到了妈妈送我的铁皮鼓并与鼓形影不离。也就在此时，我决定连一指宽高度都不再长，保持3岁孩子的状态，但是我相当的聪明，会敲鼓，并有一副超人的嗓音，能震碎所有的玻璃制品，并以此发泄对别人的敌意和愤怒。阿格内斯对丈夫从来就不曾有过爱，深爱着表兄，但对自己的行为又深感内疚。后来患了肥胖症后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自暴自弃，最后终因食鱼中毒，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间。我总是孤单单，有时便到三楼去找待我很好的特鲁钦斯基大娘。马策拉特请玛丽亚（大娘的女儿之一）管杂货店和照看我。她把我当孩子看待，对我毫无戒心，并无意暴露她的身体隐私在我面前。我虽不愿进入成年人的社会，但我的本能又驱使我要求过正常人（包括性）的生活。当我同她睡觉时，有偶尔把我搂在怀里，亲吻我的脸，我常在玛丽亚的怀里想入非非。一个夜晚，我竟然不知不觉中与玛丽亚发生了关系，生下了男孩库尔特。就在玛丽亚怀孕两个星期后，我撞见了玛丽亚躺在马策拉特的下面……我父亲娶了我未来的妻子，之后，我把我的儿子库尔特叫做他的儿子库尔特，把我所爱的、散发香草味的玛丽亚认作继母……
在这部作品中格拉斯从道德层面对刚刚结束的战争进行反思。正如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尼日利亚作家沃勒·索因卡所言："君特·格拉斯的毕生作品是本世纪末文学世界里的道德小说。"
格拉斯没有将重点放在战争本身上，而是放在了对德国社会中普通人的分析上。格拉斯通过自己的作品指出，纳粹德国的兴起，绝不是突然出现的偶然事件，它是与德国社会中的每个人的道德水平和劣根性分不开。
首先，普通德国人的浑浑噩噩是纳粹德国兴起的原因之一。《铁皮鼓》中除主人公奥斯卡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缺乏思考的热情，他们对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像动物一样被动地适应外界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不肯动脑思考变化的原因。所以他们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和明确的信仰，也就无法自己判断自己的行动，最终只能随波逐流。他们或是融入纳粹狂潮中成为支持者，或是冷漠的纳粹暴行的看客。
其次，格拉斯指出德国普通市民情感上的麻木和良知的丧失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杂货商马策拉特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带儿子去看热闹。冲锋队员迈恩在水晶之夜冲击犹太玩具商店，迫使商人自杀。迈恩捣毁和洗劫犹太人教堂和商店时没有人认为不妥更无人去指责告发，当他打死自己所养的猫，却被人告发"不人道地虐杀了动物"，被纳粹冲锋队除名。这两个对立的事件使德国普通民众冷漠的感情暴露无遗，寓意深刻。
最后，小说深刻地揭示出了遭受纳粹迫害的民族的思想状态，指出他们态度上的顺从妥协也加速了悲剧的发生。玩具商马库斯是犹太人的代表，他对政治局势的预见比其他人高明得多，在二战发生前，他就意识到犹太人所处的环境越来越艰难，但他的对策只是改信，准备和阿格内斯一起离开德国到伦敦。当阿格内斯拒绝他的提议之后，他也就安之若素地像以往一样生活下去，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格拉斯在这里指出像马库斯一样意识到了灾难的临近的人们，没有采取任何办法自保，也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抵制灾难的发生，最终只能在纳粹上台后被迫害致死。
小说试图通过战前德国人思想上浑浑噩噩、感情上麻木冷漠的状态指出，那些深思熟虑、谋划算计、发布命令的纳粹头领固然该为战争中的屠杀罪行负责，而那些小人物，那些平庸到只知服从纳粹的体制，而没有反思之力的人们，尽管他们也是受害者，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该承担一定的战争罪行。
格拉斯在《铁皮鼓》中揭示出普通人的浑浑噩噩，麻木冷漠正是导致纳粹肆虐的原因。通过分析，格拉斯将视野锁定在道德层面上。
首先，是普通人情欲的泛滥，家庭道德观念荡然无存。最有代表性的是奥斯卡的表舅扬·布朗斯基。他本是卡舒贝人，长大后他面临选择波兰籍还是德国籍的问题。而他做出这个对他个人命运极为重要的决定的根据，只是他"一时冲动的决定"，因为他爱的表妹阿格内斯选择嫁给德国人马策拉特，于是他加入波兰籍以惩罚"我母亲对他的不忠"。他并不是对波兰产生了认同感，而完全是任性的结果。于是在他和阿格内斯各自都组织了家庭，德国又对波兰虎视眈眈的情况下，他还只是热衷寻找机会与阿格内斯幽会，长期与阿格内斯保持通奸的关系，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马策拉特每周参加纳粹集会的时间成为他与阿格内斯幽会的绝好时机，根本不关心国家局势。
其次，是贪欲的腐蚀也导致道德败坏。在《橱窗》一章中，奥斯卡用声音切割商店橱窗的玻璃引诱人们偷窃，其中有年轻店员、女佣人、中学教员、规矩的老绅士、体面的穿着时髦的太太、笃信宗教以保持青春的老小姐，甚至还有州高级法院里的检察官等各色人物。贪欲同样会使人们的判断标准失衡，使人们随大流并对发生在周围的惨剧视而不见。
在《铁皮鼓》中格拉斯对于"战争罪责"问题的思考主要是从道德层面上进行的。在格拉斯看来正是由于情欲和贪欲造成的道德败坏，使得人们丧失了标准，失去了自我反思的能力，才给纳粹的横行留下了可乘之机，作品中的"黑厨娘"正是失去道德藩篱后社会中存在的恶。在作家看来只有重建道德标准，人们都用道德约束自己心中邪恶的欲望，类似二战这样的人类灾难才能避免，人类才有希望。
但是在《铁皮鼓》中作者并未能指出新道德的内容及重建的目标，全书弥漫着一种深深的疑虑和淡淡的希望相交织的气氛，这不得不引发今人的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文化甚至是世界文化的建设都有启迪性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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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这样的思考，但是对于这种”文化”，我始终不能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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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君特·格拉斯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文学家，与海因里希·伯尔并列为战后联邦德国文坛的盟主，并在199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铁皮鼓》1958年未及出版就赢得了当年”47社”的文学奖，1959年发表之后，更是很快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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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疗养与护理院(疯人院)里写下我的故事，从自己出世以前很远的时候写起。1899年，外祖母还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波兰姑娘，她独自在马铃薯地里干活，一名逃犯向她求救，骗过了追捕的警察，我的妈妈阿格内斯就是这名罪犯使我外祖母安娜受孕的结果。阿格内斯年轻时是个丰满的能干的姑娘，并以热烈的感情爱上其表兄杨布朗斯基，由于近亲不能结婚，她嫁给了莱茵兰人马策拉特。杨·布朗斯基和我母亲仍是藕断丝连，暗地里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情侣。3岁生日时我得到了妈妈送我的铁皮鼓并与鼓形影不离。也就在此时，我决定连一指宽高度都不再长，保持3岁孩子的状态，但是我相当的聪明，会敲鼓，并有一副超人的嗓音，能震碎所有的玻璃制品，并以此发泄对别人的敌意和愤怒。阿格内斯对丈夫从来就不曾有过爱，深爱着表兄，但对自己的行为又深感内疚。后来患了肥胖症后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自暴自弃，最后终因食鱼中毒，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间。我总是孤单单，有时便到三楼去找待我很好的特鲁钦斯基大娘。马策拉特请玛丽亚(大娘的女儿之一)管杂货店和照看我。她把我当孩子看待，对我毫无戒心，并无意暴露她的身体隐私在我面前。我虽不愿进入成年人的社会，但我的本能又驱使我要求过正常人(包括性)的生活。当我同她睡觉时，有偶尔把我搂在怀里，亲吻我的脸，我常在玛丽亚的怀里想入非非。一个夜晚，我竟然不知不觉中与玛丽亚发生了关系，生下了男孩库尔特。就在玛丽亚怀孕两个星期后，我撞见了玛丽亚躺在马策拉特的下面……我父亲娶了我未来的妻子，之后，我把我的儿子库尔特叫做他的儿子库尔特，把我所爱的、散发香草味的玛丽亚认作继母……
在这部作品中格拉斯从道德层面对刚刚结束的战争进行反思。正如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尼日利亚作家沃勒·索因卡所言：”君特·格拉斯的毕生作品是本世纪末文学世界里的道德小说。”
格拉斯没有将重点放在战争本身上，而是放在了对德国社会中普通人的分析上。格拉斯通过自己的作品指出，纳粹德国的兴起，绝不是突然出现的偶然事件，它是与德国社会中的每个人的道德水平和劣根性分不开。
首先，普通德国人的浑浑噩噩是纳粹德国兴起的原因之一。《铁皮鼓》中除主人公奥斯卡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缺乏思考的热情，他们对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像动物一样被动地适应外界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不肯动脑思考变化的原因。所以他们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和明确的信仰，也就无法自己判断自己的行动，最终只能随波逐流。他们或是融入纳粹狂潮中成为支持者，或是冷漠的纳粹暴行的看客。
零零碎碎一个月的午休晚休前的闲暇时间，终于看完了一本莫言的《生死疲劳》电子本。
作为对莫言的敬意，总想写点什么。先是划了几句，觉得极不称心，没有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感受，或者说我无能为力尽情表达自己的感受。于是上网，查看别人的读后感，受到一定的启发，因所言和自己的感受有想通之处，反倒受其影响，更加想不出更好的表达。只得尽可能用自己的几句话凑数。
这本小说的主要情节是：高密东北乡西门屯地主西门闹在解放后被枪毙，自觉委屈冤枉，先后转生为驴，牛，猪，狗，猴，最后成为一个患有血友病世纪婴儿，而全小说就是大头婴儿蓝千岁回忆叙述，借这些动物，以及被地主西门闹救了的一个长工蓝脸的儿子蓝解放，还有故事中起补充，增加立体的描述的“莫言”来叙述完成的。小说的叙述时段从1950年到20__年，跨度长达50年，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并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韧的精神。
看莫言的《生死疲劳》第一个感觉是：抓人心。小说从一开始“我”西门闹在阎王爷那儿叫屈喊冤的荒诞不经的描述，牛头马面两个既是民间神鬼故事的原型，又经过作者加工的新鲜形象送“我”投生。那鲜明的出神入化的语言特点，一下子吸引着你，激发着你继续读下去的欲望。以往看电子书，总是一次性的在几部图书间不停的游走，切换。可是自从开始看《生死疲劳》就没有动过去看其它电子书的欲望。而且，抓心挠痒，心猿意马，总想多一会时间可以多看一些。看莫言小说的缺点是：严重干扰了自己的工作，这也侧面说明莫言小说的魅力。读完此书，真真正正体会到莫言作为20__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真是名至实归。
正如诺贝尔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所讲：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说实话，之前我看过几次这句话，感觉又别扭又拗口，还难以理解，莫名其妙。现在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莫言鬼斧神工出神入化的描绘，真正领略了莫言语言的风采。他的每一句话，看似不经意间，侃侃而谈，娓娓道来，而又琅琅上口，妙语连珠甚至有些地方如诗如词一般，押仄押韵，即使没有出声的朗读，目光扫过，也觉得起伏有致，韵味十足，一气呵成，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扎实的语言功底。莫言用四十三天的极短时间完成这样的一部上下五十年，纵横阴阳事的鸿篇巨着，真实令人佩服之至。六道轮回，不论写驴，写牛，还是写猪，写狗，都把这些动物的特征活灵活现表现出来，用这些动物的眼睛窥视人类的生活，视角独特，新颖有趣，而且，用笔简练生动，老到，人物刻画形象入目。自从读了莫言的这本书，常常感到身边的万事万物诸如猫啦，鸟啦，鱼啦等等都是灵异的，都可能是某个冤魂的投胎转世，因此对她们尊重而敬畏。
安娜亲身经历了《铁皮鼓》长达四年之久的创作过程。她经常想听，有时也务必听我讲述小说的临时结局，这些尚未最终确定的结局常常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我在写作时经常出神，并且不停地吸烟，以致室内烟雾缭绕，安娜也许很难确认这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作为她的伴侣，我肯定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整日沉迷于我所虚构的人物世界中。我是一台操纵着许多电路的配电设备，我与若干相互穿插的意识层面紧密联接在一齐。人们称之为“疯魔”。
我在埋头创作的同时，活得也很实在。我精心地烹调五味，一有机会就去跳舞，因为我十分欣赏安娜的长腿与舞姿。一七年九月，就在我专心致志地写作《铁皮鼓》第二稿时，我们的孪生子弗朗茨和拉欧尔出生了。这不是一个创作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每月有三百马克的生活费，这笔钱是我随手挣来的。在四七社一年一度的聚会上，我售出了我的素描与石版画；***·赫勒雷(注：瓦·赫勒雷(1922—)，德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杂志《重音》的出版者之一。透过向我约稿和采用我的稿件付给我稿酬，他生性乐善好施，间或来巴黎时就将钱带给我，在遥远的斯图加特，海森比特尔(注：赫·海森比特尔(1921—)，德国“具体诗”诗人。)将我从未上演的剧作制作成广播剧播放；翌年，我已开始雕琢《铁皮鼓》的终稿，此时我获得四七社文学奖，第一次赚到了一大把钞票，总额为五千马克，靠着这笔钱，我们买了一台电唱机，这台电唱机这天还能出声，它属于我们的女儿劳拉。
我从未参加中学毕业考试，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常常使我的父母感到忧伤，但是有时我认为：恰恰是这一点保护了我。因为如果我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那么我肯定会拥有一个职位，我会成为夜间节目修改而将自己刚动笔的文稿锁在抽屉里。作为一位被埋没的作家，我肯定会对那些文思敏捷的作家满腔怨愤，这些作家在大自然中竟然能够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上天常常赋予他们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