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小“圈子”的人形形色色，其目的和手段虽有所不同，但大都缺乏理性信念支撑，以功名相勾结，以利禄相依附。下面是整理的反对好人主义圈子文化自查演讲稿6篇，如果能帮助到您，小编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根据市委《中共天津市纪委机关、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关于以增强“四个意识”、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为主题召开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通知》要求，近日，集团党委下发《关于以增强“四个意识”、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为主题召开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通知》，对集团组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进行了部署。
此次专题民主生活的主题为：增强“四个意识”、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紧紧围绕中央巡视反馈指出的问题，特别是圈子文化不绝、好人主义盛行、政治生态遭破坏等问题，结合集团党委落实市委巡视整改工作要求，自觉把自己摆进去，深入查摆在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深刻剖析在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深挖圈子文化不绝和好人主义盛行的根源，以黄兴国等反面教材为镜为戒为鉴为训，深刻反思警觉，深刻认识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的严重危害，严肃认真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以整风的精神真批评、真监督，从严从实抓好整改。
通知中明确了高质量地召开民主生活会的5个步骤：组织开展集中培训、深入查摆剖析问题、深入谈心谈话、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通知指出，集团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议拟于11月25日召开，会期半天，市建委党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集团领导也将按照联系单位出席会议，全程督促和指导所属各公司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由集团党委书记翟乃满同志主持。会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是翟乃满同志通报生活会有关准备工作，代表集团班子作对照检查，并以树立标杆、向我看齐的态度检查自己，带头开展自我批评；之后班子其他成员逐一发言进行批评帮助。二是班子其他成员依次进行自我批评。每位同志发言后，班子其他成员逐一发言进行批评帮助。集团每位班子成员发言15分钟左右。三是党委书记翟乃满同志对班子成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情况进行评价。四是请市建委党委有关领导对集团民主生活会情况进行总体评价。
集团所属基层党支部要于11月底前召开一次专题组织生活会，领导班子成员要自觉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以普通党员身份把自己摆进去，诚恳进行自我剖析，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自觉接受一次党性锻炼。
通知中还明确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压实主体责任。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要紧紧扭住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把高质量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作为讲政治的具体行动，作为落实市委巡视整改的硬任务、硬要求，摆上重要位置，认真组织推动，扎实有效开展。二是加强督促指导。各级党组织既要抓好自身班子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又要加强对所属单位的指导检查。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对不愿批评、不敢批评、不真批评，主观武断、发泄私愤，专题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的，该叫停的要及时叫停，该重开的要责令重开。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监督，勇于执纪问责。党建工作部门要将党员领导干部参加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作为考察了解干部的重要渠道，有针对性地指导和了解有关单位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三是全面抓好整改。一要真整真改。紧紧抓住“改”这个关键，针对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查摆的具体问题，结合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认真制定整改措施，在“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代”上集中发力，在“人、事、因、制”上下功夫，动真碰硬，刮骨疗毒，确保问题整改全部见底见效。二要建立整改工作台帐。针对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查摆的具体问题，结合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认真制订整改措施，建立整改工作台账，细化整改项目、整改措施，具体到事、具体到人，明确时间节点，实行销号管理，完成一个，销号一个。三要强化立规执纪。根据查摆和整改情况，结合实际，按照务实管用原则，进一步完善制度规定，建立健全防止和纠正圈子文化、好人主义问题的常态长效机制。
据了解，为了扎实开展专题民主生活会，集团党委定于11月17日下午半天、18日全天组织开展集中轮训。集团党委邀请市委党校副校长赵晓呼教授对xx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进行集中辅导，培训辅导于11月17日下午14:30，在梅江中心大厦三楼报告厅进行，集团两级领导班子，集团所属各公司党建工作部负责人，集团所属各公司基层党组织书记，集团机关全体员工参加。11月18日全天在宝坻云杉镇三楼报告厅进行学习贯彻党的xx届六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的研讨。通过集中轮训，深入学习贯彻xx届六中全会精神内涵，不断增强党员领导干部“四个意识”，深化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召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奠定思想基础。
多次强调，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而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清正的从政环境，就必须清理各种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要对那些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的党员干部当头棒喝，“圈子文化”不是共产党人的文化，必须痛加鞭挞，坚决抵制。
“圈子文化”在一些地方能有生存空间，其根源在于公权力异化为了少数领导干部谋取私利的工具。地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权力过大，权力行使制约少、权力运作边界宽，领导干部一句话就可能左右干部任命。部分心存私欲的领导干部在选用干部中任人唯亲、搞“小圈子”，给圈内干部“开绿灯”，让圈外干部屡吃“闭门羹”。在这种权力磁场的强力吸引下，就有干部迷失了政治信仰，热衷“圈子文化”，迷信圈子决定位子，一门心思琢磨找门路、拉关系，把“寻圈子”、“拜山头”当成仕途升迁的捷径。
在大力强调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今天，“圈子文化”的歪风邪气，把政治生态搞的乌烟瘴气，打破了党内正常政治生活的平衡，背离了“权为民所用”的根本宗旨，必然为党纪国法所不容。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坚持铁腕反腐，随着“大老虎”落马，其身后的“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纷纷垮塌，对“圈子文化”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但也应看到，只要领导干部权力缺乏有效监督，被不受约束地滥用，“山头主义”与“圈子文化”就会“树倒根存”，不断再生和膨胀。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选人用人的权力更不能凌驾于组织纪律之上，任性干预选任干部。唯有坚持从严治吏，把权力装进法治笼子，圈住任性权力，让圈内无法外之权，斩断圈子的利益链条，防止少数领导干部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才能釜底抽薪，荡涤官场“圈子文化”，确保领导干部规范用权、依法用权，最终把德才兼备、表里如一的好干部选用起来。
在干部队伍中，有这样一类人：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一律“好好好”“对对对”。久而久之，为自己赢得了“好好先生”的绰号。他们只讲私情而不讲党性、只讲关系而不讲原则，认为“坚持原则麻烦多，平平稳稳好处多，拉拉扯扯朋友多”。这类“好好先生”奉行的正是好人主义。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指出，要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这话意味深长。现在，确有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好人主义盛行，对错误的东西听之任之甚至随波逐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丢得远远的。对上级，热衷于“吹喇叭”“抬轿子”，百般投其所好，即使明知不对，也一味迎合；对同级，“你好我好大家好”，极力保持“一团和气”;对下级，只“栽花”，不“栽刺”，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甚至出了问题，还费尽心机去包庇、去掩盖。
好人主义的危害不可低估。它从庸俗的关系学出发，遮蔽真相，回避矛盾，放弃批评，导致党内生活极不正常。好人主义盛行，实际上起了掩护和纵容干部错误思想和言行的作用。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问题严重，群众屡屡有反映，但当地党委、组织部门、班子同事愣是充耳不闻、装“不知道”，甚至导致“塌方式腐败”，这正是好人主义盛行带来的恶果。
好人主义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好先生”也不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一堆奉行好人主义的人在一起，必然蜕变为“山头主义”“团团伙伙”。早在70多年前，毛泽东就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历数了好人主义的对象——“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者、老同事、老部下”，这些对象就是“害死人”的“小圈子”雏形，就是沆瀣一气、利益攸关的“朋党”的基础。
好人主义，看起来是对人“好”，其实是对同志不负责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难免有缺点、犯错误，需要经常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许多干部犯错误，开始往往只是一个小缺口，如果这时候有人及时咬咬耳朵、拉拉袖子，早提醒、早纠正，可能就不至于越走越远，滑入错误甚至是犯罪的深渊。更何况，有的人看起来是“好人”，其实是双面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举手、会下摇手，当面唯唯诺诺、转身挖坑设陷，哪有半分“好人”的样子？
好人主义，意在通过讨好别人使自己得好。毋庸讳言，好人主义之所以盛行，就是因为不少“好人”得了好处，带来模仿跟风，以致“潜规则”蔚然成风。如果干部选任只是简单地以票取人，“唯票”的指挥棒下，必然会出现干部拉关系、拜门子、争票数。奉行者得了好处，讲原则、敢批评的不仅没有应有的鼓励和褒奖，甚至还被看作异类。这种“劣币驱逐良币”、“逆淘汰”，带来的结果只能是搞关系的越来越多、讲原则的越来越少。
“老好人”并不是真“好人”，“多栽花”无非是要“少栽刺”，“与人方便”终究是为了“自己方便”。克服好人主义，关键是确立科学的识人标准，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建立起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老好人”得好的价值标准。在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下，中央越来越注重凭实绩用干部，旗帜鲜明的引导下，好人主义者的好日子已不多矣。
近来，官场中的“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受到舆论高度关注。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的背后其实是一种附庸思维——不论实际情况如何，总想着去跟对人，甚至认为这比工作成绩、个人表现都重要。“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官场腐败，必须予以重点打击。
如何铲除“山头主义”
注重运用警示教育。严明廉洁自律各项要求，明确底线，把握红线；剖析山头主义典型案例，认识危害，引起警醒；安排落马官员现身说法，对照检查，深刻反思；组织监狱现场教育，明辨荣辱，敬畏法纪。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民主，大力培育有话当面说、有话摆到桌面说的好风气，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用整风的精神排查、清除队伍中的作风之弊、行为之垢，从而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坚持民主集中制，克服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决策机制，阳光操作、规范运行；严格执行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不拘一格、五湖四海选拔人才；完善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机制，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落实领导干部日常监督管理制度，尤其是党委主要领导和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要尽职尽责，对干部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咬耳朵”“扯袖子”，防微杜渐，防患未然。
选好用好“一把手”。要精挑细选“一把手”，突出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决不能让拉帮结派、我行我素的所谓“能人”“强人”担任“一把手”;充分信任“一把手”，支持“一把手”大胆坚持原则、履行职责，理解宽容探索过程中的不足，科学对待群众公认，不简单以“票数”论英雄；重视监督“一把手”，“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要按照五湖四海的原则配强班子，形成有效的内部约束机制，要建立领导班子分析研判制度，尤其要关注“一把手”的工作圈、生活圈，发现搞好人主义、放任拉帮结派的及时调整，如果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则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
如何破除“圈子文化”
摆正组织和个人的关系。学会正确对待组织和领导干部个人。每一个党员都必须认识到，无论职务高低，能力强弱，贡献大小，个人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把自己置身于党的一个组织之中。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参加党内生活，认真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要时刻牢记感恩组织，而不是感恩个人。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成长进步归根到底靠组织关心培养，而不是靠圈子帮衬，更不是靠“贵人”相助。因此要对组织心怀感恩，心存敬意，更加自觉地相信组织、更加紧密地依靠组织。但是这种感恩的对象只能是组织，而不是组织里的任何领导。
要时刻牢记对组织忠诚，而不是对个人忠诚。领导同志作为组织的灵魂，对组织控制力强、贡献大，很多时候是组织意志的代言者。但是每个党员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领导都只能代表组织，而不能代替组织，在组织之内每一个党员的政治人格都是平等的，绝不存在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
要时刻牢记维护组织利益，而不是维护个人私利。决不能为了一己私利，损害组织利益，更不能拿原则送人情，做交易。
最后，同济大学特聘教授郭世佑忠告：应尽量凭真本事吃饭，提升自律能力和法律意识。特别是当诱惑很大时，要明确哪些该要、哪些不该要。一旦有侥幸心理，就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外，为人处事要正直，还要有智慧。
如果说，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标之一是“为官不为”，推进“能上能下”本身也要避免“为官不为”
这几年来，在中央正风反腐的政治新生态下，不正之风大为收敛、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与此同时，也出现一种现象：一些干部感慨为官不易，有的甚至为官不为，正所谓“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首次对干部“能上能下”做出专项规定。从聚焦“不正、不为、乱为”三大为官问题，到调整十种“不适宜任现职”干部；从增加五项对领导干部的问责情形，到明确六种干部“能下”的渠道，《规定》的出台，堪称是治庸、治懒、治散的点睛之笔，传递出公职人员队伍没有“铁饭碗”的明确信号，也标志着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现代转型。
干坏事要下台，不干事要下台，干不好事也要下台。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和难点是解决“能下”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能上不能下”是当前干部人事管理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能下”是“能上”的前提，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腾出更多位置，让更优秀的干部有施展平台，实现真正的“能上”;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让在位的干部有危机意识，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岗位，让向上的干部有奔头有干劲，更加如临如履、兢兢业业，从而形成万马奔腾的竞争局面，更好地构筑政治生态。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组织部“管进”，纪委“管出”，仿佛只有被纪委盯上的干部才可能离职。《规定》实施后，组织部门不仅“管进”，也可以“管出”，尤其是把那些没有大过、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的干部调整下来。客观地讲，这既是一项新任务，也是一个新挑战。
如果说，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标之一是“为官不为”，推进“能上能下”本身也要克服“为官不为”。毕竟，相比于反腐案件的黑白分明，“能下”的规定虽然明确，却并不一定有那么“紧迫”;相比于“能上”的皆大欢喜，“能下”肯定会得罪人，甚至还会“惹麻烦”。因此，能否克服“好人主义”、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推进“能上能下”的关键。在此过程中，既要解开不合时宜的思想扣子，也要普及与时俱进的从政文化。
一是在思想方面，要进一步破除“官本位”的陈旧观念。“能上能下”之所以久推不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荣下辱”“下必有错”的思想障碍。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使得一些领导干部不想“下”，也使得组织部门不“忍”下。解决“能下”的难题，首先就要从减少干部“下”的思想阻力开始：领导干部也是社会职业的一种，为何体制外的人可以“下”，体制内的人就不行呢？为何其他行业可以进退自如，领导干部降职就会觉得“丢脸”呢？
二是在行为方面，要确立“有为有位”的鲜明导向。从选拔任用的角度来看，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根源，还在于重视提拔、轻视使用，一些庸官懒官太平官的出现，莫不与此有关。“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干部本来就要干事的，啥也不干，要你干啥？啥也干不好，留在此地为何？有为才有位，在位必须为，上去的可以下来，下来的也可以上去，实现“上”和“下”的辩证统一、“入口”和“出口”的有效对接，干部队伍才能是一池活水、充满活力。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党的以来，多名省部级干部的“断崖式降级”，为干部“能下”提供了最新案例。在有了明确的规定以后，干部“能上能下”的目标能否落实，开始的几步很关键；抓几个典型案例，也很重要。
多年来，“圈子文化”在一些单位普遍存在，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派系”和裙带关系，扰乱正常的组织秩序，成为党政机关的“毒瘤”，也成为一些干部滥用公权的工具。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必须从思想和行动上根治“圈子文化”，彻底清除“圈子文化”滋生的土壤。
“圈子”的本质是由权力、名誉、地位、关系而结成的利益联盟。它以圈为界，为圈而战。它还以“和谐、团结”为幌子，干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违法乱纪勾当。“圈子文化”标榜的是“圈子社会”，用复杂的人情关系绑架法治进程，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领导干部用权向着“圈子”，结成了利益团体，就会无原则地维护圈内人的利益，甚至成为腐败的变种，破坏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
规范领导干部“朋友圈”。社会环境是一个大“圈”，你我都在其中，小“圈子”的“乱”则是大“圈子”中的雾霾，不防范、不治理，总有一天每个人都无处可逃。领导干部要慎独、慎欲、慎微、慎友，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纯洁生活圈、交友圈，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不要因误入某些“朋友圈”而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一些干部热衷“圈子文化”，直接原因是一些单位的选人用人权高度集中，垄断在个别人手中。打破“圈子文化”，要用科学的制度铲除潜规则滋生的土壤，向陈规陋习宣战，杜绝在小圈子和少数人中选人，营造科学民主、风清气正的环境。“圈子文化”现象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是有的领导干部民主政治意识不强。要加强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推动党委和政府工作、议事、决策的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坚决抵制个人说了算，推进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扩大民主政治参与的渠道，确保群众能够及时、有效、充分、顺畅地表达意愿、实施监督。只有坚持走群众路线，破除特权利益，才能对“圈子文化”釜底抽薪，真正构建起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