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中国谜语大会》有感12-14以下是人见人爱的小编分享的观猴有感【最新5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篇一：观猴有感
今年4月中旬，我到河南省济源市五龙口景区，观看那里的猕猴群。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第五次到那里观看猕猴群。
济源市位于太行山南麓，分布着十多个野生猕猴群，被称为“太行猕猴”，是我国纬度最北的猕猴群。
原来这里只有1000多只猕猴，现在已发展到3000多只。上世纪90年代初，济源市为发展旅游业，开发了以看猴观景为主要内容的五龙口景区。之所以称为五龙口景区，是因为明清时期，人们开挖了广惠渠、甘霖渠、广济渠、永利渠、利丰渠等五条河渠，引沁水灌溉农田，形成了五龙分水的态势。景区管理部门聘请匡书明老人来调教猴群，供游客参观。前几次去的时候，都是由“猴司令”匡书明老人陪同介绍。他是河南南阳人，是五龙口风景区的驯猴“鼻祖”。南阳人素有养猴、驯猴的习俗，不论是过去走街串巷的耍猴人还是现在海南岛猴岛的驯猴员，大多来自南阳。这次我到五龙口景区，得知匡书明老人已不在人世，听后不胜唏嘘。让人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匡三傲已经接过了父亲的班，继续驯化和照料这里的猕猴群。通过几次近距离的观察，以及匡氏父子的介绍，我对猕猴的习性和组织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在动物分类学上，猴子与人类同属灵长类动物，是动物界中与人类血亲比较相近的一个物种。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人类进化早期必然会呈现出与猴子等灵长类动物相似的某些行为特征。因此，观察猴群的生活习性，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早期人类社会的认识。通过多次观猴的启发，一直在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愿请读者赐教。
篇二：观猴有感
今年4月中旬，我到河南省济源市五龙口景区，观看那里的猕猴群。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第五次到那里观看猕猴群。
济源市位于太行山南麓，分布着十多个野生猕猴群，被称为“太行猕猴”，是我国纬度最北的猕猴群。原来这里只有1000多只猕猴，现在已发展到3000多只。上世纪90年代初，济源市为发展旅游业，开发了以看猴观景为主要内容的五龙口景区。之所以称为五龙口景区，是因为明清时期，人们开挖了广惠渠、甘霖渠、广济渠、永利渠、利丰渠等五条河渠，引沁水灌溉农田，形成了五龙分水的态势。景区管理部门聘请匡书明老人来调教猴群，供游客参观。前几次去的时候，都是由“猴司令”匡书明老人陪同介绍。他是河南南阳人，是五龙口风景区的驯猴“鼻祖”。南阳人素有养猴、驯猴的习俗，不论是过去走街串巷的耍猴人还是现在海南岛猴岛的驯猴员，大多来自南阳。这次我到五龙口景区，得知匡书明老人已不在人世，听后不胜唏嘘。让人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匡三傲已经接过了父亲的班，继续驯化和照料这里的猕猴群。通过几次近距离的观察，以及匡氏父子的介绍，我对猕猴的习性和组织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在动物分类学上，猴子与人类同属灵长类动物，是动物界中与人类血亲比较相近的一个物种。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人类进化早期必然会呈现出与猴子等灵长类动物相似的某些行为特征。因此，观察猴群的生活习性，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早期人类社会的认识。通过多次观猴的启发，一直在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愿请读者赐教。
关于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的问题
对于原始社会的分配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没有剩余产品，没有私人占有制，没有剥削，社会成员平均分配劳动果实，于是得出了“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的观点。这一观点，最早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该书写道：“当时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低，微少的食物是平均分配的，别的办法也不可能。因为劳动产品只能勉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假如原始公社有一个成员分得多些，超过每人平均应得的份额，另一个人就会饿死，因此，平均分配共同劳动的产品是不可避免的。”[1]该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后，这一观点被国内学者广泛接受，成为描述原始社会分配状况的主流观点，并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内不少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一直沿用这一观点。但通过对猴群的观察，对这一观点很难苟同。在济源观看猕猴群时，匡书明老人曾经向我介绍，太行山的野生猕猴群，原来冬天没有食物可吃，躲在山洞中过冬。后来开发成旅游区，为便于游客近距离观猴，开始用红薯、花生等食物吸引猴群下山，并用哨声训练猴群，每次提供食物时都要吹哨。经过观察发现，每一次进食，都是猴王大摇大摆地下山先吃，其他猴子不敢靠前，等猴王吃足离开后，才敢上来拣吃剩余的食物。如果发现哪只猴子不懂“规矩”，猴王就会对它进行严厉惩罚，其“特权”意识非常明显。因此可以说，在猴群中并没有产生公平正义的意识，更不可能形成公平正义的分配机制。通过这一现象可以推测，原始社会初期，在生产力低下和食物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也很难遵从公平正义的原则分配食物，只能靠强力来解决食物分配问题。即便是出现公平地分配食物的情况，也仅限于家庭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之中。关于原始社会的分配问题，恩格斯曾明确说过：“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2]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承认在原始社会存在着“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的情况，但又认为，这种分配方式只存在于家庭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内部，不同部落之间不仅不会共享劳动产品，相反还经常为了争夺食物而发生战争。恩格斯说：“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3]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下，生存条件越艰苦，人们之间的生存斗争就越残酷。当时普遍存在的食人之风，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说：“在蒙昧期，俘获的敌人是被吃掉的，在饥馑的时候连朋友和亲属也会被吃掉。”[4]这表明，不仅在不同部落之间无法实现食物分配上的公平，即便是在同一部落之中，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人吃人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根本谈不上公平问题。只有在物质财富相对丰富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觉悟才能有较大的提高，才有可能树立公平意识，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的“平均分配食物”。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平均分配食物”作为原始社会的普遍分配原则，而是将其严格限定在家族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内部，不能扩展到社会范畴。所谓“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后来的研究者们附加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来看，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社会生产的水平决定着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5]在食物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生存是第一需要，人们总是为争抢食物而争斗，很难形成公平分配食物的机制，更难具有相互礼让的道德素质。因此，不论从猴群的状况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看，在人类社会早期，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平均分配食物的原始社会阶段，值得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去思考和研究，特别需要进一步加强考古实证工作。
篇三：观猴有感
最近不少理论学术界人士乐于谈论永春先生的《观猴有感》一文，并且做了很多不同的解读，尤其在海外。我是好奇心比较强的人，社会热评的作品我往往会找来看看。我从凤凰网上找到了原来刊登在河南《大河报》的《观猴有感》，仔细拜读了一遍，形成了一些感想，现做一点评说。
按海外网友的猜测，《观猴有感》作者应该是工科出身，但他社科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显然相当好。其表现是，作者对相关问题的学说史十分熟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着作过去的中文译本下过工夫，对其最新的中文版也一直关注和学习。
猴与人在物种上是近亲，现代的猴社会与远古的原始人社会之间，相似程度应该是很高的。结合猴社会研究人类社会初始时期的情况，今天仍然是一种有价值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很实证，重视事实和经验观察。用这个方法得出的结论，比老在故纸堆里翻或只在网上查点材料，然后就想当然写一通，写出的东西要可信得多。
《观猴有感》一文相当好地贯彻了实事求是精神，敢于怀疑旧说，并有根据地提出和证明了一些新观点，或局部改进了前人的学术观点。作者论证或经其改进的观点包括：1.在人类社会早期，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平均分配食物的原始社会阶段”；2.人类社会早期不大可能有一个“女性主掌社会管理的大权”的母系社会；3.“创造性劳动是人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根本标志”；“人与动物都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我们应该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高度，学会与动物和谐相处。”
《观猴有感》体现出作者具有浓厚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但更透露出作者养成了研究和思考的兴趣。社会科学也好，人文学科也好，总得要解决一些问题，差别只在于有的解决短线的问题，有些解决长线的问题，有些适应经济民生等“实际”需要，有些满足人在精神心灵和文化方面的需要。《观猴有感》表现的现实关怀是明显的。不过，海外不少人过多从比附现实和暗示的角度谈论此文，难免有些对之过度解读的成分。我个人特赞赏的，还是文章表现出的作者心里总装些问题，时刻结合所见所闻有所思考、有所研究的习惯。
不过，读永春先生这文章，我也有几点不很理解或不完全同意的地方，希望获得赐教。
1、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既有的结论，就不能按实事求精神予以必要否定或批评、修正呢？永春先生怀疑和挑战了不少旧说，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任何观点，却不愿意有一点点正面的否定或质疑。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当科学，就完全可以对其具体观点有所否定或质疑。任何人都有局限性，至少有历史的或时代的局限性，后人对前人的学说有所否定或质疑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可是我注意到，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所有观点，几乎都刻意加以维护，有意不说半个不字。其实，有些地方作者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表达的观点，是完全可以甚至应该说些些不同意见的，如在谈到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或人的本质特征的时候就是如此。实际上，永春先生在这方面对恩格斯的观点是有所修正的。
我以为，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关键是解放思想，这方面理论上的关键，是要敢于突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过时的具体结论。永春先生的文章在这方面要是做出榜样就好了。
2、《观猴有感》作者观察猴群的“政治行为”，联想和感悟应该是比较多的，可是文章这方面谈得太少。永春先生了解到，争夺猴王的“政治行为”四个寒暑为一个周期，“猴王每四年换届一次，参与竞争的也只有几只强悍的公猴，通过剧烈的厮杀，胜者为王。”为什么必须有侯王？为什么不能是几只实力相当的猴共同行使统治权而只能是一只猴？为什么“换届”4年一次，而不是一两年一次或七八年一次？4年一次主要是什么因素决定的？通过竞争获得“领导”职位是不是反映了某种生物界发展规律的要求，诸如进化和优选的自然需要？这些都是有讨论空间的问题。
另外，“换届”这个词不太准确，在中国化方面稍微显得过头了一点点。
3、作者在谈论猴王时若能顺便对我国历史上的个人专制独裁有所批评，文章社会效果会更好。永春先生注意到，“挑战失败了的公猴，便垂下尾巴，表示臣服，而猴王则时刻翘着尾巴”；“在猴群中，尾巴象征着‘权杖’，翘起尾巴就是在宣示权威”。永春先生接着评价道，“毛泽东同志讲要夹着尾巴做人，其寓意是多么深刻。”可是，我查看毛泽东关于“夹着尾巴做人”的讲话背景，他都是要他的同志、部下和子女“夹着尾巴做人”，从来未表示过自己也同样“夹着尾巴做人”。毛其实是把自己当作专制猴王，要别人都无条件臣服他。这很不好，不宜肯定，要有规则面前一律平等的精神。再说，毛把人比作猴子，要别人“夹着尾巴做人”，说法有些侮辱人格。
总体上看，永春先生这篇文章思想性强，言之有物，贯彻着实事求是学风，值得今天的理论宣传和新闻出版部门的官员好生学习。现在理论宣传和新闻出版部门有些领导者思想太过僵化保守，所找的笔杆子理论学术水平往往都比较差，尤其缺乏实事求是学风，常常令人生厌。
观《小萝莉的猴神大叔》有感
起始看到这个电影名字感觉是一部爱情片，可又疑惑“萝莉”与“大叔”的关系。在疑惑中，我带着对它的好奇，开启了我的观影之旅。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但到最后，我们似乎都忘记了什么才是真正应该坚守的东西。是金钱？是名誉？还是权利与地位？不，都不是！是善良和爱。
这是一个关于善良与爱的故事。一个毫无征兆的巴基斯坦哑巴小女孩，单纯可爱的小姑娘——沙希达。她从家人的身边离开偶然融入了纯洁善良的印度信徒帕万的生活。她的出现彻底打乱了这个平凡人的生活节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民风习俗„„然而这样的两个人却结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感人至深的跨国奇缘。
印巴关系极其紧张。穆斯林信徒哑巴沙希达在巴印边界与家人走散，结缘“猴神”——帕万。在他的坚守和帮助下，两人遇到重重阻碍，经受层层考验，终得以和家人团聚。
纵使世间千万变，善良与爱藏心间。纵然人在江湖，黯然销魂，但影中一幕幕场景总能催人泪下：
第一次：善良的好心的她只身下车救援身陷囹圄的小羊羔，错过了回家的车，与母亲失散。脸上透露出来的焦急、害怕、恐惧，一切皆仿佛在自己身上上演。
第二次：家人无处可寻，自己省吃俭用，用善意之举抚平女孩的彷徨之心；帮小女孩重拾生活自信，窝心的场景历历在目，自己好像就像成了沙希达；
第三次：坚守自己的信仰：不做偷摸之事，不撒谎。在边境，数支枪指着脑袋，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被巡警战士暴打、人们的各种误会„„最后的灵魂底线却永远坚守；
第四次：因善行，帕万和拉西卡相识相知。原可幸福生活的两个人，因为沙希达的出现给他们一次次难堪，甚至扫地出门。但他仍守善良之心挽留孩子。
每一次出发都有期许，每一次重逢都有温度。当“猴神”发现沙希达是巴基斯坦人时，带着期许决心把这个身无分文，处境凄惨的小女孩送回家乡。钻地道入国境、误为间谍遭追捕，把无奈与辛酸融杂在爱的行程中。爱不分国界，善意的人性遍布每一个角落：记者、司机、乘客、军官„„都通过自己的方法，尽自己的一点善意，传递着两国人民的期望。
有爱终有阳光，有爱终有好报。沙希达回到了自己的故土，与家人相聚；“猴神”也获新生；哑人小女孩开口说话；帕万收获自己的爱情„„
在大爱面前，信仰什么宗教不重要，身居哪个国家也不重要。爱无国界，更无人心隔阂。在护送“猴神”回家的边界时，两国人民的心已经在一起了。世界最有力的不是恐怖的枪支弹药，而是人们从内心里迸发出来的爱。也许现实有时冰冷残酷，也许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电影里，但是在生活中，我们也一定不能放弃对爱的坚守。
电影给我感受颇多。是什么让小沙希达学会了说话，这就是爱；是什么让两国人民能在冲突中为帕万“开辟”回家的路，这就是爱；是什么让不相识的团结、众志成城，这就是爱。
“你回到家，我才安心”！“是你的爱让我开了口”！
科技之光——观 科技之光——观《2012》有感 之光—— 》
最近有关世界末日的言论甚嚣尘上， 当然绝大多数人都是开开玩笑而已。 虽然科学早已 揭示地球会在很久的以后的未来毁灭， 而且已经有地球人已经开始为为广大的人类寻找新的 家园了，但是毁灭毕竟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事情。但是自从《2012》这部电影上映以后，世界 末日似乎被提上了日程，人们每当听说哪个地方发生地震，就自然而然的想起《2012》 ，好 像也是为了顺应这个潮流，有关地震的报道也是出奇地多，而且几乎每次都被置顶。 但是，对我而言，世界末日还是很遥远的，虽然最近在一些门户网站上有笑言温家宝出 售诺亚方舟船票的事， 但是我还没有为遥远的将来沟渠船票的打算。 《2012》 在 这部电影中， 我更关注的是电影中那个最终逃过劫难杰克·杰克逊一家。他们命运的发展起落才是我心中 的真正所向。 在影片的开头， 艾俊咸斯利发现太阳活动导致地球的内部发生了变化， 既而可能威胁到 地壳的安全， 给我们展现出地下炎热的世界， 也为后来的滔天巨变埋下伏笔。 后来， 杰克·杰 克逊带着两个孩子去黄石公园度假，却发现曾有美好回忆的湖泊已经干涸了，而这个 地区也成为了禁区。在黄石公园度假期间，充满疑惑的他在黄石附近的营地偶然认识 了查理。查理告诉他由于自然环境和资源长期被人类掠夺性破坏，地球自身的平衡系 统已经面临崩溃，人类即将面临空前的自然灾害。查理说有些国家已经在联合秘密研 制并建造可以躲避这个灾难的方舟，杰克逊以为他是个疯子就一笑而过走开了，最终 却知道了查理的预言所言不虚。故事继续发展，在不同的地方发生了地缝开裂的诡异 事件，甚至有一次女主角，也就是杰克逊的前妻竟然在超市亲历地裂的景象。这么多 的事件都只是在为铺天盖地的特效场面做铺垫，同时它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灾难的步步逼近。 心情也越来越紧张起来。 这是一部灾难片，也是一部科幻片，它所展现的灾难毁灭场景，遍寻影史也罕有匹敌。 在这个科技发达的年代， 我们有幸借助高超无比的计算机技术， 看到了世界末日发生之时的 震撼之景， 崩裂的大地，深陷的地面， 滔天的巨浪，火热的熔岩， 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看过之后心情也是随着电影情节的起伏而跌宕着， 每每看到主人公死里逃生， 顿时松了一口 气。虽然知道，这部电影绝对不会脱了好莱坞的俗套，男主角定然会活到最后，可是还是很 揪心。正所谓，看三国掉眼泪——瞎操心了。不过，这也正是科幻电影魅力独特之处。人们 的非凡想象力，从一开始就赋予
了科幻电影以绵延不断的长久生命力，一路走来经过了 100 多年。这一百多年里，许多科幻精品横空出世重写电影历史，推动着这个独特的片种不断的 创新发展，并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如果电影是梦的话，科幻电影可以说是最瑰丽 的一个。而 2012 又是科幻电影中的奇葩。 电影是影像的艺术，所以绝佳的创意必须有足够强硬的技术支持才能展现给观众。这也 是绝大多数经典的科幻电影作品出自好莱坞的原因。 由于技术所限， 早期的科幻电影多显得 粗糙，特技效果让人不敢恭维，没有多少留给人们铭记的经典。但是正是这些早期电影人的 不断探索，让今日之科幻电影有了如此迷人的风采。 科幻电影是我从小时候开始就最喜欢的电影类型， 出名的不出名的都在我的前后搜刮下 看得差不多了，可观看《2012》时无比兴奋的心情却是从来没有的。电影导演罗兰 。 埃默 里赫深谙如何控制影片的节奏， 使得故事的发展一直张驰有度。 有受雇于政府的内敛深沉的 科学家； 有权力欲膨胀、 为达目的不折手段的白宫官员； 有自私自利、 令人厌恶的俄国富翁， 还有他的两个混蛋儿子；还有查理，他是一个行为怪异的电台播音员，对玛雅人的“2012” 预言非常痴迷。这些形形色色的角色给电影平添生气。 既然是灾难片， 最激动人心的自然是灾难发生时的场景。 当崩倒的大楼将要撞上杰克逊
他们的飞机时，我的心真是紧的要缩成一个团了。而火山爆发之时，绚丽的光环，飞起的沙 石又带着一个诡异而令人恐惧的美感。在这样紧急的时刻，我却在欣赏风景，不知这是不是 影片导演想要看见的事呢？ 但是， 是不是只要有强大的电脑技术就能拍出好电影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随着电脑 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 好像已经没有无法展现在荧幕上的光影了， 科技带给了人们无穷的希 望，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在另一个方面，科幻电影最核心的部分――创意，越来越显出颓势 了。放眼望去，现在在荧幕上大行其道全是超人，蜘蛛侠，蝙蝠侠等漫画英雄，任何一部科 幻影片只要花大价钱好像都可以用特效堆砌的光怪陆离。 而像以前的科幻带给我们痴迷般的 心醉，却越来越少不知去何处追寻了。 所幸的是， 《2012》无论在画面上还是剧本创意下，都算是当今科幻电影中的翘楚，年 初看了这一部电影，也算是得了今年科幻之旅的好彩头。不知当地球最终毁灭的时候，所展 示出的景象是不是会像电影里那样呢？不过， 希望这部电影不要一语成谶。 地球上的人们是 该早点准备了，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我希望它不是慌乱的逃命， 而是有条不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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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
今年4月中旬，我到河南省济源市五龙口景区，观看那里的猕猴群。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第五次到那里观看猕猴群。
济源市位于太行山南麓，分布着十多个野生猕猴群，被称为“太行猕猴”，是我国纬度最北的猕猴群。原来这里只有1000多只猕猴，现在已发展到3000多只。上世纪90年代初，济源市为发展旅游业，开发了以看猴观景为主要内容的五龙口景区。之所以称为五龙口景区，是因为明清时期，人们开挖了广惠渠、甘霖渠、广济渠、永利渠、利丰渠等五条河渠，引沁水灌溉农田，形成了五龙分水的态势。景区管理部门聘请匡书明老人来调教猴群，供游客参观。前几次去的时候，都是由“猴司令”匡书明老人陪同介绍。他是河南南阳人，是五龙口风景区的驯猴“鼻祖”。南阳人素有养猴、驯猴的习俗，不论是过去走街串巷的耍猴人还是现在海南岛猴岛的驯猴员，大多来自南阳。这次我到五龙口景区，得知匡书明老人已不在人世，听后不胜唏嘘。让人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匡三傲已经接过了父亲的班，继续驯化和照料这里的猕猴群。通过几次近距离的观察，以及匡氏父子的介绍，我对猕猴的习性和组织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在动物分类学上，猴子与人类同属灵长类动物，是动物界中与人类血亲比较相近的一个物种。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人类进化早期必然会呈现出与猴子等灵长类动物相似的某些行为特征。因此，观察猴群的生活习性，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早期人类社会的认识。通过多次观猴的启发，一直在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愿请读者赐教。 关于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的问题
对于原始社会的分配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没有剩余产品，没有私人占有制，没有剥削，社会成员平均分配劳动果实，于是得出了“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的观点。这一观点，最早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该书写道：“当时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低，微少的食物是平均分配的，别的办法也不可能。因为劳动产品只能勉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假如原始公社有一个成员分得多些，超过每人平均应得的份额，另一个人就会饿死，因此，平均分配共同劳动的产品是不可避免的。”[1]该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后，这一观点被国内学者广泛接受，成为描述原始社会分配状况的主流观点，并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内不少经济学
方面的教科书一直沿用这一观点。但通过对猴群的观察，对这一观点很难苟同。在济源观看猕猴群时，匡书明老人曾经向我介绍，太行山的野生猕猴群，原来冬天没有食物可吃，躲在山洞中过冬。后来开发成旅游区，为便于游客近距离观猴，开始用红薯、花生等食物吸引猴群下山，并用哨声训练猴群，每次提供食物时都要吹哨。经过观察发现，每一次进食，都是猴王大摇大摆地下山先吃，其他猴子不敢靠前，等猴王吃足离开后，才敢上来拣吃剩余的食物。如果发现哪只猴子不懂“规矩”，猴王就会对它进行严厉惩罚，其“特权”意识非常明显。因此可以说，在猴群中并没有产生公平正义的意识，更不可能形成公平正义的分配机制。通过这一现象可以推测，原始社会初期，在生产力低下和食物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也很难遵从公平正义的原则分配食物，只能靠强力来解决食物分配问题。即便是出现公平地分配食物的情况，也仅限于家庭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之中。关于原始社会的分配问题，恩格斯曾明确说过：“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2]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承认在原始社会存在着“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的情况，但又认为，这种分配方式只存在于家庭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内部，不同部落之间不仅不会共享劳动产品，相反还经常为了争夺食物而发生战争。恩格斯说：“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3]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下，生存条件越艰苦，人们之间的生存斗争就越残酷。当时普遍存在的食人之风，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说：“在蒙昧期，俘获的敌人是被吃掉的，在饥馑的时候连朋友和亲属也会被吃掉。”[4]这表明，不仅在不同部落之间无法实现食物分配上的公平，即便是在同一部落之中，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人吃人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根本谈不上公平问题。只有在物质财富相对丰富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觉悟才能有较大的提高，才有可能树立公平意识，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的“平均分配食物”。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平均分配食物”作为原始社会的普遍分配原则，而是将其严格限定在家族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内部，不能扩展到社会范畴。所谓“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后来的研究者们附加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来看，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社会生产的水平决定着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5]在食物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生存是第一需要，人们总是为争抢食物而争斗，很难形成公平分配食物的机制，更难具有相互礼让的道德素质。因此，不论从猴群的状况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看，在人类社会早期，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平均分配食物的原始社会阶段，值得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去思考和研究，特别需要进一步加强考古实证工作。
关于母系社会问题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曾经存在过母系社会，女性的地位高于男性，在社会中占优势地位，掌握着管理社会的权力。但通过对猴群的观察，觉得这一观点有待商榷。在五龙口猕猴群中我们发现，猕猴的社会属性很强，每个群体由一百多只猴子组成，并有一个猴王。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担任猴王的无一例外都是公猴，它在猴群中地位最高，拥有至上权威。这从猴王的产生办法就很容易理解了。猴王每四年换届一次，参与竞争的也只有几只强悍的公猴，通过剧烈的厮杀，胜者为王。据匡书明老人介绍，从来未发现雌猴参与猴王争夺的情况。这是因为，一个猴群要维持其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占有一定的地盘和资源，就必须在强有力的猴王的带领下与其他种群进行争斗，与其他猴群争夺资源，与各种自然灾害进行斗争。野蛮时代，是靠惨烈的拼杀产生群体领袖的。在这种情况下，雌性受自身生理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在厮杀中获胜，更无法承担起保护族群的责任，因而也就无法成为族群的领袖，甚至不可能参与竞争猴王的拼杀。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妇女的解放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为前提。在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在搏击厮杀的强力时代，是根本谈不上妇女解放的。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更加准确地认识母系社会问题。我认为，母系社会的原则可能仅局限于家庭或血缘氏族范畴，很难扩散到整个社会领域。因为，原始族群的首领担负着带领大家与自然作斗争，与其他种群作斗争，守住领土，保护生存资源的责任，只有强悍的男性才能胜任。而在家庭中，由于当时实行的是群婚制，子女只认识自己的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家庭地位会比男子高，出现以老祖母为家长的家庭组织形式是完全可能的。但要把母系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认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以女性为领袖的母系社会状态，则是值得商榷和探讨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使用过“母系社会”这一概念，也未曾把母系原则扩展到整个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认为，在原始社会早期，由于实行群婚制，曾经出现过母系家庭形式。他说：“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只承认女系。”[6]母系具有两个功能：一是确定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二是确定财产继承关系。但是，恩格斯认为，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剩余的财产可以继承，因此，母系的功能只局限于血缘关系的确定上，超出这个范围来使用母系就“不大恰当”了。他批评巴霍芬[7]说：“他把这种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由此逐渐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
叫做母权制；为了简便起见，我保留了这一名称；不过它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还谈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8]可见，恩格斯本人也是把母系限制在家庭之内，认为只是一种“家庭形式”，并未将其扩展到整个社会。同时，恩格斯通过对北美易洛魁人的研究发现，即便在母权制时代，担任部落首领的依然是男性而不是女性。他说：“由于易洛魁人奉行母权制，因而酋长的儿子属于另一个氏族，所以从不选举前一酋长的儿子做酋长，而是往往选举他的兄弟做酋长，或者选举他的姊妹的儿子做酋长。”[9]因而，在“母权制”时代，妇女并未承担部落的管理责任。所以，认为母系社会女性主掌社会管理的大权，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和研究的。
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问题
过去，在传统生物学课程中学到的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具有思维能力，而动物则没有，动物只是靠条件反射来作出反应，即巴甫洛夫[10]提出的第一条件反射和第二条件反射理论。也有一些西方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类所独有的，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11]等。通过对猕猴群的观察，人和动物在有无思维能力上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只是思维发达程度的问题。比如，四年一次的猴王换届，过去人们以为公猴争夺王位与争夺交配权是一回儿事。但实际上，争夺交配权是在猴群发情期，一年一次，是生理行为，而争夺猴王四个寒暑为一个周期，属于“政治行为”，二者截然不同，后者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生理需求，体现出公猴的思维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在换届时，参与猴王竞争的公猴将尾巴翘起来，以此方式报名，表示向王权挑战，每次报名的有三四只强悍的公猴，经过激烈厮杀，胜者为王。挑战失败了的公猴，便垂下尾巴，表示臣服，而猴王则时刻翘着尾巴。如果猴王被打败，将被逐出猴群，猴王地位被新的胜利者占居。在猴群中，尾巴象征着“权杖”，翘起尾巴就是在宣示权威，这也是一种高级的行为。可见，毛泽东同志讲要夹着尾巴做人，其寓意是多么深刻。猴王地位确立之后，拥有无上的权威，猴群成员都要听从猴王的指挥。以上事例说明，猕猴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思维能力，只是我们人类所知不多而已。因此，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是思维能力大小、思维层次高低的差别，而不是有无的差别。很多高级哺乳动物，已经发展出比较高的思维能力，甚至能够有目的有计划地从事一些活动。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动物中，随着神经系统的发展，作出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中则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12]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在于，动物仅仅利用自然资源来满足自己需要，而人则可以通过改造自然界来为自己服务，创造性劳动是人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根本标志。人与动物都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我们应该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高度，学会与动物和谐相处。
以上是我茶余饭后的一点思考。如果能给对此问题有兴趣的人一些启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进一步正本清源，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则吾愿足矣。
注释
[1]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页。
[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4]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4页。
[5]《史记·管晏列传》。
[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7]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1815—1887年），瑞士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进化学派主要代表之一。曾在其主要著作《母权论》一书中，论证群婚制和母权制的存在，以及从群婚制到对偶婚的过渡形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10]巴甫洛夫·伊凡·彼德罗维奇（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1849—1936年），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奠基人，条件反射理论的建构者。1904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出人有第一和第二两个信号系统，认为人除了有第一信号系统——对外部世界的映象产生直接反映之外，还有第二信号系统，即引起人的高级神经活动发生重大变化的语言和符号反映功能。
[11]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古希腊哲学家。18岁进入柏拉图学园求学。公元前343年任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教师。前335年在雅典创办吕克昂学园。系统总结了古希腊哲学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哲学命题，代表了古希腊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水平。同时，在伦理学、政治学、逻辑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历史学、修辞学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后世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方向。
[12]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页。
观猴有感
永春
今年4月中旬，我到河南省济源市五龙口景区，观看那里的猕猴群。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第五次到那里观看猕猴群。
济源市位于太行山南麓，分布着十多个野生猕猴群，被称为“太行猕猴”，是我国纬度最北的猕猴群。原来这里只有1000多只猕猴，现在已发展到3000多只。上世纪90年代初，济源市为发展旅游业，开发了以看猴观景为主要内容的五龙口景区。之所以称为五龙口景区，是因为明清时期，人们开挖了广惠渠、甘霖渠、广济渠、永利渠、利丰渠等五条河渠，引沁水灌溉农田，形成了五龙分水的态势。景区管理部门聘请匡书明老人来调教猴群，供游客参观。前几次去的时候，都是由“猴司令”匡书明老人陪同介绍。他是河南南阳人，是五龙口风景区的驯猴“鼻祖”。南阳人素有养猴、驯猴的习俗，不论是过去走街串巷的耍猴人还是现在海南岛猴岛的驯猴员，大多来自南阳。这次我到五龙口景区，得知匡书明老人已不在人世，听后不胜唏嘘。让人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匡三傲已经接过了父亲的班，继续驯化和照料这里的猕猴群。通过几次近距离的观察，以及匡氏父子的介绍，我对猕猴的习性和组织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在动物分类学上，猴子与人类同属灵长类动物，是动物界中与人类血亲比较相近的一个物种。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人类进化早期必然会呈现出与猴子等灵长类动物相似的某些行为特征。因此，观察猴群的生活习性，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早期人类社会的认识。通过多次观猴的启发，一直在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愿请读者赐教。
关于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的问题
对于原始社会的分配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没有剩余产品，没有私人占有制，没有剥削，社会成员平均分配劳动果实，于是得出了“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的观点。这一观点，最早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该书写道：“当时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低，微少的食物是平均分配的，别的办法也不可能。因为劳动产品只能勉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假如原始公社有一个成员分得多些，超过每人平均应得的份额，另一个人就会饿死，因此，平均分配共同劳动的产品是不可避免的。”[1]该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后，这一观点被国内学者广泛接受，成为描述原始社会分配状况的主流观点，并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内不少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一直沿用这一观点。但通过对猴群的观察，对这一观点很难苟同。在济源观看猕猴群时，匡书明老人曾经向我介绍，太行山的野生猕猴群，原来冬天没有食物可吃，躲在山洞中过冬。后来开发成旅游区，为便于游客近距离观猴，开始用红薯、花生等食物吸引猴群下山，并用哨声训练猴群，每次提供食物时都要吹哨。经过观察发现，每一次进食，都是猴王大摇大摆地下山先吃，其他猴子不敢靠前，等猴王吃足离开后，才敢上来拣吃剩余的食物。如果发现哪只猴子不懂“规矩”，猴王就会对它进行严厉惩罚，其“特权”意识非常明显。因此可以说，在猴群中并没有产生公平正义的意识，更不可能形成公平正义的分配机制。通过这一现象可以推测，原始社会初期，在生产力低下和食物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也很难遵从公平正义的原则分配食物，
只能靠强力来解决食物分配问题。即便是出现公平地分配食物的情况，也仅限于家庭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之中。关于原始社会的分配问题，恩格斯曾明确说过：“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2]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承认在原始社会存在着“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的情况，但又认为，这种分配方式只存在于家庭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内部，不同部落之间不仅不会共享劳动产品，相反还经常为了争夺食物而发生战争。恩格斯说：“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3]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下，生存条件越艰苦，人们之间的生存斗争就越残酷。当时普遍存在的食人之风，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说：“在蒙昧期，俘获的敌人是被吃掉的，在饥馑的时候连朋友和亲属也会被吃掉。”[4]这表明，不仅在不同部落之间无法实现食物分配上的公平，即便是在同一部落之中，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人吃人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根本谈不上公平问题。只有在物质财富相对丰富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觉悟才能有较大的提高，才有可能树立公平意识，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的“平均分配食物”。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平均分配食物”作为原始社会的普遍分配原则，而是将其严格限定在家族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内部，不能扩展到社会范畴。所谓“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后来的研究者们附加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来看，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社会生产的水平决定着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5]在食物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生存是第一需要，人们总是为争抢食物而争斗，很难形成公平分配食物的机制，更难具有相互礼让的道德素质。因此，不论从猴群的状况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看，在人类社会早期，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平均分配食物的原始社会阶段，值得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去思考和研究，特别需要进一步加强考古实证工作。 关于母系社会问题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曾经存在过母系社会，女性的地位高于男性，在社会中占优势地位，掌握着管理社会的权力。但通过对猴群的观察，觉得这一观点有待商榷。在五龙口猕猴群中我们发现，猕猴的社会属性很强，每个群体由一百多只猴子组成，并有一个猴王。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担任猴王的无一例外都是公猴，它在猴群中地位最高，拥有至上权威。这从猴王的产生办法就很容易理解了。猴王每四年换届一次，参与竞争的也只有几只强悍的公猴，通过剧烈的厮杀，胜者为王。据匡书明老人介绍，从来未发现雌猴参与猴王争夺的情况。这是因为，一个猴群要维持其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占有一定的地盘和资源，就必须在强有力的猴王的带领下与其他种群进行争斗，与其他猴群争夺资源，与各种自然灾害进行斗争。野蛮时代，是靠惨烈的拼杀产生群体领袖的。在这种情况下，雌性受自身生理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在厮杀中获胜，更无法承担起保护族群的责任，因而也就无法成为族群的领袖，甚至不可能参与竞争猴王的拼杀。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妇女的解放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为前提。在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在搏击厮杀的强力时代，是根本谈不上妇女解放的。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更加准确地认识母系社会问题。我认为，母系社会的原则可能仅局限于家庭或血缘氏族范畴，很难扩散到整个社会领域。因为，原始族群的首领担负着带领大家与自然作斗争，与其他种群作斗争，守住领土，保护生存资源的责任，只有强悍的男性才能胜任。而在家庭中，由于当时实行的是群婚制，子女只认识自己的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家庭地位会比男子高，出现以老祖母为家长的家庭组织形式是完全可能的。但要把母系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认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以女性为领袖的母系社会状态，则是值得商榷和探讨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使用过“母系社会”这一概念，也未曾把母系原则扩展到整个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认为，在原始社会早期，由于实行群婚制，曾经出现过母系家庭形式。他说：“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只承认女系。”[6]母系具有两个功能：一是确定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二是确定财产继承关系。但是，恩格斯认为，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剩余的财产可以继承，因此，母系的功能只局限于血缘关系的确定上，超出这个范围来使用母系就“不大恰当”了。他批评巴霍芬[7]说：“他把这种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由此逐渐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叫做母权制；为了简便起见，我保留了这一名称；不过它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还谈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8]可见，恩格斯本人也是把母系限制在家庭之内，认为只是一种“家庭形式”，并未将其扩展到整个社会。同时，恩格斯通过对北美易洛魁人的研究发现，即便在母权制时代，担任部落首领的依然是男性而不是女性。他说：“由于易洛魁人奉行母权制，因而酋长的儿子属于另一个氏族，所以从不选举前一酋长的儿子做酋长，而是往往选举他的兄弟做酋长，或者选举他的姊妹的儿子做酋长。”[9]因而，在“母权制”时代，妇女并未承担部落的管理责任。所以，认为母系社会女性主掌社会管理的大权，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和研究的。
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问题
过去，在传统生物学课程中学到的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具有思维能力，而动物则没有，动物只是靠条件反射来作出反应，即巴甫洛夫[10]提出的第一条件反射和第二条件反射理论。也有一些西方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类所独有的，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11]等。通过对猕猴群的观察，人和动物在有无思维能力上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只是思维发达程度的问题。比如，四年一次的猴王换届，过去人们以为公猴争夺王位与争夺交配权是一回儿事。但实际上，争夺交配权是在猴群发情期，一年一次，是生理行为，而争夺猴王四个寒暑为一个周期，属于“政治行为”，二者截然不同，后者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生理需求，体现出公猴的思维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在换届时，参与猴王竞争的公猴将尾巴翘起来，以此方式报名，表示向王权挑战，每次报名的有三四只强悍的公猴，经过激烈厮杀，胜者为王。挑战失败了的公猴，便垂下尾巴，表示臣服，而猴王则时刻翘着尾巴。如果猴王被打败，将被逐出猴群，猴王地位被新的胜利者占居。在猴群中，尾巴象征着“权杖”，翘起尾巴就是在宣示权威，这也是一种高级的行为。可见，毛泽东同志讲要夹着尾巴做人，其寓意是多么深刻。猴王地位确立之后，拥有无上的权威，猴群成员都要听从猴王的指挥。以上事例说明，猕猴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思维能力，只是我们人类所知不多而已。因此，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是思维能力大小、思维层次高低的差别，而不是有无的差别。很多高级哺乳动物，已经发展出比较高的思维能力，甚至能够有目的有计划地从事一些活动。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动物中，随着神经系统的发展，作出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中则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12]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在于，动物仅仅利用自然资源来满足自己需要，而人则可以通过改造自然界来为自己服务，创造性劳动是人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根本标志。人与动物都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我们应该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高度，学会与动物和谐相处。
以上是我茶余饭后的一点思考。如果能给对此问题有兴趣的人一些启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进一步正本清源，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则吾愿足矣。
注释
[1]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页。
[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4]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4页。
[5]《史记·管晏列传》。
[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7]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1815—1887年），瑞士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进化学派主要代表之一。曾在其主要著作《母权论》一书中，论证群婚制和母权制的存在，以及从群婚制到对偶婚的过渡形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10]巴甫洛夫·伊凡·彼德罗维奇(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1849—1936年)，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奠基人，条件反射理论的建构者。1904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出人有第一和第二两个信号系统，认为人除了有第一信号系统——对外部世界的映象产生直接反映之外，还有第二信号系统，即引起人的高级神经活动发生重大变化的语言和符号反映功能。
[11]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古希腊哲学家。18岁进入柏拉图学园求学。公元前343年任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教师。前335年在雅典创办吕克昂学园。系统总结了古希腊哲学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哲学命题，代表了古希腊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水平。同时，在伦理学、政治学、逻辑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历史学、修辞学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后世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方向。
[12]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