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北宋多学科通才司马光花费19年编写而成的横跨16个朝代，由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巨著。这次漂亮的小编为您带来了资治通鉴读后感优秀7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编年体开山祖师，读历史必读资治通鉴。虽然只是把资治通鉴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遍。却让我感受到什么叫爱不释手。翻开每一章节，就像是在展开一幅幅千年的历史画卷，色彩艳丽，人物鲜活，让人感受到一波又一波的震撼感及醍醐灌顶般的兴奋。
《资治通鉴》是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等历时19年编辑完成的一部300多万字的编年体史书。从春秋后期战国的三家分晋开篇到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结束。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年间的历史。叙述了战国、秦、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1362年的历史。记录了期间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经济、思想、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对朝代兴衰与更替做了较客观的叙述；对人性的善恶，策略的得失予以了分析和总结，成就了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巨著。
《资治通鉴》叙事条理清晰，语言简洁精练。如郭嘉十胜十败论，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刘秀昆阳大捷，谢安东山再起，李靖大破突厥等，叙事真实生动。萧规曹随、房谋杜断、张巡守城等故事讲得精妙绝伦。许多名言警句都出自《资治通鉴》，如，“得财失行，吾所不取”，“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将”；“物极则反，器满则倾”；“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帮助理清了这段历史脉络，能放大读者的人生格局。毛泽东主席这样点评《资治通鉴》：“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本末毕俱，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钱穆称之为“帝王之书、权谋之书、生存之书”。《资治通鉴》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瑰宝。
《资治通鉴》讲述了一段千年历史，这段历史是中华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缩影。七雄争霸，云谲波诡；秦统六国，纵横捭阖；大汉立国，金戈铁马；三国风云，天下归晋；八王之乱，祸害四起；隋亡唐兴，中华盛世；五代十国，狼奔豕突；陈桥兵变，宋代后周。纵观中华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外患皆由内乱生，让中华儿女历尽劫难与艰辛。我们应接受惨痛的历史教训。
中华历史波澜壮阔，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底蕴之厚重，世界绝无仅有。多读历史，就能感知历史之浩浩荡荡，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我们要顺应历史潮流，有危机意识，有家国情怀，有全局观念。一切以民族发展为已任。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是我们全体国人的责任所在。珍爱和平，抓住国家发展战略机遇期，坚守各自的岗位，恪尽职守，只争朝夕。将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和富有。为实现民族伟大的复兴梦而奋斗！
亚里斯提卜曾说过：“能够摄取必要营养的人比吃的很多的人更健康，同样的，真正的学者往往不是读了很多书的人，而是读了有用的书的人。”可见一本好书的重要性。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好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为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带领他的助手历时十九年编写的一部空前巨著，也是已知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它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26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取名“资治通鉴”。
阅读此书，我们能穿越时空，来到古人生活的世界，零距离感受战场上的肃杀，帝王们的奢侈，百姓中的疾苦。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地广人多，本是可以通过励精图治而一统天下，结果皇族子弟们却不为成就霸业而打算，却为争夺王位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于是乘此机会士大夫们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时皇族子弟们才猛然醒悟，而此时已无法再管制士大夫们，最终落得了“三家分晋”的结局。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有两点：
1、他们太注重眼前的利益而不做长远打算，只看见眼前的王位而看不见未来的发展；
2、他们人心不齐，犹如一盘散沙，不能齐心协力共同谋发展，最终让士大夫们有了可乘之机。
隋和秦是两个短命的王朝。它们在建国之初都很强盛，但都二世而亡。是什么让如此强盛的王朝瞬间土崩瓦解？就是它们的帝王实行的暴政。唐太宗李世民大家都知道吧？
他在我国古代帝王中是明君的代表。玄武门之变后，他登上了皇帝宝座，并重用贤臣，减轻百姓负担，对周边少数民族恩威并重，使国家繁荣富强，深受人民爱戴。由于他在位的这段时间政治比较清明，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史称“贞观之治”。
同样是帝王，为什么所统治的国家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最关键的就是你是否能深得民心。可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早就听说过伟人毛泽东曾经17遍阅读煌煌巨著《资治通鉴》的故事，虽然心中存有疑问，但每每想到领袖不是一般人物也就释然。我也曾经想过至少通读一遍《资治通鉴》，但不知道有多少次，翻开第一卷就读不下去了。难以阅读的“拦路虎”就是生僻中渐渐熟识的古代汉语，然而第一卷中那几个让我读后就在脑海里面抹不去的故事片断。
“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这是资治通鉴卷一的开卷语，简略的说出了几个故事的沧海桑田。
卷一讲了几个小故事以及年代大纪事。
此卷言战国故事，多大夫纵横并规劝之语，又韩、赵、魏三分智氏事及聂政、吴起事。其中一个故事我对此有很深的印像：昔魏文侯问李克以求良相，求知人之法。李克对曰：“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如此，即可得人矣。古人之知人可谓明矣，夫孟子之见齐宣王，论识人，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夫国人何以知彼之贤愚？固以其生平矣。所亲者皆仁义礼智信者，知其非邪佞也；所与不斤斤计较，知其坦荡宽厚也；所举者贤明才干，知其身系社稷百姓也；穷贫之有所不为不取，知其有所持也。故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此不称贤俊栋梁，国之无人矣。故曰，用其为国人所用，去其为国人所去，杀其为国人所杀。如此，则朝无佞臣，天下安宁。今者用人亦当如此也，夫任人唯亲，祸由自取。智伯无道，数求地于韩，赵。赵氏不与。智伯帅韩魏国人围赵而灌之，韩赵魏三国谋之，遂水淹智子，杀之，三家分智氏之田。夫智伯之亡，才胜德也。昔智果言于智宣子，称襄子瑶有五贤而有一不仁，谏无以之为后，宣子不听，而致家庙隳，不亦悲欤？司马光之论才与德，以聪察强毅谓之才，正直中和谓之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有余而德不足者，为祸益大，古昔以来，祸国殃民者如是者多矣，岂特智伯哉？
吴起贤俊，尝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守河西，使秦兵不敢西向，韩、赵宾从，固一世之豪杰也。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终致魏相公孙进谗而武侯猜忌，走奔楚。楚悼王素问其贤，任以为相，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要在强兵。楚遂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之。然楚之贵戚多怨起者，乘悼王薨而攻起，射杀吴起。夫顾国忘身者，起之谓也。商鞅之死，晁错之腰斩，介甫之贬谪，张居正之非议，皆此例也。彼顾国忘身而树敌，至于殒身，其亦足以佳话矣，小子实敬！
聂政之刺侠累，亦颇有丈夫气概，然此事无甚意义，不知政因何以抛身家性命以报严仲子，以其为政母寿礼之百镒黄金乎？
对于我来说，可能比较重要的就是几点：礼，信，德，才。
里面讲天子职责为“礼”，这里的礼大体是指某种秩序，可以理解为，做老大（君王，公司老板等）要维护好纲常秩序，其中有提到三家分晋周王不指责 还 封三家为诸侯的故事，韩魏赵作为晋的家臣，瓜分了晋国，周天子不但不指责他们， 还 封他们为诸侯，这就是失“礼”，既然周朝部下的家臣可以瓜分他们的君候的地盘，那周朝的臣下也自然可以瓜分自己君王周天子的地盘。
信：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是公民的第二个“身份证”，是日常行为的诚实和正式交流的信用的合称。即待人处事真诚、老实、讲信誉，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诺千金。有同名电视剧《诚信》。诚信的本义就是要诚实、诚恳、守信、有信，反对隐瞒欺诈、反对伪劣假冒、反对弄虚作假。以诚待人，以信取人，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传统之一，孔子云：“诚者，乃做人之本，人无信，不知其可”；韩非子曰：“巧诈不如拙诚”；季布一诺胜过千金，商鞅变法立木求信，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些诚信故事都出在《资治通鉴》的书里，诚，就是要实事求是，不扩大，不缩小；信，就是要一言九鼎，说到做到，不朝秦暮楚，不朝令夕改。诚信是立业之本，做人的准则，是企业和人的第二张身份证，其中道理不言而喻。一个企业、一个部门甚至于一个人，如果谎话连篇，如果说话不算数，不守信义，谁还会相信他。那个站在山头上大喊“狼来了！”的小男孩，不就是因为一再说谎，而导致说话无人听，最后被狼吃了吗？其实，吃他的并非是狼，严格地说是他那不诚信的品质。
作为电子商务的学子，我清楚的知道，在电子商务发展的道路上，诚信问题已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瓶颈。网络上的诚信问题到处都有，但那毕竟是少数的部，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诚信这个词眼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看重，任何人和机构都不能保证其他人是否诚信，所以在建立诚信档案的整个过程中，靠的就是这个企业自己不断的积累，是帮助企业建立诚信，而并非是证明诚信。无论是阿里的诚信通，留学专搜的诚信章以及同程的诚信录，似乎在人们的心中，诚信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这也就必将会打造一个互联网的诚信时代。
阿里巴巴作为全球最大的B2B电子商务平台，诚信通是他们为从事商业活动的机构或个人提供的一种全方位网上贸易服务，并对享受该服务的对象，进行第三方认证机构核实认证身份。
阿里巴巴的横空出世，为我们这些电子商务学子提供了希望，所以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所以说，信，不管是已过的历史还是在未来的网络时代中，信是必不可少的。
德：这方面，我可以说是欠缺的，也可以是是比较完备的，里面讲了两点，一个是做人的圆滑，一个是道德，我是道德有余圆滑不够，得罪人，表面看不出，未必不代表别人不图谋，而道德感强的人，严而不亲，严肃别人敬畏但不亲近，也许这也是我容易被女孩子所欣赏但不容易被喜欢的原因吧。
才：有才无德的人造成的危害大，但是这样的人，容易被亲近也容易背叛，但人们往往喜欢这样的人。有才之人在当今世界中往往能混得如鱼得水般顺利，因为在才之人能在当今竞争激烈的世道中取得先取这道。先取就是走在别人前面，有了这样的条件当然能得到很高的回报，当然这样的人往往最后会被世道唾弃。
在德才之中又有我对此的一些感悟，德与才的组合，无非四种：德才兼备，德才皆无，有德无才，有才无德。在司马光看来，有才无德者非常危险，上可乱国，下能败家。锋利的宝剑掌握在剑术高超同时心术不正的人手里，实在危险。才德全具者，圣人；才德兼亡者，愚人；德胜于才者，君子；才胜于德者，小人。作为领导，如何选拔下属呢？特别是在愚人与小人之间。
《资治通鉴》是旧史书中一部著名的大书，简称《通鉴》。北宋中期，史学家兼政治家司马光，在一些优秀的助手协助下，用了十九年功夫，才编写完成。《通鉴》以编年体形式，叙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前403——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并按照朝代分为十六纪，如《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攽作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作书的方法是先尽量搜集资料，将有关之事汇合在一起，称为“丛目”。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略作整理，写成“长编”，再进一步删成为“广本”。这些工作，是司马光和助手们共同作的。助手之间也有分工，大致刘攽任两汉阶段，刘恕任三国到隋，范祖禹任唐及五代。助手们协助作的长编和广本，分量还相当大，最后由司马光一手笔削成书，如《唐纪》代宗以前部分，长编稿达二百多卷，最后删定为四十一卷。可见为编写这一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全书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三个部分，即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后来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将考异散入注文中，目录实际是个提纲，远比正文简略，所以一般读《通鉴》者，只取正文部分，于是全书也就减缩为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时期的政治局势虽然比较稳定，由于阶级社会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被统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对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时常起而反抗。早在太宗时期，就有蜀中主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到仁宗时期，小规模的起义活动更多。在统治集团内部，党派之争常常炽热到表面化，当时称为“朋党”，这种分歧，有时是因政见不同而发生争论，而多数是为了争权夺位。在对外方面，更有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如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西方的羌人和南方的广源等，在这些斗争中，宋朝常常是得不偿失。以上这些问题，即社会上动荡不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都迫使统治者要从各朝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司马光编这部书时，不仅重视政治和军事活动，凡与加强统治有关的制度、理论、用人、行政、礼乐、历数、习俗风气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经验，都收入这部书中，也就是以加强文官统治为归宿。本来司马光为这部书拟定的名称是“历代君臣事迹”，表明他是着重在“君”和“臣”的有关活动。后来宋神宗对于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且写了序文，于是改称为“资治通鉴”。在书名中特别标出一个“治”字，其目的也就十分明显了。
《资治通鉴》所取的形式称为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即以时间为中心，叙述有关史实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追述往事，也可以附叙来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评论，而不是像流水帐目那样机械地排年记事。这个体裁创始于《左氏春秋》（即《左传》），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种史书体裁。西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编写了《史记》，纪传体成为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编年体反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自从司马光编成了《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才重新为世人重视，其后多用这个体裁编著史书，并由此发展出来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的成书，不仅复兴了编年体，并导致了几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这在史书编纂学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因此称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曾巩是宋代一位著名的文史学家，与司马光同时而年稍长，曾校定南北朝各史书，在校定《南齐书》后写的进书表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四项条件是当时人对于史书作者的共同要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通鉴》的内容不仅着重在历代的政治军事活动，对于礼乐制度和政策理论等，不论正面的或反面的，都兼收并蓄，作了适当的编置安排，对照曾巩所提的四项条件，司马光编写的这部大书是大致符合的。所以从内容方面说，这部书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即求所以“适天下之用”，是司马光的主要目的所在，可是实际上以这方面的评价为最低，不仅从现代观点看多是些糟粕，就是古人也指出了其中的偏失。原来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个保守分子，当时主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自强，司马光反对无效，于是退出政府，住在西京洛阳，以在野的身分编著史书，所以常常有不满的情绪流露在书中。如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原有巩固边防的作用，不是宋统治者无故生事。司马光在写到唐朝和吐蕃争夺维州的事件时，便批评了当时的主战派李德裕等，以暗斥宋朝的主战派。又如写到智伯灭亡之事，乘机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致败事，暗示宋代主张变法者都是有才无德的人。这些主张已失于偏激，胡三省在《通鉴音注序》中便说：“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夺维州之类是也。”这在《通鉴》中所占的篇幅虽不多，而为司马光着意重视之处，故不能不特予指出。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糟粕的成分之外，有时也有可取的部分。如关于封建时代学者反复争论的正统问题，他说：“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其善恶得失。”（《魏纪》一黄初二年）这个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
在史实叙述方面，司马光自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起义军照例被称为“贼”，但说到农民发动起义时，常常详细列举其被迫发动的原因，这就接触到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叙述唐末王仙芝、黄巢发动起义时，先历述僖宗即位前后的天灾人祸，而后用概括的写法：“上（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下面才说：“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唐纪》六八乾符元年）唐末农民起义似为一时突然暴发，伏因则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通鉴》既历举其事，在叙述到起义发动时，又作概括的说明，使读者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又如蜀中韩秀昇参加了起义，后为高仁厚所擒，仁厚亲自审讯，问：“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唐纪》七一中和三年）。虽然用了一些美化统治者的话，而当时阶级斗争的高涨，已经跃然纸上。
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如记武则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此类记载不仅表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表明其文学手法高妙。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写，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
《通鉴》在取材和记述方面，虽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要求，而由于时代的局限，谬误亦所难免。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湣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现在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后来逐渐失传，现在看到的是辑录本。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竑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这都是北宋时人认识不到的。千虑而有一失，虽智者不能免，我们自然不能因小瑕而掩其大瑜。
《资治通鉴》是一部分量比较大的书，同时也是值得通读的一部书。如何通读这样一部大书？是我们需要适当解决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古人关于读这一部书有什么问题或意见。司马光自己说过：“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伸欠思睡。”（胡三省《通鉴音注序》）司马光的话含有牢骚的成分，但对于一部大书望而生畏，是古人已经首开此例。胡三省为这部书作了详细的音注，他在注中顺便说了一句：“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唐纪》二八开元十二年）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要读者对于《通鉴》的内容全盘接受，这个态度当然也是错误的。所以读此书时，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既不因为部头大望而生畏，也不因其评价较高而盲目接受，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按照实际可行的计划，一步一步地读下去，直到将全书读完。这是读这部书时应有的基本态度，下面分别说一下几点应注意之处。
针对《通鉴》部头大的特点，便不能抱着一口气读完的想法，要将全书分为若干部分，（如按照原书的《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来划分）在每部分之内再划分范围较小的部分（如按照帝王的年号或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划分），最后再划定一个时期之内能读完的部分，这应结合原书的内容和自己的时间而定，不必强求一律，大致可以卷次或年代为划分的标准。每读完一个小单元部分，便如攻下敌人一个阵地，不仅是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并为打好下一个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读完一部分之后，可以随时写出笔记，或摘录书中的要点，或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记出有关的问题。笔记不求其详，也不求其全，只是为了有助于记忆理解。读书作笔记本是一个很有成效的方法，读《通鉴》这样的大书，更不可不利用它。
每读完一个较大的单元后，最好再重读一遍。一般的部分可以略读，而细读其中重要的部分，这样可以得到更完整的概念和较深的印象。
遇有难解的问题，可以先看注解。看了注解仍不明白，可以记下这个问题，留待求师问友，暂时跳过去，先看下文，常常在读完全文后，前面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如果古文基础较差，读时速度应稍放慢，但要坚持读下去，不但增加了我国古代历史的知识，并可以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收到一举双得之效。如果古文基础较好，那就可以着重在取得历史知识方面。
对于初学者来说，读旧史书首先要求读通，只有读通了，才能进一步作分析批判，从而得到真正的历史知识。《通鉴》是封建时代学者写给封建统治者看的，所以这一点更应受到重视。
读本问题，最好是看整部的，现在有了标点本，这方面的困难已经排除。如果只看选录本，一般地说，可供文学欣赏之用，从取得历史知识方面说，差距就太大了。
细水长流，持之以恒。有恒是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读一部大书时也是这样。这个道理几乎是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能坚持下来，所以最后特别提醒一下。
《资治通鉴》这本书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用十九年的时间编写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前后跨越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时间，这本书就是把这一历史阶段的历史故事用写出来，使它更加通俗易懂。书中选取的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或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故事，比如荆轲刺秦王、苏武牧羊、赤壁之战、玄武门之变等等。
我很喜欢《暮夜却金》这一篇，它讲述了一个叫杨震的人拒绝别人私下的贿赂，坚持自己的品格和修养的故事。我很喜欢杨震在故事中说的那几句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们每个人在做事的时候，都应该学会不违背道德理念，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
我真心的向大家推荐这本《资治通鉴故事》，希望你们也和我一样，从中学到很多做人的知识和道理。
近来读《资治通鉴》，发现一则有趣的故事，说的是汉末建安17年，曹操征讨关中，留世子曹丕守邺城，并让谋士程昱辅佐，让国渊任居府长史，主管留守事宜。大部队西征后，河间——今河间市，以驴肉火烧闻名——田银、苏伯反叛。曹丕想亲征，程昱劝阻，说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没必要大动干戈，因此派将军贾信平叛。
果然很快禽杀为首的田银、苏伯，余众一千多人投降。有人主张将这些人都杀了，以儆效尤，依据是：“公（曹操）有旧法围而后降者不赦。”程昱、国渊不同意，程昱说：“此乃扰攘之际，权时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诛之；纵诛之，也应该先打报告。”于是向曹操请示，曹操果然不杀，而且很赞赏程昱的做法。程昱、国渊的仁心，活了一千多人的命。
等到国渊写报捷书的时候，斩首多少，与报告数完全相同。曹操很奇怪，因为旧例，都是夸大数目，以一为十，也就是说，斩首一个，书上写十个。曹操于是询问国渊这样做的原因。国渊说：“征讨境外敌寇时，多报斩首数量，夸大战绩，可以震慑民众，宣示武功。而河间在我们境域之内，百姓都是我们自己的属民，田银等人叛逆，虽然战胜他们是有功的，但我私下里感到耻辱。”曹操很高兴，提升国渊为魏郡太守。
这则故事，除了说明古人也知道战争内外有别，内战是耻辱的。其次，还解释了我多年一个疑问。即：“故事：破贼文书，以一为十。”
以前读史书，一直奇怪，比如长平之战，秦军白起坑杀赵兵四十万。秦末项羽坑杀秦军二十万。总想，这几十万人，杀的过来吗？如今看了这个故事，原来是以一为十。打个一折，杀四万人，人头滚滚，也是令人震惊的。
战国之前，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征战，还讲点仁义，统计战功时，按人的耳朵记功。等到商鞅变法，惊世骇俗，用人头记功，杀一首级升一爵，从此彻底礼崩乐坏。人头难得，因此杀良民冒功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统计人头时，常发现有妇女、小孩的头，杀戮太重也不好，因此，以一为十的惯例就出现了，一直沿用至清朝。我是相信这个故事的。所以战胜者写的歼灭敌人的数量都是要打折扣的，打多打少，就看你的判断能力了。
即使今天，官方也是喜欢报喜不报忧的，反而是一些野史可信度较高。
“流水无弦万古琴，《通鉴》无声天下音”，让我们去阅读《资治通鉴》，了解其中的一个个历史故事吧！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编年体通史，与《史记》并称为中国史家之绝笔。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后周显德六年，共跨越1362年的历史。在这近20xx年的漫长岁月里，发生了多少曲折动人的故事啊！比如：“战国争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隋唐盛世”、“五代十国”等等，便是这历史长河中泛起的朵朵浪花。其中牛角挂书的李密、以死尽忠的豫让、贤能勇猛的荆轲、神机妙算的诸葛亮、贤良淑德的长孙皇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打开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所编著的《资治通鉴》，之所以命名《资治通鉴》是因为它意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只要我们认真阅读它，便可以从中体会到烽烟四起的朝代战争，无数百姓处于流离失所、水深火热的痛苦。我曾记得有这样一段故事：李密小时候经常牧牛，可他却每每带上几本书，把书挂在牛角上，这样便可以边看边牧牛了，后被瓦岗军推选为“魏公”。为什么他们在那艰苦的条件下都能自学成才呢？而我们现在的条件比他们优越几千倍，有什么理由不更勤奋学习呢？
《资治通鉴》不仅为我们生动演绎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再现了一位位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还给了我们后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