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传》（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原名《左氏春秋》，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下面是整理的春秋左传优秀读后感想心得作文（优秀8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秋，武氏子来求赙。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癸未，葬宋穆公。
隐公三年，左传的记载很多，一条条读下来。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
隐公三年春天，周历三月壬戌，周平王驾崩了。周平王实际是壬戌日驾崩的，但《春秋》写庚戌日驾崩，是在告诉诸侯的时候故意提前日期，以催促诸侯赶紧去奔丧。算了一下，庚戌日比壬戌日早了十二天。
周平王死前的二月己巳日，还发生了天象奇观：日食。算了一下，日食这一天，离周平王死还有五十三天。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周平王死后的二十九天，君氏也死了。君氏是谁？隐公的生母声子。声子死了，不通知诸侯，不反哭（君主在墓前哭了一次，回到办事的正殿里再哭一次，叫反哭于寝），不附祭（把死者的灵位放到其丈夫的祖母的灵位那里一起祭祀叫做祔于姑），所以《春秋》不说薨（薨的三个必要条件：赴于诸侯，反哭于寝，祔于姑）。
又因为声子不是（惠公的）正室，所以不写她什么时候葬，也不写她的姓。
但至少她的儿子姬息现在是代理国君，所以跟别的妾还是有所区别的，就叫“君氏”吧，意思是君主家的人。
隐公二年和三年，姬允和姬息的生母先后去世，对比一下两人身后的待遇，隐公时刻不敢相忘自己的代理身份呢，真是个谦逊忠厚的人。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
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郑武公和郑庄公父子先后都成为周平王的卿士（卿士是在周天子朝中执政的卿，相当于天子的管家）。周平王又想让虢公也来做卿士，郑庄公就心有怨恨，周平王说：“没有这样的事。”
周朝和郑国就相互交换人质。周平王的儿子王子狐到郑国做人质，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到周朝做人质。周平王死了以后，周人就准备把政权交给了虢公。
四月，郑国的祭足（就是那个祭仲）带领军队割取了温这个地方（周天子领地）的麦子。秋天，又割取了成周（周天子都城）附近的麦子。周朝和郑国的关系急转直下。
乱套了，郑庄公寤生开始公开和周天子叫板了。郑庄公是周平王的卿士，这从隐公元年，郑卫交兵的时候，郑国调动周天子的军队和虢国军队，后来又征调邾国军队可以看出。卿士的好处之多，权力之大，使得寤生不愿与人分享。而对于寤生的专权，平王也是不满的，于是有了分权于虢公的想法。
天子要想让谁来做自己的卿士，是天子自己的事，可是寤生居然怨王，而王也不敢得罪他，说没有这回事。这至少反映了三条信息。
一、寤生很强势。
这很好理解，周平王能够顺利东迁，郑武公出了很大的力。而郑庄公，顺利接过了武公的枪。郑国，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大国，郑庄公和弟弟打架，可以轻易调动二百辆战车（整整六个师的兵力啊），可见其实力之强。
二、周朝走下坡路了。
周自平王东迁以后，诸侯国的实力越来越强，与之对应的是周王的境况是每况愈下。朝中大事不得不依靠郑伯，虢公等卿士来执行。这些卿士都有自己的领国，实力和欲望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不大乐意乖乖听话了。
三、郑伯有奸细安插在周平王左右。
平王欲分权于虢公，应该是个机密，平王并不会把这样的想法告诉郑庄公，而庄公还是得到了消息，并跑去质问平王。平王出于心虚和无奈而回答：没有这回事。可以看出，庄公安插了能够探到机密的人物在平王左右。
然而，即便如此，主臣双方还是无法取得互相信任。于是就发生了非常滑稽的一幕，天子和诸侯互相交换人质。这样就能够保证双方的诚意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平王一死，周人就准备把卿士的权利交给了虢公。那怎么办？把王子狐干掉？不太合适，公子忽还在周呢。就这么算了？显然也不符合庄公的性格。怎么办呢？
庄公要报复（或警告）。庄公派祭仲带着军队，把周天子领地四周的麦子都给收割了。敢让我下岗，我饿死你们！
这里说一下，四月之麦，七月之禾（八月之前之秋），都是没成熟的麦子，庄公此举，不是说自己饿急了抢天子的粮食吃，而纯粹是报复（或警告），我要糟蹋你们的粮食，不让你们吃。
《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读《左传》是特别增加我们学识的，是作为文学院的学生必读的书籍，正好有这次机会，将自己读《左传》的想法做如下总结。《春秋左氏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春秋左氏传》的史料价值。有关于当时人民起义、战争、诸侯争霸，制军制改革，著名历史人物事迹的记载以及春秋以前的史料，是研究春秋时期甚至其以前历史的重要史书。
《左传》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民族交往的活跃和民族融和的进程。它大致记载了华夏族和华夏以外的各族的分布以及分支的情况；记载了这些民族在军事上的冲突，政治上的交往和联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以及广泛的通婚，展现出春秋时期各族的大致状况。《春秋左氏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左传》作者重视交待历史事件的原委，注意记录各种历史人物的政治主张，历史见解的宗教观点，《左传》描写人物细致生动，特别重视战争活动的记录，它叙述的不少战役的过程都已成为中国战史的有名战例。
《左传》写战争不单纯地写军事行动，而是着眼于政治、注重战争的性质，争取与国的援助、战争的政治动员与思想准备，表明作者把战争首先看作是政治问题而非单纯的军事行动问题。《左传》在历史表达上以写战争、写辞令尤其突出。如： 僖公22年的宋楚泓之战，先写宋襄公两次坐失战机以至造成宋军大败的恶果；接着又写出他为自己的指挥失误而辩解，说什么“君子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的愚蠢做法。把宋襄公的迂腐固执描写的淋漓尽致。又如僖公28年的城濮之哉，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战役。作者先写楚晋双方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接着刻意写了晋文公派人稳住草、卫二国，命晋军退避三舍以报所谓的“楚君之惠”。最后，写战役的本身：晋军以其下军、上军、中军分别与楚军的右师、左师、中军对垒，最后写晋军先击溃楚国的同盟军陈、蔡的軍队，然后一举打败了楚军。作者不仅写出了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而且还写出了多种战术的具体运用，使人有一种历历在目之感。
《左传》在编撰上对编年体有很大的发展，有集中记录一件事的本末原委的，有集中写一个人的活动经历的。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就从郑武公娶妇写起，写出了郑庄公与其母其弟的矛盾的原委始末及事件的历史结局。而僖公十三年则记录了晋国公子重耳出亡的坎坷经历。这不仅丰富了编年体史书在记事、记人方面的容量，也有助于弥补事件经过、人物活动被年代割裂的不足，增强了历史表述的艺术性。
《左传》是一部史学巨著。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长于记述战争。其声律兼有诗歌之美，言辞婉转，情理深入，描写入微，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史书之一。但是仍然不可避免的有些瑕疵。首先是较明显地存在多体杂糅。《左传》基本以编年为主干，但同时兼采人物传记、本末记事、以言述史等手法，且于此类人、事、言的记述中常常缺少时间界标以为限制，致使编年体式受到削弱。其次是评论尚未能完全把握历史文体。《左传》评论史事，基本上以礼的违合为标准，“礼也”“非礼也”一类论断充斥全篇，还未能通过编年记事，从历史的变化发展和统治的成败得失来立论，读后使人有诵伦理书之嫌，而少观史策之得。最后是过多地收录奇闻轶事和频繁地使用遥体人情的笔法致使闺房私语、个人独自、密至阴谋之类时有所闻。
《左传》就是这样一部伟大的古典著作，它开拓了中国记事、叙史许多新的方式和领域，是值得我们反复仔细学习的。
古典文学无论在古代，还是在当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生活在当代的人享受着各种舒适安逸，不免会物欲扰心、心智枯寂。不放翻开古典文学，去体验感受各个时代、各种环境中的高明灵魂剪烛共语。
公元前722年是《春秋》和《春秋左传》起始年份。《春秋左传》又称《左氏春秋传》、《左传》、《左氏春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原著是春秋末期鲁国人——左丘明。姓左丘，名明。此名又有一说法姓丘，名明，左乃尊称。
主记述郑庄公与其母亲以及胞弟的政治斗争。虽其母姜氏狠毒对待，其弟共叔段的贪婪，郑国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但郑庄公却都不计，并且善于谋权。并且庄工与母亲在颍考叔的帮助下重归于好。
就是我们古人身体力行所流传下来的榜样。不管人待我如何，我只管行好自己的道。更反应出古人对孝道的重视，及郑庄公的广阔胸襟。
《左传》是儒家经典之一，宋朝时就已列入“十三经”，是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目。《左传》的文字与历史记录历来为人推崇，我自己读了之后，也觉着这种推崇是不无道理的。不过既然它是儒家的经典，那我们可以想见，它的许多观点，肯定是符合儒家学说的。左传读后感。jpg
我读书功力不够，现在第二次读至“僖公二十四年”时，觉着《左传》借助历史至少体现了三个观点，即，一、治国当以德为先，得民心者得国；二、善恶到头终有报；三、天道已定，人不可违。这三点从我对儒家的了解来看，都是符合的。虽然貌似《左传》作者没有明说自己认可这三个观点，但是《左传》在借它所述的二百多年的历史事件及人物中，多次表述了这三点且基本贯穿于整本书。我简单地从《左传》的记述来表达一下我的看法。
“得民心者得天下”，貌似这是中国人最常挂在嘴边的话。不过我觉着从历史来看，得民心得天下不是完全对的。得民心者不一定能得天下，不得民心者也不一定就会立马便失天下。可能《左传》的意思也不是认为这句话是无条件的正确，因为《左传》中也有一些事情证明，不得民心不一定就失天下。
卫懿公好鹤虽然亡了国，但是他好鹤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卫国人不喜欢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然而如果不是狄人打进来，他也不一定就亡国了。晋惠公对大臣刻薄寡恩，但是他虽在韩原一战被秦国打败以致被俘，但是最后也还是又被本国人设法给弄回国继续做晋国国君了。卫懿公和晋惠公我觉着应该是那种不得民心的人了，我记着就连《左传》中都记载了有人说晋惠公不得民心这种话。
“善恶到头终有报”这种说法，我觉着是《左传》中最为明显的观点。因为这个道理在我眼里很不靠谱，所以我在《左传》中多次读到这种表述就会印象更深。《左传》在讲到这点时，有时是与“得民心者得天下”配合着的。比如说，某人不得民心，他最终一定是失掉所有的东西的。至于其它例子也很多，不过我暂时记不清具体事例。“天意不可违”这种观点，大概现在很少有人认可了，因为这种观点其实本质上是承认命的。而现在人据我观察，大部分都是认为“人定胜天”的。“僖公二十二年”楚、宋泓之战，宋襄公在表示要与楚国大战一场前，有人就劝宋襄公说“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僖公二十三年”，晋重耳逃亡在楚国时，有人劝楚成王杀掉重耳，成王说“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其它例子还有很多。
这三种观点，不从现在的角度看它对不对，单从《左传》来看，会发现史事都基本上是一一印证了这三点的。所以，就算我们现在不认可它们，但是古人认可它们，我们也应该很能理解的。毕竟他们读到的史书是反映了这些事的。
我现在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古代有皇帝会追求长生不老。从我们现在人的角度考虑，人怎么可能会长生不老？那些皇帝是不是太无知了？但是《史记 封禅书》中有一段我觉着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件事。汉武帝曾问手下人说“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手下人回答说“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从此处可见，至少汉武帝是认为之前有人不死的。那黄帝既能不死，我汉武帝为什么不能呢？
史书的作用，在此处可以说是很完美地展现出来。一件事，当你在对它一无所知时，有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你不信也会信了。如果他有目的地把他想表达的表达给你，把他不想说的又不告诉你，你就会不自然地向着他的观点靠拢，因为从他所说来看，他的表述确实是因果有据的。青蛙坐在井底，它当然只能看到井口的那一片天空。可怕的误导就在此处了。
两千多年前，吴国公子季札来到鲁国访问，请求观赏周朝的音乐和舞蹈，鲁国人做了精彩的演出，鲁国的史官纪录下来，这就是那篇文章《季札观乐》的由来，笔者最近读来，亦觉别有风味，感触颇多，现说出来以飨读者。
一、演出的盛况。
演出约二十首歌曲，都是《诗经》中的诗歌，分别是十五国风，小雅，大雅，颂。还有六种舞蹈。歌曲听的季札是赞不绝口，先是说：“美哉，渊乎”“美哉，泱泱”后又说：“美哉，荡乎”“美哉，砜砜”。还有“思深哉，广哉，至矣哉”等。乐舞看的季札是目瞪口呆，特别是对周武王，商汤，夏禹，虞舜等朝代的乐舞感兴趣，夸赞之词更是多多，这里不在赘述，请观原文。
二、季札观乐时的评论。
随着歌舞的美妙演出，季札即兴发表了对歌舞的评论，其要点是：
1、对周朝各诸侯国音乐的表扬多于批评，特别是对一些大国充分肯定。
2、对（小雅），（大雅），（颂）评价极好，说：“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3、对乐舞的看法是越年代久远的舞蹈越好，说：“乐舞反映了各朝代的德政”。
三、史书对季札观乐的评价。
史称季札竟能“尽知其意”，边观边评，妙语珠连，议论风生，乃至轰动了周文化中心，使鲁人敬焉。他精于音律，不直听声而已。就是说季札能辨乐声之正邪兴衰，从音乐中听出国家的兴衰的征兆来。
四、我的感想。
1、笔者认为，季札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场演出，他把歌舞看作是和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大事，音乐舞蹈在他眼里是礼教盛衰的反映，也是国家政治盛衰的反映。他从歌曲里能听出百姓的辛苦和怨恨，统治者的恐惧。他在舞蹈里看见了朝代的兴盛和先圣的伟大和德行。他是思想界的先行者。
2、季札是一个懂音乐的奇才，他对音乐和舞蹈的理解之深，在当时乃至现代也不多见，说明其有高深的文化素养，其音乐知识的渊博无人能及。十五国的音乐他都懂，不然怎么能作出精辟的评论，相信他不是忽悠大师。
3、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特别是关于音乐的古文本就不多，值得一看。语句优美，词汇丰富是该文的特点，对提高学习古文能力有所帮助。
春秋佳作，道破诸侯争霸，写尽沧桑历史，推究天地之本。入德之门，透桥风云战事，彰显圣人之礼，探求民生之基。此书妙也，凝聚诸子风流，体悟世事变幻，有言道，“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力，斯为大备”。果真如此。
《春秋左传》这本书记叙了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各重要历史事件，从东周迁移到三家分晋，春秋时期虽然互相争战，但不失礼信德行，这是我对春秋时期感兴趣的原因。各诸侯互相争战，才成为霸主，但他们时刻不忘修身，修行，修德，这是难能可贵的。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落难时受到楚国的优待，当上君主也不忘诺言，避三舍，晋文公就做到了守信。
《春秋左传》中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道理。在为人处事时这些道理就会发挥用处，像“晏婴叔向论齐晋季世”这篇文章，通过齐国疋相晏子与大夫叔向的交谈来反应春秋末期的社会现象。晏子说：“山上的木材运到市场，价钱不比山上高；鱼盐蜃蛤运至市场，价钱不比海边高，百姓的人才财一分为三，两分归于公室，只用一分维持生计。”而叔向也叹息“我们公室也是末代了。战马不驾战车，卿不统领军队，公室的战车没有御手和车右，步兵没有得力的长官，而王室愈加奢侈，百姓困倦疲病，昔日能随便发出万余的百金，王室却还用着千金、万金之类的额票。”作者通过几句话便写出了不用贤者的后果，实为妙笔，也让世人知道一心贪图享受，即使再多的财力也早晚会枯竭的。
《春秋左传》，实为绝笔，不得不看。
在《左传》的世界中漫游，难免会遇到神与鬼，与鬼神世界相通的人是“卜”与“巫”。即便尊如王者，也要屈躬以问。
在《左传》中记载的春秋史实现在阅读起来更像是一个结构严谨的“故事”。在这些故事我无意于探究当初书写之人是否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从阅读《左传》的文字中，其实读者能感受书写这些故事的人，对于文字本身所抱有的敬畏感。那么这些故事姑且先信之。
在《左传》中记载的史实及故事中，其实还透漏着一个更大的知识体系，那便是“卜”与“巫”的世界。我们应当相信在中国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神与鬼和人是并行在大地之上的。在人的故事里，神与鬼的出现无疑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制约力量和智慧来源。
余英时在《先知中国》这本书中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对于理解春秋战国的历史与文化，需要跳出“传统儒家文化”的局限。因为在那时，儒家文化还远远未成型。或者说，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源头正是“卜”与“巫”的文化。即便在儒家有“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但我们可以肯定，孔子老先生所知道的有关神与鬼的故事并不比我们少，更为肯定的是，在孔子老师所熟知的“春秋历史”中，神与鬼的故事要流传下来的还要精彩。
在《左传》所记载的春秋史实故事中，神鬼之说占据着相当大的份量。经由神与鬼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主导历史的推进与演变。在文本记载中出现的“卜”与“巫”，往往处在故事转折之前。在一个看似普通的事件中，经由“卜”与“巫”的介入和推演，常常会对之后几年或数十年出现的局面作出预判，更为值得让人深思的是，这些预判都具备一个共同的属性：皆验之！
当然这些与“卜”与“巫”有关的言论、说辞，都被谨慎的记录下来，在我们阅读这些卜辞和解惑之语时，往往会面对一大推被我们视为“不知所云”的内容。而这一套卜辞显然具备完整的话语系统。这套话语系统或者出自《易》，或者出自“卜”与“巫”者才能识别的经验，或者出自“卜”与“巫”对神鬼开示的推演。这些解说卜辞表现出高深莫测的样子。阅读的人都未必能知晓卜辞中到底藏有何种玄机。而对于王者而言，他们通过这些与鬼神相通的“卜”与“巫”，也只能听到自己想到的那部分内容。在“玄之又玄”的背后，不可知的命运设置了多种解答方法。
在“皆验之”的前面，命运向每一个参与的人昭示了它巨大的不可测性。这些神与鬼的提示、卜与巫的预言在与命运相结合之后展开之后，显示了其凌厉的残酷性。而这种残酷性又反过来让每一个参与其中“卜”与“巫”更加的深信不疑。
如果远距离的旁观这些故事，故事中所参与的王者与僚臣更像是卜辞预先设置的棋子，卜辞在应验之时，能恍然大悟的人所剩无几。而“卜者”与“巫臣”只是在一旁冷静的观看着发生的一切，并郑重地用刀笔在竹简之上写上“皆验之”这样的总结性陈词。
这些神鬼之说无一例外的会被人小心的记录下来。在数年或是数十年之后，在验证之时重新被人提起。这些神鬼之说不会一下子打开它的内核，凡是参与的人，都是在事后才能得知这一切均是拜神与鬼所赐。即便这些神鬼之说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一个梦，或是一个征兆而已！在未来已经在那时发生了……
在阅读《左传》中记载的故事中，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讲的“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就会逐步的成为一出又一出的独幕剧。而这些史实又会让人想起金斯堡在《嚎叫》中一句：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这一句式在春秋一段的历史中被频繁的套用在出现在《左传》所记录人名的命运上。在《左传》中所记录人名多达四千余人。而这部分有记录的人名才是春秋历史的参与者。对于大多数有史记述的历史而言，95%的人都没有参与到历史当中去。而整部《左传》所记载的不过是四百余年间不过区区四千余人的故事。其他的湮没在青草黄土之下了。
《左传》的精彩也正是在这里！在这四千余人的命运记载中，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能看到另外一种中国的传统。这种传统与“儒家传统”显然不是一个路径之上的。在《左传》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文化，要更加的刚烈和勇猛。只是这部分传统毕竟距离我们太久了，我们首先遗忘了！
在鲁迅所言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句话中，当然也包括《左传》所记载的这种传统！
《左传》之《烛之武退秦师》讲述的是郑国烛之武运用自己如簧巧舌，劝退秦国，从而解决了郑国的亡国危机的故事。在烛之武对秦伯陈述利害时，其第一条理由就是“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乍一看，“越国以鄙远”是不言自明的赔本买卖。烛之武都不屑得解释，直接定性“君知其难也”。然则，其真难到这种程度吗？
理清句意：“越国以鄙远”，其意为“越过他国领土，以远方作为自己国家的边境”。领土遥远，力不能及。容易为他人所趁，打下这土地得不偿失。果然难也。既然如此，历史上是否有此“越国以鄙远”之事发生呢？
自然是有的。《战国策》、《史记》都明确记载：魏国被赵国控制的上党郡、韩国控制的河内郡分割成东西两部分。而上党郡之于赵国，其实就是一块飞地。即“越国以鄙远”之地。因为这块土地的存在，结合河内郡的压迫，曾经强大的魏国顿时首尾不相顾。如果说魏国是“越国以鄙远”政策的受害者，韩赵两国毫无疑问享受了“越国以鄙远”政策的红利。由此可见，“越国以鄙远”，并非一定无用处。关键在于，远处的土地能否得到本土的支持。若是能够，则不再是毫无用处“飞地”，反而会成为一颗钉子，深深嵌入敌人的心脏。
除此之外，军事上同样有此“越国以鄙远”的战略战术。《明实录》记载“靖难之役”时不得不提到“死守济南的铁铉”。其坚定的守城意志，灵活的守城方法、无所畏惧的'守城心态，令朱棣困在济南城下，不得寸进。幸亏朱棣孤注一掷，千里绕行，直扑南京，才抓住万分之一的机会，攻下首都，夺取政权。然而，这同时反映出铁铉的战斗能力和济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朱棣并非愿意直接扑向南京，乃不得已而为之。若然一旦到南京，遇到济南城下之进退维谷状，则两面夹击之形势必成。“南京——朱棣——济南”的形势出现，济南之于南京，则是“鄙远”。朱棣幸运而成功，但有差池，此“鄙远”则成为催命之地。
铁铉“不败而败”。朱棣称帝后，其本人被凌迟处死，其妻女入教坊司。亦足见“济南之役”给朱棣的强大阴影。设若此飞地无用，其何必死啃硬骨头，直接绕道即可。正因为“鄙远”太有用，才不得不硬着头皮上。故“越国以鄙远”其真荒诞吗？
时至近代，再看我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创立的革命根据地。它们多在各省交界处，换言之，土地多不相连。若将各个根据地视作统一的“国”，则彼此之间皆为“越国以鄙远”。但随着战斗的不断进行，互相支持，彼此呼应。根据地不但没有消亡，反而逐步壮大，日成交融。由此可见，“越国以鄙远”并非绝对死路。
今日，“阿拉斯加”仍然是美国的飞地，远离美国本土。至于夏威夷等更不待言。本土影响力才是关键，飞地“鄙远”并非核心概念。推而广之，秦国所谓“远交近攻”其本质上亦可认为是“越国以鄙远”的手段。远交者，互相联络，互不攻打也。既不攻打，虽曰非本国，其亦类本国。毕竟，领土之意，不唯在土地本身，更在于“影响力”辐射范围。
美国飞地阿拉斯加
综上所述，“越国以鄙远”，确有难处，却绝非不通之死路。本土强大，远疆亦安。彼此呼应，瓜藤枝蔓。飞地鄙远，亦可安然。
由此概念往外继续延伸，所谓非本身专业学习的内容是否仍要学习？譬如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习文学是否“越国以鄙远”，不务正业呢？物理学家精研“小提琴”是否是“越国以鄙远”，玩物丧志呢？或当思之，不可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