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某一作品后，你有什么总结呢？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怎么能落下！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后感头疼，下面是小编辛苦为大家带来的经典常谈读后感（优秀6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近来“国学”之风弥漫，传统文化的思潮也不断在社会上涌动，因在图书馆工作，看书、报、刊到是非常的便利，而且馆藏不能说是本本优秀，至少垃圾书刊肯定是凤毛麟角（即使有个把，也是采访馆员偶尔看花了眼不慎溜进来的，系统错误也是正常，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哈哈），所以看了不少国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不过原典倒是没有看，都是看的注释本，或是现代学人对国学、传统文化经典的解析，看后一方面觉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哲思敏锐、智慧超群，值得继续深入学习；另一方面又深感自己底蕴不够，全然没有阅读原典的勇气，后续如何深入也没有明确的方向。恰巧在编辑“馆员推荐阅读书目”时发现了了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一书，立刻捧来一读，读后感用一句诗来形容煞是妥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对我这样一个正处在传统文化典籍初学阶段的人来说，绝对起到了醍醐灌顶的指导作用。
先生在书中主要是对《说文解字》、《周易》、《尚书》等十三篇经典的渊源、流变做了详细说明，同时文中也自然提及了很多古文化常识。如在第一篇《说文解字》中，除对这一文字学的古典的内容、体例、作用做了说明，还对其渊源从仓颉造字的传说、到最早的字书《史籀篇》、再到秦始皇官定的字书《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都做了详细介绍，同时还介绍很多文字学的常识，包括：造字和用字的条例、文字学发展的逻辑顺序、书体演变的历史等内容。短短7页内容，使读者对不但了解了这一经典的概貌，还掌握了很多文字学的常识，也大大的激发了我阅读《说文解字》和了解中国书法的兴趣。在第二篇《周易》中提到其流变很有意思，文中讲：《周易》原只是当时一部切用的筮书，现在变成了儒家经典的第一部，主要是战国末期，在阴阳家和道家的学说的影响下，儒家给《周易》的卦、爻辞做了种种新的解释。而这些新解释并非在忠实的、确切的解释卦、爻辞，只是借着卦、爻辞发挥他们的哲学。因此先生在文末做了结案陈词：“儒家的《周易》是哲学化了的；民众的《周易》倒是巫术的本来面目。”类似的现象在第四篇《诗经》中也提到，即“诗言志”，因为孔子采用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所以后来的儒生也都遵着孔子的路子，还来更演变出来了以史证诗的思想，又为诗增加了教化的作用。其后各篇也多遵循这样的阐述逻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生书中的十三篇文章总计仅用了114页的篇幅，但是对于每个经典的介绍却是详略有致、内涵丰富，而且语言风趣、平实。难怪钱伯城先生在本书的导读中提到，该书同时适合三个层次的读者阅读，即：初学者、有一定文史知识基础的读者和已经学有所成的读者。而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此书大大缓解了我对研读国学经典的畏难情绪，而且对于现今乱麻般的诸多“经典解读”也具有了一定的辨别能力。先生此书的确是为广大初学传统文化经典的读者揭开了“经典”的面纱，使大家能够看清经典真正的“样貌”，为大家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上扫除了很多心理上、方法上的障碍。
西汉通过分封，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也存在异姓王，乃至同姓王反叛的潜在危险，贾谊的这篇长赋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分析，提出君主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未雨绸缪，通过削弱王侯的权利达到稳定政局的效果。
在贾谊看来，治理国家就如同屠夫宰牛，一方面用仁义去安抚百姓，另一方面在适当的时候也要运用武力手段进行强有力的控制，这才能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足。
贾谊的建议虽然是从为维护封建王权出发而做出的，但是对现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我们要维护社会的安定秩序，保证人民的安定团结，一方面要多推出惠民利民政策，但是当国家主权问题受到威胁时，我们又要毫不畏惧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农业乃民生之本，晁错认为，汉代人口众多，但粮食积累却不如虞舜时代，主要原因就是“谷贱伤农”，君主重视金银商业却忽视了对农业的发展，粮价很低，同时赋税很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背井离乡放弃农业生产，所以他建议提高粮价，君主要倡导农业的重要性，使人民安居乐业。
两千年前的这篇文章虽然有其偏颇之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农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情，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忽视的，现在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如何保民生，关键一点就是要保证粮食供给，而这又需要对农业发展的合理规划，这篇疏不可不谓是对当下时局的一个有利借鉴。
俗话说江山易，守江山难，那么在徐乐看来，对于国家的危险，主要在于“土崩”和“瓦解”两类情况，“土崩”就是广大农民揭竿为旗进行的大规模起义，而“瓦解”就是诸侯王进行的叛乱，在他看来“土崩”是最需要重视的，农民虽无良马强卒，但是他们往往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做出的愤然之举，所以会有很强的斗争性，也就从一个侧面建议君主要体恤民生。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顺民者兴，逆民者亡，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将民众的利益放到首要位置，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切实去为人民办实事，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发展，政局才会安定，徐乐的这篇文章在封建社会不以王权是从，把民生问题提到了一定的高度，有其先进的一面。
封建社会人们渴望安定富足的生活，但是连年的战乱让人民这点最基本的愿望也不能达到，陶渊明的这篇短文，虽说真实性有待商榷，但是他笔下的人物个个生活怡然自得，幸福美满，周围景色秀美醉人，确是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向往之情，也在侧面对但是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抨击。
时至今日，我们虽然没有了战乱的纷扰，但“桃花源”的这种生活却看似离我们还很遥远，我们讲求和谐社会，但是纵观现在的社会，不平等的现象还存在，官员权力寻租的情况屡见不鲜，国家虽然在制度上保证了民生，但是在某些方面却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所以要达到陶渊明的理想社会状态，我们的路还很长。
论说文自古就有，但是什么是论说文，怎样写出优秀的论说文，刘勰给出了答案。在他看来，所谓“论”的意思就是道理，就是对各种说法加以综合研究，从而深入地探讨某一道理，而“说”是喜悦的意思，通过阐述是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但是不可过分，过分追求对方的喜悦便是虚假。
刘勰以历史上众多人的论说文出发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的指导方针。在我看来，《论说》的中心观点对现代议论文的写作也有很大的借鉴价值，我们写议论文首先立意要高，就如文中所说“言论不保持正道，这样的论著还不如不写”，其次表达要全面通达，论点组织导严密，文辞与思想结合，只有这样，好的论说文才能写出来。
文章中的叙事手法十分重要，因为这是让读者通晓文章中心思想的一扇窗户，在刘知几看来，文章最重要的是要“尚简”，用简单的话语表达深刻的思想。
在他看来过多的修饰铺垫反而不利于文章意旨的凸显，而简单的笔法如“省句”和“省字”两类则能将意思更好地表达出来。这对我们现在的文章创作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我看来，叙事并不需要长篇大论，要从细节入手，抓关键，看主流，把几个重要的地方把握好就行，没有必要去刻意追求文辞的华美，有时候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最终会将一篇好的文章的主旨淹没而无法表现。
学校国文教室的黑板上常常写着如下一类的粉笔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米传，穀梁传，左传。“学生看了，就抄在笔记薄本。
学期考试与入学考试，国文科常常出如下一类的测验题目：“史记何人所作》资治通鉴何人所作》？”“什么叫四书？什么叫四史？”“司马相如何代人？杜甫何代人？他们有哪一方的著作？”与考的学生只消写上人名、书名、朝代名就是。写错了或者写不出当然没有分数。
曾经参观一个中学，高中三年级上“中国文学史”课，用的是某大学的讲义《中国文学史要略》，方讲到隋唐。讲义中提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杜佑的《通典》，王通的《中说》等，没有记明卷数，教师就一一写在黑板上，让学生一一抄在本子上。在教室里立了大约半点钟，没听见教师开一声口，只看见他写的颇为老练的一些数目字。
书籍名，作者名，作者时代，书籍卷数，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可是，学生得到了这种知识有什么受用，我们不妨想一想。参与考试，如果遇到这一类的测验题目，就可以毫不迟疑地答上去，取得极限的分数，这是一种受用。还有呢？似乎没有了。在跟人家谈话的当儿，如果人家问你“什么叫四史？”你回答得出“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你的脸上自然也会有一副踌躇满志的神色。可惜实际上谈话时候把这种问题作话题的并不多。
另外一派人不赞成这种办法，说这种办法毫无道理，不能叫学生得到真实的受用。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他们主张，学生必须跟书籍直接打交道，好比朋友似的，你必须跟他混在一块，才可以心心相通，彼此影响，仅仅记住他的尊姓大名，就与没有这个朋友一样。这个话当然也没有错。可是他们所说的书籍范围很广，差不多从前读书人常读的一些书籍，他们主张现在的学生都应该读。而且，他们开起参考书目来就是一大堆，就说《史记》罢，关于考证史事的有若干种，关于评议体例的有若干种，关于鉴赏文笔的有若干种。他们要学生自己去摸索，把从前人走过的路子照样走一遍，结果才认识《史记》的全貌。这儿就有问题了。范围宽广，从前读书人常读一些书籍都拿来读，跟现代的教育宗旨合不合，是问题。每一种书籍都要由学生自己去摸索，时间跟能力够不够，又是问题。这些问题不加注意，徒然苦口婆心地对学生说：“你们要读书啊！”其心固然可敬，可是学生还是得不到真实的受用。
现代学生的功课，有些是从前读书人所不做的，如博物、理化、图画、音乐之类。其他的功课，就实质说，虽然就是从前读书人学的那一些，可是书籍不必再从前人的本子了。一部历史教本就可以摄取历代史籍的大概，经籍子籍的要旨。这自然指编撰得好的而言；现在有没有这样好的教本，那是另一问题。试问为什么要这么办？为的是从前书籍浩如烟海，现代的学生要做的功课多，没有时间一一去读他。为提现代切用的一些实质，分散在潜藏在各种书籍里，让学生淘金似的去淘，也许淘不着，也许只淘着了一点儿。尤其为的是从前的书籍，在现代人看来，有许多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先秦古籍更有脱简错简，传抄致误，清代学者校勘的贡献虽然极大，但是否定全恢复了各书的原样，谁也不敢说定；现代学生不能也不应个个劳费精力在训诂校勘上边，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为实质的吸收着想，可以干脆说一句，现代学生不必读从前的书。只要历史教本跟其他学生用书编撰得好，教师和帮助学生的一些人们又指导得法，学生就可以一辈子不读《论语》、《庄子》却能知道孔子、庄子的学说；一辈子不读《史记》、《汉书》，却能明晓古代的史迹。
可是，有些书籍的实质和形式是分不开的，你要了解它，享受它，必须面对它本身，涵泳得深，体味得切，才有得益。譬如《诗经》，就不能专取其实质，翻为现代语言，让学生读“白话诗经”。翻译并不是不能做，并且已经有人做过，但到底是另外一回事；真正读《诗经》还得直接读“关于雎鸠”。又如《史记》，作为历史书，尽可用“历史教本”“中国通史”之类来代替；但是它同时又是文学作品，作为文学作品，就不能用“历史教本”“中国通史”之类来代替，从这类书里知道了楚汉相争的史迹，并不等于读了《项羽本纪》。我想，要说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理由应该在这一点上。
还有一点。如朱自清先生在这本《经典常谈》的序文里说的，“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一些古书，培育着我们的祖先，我们跟祖先是一脉相承的，自当尝尝他们的营养料，才不至于无本。若讲实用，似乎是没有，有实用的东西都收纳在各种学科里了；可是有无用之用。这可以打个比方。有些人不怕旅行辛苦，道路几千，跑上峨睸金顶看日出，或者跑到甘肃敦煌，看一窟寺历代 的造像跟壁画。在专讲实用的人看来，他们干的完全没有实用，只有那股傻劲儿倒可以佩服。可是他们从金顶下来，打敦煌回转，胸襟推广了，眼光深远了。虽然还是各做他们的事儿，却有了一和新的精神。这就是所谓无用之用。读古书读的得其道，也会有类似的无用之用。要说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这是又一个理由。
这儿要注意，“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万不宜忽略“学生”两字跟一个“些”字。说“学生”，就是说不是专家，其读法不该跟专家的一样（大学里专门研究古书的学生当然不在此限）。说“些”，就是说分量不能多，就是从前读书人常读的一些籍也不必全读。就阅读的本子说，最好辑录训诂校勘方面简明而可靠的定论，让学生展卷了然，不必在一大堆参考书里自己去摸索。就阅读的范围说，最好根据前边说的两个理由来选定，只要精，不妨小，只要达到让学生见识一番这么个意思就成。这本《经典常谈》的序文里说，“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导言。”现代学生要读些古书，急切要用这样的读本。口口声声嚷着学生应该读古书的先生们，似乎最适宜负起责任来，编撰这样的读本。可是他们不干，只是“读书啊！读书啊！”的直嚷；学生实在没法接触古书，他们就把罪名加在学生头上，“你们自己不要好，不爱读书，教我有什么办法？”我真不懂得他们的所以然。
朱先生的《经典常谈》却是负起这方面的责任来的一本书。它是一些古书的“切实而浅明的导言”。谁要知道某书是什么，它就告诉你个什么，看了这本书当然不就是变了古书，可是古书的来历，其中的大要，历来对于该书有什么问题，直到现在为止，对于该书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都可以有个简明的概念。学生如果自己在一大堆参考书里去摸索，费力甚多，所得未必会这么简明。因这本书的导引，去接触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到的是个新地方，却能头头是道。专家们未必看得起这本书，因为“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序文中语）；但是这本书本来不是写给专家们看的，在需要读些古书的学生，这本书正适合他们的理解能力跟所需分量。尤其是“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序文中语），近人新说当然不单为它“新”，而为它是最近研究的结果，比较可作定论；使学生在入门的当儿，便祛除了狭陋跟迂腐的弊病，是大可称美的一点。
这本书所说经典，不专指经籍；是用经典的二字的广义，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共十三篇。把目录抄在这儿：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前头十一篇都就书讲；末了“诗”“文”两篇却只叙述源流，不就书讲，“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序文中语）。
“死去无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元末明初，世事黑暗，病态张狂。这乱世之中一举人因替穷苦之人辩冤纠枉辞官起义，却因领头人居功自傲，亲信佞臣疏远忠良，愤然浪迹天涯，与世隔绝。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怀着满腔的热忱与悲愤，施耐庵遇到了同样处境的知己罗贯中，开始了《水浒传》的创作。
九纹龙史进因结识少华山头领神机军师朱武等三人，被官府抓捕。出于无奈，史进焚烧了自己的庄园，投奔外乡，途中遇到李达，李忠。三人在酒楼饮酒，得知当地恶霸镇关西郑屠欺凌金氏父女。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郑屠，逃到五台山出家，起法名为“智深”。
鲁智深偶然结识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两人甚为投机。当朝权臣高太尉之子高衙内觊觎林妻貌美，设计陷害林冲，将他发配沧州，并企图在途中杀掉林冲。有幸得鲁智深一路暗中护送，林冲才化险为夷。林冲发配沧州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手刃仇人，上了梁山。
山东郓城宋江，杀了自己的外室阎婆惜，逃奔小旋风柴进庄上，得以结识武松。后来武松于景阳冈上打死猛虎而成名，因为兄报仇，杀死西门庆和潘金莲，被发配孟州，节食施恩，醉打蒋门神，怒杀张都监全家，亦辗转投二龙山安身。宋江一日喝酒结识李逵，戴宗等人，后因偶题反诗，被判死刑，得梁山弟兄劫法场救出，终于上了梁山。
晁盖得杨志押送生辰纲上京，便和吴用设计同三朊兄弟等共计七人，在黄泥冈劫了生辰纲，投奔梁山。杨志丢了生辰纲，不能回去交差，就与鲁智深会合，占了二龙山。
随后，经过三打祝家庄，出兵救柴进，梁山声势浩大。接着又连续打退高太尉三路进剿，桃花山，二龙山和梁山三山会合，同归水泊。然而，晁盖不幸中箭身亡，卢俊义经历诸多曲折也上了梁山，义军大破曾头市，又打退了朝廷几次进攻，其中好些统兵将领亦参加了梁山聚义。最后，总共拥有108个头领，排定了36天罡，72地煞的座次。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宋江挥笔一书，挥出了如此“落草为寇”的气概，如此昙花一现却现得轰轰烈烈的梁山好汉。
读《经典常谈》谈国学经典斐名中外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三位著名的系主任，他们轮流坐庄，罗常培、朱自清和闻一多，其中对我个人而言最能叫上名字的就是朱自清，因为上学的时候学过他的三篇文章：《春》、《背影》和《荷塘月色》，其他两位大家知之甚少。即便对于朱自清先生也并不知道多少，不知道还有什么作品或者什么精妙。今日读了一本1942年其编写的《经典常谈》，一本大师编写的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入门指南，才领略了大师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信手拈来。这是他写给中学生的一本书，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任何个人的观点的创新创造，却是“发扬、介绍、修正、推进我国传统文化”，对历史经典的“切实而浅明的导言”。
对于中国的文学经典，虽然每个中国人都度过第一点，但我想有宏观了解的却不多见。既没有人教，也没有人谈。朱自清先生写《经典常谈》就是要我们用“科学的选择和阅读方法”，“帮助人们以有效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效率，从浩繁的书海中获取对自己有用的知识，以集成和发扬前人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这本书让我们“阅读经典”，了解经典。中华文字3000年，最早是出现于殷商晚期的甲骨文。而在此之前“结绳而治”，“后世圣人”刀笔刻字于牛骨龟甲，用于记录文化历史的开端“卜辞”。传说的“仓颉”或许是“商契”，商民族的祖宗的意思。到了周朝演化为“籀文”（大篆），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国的文字小篆成了国书。古代文字四种书写方式，契、铸、书、印，对应的不同的材料“骨、铜、简、泥”而异。这是来自于《说文解字》的知识。《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河出图，洛出书”，这是传说的出处。甲骨经火烧断吉凶是“卜”，蓍草数数目断吉凶是“筮”，“筮短鬼长”，古代判断小事吉凶用筮，大事吉凶采用卜。《易经》原来是一部切用的筮书，包含三部分：连山、归藏和周易。需要注意的是儒家的《周易》是种哲学，民众的《周易》是种巫术。《尚书》大部分也是卜辞，是当时的“雅言”，包括“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的号令，这些号令多成为“誓”和“诰”。平时的号令叫“诰”，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叫“命”，臣告君的有时叫“谟”。是汉朝人编辑了历史档案，改称为《尚书》，“上古帝王的书”。值得注意的是王肃的《古文尚书》是伪书，伏生《尚书》才是真本。歌谣是《诗经》的源头。
随口唱的是徒歌，随着乐器走的是乐歌。歌谣的词由乐工记录下来就成了《诗经》。“诗言志”，志不是抒情，而是关联着教化或政治。孔子对诗断章取义，诗被用来讨论做学问做人，是要鼓舞人、联合人，增加阅历，教化众人。天地君亲师，代表《礼》的三本：天地是生命本源、亲是祖先、君师是政教的本源，礼包罗万象，人情不能忘本。儒家教人和平、教人节制，建立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就要遵守“礼”，叫做“礼治”。“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传说孔子作《春秋》，“尊王攘夷”乃是《春秋》大义。史官记事两个目的：征实和劝惩。《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是《春秋》三传。左氏重叙事，公、谷重解经。《左传》参考群籍，详述史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四书，要先读《大学》，再读《论语》《孟子》，最后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中庸》传授心法，是儒教道统的根本。韩魏赵三国分晋，田齐代姜齐，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春秋进入战国。六国亲秦抗秦，即是“合纵”“连横”，202年的历史，刘向编纂成了《战国策》，“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史记》《汉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正史”的源头。两书各有所胜，班、马并称。《史记》是通史，记录到汉武，《汉书》是断代，起于高祖终于王莽之诛。
《史记》成于司马一人之手，“文直而事核”，《汉书》成于四人之手，“文赡而事详”，异曲同工，并称“良史”。诸子百家源于士农工商，源于诗礼乐崩，“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儒墨老阴，诸子争流；独尊儒术，多亏董仲舒！辞赋最有名一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最有名是屈原和宋玉。赋不算是诗，是我国特有的体制，虽有韵，但是接近于文。汉武立乐府，调子分为“楚声”和“新声”。楚声成了五言诗的源头。建安三曹用乐府旧题改作新诗。晋代阮籍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唐初仿作乐府，始有七言诗。李白杜甫提升了唐诗的高度。最早的问是商代的卜辞，就是一些简单的句子，最早用于记言、记事和诉讼。文的标准有梁照明太子《文选》中第一次提出。柳宗元、韩愈带领文走上平正通达之路。“顾问不宜说理”，应该“用现在的中国话做文学”。是为记。2019年2月20日星期三
朱自清先生曾在《论大学国文选目》一文中说："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文从字顺是语文训练的事，辞明理达便是文化训练的事。.。.。.．所谓文化训练就是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
他认为应该把语文教育的目的确立在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上，重视语文教育的思想性。认为语文教育既是语文训练，同时更是文化训练。这些表述虽然针对当时的大学教育而发，显然对当今语文教育业有着相似的启发意义。
而作为语文老师，我意识到，对于传统文化，我积淀太少。利用暑假时间，我读完了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用先生的话说"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必须得惭愧地承认，即使本身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对书中提到的`有些经典书籍我也未曾认真读过。
读过先生的《经典常谈》，觉得似乎经典不是想象的那么枯燥无趣，只是我还没找到法门，没有真正走到经典的大路上去。当然，我也谨记先生教海："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茎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读了本书，我发现我关于部分经典的一些文学常识的认识是不准确的。比如，先生在介绍《说文解字》时提到的关于"仓颜造字说"的一些看法，之前我一直也知道凭仓颇一人之力，创造出整个汉字体系是不可能的，那是神话传说，但我并没有探究这个传说的成因和其中深意，先生的解释让我觉得醒灌顶："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的预备工夫。”
原来对待传说，我们不光应该知道其然，更可以探究其所以然，这样才能自己发现读书的乐趣。他还指出，"史箍'是'书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正好指出了我的错误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