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细细地品读完一本名著后，你有什么总结呢？是时候抽出时间写写读后感了。千万不能认为读后感随便应付就可以，下面是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9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大历史一是时间要放到足够大，退回一些才能看清，二则是地理范围要大，考虑中外各地的情形。
中国之所以陷入近代几百年的被动，明朝立国已经埋下伏笔，国家以道德为治国基础，没有技术条件改造成法制国家，整个行政目标是保护落后的农业生产，由此发明户籍制度，把农民种在农村，没有批准农民不得到处行动，限制底层积极性和流动性；政治上层设计高度集权，皇上有能力的如劳模朱元璋靠个人勤奋尚可一人勉强为之，子孙后代就只能靠内阁大学士和文官集团，经过200多年发展官僚集团逐步成熟，他们是政权实际控制者，皇上只是个道德象征，信息通过底层几乎不可能传上来，上下难以通达。
而文官系统在明有天生物质和精神分裂倾向，国家给的俸禄有限，希望各位大人以道德和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另一方面自身握有实权，面对物质世界的诱惑只能方便的通过潜规则或明文规定巧取豪夺，这个分裂是个顽疾，到清朝也没得治。没有法律只靠道德，而道德标准只在个人口中，这样的系统维系几百年也真是不易。皇帝或内阁要用人就不敢一下把规则全部改掉，而越往后拖越没有治愈的机会，直到大厦全部崩塌掉。
读罢，其实不仅是为这历史中的每一个人所叹息，更是为整个国家以及民族所感到悲哀。
万历皇帝也好，张居正也好。这历史中的每一个人，都只能在这个封建的制度之中运行。而这其中儒道又起了关键作用。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两千多年，儒家一直被封建统治者所运用来压抑住广大群众的思想。不可否认儒家有其可取之处，然而一旦沦为统治者的工具，就成为了束缚整个民族发展的毒瘤。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社会的日常运行不是靠有创造性的法治而是依靠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那么这个社会的创造性必然是收到了极大的限制。中国近代史的屈辱历史，事实上早已在那个四海升平的万历十五年埋下了伏笔。一个被儒家所束缚，众人闭目塞听，关闭大门的古老国度，早已经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在万历十五年，不论是即将不再上朝的万历皇帝，还是要励精图治想要扶大厦之将倾的张居正，或者是想要调和百官矛盾的申时行，还是恪守绝对原则的海瑞。他们所作的努力，都只是局限于封建制度之下的小修小补或者小打小闹。大明王朝就像历史上其他王朝一样，也无法摆脱封建制度下的历史规律，走到了他的发展尽头。
我还想说一下万历皇帝。事实上在过往对于他我是有很大的偏见以及不满，觉得他三十年不上朝，致使国家中枢趋于瘫痪。并且横征暴敛致使民众怨声载道。但是一个朝代发到了晚期，实际上走向终结已经是脱离了皇帝乃至整个官僚机构的控制，除非进行土地改革，否则每个朝代都在土地兼并下不可避免的走向矛盾激化的深渊。而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主—皇帝怎么可能会对自己阶级的人开刀？只是说皇帝的个人能力，能为这个国家续多几年的命。
事实上，万历皇帝也是凡人，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作为一个凡人，在皇帝的位置上事事却都要按照群臣所限制的儒家的思想来行事，按照所谓皇帝的准则来行事，使得他身心俱疲。我觉得有四件事是让我十分感慨的。一是万历想要进一步的学习书法却被张居正所制止，张居正举出了陈后主，宋徽宗等人来警醒万历不可对于艺术过于沉迷，于苍生并无补益。二是万历在王储选择上与群臣们斗争了长达几十年，原因皆在必须按照传统的长子制度来选取皇储。最终这场斗争以群臣的胜利而结束，以致他灰心丧气只得用“无为”的消极态度来报复群臣，长达数十年不上朝以及不选补官职，从而使官僚机构陷于瘫痪。三是万历在二十几岁之时就以及开始营造自己的陵墓了，而他也欣然接受了这精神上的活埋。四是他想要出城视察陵墓却遭到了群臣的反对，而他也于1588年之后三十多年再没有踏出过紫禁城一步，不免让人唏嘘。
事事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无法发挥自己的个性，也无法把自己的创造力用于政治之中，只能恪守祖宗之法，恪守儒家之道。这种一眼看到尽头的生活，哪怕贵为九五之尊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本应是大展宏图，发挥自己创造力以及实现自己励精图治的大好年华，却事事受到群臣的反对掣肘，事事都要按照所谓的“祖宗之法”来行事。这样的生活实际上相当于行尸走肉罢了。在群臣的眼里，在他们监督下成长起来的朱翊钧，势必要充分的体现他们的意志，也势必要按照一条早已铺好的道路一路走到头。这不得不说是万历的悲哀，也是这个国家的悲哀。这样陈腐的思想，扼杀创造力的思想与制度，怎么还能指望可以使得国家长久的发展呢？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一两个明君身上，却不去改变整个制度让国家得以长治久安，所有的结局必将是一个又一个的历史轮回的悲剧。
《万历十五年》是一出悲剧。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和挣扎，但迫于环境，他们最终一一失败。失败的不是他们，是明朝，是时代，是万历十五年的所有人。
这场悲剧的核心，在于朱元璋的顶层设计能力太差，没有靠谱的治国框架，又非常的幼稚，最后沦落到以德治国。小时候看古装电视剧总觉得里面的事情都没法理解。
大臣们为啥因为皇帝立谁当皇后、当太子，吵得不可开交，以死相逼？大臣们为啥成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来吵去？为什么倭寇这种东拼西凑的强盗帮，能对明朝造成那么大损害？为什么当官的人一定得四书五经，文章写的好？不应该考察管理能力什么的么？
事有反常必有因，因，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框架。在明朝，德是治国方略，德是行政依据，德是文官集团的底盘。德是治国方略。皇帝就必须成为德的最高代表。所以皇帝要不停的出席各种卵用没有，纯粹作为象征意义的活动，以此来强调自己的德。而文官集团会严密的监督他，因为皇帝有德，政权的合法性才能稳定，文官才能高枕无忧，这是文官集团的命根子。
德是行政依据。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由无数个农村组成，国家的行政效率又太低。每件事情如果认真去判断，成本极高，文官集团是吃不消的，不如用规则极其简单的德来判断。所谓大道至简嘛。
德是文官集团的底盘。既然是以德治国，官员的核心能力也就成了德，所以，长袖冠衣，三滤长须，雍容雅正，成了文官的经典形象，至于能力，不重要。整个文官集团，基于表面上的共同信仰，绑定在一起，这就叫底盘。
在这个框架里，最开心的是文官集团，他们也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对上，他们严格要求皇帝。不能有丝毫自身的特点、私信、个性，一定得代表好「德」。对外，他们打压武将集团。因为德既然是最高代表，稳定就成了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出了乱子，本身就是无德的表现，那武将的平乱，又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再说，文官要求德行，武馆要求能力，文官自然看不上武官。
对下，他们基于「德」的要求治理老百姓。判案的时候，哥哥和弟弟，就判弟弟错。穷人和富人，就判富人错。丈夫和妻子，就判妻子错。对事实的考量？他们才不在意呢！
对内，他们组成一个个利益集团，相互间争斗的极其厉害。几乎每一次朝堂上的争端，或者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被用来党同伐异，维护自身利益。对自己，他们表面标榜道德，背地里极尽私欲。即使比较清廉的官，也觉得搞些灰色收入理所应当。在这个以德治国的框架里，你会发现，一切都解释通了。
大臣们为皇帝立谁当皇后、当太子，吵得不可开交。是因为皇帝违反了立长的道德规则，而违反道德，就会触动统治合法性的根基。大臣们成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来吵去，表面是为了小事，实际是为了铲除异己，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都是利益。
倭寇这种东拼西凑的强盗帮，能对明朝造成那么大损害。是因为武将被打压的过于厉害，军事极端不受重视。当官的人一定得四书五经，文章写的好，而不应该考察管理能力。因为以德治国，官员的核心能力，就是德。
在这个诡异、崩坏，江河日下的系统里，很多人在做着自己的反抗。万历和正德发现文官集团表面冠冕堂皇，背地极尽私欲的真相，决定不再合作，一个不上朝，一个成天出去打仗。
张居正想要中兴明朝，整顿税收，大权独揽时尚能推动少量地区执行，却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所以一死，所有改革全部恢复原样，自己也身败名裂。申时行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不再强力推动，改成和稀泥，努力在协调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做好事情，缺只是小修小补，还被文官集团骂道德不够。海瑞选择相信德，过的一贫如洗。但受时代所限，他判案仍然是根据德，而非法律。同时他太扎眼，为整个文官集团所不容。
戚继光非常现实，从小兵用的武器、战术，到治军方略，战略战术，都按照实际情况来。该送礼送礼，该送美女送美女。即使这样，在他的靠山张居正倒台后，他也被迅速罢官。
李贽的悲剧，不在于最后的自杀，而在于他从来没有圆融一体，自身思想前后矛盾。他希望能弥合文官集团的私欲和道德，这几乎不可能。「万历十五年」里的每个人，就这样在激荡和反抗中走完了一声，迎来最终的大失败。以上，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框架。这个框架不仅能帮你更加理解明朝。其所揭示的问题，很多在当今依然存在。比如老百姓期盼清官，缺不呼唤法制。一堆人对封禁咪蒙弹冠相庆，缺又对另一些封禁的内容扼腕叹息。德治的弊病，思维的惯性，早已延续了几百年。
而这本书带来的方法论，则是大历史观。历史里的八卦，个人的命运，各种奇闻异事，悬案迷踪，都并不重要。要把眼光拉长到三五百年，看到大的历史脉络。观察不妨细致，格局却要宏观。这句话，是对《万历十五年》最好的注脚。
在书中的这些人，好像身上都带着枷锁，像一个个被固化的灵魂，不知疲倦地想冲破牢笼。最后的结果，都是郁郁而终。其实处于那个年代的每一个人，都处于巨大的漩涡之中，挣扎不开，逃离不了。那个旋涡叫道德。但是今天我们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秘“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是道德。”最大枷锁的所有者，是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皇帝在世之日预筑陵墓，在明朝有洪武，永乐，嘉靖，万历也是其中一位。但不同的是，万历帝的陵墓开始修建的时候，他还不足二十岁。“万历所巡视的为自己预筑的陵墓动土于1584年的夏天。这一项巨大的工程微妙地体现了把皇帝不当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把它当做一种机构的看法。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这才是他真正可悲之处。“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人称为神显宗皇帝，而几百年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而他的两任首辅兼老师俨然是两个极端，张居正锋利，申时行圆滑。无论是锋利还是圆滑的处事风格，目的都是为了万历朝堂的稳固。可惜，历史悠久的文官制度所带来的弊端，以道德代替法律，终究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张居正死后被他一手培养的皇帝批判，后人也颠沛流离。申时行也不得善终，无法功德圆满。抛去他们首辅的身份而言，精通儒学的他们，将忠君做到了极致。万般皆下流，惟有读书高。如果我是张居正，如果我在1584年还活着，我一定泪流满面。身为读书人，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他所有读书人的高傲，和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风，在万历皇帝的猜疑中，灰飞烟灭。可是人间再无张居正，人间再无申时行。
这一切的源头，是当年暗流不断的朝堂，更是绵延了几千年的文官制度。海瑞就是这一制度下最具代表的人物。他是个清官，毋庸置疑。但清官不是万能的。他清廉、节俭、不畏权贵、不屑与官场的腐败之风为伍，这是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的结果。他将道德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甚至在判案过程中依旧秉承着道德原则。“他不是依靠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他会失败，毋庸置疑。这并非是他个人之错，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而遏制法治的成长发育，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是极为危险的一种方式。海瑞以一己之力想对抗整个文官集团，甚至在他被免官之时说“举朝之中，皆妇人也。”只会削减他同僚对他的同情。他算是整个文官之中的一股清流，但消失太快。想想三百年后的中国，其实三百年后的中国所承受的苦难，从这里都可以看见。
书中的李贽，是个不拘于世俗的思想家。他的《焚书》《藏书》惊世骇俗，他本人也同样让人后人褒贬不一。他入了佛门，却不守僧规戒律。仿佛这时间没有一条世俗的看法可以阻止他思索人生的真谛。可他本人又是极悲观的一个人。他关于中央集权的想法十分先进，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从这一个小小的观点来看，当时明朝与英国还是可以比上一比的。但是仅存一点点的思想也在官府的压制下消亡了。李贽的行为让我心生厌恶，也不愿在他身上多费笔墨。
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而我对这本书倾注的心血和严谨的历史态度，着实令人肃然起敬。
自己本不是一个历史观很强的人，但当时只在kindle上粗略读过后便搁置了。最近一档综艺节目叫做《一本好书》，从万历皇帝的视角出发对该书进行了舞台剧式的演绎，看完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为一个孩子背负的王朝，为一个帝王无奈的抗争。
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不论是主要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哲学家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俞大猷，也都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1583年春的会试，万历皇帝询问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是因为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或许他已感觉到自己拯救一个看似坚不可摧实则摇摇欲坠的大王朝的无力。在与文官集团经历了长达15年的立太子之争，万历与文官集团彻底决裂，并开始长期罢工，直至1620年万历驾崩，帝国暮气，回天乏术，24年后，整个明朝灭亡。
看到此时，非常纳闷，为什么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矛盾会如此之深，到可以终身不上朝？是只有万历如此还是明朝的皇帝均是如此？可能都是如此吧，他抗争过，尽管他是高高在上的天子，但被剥夺个人意志的他抗争不过2万人的文官集团，抗争不过没有法治只讲道德终要走向灭亡的封建帝制。万历登基时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他曾经也勤勉朝政励精图治，关心国家和人民，可当一个摆设的皇帝真的是一件让人厌倦的事，罢了罢了。
关于张居正，因为其是湖北江陵人，印象深刻当年高考语文（湖北考生）的阅读理解就是选自熊召政的《张居正》，后来也听郦波教授在百家讲坛讲《风雨张居正》，虽不太记得清内容了，但时而铿锵有力时而如泣如诉的语风难以忘记。“整顿官吏，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明朝那些事儿》对他如此评价：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不说他身负绝学，改革创新，也不说他专断独行，表里不一，只是想不到在其死后遭万历清算抄家掘坟，曾经的亦师亦父，亦臣亦友的情谊可以变得如此决绝，不禁唏嘘，或许不止张居正是一个复杂的人，是人性本就复杂。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世界局势如是。而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戚继光的“鸳鸯阵法”最开始是从老板口中听到的，当时查了资料并没研究出什么所以然，待今日重读本书，发现“鸳鸯阵法”其实是因时制宜之策略，是在军事创新与政治妥协之间实现平衡的智慧之举。从古至今，改革都不是一条好走的路，充当改革家，既要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更要有审时度势的大局观，从实际情况出发。同理到企业发展中，最完美最先进的改革方案往往是无法执行的，在妥协中务实前进，达成目标或许才是法则。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万历十五年间，发生的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的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历史并不是一人一时，或者一朝一世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的。而要发现这种联系和规律，就不能拘泥于单独的大小事件，必须将它放在大视野下，才能看得明白”，此乃作者的“大历史观”。
正如王强老师在混沌大学《历史的凝视》课程中所说的，对过去有意识，对未来有觉知，这似乎将人类同动物区分开来。培养历史观，其实是让我们去了解历史的事实与真相，因为历史是时间的证人，是真理的光亮，是记忆的生命，是生活的导师。我们走向历史的同时，也在走向未来。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一样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分析、比较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篡改历史），不一样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贴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必须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能够自保，冯保能够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一样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头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可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比较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可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景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我的教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我的教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应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的命运，这句话适用于里面的每一个人，包括皇帝、能臣、清官等，他们都试图去追寻心中理想，但都付诸东流。
万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本书告诉我们在以德替法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为民、为官之人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帝王维护或保护的不是他的子民，而是他的统治地位。为了帝国的传承，帝王能够牺牲一切，包括所谓的“德”。“德”字何解，就是执法公正不阿，待人谦虚，对朋友不分高低官职。对底下臣民则应当视如儿女，这就是君王所要有的“德”。
没有保障的为官之人整天就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没有保障的为民之人不屑为朝廷尽忠。在异族的铁蹄下，明帝国最终灰飞烟灭。我想一个国家的潮起潮落不全在于国主，民众才是最重要的，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想让船跑得快，水才是关键。顺势的话，朝廷会发展和快，逆势则会慢，严重的话船也保不了。最终，大臣们的贪福之心也破灭，居民们的生活保障就得看下一个君王了。
明朝的统治者并非是皇帝，而是文官集团以及书中没有提及的宦官集团，这是区别于历代王朝的一个特点。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废了丞相，但他并未为他无能的子孙想过，也没有想到在王朝的后期，文官集团会是凌驾于皇帝头上的真正主宰者。
文官集团有制度上的保障，也有思想上的巩固。而整个文官集团是以儒家思想为思想核心，这便形成了一个以道德来实现统治目的国家，缺乏了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使大量人挂羊头卖狗肉，为国家灭亡埋下了不***。
最后作者以他的结论总结了全书，也带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明清后期儒教对国家思想的发展有滞碍的作用。
选择阅读《万历十五年》的原因与《明朝那些事儿》有极大的联系——《明朝那些事儿》常常与《万历十五年》拿在一起被人比论，而《明朝那些事儿》也被我划在小说一类中我很喜欢的历史文学类系列丛书。我对《万历十五年》产生好奇，自然也有理可循。大约花了一周读完这本不算厚的“史书”，又延伸了一下相关史料，我开始写这篇读后感。
首先是我了解到的有关本书的地位评价。《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症结。“万历十五年”即指公元1587年，本书开篇黄仁宇先生就说明了为何要单讲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从目录我就产生了亲切感，我想这样一目了然的目录更方便读者从中寻得因果。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李贽、戚继光等人的名字一挂，我也就大概了解了作者行文的方向与着笔点——这本书取一年为题，前后延伸，通过几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和故事讲述着明朝的历史，甚至是整个中国古代的专制体制。
结合阅读和课下资料查找，我认为本书要讲述的最终论点是中国古代落后的原因，也就是道德代替法律。在我们高中所学和课外阅读不太难想到，集权的目的是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几个方面实现对权力的集中，但是读完《万历十五年》我又会想，真正意义上的集权是否一定取决于皇权呢？站在本书引导的角度，国家的专政体制发挥着最大的作用，不仅仅是皇帝一人，还有他背后的文官集团，更可以追根溯源说是儒家思想。因此书中所再三“强调”的万历皇帝不能立心爱的女人为皇后、不能立喜爱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决定死后自己和妃嫔的墓葬——万历在史上一贯消极的作风或许我可以将其看做一种无形的抗争。从某种角度看万历一直在和庞大的集团做着对抗，在以往的历史学习中老师称之为中央集权的斗争。权倾朝野的张居正、颇有思考的申时行也一直在背负着那个庞大的文官集团的压力——这就是国家的制度——或者说道德制定下的制度和法律。（均为不专门学习研究历史的我的个人看法，如有误解之处还请老师原谅）。那么按照我的这种看法，书中花费诸多笔墨去记述礼仪、制度，我也可以对自己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括而言之，《万历十五年》给我的感觉比《明朝那些事儿》要更为稳妥真实，读它的时候更像是在听一位年高德劭的学者在细细向我分析，但是它和那本书一样在于二者的语言都平和而浅近，使我这个仅仅是对历史感兴趣的“门外汉”也能得到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与思考。相比而论，我可能会更喜欢《万历十五年》。
读完这本书我也有了关于自己的一些感触（同样是非专业学习研究的观点），古代中国的体制问题不仅使黄仁宇先生产生思考，也使我有所困惑。没有西方的大炮轰炸，中国的体制会改革么？从一方面看：封建体制的顽固与与生俱来的安土重迁思想；从另一方面看：体制内部自身的稳定性也促使着其自身的微调和变化。李贽的悲惨下场与同时期西方对各流派思想的宽容相比，西方的改革当然更为容易——又或许我们从程朱理学说起，清朝不能算作落后于西方的开始，因为它不过是走着前人体制的老路罢了。
高拱年岁已长，身体渐衰，是看不到张居正下葬了。虽然张居正在高拱临终前的几个月专程拜访了闲赋乡舍的高老，似乎二人已前嫌尽弃、间隙消弥，尘事尽散，梦渐安平。但高拱可以不见张居正之丧，却不能让张居正安寝于墓中，其一纸《病榻遗言》却致一生荣耀致极的张首辅落得个家产尽抄、褫夺谥号、迫夺御赐、子孙充军；惟没有开棺鞭尸，算多少保全了些体面。高拱的“阴招”之险，古今无人能及。张居正生前观世悟禅自言的“如入火聚，得清凉门”终变成了破败的华梦，真正“入火聚得清凉”的却是他的继任首辅申时行。人性的阴阳、事情的正反，参悟与执迷，事事与非非，尽在眼前身后。这一切正应和了“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开朝洪武以来的文官制度，历二百年，早已由制度化为骨气，融到了文人的血液里。古怪、清贫而又铁骨铮铮海瑞不得不说是这种骨气的一个典范。一名文官即然为讪君直言可以不惜性命，那官印、荣华又岂能羁绊了骨气。这是一种执拗，也是一种单纯，但却缺少了些情趣。“他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也许固执的海瑞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
戚继光虽有些孤独，但终是生逢时、命合运的，外有倭寇之患，内有首辅之助。他虽然改变不了陈旧的体制，这是他“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最大地适应环境发挥他的军事天才了”。“戚继光的天才之处，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这也许就是戚继光止止堂的座右铭吧！“他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他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
李贽是一个矛盾体，矛盾得让人理不出头绪。“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李贽也走了这条路了，读了经史子集，做了官。可后来却辞了官，寄居于朋友家研究起了史学，要做学问家。这读书是目的呢？还是路径呢？怎么当路径走了一程，转而又变成目的了呢？既然把读书变成了目的，一介儒生，后来为什么又遁入空门，出家了呢？逃离了世俗的羁绊，又去研究世俗的经史，这倒底是出世了？还是入世了呢？李贽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追求个性与自由的孩子。他极度自我，却又没有自我，正如“自我只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他在狱中自裁气绝前写了王维的“七十老翁何所求”来解释他的死因，也是极为贴切的，不知求何所求？他不知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建设些什么，但他从他的阅历与思考中知道，为了得到自由与解放应当打破些什么，只是生命将息，力不从心，无所求了。
这就是万历十五年，自此以后，万历不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