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部党领导全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富强国家建设的历史的结晶之书，亦或者说是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合起来的历史的证明。读完了这个决议，大家的阅读感想怎么写呢?来看看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读书感悟，希望你有所收获。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您提交我的阅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的一些感想和体悟。虽然已经有三年的党龄了，但是时常会觉得自己思想觉悟还不够，还急需进一步提高。为此我一直在积极关注党中央的最新决策，并认真学习。在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曾多次提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感觉自己对决议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于是再次找出决议内容，并以思想汇报的形式呈献给党组织，希望党组织审查指导。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作出了官方的全面总结;对这一时期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特别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官方的基本评价。最近举行的全国两会上，改革问题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关注，为此我特意关注了《决议》中的改革问题，希望自己能够进一步的贯彻改革的精神。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坚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思想，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此改革成为了中国今后三十年的主基调，我们国家也开始了飞速发展的阶段。《决议》中这样提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认真听取各方面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整个国家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以及其他领域的改革，经济得到了长远的发展，各个方面都在不断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目前，我们的改革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提出： “我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过今年是改革年，理由有三个：消除经济运行中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巩固宏观调控成果，要靠改革;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靠改革;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构建和谐社会，也要靠改革。改革不是一年的事情，而是长期的任务。有些问题早改比晚改好，否则积重难返。对于今年的改革，主要有五项任务：第一，推进政府自身的建设与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第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快股份制改革。第三，推进金融改革。这是十分重要的任务，要下大力气。第四，推进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主要是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第五，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确切说，今年是改革攻坚年。”从的话中，我们能够看到：改革的压力依然很大，我们依然需要保持头脑的冷静，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我们国家太大，问题太多、太复杂，这就需要我们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坚定信心、永远奋斗。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贯彻执行改革任务，随时听候党组织的召唤，为我国的改革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它叙述了党在领导国家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不加掩饰地批评党在执政过程中犯下的巨大错误。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书中介绍了当时党的领导人们在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提出的种种决策、措施，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也是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挫折的根本原因。这不仅加强了我们对党和党的领导人的正确认识，还了解到国家发展的历史，激发了我们为国奉献的精神，日后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在这个《决议》里面，对于“”的叙写是最长的。这也是我感受最深的一面。完完全全的一场灾难，一场由人民最信任的人一手发起的灾难，虽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悲剧。但是在他产生错误观点，并且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之后，这场悲剧早已注定了。然后在这十年里，“_”、林彪集团搞风搞雨，迫害了无数的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中间还夹着个“知识分子”阶层。许多人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残酷的迫害，有些甚至死亡。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受到极大破坏，甚至停顿发展。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可以说，这完全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候，是国家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候之一。党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从“”那十年来看，毫无置疑。但是，就党的本质来看，是代表人民的，保护人民的。绝大多数党员是人民的子女，是为人民服务的。即使江青、林彪等人在那时候拥有巨大的权力，号令全党，也改不了这个本质。所以，我们在认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本质的区别：江青、林彪等人代表不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点在《决议》里面有清楚地说明。当然，《决议》并没有文过饰非，在肯定了那些遭受迫害的人们的清白之外，对“_”、林彪集团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一点儿都没有掩盖“家丑”的意思。除此，更重要的是对于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正确评价，明确地指出毛泽东发起“”的严重错误，在“”中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是要批评的。但是毛泽东的错误是在他错估发展形势，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路线，所下的决策所造成的。悲剧的是他还认为这是有利于党和国家发展的。虽然毛泽东在晚年犯下了如此巨大的错误，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但是他毕竟是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在国家初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我们要正确地认识毛泽东这一伟大领袖，不能把他与“_”、林彪之流混为一谈。党的绝大部分领导人在长时间艰苦斗争的过程中，终于掌握了主动权，在1976年粉碎了“_”，拨乱返正，使党终于回到正确的思想的领导下，国家再一次焕发了发展的生机。这是历史的伟大转折。
通过《决议》的叙写，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了那一段黑暗时期的历史，那些在那段历史时期的人们。历史是什么样的?那时候的人们的行动是怎样的?在《决议》都一一写了出来，该批判的批判，该赞扬的赞扬。因此，作为一个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具有诚信的，不愧是经过长时间证明，符合民心的政党。
作为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党，我认为，党在建国以后的历史，既有其伟大的一面，亦有其灰暗的一面。作为一个有执政基础的政党，有底气地承认在执政过程中犯下的错误，有知错能改的勇气，是能够赢得民心的。一个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最终还是要靠一个以民为本、务实的政党来执行的。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记住“以民为本，以民为重”这八个大字，不然，哪怕制度再优良，民众也不需要这个政党。
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四川广安人。
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转往苏联学习。1926年底动身回国，被派到西北部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1927年底至1929年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底和1930年初，同张云逸等在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 1931年到位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曾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红军报纸《红星》报主编和中共江西地方组织的领导工作。1933年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曾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了在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129师政治委员，同师长刘伯承共同领导创建了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卓有成效地开展了这些地区的抗日战争。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1947年同刘伯承一起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开始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在对解放战争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任总前委书记。他和刘伯承、陈毅等指挥人民解放军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并向华东、中南、西南各省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1956年至1963年，曾多次赴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进行谈判和斗争。 “”期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遭到公开批评和谴责。1969年至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的一个工厂从事体力劳动。1973年3月恢复副职务。1974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首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周恩来病重以后，他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并于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局势进行整顿，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受到迫害，1976年4月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同年8月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在同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性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在他主持和指导下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次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从1978年以来，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领导全党制定和实施新的发展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要坚定不移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四项保证：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犯罪活动;整顿党的组织和作风。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1982年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退出领导岗位。1992年春，他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根据谈话精神作出了"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