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法律——再读《西窗法雨》
文/白瑞
记得第一次看到《西窗法雨》这本书时，就觉得它只有薄薄的一百多页，感觉不那么厚重，且阅读起来，不像通常的法律书籍那样枯燥无味，而是通俗易懂。它通过案例或者法律现象向我们娓娓道来深藏其中的法律意义，这让我对它感兴趣，并愿意跟随作者的脚步来逐一探讨。
时隔数年，再读《西窗法雨》时，觉得感受较之前更多，但没有改变的是，读它，仍然有一种如沐春风，很舒适的感觉。书中经典的案例，精到的剖析，最能引起我对法律的深层思考，极具启发性。
对于学法的人来说，最大的无奈莫过于遇上一个法律与道德的单项选择题，无论选择了哪个，都是对心灵的背叛，要么背叛良知，要么背叛正义。这对于那些过于感性的人来说，在道德与法律的夹缝中生存，却不能游刃有余。然而，对大多数理性的人而言，学法的价值便在于寻求法律与道德的平衡。看完《苏格拉底的慎重》，我最先的情感是无法接受苏格拉底的选择。这种慎重是否在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这让我想到"米兰达警告"，明知法律存在实体不公，却要抛弃法律的个体正义去维护法律的程序正义。那么，身为法律人则更应该理智地去看问题，将道德与法律分开，否则将深陷在情与理的纠结中不能自拔。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句话在《法律的缺陷与人的智慧》这个故事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该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叫乔治的青年闯入皇家机场内游玩而被起诉的案例。当所有人都认为对乔治的起诉毫无转机时，乔治的律师却以"禁区里"和"禁区附近"不同这样的理由成功地钻了法律的空子。这场官司的胜利让人不得不承认法律本身的缺陷所导致的漏洞和潜在的危机，这就促使立法者必须具有更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说起人治和法治，不免想到古代中国。古代中国是人治为主、法治为辅。在古代，儒家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改造，成为文化主流，其"仁爱"的观念深入百姓心中，为统治者的人治提供合理的理由。而法治，只是在地方官判刑的时候引用一下，在统治者决策面前，毫无作用。人治不仅指依靠道德高尚的人以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还指对人们的`行为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指引。法治则不仅指依靠由不受人的感情支配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还指用一般性的规则指引人们的行为。倘若人治中所依靠的道德高尚的人不再高尚，不以道德感化而是以个人情感和利益来治理国家，国家岂不是要遭殃？但是人治有一定的优点，就是可以对人们的行为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指引。就如书中乔治的案例，遇到未曾遇过的情形，可以灵活处置，依据人的智慧随机应变，灵活处断，不像法治。但人治具有不确定性，历代亡朝的昏君不就是这样的吗？法治之所以被现代国家所使用，是因为法治比人治更可靠，即使法治有保守性、僵化性、限制性等缺点。
对于法律权利和自然权利，从通常的角度看，权利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或认定。那么法律又有什么权利去赋予我们权利呢？在西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天赋人权深入人心，许多西方人坚信，他们的某些权利是天生具有的，不论国家的法律是否承认，这些权利都是永恒的；国家制定法律权利只能是对人们原有的自然权利的肯定，而不是什么恩赐。当权利受到侵害，他们毫不犹豫地拿起法律武器反抗，不会认为这是一件多丢人的事情，只会认为侵犯我的权利，我自然会反抗，这是我的天性。但是没有经过法律承认的自然权利会不会被滥用呢？我认为法律是己方和他方的博弈，必然会有人滥用的。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我们只要一提起法律，就有一种神秘、威严、崇高的感觉。其实，法律与道德、习惯、宗教、纪律一样，都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举止。正是因为这些规范的存在，我们这个社会才会变得有条有理。正是因为法律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应该感谢法律带给我们的一切。
在人的漫长一生中，总会有相互对立的力量在起作用，正与邪、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人性的光辉与丑恶交织在一起，影响着每一个人。愿我们在法治的蓝天下健康成长，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钮楚君
刘星带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我们一起跟着刘星，看着窗外的雨滴滴答答落下。
在《西窗法雨》这本书里，我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到了不同的法与正义。
我将从四个自己印象深刻的问题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半法治”与“全法治”
法是中国古代法家的代表思想，其主张用严刑峻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和维护社会稳定，但多数情况下统治者自己不在法律约束范围内。
现在看来，法似乎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但并未完全脱离古代社会法的目的。在西方，近代以前，法律与统治者的关系和中国差不多，但到了近代以后，统治着也得受法律的约束，这便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作者说：“我们不必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一种‘全法治’而感到自卑，更不必因为有一种‘半法治’而感到自豪，但是真要好好想一想哪种更好”。
第二，政府旁边的法院
西方人一般相信，纠正以及防止政府犯错误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而“以权力制约权力”首先表现在法院存在于政府旁边。如果法院存在于政府之中，那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政府及其人员的“道德自律”了。
我们转换视角，来看一看中国法院与政府间的关系。
法院和检察院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国家机关，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法院和检察院是属于双重领导的国家机关，业务上是受上级院的领导或指导，而政治上是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在人事、财物上受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制约。法院的人事关系是由同级党委组织部管理，法院工作人员的工资档次由同级政府的人事局在负责管理；法院的财政也是由同级政府的财政局支付。
政府作为行政机关，没有干涉司法机关办案的权利，并且司法独立中也明确规定司法机关组织系统独立。司法独立必然要求司法部门与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在权限上分立，在机制上制衡。
但法院很多时候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都受到政府的干扰。甚至还要看政府的脸色。如何才能实现公正的审判呢？若通过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绝对隔离来实现，事实上这一点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
科学的思路是：法律赋予政府机关财权，政府机关在法定的职责内向法院拨付经费，但这不意味着政府机关据此就有了干预司法活动的权利。
同样的'道理是，法律赋予了政府机关人事权，并不意味着政府机关在进行人事管理时就有了干涉法院办案的权力。
但如何来保证这种权力正确的实施不逾线，这正是我们司法改革要不断去完善的东西，应尽量用立法的形式将财权和人事权的行使程序明晰化，确保政府机关不在背后使绊子等。
第三，天赋人权
我们的权利是哪里来的呢？
仅仅是法律授予我们的权利吗？
西方人却秉持着不同的观点。
他们认为，人们的某些权利是天生具有的，国家必须尊重某些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因为国家制定法律权利的权利本身也是自然权利的授权，而且国家制定法律权利只能是对人们原有的自然权利的肯定，而不是什么恩赐。
本人对此看法是比较赞同的，人们因为其本身拥有权利，所以才制定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第四，公法与私法
作者在这一章节中提到：“中国现在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种分法，或许真会有些益处”。
如果按照这种分法都会带来什么？是否利大于弊呢？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和探究。
刘星的这本《西窗法雨》从整体上来讲，篇幅短小，语言精炼，且从很多小事中映射出了大的道理，留下的问题和现象值得我们去深思，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