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征文了吧，好的征文一般具有句段文采飞扬的特点。写征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是整理的清廉家风故事征文优秀2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一个词，一句话，一个家里的故事，一段家庭的记忆，都是家风的载体。今天，板报小编跟大家分享：廉政家风故事。让我从这些人身上，汲取到传统家风映射出的正能量。
唐家正在副局长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年，论资历、论能力他早该扶正了，和他一起提拔的大多早已做了局长。一些朋友也劝他“跑一跑”，可他仅是笑呵呵地答应着，没有任何行动。这次调整干部，他凭借过硬的工作能力，终于被提拔为局长。
趁着星期天，两个月没回老家的唐家正决定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去一趟。为了表示孝心，他还特意买了一条软云烟和两瓶汾酒。
唐家正的老家在农村，是个离县城较远的小山村。唐家正每次回家，看着有些破旧但干净整洁的小院，都会有一股暖流从心底油然而生。长时间的分离，一家人见面格外亲热。唐家正看着父母脸上的笑容和他们还算健康的身子骨，感觉心安了好多。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妻子起身进了厨房，帮母亲做饭。儿子专心地看起了电视。光他们爷儿俩的时候，唐家正注意到父亲的神色渐渐地凝重起来，手里捻着他刚才递的香烟久久没有点燃。看到父亲这个样子，唐家正的心骤然紧张起来，他从小就怵父亲，这种心结一直延续到现在。父亲虽是一个农民，但身上与生俱来一种刚正之气。父亲的为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他刚正不阿的工作特性与父亲的这种秉性有很大关系。
过了一会儿，父亲开口说话了：“家正，你现在当局长了，按老话说是掌了印把子了。我和你妈都为你高兴，可今天爹要给你泼点冷水，咱可千万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啊！”
父亲的话让唐家正一头雾水，他本能地反问了一句：“爹，我怎么违法乱纪了？”
父亲举起手中的香烟，说：“你现在都抽上这么好的烟了？你一个月多少工资，抽得起这样的烟吗？要是公务应酬，那是工作需要，爹不反对。要是公私不分，那不是违法乱纪又是什么？你给我带的好烟好酒表示的是儿子对老子的一片心意。要是你自己花钱买的，爹接受。要是占公家便宜，爹还能心安理得地吃喝下去吗？还有，你在门口停放的小汽车，今天你回来看我和你妈，肯定不是办公务，这不是谋私又是什么？”
父亲的话像鞭子一样猛烈地抽打着唐家正的心，他对父亲说：“烟和酒是我买来孝敬您的。用单位的车不算什么，现在大家都这样……”
“人家行，你不行，这是家风！”没等他把话说完，父亲就打断了他的话，“别人怎么做爹管不了，可咱们老唐家这样做绝对不行！咱们老唐家祖祖辈辈靠勤俭过日子，对别人宽，对自己严，识大体，讲正理，从没出过一个让人戳脊梁骨的子弟。咱家虽没出过什么大官，可活得本分、实在。你爹我在村上管了一辈子事，别的没落下就落了个好名声……”
在回县城的路上，唐家正的脑海里不时地浮现着父亲那语重心长的教诲：“公与私是相对的，根本没法兼顾，要讲公就不能为私，要谋私就肯定要损公。你是掌印把子的人，大家都在看着你，你只有不贪不占，处事公道，大家才会尊重你，你说话才管用……我和你妈都老了，没有什么大的期盼，就盼着你们平平安安，希望你把咱们老唐家的良好家风传下去……”
想着想着，唐家正的心渐渐敞亮起来，前面的路也变得宽阔平坦了许多，他的目光更加坚定了……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1918年11月7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
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生活本身的教育”。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