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大家都知道一些经典的诗句吧，诗句是高度凝练的语句，集中地反映着社会生活。你知道什么样的`诗句才能称之为经典吗？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本页是人美心善的小编有缘人帮大家收集整理的7篇杜甫的诗的相关文章，欢迎借鉴，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尊敬的'各位**、各位老师和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能站在这个领奖台上，接受大家对我的祝贺，心情十分激动，倍感荣幸，同时感到惴惴不安。我深知：在我们这个集体中，还有许多同事比我更加优秀，他们才是我真正的老师和学习的榜样。今天的荣誉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如果把荣誉看做是一种幸福，我愿与大家共同分享，因为荣誉本应属于大家；如果把荣誉看做是一种责任，我愿担当前行，不负众望。
2007年6月，我从湖南工业大学毕业后，应聘到装饰工程系担任室内设计专业教师，从此与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自从来到学院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大家庭，工贸就像磁铁般深深
吸引了我，成了我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学院的5年多时间里，我担任过职95班班**和**13班副班**，现任职103班班**，2009年初，因学院新校区开工在即，指挥部任务繁重，学院安排我进入指挥部担任后勤一级管理员，主要负责与相关单位对接及文档收集、整理工作。这项工作繁重而琐碎，刚开始还有点不知所措，好在有郭院、皮*和其他同事的悉心帮助和关爱，我迅速地进入了角色，并熟悉了岗位职责，开始了在指挥部艰苦而繁忙的生活。
因为工作性质，常常需要处理一些紧急事务，加班加点则是家常便饭。去年10月，我们接市房产局紧急通知，要求学院将公租房项目，按照申报资料清单、资金使用情况及入住人员名单的顺序装订成册，以备市级部门及**的检查。面临三天之内要将数十本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装订成册，这几乎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一想到，学院千辛万苦争取来的数百万项目资金可能就因为这最后一项工作没
有做好而可能打了水漂，我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那几天，我每天都加班到**1、2点，总算在规定时间内将所有资料整理完毕装订成册，望着这一本本整理好的资料，心中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大海不择细流，固能成其深；泰山不让寸土，固能就其高。今天能站在这里发言，我很清楚并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只是自己把对学院的爱，对工作的敬畏牢记心中，把每天要面对的普通而真实的小事做好。我坚信，只要我们能日复一日的坚持将这些简单而普通的小事做好，我们都能取得好的成绩。
这些年来，是大家接纳我，包容我，关心我，帮助我，使我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借此机会，我要衷心地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关心，感谢大家的帮助！我一定把大家的关心关怀，化作感恩工贸、热爱工贸、奉献工贸的力量，爱岗敬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吉祥，合家幸福，祝愿咱们的工贸大家庭越来越美好！
2、杜甫（公元712—公元770），原籍湖北襄阳，后徙河南巩县。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唐代著名诗人，世称“诗圣”，生活在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时期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
3、原籍湖北襄阳，出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世人由此称杜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杜工部。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500多首，诗艺精湛。
4、公元712年出生于河南巩县。746年赴京应试，落第后旅居长安京兆（长安）杜陵。杜陵在长安城东南，古为杜伯国，汉宣帝在此筑陵，才改名杜陵，在杜陵东南十余里有小陵，称少陵，为汉许皇后葬处。杜甫在诗中常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因此后人亦称杜甫为杜少陵，杜甫草堂就又被称为少陵草堂。
5、因避“安史之乱”流亡入蜀，在这里筑茅屋而居，前后住了四年，并写诗240余首，包括《蜀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三吏”“三别”等名篇。765年携家经水路出蜀。后飘泊于荆、湘，以舟为家，770年病逝于湘江舟中，卒年59岁。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之。
一、杜诗摆忠孝为局面
王夫之评杜诗《漫成》时说：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名腔毅；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17处。历史对杜甫的人品、心术都捧之甚高，此前也几无异议。人品、心术、学问、器量是文人处世治学之根本，王夫之对此之否定，是对杜甫最根本、最彻底的否定。王夫之认为，杜甫有的诗句或以名理装腔，或以忠孝设局，这是杜诗的大败笔。没有真情谈不上好诗，此前的一切高论也因此不成立。所以王夫之的观点可谓振聋发馈，极富挑战性，对此前的一切赞美来说可谓釜底抽薪。王夫之主张知行合一，强调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所谓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这本身是正确的，但断定杜甫忠孝是设局摆门面，这就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杜甫经历了唐代由盛人衰，在体味过繁华之后，看着饱受战乱迫害、流离失所的黎民百姓，在其诗作中充分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思。王夫之和杜甫都经历过战乱年代，他们理应有共同话语或者说相似的感受，但王夫之对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却颇有微词。他认为杜甫并不是发自内心忧国忧民，杜甫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没有挺身而出，为国效力，只是在诗中哭诉国家生灵涂炭、满目疮疾和自己的艰辛，由此他进一步质疑杜甫的思想。他说：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于血勇。丈夫向白刃临头时且须如此，何况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此外，王夫之在评《诗经竹竿》时借题发挥：《书》曰：若德裕乃身。裕者，忧乐之度也。是故杜甫之忧国，忧之以眉，吾不知其果忧否也。
王夫之对杜诗的评价显然有不足之处，但需要思考的是，王夫之为什么对杜甫作如此评价？我们认为，他之所以如此评价杜诗，与其对明代诗学的反思有关。王夫之遵从儒家的诗教观，他认为诗歌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诗歌应以委婉含蓄之笔来寄于讽谏之意。他评李白《远别离》就指出：工部讥时语开日便见，供奉则不然。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也。工部缓，供奉深。而晚明诗歌更是在杜诗毛病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放纵情感，过于直白地表达个人的私情、私欲。王夫之不满明代人盲目模拟古人，对杜甫加以不虞之誉，王夫之则与他们唱反调，偏说这些诗是门面摊子句。明代人推崇杜甫，以杜诗为宗，王夫之要批判明代诗学自然要从挑剔杜甫的毛病开始，这无疑能起到釜底抽薪、断水塞源的功效。王夫之对杜甫的指责是在对明代诗学反思中产生的，王夫之意在指出，明代诗学误把杜诗的不足当优。他说：俗子或喜其近情，便依仿之，一倍惹厌。大都读杜诗学杜者皆有此病。是以学究、幕客案头，胸中皆有杜诗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馒头撒子也。明代袁宏道的《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就指出当时学杜存在的病症：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王夫之所说，大意也同，其目的不在于说杜甫，而在于说学杜之人，意在抽掉学杜之人的立论根本。
二、杜甫开启了俗诗的大门
王夫之评明代顾开雍《游天台歌》时借题发挥道：青莲、少陵，是古今雅俗之一大分界也。假青莲以人古，如乘云气，渐与天亲；循少陵以人俗，如瞿塘放舟，顷刻百里，欲挨棺维墙更不得也。李、杜比较论自唐代就有，但从雅、俗角度区分李、杜者，且将其当作雅俗古今分界线的，王夫之当属第一人。其用意在于，杜甫是后世众俗之源，学杜就是学俗，是没有出路的。王夫之把杜甫放在诗歌史上，多处指出杜诗开启了诗歌走下坡路的征程。如借评杨基《客中寒食有感》云：诗降而杜，杜降而夔府以后诗，又降而有学杜者，学杜者降而为孟载一流。这里涉及如何评价杜诗艺术的问题。
王夫之对杜甫诗歌多有贬斥之辞，认为许多诗过于直露。如：杜陵败笔有李填死岐阳，来填赐自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种诗，为宋人谩骂之祖，定是风雅一厄。又如：《新婚别》尽有可删者，如结发为妻子二句，君行虽不远二句，形势反苍黄四句，皆可删者也。《垂老别》忆昔少壮日二句，亦以节去为佳。言有余则气不足，《裕高》《韩奕》且以为周《雅》之衰，况《彭衙行》、《奉先咏怀》之益趋而下者耶！王夫之认为，三别中有许多诗句可删，因为言有余，即说得太尽太白，毫无含蓄蕴藉可言，在评汤显祖《南旺分泉》时发挥道：此法至杜而裂，至学杜者而荡尽。
前人惯用诗史来称杜诗，王夫之认为这是定罚而非赏。他说：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此《上山采靡芜》一诗所以妙夺天工也。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又说：子美以得诗史之誉，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日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久矣。王夫之反对杜甫诗史称号是因为他认为史和诗属于不同的文体，就像眼睛和嘴巴是不可相互取代一样，诗和史不可混淆，把杜诗称为诗史是定罚而非赏。
王夫之评杜甫《登岳阳楼》亲朋一联是情中景，但他认为：此诗之佳亦止此。必推高之以为大家，为元气，为雄浑壮健，皆不知诗者以耳食不以舌食之论。耳食即道听途说，舌食即要亲自品味。王夫之认为，《登岳阳楼》有佳处不少，但不宜抬得太高，前人推之为大家之作是人云亦云，不是切身体悟的结果。王夫之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观点。王夫之认为：杜于排律极为漫烂，使才使气，大损神理；庸目所惊，正以是为杜至处。解人正知其无难。指出杜甫排律的毛病是使才使气，而诗学眼光平庸的人却认为杜诗至处。
三、杜诗不必学
王夫之在评明人郑善夫的《即事》时说：善学杜者，正当学杜之所学。王夫之反对专门学习某家某派，反对立门庭：才立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立门庭者必短钉建立门庭，已绝望风雅。所以他对后人专以学杜为责尤为反感，对明人学杜更是多有批评。王夫之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认为杜诗不必学；二是后人要学杜之所学。
唐代以后杜甫被尊崇为诗圣，尤其是在明代，前后才子提倡复古，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杜甫尤为推崇。他们认为杜甫的诗歌有规矩可循，在其带领下人们竞相学杜。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分析与了解杜诗的精髓，而是随便从杜诗中抓一点东西就说是学杜，并以此为荣。他们学杜只拘泥于死法，生硬地学习杜甫的诗歌创作之法，不懂得学其神韵，灵活创作。王夫之反对这种把诗歌推向模拟蹈袭死路的复古诗风，对他们学杜也加以深刻批判。王夫之说：一部杜诗，为刘会孟湮塞者十之五，为《千家注》沉埋者十之七，为谢叠山、虞伯生汗蔑更无一字矣。批评刘辰翁、谢杭得、虞集等人对杜诗胡猜乱度。
王夫之认为诗贵在含蓄蕴藉，藏锋不露，而杜甫的一些诗句多为直白语，缺乏诗的风情韵味。那些盲目学杜的人一味圣化杜甫而将其诗歌中的不足也当作优点学习。王夫之评《漫成》:杜诗情事朴率者，唯此自有风味；过是则有鹅鸭宜长数、计拙无衣食、老翁难早出一流语，先已自堕尘土，非但学之者拙，似之者死也。学杜之人若盲目学此俗白无诗味的写法，真是学之者拙，似之者死，无疑会导致竞学杜而不复有杜的悲惨局面。
首先想到的是，杜甫和编选者关系，这是从编者审美兴趣的角度切入的。《河岳英灵集》编选者是殷[，他的工作自然可以归入私人行为。杜甫的诗歌不被选入，可能和编选者的编选目的、所收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不符。这一猜测在逻辑上最为合理，也最易为人们接受。但问题在于，已选的二十四位诗人作品的内容和风格是否排斥杜诗？显然不是，也不可能。这二十四位在成就上基本上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其面貌和作品风格是多元的，显示出《河岳英灵集》编选者的高远见识和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在风格、创作倾向方面寻找原因，更不靠谱。这有同于校勘学中的理校，不得已方可用之，而且结论不是唯一的。还有，因为二十四位诗人不可能有共同的风格和创作倾向，而和杜甫诗风、取向毫不相干。
主观的想象和推测无补于事情真相的揭示。有材料显示这与殷[所处地域有关，换句话说，这与杜甫诗歌的传播相关。大历年间，樊晃（曾为润州刺史）曾经集杜甫二百九十首诗为《杜甫小集》，他在《杜工部小集序》中，简略地叙述了杜甫的基本生平，并且提到，杜甫有文集六十卷，在江汉之南一带流传，“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樊晃的话很清楚地说了当时杜甫诗在润州，也就是江南一带的流传情况。而《河岳英灵集》编撰者殷[正是丹阳（润州）人，他为条件所限，不可能全面占有杜甫诗歌材料，所见杜诗只是当年流传于江左的游戏之作，不合其“风律兼备”的标准，只能阙而不录。因此杜诗失去了一次与《河岳英灵集》结缘的机会。这是今天在研究杜诗在当代传播、研究《河岳英灵集》作家群时，深深感到遗憾的事。
杜甫在他生活的当时，其诗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即使在政治中心长安奔走十年也未寻找到好的政治出路，其日子颇为艰辛，一言难尽。据他自己说：“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也就是说，自己贫困潦倒，饥饿的时候就去睡觉，不去麻烦别人，衣服破了就破了，也不去缝补了。像自己这样一个腐儒穷愁饿死，早晚去为我通报死讯吧。可见，杜甫在当时诗名未显。可以说，困守长安十年，他不是为了写诗，而是为了政治前途。
值得注意的是，从《饮中八仙歌》也可以侧面了解到杜甫在长安时的心理状态。《饮中八仙歌》诗中描写了八个酒仙。第一个是贺知章。他在唐代名声很大，官做到秘书监，性情豪放，晚年行为放旷不拘检，自号“四明狂客”。据说李白在长安拜见他，他很高兴，“解金龟换酒为乐”。诗中说他喝多了酒，骑在马上摇摇晃晃犹如乘船，醉眼昏花，跌入井中，甚至在井里睡着了。描写虽有夸张，估计离事实不远。第二个是李Q。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很受宠幸。所以他敢饮酒三斗去朝拜天子，也只有他贪酒才敢想改换封地到酒泉。第三个是李适之。他在天宝元年为左丞相，天宝五载被李林甫排挤罢去相位，在家与亲友会饮，并赋诗一首：“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杜甫“衔杯乐圣称避贤”就是化用其诗。接下来是崔宗之。他是吏部尚书崔日用之子，一位潇洒美少年，端起酒杯，白眼望天，有如玉树临风。第五个是苏晋，他一方面嗜酒，一方面斋戒坐禅，但在酒面前，他经不住诱惑：“醉中往往爱逃禅。”第六个是李白，这是诗中重点写到的人物，用了四句来刻画。一是因为李白天宝初入长安，名声很大，后玄宗“赐金”让其“还山”，杜甫对李白印象最深，并将李白被逐美化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二是杜甫是诗人，对李白心存敬仰，故诗中盛赞：“李白斗酒诗百篇。”第七个是张旭。他以书法名世，故突出其醉书，他三杯入口后，便会脱帽露顶、乘兴挥毫。第八个是焦遂。他以雄辩称，乘着酒兴，思如泉涌，妙语连珠，惊动四座。
尊敬的杨*、各位**、各位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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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属于过去，挑战就在眼前。今后，我公司将以荣誉作为新的起点，继续顽强拼搏、不断努力，争取再创佳绩。我公司的水稻产业化进一步做大做强，还需要各级*委、*和农业、科技等部门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海纳必将更加坚定地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辐射作用，带动更多的农户走上依靠科技种粮致富的道路！
谢谢大家！
关键词：杜甫诗歌，《河岳英灵集》，客观原因，主观原因，诗学理论的矛盾
《河岳英灵集》被公认为是盛唐时期最优秀的诗歌选本，作者殷璠遴选了盛唐时期二十四位代表性的诗人，几乎囊括了盛唐诗学界精英，唯独“诗圣”杜甫，虽诗名显赫，却未被录取，历代研究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河岳英灵集》为何不收杜诗，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客观原因，杜甫在《河岳英灵集》的选录时间内尚无名气，几乎没有佳作问世；另外，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短时间内杜甫诗作的传播范围有限，偏居丹阳的殷璠无法接触到杜甫的诗歌。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主观原因，杜甫的诗歌风格与《河岳英灵集》的选录标准大相径庭，选本选录诗歌风格与杜甫诗歌风格迥异。
持第一种观点的诸多学者认为杜甫的诗歌未入选《河岳英灵集》的原因是客观的，如明代胡应麟在《诗薮·外编》中阐述了对此的看法：“《河岳英灵》不拾杜遗，《间气》、《极玄》兼遗供奉，宋人未必有意，非也。《英灵》集于天宝，杜诗或为盛行。”[①]【164】李珍华与傅璇琮的《河岳英灵集研究》是近代研究《河岳英灵集》最权威的本子，认为是受客观条件的制约才造成了杜诗未入选的遗憾：“一是由于杜甫刚入诗坛不久，二是由于当时交通条件，使僻居丹阳的殷璠，不能及时得到困居长安的杜甫的诗歌创作。”[②][p31]
诗人杜甫生活在公元712年至公元770年，殷璠《河岳英灵集》所收录诗歌的时间段主观原因，一般认为是公元714年到公元753年，两个时间段有重叠。但是杜甫是大器晚成的诗人，直至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后才创作出大量的优秀诗篇，杜甫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出现在《河岳英灵集》的选录终止时间以后。从杜甫][的创作年表来看，他的创作在天宝十年（751）年左右发生了深刻变化，写出《兵车行》（751）、《丽人行》（753）等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可见杜甫的优秀诗歌是从天宝十年（751）开始的，是《河岳英灵集》收录诗歌终止时间的前两年，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是这一客观原因造成了《河岳英灵集》不收杜诗的遗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杜甫几乎同时期的诗人岑参（715—770），《河岳英灵集》却收录了其7首诗，其中《终南双峰草堂作》一首，写于天宝十载由安西归后隐居终南之两三年内[③][p202]，另一首《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归高冠东潭石淙秦岭微雨作遗友人》也是诗人归隐以后的作品，《观钓翁》与《戎葵花歌》创作于天宝十二载之前。[④][p207-p209]这些诗歌与杜甫的上述佳作的创作时间几乎相同。另外杜甫优秀诗篇的创作虽略早于《河岳英灵集》收录诗歌的终止时间，但《河岳英灵集》的收录终止时间并非编者殷璠接触诗歌的最终时间，殷璠是在天宝十二载（753）后的若干年才编录此书的，例如《河岳英灵集》收录的高适的诗歌《见薛大臂鹰作》，作于至德二载（757）[⑤][p187]，因此殷璠编录此书的时可以推后，那时的杜甫的诗歌创作可能已经佳作频出，因而无法据此肯定地判断殷璠没有收录杜诗是由于时间上的客观原因所致。
杜诗未被收录的另一客观原因是盛唐时期诗坛尚未认同杜甫当时的创作，也是许多学者所说的殷璠在编选《河岳英灵集》时杜甫未蜚声诗坛期刊网。杜诗在当时直至晚唐都不被社会理解和提倡，这点可以解释，唐人选唐诗现存的十三个本子中除晚唐《又玄集》收录了杜甫七首诗歌之外，其他本子均未收录杜诗。《河岳英灵集》反映了盛唐时期诗歌的整体风貌，既然杜诗与唐代整体创作风貌相冲突，那么《河岳英灵集》不收录杜诗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如前所述，杜甫早年过着游历的浪漫生活，与其他著名诗人交往唱和，曾先后结识高适、李白、王维、岑参等，但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鲜有对杜甫的评价，这说明杜诗在此时没有受到推崇。杜甫在盛唐时期甚至在中唐时期都未得到应有的名誉和地位，直到死后四十年，杜诗才受到韩愈、元稹等人的大力揄扬，由此说明杜诗是在杜甫死后多年才得到认可，他在天宝十载左右写的诗篇也是在他死后才得到应有的评价和推崇的，可见胡应麟、李珍华、傅璇琮等学者的说法似乎也是可以成立的。至于李珍华、傅璇琮所说的交通不便，僻居丹阳的殷璠未能接触困居长安的杜甫的诗歌，这种观点似乎有些牵强。长安是唐朝最繁荣的城市，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殷璠虽生平事迹不详，但也做过官，应该对长安有所关注。其次在《河岳英灵集》收录的二十四位诗人中多有仕途不顺，历经坎坷者。他们游历边关，不少为边塞诗人，如高适、岑参；或被贬官、隐居在僻静之地，信息闭塞主观原因，如岑参就隐居在终南山，但他们的诗作都有收录，可见李珍华和傅璇琮先生的这一说法很难成立。
综上所述，可见杜诗未被殷璠收录很可能不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实际上，《河岳英灵集》编录的终止时间（757）前，杜甫具有影响力的诗作已经开始出现。杜甫的生活年段与《河岳英灵集》的收录年段有三十九年的重叠，杜甫虽大器晚成，但早有诗名，早期也有佳作问世，在当时殷璠没有接触到杜诗的可能性非常小。
如此看来，《河岳英灵集》未选录杜诗的原因极有可能是主观的。杜甫的诗歌风格与殷璠的选录标准相悖，也就是与整个盛唐时期的诗坛创作倾向相悖。通过对杜甫诗歌风格与《河岳英灵集》选录标准之间的比较，可以大致解析殷璠为何不收录杜诗。
殷璠在《集论》中说“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太康不逮。”[⑥][p4]殷璠提倡“建安风骨”，是诗歌的一种俊爽刚健的风格；声律方面则汲取南朝诗人的研究成果。殷璠名为“文质半取”，实则重质轻文，他注重诗歌的内容表达，胡震亨道“殷璠酷以声病拘，独取风骨。”[⑦]【p322】罗根泽也同样认为“殷璠选诗虽‘文质半取’，然实鄙薄声律。谓‘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的诗歌，‘虽满箧笥，将何用之’，可见，他虽然“不轻视诗之美，但尤重视诗之用；固不轻视诗的艺术价值，但尤重视诗的人生价值。”[⑧][p59]殷璠选诗首推“风骨”。
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的是律诗，其诗炼字精到、对仗工整，格律的存在限制了诗歌风骨的体现。元稹说“律切则骨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⑨]杜甫诗歌多顾声律，少风骨。杜甫创作的古体诗歌不多，这说明杜甫的诗歌整体在内容上不属于“风骨”类的诗歌，杨胜宽据此认为《河岳英灵集》不录杜诗的原因是：《河岳英灵集》收录诗歌多为古体诗歌，尤重五古[⑩]。但是杜甫这段时间的古体诗歌不少，《丽人行》、《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其次《河岳英灵集》收录的孟浩然的诗歌则以五律居多。可见简单的以此作为原因来进行分析是不充分的期刊网。
天宝十载，诗人开始了大量的写实主义诗歌的创作，这些诗歌初具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内容上贴近写实，形式上格律严谨，感情上，平实淡雅。这与盛唐蒸蒸日上的社会气象大相径庭，闻一多先生也曾说过“奇怪的是盛唐诗几种诗歌选本没有一本选过杜甫的诗，可见他的作风在当时就跟《箧中集》相近主观原因，只因那只是太平时代，这种社会描写不太被人重视。如果杜甫不长于各种诗体的话，他的诗很有可能被淹没”[11]。这才可能是杜诗未被录取的深层原因之一。
殷璠的选录标准在《序论》和集论以及具体诗评中有明确的体现：重“风骨”，同时重“兴象”，殷璠追求“新”、“奇”、“僻”的诗境。杜甫的诗歌属于现实主义诗歌，在新意上很难有所作为，其诗刻画入微，他的诗歌就像是“叙事诗”、“诗史”。他的诗歌与殷璠的喜好也颇不同道。殷璠注重诗人内在的气质，推重人品，杜甫在困居长安十年的时候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这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李白相比，可能不被殷璠所接受。
杜甫的诗歌创作走出了诗人对自己和内心的关注，开始关注社会、人生，用叙事性的语言为我们描写了一个诗人关注的世界。但是盛唐时期的繁荣发展，诗人内心的强大以及文人的秉性，使得诗歌创作的主流是关注并抒发内心，殷璠所提倡的“风骨”，也是强调诗人内在的一种骨气，所倡“兴象”是指诗歌内容的有现实的根据，并且有诗人强烈的主观感受。“神来、气来、情来”也是强调诗人创作时的状态。不难得出，殷璠的诗学理论处处是围绕着诗人的内心的，这与殷璠的个人生活经历和遭遇有关，殷璠的这种理论又符合了盛唐的主流观点。由此可见，杜甫未入选《河岳英灵集》的原因更主要是因为与《河岳英灵集》诗学理论的矛盾。
参考文献：
[①]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②]李珍华、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2.
[③]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M]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 ，2006.
[④]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M] 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1995.
[⑤]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M] 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2006.
[⑥]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M] 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2006.
[⑦]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⑧]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⑩][⑩]杨胜宽。从<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说到殷璠的选诗标准〔J〕.《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一期。
1、杜甫被后世称为诗圣，即诗中圣人的意思，杜甫诗我国唐朝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样也是一位对后世古典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影响的爱国诗人。
2、杜甫（712年2月12日 ～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唐代著名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出生于河南巩县，原籍湖北襄阳。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3、杜甫少年时代曾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三十五岁以后，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官场不得志，亲眼目睹了唐朝上层社会的奢靡与社会危机。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先后辗转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杜甫创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别”等名作。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4、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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