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都看到过许多经典的诗句吧，诗句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什么样的诗句才经典呢？这里是整理的白居易诗歌（精选句子优秀9篇，您的肯定与分享是对小编最大的鼓励。
正如艺术的核心本质是审美一样，艺术的核心功能也应该是审美，音乐艺术也不例外。当白居易以艺术家的身份面对音乐时，他的注意力就集中到音乐的审美功能上了。其“音乐诗”表现了诗人对音乐的审美功能的认识，这种认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音乐具有移情作用。所谓移情，就是将外在的物象世界置换为琴乐里的精神世界。简言之，就是在音乐的创造过程中，运用联想和想像的手法，塑造一个鲜明的音乐形象，使意境更加深远，使音乐获得更感人的力量。关于音乐的移情作用，早在《乐府古题要解》中就曾以伯牙学琴于成连的经过来说明。白居易的很多音乐诗都涉及了音乐的移情作用，如“猿苦啼嫌月，莺娇语呢风。移愁来手底，送恨入弦中。”（《筝》）“弦”作为一件乐器的一部分，本来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体，只是因为将“愁”移入手底，然后把“恨”送入弦中，才使得原本毫无情义的“弦”，演奏出了肝肠寸断的音乐，这是因为人的情感已经移到了音乐中。再如：“第一第二弦索索，秋风拂松疏韵落。第三第四弦泠泠，夜鹤忆子笼中鸣。第五弦声最掩抑，陇水冻咽流不得。五弦并奏君试听，凄凄切切覆铮铮。铁击珊瑚一两曲，水写玉盘千万声。”（《五弦弹》）每一根弦都各自表达不同的意象，五根弦合奏又体现出另一番意境。白居易在《和思旧乐》中对“音乐的移情作用”作了详细地阐述：“我为此山鸟，本不因人生。人心自怀土，想作思归鸣。……峡猿亦无意，陇水覆何情。为入愁人耳，皆为断肠声。”在白居易看来，山鸟、峡猿、陇水都本无情义，都只因为人将自己的情感移入到声音中，它才具有了巨大的感人心魄的威力。
第二，音乐具有联想作用。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相比，音乐虽然具有长于抒情的优点，但并不长于叙事。不过，这并不是否定音乐具有联想作用。白居易的音乐诗就充分地利用音乐的联想作用，来表现诗人对音乐内涵的把握，以及诗人从音乐中得到的美的享受。通过白居易的诗，我们似乎可以还有当时的场景，甚至“听到”音乐。诗人往往借助一连串客观物体的音响作比喻，既通俗易懂，又绘声绘色。一方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另一方面把曲调的高低起伏、强弱、快慢、抑扬顿挫、断续停顿的变化，都恰到好处的描绘出来，使听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音乐世界，陶醉于音乐美感之中。在《小童薛阳陶吹筚篥歌》中，“翕然声作疑管裂，诎然声尽疑刀截。有时婉软无筋骨，有时顿挫生棱节。急声圆转促不断，轹轹辚辚似珠贯。缓声展引长有条，有条直直如笔描。下声乍坠石沉重，高声忽举云飘萧。”这里仍然以对比为主，声音抑扬顿挫，如管裂，像刀截；有时柔软到筋骨尽无，有时又如竹子一般棱节分明；声快而音色圆润，犹如珠串，声缓而悠远绵长，犹如笔描；低音同石头坠 地一般有力，高音如当空皓月一般明亮。但是，马克思说过：“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了意义。”诗人具有的高超鉴赏能力，加之通过积极的联想，才使音乐在诗人的笔下变得生动。
第三，音乐具有怡情作用。这种怡情作用更多地表现在古琴音乐中白居易认为音乐具有怡情作用，从他的音乐诗中及其音乐生活的实际态度来看，白居易更多地把音乐的怡情作用置于古琴音乐中。上文已指出古琴在其生活中所占份量之重，白居易在描写古琴音乐时，更多地从古琴音乐的审美特征出发。他认为古琴音乐具有中正平和、含蓄淡雅的审美特点。他的音乐诗写到古琴时往往都是这样的句子：“古琴无俗韵，”“琴格高低心自知，”“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音。”对古琴音乐的怡情功能予以充分地肯定。古琴自魏晋起就成为文人修身养性的工具。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白居易也同样，喜爱借古琴抒发自身的情感。“闻君古《渌水》，使我心和平。欲识慢流意，为听疏汛声。西窗竹荫下，竟日有余情。”（《听弹古渌水》）诗人认为，古琴能使人“心和平”，心灵受到陶冶和净化，有时还能达到“尘机闻即空”、“万事离心中”（《好听琴》）的至高境界。白居易对古琴音乐的怡情作用的认识，和古琴及古琴音乐自身的发展有关。这一点在上文关于“古琴与琵琶的文化象征性不同”这一段中已详细解说。通过以上的分析与探讨可以看出，白居易对音乐的审美功能认识是很全面的，他认为所有的音乐都具有移情、联想的作用，通过移情和联想，诗人能够深切的体会音乐作品所表 达的内容，并将自身的情感及所想融合其中，使音乐能够最大限度地感染自己。但对于音乐的怡情作用，诗人将其主要限制在古琴音乐中，这表现了作为文人的白居易对古琴音乐的偏爱，同时这也与古琴自身的内涵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对白居易音乐诗的分析过程中，我通过发现诗人对琵琶类音乐诗与古琴音乐诗的不同态度，了解到琵琶类音乐诗体现的是诗人对音乐的爱好，而与古琴音乐诗则反映了白居易对文人琴思想的追求。再进一步分析古琴与琵琶的文化象征意义、诗人的政治经历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后，我对诗人的音乐美学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首先，诗人认为音乐具有教化作用，音乐是政治的体现，音乐反映政治并对政治起调节作用；其次，诗人在音乐的审美过程中充分肯定音乐的移情作用和联系作用；最后对于古琴音乐，诗人承袭古代文人琴思想，把琴看做修身养性的象征，比起琴乐，更重视琴的内涵。
关键词： 白居易 舟船意象 水上行旅 娱乐 虚舟
白居易是中唐士人的典型代表之一，亦是成就中唐诗歌的著名诗人之一。白居易的诗歌中有不少都写到了舟船，仅诗题当中，就有《小舫》、《重题小舫赠周从事兼戏微之》、《舟中夜坐》、《感苏州旧舫》等。舟船意象是较为常见又重要的一种诗歌意象，相比之前或同时代的诗人，白居易诗歌中的舟船意象在反映生活内容上，以行旅和娱乐为主要特色；在透显的精神内涵上，则以对虚舟的书写更见作者的思想特质。
一、水上行旅：舟船江行的真切体验
水路交通是唐代沟通南北运输的重要方式。白居易早年曾居南方，入仕后曾贬江州、任忠州，之后在长安、杭州、苏州、洛阳等地辗转，以上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的一生都和舟船打交道，其不少诗篇恰恰写到了大量有关水上行旅的内容。
白居易自江州调任忠州，水路经由三峡，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瞿唐呀直泻，滟屹中峙。未夜黑岩昏，无风白浪起。大石如刀剑，小石如牙齿。一步不可行，况千三百里……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1]（《初入峡有感》）水行之险，白居易从山高水深、峡窄速行、礁石遍布、路途长远等方面做了形象描绘。“常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的白居易，正是在“吾生系于此”的情境下，寄希望于“楫师”、“完舟”，从而凸显了水上行旅中舟船的重要性。与多数被贬官员一样，白居易在赴江州贬所的途中难免出现一些低沉情绪：“江云暗悠悠，江风冷修修。夜雨滴船背，夜浪打船头。船中有病客，左降向江州。”[2]（《舟中雨夜》）白居易集子当中有不少诗题都有“舟中”的字样，这些“舟中”，除了表现舟船娱乐外，多是白居易记录有关水上行旅的内容。诗歌中写到拖家带口乘舟船水上行旅的，据所见范围，杜甫是第一人，但杜甫的这种情形在诗中表现得并不算直接、突出；相比而言，白居易在其诗中就显得更显豁：“帆影日渐高，闲眠犹未起。起问鼓人，已行三十里。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饱食起婆娑，盥漱秋江水。平生沧浪意，一旦来游此。何况不失家，舟中载妻子。”[3]（《舟行》）相比杜甫全家漂泊的衣食无着，白居易在船上睡足、吃好，算是很舒适惬意。
总的来说，诗歌中涉及舟船意象的篇目，在表现水上行旅时，常常突出其中的旅途奔波、辛劳及水上的凄清、个人的思乡怀人等。这方面内容在白居易不少诗中有所体现。需要说明的是，白诗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篇目展示了水上行旅途中诗人在舟船上更细致的、较为生活化的场景，诸如食宿等，并透露出满足、舒坦的意思。同杜甫一样，白居易的一些水上行旅诗特别强调“舟中”，仅出现在诗题上的就有《初下汉江舟中作寄两省给舍》、《舟中李山人访宿》、《舟中雨夜》、《舟中读元九诗》、《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舟船在水上行旅中的位置并透露出了舟船在诗人心中的分量。他对舟船的这种“眷顾”，是其舟船娱乐活动的重要基础。
二、舟船娱乐：适心悦情的重要方面
水域是区别于陆地的又一处广阔的生存空间，而舟船则是这一生存空间中人类意志的主要实现载体。在水中船上，人们可以进行打鱼、客货运输、水战、娱乐等活动，舟船娱乐即是白居易诗歌中舟船意象在表现内容上的一大特色。
无需否认，推崇杜甫的白居易像杜诗那样在《大水》、《海漫漫》、《盐商妇》、《隋提柳》等诗篇中涉及舟船的地方反映了底层民生、君国兴亡，但这些诗歌的数量并不多，不是白诗舟船意象的主要部分。以《琵琶引》为契机带来的重大转向，更值得注意。《琵琶引》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当时白居易正贬居江州。从该诗中我们可以察觉到，此诗和序文中舟船类词语出现了多达7次：“闻舟船中夜弹琵琶者”、“主人下马客在船……移船相近邀相见……东舟西舫悄无言……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4]。一般认为，本诗重在写出琵琶女的不幸及诗人自身遭贬后的郁悒。但不可忽视的是，诗人相遇琵琶女的机缘，却是送别宴饮时欲邀来弹奏琵琶佐饮娱乐，且丝竹宴饮这种娱乐的场所恰在水上舟中。
如果说白居易这次舟船娱乐的动机与效果出现了背反或者不统一的话，那么经过江州时期的调整，他对政治担当尤其对于中央朝政的热情逐渐消退，在以后的诗歌创作当中，舟船娱乐的动机与效果就渐趋一致了。白居易在宝历二年（826）苏州刺史任上，为舟船娱乐专门制造了一艘小舫，并为此赋诗两首：《小舫》、《重题小舫赠周从事兼戏微之》。从这两首诗当中，我们只读到白居易对预期当中舟船娱乐的愉悦与满足：“浅水低桥去尽通”（《小舫》）、“舞筵须拣腰轻女”[5]（《重题小舫赠周从事兼戏微之》）。十三年之后的开成四年（839），悠闲在洛阳的白居易还为自己曾经的小舫写下了一首《感苏州旧舫》，做了一番慨叹：“画梁朽折红窗破，独立池边尽日看。守得苏州船舫烂，此身合不衰残。”[6]水域有别于陆地，是人类活动密度相对较为疏朗的空间，舟浮于水，舟中之人既能欣赏到水中及水畔的自然风光，又能享受到舟中茶酒、音乐、一两好友相聚的愉快。试读以下白居易诗句：“烟渚云帆处处通，飘然舟似入虚空。玉杯浅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终。”[7]（《泛太湖书事寄微之》）王尧衢如是评此数句：“湖中烟渚甚多，处处可以通帆，水天浩渺，舟行似入虚空中，何其旷也！于此玉杯传饮，浅斟细酌，以领歌意，遍席迎送，已周一匝，而金管倚曲徐吟未终，真泛湖之胜事也。”[8]人们不难为泛舟娱乐的轻快、悠然所吸引。
诗歌中对于舟船娱乐类内容的展现，自汉武帝刘彻《秋风辞》至初唐的宫廷唱和诗，多是文人在参与帝王或者皇室贵族组织的诗歌酬唱活动中产生的；盛唐时期，诗人常沉沦不达，多在参与地方官僚组织的游玩、宴席上产生；中唐一些诗人跻身社会上层，文学活动早已由宫廷下移，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作者，自身所代表的阶层即成为不少舟船娱乐活动的组织者，诗歌中这类内容的表达少了一些堂皇富丽、典正拘谨，多了一些通俗细致、适性灵动。结合白居易水上行旅的体验，加上对舟船文化的濡染，随着舟船娱乐的展开，其在内心深处思索并形成的处世之道亦与舟船发生关联。
三、虚舟：中隐处世的典型指称
虚舟意象是诗歌中舟船意象下面的一个小类，出自《庄子》“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心之人不怒”[9]，其核心之意在于由虚舟触物而无害所引申之虚空无碍的处世态度，这在《全唐文》多篇文章中都有体现。“虚舟”最早出现在诗歌中，当是东晋庾蕴的《兰亭诗》：“仰想虚舟说，俯叹世上宾。”[10]之后在陶渊明、谢灵运、孟浩然、高适、李白、杜甫等众诗人的诗歌中都出现过。白居易诗中出现了11次虚舟，即使除去3次表示人名的郭虚舟，仍是先秦至唐代诗人中出现次数最多的。
白居易在《赠吴丹》一诗里认为“宦途似风水”，并称赞吴丹“君心如虚舟”[11]。他在被贬江州以后，对世俗生活越来越在意与追求。就思想信仰而言，白居易对道教的炼丹服药、长生不死并不认同，反而对于佛教的圆通更加青睐，但这并不妨碍其对道家在处世乃至养生某些方面的认可。虚舟这个脱胎于《庄子》的带有哲理的语汇，正是他中隐处世的典型指称。元和中兴破灭以后，牛李党争激烈，白居易虽与两党人物都有交往，却超然于党争之外，自避于长安朝廷，流连于地方官与东都的闲职，颇有感慨地以诗自白：“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12]（《感兴二首》其一）。
在白居易之前，诗僧皎然在《南池杂咏五首》当中有一首是专门吟咏虚舟的：“虚舟动又静，忽似去逢时。触物知无迕，为梁幸见遗。因风到此岸，非有济川期。”[13]可稍加注意的是，皎然特别把虚舟这一类型与舟楫济川这一类型做了区分与隔离：“因风到此岸，非有济川期。”这一点在白居易诗中得到了继承：“良冶动时为哲匠，巨川济了作虚舟。”[14]（《和杨尚书罢相后夏日游永安水亭兼招本曹杨侍郎同行》）白诗中不少舟船意象都充当了一种象喻，如“巫峡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太行路》）、“有如波上舟，此缚而彼牵”（《雨夜有念》）、“断痴求慧剑，济苦得慈航”[15]（《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其诗中不少虚舟亦复如此：“宦途似风水，君心如虚舟”（《赠吴丹》）、“身心一无系，浩浩如虚舟”（《咏意》）、“澹然方寸内，唯拟学虚舟”（《秋寒》）、“心似虚舟浮水上，身同宿鸟寄林间”[16]（《咏怀》）。白居易这种象喻式表达，将虚舟视为学习对象、心灵境界的一种高度，无疑把赋予虚舟的情感浓度做了提高，亦将其精神意趣做了升华。
四、结语
白居易诗歌中的舟船意象在反映水上行旅、娱乐及较深层次透显的处世态度上，相比前代、同时代而言，都做了一些拓展，而上述三项内容之间，亦是相互影响、协同推进的，综合起来将白诗舟船意象的特色做了很好的凸显。白居易以平易流畅的笔调，反映更细致的现实生活，表达更旷达的世俗情怀，其诗中体现出的对舟船意象的书写方式，对宋辽金诗歌中该意象的精神风貌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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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熙年等点校。古唐诗合解[M].长沙：岳麓书社，1989：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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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白居易；日本平安文学；白氏文集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时白居易是一名多产的诗人，其文集《白氏文集》共收录诗文近4000篇。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他将自己的诗作分为闲适、感伤、讽谕、杂律四类。日本人对白诗的喜爱主要体现在他的闲适感伤诗上，并且在平安朝的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
一、日本人广泛接受白居易的原因
第一，白诗的通俗性、平民性和现实性决定了它易于理解。白居易善于吸收民间语言，其诗词通俗易懂。汉语对日本人来说在理解运用上有一定难度，但通俗易懂的白诗易于日本人理解，成为日本文人模仿的对象是非常合理的。《冷斋夜话》中曾经提到白居易作诗后都要请老妪来听，并根据老妪的理解程度来对文章进行修改，直到老妪能够理解为止。这种说法虽还不足为凭，但白诗的通俗易懂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白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日本的平安时代非常相似。在日本的平安朝，天皇的权力逐渐减弱而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了其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素来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社会动荡与白居易所处的安史之乱的社会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于是，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 ”、“感伤 ”的佛道思想和审美情趣就会引起文人的共鸣。
第三，白居易的性格与平安时代典型日本人的性格相似，白诗的审美意识也与平安时代的审美意识有相通之处。白居易的作品中，闲适・感伤诗所占比例很大，在这些诗中，体现出一种追求心物一体、与自然融合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把握细腻，充满了忧郁伤感的情调。这与重视自然美，纤细地感知事物，追究“幽玄”的平安文人的个性相符，也和“物哀”，“风雅”这些平安时代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因此被平安时代的文人广泛接受和模仿。
第四，《白氏文集》是一部大型的文学辞典。当时的日本文坛极其尊崇汉诗文，《白氏文集》的取材范围基本涵盖了唐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且与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相似，当时的日本文坛尊崇汉诗文，对于初学者来说，没有参考资料，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流传到《白氏文集》，因而成为模仿的范本是很自然的事。
二、白氏文集的影响
自白居易诗歌开始进入日本，便在当时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冈田正之在《日本汉文学史》曾说过：“诗人文士，靡然凤向，弃齐梁文选之旧，趋清新泼刺之风。”日本著名诗人具平亲王也曾作诗称赞道：“古今词客得名多，白氏拔群足咏歌。思任天然沈极底，心从造化动同波。”白居易的作品不仅在日本的评价极高，而且还引领了日本人学习白诗的热潮。
白氏文集对日本平安时代的影响最应该提及的就是汉诗文。因为在平安时代初期，日本文学是以汉诗文的繁荣为标志。特别是在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最盛期。文人集会时，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平安朝的汉诗人吸取最多的，就是白居易的诗歌。最早进行白诗排律模仿的诗人算是菅原道真，他的《寒早十首》就与白居易的《春深二十首》非常相似。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 》、《源氏物语 》等作品中，也处处可见对白诗的灵活运用。从汉诗的表现手法可知它从白诗中吸取的精华“意象”，“意象”是诗人进行思考与察觉的一种方式，是诗中形象活跃的体现。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白居易的诗都对平安时代的汉诗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次影响深远的当属和歌了。“和歌”作为最能表现日本民族心声的艺术样式，也孕育了一大批歌人。在以在小野小町、原业平、文屋康秀等为代表的优秀歌人中也将以白诗为主体的中国唐诗的意境和美学加入到和歌创作中。唐诗与和歌结合的代表产物就是“句题和歌”。它是以一句唐诗佳句为题，然后将该句的内容化为和歌。最著名的是大江千里所作的《句题和歌》，在其 所作的句题和歌中，绝大部分以白居易的诗句为题的。可见唐诗为和歌的发展也作出一定贡献。
三、白诗与平安时代诗人及其巨著
平安时代作为日本受汉文学影响最深的时期，也产生了出日本古典巨著。最为著名的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
清少纳言（约966~约1025）是平安时代著名的歌人、作家，中古三十六歌仙之一，与紫式部、和泉式部并称为平安时代的三大才女，曾任一条天皇皇后藤原定子身边之女官。 一条帝时，仕于皇后定子，甚受眷遇。雪后皇后顾左右曰：“香炉峰之雪当如何？”少纳言即起搴帘，大家都很佩服她的敏捷。这种看似机制警敏的对话其实是建立在日本贵族阶级对白居易诗歌的推崇和熟知的基础上的，其依据便是白居易的《香炉峰下新卜山居》中的诗句“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蜂雪拨帘看”。她的著作《枕草子》内容不仅涉及山川草木、人物活动，还有京都的特定的自然环境在一年四季之中的变化，抒发胸臆，缀成感想。
紫式部，自幼熟悉汉文，遍读中国典籍，对白居易十分推崇，其所著的《源氏物语》与白居易诗歌的关系非常密切，，《源氏物语》深受白诗的启发，写了众多女性的悲惨命运，并借以向社会提出血泪控诉，据统计全书仅引用白居易一人的诗句就达108处之多，除了白诗之外范围还非常广泛，涉及到中国古典名著《史记》、《庄子》、《诗经》、《昭明文选》等。在《源氏物语》全书有近100万字，分54回，以主人公光源氏50余年的仕途道路上的兴衰和置身情海的放荡生活为经线，以数十个与其相连且命运各异的贵族妇女的情感纠葛为纬线，很形象的展现了日本平安王朝时期贵族的生活。紫式部开篇题为《桐壶》，敏锐地觉察时代的真实本质，通过借用白居易《长恨歌》的情节作为全文的开端，引用“安禄山之乱”，曰：“‘唐朝就为了有此等事，弄得天下大乱’……消息渐渐传遍全国，民间怨声载道，认为此乃十分可忧之事，将来难免闯出杨贵妃那样的滔天大祸呢”，用桐壶帝的专宠桐壶更衣来反映专宠必然引出祸事，设下悬念，紫式部就凭自己对于白诗的自由运用为我们成功塑造了桐壶帝这一痴情帝王的形象。
四、白诗与汉诗、和歌
桓武时，为了重建律令制度，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学习唐朝的制度，唐风文化受到极为尊崇。到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其盛期时期。很多文人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因此，很多白诗的句子被运用到日本汉诗中。下面分别是白居易和岛田中臣的诗：
危亭绝顶四无邻，见尽三千世界春。
但觉虚空无障碍，不知高下几由旬？
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
宾客暂游无半日，王侯不到便终身。
始知天造空闲境，不为忙人富贵人。――白居易《春日题干元寺上方最高峰亭》
不是山家是释家，危望远眼光斜。
今朝无限风轮动，吹绽三千世界花。――岛田中臣《春日雄山寺上方远望》
胫耩手杖汉难收，得上台山最绝顶。
惆怅贵人无到日，只今犹合傲王侯。――岛田中臣《台山绝顶》
上面的白诗和岛诗分别对应，非常有韵律。岛田把白诗中的若干“意象”进行分解再重新组合，溶入到自己的诗中，构成新的“意象”。这种新的“意象”与原诗的语句并不完全一致，在遣词韵律方面有所调整。由此可见，白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对平安时代的汉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的汉诗诗人不仅直接模仿白诗的形式，而且能巧妙地运用白诗的内容进行创作构思，通过模仿白诗的形式来创作汉诗。在日本，早宫神社上社祭祀的神明――菅原道真，他既是诗人，又是大学寮以及管家廊下的指导者、文学博士，可以说是平安时代无人可与之匹敌的大学儒，更重要的是他是最早模仿白诗排律的诗人。下面这两首诗分别是白居易和菅原道真的著作。
何处春深好，春深富贵家。
马为中路鸟，妓作花
何处春深好，春深贫贱家。
荒凉三径草，冷落四邻花。――白居易《春深・二十首》
何人寒气早，寒早走还人。
案户无新口，寻名占旧身
何人寒气早，寒早卖盐人。
煮海虽随手，冲烟不顾身 。――菅原道真《寒早・十首》
由此可见白诗在汉诗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算得上汉诗的源泉所在。
和歌是日本的一种诗歌体，这种日本诗是对汉诗而言的，日本最初的诗使用汉字写成的，有的用汉字的意，有的的用汉字的音。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具有日本特点的诗。
下面为“六歌仙”之首遍昭的和歌：
天高云翻飞，风吹不停息，可怜少女影，思欲常相见。
――僧正遍昭《五节之时待见日姬》
在这里，歌人把太阳比作少女，表达了在节日之时思欲相见，却由于云遮日，欲见不能的心情。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和自然气氛的烘托手法，很明显是受到白居易《柘枝妓》中的“看罢曲终留不住，云翻雨送向阳台”这一构思的影响，和歌所表现的意境，并没有添加新的内容，但因为它运用了日本独有的31音“音数律”来表达白诗的内容，赋予白诗一个日本化的外壳，算是文学创作。
菅原文草卷三《秋天月》中，有“一生不见三秋月，天下应无断肠人”的诗句。不少学者指出，193首大江千里的和歌是白诗“燕子楼中霜月色，秋来只为一人长”（《白氏文集》卷十五）的翻案。以此看出，平安时期，以白诗为代表的唐诗被吸收运用到和歌中，为和歌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已成为平安朝歌人文学修养的一部分。
五、结束语
从白诗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正迎合了日本平安朝时代背景，为白诗在日本平安朝的宣传做了很好的铺垫，同时其作品的风格，正是平安朝诗人所钟爱的，受到了当时很多著名诗人的推崇，白诗逐渐被你们接受，白诗在汉诗文和和歌的创作和发展过程中，更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中日文化连接的纽带。
从日本平安朝文学的特质来看，日本古典文学是受到汉学的滋养而破土发芽的，中华文化给予了它丰富的营养和经验。日本古典文学在吸取了汉学养分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白居易热”不是可有可无的偶然存在，白居易的诗歌具有极大的挖掘价值和艺术精神，但是对于平安朝、及以后日本的文学文化的历史发展，白居易诗歌的流行正是当时地方文化裹足不前的最有效的一帖良药，它将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将永远流传下去，我们在另外的国度也会看到它的繁盛和积极影响，中日文化的一衣带水也将以其世界化的广度被整个人类文化所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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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文凡、李文玉，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接受-《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月。
[3]姚亚玲，白居易和日本平安朝文学-《日本文学》。
[4]王雅楠， 浅议白居易对日本平安文学的影响 -《职业时空》2010。
【关键词】唐宋 制科人才 贡献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7-0-02
1 唐代制科人才贡献
唐宋时期古代文学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尤其以唐诗宋词享誉古今。诗歌在唐朝发展到了顶峰。唐朝著名诗人如王勃、杨炯、贺知章、王翰、王昌龄、高适、白居易、元稹、杜牧等先后考中制科，他们先后为唐代诗歌发展的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各个时期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另外，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也是制科出身。他们的应制科目分别是：
王勃——幽素科
杨炯——应制及第
贺知章——超拔群类科
王昌龄——博学宏词科
王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手笔俊拔科
高适—— 有道科
白居易——书判拔萃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元稹——书判拔萃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杜牧——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柳宗元——博学宏词科
王勃、杨炯与卢照邻、骆宾王被誉为“初唐四杰”,虽然二者中制科后，被授予的官职很小，但文才很高，属于才高位卑的类型，王勃和杨炯擅长五言律，他俩的诗中拥有才子所具有的自负和慷慨情怀，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的送别诗与边塞诗中。其次著名诗人贺知章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旧唐书》中记载：“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 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俭……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供其笺翰，每纸不过数十字，共传宝之。”可见贺知章不但擅长诗歌创作，还擅长书法。他的诗文以绝句见长，著名的《回乡偶书》两首脍炙人口，千古传诵，今尚存录入《全唐诗》的诗共19首。他们三人都是唐初诗人的代表。
到了盛唐时期，王翰、高适登上了诗歌的舞台，二者同为制科出生，与王勃、杨炯相比，诗风有很大变化，属于个性鲜明的豪侠诗人。王翰及第较早，为人狂傲放纵，入仕后生活放荡，因纵酒蓄妓被贬。代表作如《凉州词二首》。同一时期，以边塞为题材的诗在唐代极为流行，高适就是这一时期边塞诗的杰出代表。他于天宝八年，试举有道科中举，授封丘尉。他一直想通过立功边塞而封侯，但都未能如愿，正由于他对边塞的一腔热情，使他在对边塞生活的实地体验之后，创作出了著名的边塞诗《燕歌行》、《别董大》等。
中唐时期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元稹(779—831),子微之，洛阳人。贞元九年明经及第。十年后，与白居易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元和元年，两人又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入等，授左拾遗，后成为监察御史。元稹性格刚烈，是一位才子型作家，我们所熟知的《莺莺传》传奇便是元稹创作的。元稹于53岁因疾病去世，留下《元氏长庆集》,存诗八百三十多首。元稹与白居易友谊很深，常一起谈论诗作。白居易的仕途曲折，但在诗歌领域却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所写的《秦中吟》、《新乐府》,敢于针对统治者的弊政，反映人民疾苦，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其次他的的叙事诗都长盛不衰。著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二千八百余首，他又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人。
中唐诗歌高潮到唐穆宗长庆时期逐渐低落，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士人对于社会和人生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一批怀古咏史诗，其中杜牧就是这一派诗人中的代表人物。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太和二年，考中进士第，又举贤良方正科。杜牧性格刚直，做事胆大心细。其诗情致豪迈，人称小杜，以区别杜甫。著有《樊川》诗四卷，《外集》诗一卷，《别集》诗一卷，今存诗四百余首，大多是抒写理想抱负关心国民生计，感叹壮志难酬。其中《赤壁》、《山行》、《江南春》都是脍炙人口的诗篇。后世称杜牧与李商隐为小李杜，足见杜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唐朝除了诗歌以外，还有不少的散文、论文、传记等名篇传世。被称为“唐宋八大家” 之一的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他提倡复兴儒学，成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写了很多文学体裁、风格迥异的文章，有哲学论文《天说》、传记文《捕蛇者说》等，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
不仅在文学领域，还有众多的名臣贤相也是制科出身，据《
其应制科目分别是：
苏轼——才识兼茂
苏辙——才识兼茂
富弼——茂才异等
吴育——才识兼茂
张方平——茂才异等、贤良方正
三苏同属“唐宋八大家”,在他们的故乡四川眉山三苏祠中有一幅题词写到“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嵋共比高。”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颇喜言兵，著有《六国论》、《论衡》等。苏洵也曾参加过制科考试，但未得中。在父子三人中名气最大的就是苏轼，别号东坡居士，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苏轼从小好学，非常有才华，21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考入三等。他为人坦荡，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苏轼的仕途道路充满了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在他历任地方官以来，关心人民生计，很有政绩。其次，他在文、诗、词方面也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的作品中辞赋有《赤壁赋》、《流侯论》等，以及诗词《题西林壁》、《惠崇春江晚景》、《水调歌头》等为后人广为传唱。著有《苏东坡集》、《东坡乐府》等文集，近存诗2700多首，是我国文学史上璀璨明珠。其弟苏辙与他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据《宋史·苏辙传》中记载：“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且史官论曰：“苏辙论事精确。修辞间严，未必劣于其兄。” 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仁宗时期的宰相富弼同样是制科出身。《宋史》上记载：“弼少年笃于学，提笔能文，胸有大度，范仲淹见而称奇，誉为‘王佐之才’,又性情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有礼。” 他于仁宗时举茂才异等科，授将作监丞，至元和二年被任为宰相，富弼克己奉公，为官清正，疾恶如仇，历仕真、仁、英、神宗四朝，官居宰相。
据《宋史》上记载：“自宋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吴育，字春卿，少奇颖博学，仁宗天圣五年进士，后举贤良方正，擢著作郎，进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吴育性格耿直，敢说敢为，刚正不阿，他多年任地方官，兢业守职，积劳成疾，任河南知府时，吴育已重病缠身，还视事如平日，终卒于任上。之后赠吏部尚书，谥号正肃，著有文集五十卷。
张方平是北宋中期的一位文化名臣，仕历三朝。“其少颖悟绝伦，一阅不忘。家贫无书，从人假三史，旬日即还，巳得其详。宋绶、蔡齐以为天下奇才。举茂材异等，为校书郎，知昆山县。又中贤良方正，选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神宗时，累官参知政事，御史中丞。方平慷慨有气节，虽王安石用事，嶷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时。卒，谥文定。” 张方平著有《乐全先生集》四十卷，流传于世。张方平不但有才学，而且为官清廉，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不愧为北宋有名的大臣。
综上所述，唐宋为制科在整理
参考文献
中国语言文字之根在哪里？就在古诗词经典中。从《诗经》算起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这期间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诗人，创造出浩如烟海的诗篇。人们可以从这些优秀的诗篇中领略祖国山河的壮美，了解民族历史的演变，感受语言的丰富和美好。
但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注重的往往是物质，而忽视了诗词的陶冶，所以显得很浮躁。
中国诗词还有用吗？这个问题引起了一些国人的思考。
最近，陈力川老师明确提出了他的看法：当然有用！陈力川老师在《萃园》诗刊卷首语《为什么要读诗》中写道：“诗歌有什么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我们都听到过这种质疑。甚至有人质问今天谁还写诗，谁还读诗，谁还懂诗？”陈力川老师的回答十分有力：诗歌似乎不能让我们的银行账户增加一分钱，但诗歌可以点燃我们的生命之火，可以提高我们的生命品质。
其实，绝大多数人并不否认吟诵诗词能陶冶情操，为审美能力的提升打下基础。尤其是古诗词，是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语言，是形式最优美的语言，是最具想象力的语言，是最深刻和最具感染力的语言。学习古诗词，是学习中华民族文化的最佳途径。
诗词是语言的精粹，读诗学诗在表达上会产生特殊的感染力。孔子就曾经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不是说没有读过《诗经》就不会说话，而是说学习过会有更好的表达能力。
诗词推动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启迪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古诗词还成为考证历史的一个重要依据。“出口成章”和“出口成脏”是有区别的。世界上任何一门艺术都是因为“有用”才得以流传的，诗词也不例外。通过诗词的熏陶，可以滋养心灵，增强人文底蕴，提高综合素质。诗词的“有用”，具体体现在对人类灵魂潜移默化的净化上，“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目前，国内有很多因诗词闻名的景点，这里仅举一例。唐代刘禹锡的《乌衣巷》很有名：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怀古诗，凭吊东晋时南京秦淮河上朱雀桥和南岸乌衣巷的繁华鼎盛，而今却野草丛生，荒凉残败。刘禹锡借此感慨沧海桑田，人生多变。以燕栖旧巢唤起人们想象，含而不露；以“野草花”“夕阳斜”渲染背景，美而不俗。语言虽浅显易懂，意味却深厚悠长。今日乌衣巷已是南京夫子庙的一个旅游景点，因诗而闻名的乌衣巷游客每年都络绎不绝。
说起唐朝人对诗词的喜爱，对诗人的崇拜，恐怕都是空前绝后的。
先看看“人体诗板”的故事。在唐朝，白居易的诗是非常流行的。白居易被贬江州后，从长安到江州三四千里的路程，遇到了许多客栈和酒楼，他看到墙上、柱上、船上到处都是他的诗备感欣慰。
在众多白居易的发烧友中，有一个人最为奇特，他的崇拜方式也非常疯狂，这个人叫葛清。葛清是白居易的忠实粉丝，究竟痴迷到什么程度呢？古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葛清因为崇拜白居易，竟然全身刺字，体无完肤。葛清身上纹的不是青龙白虎，而是诗词。他的前胸后背，手臂大腿，纹的都是白居易的诗，共有三十多首。并且他对这些诗的位置还特别熟悉，别人问起白居易的哪首诗，他都能准确指出其在自己身上的位置。他这样走来走去，很像一块流动的诗板，所以大家就叫他“白舍人行诗图”。
一、白居易写有多首筝诗①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今陕西渭南）人。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中进士，历任左拾遗，东宫赞善大夫，江州司马，杭州、苏州刺史，太傅等职。元和十年（815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时年44岁的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惩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其政敌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样的遭遇使他写出了许多“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讽喻诗，并导致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出现。
江州5年，是白居易“疯狂”的创作时期，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他所写的《秦中吟》《新乐府》，敢于针对当权者的弊政，反映人民疾苦，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其中就有脍炙人口的《琵琶行》。这首诗除感叹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遭遇外，诗中对琵琶乐音的描写可谓承古今一绝。除此之外，他先后还写过多首与古筝相关的诗。
筝，是华夏民族创造的一件具有悠久历史的弹拨类乐器，源于秦而盛于唐。在唐代，筝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发展到了十三弦，不仅应用广泛，而且在弹奏技法与指法上，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浓墨重彩给中国文学史上留下辉煌篇章的唐代诗人们，例如李白、岑参、刘禹锡等大诗人，都不吝笔墨，为筝写下了许多佳词丽句，而白居易更是其中的突出者。
在唐代众多的诗人中，白居易对音乐舞蹈的精通，是任何人都无法与其相比的。他在这方面的诗，是诗史，也是史诗。他曾为许多人导演过《霓裳羽衣舞》。在乐器方面，他对许多乐器都很精通，而且达到极高的成就。
唐代是各种乐器盛行的时代，拍扳、笛子、笙、排箫、琵琶、箜篌，多得难以计数，而筝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一种乐器。唐代筝乐盛行，非常普及。都城长安，骑马走在大街上随时都能听到筝声。白居易与筝、琵琶、琴等乐器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常听筝消遣，弹筝自娱，在他的不少诗文中流露出对筝的酷爱。在著名的《废琴》诗中，他就写下了“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的名句，而且他把人们不再喜欢听琴的原因，也归咎于筝，所谓“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琴是那样的无奈，筝却是那样的风行。即便是能弹一手好琴的诗人，也绝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于筝乐无动于衷。所以，白居易在他众多的吟诵音乐的诗篇中，除了咏琴，就是咏筝的，比琵琶等其他乐器都多。
据不完全统计，在白居易的诗中，至少有不少于14篇的咏筝诗，而且篇篇都对筝充满情感。具体作品有《听崔七妓人筝》《夜筝》《听夜筝有感》《筝》《偶于维扬牛相公处觅得筝筝未到先寄诗来走笔戏答》《夜闻筝中弹潇湘送神曲感旧》《戏答思黯》《代谢好妓答崔员外》《云和》《夜宴惜别》《杨柳枝二十韵》《奉酬维扬牛相公思黯见寄二十四韵》以及谈筝诗《废琴》《霓裳羽衣歌》等。
二、白居易对筝有独特感悟
音乐空灵微妙，本身就很难把握，用诗歌形式将它表现出来就更难了。因此，诗人们在诗歌中多是将音乐作为点缀，很少有以音乐本身为描写对象的。而白居易无疑是一个例外。在白居易的诗中，多次出现过类似于他在《听幽兰》诗中所写的“自弹不及听人弹”这样的话，表明他是精通音律的诗人，不仅可以弹奏许多乐器，而且可以说是一位音乐大师。且看他的《夜筝》诗：
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低容。
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
此诗前两句中用“紫袖”“明月”不仅扣住了诗题，而且是皓月当空，“紫袖红弦”，彩色搭配之和谐，深蕴其中，滴水不露。“自弹自感低容”，七个字就连用了两个“自”字，写出弹筝者全神倾注于筝乐的情态。“自弹”，是信手弹来，得心应手；“自感”，可见弹奏者完全沉浸在乐曲之中。唯其“自感”，方能感动人。“自弹自感”把演奏者灵感到来的一种精神状态写得惟妙惟肖。“”，从构字法来说，为音于门中，《说文解字》说过：“音，声也。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内心的苦处，不为外人所知，把自己的心酸全部寓于筝声中，为此也就水道渠成地有“低容”。前后两句，对比强烈，外表的艳丽与内心的凄苦，景喜情悲。
从“自弹自感低容”来看，与“自弹不及听人弹”一样，表明白居易不仅是一位筝手，而且是一位乐技高超的筝手。
音乐之美本在于声，可此诗中对筝乐除一个笼统的“弹”字外，几乎没有正面描写。但是，在此诗的后两句中，诗人却集中笔力，写出一个无声的顷刻。这无声是“弦凝”，是乐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无声是“指咽”，是如泣如诉的情绪上升到顶点所起的突变；这无声是“声停”，而不是一味地沉寂。正因为与声情攸关，它才不同于真的无声，听者也从这里获得了“别有深情一万重”的感受。此时此刻，音乐虽然停止了，却产生了比有声时还要强烈的效果，达到不可想象的意境。这才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诗人从侧面落笔，收到了“睹影知竿”的效果。不仅引导读者发现了奇妙的无声之美，更通过这一无声的顷刻，让读者去领悟、想象那筝曲的美妙。
再看白居易的《听崔七妓人筝》诗：
花脸云鬟坐玉楼，十三弦里一时愁。
凭君向道休弹去，白尽江州司马头。
此诗前两句的“花脸”即“花面”，意为如花的脸，形容女子貌美；“云鬟”是指高耸的环形发髻；“玉楼”根据诗题应该是指“妓楼”。全句之意不解自明。“十三弦”指的就是筝。在当时，十三弦的筝广为流行。十三弦寓意颇为深刻，根据一些《唐宋诗词选》 中注疏得知，在十三弦中，其中12条代表12个月，另一条弦则代表闰月。“一时”一词用得非常妙，“一时愁”非筝声愁，而是诗人心愁也。所以就自然有了以下的两句。
此诗的后两句是前两句的自然延续。“凭君”就是托人了，但所托何人，不得而知，也不需要知道。“向”者，朝也。所以整句的意思就是：托你告诉她不要再弹了，还是离去吧！再弹下去，因为“愁”的缘故，我的头发全都要变白了。虽有夸张，但与白居易当时在江州的心情非常相符。
《听崔七妓人筝》全诗二十八字，无一字写筝声，但点缀一“愁”字，意便全出。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说此诗“作计之妙，实与景遇，则语意自别”。确为精当之评。
再看白居易的《听夜筝有感》诗：
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
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
此诗前两句“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显然是在写其任职江州司马期间，夜闻筝声，座中泣下，泪湿青衫的那一幕。其时白居易虽身遭贬谪且华发新生，但雄心犹存。被落寞的筝声感染，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虽是仙音，亦不忍卒闻。
此诗后两句“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说的是如今已是银丝满头，欺霜赛雪，历尽沧桑，壮志消磨殆尽，看透红尘，心如死水，已无波澜，如此情形下，任你的筝声再如何缠绵悱恻，凄婉动人，我早已充耳不闻，就算弹上一整夜，我亦是无动于衷。
读白居易此诗，最大的感受便是，哀莫大于心死。由起初对筝声的不愿闻，到最后的“弹到天明亦任君”，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变化啊。这是两种境界，前者虽遭受挫折，但尚留希望在心中；后者则已忘物忘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如止水，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已漠然。其实我们知道，白居易虽然说他已经看透红尘，心如死水，再无波澜，但是，他并没有颓废，毕竟，还心存憧憬，毕竟，还有喜怒哀乐……所以，应该认为，白居易对筝是有独特的感悟的。
三、白居易与牛僧孺的筝缘
白居易写有一首题为《偶于维扬牛相公处觅得筝，筝未到，先寄诗来，走笔戏答》的五言律诗：
楚匠饶巧思，秦筝多好音。
如能惠一面，何啻直双金。
玉柱调须品，朱弦染要深。
会教魔女弄，不动是禅心。
仅从这首诗的诗题中的“觅得筝”“筝未到”“走笔戏答”这些字眼就可以知道，这首诗中一定包含着一个与筝有情缘的故事。
这首诗作于白居易的晚年，闲居在洛阳的时候。其时，他常与裴度、刘禹锡等人举行诗文酒会、音乐雅集，“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过着潇洒闲适的生活。天性喜好音乐的他，得知他在扬州任淮南节度使的好友牛僧孺“弄”到一张“维扬筝”后，心血来潮给牛僧孺去信，想要这张筝。
牛僧孺与白居易同朝为官多年，且官比他当得大，但是小白居易7岁。白居易在另一首诗中曾经记叙了牛僧孺无论任京官或是“外放”，15年间其所任职务皆“同平章事”，即与宰相相当，所以白居易称他为“牛相公”。
牛僧孺所在的扬州，当时极东南繁华之盛，不仅歌舞管弦盛行，而且能制作良筝。白居易所处的洛阳，是“东都”所在，其文化繁荣应该毋庸置疑，难道就找不到一张好筝？那么，白居易为什么偏偏要到“维扬”去“觅”筝，而且还不怕麻烦地让友人“封寄”给他呢？这在“戏答”的前两句已说得非常清楚了：“楚匠饶巧思，秦筝多好音”即是说，扬州制筝的工匠富有巧妙的构思，制作出来的秦筝大多有美妙的声音。扬州的筝好，“如能惠一面，何啻直双金”，他当然要到“维扬”“觅”筝了。
牛僧孺在“封寄”筝之前的赠诗中有“但愁封寄去，魔物或惊禅”两句，是因为白居易曾在《咏筝》诗中称秦筝为“魔物”，白居易又信佛，常与寺庙高僧论禅，所以就开玩笑说，就怕我将筝“封寄”后，这张筝（魔物）的美妙声音会惊动你的禅心。而白居易在回诗的最后说“会教魔女弄，不动是禅心”。意思是说，你送给我的维扬筝这个“魔物”，我会教“魔女”来弹奏的，但是我的禅心是不会因之而被撼动的。
白居易身处洛阳却要到扬州“觅”筝，而牛僧孺也毫不客气地说他寄赠的“维扬筝”说不定是能惊动白居易禅心的“魔物”。这足以说明，牛僧孺与白居易这对诗友、筝客的友谊不是一般的深厚，而当时扬州筝也的确精妙无比，令人羡慕。
不久，白居易就收到了牛僧孺“封寄”给他的“维扬筝”，他激动无比，于是又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长达48句的《奉酬淮南牛相公思黯见寄二十四韵》诗。诗中称牛僧孺是“济世贤”，说：“白老忘机客，牛公济世贤”，“远讯惊魔物，深情寄酒钱，霜纨一百正，玉柱十三弦。楚醴来尊里，秦声送耳边。何时红烛下，相对一陶然。”接着又写有《因梦得酬牛相公初到洛中小饮见赠》《呈思黯奇章公》《酬思黯戏赠同用狂字》《又戏答绝句》《戏答思黯》《早春忆游思黯南庄因寄长句》《奉和思黯自题南庄见示兼呈梦得》《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等10多篇。
诗中的“思黯”，即是牛僧孺的字。《戏答思黯》诗说：
何时得见十三弦，待取无云有月天。
愿得金波明似镜，镜中照出月中仙。
这种对秦筝的情感，多么深厚，多么独特，多么有趣味，多么感人，确有“筝狂”“筝迷”的味道。所以，说白居易与筝有特殊的情缘，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注释：
【关键词】菅原道真 日本 平安朝文学 唐文学
据史书记载，公元7世纪至9世纪日本多次派遣隋史和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唐朝的文化和制度。这些使节将唐时的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先进文化带回日本，经过吸收理解与融合终于形成大和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
作为唐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唐文学，尤其是唐诗对日本汉文学的产生发展影响更为深远。日本的平安朝（794-1192）和唐朝有着频繁的往来，据藤原佐世写的日本最古的汉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记载，遣唐使曾把白居易的诗文集带到了日本。现在，日本的nhk每天都有汉诗的相关节目，内容上几乎都是唐诗。并且日本现在还有很多唐诗爱好者。本文主要从日本平安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菅原道真入手，浅显地探讨一下唐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关联。
菅原道真（845-903）是日本平安时代前期的政治家和学者，深受宇多、醍醐天皇的赏识。作为政治家能力超群，曾经抵制过藤原氏集团的，当唐朝国势日渐衰微之时，是他上奏天皇，建议停派遣唐使。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不仅和歌写得好，还精通汉文学。“传题伤马送，江尾损船迎”、“驿长莫惊时序改，一荣一落是春秋”这样的诗句放在唐诗中也令人拍案叫绝。其诗文集《菅家文草》、《菅家后集》和他编纂的《类聚国史》《日本三代实录》成为日本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名字在中国可能鲜为人知，但在日本却是家喻户晓，人们都遵奉他为“天神”、“学问之神”。
菅原道真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文学造诣与唐文学有很深的渊源。菅原道真出生在一个世袭的文章博士（日本古代特有官职）家庭，菅原道真的祖父曾于804年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石川道益前来中国，在遣唐使团中任判官职，次年回日本后，他大力提倡引进唐朝的宫廷服饰、礼仪等，向日本人讲读唐文学，参加了《凌云集》、《文化秀丽集》的编纂。菅原道真的伯父菅原善主于838年随遣唐使藤原常嗣到过中国。其父菅原是善的时代是唐文学传入日本的全盛时代，菅原是善的诗被称为“藻思华瞻，声价尤高”。这一切使得菅原道真从小就深受唐朝文化的熏陶，奠定了他施展文学才华的基础。
菅原道真师从岛田忠臣（828-892），而岛田忠臣受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风影响最大，加之平安朝时期，朗咏诗文是贵族们的风雅，白居易的诗文曾一度受到他们的顶礼膜拜。“日本诗文集锦《和汉朗咏集》（1013）中刊载了26名唐朝诗人的诗，其中白居易的诗达135首之多。”平易的世风，易于理解；从底层上升的生涯；具有百科事典性质的《白氏文集》；白诗中雪月花的题材较多，和日本的诗歌主题基本一致；白居易诗中充满着一种佛教的无常观，符合日本“もののあわれ”的审美观点等因素导致白诗在平安朝的一度流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菅原道真，其汉诗文也就深深打上白诗风格的烙印。
白居易的前期作品以体验民间疾苦的题材为主，如《卖炭翁》中的“心忧炭贱愿天寒”，《路遇白头翁》中的“无妻无子独身穷三间茅屋南山下”等。而菅原道真在？岐府任职期间，写下《寒早》十首，分别是咏“走环人”(因困难生活而逃亡他乡，却在他乡也无法维持生计，不得已重新回到故土的人)、“浪来人”(从他乡流浪到？岐来的人)、“老鳏人”、“夙孤人”、“药圃人”、“驿亭入”“赁船人”、“钓鱼人”、“卖盐人”、“采樵人”的，反映了道真广泛接触社会，了解民间疾苦的创作风格。《行春词》一诗中写到：“过雨经营修府库，临烟刻缕辨沟塍。遍开草褥冤囚录，轻举蒲鞭宿恶惩。尊长思教卑幼顺，卑贫恐被富强凌。安存耄迈飧非肉，账恤孤茕饿曲肱。楼家门留门主，耦耕田畔立寻朋。”进一步深入了解民情，诗中处理政务的情形充分体现了他对百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外，道真还模仿白居易的《路遇白头翁》，“贞观末年元庆始，政无慈爱法多偏。虽有旱实不言上，虽有疫死不哀怜。四万余户生荆棘，十有一县无炊烟。”反映了？岐民生凋敝的状况。
菅原道真除在诗风上具备白诗风格之外，在人生经历上与白居易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815年，白居易因首上书请急捕贼以雪国耻而受到谗毁，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既是他一生仕途的转捩点，也是白居易诗风的转折点。之前白居易的诗多是取材于社会现实的讽喻诗，之后的诗则带有消极避世的色彩。白居易在《琵琶行》一诗中通过写琵琶女的沦落身世，触发了自己政治上的感慨。琵琶女的形象和诗人的遭遇都具有典型的现实意义。菅原道真在仕途上也有同样的被诬陷被贬的经历，被贬到太宰府后的心境反映在《秋夜》诗中，“黄萎颜色白霜头，况复千余里外投。昔被荣花组缚，今为贬谪草莱囚。光似镜无明罪，风气如刀不破愁。光似镜无明罪，风气如刀不破愁。”诗中将自己比作萧瑟的秋天，诗人的苍白、愁苦、郁闷无助尽在其中。在收到平安京传来的家信时，写有《读家书》一诗：“消息寂寥三月余，便风吹著一封书。西门树被人移去，北地园教客寄居。纸裹生姜称药种，竹笼昆布记斋储。不言妻子饥寒苦，为是还愁懊恼余。”隐约说出了家中被剥削，生活艰难的凄惨困境。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真和白氏两人在此方面可谓如出一辙。
以上主要从菅原道真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汉文学的主题，内容特色方面探讨了唐文学（以白居易为例）对日本平安文学的意义和影响以及日本平安朝时期如何在接受唐文学的基础上努力确立民族文学风格的特征。在探讨唐文学对日本平安文学的关联时，往往容易走入单方面看待或者过分夸大中对日的影响，而看不到日本平安文化是如何摆脱唐文化的影响这一误区。平安前期，汉文学十分盛行，但只限于贵族和僧侣，广大下层民众则很难学习或无条件来学习汉文，假名的出现使得文化知识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随着假名的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文学开始登场了，出现了完全用假名创作的诗歌物语等，到了平安后期，日本文学逐渐摆脱了汉文学的影响。日本平安朝从接触唐文化、学习理解唐文化到形成自己的文化过程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对今后在国际化的世界中，如何吸收异民族文化与发展本国特色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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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川口久雄校注本。菅家文草，菅家后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72册）.岩波书店，1966.
诗筒传诗。就是用盛具传递诗作。盛具用竹筒或特制的瓷筒。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别墅，与时任地方太守的裴迪写诗唱和。因为该地竹子多，王维常用竹筒盛诗和裴迪互赠诗作。白居易任杭州太守，公余节假时与当地文人饮酒赋诗寄兴。诗人元稹时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白居易常派歌伎高玲珑、谢好好用瓷筒传递双方诗作，白居易为此还写诗记胜：“为向两州邮诗作，高谢来去递诗筒。”
诗板题诗。唐代是诗的王国，普天下崇诗。人们在风景名胜、商业店铺、旅馆驿站等地墙上粉刷出一块诗板，来供过路文人题诗。据传崔颢《黄鹤楼》、王之涣《登鹳雀楼》都是从诗板题诗传开来的。李白游黄鹤楼，被眼前景物陶醉，但却不题诗了，因为“崔颢题诗在上头”。诗人过处，往往有人请求在诗板上留下诗作。李白游报恩寺，寺僧恭敬地捧出诗板要大诗人题诗。诗板多了，精粹却并不多，于是劣诗往往被抽下。诗人薛能游蜀地飞泉亭，见亭上“有诗板百余篇”，薛诗人把诗板全部抽走，只留下文端《巫山高》等诗板。刘禹锡过巫山庙，摘下千余块诗板，只留下数十块而已。
上山乞诗。寺院乃藏龙卧虎之地，寺僧中有不少诗人，因此有人上寺院乞诗。“山僧封诗寄，野客乞诗归。”有人乞诗，寺僧诗作也可以流传于世了。李商隐晚年穷居山林，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向大诗人乞诗。文人昆山带着数十丈布帛通过李商隐的远房亲戚引见向诗人乞诗，这一回让昆山满载而归，他乞得诗人《柳枝》五首。
文人窃诗。有的文人为了邀名声就窃取诗人新作为己有。唐代科举考试，有的文人写不出好诗应试就窃人之作。有一应试者盗得杨衡诗一首参考结果登第。杨衡当即责骂：“‘一一鹤声飞上天’一句，你偷了没有？”那人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杨衡见自己佳句未被偷，笑着说：“犹可恕也。”当时社会看好元、白诗，他们的诗常被人盗取。李商隐“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二句被时人张怀庆“窃为己作”，只在二句之前加上“生情”、“出性”改头换面。当然，偷诗不道德，但也为诗的流传出了力。
诗人卖诗。古代没有稿费，但有“润笔”，写诗可以索润笔。中唐后卖诗较普遍，名人诗价值高，最高的要数白居易、元稹了，白居易一首诗索要一百金，白居易《长恨歌》卖给勾栏歌院五百金。白诗值钱，就是能唱《长恨歌》的歌伎身价也倍增。李益诗乐工争买谱曲，卖给歌院，因此李益诗可以作代价券，持有李益诗可以在勾栏歌院喝酒休闲，甚至还可以充当车马费、坐轿费。写诗有了价值，便刺激了诗人的创作热情，也使诗可以大量流传。
关键词： 白居易 制裘诗 后期 兼济思想
一、引言
白居易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写过三首“制裘诗”，时间相差大约十年，然则无独有偶，三首诗却表达了同一内涵：爱民惜民的“兼济”情怀。白居易后期思想与前期相比，不再锋芒毕露，而是转向了“幽咽泉流冰下难”。其爱民、惜民的“兼济”情怀并未泯灭，而是“时而突破‘闲适’的表象，像电光石火似的闪出光辉”。？譹？訛笔者试图以“制裘诗”为线索，以此来观照白居易晚年的“兼济”思想。
既然我们的研究时限限制在白居易思想的后期，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即白居易思想分期的问题。为了分析得清楚，我们先对白居易生平的前后期进行一番梳理。
1.以白居易卸任左拾遗为界
持此种观点的是王谦泰，其论文《论白居易思想转变在卸拾遗任之际》分别从考其行事、读其诗文、听其自述、分析其人生追求四个方面予以论述。？譺？訛此文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争议。有附和者，亦有质疑者。严杰的论文《入仕求禄与退隐——浅议白居易的出处进退》支持了王文。而著名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傅璇琮先生在《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一文中从翰林学士职能、文士生活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质疑了上述观点。？譻？訛而这一观点也可从前人著述中获取渊源，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认为：“今以其诗考之，则退休之志不唯不始于太和，并不始于元和十年，而元和之初，已早有此志。是时授拾遗，入翰林，年少气锐，本欲有以自见于世。……然已为当事者侧目，始知仕途险艰，早有林下乐志之想。”？譼？訛
2.以白居易自请任杭州刺史为界
张安祖在其论文《论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中认为王谦泰先生的观点有失于片面，并不符合白居易思想创作的实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这一论点。于元元在《牛李党争对白居易思想创作的影响》一文中支持了张文。
3.以白居易被贬江州为界
文学史普遍认为：从入仕到被贬江州之前为其“兼济天下”的时期，而从被贬江州到死为其“独善其身”的时期。？譽？訛前期积极进取，重在“兼济”；后期消极避世，重在“独善”。
本文所谓“后期”，采用文学史上的普遍观点，即以元和十年被贬江州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
二、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新制布裘》是其前期作品，有着积极的“兼济”意蕴，体现着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倾向，是其人民性的代表作。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桂布是桂管地区产的木棉织成的布，十分珍贵。而吴棉是苏州所产的丝绵，亦是非常著名。用桂布和吴棉这样珍稀的丝织织成的大裘，自然异常温暖，以至作者“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即使室外天寒地冻，作者的身体也是温暖如春。然而，作者并没有沉浸于个人的舒适和快乐当中。“逡巡”意为：因为有所顾虑而徘徊不前或退却，用在此处别有韵味。此诗写于元和九年（814），当时作者正处于丁母忧期间，在老家下■居丧。唐制规定，丁忧期间官员无俸禄。此时的白居易也是异常清贫，生活上靠元稹等几位好友救济。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年冬天关中地区风雪交加，冻馁的饥民随处可见。作者目睹萧野的山村、饥冻的灾民，情不能已，慨然写下了：“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大丈夫应贵在兼济天下，岂能独自专注于个人的享受，而对黎民不管不问。学界往往把此诗的最后两句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联系起来。诚然，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笔者认为白居易的爱民情怀更胜一筹。黄■在《巩溪诗话》中说：“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
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忧劳者易生于善虑，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天宜优。”？譾？訛身处饥寒，所以能自然而然地体味到黎民的饥寒。然身处饱暖之中，亦能体民众之辛苦，着实难能可贵，体现着“推己及人”的强烈的人道主义光辉。且乐天笔下的“寒人”显然要比老杜笔下的“寒士”包含的群体更广阔一些。
自元和二年授翰林学士拜左拾遗至被贬江州，白居易本着“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的职责，政治上屡陈时政，而文学上则提倡现实主义精神，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服务。作于此时期的，有反对宦官专权的《轻肥》，有抨击权豪贪腐的《论于■裴均状》，有体恤生民疾苦的《论和籴状》，有同情民众疾苦的《观■麦》，有怜惜宫人的《上阳白发人》。“五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从政的最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又给他带来思想、情绪上的最大冲击。”？譿？訛
三、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
经历了江州之贬，量移忠州，而后回朝天子待之忽冷忽热以至心灰意冷之后，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主动请求外任杭州刺史。就在这一年，白居易写下了《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
余杭邑客多羁贫，其间甚者萧与殷：天寒身上犹衣葛，日高甑中未拂尘。江城山寺十一月，北风吹沙雪纷纷。宾客不见绨袍惠，黎庶未沾襦裤恩。此时太守自惭愧，重衣复衾有余温。因命染人与针女，先制两裘赠二君。吴绵细软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云。劳将诗书投赠我，如此小惠何足论。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 白居易在杭州有两个交往密切的穷朋友，一个叫萧悦，一个叫殷尧藩。其职衔是八品的“协律郎”，掌管音律，属于清贫的“寒士”阶层。11月的杭州，大雪纷飞，萧、殷二人却无衣御寒。白居易看到此情此景，就送给他们两件皮袄，并为自己未能为黎庶尽责解困而愧疚。当他们写诗表达谢意时，白居易感叹道：“如此小惠何足论。”由小见大，由点及面，白居易的真正的志向是“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他要把更大的大裘盖裹在杭州人民身上。他所说的“大裘”，用的不是丝织原料，也非刀尺所能裁制，他要用法律制度去剪裁，用仁爱做棉絮。？讀？訛此后不到三年的时间，白居易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勤恤人庶，下苏凋瘵”的誓言。先后筑堤捍湖，解决了困扰多年的西湖水患问题；疏通六井，方便了城内居民吃水问题；带头歌咏杭州，“开启了歌咏杭州西湖的新时代”？讁？訛，促使诗歌向民间流传，为提高民众谈诗解诗的水平与促进风俗教化的清淳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普及工作；两袖清风，至今仍留有美名。白居易治郡轻徭薄赋，提倡法度，其治下的杭州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
奈何“皇恩只许住三年”，然则“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经历世事浮沉的白居易，并没有“岂独善一身”，只追求个人的享受。其思想深处的“兼济”思想时时鞭策他有意而为，“在国家的法律范围以内，给人民减轻一些痛苦，这种行为体现了‘兼济天下’的政治思想。”《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折射出他的“兼济”思想尚存，只是不如前期那样明显、外露而已。他已将其转化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据此说其思想走向“独善”，显然有失偏颇。
四、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大和五年（831）白居易六十岁，早已过了天命之年。这一年他担任河南尹，是洛阳最高的长官。且物质充裕、俸禄优厚，与早年的走吏生涯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显然，此时“独善”生活有了再合适不过的条件了，然而其内心的“兼济”思想仍在“发酵”。
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踏雪行。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宴安往往叹侵夜，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
绫是一种很薄的丝织品，提花软缎，袄内是丝棉絮成。这件丝织品暖且轻的同时，还呈现出水波状的衣纹，诗人自然是喜不自禁。“晨兴好拥向阳坐，晚
出宜披踏雪行”，早上穿着晒太阳舒适无比，晚上穿着踏雪赏月亦不失风雅。与鹤氅、木棉这些高档品相比，诗人的新制绫袄自然优越无比。所以穿着这样高级舒适的衣服，一夜睡到天亮也就不奇怪了。然而，一想到有众多的黎民生活在饥寒交迫当中，诗人怎能“卧稳昏昏睡到明”。每当此时，心中屡屡泛起愁滋味。一人“稳暖”不是暖，天下黎民皆“稳暖”才算暖。由于诗人时时“心中为念农桑苦”，因此产生了“耳里如闻饥冻声”的错觉。最终诗人是要“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而这恰恰是白居易关心民瘼的真实写照。
无独有偶，这首诗与早年的《新制布裘》相比，在表现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亦可窥到杜诗的思想痕迹。“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正是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又一体现，且与前文“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一脉相承，体现出白居易思想的连贯性、一致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而对于白居易来说，无论身处何地、何时，心中总是念念不忘黎民百姓。“重裘每念单衣士，兼味尝思旅食人”“洛城士与庶，比屋多饥贫。何处有炉火，谁家甑无尘。如我饱暖者，百人无一人。安得不惭愧，放歌聊自陈”。我们在解读诗人乐天知命的同时，更多地感受到作者内心与劳苦大众相通的难能可贵。诗人曾为自己“曾不事农桑”，却“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而惭愧不已。
晚年的白居易在慨叹“百姓多寒无可救”的无奈之下，除捐资修缮香山寺，率众开凿八节摊之外，将主要精力不遗余力地投身于文籍的编纂工作中。正是由于儒家的“立言”思想，使得白居易的大量作品能够传世，为今天我们的白居易研究、唐代研究提供了充裕的史料。白居易在这方面的贡献，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白居易一生都注重文籍的编纂，且越到晚年越是用力。“诗家之好名，未有过于唐白傅者。”（《白香山诗集序三则》）赵翼也说：“才人未有不爱名者，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輥？輮？訛白居易从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开始，陆陆续续地开始了编纂之路，直到生命的尽头。
通过列表，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白居易穷尽一生，前后十一次编纂文籍的过程。尤其是最后一次白居易将文籍分藏于不同的地方，显然是为了避免藏于一处而毁于一旦。而在诗人之前的杜少陵去世时曾留有诗集60卷，小集6卷，估计存诗3330首。但是时至今日，存世杜诗只有1458首了。这不能不说是诗家之大不幸。赵翼认为白居易：“一如杜元凯欲刻二碑，一置砚山之巅，一沉襄江之底，才人名心如此！”？輥？輯？訛好一个才人名心，正是深刻的“立言”意识、强烈的用世精神促使白居易完成了这部可传万世的不朽之作。毕其一生整理文籍，也是白居易思想深处儒家“兼济”之志、积极用世之功的真实体现。
“立言”自古便为文人儒士所钟爱、追寻。“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輥？輰？訛孔颖达疏：“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輥？輱？訛“立言”虽处于“三不朽”之末，然最需坚忍不拔之志。“立言”通俗来说就是把真知灼见形诸语言文字，著书立说，传于后世。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周游列国之后，孔子晚年专心于整理“六经”。 屈原在《离骚》云：“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云：“立名者，行之极也。”“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虽受宫刑，终成“一家之言”。
白居易“立言”显然受到前代文人影响，是一种文化传统的继承。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在《寄唐生》诗中说：“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坚称自己“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所以白居易“立言”目的简而言之就是切合时弊，缘事而作。
五、结语
“白居易虽有意针对不同的政治形势而采取不同的人生态度，但其‘兼济’之志又始终存于胸中，并没有在遭到江州之贬的打击或是长庆二年自请外任以后就此减退。”？輥？輲？訛制裘诗”抒发了他爱民、惜民的浓厚民本主义思想，而“立
言”行为又揭示出他思想中的“名心”观念。这些注定了白居易后期思想不能单单用“独善其身”来概括，而是鲜明地体现了其前后期思想的一致性、同一性。白居易如中国众多封建士大夫一样，思想中矛盾与统一并立，因此客观地看待其后期思想中“兼济”行为有着深刻的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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