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是整理的伏尔泰名言（9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这是春天的魅力，更是语言的力量。语言运用得巧妙，不但可以帮助别人，有时还能救自己的性命。
1792年法国大作家伏尔泰差一点儿死于非命。当时恰逢一个英法两国交战的日子，正在英国旅行的伏尔泰被一群愤怒的英国人抓住了，出于狭隘的民族情绪，愤怒的英国人非要绞死他。尽管与他同行的英国朋友反复解释，说他只是个学者，从不过问政治。但那帮愤怒的英国人还是坚持着要把他送上绞架。在这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站在绞架前的伏尔泰并不慌乱，他从从容容地说了一句：“那么。能不能让我这个即将告别人世的人说上几句心里话？”英国人答应了。伏尔泰立刻发表了如下的演说：“作为法国人的我一直在幻想着，幻想着能成为一名高贵的英国人，可我努力了一辈子也没能实现，天！对于不幸的我，如此沉重的惩罚难道还不够吗？”就因为这一句话。在场的英国人全笑了，伏尔泰也因此平安脱险。
语言的力量，不但可以救自己的性命，有时还能改变别人的一生。
玛丽打开门时，发现一个持刀的男人正恶狠狠地看着自己。玛丽灵机一动，微笑着说：“朋友你真会开玩笑！是推销菜刀吧？我喜欢，我要一把……”边说边让男人进屋，接着说：“你很像我过去一位好心的邻居，看到你真的很高兴。你要咖啡还是茶……” 本来脸带杀气的歹徒渐渐腼腆起来。 最后，玛丽真的“买”下了那把明晃晃的菜刀，陌生男人拿着钱迟疑一会儿真走了，在转身离去的时候，他说：“小姐，你将改变我的一生！”
语言的力量，甚至能改变一个族群的命运。
很早以前，有一群印第安人被白人追赶，逃到一片森林里。
这晚，酋长正召集小头人们议事，管食物的人进来说：
“报告大家一个坏消息，我们的食物吃完了，只剩下水牛饲料了。”
小头人们听了愁眉不展，纷纷议论说。大家都很疲累，要是知道没有吃的，很可能四散逃走，那就会被分头打死！
说完，眼睛瞪着酋长，看他有什么好主意。酋长沉思了一霎。说，开个会，统一大家的思想。然后，把管食物的人叫过来耳语了几句。
会议开始了，酋长分析了处境，指出我们的食物吃完了，生命受到了严峻威胁。正在这时，管食物的人进来说：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还有不少水牛饲料，可以充饥。”
大伙儿都很兴奋，情绪高涨了好多。
如此荡气回肠！语言有着勇士的激情，英雄的豪迈。全文让我们一次目睹了两位文学巨匠，世纪英雄。他们同是思想的斗士，向所有的不平等发出最强烈的抗议。他们如同黑夜中的明星，让人们在黑暗中见到光明。他们如同燃烧的蜡烛，用生命来照亮一切，尽力感悟周围的一切。他们如同罗盘，指引着迷途中失去方向的人。
谁说他们没有力量？他们有无限的力量，那力量是永恒的，不会减少，只会增加，那力量超过千军万马，是如此伟大，甚至超过了上帝，它能让杀气冲气的士兵解甲归田；它可以让唯利是图的地主成为乐善好施的善人，它可以让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浪子回头。
他们感悟了几代人，成就了几代人。然而我发现，现在的世界，现在的社会，已经几乎没有了伏尔泰、雨果一样的人。看上去，今天飞速发展的社会，也只是表面的，人们的思想觉悟、素质精神相比之下就差多了，依然有剥削。依然是贪官一片。我们在等待，等待出现伏尔泰、雨果一样的人。
关键词： 《赵氏孤儿》 《中国孤儿》 剧情 人物 异同
一、引言
《赵氏孤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走出国门的文学作品。无论中西，无论古今，人们对它的改编和研究的热情始终不变。诚如范希衡老先生所说：“迄今为止，它是中国文学在国际上享有的，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光荣。”①
在“赵氏孤儿”的各种改编作品中，以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法国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影响最大。许多学者对二者进行了各种比较研究，但是主要倾向于探寻二者的不同。因此本文从剧情、人物两个方面着手，深入对比二者，试图在固有的不同之上找出它们一脉相承的地方，得以更好地认清这两部文学作品的关系，读懂其内涵。
二、剧情的异同
早在《春秋》、《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就有关于赵氏孤儿的记载，其中尤以《左传》记载最为详尽。到了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对这个“赵氏孤儿”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各方面的扩充，丰富了其情节，使其更完整、更具有戏剧性，但是其中不乏与前人记载相矛盾的地方。
当“赵氏孤儿”到了元朝，则被元杂剧作家纪君祥以元杂剧的形式改编成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是元杂剧中的奇葩，全名《赵氏孤儿大报仇》，讲述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包括了“弄权”、“作难”、“搜孤”、“救孤”、“锄奸”、“复仇”等基本情节。主要内容为：晋国大将军屠岸贾大权在握，但是“文武不和”，十分不满丞相赵盾，其后设法将赵家三百多人斩尽杀绝，而且连赵盾的儿媳庄姬公主刚诞下的婴孩也不放过。为了保住赵家最后的血脉，庄姬公主将他托付给府上的一名草泽医生程婴，后自缢而死。屠岸贾的属将韩厥良心未泯，亲手放走了程婴与赵氏孤儿后也自杀了。为了找到赵氏孤儿，残暴的屠岸贾不惜以杀掉全城半岁以下的婴儿为要挟。迫不得已，程婴献出了自己的儿子代替了赵氏孤儿。老臣公孙杵臼亦同情赵家，于是与程婴商议好后，由自己带着假赵氏孤儿躲避山中，由程婴去往告密。最后，公孙杵臼与程婴的孩子都被杀死，而程婴则带着真正的赵氏孤儿拜入屠岸贾门下并被重用。二十年后，在魏绛的帮助下，赵氏孤儿杀死屠岸贾，终于为父报仇。②
《赵氏孤儿》最初是由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翻译后传入法国的，并在1736年发表在《全志》第三卷上。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删掉了元杂剧中的曲文，只用“他唱”和“她唱”代替，他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观察到中国文明的程度和为了宣传其道德观念。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就是根据马若瑟翻译的版本改编而成的五幕剧。
故事的梗概为：成吉思汗攻陷北京，南宋最后一个皇帝于临死前向大臣张惕托孤。蒙古占领者闻讯后四处搜寻孤儿，欲斩草除根。张惕为保大宋遗孤，决定将自己的亲生儿子献出，冒名顶替以蒙蔽成吉思汗，却遭到其妻伊达梅的拼死反对。伊深爱丈夫，忠心不贰，但却无法接受如此违背母爱天性的行为，她终于向成吉思汗说出了真相。成吉思汗年轻时流落北京，曾向伊达梅求婚而遭拒绝。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意欲报复，但一见到昔日的情人却又立即旧情复燃。成吉思汗再次向伊达梅求婚，并以其丈夫、儿子及大宋遗孤三人的性命相逼。伊达梅在这紧要关头却利用自己的相对自由跑去救孤，事败后仍宁死不从，并决心与丈夫双双自刎来回答占领者的威逼。他们的行动感动了成吉思汗，他终于赦免了张惕夫妇，收大宋遗孤和张子为义子，并令张惕留在宫中，以中华民族的高度文明教化百官，辅佐他治理国家。③
可见伏尔泰的《中》剧与纪君祥的《赵》剧在剧情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伏尔泰的《中》剧中只保留了《赵》剧中的“搜孤”、“救孤”两个基本情节。但是无论它们在剧情上有多大的不同，其核心内容――救孤，其核心思想――救孤精神，是没有也不会改变的。
三、人物的异同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不仅在剧情设置上与《赵》剧有很大不同，人物安排上更是完全不同。《赵》剧中的中心人物是代表邪恶的屠岸贾，代表正义的程婴，以及公孙杵臼、韩厥、魏绛等，而《中》中的中心人物从屠岸贾变成了成吉思汗，从程婴变成了张惕与伊达梅夫妇，他们无论是身份还是性别都有了改变。但是无论人物设置有多么的不同，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负责宣扬儒家伦理。换句话说，他们是剧作者用以传递儒家观念的媒介。只是这种传递的方式和传递程度以及传递内容因主观需要而有所不同。
首先来看看程婴这个人物，他一出场便说道：“自家程婴是也，原是个草泽医人，向在驸马府门下，蒙他十分优待，与常人不同。”④不禁要想，为何赵氏孤儿会被托付给这么一个草泽医生？戏文第一折说，庄姬公主能想到的唯一能救她孩儿的人只有他程婴，因为“在家属上无他的名字”⑤，兴许能这样逃过屠岸贾的斩尽杀绝。于是唤来了程婴，程婴起初是不愿的，担心即使逃出去了，屠岸贾也会逼公主说出其行踪，这样不仅自家性命丢了，赵氏孤儿也活不成。为了让程婴去得放心，庄姬公主自缢而死。程婴就是这样被“逼”上梁山的，他的悲剧人生由此揭开了序幕。他献出自己的孩子代替赵氏孤儿被屠岸贾杀死，忍辱负重养大了赵氏孤儿，在屠岸贾门下卧薪尝胆二十年。这是一种至仁至义的体现，更不用说还有公孙杵臼和韩厥这些与赵氏孤儿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的牺牲是怎样的仁义。
到了《中》剧里，程婴的角色被张惕夫妇取代。张惕是大宋遗臣，伊达梅是他的夫人，除此之外，伊达梅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成吉思汗的旧情人。他们所保护的也不再只是一个大臣的遗子，而是大宋的最后一个王子。为了保住这个遗孤，张惕与程婴一般献出了自己的孩子。这里值得关注的也是与《赵》最大不同的就是张惕的夫人伊达梅不忍心看自己的孩子牺牲，而将真相告诉了成吉思汗。随后是这部剧感情与理性的冲突达到顶点的地方――伊达梅的选择至关重要。其实单单是张惕就已经足以表达伏尔泰对儒家“仁义”思想的推崇。而伊达梅最后选择了理性，她为了忠于丈夫而拒绝了成吉思汗的求爱，她为了忠于自己的民族而愿意舍身救孤，这是伏尔泰对儒家“三纲五常”思想的绝对升华，是“以夫为纲”与“以君为纲”的绝佳体现。
伏尔泰被称为孔子在欧洲的第一大弟子。孟华写的《伏尔泰与孔子》一书，就是专门研究伏尔泰与孔子关系的。伏尔泰一生中曾在近八十部作品（包括悲剧、小说、诗歌、政治作品及史学作品）、两百余封书信中论及中国，而在这其中，“孔子”和“儒学”都属于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研究1940年后欧洲对儒学的接受时，伏尔泰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⑥而且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写中国法律、风俗时这样写道：“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法律的时代。”⑦可见他对孔子，以及孔子儒家思想的推崇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借张惕夫妇宣扬儒家的“仁义”思想。这一点与纪君祥的《赵》剧中体现的思想不谋而合。《赵》剧中没有的是伏尔泰将奸臣屠岸贾改成了元朝皇帝成吉思汗的这一设定所体现的内涵。
伏尔泰正是出于对当时法国笼罩在教会统治下，王权不断衰落，人们思想被禁锢的现实抨击，而将屠岸贾的角色设定为一名帝皇――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作为一名蒙古君王，从最初打下江山体现的野蛮，到再见伊达梅的温柔含情，最后受张惕夫妇的感化而化身为一名以满口仁义道德的君子――这种转变过程无疑是在表达伏尔泰的启蒙思想。“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⑧他是希望法国的帝王能如君父般神圣不可侵犯，王权得以振兴，教会势力被狠狠打压。
所以，尽管《赵》剧与《中》剧在人设上完全不同，但是他们都是肯定儒家伦理的。然而有一点值得关注，伏尔泰对中国的儒家思想存在主观意识上的误读，即片面强调中国封建君王的好。
四、结语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伏尔泰的《中国孤儿》都在各自的地域甚至跨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产生都服务于当时的社会，都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都包含着极丰富的历史感悟。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也存在着一脉相连的内容，且各有所长，对比学习方才领悟更深。相信中西文化交流的持续发展将催生更多杰出的作品。
注释：
①范希衡。从《赵氏孤儿》到《中国孤儿》.中国比较文学（第四期）.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166.
②臧晋叔。赵氏孤儿大报仇。元曲选（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1476-1498.
③伏尔泰著。孟华译。中国孤儿（节译）.国外文学，1991，（02）.
④臧晋叔。赵氏孤儿大报仇。元曲选（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1478.
⑤臧晋叔。赵氏孤儿大报仇。元曲选（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1478.
⑥孟华。伏尔泰与孔子。北京：新华出版，1993：99.
⑦伏尔泰。风俗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53.
⑧伏尔泰。风俗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49.
参考文献：
［1］臧晋叔。赵氏孤儿大报仇。元曲选（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
［2］伏尔泰。风俗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孟华。伏尔泰与孔子。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伏尔泰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
伏尔泰：生于公历纪元1694年11月21日，逝于公历纪元1778年5月30日，享年83岁，本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著名学者、作家。
主要成就：打破封建专制主义价值传统，传播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思想准备，一生创作了50多部戏剧作品，大量哲理小说和历史著作。
（来源：文章屋网 ）
伏尔泰思维敏捷、才华过人、著作等身，但生活在法国封建专制急剧强化的时期，崇尚自由的他自然生不逢时，注定了命运的多灾多难。事实证明他确实走过了复杂而曲折的一生：颠沛流离、悲欢离合，两次被驱逐，两度入狱，寄寓海外，成功的喜悦与失败的痛苦、与情人同居时的浪漫和失去情人时的阵痛……个中滋味，他都曾品尝。这些决定了他在用历史撰述阐释自己哲学理念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历史撰述的风格、原则与形式，以致在对历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探讨方面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伏尔泰1694年出生于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法律公证人，希望他成为法官以继承自己的事业。然而天生的叛逆性格使其对文学发生了强烈兴趣，他7岁时对母亲的去世了然无知，不过他忠诚于自己的精神导师――自由主义者和享乐主义的推崇者夏多纳。这位教父后来把他托付给曾经的高级朗克罗斯，根据其遗嘱，伏尔泰获得了1000里弗尔的遗产。
1715年路易十四死后，腓力二世摄政时期，国内的政治气氛略有缓和，伏尔泰成为了当时知识界的杰出代表，他极尽自己的讽刺之能事，结果被官方第一次逐出巴黎。期满回到巴黎后，又因自己的讽刺诗被关入巴士底狱。1718年出狱后，相继创造了《俄狄浦斯王》和《亨利亚德》等文学佳作而名声大噪，甚至受到了国王的礼遇。但好景不长，很快因为诗作和罗昂骑士的争论，再次锒铛入狱，期间其父离开了人世。接二连三的打击，伏尔泰的境遇犹如从天堂坠入地狱。
第二次出狱后，伏尔泰深感自己在专制的法国无容身之地，怀着对已经发生革命的英国的向往，他负笈英伦三岛。在这里，他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接触到了大量启蒙思想的先驱，认识了蒲柏、贝克莱和牛顿等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在漂泊英伦的三年中，伏尔泰颇有斩获。1728年回到巴黎，他决心把英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哲学理念传达给法国的国民，于是撰成《哲学通信》，并于1734年秘密出版。此书被誉为“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出版后此书被公开焚毁，他本人亦遭到官方的通缉。为了逃避杀身之祸，他只身来到了法国东北的西雷，夏特莱侯爵夫人收留了他，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15年的同居生活。在优越和舒适的生活环境下，他开始撰写其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
即使他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后，也因无法受宠于普鲁士国王，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郁郁不得志。1749年夏特莱夫人死于分娩，伏尔泰不仅失去了生活的庇护，而且承担了极大的精神痛苦。长期的居无定所使其精疲力竭，最终他定居于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费尔奈庄园。在此，他与欧洲同仁保持联系，创作能量得到极大的释放，他大力鞭笞和揭露旧制度的黑暗，收容宗教难民，伸张社会正义，宣扬天赋人权，倡导宗教宽容，启蒙的哲学理念日趋系统化。上面已经提及的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也是于此期间杀青，而付梓出版。这一切使得费尔奈庄园成为当时欧洲思想和舆论的中心，伏尔泰也被人尊称为“费尔奈教长”。
1778年2月他回到阔别已久的巴黎，受到巴黎市民的热情接待，妇女们将他皮衣上的毛作为圣物加以保存，甚至女王也出席了他的剧本《伊雷娜》的演出。如此这般的礼遇，伏尔泰恍惚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令他万分激动。这加剧了他的尿毒症，三个月之后，他在荣誉和光环之中笑着离开了人世。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的遗骸被葬入名人公墓，他的著作和思想更是誉满全球，成为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为后世提供了无穷的精神资源。这也算是对他坎坷一生的补偿，是对其在天之灵的告慰。
这便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伏尔泰传奇般的一生，其间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足以让人回味，不过更值得后世景仰的是他的历史著述，是它们蕴含的丰富历史思想和彰显的历史编纂的新法则。他的历史著作甚多，如《查理十二》、《路易十四时代》、《彼得大帝传》、《历史哲学》和《风俗论》等，不过以《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最见功力，不仅写人叙事，而且体现了时代的气息，蕴藏了无数近代史学的因子。纵观这些著作，我们可以窥探伏尔泰的史学精髓。
第一，伏尔泰理性的哲学观念深深塑造了他的历史观，倘若哲学领域他是理性的旗手，那么在历史领域无疑充当了同样的角色。他开创了理性主义史学，提出了理性主义的进步史观，这种史观极大改造了中世纪的神学史观，即认为历史是可知的，人类历史是符合规律的。“人依其理性以认识自然，也依其理性以改造社会，发扬理性，就是推动历史；蒙蔽理性，就是阻碍进步”。就这样在理性的推动下，人类最终可以通往无限美好的未来，理性王国会取得彻底的胜利。这承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观念， 增强了人类自身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性， 凭这一点，他完全有资格成为“近代史学的先驱”。
第二，他批判神学史观，提倡朴素的唯物论。伏尔泰平生与天主教会势不两立，他著有《论宗教宽容》，极力批判教会，反对教权主义，这也体现在他的历史思想中。他认为教皇是“两足禽兽”，教士是“文明恶棍”，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进而阐释到“宗教狂热使科学本身也变成了它的同谋者，并扼杀理性”，在此基础上，他发展了自己朴素的唯物论，“首先要有铁匠、木匠、瓦匠和农夫，然后才会有利用闲暇进行思考的人。一切手工技艺的出现，无疑都要比形而上学早若干世纪。”不过他在对待上帝的问题上也有矛盾之处，有时极尽讽刺之能事，有时认为“如果上帝不存在，也应该创造出来”，宗教观念上的“两个伏尔泰”形象，使他最终沦为自然神论者。
第三，在理性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伏尔泰更新了历史研究和叙写的对象，扩大了历史叙述的范围，从而将人类，特别是科学文化方面的人类精神巨匠纳入了叙写的范围。他打破了以往历史叙述中的政治、军事范型和宗教神学模式，他批判专制，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通过剖析君主专制的弊端，认识到“君主使人感到枷锁的分量”，认为历史撰述“不是为后代叙述某个人的行为功业，而是向他们描述有史以来最为开明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他在批判政治军事史的基础上阐释了自己的主张：有些历史仅仅叙述一个国王的遭遇，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存在，其他一切仅仅由于他才得以存在。“我讨厌这样的历史，一句话，我写历史更多地是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国王。那不应当简单地仅仅是他在位的年代记，相反，应当成为最能为人类增光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智慧史。” 正是因为他关注人的精神、思想和文化，以人类的精神、法律、艺术和风尚为研究对象，所以他被史学界誉为“文化史之父”。
2011赛季的维泰尔和红牛来自于火星，而2012赛季，他们终于回归到了地球。只是少了“火星车”的助力，维泰尔和红牛的卫冕之路变得十分艰难。维泰尔在已经结束的13场分站赛中，只有1个冠军奖杯入账，这让觊觎总冠军奖杯的各路群雄开始蠢蠢欲动。阿隆索的个人魅力毋庸置疑，即使是F2012不怎么给力，仍拿下3站冠军。而迈凯轮“双顿”则借助于“直鼻子”MP4-27的速度优势，夺得了5站胜利。加上队友韦伯和扮演着黑马角色的罗斯博格及马尔多纳多的瓜分，积分榜上的争夺越来越激烈。2012赛季已经进入了后半程，留给维泰尔的时间和可以拿到的积分也越来越少，年轻的德国人将如何为渐渐远去的“三冠”而战呢？
排位窜出黑马，正赛充满玄机
不管怎样，新加坡一役都将成为关键的一战。在剩下的7场分站赛中，每一场的积分变化都足以让积分榜上的名次更加纠结。围场内，谁的压力都不轻，而维泰尔和红牛更是“重中之重”。对于红牛而言，蒙扎的一分未得是其在本赛季遭受的最大打击，RB8的不稳定性让全队上下的情绪都陷入了低谷，“饮料公司”能否拼得过迈凯轮这样老牌的汽车强队成为围场内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对于维泰尔，人们则开始猜测，最年轻的“双冠王”会不会昙花一现，巅峰之后陷入低谷。
在新加坡，排位赛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除了2008赛季，近几年的冠军得主都是杆位获得者。所幸维泰尔在练习赛中，状态有所回归，拿到最快成绩，成为杆位的热门人选。但在Q3，维泰尔的速度却无法跟上汉密尔顿，让他更郁闷的是，前面竟然“意外”地冒出了一个马尔多纳多。虽说排位不怎么完美，但好在第2排发车也还说的过去。新加坡是典型的街道战，加之夜赛和由“汽车上墙”引发安全车的频繁光顾，正赛依旧充满玄机。
汉密尔顿退赛，维泰尔扫清障碍
强势夺下杆位的汉密尔顿是维泰尔在正赛中最大的“敌人”，迈凯轮的速度优势无可置疑。发车后，汉密尔顿顺利保住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维泰尔则利用马尔多纳多在2号弯的失误前进一位，追至汉密尔顿身后。此后，维泰尔开始追击，5圈后，汉密尔顿仍领先维泰尔1.8s。但此时良机不期而至，第23圈，处于领先优势的汉密尔顿突然在5号弯前停了下来，原来是其赛车卡在了空挡位置，变速器故障！汉密尔顿无奈退赛，维泰尔除去了“心头大患”。此后，他再也没有给其他对手任何超越自己的机会，一路保持领先之姿，最终如愿收获新加坡大奖赛的桂冠。
久违的胜利让年轻的德国小将重新找回了自信，“我们并未拥有最快的速度，但是我们仍然赢得了比赛，我非常高兴！”而汉密尔顿则失望之极，“这样的结果是我们不能承受的，但是好的一面是我们所展现出来的速度。我们会继续尝试赢下后面的几场比赛，”汉密尔顿说道， “我永远也不会放弃。”
1、我们在这世上时日不多，不值得在可鄙的坏蛋的脚下爬行。
2、书读得多而思考，你会觉得自己不懂的越多。
3、神谕的最了不起的作用在于保证战争的胜利
4、几个苍蝇咬几口，决不能羁留一匹英勇的奔马。
5、伟大的事业需要始终不渝的精神。
6、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I卫你说话的权利
7、激情是使航船扬帆的骤风，有时也使它沉没，但没有风，船就不能前进。
8、人，如果没有记忆，就无法发明创造和联想。
9、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希望。
10、书读得多而不思考，你会觉得自己知道的很多。
11、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12、天分就是持续不断的忍耐。
13、所有的战争，不过就是抢掠而已。
14、只有真正的需求，才会有真正的快乐。
15、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子。
16、天赋的力量大于教育的力量。
17、几个苍蝇咬几口，决不能羁留一匹英勇的奔马。
18、美德与过恶，道德上的善与恶，都是对社会有利或有害的行为；在任何地点，在任何时代，为公益作出最大牺牲的人，都是人们称为最道德的人。
19、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位上帝
20、预言从来都只是为大人物而作的，小民无此必要
21、要当个无聊男人的秘诀就是把什么都讲出来。
22、有学问的傻瓜，要远比无知的傻瓜还要愚蠢。
23、人生来是为行动的，就像火总向上腾，石头总是下落。一无行动，就等于他并不存在。
24、爱情之中高尚的成分不亚于温柔的成分，使人向上的力量不亚于使人萎靡的力量，有时还能激发别的美德。
25、自尊心是个膨胀的气球，轻轻一针就刺出了大风暴。
26、人类通常像狗，听到远处有狗吠，自己也吠叫一番。
27、在这世上，不值得我们与之交谈的人比比皆是。
28、图书馆是人类知识与谬误的宝库
29、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子。
30、说出一个人真实的思想是人生极大的安慰。
31、坚强的信心，能使平凡的人做出惊人的事业。
32、当我们第一遍读一本好书的时候，我们仿佛觉得找到了一个朋友；当我们再一次读这本好书的时候，仿佛与一个老朋友重逢。
――伏尔泰
这个法国佬如此“恶毒”地“辱骂”中国人和埃及人。幸亏他死得早，要赶上中国的或伊朗的霍梅尼时代，他一定是一个被红卫兵乱棒打死的拉什迪。
我们先不管伏尔泰“骂”埃及人“怕死”这个闲事，只说说他“骂”中国人“恐惧”这件事。收集一下现代中国人关于长城的颂歌和赞词，你就会发现，长城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伟大骄傲，已经神圣得不能再神圣。中国的小学生，一说起长城，似乎马上就要立正敬礼。
但是，只要稍有历史知识和一点点独立思考能力，即使是一个中国人也应当问一下：长城到底是什么？
长城是中国古老的封建统治者用老百姓的血肉筑成的护权的土围子；长城是中原统治阶级抵御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他们势力圈的院墙。(我这里用“进入”而不用“入侵”，完全和的日本右翼分子用心不一样。日本右翼分子是为了掩盖罪恶；我是为了证明事实：每个少数民族都有权入主中原当一当皇帝。元朝蒙古人当了皇上，清朝满族人当了皇上，中华民族子孙不是照样让他们入正史吗？)
长城是劳民伤财的无效工程、无效劳动。长城花了多少钱、死了多少人、耗费了多少资财，恐怕只有“深挖洞”的“三线工程”才能与之匹敌。长城根本没有一点儿防御能力：它何时阻挡住了北方民族马队的进入？从秦王朝到元明清，五胡乱国、元朝灭宋、满清灭明，长城起了一点点作用吗？
长城挡不住兄弟们的楚汉相争；王朝的内部腐败和崩溃使得长城只具旅游价值。长城更挡不住真正的外族入侵：俄国人越过黑龙江长驱直入；日本人从渤海湾和黄海一直杀到黄河两岸；八国联军更是看都不看一眼这道土墙便烧光了圆明园……长城挡住了谁？
花了数不清的钱，死了数不清的人，筑了一堵无用的墙。它只起了一点点作用：安慰了一下墙里面统治者战战兢兢的心。其实“恐惧的纪念碑”并没有为统治者战胜恐惧，崇祯皇帝上吊时，指望长城了吗？
当我们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看待长城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旁观者的伏尔泰眼光的尖锐和深刻。他说长城不能证明中华民族的卓越才智，言外之意，中华民族是还有一些能证明其聪明才智的东西的。例如都江堰和这个伟大水利工程旁边立的一块写有“深淘滩低作堰”铭文的纪念碑，就足以证明中华民族的才智。“低作堰”不仅仅是水利原则，更是治国之大智慧！而历代统治者不具备这种卓越的才智，一个劲儿地打墙作堰，用恐惧的堵塞来对待一切祸水，岂不悲哉！
主题点评
“兼听刚明，偏信则暗”，这句富含人生哲理的古代格言，一直为后来者指点着思考的迷律。然而，自唐代以来，以其昏昏而使人昭昭的封建君主一直大有人在；以昏庸误国，最终不得独善其身的也不在少数。何以至此？其原因在于为名、利、色、情所惑也。耳熟能详的“忠言逆耳”之说，究竟有几人能躬行不悖？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是听恭顺话舒心，受阿谀奉承而陶醉。
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地看待所面对的一切？这种思想的劣根性长期以来麻痹了一些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思考力，甚至我们在“”、经济上捉襟见肘时，仍高喊着“超英赶美”。
本文作者从“兼听”外国人对中国长城的异论之后，能够以敏锐、清醒的眼光再看旧事物，以科学分析的头脑重新审视传统的认知观，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因而激活了自己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的头脑，写出了超凡脱俗的主题文章。
选材点评
这篇杂文在选材上具有与众不同的眼光。首先，关于对中国长城的评价，一直是正面褒扬性的文字居多。长城一直被看作中华古代文明的骄傲。
然而，作者却能站在旁观的位置、从全新的角度看长城，从而提出与世俗迥异的新见解。为了阐释并证明自己的见解与主张，作者不得不把选材视角调整到历史的过去时空，让史实本身告诉人们长城本身的实际作用，在对事实的分析中，古人修长城的功过毁誉不言自明。
布局点评
文章的开头引用伏尔泰的名言开头，直接引出本文的话题――对“长城是恐惧的纪念碑”的看法。接着按照习惯性思维方式，指出了伏尔泰言论的“悖谬”，指出在国人眼里长城“已经神圣得不能再神圣”的通论。
中间部分，作者以“长城到底是什么”过渡，接下来运用了大量文字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共分三个小层次。在这三个层次中作者以大量史实为论据，分别论证了：“长城是中国古老的封建统治者用老百姓的血肉筑成的护权的土围子”；“长城是劳民伤财的无效工程、无效劳动”；“长城挡不住兄弟们的楚汉相争；王朝的内部腐败和崩溃使得长城只具有旅游价值。长城更挡不住真正的外族入侵。”在论证分析后得出结论：“花了数不清的钱，死了数不清的人，筑了一堵无用的墙。”
结尾部分，作者从长城说到都江堰，引申到再看中国人的智慧，并对像都江堰这样的“治国之大智慧”深表赞美之情，主题的内涵充分昭显。
语言点评
文章的语言尖锐、犀利，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引用伏尔泰的格言对揭示文章题旨，引领读者深入思考并论证主题起了很好作用。
文章以事实为论据并辅以必要的说理，有力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阐明了见解，增强了说服力。
微瑕指正
本文作者主要着眼于长城的实用价值，而忽略了长城的精神内涵。如果用历史眼光看长城，其褒贬还有失当之处。
上帝啊，我真的热爱英国人。
如果我不是爱他们更甚于法国人，愿上帝惩罚我！
身为杰出的法国人，却如此热爱英国人，究其原因，这大约是当时许多法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英国与法国隔海相望， 但它早已掌握了海上霸权，工商业发达，资产阶级已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始了产业革命。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英国三权鼎立的议会民主制。面对一个黑暗、专制的欧洲大陆，人们似乎觉得英国就是自由之岛。“即便英国贵族们竞相模仿法国宫廷的语言、衣着和礼仪，18世纪的英国的确是一个比法国更自由、更宽容的地方”（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刘雪岚、萧萍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8页）。伏尔泰对此可谓体验深刻。
1694年11月22日伏尔泰生于巴黎新桥附近的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原名弗朗索亚-马利·阿鲁埃（Francois Marie Arouet）。伏尔泰10岁进入圣路易中学接受教育，17岁离开中学。毕业时他向父亲声明：要做一个诗人。他父亲极为恼火，坚决反对他“成为一个对社会毫无益处的家伙，生累父母，死于饥饿”[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上），金发燊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2页。译文有所改动]，坚定不移地把他送进了法科学校。据说，他的反抗方式就是很少去上课。
伏尔泰头上或许有反骨，12岁时他就读了启蒙主义思想家贝尔的著作，怀疑地狱的存在。1716年伏尔泰22岁时，因写诗讽刺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腓力普和他的女儿斐利公爵夫人而被逐出巴黎，在舒雷住了八个月。当路易十四去世时，路易十五才五岁，故由奥尔良公爵摄政。1717年伏尔泰又写了讽刺宫廷风气的作品《小孩的统治》。当时摄政王为经济起见，将御厩里的马卖出了一半，伏尔泰嘲讽道：“何不将朝廷里塞满的驴子裁去一半，那就真的有见识得多了。”据说，有一天摄政王在公园里碰到了这位天才少年，便说：“阿鲁埃先生，我跟你打赌，我能给你看你从未见过的东西。”“什么东西？”“巴士底狱的内幕。”[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上），第283页]果然，阿鲁埃第二天就见到了。他在那里被关了11个月。正是在巴士底狱他取了“伏尔泰”（ Voltaire）这个笔名。奥尔良公爵曾这样评价伏尔泰：“你要不是一个凡人的话，你就完满无缺了。”
1725年12月的一个晚上，在巴黎的剧院里，当伏尔泰正在向著名的悲剧女演员阿德里安娜·勒库夫勒大献殷勤时，被一位名叫罗昂的年轻贵族粗暴地打断了。当他们争风吃醋，准备大打出手时，勒库夫勒小姐却晕倒在地。几天后，伏尔泰在朋友家吃饭时又被罗昂叫到门外，被人拽入马车里揍了一顿。罗昂还在一旁不无揶揄地告诉打手们不要打诗人的头，因为“那脑袋瓜里可能会产生出什么好东西来”。伏尔泰蒙羞后决心学习击剑，并发誓要向罗昂复仇，进行决斗。罗昂家族稍加考虑后，便告发伏尔泰，再度将他投入巴士底狱。他在那里被关了14天。随后他被送上了驶往加莱港的马车，被逐出法国。
1726年5月伏尔泰来到英国，他在英国住了两年多。在这种心境下离开法国自然对法国没有留下多少好印象。但是，伏尔泰对英国的第一印象却是它那晴朗明媚的天气。他日后回忆道：“那天空，晴朗无云，就像法国南部最明媚的日子。”看来，英国的天似乎都要比法国的蓝。然后他看到了那些普通的英国人“生活得自由而富足”。“在这里艺术被尊崇，被奖励，人们生活的位置有所不同，但除了德行有异，人之间再无任何不同”（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第33页）。伏尔泰眼中的英国，真有点像人间乐土了。因此，伏尔泰由衷地发问：为什么世界不能都像英国？也就是说，为什么能够保障英国自由的这种法律不能被其他国家所采纳？这仿佛是在问：椰子能够在印度结果，为什么不能在罗马成熟？
这就是伏尔泰的椰子问题。1999年荷兰裔英国学者伊恩·布鲁玛出版了《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VOLTAIRE’S COcomUTS or Anglomania in Europe）一书，集中描述了欧陆人士与英国的因缘、纠葛和嫌怨。2007年该书被翻译成中文，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伏尔泰发现，“商业已使英国的公民富裕起来了，而且还帮助他们获得了自由，而这种自由又转过来扩张了商业；国家的威望就从这方面形成壮大了。商业渐渐地造成了海军的力量，从而英国人也就成为海上的霸王”（伏尔泰《哲学通讯》，高达观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商业使公民富裕，公民富裕使国家强大，国家强大保证了公民的自由。在伏尔泰看来，这就是英国的法律和政府的高明之处。在这里，个人自由、财富增长、法治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英国的法制给予每个人以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乃是：人身和财产的全部自由，用笔向国家提意见的自由，宗教的自由等。数十年后，伏尔泰在《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1771）“政府”条目第七节说到英国法律时突然发问：“为什么别的国家不采取这些法律呢？这样是否等于问为什么椰子在印度能成熟，在罗马就不会？你可以回答：在英国，这些椰子不是老成熟的；可以回答：它们被栽培得还不久；可以回答：在瑞典曾经学样试种过，却没有成功；可以回答：你可以从别的省份运椰子来，例如运到波斯尼亚或塞尔维亚。所以试种一下罢！”（伏尔泰《哲学通讯》，第47页）伏尔泰对这个“英国法律的椰子”的普适性虽然还有些犹豫不定，但仍然觉得全世界都不妨“试种一下”。
1729年3月，伏尔泰回到了法国。不久他就出版了批评法国封建制度和宣传唯物主义哲学的《哲学书简》（又译作《英国通信集》，Letters on the English，1734）。这是一部思想旅行者的思想游记，伏尔泰关注的是英国人的思想。这部书被指责为“伤风败俗、违背宗教道德、蔑视朝廷尊严”，伏尔泰自知又走到了重游巴士底狱的半路上了，于是他拔脚就跑，并乘机带走了人家的妻子。而出版该书的书商却没有那么幸运，虽然留下了性命，却进了巴士底狱。
随后，他在女友夏德莱侯爵夫人（Mme Emilie du Chatelet，1706—1749）在香槟省的古老幽静的西雷（Cirey）城堡里住了15年（1734—1749），在那里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说夏德莱夫人是“一个大伟人，唯一的错误就是做了一个女人”。“当时的道德风气允许一个妇女在自己家里多养一个情人，只要事情做得适当地尊重人类伪善的面子就行；而今她选中的不但是个情人，还是个天才，全世界都会原谅她。”[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上），第291页]。1749年夏德莱夫人去世，伏尔泰曾一度伤痛欲绝。1750年他应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邀请来到柏林，他本希望此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未能如愿。
1755年他在法国和瑞士的边境上的费尔奈（Ferney）买了一块不大的地产，并在那里安度晚年。伏尔泰说：“在这个地球上，哲学家要逃避邪恶的追捕，就要有两三个地洞。”那里现在更名为费尔奈-伏尔泰，保留着伏尔泰的故居。在伏尔泰的卧室里，“墙上四处挂着他崇拜的伟人画像：牛顿、弥尔顿和乔治·华盛顿。还有一幅更大的伏尔泰自己的画像，画中他正在升向一处凡尘的天堂，上有天使和缪斯们在迎接，脚下是他的批评者像地狱中的罪人一般正在痛苦挣扎。”（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第24页）。伏尔泰在那里精心营造了一座花园，他自称“完全是英国品味，一切遵从自然”。“它很匀称，但有些奇异，时而有几处显出野趣。有一处漂亮的露台，可以看到圆形池塘和喷泉。笔直的砾石小路两边种着酸橙树和白杨树。房子后边长长的小径两边都是笔直的角木”（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第25页）。伏尔泰自以为他向法国引进了英式花园，但“花园的造型太小、太整齐、太匀称、太装饰”，简而言之，它仍然太法国化。据说，伏尔泰在那里尝试种过菠萝，正如他希望将英国的法律移到法国一样，但是，他种下的菠萝没有挨过欧洲的寒冬。
伏尔泰尝试过在欧洲种植菠萝，但他没有尝试过将英国的法律移植到世界各地。“也许英国的某些法律和政治制度是可以出口的，印度、肯尼亚和孟加拉这些英联邦国家可以以此作证，但是亚非产的‘英国椰子’尝起来并不香甜，而且英国的迷人之处恰恰不是她与这些国家表面上的相似之处”（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文化政治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看来，并不存在一种普世的法律或者真理。法律也好，真理也罢，都是有条件的。世界上没有从来就有的法律和真理，如此也就没有永远存在的法律和真理。永恒的法律和真理作为一种理想或许存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总是有所限制、有所变化、有所调整，以适应新的地理和环境。伏尔泰的花园或许可以作为例证。因此，作为普世的法律理想固然是美好的，但随机应变也是必须的。
伏尔泰对此自然也是深有体会，他的机敏善变、口舌如簧也是尽人皆知的。他身上似乎存在先天的两面性：一方面，他的容貌毫不动人：丑陋、浮夸、油滑、猥亵、无顾忌，有时甚至虚伪，总之，他那个时代和区域所具有的一切劣迹，他难得漏掉一样去；另一方面，他又仁慈、体谅、慷慨，帮助朋友如攻击敌人一样热心，笔头一掉就能杀人，可是只要人家走上去乞和，他便马上解除武装了。伏尔泰是个天才，但是个善变的天才。据说，伏尔泰在旅英时，一次回家的路上因一身外国装束受到街上几个英国人的污辱，他们叱骂一通后还想追打他。伏尔泰讨饶道：“英国的好汉们，我不生为英国人不是已经够可怜了吗？”那帮“好汉”听了齐声叫好，把伏尔泰抬起来送回住处（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文化政治论集》，第16页）。伏尔泰以多变和善变很好地适应了英国的多面性。
伏尔泰对英国作家赞誉最高的是蒲伯，而对莎士比亚则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他称莎士比亚为“乡下来的丑角”、“醉醺醺的生番”、“挑水夫”、“野蛮的自然人”、“怪物”，认为他不懂规范、不懂合宜、不懂艺术，混淆了卑贱与高贵、打诨与恐怖之间的关系。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令人惊骇的是这个怪物在法国有一帮响应者，为这种灾难和恐怖推波助澜的人正是我——很久以前第一个提起这位莎士比亚的人。在他那偌大的粪堆里找到几颗瑰宝后拿给法国人看的第一个人也正是我。未曾料到有朝一日我竟会促使国人把高乃依和拉辛的桂冠踩在脚下，为的是往一个野蛮的戏子脸上抹金”[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伏尔泰在政治上是法国大革命的急先锋，在艺术上又是一位古典主义者。
伏尔泰提倡宽容，宽容几乎等于自由的同义词。1769年， 75岁的伏尔泰写过一部悲剧，名为《拜火教徒，或宽容》。伏尔泰与卢梭虽然同为启蒙运动的领袖，但他们的主张和观点并不相同，有时甚至针锋相对。卢梭提倡“自然人”，伏尔泰更强调“自然人”的文明化。伏尔泰曾这样答复卢梭：“迄今为止，没有人有你那么聪明诙谐，竟试图把我们变成畜生；读你的书让人想匍匐而行。然而，自从我放弃这种想法以来，如今差不多60年了，令人遗憾地再要我有这种想法是根本不可能的。”伏尔泰还说：“卢梭像个哲学家，犹如猴子像人一般。”可是，伏尔泰还说过：“你的话我一句也不同意，可是我将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上），第348～349页]而当卢梭四处受到攻击，并遭到驱逐时，伏尔泰热情地邀他来家里同住。
当然，提倡宽容的伏尔泰自己有时也器量狭小。据说，他在费尔奈的家中养了四只猴子，它们分别以伏尔泰的论敌的名字来命名。伏尔泰饲养这些猴子的目的是为了发泄他的肝火，他不断地用针刺鼻子、拧耳朵、踩尾巴、戴高帽来戏耍、欺辱这些猴子（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文化政治论集》，第17页）。提倡宽容的伏尔泰也有不宽容的时候。
早在伏尔泰在费尔奈准备安度晚年时，他就在那里为自己修建了墓地，他希望自己死后有一个像样的葬礼。他在一块墓石上写道：“聪明人会说我既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进去过，因为他被葬在了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