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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子》；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20世纪初，诸子学兴盛，“以子证经”的学术传统被打破，《老子》及先秦道家学统得到重新审视。本世纪的《老子》研究大致上围绕两大问题展开了几次热烈的讨论：一是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生平里籍考证、篇章辨伪及校注，二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探究。老子的哲学思想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深不可测，因而，“五千言”的真谛，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老子其人其书扑朔迷离，纷纭之议两千年，迄今也很难说已真正解决，但是《老子》成书当晚于《论语》，定稿约在战国初期；全书思想理论一贯，文体文风一致，大体出于一人手笔，则取得了大致一致的意见。较之于哲学思想研究的繁盛，《老子》文学研究尤其是散文艺术研究要寂寞得多。80年代以前除了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单列“老庄”一章略加论列外①，大多只是只言片语的涉及，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80年代以后随着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老子》文学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出现了一批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纵观20世纪的《老子》散文艺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体形式、艺术特色和文章风格等几个方面。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的《老子》散文艺术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瞻望，以期对未来的《老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文体特性研究
《老子》虽为语录体却无对话与场面描写，也无设教授学的痕迹，是更为纯粹的“立意”、“见志”之作。今本《老子》八十一章，结构完整，文辞精练，大体有韵，体近诗歌，加之“玄之又玄”的哲学思想，使“五千言”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鲁迅指出《老子》“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1]（第三篇《老庄》），认为其之所以讲究用）●（韵，是为了供人诵读传记。张振镛认为：“其文理精而词简，整齐而有韵，盖冲口而出，自有声律”，认为《老子》用韵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发之于天籁，本之于自然”的结果 [2]（P32）。柳存仁认为“其书为有韵口诀体”[3]（P64）。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老子》的诗体特征，然而声韵律调却是诗歌的基本特性之一。惟钱基博谓《老子》“辞以简隽称美”，“意以微妙见深”，“其文缓而旨远，余味曲包”[4]（P30），似含有诗意品味的意味。朱谦之对《老子》用韵研究用力甚勤，在所撰《老子校释》中专列《老子韵例》作专题研究，并独有心得：“余以为《道德》五千言，古之哲学诗也。既曰诗，即必可以歌，可以诵；其疾徐之节，清浊之和，虽不必尽同于三百篇，而或韵或否，则固有合于诗之例焉无疑。”[5]（P313）至此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已趋明朗。任继愈称之为“哲理的诗篇”[6]。陈鼓应亦认为：“《老子》五千言，确是一部辞意锤炼的‘哲学诗’。”[7]（P7）
对《老子》诗性特征的系统深入研究当在80年代以后。汤漳平《论〈老子〉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8]认为，《老子》是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哲理诗”，不但是“继《诗经》之后，《楚辞》之前的一部重要诗作”，而且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鸿篇巨制”。汤氏并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对《老子》作了评说：“作者采用诗的形式，以简洁的文字，流畅而富于音乐美的语言，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章沧授认为《老子》散文的“显著特征是诗歌化”，表现为“押韵独密，音韵悠扬”，“长短变化，错落有致”，“词约义丰，生动形象”，“多用复叠，尽理穷义”[9]。陆永品虽然认为“不如说它是哲理散文诗更为确切”，但作者的论述仍然是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展开的：“运用音乐的旋律，轻松的笔调，来阐释枯燥乏味、窈冥深邃的哲理”，“言辞简要，旨意深远”，“能够引起人们的兴味”，“既是诗，又是歌，读之能给人以轻松愉快之感” [10]。一些研究者还从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探讨了《老子》所具有的诗的“意境”。朱俊芳认为《老子》是“以纯熟的诗体写作的”，它“将哲理与诗，精妙地熔为一炉，铸成一种亘古不衰的艺术魅力”，既具有“朦胧的诗意”，又具有“深厚幽远的意境”，因而“它不仅具有思辨的说服力，更有美的感染力”[11]。李严认为“不妨把它视为中国文人哲理诗的开端”，“老子创造性地运用了意象化和形象化的创作手法”，“是创造朦胧美的能手” [12]。许结认为老子“是以诗人的情感与形象去表现哲思”，“在创作上，老子对‘天道’或‘人道’的探究首先充满着诗人的情感，而表现出强烈的抒情性”，“老子运用比兴手法将宏深的哲理转化为形象，以表达精微玄妙的内心世界”[13]。许结另撰有《〈老子〉与中国古代哲理诗》一文[14]，探讨了《老子》五千言作为哲理诗的特色及其影响，认为构成《老子》作为哲理诗的主要审美特征，是“处处表现出形象化的情节、抒情性的描写和深婉的理趣美”，以及“《老子》带着诗意的微笑融自然、人生、艺术于一体的审美意境”，并指出，以诗寓理，于自然中悟道豁情、探索人生哲理，在情景意兴中蕴藏机锋理趣，这些《老子》哲理诗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基本精神，对后世的哲理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老子》独具特色，虽是文的形式，却有“诗”的风致，然而是否即可迳称之为“诗”？有的研究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陈柱认为：“老子多对句矣，多韵语矣，然仍不可便谓之韵文，便谓之骈文也，谓之骈文之祖可耳。”[15]（P32）詹安泰认为应称之为“诗文骚赋的混合体”[16]。谭家健称之为“散韵结合的格言体散文”。[17]（P89）张松如也指出：“老子是在做诗吗？以其用韵语，也可以作如是观吧。……但一不入乐，二少抒情，吾人只得于惊叹其超凡的智慧中，领悟出丰富的诗的乐趣，难以风雅、骚赋相比附也。”[18]蔡靖泉《〈老子〉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一文[19]认为：“就整体言，《老子》应归于散文类，故不妨称之为‘诗化散文’”，“《老子》有着较高的艺术性，的确可以称之为精妙的美文。”“《老子》有机地糅合中原和楚地的语言艺术形式而成的诗化散文，一方面将春秋以前韵散结合的语言艺术形式发展到极致，另一方面也宣告了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化的完成。”[19]我们认为，先秦尤其是春秋诸子大多具有良好的“诗学”修养，为文多用韵语与偶句，然而说其具有“诗味”尚可，直接称之为“诗”则难免削足适履。实际上，称《老子》为“诗”的研究者，在阐释其艺术特性时，又往往自相矛盾，多是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立论。凭心而论，《老子》在哲学概念与语言选择的困难中与“文学”不期而遇，诗情、哲理、文思、玄言，熔铸为一，从而把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大道之精微，用“可道”的方式会意于它的“不可道”，《老子》贡献于后世“文学”者，正在于哲理与文思的会通处，可谓先秦文章中的别一体，很难于“散文”或“诗”的发展线索上为其找到准确的位置，因此，对于《老子》做出符合实际的文体定位，需要谨慎从事。
二、现实关怀与情感内涵研究
老子以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为其哲学根基，以“无为”、“不争”为处世准则，然而老子并未忘怀世事。鲁迅独具慧眼，认为：“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欲治天下。”[1]《老子》文多“愤辞”的忧世之言和“欲治天下”的救世之心为当代学者所认识，研究者大多是从现实关怀与情感投入两方面进行探讨。
汤漳平认为：“《老子》最富于现实主义精神，最少宗教迷信色彩”，是“对《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8]。陆永品亦发表了相同的意见：“我国古代文学，从《诗经》开始，就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上，具有反映社会生活和批判不合理的黑暗社会的优良传统。老子的散文也继承的这个特点。”[10]朱俊芳认为，形成《老子》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深沉的批判现实的精神，指出：“《老子》的许多言词诗章都是关注社会人生的，对现实社会中许多至关重大的大小问题发表深刻见解，抒发愤激之情”，“《老子》所表现出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对后世的叛逆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11]蔡靖泉对《老子》文章中所体现的现实意义作了具体分析，认为老聃疾伪求真，所著《老子》充分反映出他对真实的执着追求，真实地描写生活，如实地批判现实，“既是他求真精神的具体表现，又是他作品的艺术特色的鲜明体现。”[19]显然，研究者对《老子》现实品格的挖掘，不过是传统“君人南面术”之说在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另种说法。《老子》以五千言之精妙，表现了囊括天人、包孕万象的心胸，眼冷心热，于表面的“虚静”中蕴含对现世的执着关怀，仅以“现实主义”一语论之，终显流于皮相，因此，如何认识老子的忧世之言与救世之心，尚须深入地体察与感悟。
《老子》所重在天道自然，有情之“我”于“五千言”中似乎是不存在的，然而老子以虚静自然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社会碰撞，因理想人格被否定而激发起愤世之情，“五千言”乃以天地之“无情”看待人间之“有情”，发而为文，又时时于精微中吐“愤辞”，于玄妙中露真情。80年代以来的研究者对此也作了一些探讨。蔡靖泉认为：“老聃之所以作《老子》，正是其愤世嫉俗的丰富而强烈的感情所激动而不得不发”，“老子在抒情之时，往往因感情强烈而不由自主地将自我融入作品中直抒其情，从而鲜明地展现出自我形象”，甚至从中可以看到“老聃那忿懑之极的音容和表情”[19]。朱俊芳认为：“《老子》以叙事、抒情、议论多种方法，刻画了老聃复杂而鲜明的形象”，他坚执理想而遗世高蹈，既是一个“古之博大真人”，又是一个充满愤世之情的“忧世疾俗的士者”。[19]李严则对此作了更带学理性的阐述：“《老子》寓情于理，情、理交融，在对哲理的阐发中渗透着抒情性”，“哲理为感情所浸透，与感情相融合。作者以其蕴含哲理的感情感染读者，使读者在体验其感情的同时，接受其哲理。”[12]《老子》以五千言精妙，将自然与人生囊括其中，包含着对宇宙本体、天人关系、社会现象的深沉思考与热切关注，研究者论述的范围仅局囿于社会现象这一层面，而《老子》于宇宙人生的永恒性的关照中所融含的“太上忘情”之“情”，将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三、写作艺术研究
老子倡言“绝圣弃智”、“美言不信”，似乎不像儒家孔孟那样重视语言表达，罗根泽即认为：老子“既然反对美，反对言，则借助于美与言的文学，更不必说了。”[20]（P60）老子诚然无意于沉思翰藻，然而正如鲁迅所云：“然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五千言精妙凝练，表现出高度的语言写作技巧则是无疑的。鲁迅所谓：“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1]，即是指其无心为文，自然成采而言。明人朱得之《老子通义》有云：“非善辞章者不能为《老子》。”对于《老子》的“辞章”之“善”，研究者的探讨基本上集中在语言修辞技巧、声韵和审美效果几个方面。
关于语言修辞技巧，研究者普遍认为《老子》在比喻和排比的运用上独具特色。汤漳平认为：大量使用形象性的比喻，从而“深入浅出地说明了他的哲理”。[8]陆永品亦认为，《老子》“善于运用生动的比喻，鲜明的形象来阐发哲理，赋予虚无缥缈的自然道论以形象化、具体化。”[10]章沧授对《老子》的语言修辞手法作了更为全面具体的研究，认为《老子》在句式的运用上独具匠心，“他善于使用排比、对偶、连锁、递进等各种句式，表情达意，形式新颖，变化灵活”。文章重点分析了排比和对偶两种句式：《老子》中的排比句数量多，格式齐备，形式灵活，运用巧妙，“这些排比句的运用，既使论述的事理主次分明，条理清晰，层层递进，详尽通达；也使文章雄健有力，气势磅礴，若悬河飞泻，注而不竭”；《老子》大量运用对偶句，“这些对偶句以整齐的句式有机地错置在各章中，不仅给人以美感，而且含有深刻的哲理，令人启迪无穷。”章文对《老子》用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指出：老子大量地运用明喻、博喻、隐喻来说明事理，并且不拘一格，形式灵活，风格多变，有其独到之处，“有时如江河尽泻，一气贯通，有时又像逆流回旋，顿挫抑扬；有时若短兵相接，锋芒毕露，有时又含蓄不露，回味无穷”，“这些活泼动人、丰富多姿的比喻，给《老子》增添了艺术光彩，增强了感人的力量。”[9]文章梳理有序而持论平和，在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蔡靖泉从散文艺术的角度对《老子》的语言表达技巧进行了全面研究，认为它的句式往往随言理抒情的需要而自由组成，“一章之内是三言五言不定、七言八言相杂，较之当时已经形成参差错落风貌的楚辞更加散文化了”，“明显地表现出散文的特征”，因为“长短不一的句式交错出现在作品中，其形式便有参差变化之妙，其语气也有起伏顿挫之感，自然亦能够更加自由而充分地抒情，更加明晰而透彻地说理”；《老子》中比喻不仅仅是一般的“举他物以明之”的修辞手法，而是“往往借助丰富的想象以构成鲜明的形象”，丰富的想象表现为联类无穷的思维运动，使比喻具有联想功能，从而形成了其独有的抒彩。[19]
《老子》句式整齐，不仅用排比而且多用韵语以齐其句、密其意，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显得十分突出。对于《老子》用韵，自宋代起，不少学者通过与《易》、《诗经》、《楚辞》音韵的比较，进行了深入研究，所及范围包括韵例、韵部、韵谱等，属于音韵学的范畴，关涉散文艺术者无多。朱谦之《老子校释》，每章后有“音韵”一目，罗列众说，间出已见，多有对其艺术效果的抉发，朱氏认为，若不知其用韵，则“不但不达五千言铿锵之妙，且不足以语诸子之文矣。”[5]因此，论及《老子》艺术的论著，鲜有不及其音韵之美者。汤漳平认为，《老子》不但文体兼有《诗》、《骚》的特点，其用韵亦是融合了二者而成，“语音节奏和谐，合韵悦耳，读起来朗朗上口。”[8]章沧授认为，《老子》八十一章几乎章章押韵，“押韵不仅多而密，而且形式多种多样，变换灵活。有一句或数句一转韵的，有一章一韵到底或一章数韵的，还有句中、句首、首尾、双声、叠韵等韵例。这些韵句‘随语成韵，随韵成趣’，可歌可诵，金声玉振，韵味悠长”，加之《老子》句式长短变化，错落有致，造成了音节的抑扬顿挫，缓疾协律，“既有形式参差之美，又有明快雄健的节奏美，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9]李严也探讨了其音律之美，认为《老子》五千言大都排列整齐，声韵和谐，节奏感很强，富有韵律美，“有些文字虽然表面看似乎参差不齐，但是有很强的韵味贯穿其中，情调与音调契合，内在的韵律美跃然纸上”，因此，“《老子》在音乐性上内容与形式统一，寓情、理于声，以集中意义、强调感情，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12]
另外，在有关《老子》散文艺术研究的论著中，还涉及到了《老子》五千言的结构特征、总体风格及其成因等诸多方面，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相对于《老子》哲学思想研究来说，其文学研究论著不多，领域不够广阔，论述不够深入；加之理论的陈旧和思维方式的僵化，《老子》深广的审美意蕴和独特的散文艺术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掘发，因此，新世纪的《老子》文学和散文艺术研究仍将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
注释：
① 本篇是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原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中山大学讲授时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改用今名，此前未见正式发表；收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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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Research on Prose Art of Lao Zi in the 20th Century
NIE Yong-hua
A、文体特性——洋洋五千言，一部辞意锤炼的哲学诗
《老子》虽为语录体却无对话与场面描写，也无设教授学的痕迹，是更为纯粹的“立意”、“见志”之作。今本《老子》八十一章，结构完整，文辞精练，大体有韵，体近诗歌，加之“玄之又玄”的哲学思想，使“五千言”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鲁迅指出《老子》“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第三篇《老庄》），认为其之所以讲究用韵，是为了供人诵读传记。张振镛认为：“其文理精而词简，整齐而有韵，盖冲口而出，自有声律”，认为《老子》用韵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发之于天籁，本之于 自然 ”的结果 。柳存仁认为“其书为有韵口诀体”。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老子》的诗体特征，然而声韵律调却是诗歌的基本特性之一。惟钱基博谓《老子》“辞以简隽称美”，“意以微妙见深”，“其文缓而旨远，余味曲包”，似含有诗意品味的意味。朱谦之对《老子》用韵研究用力甚勤，在所撰《老子校释》中专列《老子韵例》作专题研究，并独有心得：“余以为《道德》五千言，古之哲学诗也。既曰诗，即必可以歌，可以诵；其疾徐之节，清浊之和，虽不必尽同于三百篇，而或韵或否，则固有合于诗之例焉无疑。”至此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已趋明朗。任继愈称之为“哲理的诗篇”。陈鼓应亦认为：“《老子》五千言，确是一部辞意锤炼的‘哲学诗’。”
对《老子》诗性特征的系统深入研究当在80年代以后。汤漳平《论〈老子〉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认为，《老子》是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哲理诗”，不但是“继《诗经》之后，《楚辞》之前的一部重要诗作”，而且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鸿篇巨制”。汤氏并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对《老子》作了评说：“作者采用诗的形式，以简洁的文字，流畅而富于 音乐 美的语言，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章沧授认为《老子》散文的“显着特征是诗歌化”，表现为“押韵独密，音韵悠扬”，“长短变化，错落有致”，“词约义丰，生动形象”，“多用复叠，尽理穷义”。陆永品虽然认为“不如说它是哲理散文诗更为确切”，但作者的论述仍然是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展开的：“运用音乐的旋律，轻松的笔调，来阐释枯燥乏味、窈冥深邃的哲理”，“言辞简要，旨意深远”，“能够引起人们的兴味”，“既是诗，又是歌，读之能给人以轻松愉快之感” 。一些研究者还从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探讨了《老子》所具有的诗的“意境”。朱俊芳认为《老子》是“以纯熟的诗体写作的”，它“将哲理与诗，精妙地熔为一炉，铸成一种亘古不衰的艺术魅力”，既具有“朦胧的诗意”，又具有“深厚幽远的意境”，因而“它不仅具有思辨的说服力，更有美的感染力”。李严认为“不妨把它视为 中国 文人哲理诗的开端”，“老子创造性地运用了意象化和形象化的创作手法”，“是创造朦胧美的能手” 。许结认为老子“是以诗人的情感与形象去表现哲思”，“在创作上，老子对‘天道’或‘人道’的探究首先充满着诗人的情感，而表现出强烈的抒情性”，“老子运用比兴手法将宏深的哲理转化为形象，以表达精微玄妙的内心世界”。许结另撰有《〈老子〉与中国古代哲理诗》一文，探讨了《老子》五千言作为哲理诗的特色及其 影响 ，认为构成《老子》作为哲理诗的主要审美特征，是“处处表现出形象化的情节、抒情性的描写和深婉的理趣美”，以及“《老子》带着诗意的微笑融自然、人生、艺术于一体的审美意境”，并指出，以诗寓理，于自然中悟道豁情、探索人生哲理，在情景意兴中蕴藏机锋理趣，这些《老子》哲理诗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基本精神，对后世的哲理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老子》独具特色，虽是文的形式，却有“诗”的风致，然而是否即可迳称之为“诗”？有的研究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陈柱认为：“老子多对句矣，多韵语矣，然仍不可便谓之韵文，便谓之骈文也，谓之骈文之祖可耳。”詹安泰认为应称之为“诗文骚赋的混合体”。谭家健称之为“散韵结合的格言体散文”。张松如也指出：“老子是在做诗吗？以其用韵语，也可以作如是观吧。……但一不入乐，二少抒情，吾人只得于惊叹其超凡的智慧中，领悟出丰富的诗的乐趣，难以风雅、骚赋相比附也。”[蔡靖泉《〈老子〉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一文认为：“就整体言，《老子》应归于散文类，故不妨称之为‘诗化散文’”，“《老子》有着较高的艺术性，的确可以称之为精妙的美文。”“《老子》有机地糅合中原和楚地的语言艺术形式而成的诗化散文，一方面将春秋以前韵散结合的语言艺术形式 发展 到极致，另一方面也宣告了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化的完成。”[19]我们认为，先秦尤其是春秋诸子大多具有良好的“诗学”修养，为文多用韵语与偶句，然而说其具有“诗味”尚可，直接称之为“诗”则难免削足适履。实际上，称《老子》为“诗”的研究者，在阐释其艺术特性时，又往往自相矛盾，多是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立论。凭心而论，《老子》在哲学概念与语言选择的困难中与“文学”不期而遇，诗情、哲理、文思、玄言，熔铸为一，从而把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大道之精微，用“可道”的方式会意于它的“不可道”，《老子》贡献于后世“文学”者，正在于哲理与文思的会通处，可谓先秦文章中的别一体，很难于“散文”或“诗”的发展线索上为其找到准确的位置，因此，对于《老子》做出符合实际的文体定位，需要谨慎从事。
B、现实关怀与情感内涵——宇宙人生的永恒性关照
老子以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为其 哲学 根基，以“无为”、“不争”为处世准则，然而老子并未忘怀世事。鲁迅独具慧眼，认为：“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欲治天下。”[《老子》文多“愤辞”的忧世之言和“欲治天下”的救世之心为当代学者所认识， 研究 者大多是从现实关怀与情感投入两方面进行探讨。
汤漳平认为：“《老子》最富于现实主义精神，最少宗教迷信色彩”，是“对《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陆永品亦发表了相同的意见：“我国古代文学，从《诗经》开始，就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上，具有反映 社会 生活和批判不合理的黑暗社会的优良传统。老子的散文也继承的这个特点。”朱俊芳认为，形成《老子》 艺术 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深沉的批判现实的精神，指出：“《老子》的许多言词诗章都是关注社会人生的，对现实社会中许多至关重大的大小 问题 发表深刻见解，抒发愤激之情”，“《老子》所表现出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对后世的叛逆文学有着深远的 影响 。”蔡靖泉对《老子》文章中所体现的现实意义作了具体 分析 ，认为老聃疾伪求真，所着《老子》充分反映出他对真实的执着追求，真实地描写生活，如实地批判现实，“既是他求真精神的具体表现，又是他作品的艺术特色的鲜明体现。”显然，研究者对《老子》现实品格的挖掘，不过是传统“君人南面术”之说在 现代 文化语境下的另种说法。《老子》以五千言之精妙，表现了囊括天人、包孕万象的心胸，眼冷心热，于表面的“虚静”中蕴含对现世的执着关怀。
《老子》所重在天道 自然 ，有情之“我”于“五千言”中似乎是不存在的，然而老子以虚静自然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社会碰撞，因理想人格被否定而激发起愤世之情，“五千言”乃以天地之“无情”看待人间之“有情”，发而为文，又时时于精微中吐“愤辞”，于玄妙中露真情。80年代以来的研究者对此也作了一些探讨。蔡靖泉认为：“老聃之所以作《老子》，正是其愤世嫉俗的丰富而强烈的感情所激动而不得不发”，“老子在抒情之时，往往因感情强烈而不由自主地将自我融入作品中直抒其情，从而鲜明地展现出自我形象”，甚至从中可以看到“老聃那忿懑之极的音容和表情”。朱俊芳认为：“《老子》以叙事、抒情、议论多种 方法 ，刻画了老聃复杂而鲜明的形象”，他坚执理想而遗世高蹈，既是一个“古之博大真人”，又是一个充满愤世之情的“忧世疾俗的士者”。李严则对此作了更带学理性的阐述：“《老子》寓情于理，情、理交融，在对哲理的阐发中渗透着抒情性”，“哲理为感情所浸透，与感情相融合。作者以其蕴含哲理的感情感染读者，使读者在体验其感情的同时，接受其哲理。”《老子》以五千言精妙，将自然与人生囊括其中，包含着对宇宙本体、天人关系、社会现象的深沉思考与热切关注，研究者论述的范围仅局囿于社会现象这一层面，而《老子》于宇宙人生的永恒性的关照中所融含的“太上忘情”之“情”，将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C、写作艺术——无心为文，自然成采
老子倡言“绝圣弃智”、“美言不信”，似乎不像儒家孔孟那样重视语言表达，罗根泽即认为：老子“既然反对美，反对言，则借助于美与言的文学，更不必说了。”老子诚然无意于沉思翰藻，然而正如鲁迅所云：“然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五千言精妙凝练，表现出高度的语言写作技巧则是无疑的。鲁迅所谓：“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即是指其无心为文，自然成采而言。明人朱得之《老子通义》有云：“非善辞章者不能为《老子》。”对于《老子》的“辞章”之“善”，研究者的探讨基本上集中在语言修辞技巧、声韵和审美效果几个方面。
【关键词】语文教学；散文；鉴赏
散文这种文学体裁，在古代跟骈文、韵文相区别，在现代跟诗歌、小说、戏剧相并列。它是一种文学性很强的文体，究竟应如何去教学，我认为应把传统的散文分析课变成鉴赏课。让散文的教学更加具备作为“美”的特质，体现语言特色的原汁原味。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培养鉴赏散文的能力，特别是名家作品。那么应从哪些方面去鉴赏散文呢？
一、鉴赏散文的意境美
意境，就是作者把深刻的思想、动人的感情，通过生动的画面表现出来，达到情与物融合、意与景交织，以唤起读者的联想，产生动人的艺术效果。 古有“诗文一家”“文中有画”之说，也揭示了意境美不独为诗，也为散文所有；并且，现代人对于“散文是美文”的界说，也在认同散文文质相承，形神兼美的同时，实质上承认了散文用独具质感的优美的语言创设特定的情境以寄托自己的哲理情思的特征。
散文贵在意境。散文中的“意”是指作者在文中流露出的主观情感。这种情感，必须要有所依托，或是借景抒情，或是托物言志，或是因事明理。这些可寄托作者情思的景、物、事就是“境”。 “意境”则是这二者交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境界。单纯的景物描写谈不上意境，意境应该是外在景物与作者心境的高度统一，是外物与内情的自然融合，是给读者以美感的艺术画面。读《荷塘月色》，感叹作者笔下美景，那“淡淡”的月色，那“像亭亭的的裙”一样的荷叶，那“明珠”“星星”一般的荷花，那“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清香，那“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似的光和影……一切的一切都“像笼着轻纱的梦”。作者之所以要创造一种朦胧的环境，是因为这环境正象征着他此刻的心境。因为“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尽管景色“今晚却很好”，尽管“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但我仍然“什么也没有”。在此，作者欣赏到了“无边的荷塘月色”，心中涌起了几丝淡淡的喜悦，但眼前的美景仅使他暂得偷闲，那暂时排遣却又不能完全排遣的几缕淡淡的忧愁始终缠绕胸中。怀着喜也朦胧忧也朦胧的心境，不正和月下荷塘朦朦胧胧的环境丝丝相扣吗？这就是环境与心境的统一，景和情的统一，意和境的统一。
二、鉴赏散文的情感美
与韵文相比，散文如日常谈话般率性真诚，随意自由，外国散文中有所谓絮语散文，随笔散文，我国现代有谈话风散文，有所谓“闲话”、“杂谈”类散文类别，在强调散文情感的自然流露上二者恰好不谋而言。的确，散文抒情志的功能并不比诗歌差，在深入人心探幽，在方式途径的灵活多样上，散文可说还胜诗歌一筹，因此，散文往往成为作者内心情感最自然的最熨贴的寄托。散文直接面对的是宇宙间最美丽的生命体--人，直接面对的是最为丰富多样的生命的情感体验。实现散文的审美功能，还需要循其语言表征，追寻它直抒或隐含的人物情感，在对这些情感的理解认同和反复体味中提升审美品位。
在阅读中怎么才能实现散文的这种审美功能呢？ 稍有鉴赏力的读者都有从阅读兴奋中享受艺术美感的经验和体验：阅读之后，在一定的艺术直感的支配下，艺术意象重现，与作者之间沉默的情感交流出现了高潮，在兴奋中获得共鸣的，这时候虽不求甚解而心绪飞动，虽掩盖而毕而余味无穷……，这是在值得鉴赏处自然形成的“兴奋点”。在朱自清的《背景》中，作者用家庭灾祸设置好父亲送子远行的背景后，描绘了父亲送子的几个场面，尤其细致入微地刻画了父亲为我买橘子的行动，此时似电影镜头叠现的情势点示了“我”多次的流泪。“事非经历不知难，情非感受不知味”，若只是冷眼旁观，漠然置之，那与我们司空见惯于街偶中的乞丐的感受有何相异？又何以能唤起我们的审美愉悦？此时，唯有发挥想象，换位思考，调动自己的生活体验，才能深切意会到一个父亲，一个一家之长在家国两茫茫之际，送子远行时的那种深情的牵挂，那种不忍不舍，满怀希望而前景黯淡，相互交织的复杂感受。
人的情感是相通的，不同经历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都可能从某一角度找到与散文作者的共通处，达到部分地接受作品的地步，关键是看你在什么理性背景下，沿什么途径入手、探幽，也就是说，鉴赏散文的情感美，不但要“通其情”，并且要“晓其理”。
三、鉴赏散文的哲思美
散文的哲思美，是浸融于散文艺术中的哲学思考，是对于存在世界的发现和真理的追索，也是散文艺术的升华。哲理以思索的形式进入散文文本，不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机械阐释，也不是对其功利使命的僵化演绎，更非传声筒式的说教。而是以本真的生命体验，以深邃的精神创造，以特殊的艺术魅力来表达创作主体对于世界、人生、艺术的执著追求，敏锐感悟，并试艺术化为生活、求知、处世的真理，使阅读——接受者在美的欣赏中感悟世界的奥秘，人生的真谛自然而然地接受散文家的审美情感，并与之同构，了解“艺术的整个美，来自思想，来自作者在宇宙中得到的启发的思想和意图 。
长久以来散文以记实为本，以史学为伴，蕴集着散文作者对于人生世相的多少关注，多少思索，多少探索。在这个种根之上，才繁衍出了作者各具特征的情思。因此我们可以说，散文是体验历程的产物，是纯正思考的结晶。散文之“神”，散文之“魂”就是作者对于人生世相的思考，对于生存之理的探索，这就是渗透于散文形象中的哲思。罗丹提及其著名的作品《思想者》时说：“艺术人的整个美，来自思想，来自意图，来自作者在宇宙中得到启发的思想和意图。”这句话适用于散文。
鉴赏散文这种独特的哲思美，需要开放性地理解散文的哲思。无论作者或读者都不能不基于一定的角度，受制于一定的时空，因而，无论其寄寓或所感受到的哲思都逃脱不了注定的死角。但历史社会文明的复杂性却时时提醒人们不可以用一种模式来诠释世界，无限纷繁的世界、各式各样的感悟，需要以多元的精神为导引，开放性地接纳、理解，由此而拓展着自己的认识空间，从而更好地提高审美品位。
当然，鉴赏散文的哲思美还必须留意到它与散文的意境是魂体相依的，不可以孤立地抽离开来品读而妄自衍生出某种概念。
四、鉴赏散文的风格美
散文作为一宗文学体裁，其语言风格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不同时代的作家又有着不同的审美艺术追求与开拓，形成了斑斓多姿的散文审美风格，散文的审美风格主要体现在散文作家的语言风格上，优秀散文作家语言风格是各不相同的：冰心的散文，文笔细腻、柔和、委婉、清丽、典雅，自成一格，被誉为“冰心体”；朱自清的散文，文笔委婉深切、谨严细微、真醇朴素，具有“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林语堂则主张“谈话风”，所以他的散文语言则显得朴素亲切、清新活泼，“像淡抹素服的小家碧玉”；叶圣陶、丰子恺的散文创作，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通过描写自己身边的琐事来表达、领略人生百味，作品的语言风格平淡、朴实、亲切、自然，没有慷慨悲歌，但不乏人生理想。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一文，轻重缓急，层层铺排，用词显出清新重叠之美。如：月是“静静的”，水是“脉脉的”，树是“葱葱郁郁的”，叶是“田田的”等，加上全文数十处妙喻连珠，精当贴切，相映成趣，全文一切“景语皆情语”，无处不情景交融，真可谓“字字珠玑，句句锦绣”，堪称散文绝唱。
总之，散文鉴赏能力的提高，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必须在掌握要领的基础上，多读多悟，进而去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欣赏作品的内容之美，境界之高，情致之雅，理趣之妙。只有潜心研读，持之以恒，鉴赏水平才会不断提高”。
论文摘要：宗白华生命美学体系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讼释，由于其美学注重对生命本体及价值的张扬，至今仍颇具生命力与现代意义。文章集中于宗白华生命美学的方法论的形态研究，并把这一研究放在当代美学反思与重构的大背景下进行，从生命美学的思维角度，分析宗白华美学采用散步式的研究方法的依据及成因，由此揭示出宗白华美学方法论形态的独特价值。
站在新世纪之初，回顾中国美学走过的发展道路时，发现在灿若星河的中国现代美学家中，兼诗人、艺术家、美学家于一身的宗白华独具特色，他既通晓中西哲学，又以诗人、艺术家的审美眼光研究美学，以“唯美者”的美学品貌和“散步”的研究方法，把古典和现代、西方和东方、理论思考和人生体验等当今美学界颇具争议的诸多问题都给予了较好的触一央，这正是宗白华美学思想具有持久魅力的原甲所在。
宗白华走上中国学术舞台之初是专门研究哲学的，他把西方生命哲学融人中国传统哲学，达到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体，以西方生命哲学为用的体用一体化哲学，并取得了较高成就及声誉，他在早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恐怕要从哲学渐渐的结束在文学上。因我已从哲学中觉得宇宙的真相最好是用艺术表现，不是纯粹的名言所能写的，所以我认为将来最真切的哲学就是一首‘宇宙诗’,我将来的事业也就是尽力加人做这首诗的一部分罢了。”可以看出宗白华从研究哲学转而研究美学，完全基于对哲学的理解和渗透，他把哲学理解为“纯粹的名言”,把宇宙的真相理解为“生命”。宗白华认为哲学不能表现宇宙的真相，不足以承担它为自己设定的表现宇宙真相的任务，即哲学的目的和方法之间存在的矛盾，用哲学的方法最终不能实现哲学的目的，而通过美学则可以实现。所以，宗白华转向对感性生命的关注，最终形成以生命为本体和灵魂的宗白华美学思想体系。其美学理论不仅涵盖了一切美的艺术，还涵盖了人生，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存在，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他将美的境界直接命题为：人类最高心灵的体现。这一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而人在超脱的心境里体味宇宙的深境，这说明宗白华率先从美学角度，比同时代更准确、更深刻的洞见了中国生命文化的独特意义和价值，洞察到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宗白华的生命美学体系深深根植于生命哲学，也正因为这个潜在的理论基础，决定了宗白华的美学呈现出散步的方法论形态，只有用散步的体验才能接近生命本体，而不是以思辩的方式重建美学理论。
宗白华在1959年就曾发表文章说过，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而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被唤作“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这种“散步学派”奠定了宗白华美学的独创性和权威性，中国美学的散步方法也由此而发扬光大，为后世的美学研究提供了范导性的试尝。
纵观宗白华一生的美学研究，是散步体验式的研究，始终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寄寓于偶尔的直觉和趣味。它的文化背景是中西文化艺术的共同孕育和沟通，它的哲学基础是中国人对于生命本体的深层体味沉潜。宗白华生命美学追求的境界，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个层次，每一层境都映射着生命的高尚格调的境界，生命是活泼的、无涯的，宇宙的生命本体在本质上是不可言说的；而名言是僵化的、有限的，用抽象的名言捉不到活生生的生命本体。宗白华认为，美学的内容，不一定在于哲学的分析、逻辑的考察，也可以在于人物的趣谈、风度的行动，可以在于艺术家的实践所启示的美的体会和体验。他选择了用自由自在的散步去接近生命本体。他的美学研究方法不是从逻辑定义和概念辨析出发，而是从美的体会或体验出发；不是纠缠于本质、对象、特征等美学理论的空泛讨论，而是凭借自己深沉的心襟去充分领略、感受艺术人生中的境界美；不重哲学的分析、逻辑的考察，而重趣谈、风度、艺术和审美的体验，这是宗白华生命美学研究的显着特色，更典型的、集中的体现在他的意境理论和审美实践中。例如在《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中，曾通过对比中西绘画表述，来表现中国人与西洋人虽同爱无尽空间，精神意境上则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对空间的态度不象西方人那样“失落于无穷，驰于无及”而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中西画法所表现的境界根本不同，一为写实的、一为虚灵的、一为物我对立的、一为物我浑融的”,这都似漫不经意的心灵偶得和诗意点染，却又深得中西意境审美的神髓。宗白华把散步方法所创建的美学理论比作是散步时在路旁撷取的一枝枝鲜花，拾起的自己感兴趣的一块块燕石，放在桌上做散步后的回念；散步造就了宗白华美学独特的学术风格，不用理性来证明，而是用感性来证明，是以主体的生命体验来感应世间百态美的秩序，在趣味和情思中创造美的理论，用诗化的语言和诗人的智慧概括美的实质，虽不符合概念逻辑，但已超越其侄桔，达到的是情感的逻辑。所以他的美学又称之为散步美学。
宗白华由深沉的艺术人生信念和关怀出发，尤其着重主体心灵和人格修养对美学创造的意义，即对创造主体做严格的阐述和揭示。艺术境界的实现，“端赖艺术家平素的精神涵养、天机培养。”宗白华特别赞赏晋人宗炳所说的“澄怀观道”,认为宗炳把儒家的“仁者乐山”的思想和道家“游心物外”的观点融合为一体，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所以对艺术家的人格涵养和心灵提出了两个具体要求：一是要“空灵”。所谓空灵就是超越现实功利考虑，摆脱一切俗念俗务，以不沾滞于物的自由精神静观万物，使万物都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二是要“充实”。“艺术境界中的空灵并不是真正的空，乃是由此获得充实”,“充实”来自于生活经验的充实和情感的丰富，它是宇宙人生壮阔而深邃的生活的具体表现。“空灵”与“充实”的辨证统一，便是艺术家心灵所能到的最高境界，既须得屈原的缠绵徘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徘侧才能一往情深，深人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宗白华还指出：在中国古代艺术中，境界高超莹洁而有壮阔幽深的宇宙意识生命情调的作品，是不可多见的，只有少数艺术家才能达到这一点。他们的作品境界高、深、大，都根植一个活跃、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没有这样的心灵和超迈高洁的胸襟，就谈不上真正的创造。所以宗白华一生过着清贫玄远的生活，视名利为身外之物，表现出一代美学大师不沾滞于物的自由精神。唯美的眼光、研究的态度、积极的工作是他的一生准则。他既没有参加建国初期的带有强烈政治倾向而牺牲感性生命的美学空前大讨论，也没有热衷于80年代的美学论争，而是对身外名利不沽不滞，做到空则灵气往来，实则精力弥漫，全力投人学术研究之中，这就是一个唯美者的风范。
宗白华进一步揭示与艺术家心灵的“空灵”和“充实”相对的是其观照世界“醉”与“醒”的态度问题，醒则“张目人间，透彻人情物理，把握世界人生真境实象”醉则“深深的坠人这世界人生的一层变化迷离、奥妙倘恍的境地。”艺术家具备了心灵的“空灵”和“充实”,以清醒的眼光观察世间万象，以醉梦的心境表达真情，才能在审美和创造的空间中，使造化和心灵凝合，散步中所感的物态天趣经过唯美者的领悟和点化，变成美学精神的表现。表面上看这是枯燥而死寂的学术空间，实则充满了宇宙活力和节奏的飞动之美，有生命在完美、自然的流露，使这一空间既有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又有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只有这唯美者的散步，才能创造出精妙绝伦的学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