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香自苦寒来。老舍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培养了勤俭节约的精神，树立了远大的志向。当他功成名就之后，仍然保持着勤俭的好习惯。一次，朋友邀请他参加一个舞会。舞会是一个隆重的场合，穿着自然要讲究一些，可是老舍只有两套灰布中山装，洗过几次后，就显得旧了，穿在身上像个清洁工。老舍就穿着这套衣服进了舞会，他对投来不解目光的朋友说：“对不起了，这已经是我最好的衣服了。
老舍已是中国的大文豪，但他依然那么的勤俭，那么的廉洁。
到济南来，这是头一遭。
挤出车站，汗流如浆，把一点小伤风也治好了，或者说挤跑了；没秩序的社会能治伤风，可见事儿没绝对的好坏；那么，“相对论”大概就是这么琢磨出来的吧？
挑选一辆马车。
“挑选”在这儿是必要的。
马车确是不少辆，可是稍有聪明的人便会由观察而疑惑，到底那里有多少匹马是应当雇八个脚夫抬回家去？有多少匹可以勉强负拉人的责任？自然，刚下火车，决无意去替人家抬马，虽然这是善举之一；那么，找能拉车与人的马自是急需。
然而这绝对不是容易的'事儿，因为：第一，那仅有的几匹颇带“马”的一精一神的马，已早被手急眼快的主顾雇了去。
第二，那些“略”带“马气”的马，本来可以将就，那怕是只请他拉着行李——天下还有比“行李”这个字再不顺耳，不得人心，惹人头皮疼的？而我和赶车的在辕子两边担任扶持，指导，劝告，鼓励，（如还不走）拳打脚踢之责呢。
这凭良心说，大概不能不算善于应付环境，具有东方文化的妙处吧？可是，“马”的问题刚要解决，“车”的问题早又来到：即使马能走三里五里，坚持到底不摔跟头；或者不幸跌了一交，而能爬起来再接再励；
那车，那车，那车，是否能装着行李而车底儿不哗啦啦掉下去呢？
又一个问题，确乎成问题！假使走到中途，车底哗啦啦，还是我扛着行李（赶车的当然不负这个责任），在马旁同行呢？还是叫马背着行李，我再背着马呢？自然是，三人行必有我师，陪着御者与马走上一程，也是有趣的事；可是，花了钱雇车，而自扛行李，单为证明“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否有点发疯？
至于马背行李，我再负马，事属非常，颇有古代故事中巨人的风度，是！可有一层，我要是被压而死，那马是否能把行李送到学校去？我不算什么，行李是不能随便掉失的！
不为行李，起初又何必雇车呢？小资产阶级的逻辑，不错；但到底是逻辑呀！第三，别看马与车各有问题，马与车合起来而成的“马车”是整个的问题，敢情还有惊人的问题呢——车价。
一开首我便得罪了一位赶车的，我正在向那些马国之鬼，和那堆车之骨骼发呆之际，我的行李突然被一位御者抢去了。
我并没生气，反倒感谢他的热心张罗。
当他把行李往车上一放的时候，一点不冤人，我确乎听见哗啦一声响，确乎看见连车带马向左右摇动者三次，向前后进退者三次。
“行啊？”我低声的问御者。
“行？”他十足的瞪了我一眼。
“行？从济南走到德国去都行！”我不好意思再怀疑他，只好以他的话作我的信仰；心里想：“有信仰便什么也不怕！”为平他的气，赶快问：“到——大学，多少钱？”他说了一个数儿。
我心乎气和的说：“我并不是要买贵马与尊车。
”心里还想：“假如弄这么一份财产，将来不幸死了，遗嘱上给谁承受呢？”正在这么想，也不知怎的，我的行李好象被魔鬼附体，全由车中飞出来了。
再一看，那怒气冲天的御者一扬鞭，那瘦病之马一掀后蹄，便轧着我的皮箱跑过去。
皮箱一点也没坏，只是上边落着一小块车轮上的胶皮；为避免麻烦，我也没敢叫回御者告诉他，万一他叫“我”赔偿呢！同时，心中颇不自在，怨自己“以貌取马”，那知人家居然能掀起后蹄而跑数步之遥呢。
幸而××来了，带来一辆马车。
这辆车和车站上的那些差不多。
马是白色的，虽然事实上并不见得真白，可是用“白马之白”的抽象观念想起来，到底不是黑的，黄的，更不能说一定准是灰色的。
马的身上不见得肥，因此也很老实。
缰，鞍，肚带，处处有麻绳帮忙维系，更显出马之稳练驯良。
车是黑色的，配起白马，本应黑白分明，相得益彰；可是不知济南的太陽光为何这等特别，叫黑白的相配，更显得暗淡灰丧。
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可是，它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出走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它也不肯回来。说它贪玩吧，的确是呀，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它听到老鼠的一点响动，又是多么尽职。它屏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
它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子伸出来让你给它抓痒，或是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稿纸上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多腔地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在不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它的高兴。它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它也一声不出。
它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是它又那么勇猛，不要说见着小虫和老鼠，就是遇上蛇也敢斗一斗。
小猫满月的时候更可爱，腿脚还不稳，可是已经学会淘气。一根鸡毛，一个线团，都是它的好玩具，耍个没完没了。一玩起来，它不知要摔多少跟头，但是跌倒了马上起来，再跑再跌。它的头撞在门上，桌腿上，撞疼了也不哭。它的胆子越来越大，逐渐开辟新的游戏场所。它到院子里来了。院中的花草可遭了殃。它在花盆里摔跤，抱着花枝打秋千，所到之处，枝折花落。你见了，绝不会责打它，它是那样生气勃勃，天真可爱！
虽然家在北平，可是已有十六七年没在北平住过一季以上了。
因此，对于北平的文艺界朋友就多不相识。
不喜上海，当然不常去，去了也马上就走开，所以对上海的文艺工作者认识的也很少。
有三次聚会是终生忘不掉的：一次是在北平，杨今甫与沈从文两先生请吃饭，客有两桌，酒是满坛；多么快活的日子啊！今甫先生拳高量雅，喊起来大有威风。
从文先生的拳也不弱，杀得我只有招架之工，并无还手之力。
那快乐的日子，我被写家们困在酒阵里！最勇敢的是叶公超先生，声高手快，连连挑战。
朱光潜先生拳如其文，结结实实，一字不苟。
朱自清先生不慌不忙，和蔼可爱。
林徽音女士不动酒，可是很会讲话。
几位不吃酒的，谈古道今，亦不寂寞，有罗膺中先生，黎锦明先生，罗莘田先生，魏建功先生……其中，莘田是我自幼的同学，我俩曾对揪小辫打架，也一同逃学去听《施公案》。
他的酒量不大，那天也陪了我几杯，多么快乐的日子！这次遇到的朋友，现在大多数是在昆明，每个人都跑了几千里路。
他们都最爱北平，而含泪逃出北平；什么京派不京派，他们的气节不比别人低一点呀！那次还有周作人先生，头一回见面，他现在可是还在北平，多么伤心的事！
第二次是在上海，林语堂与邵询美先生请客，我会到沈有乾、简又文，诸先生。
第三次是郑振铎先生请吃饭，我遇到茅盾，巴金，黎烈文，徐调孚，叶圣陶诸位先生。
这些位写家们，在抗战中，我只会到了三位：简又文、圣陶与茅盾。
在上海的，连信也不便多写，在别处的，又去来无定，无从通信。
不过，可以放心的，他们都没有逃避，都没有偷闲，由友人们的报告，知道他们都勤苦的操作，比战前更努力。
那可纪念的酒宴，等咱们打退了敌人是要再来一次呀！今日，我们不教酒杯碰着手，胜利是须“争”取来的啊！我们须紧握着我们的武器！
在山东住了整七年。
在济南，认识了马彦祥与顾绶昌先生。
在青岛，和洪深，盂超，王余杞，臧克家，杜宇，刘西蒙，王统照诸先生常在一处，而且还合编过一个暑期的小刊物。
洪深先生在春天就离开青岛，孟超与杜宇先生是和我前后脚在七七以后走开的。
多么可爱的统照啊，每次他由上海回家一一家就在青岛——必和我喝几杯苦露酒。
苦露，难道这酒名的不祥遂使我们有这长别离么？不，不是！那每到夏天必来示威的日本舰队一一七十几艘，黑乎乎的把前海完全遮住，看不见了那青青的星岛——才是不祥之物呀！日本军阀不被打倒，我们的命都难全，还说什么朋友与苦露酒呢？
朋友们，我常常想念你们！在想念你们的时候，我就也想告诉你们：我在武汉，在重庆，又认识了许多许多文艺界的朋友，都贫苦，可是都快活，因为他们都团结起来，组织了文艺协会，携着手在一处工作。
我也得说，他们都时时关切着你们，不但不因为山水相隔而彼此冷淡，反倒是因为隔离而更亲密。
到胜利那一天啊，我们必会开一次庆祝大会，山南海北的都来赴会，用酒洗一洗我们的笔，把泪都滴在手背上，当我们握手的时候。
那才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啊！胜利不是梦想，快乐来自艰苦，让我们今日受尽了苦处，卖尽了力气，去取得胜利与快乐吧！
你为什么喜欢花生呢，姐姐说花生味美甘甜，是一个极其好吃解馋的零食；哥哥说花生可以用来榨油，是一种非常有实用价值的植物；作者说花生物美价廉，是一种很招人喜欢和值得人付钱的东西。而父亲却说花生是一种很实用、很低调、很无私的植物，因为花生从不喜欢招摇和显摆，也不喜欢邀功和争宠，它只是一声不吭把自己埋在地底下，然后默默无闻、竭尽所能的贡献自己的果实，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花生才如此会受人欢迎。
父亲说桃子很甜美，石榴很红火，苹果很娇艳，它们一旦成熟之后就会高挂枝头，让人一见便会生出无限的爱慕之情。可是花生就很从容淡定，它不会追求表面的风光和靓丽，他只注重自身的价值和贡献，所以它才是值得人学习和赞美的好榜样。父亲这一番关花生的解读和赞美让作者对花生有了不一般的见解和情感，与此同时，作者也从花生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正如作者所言：“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因此，一个卓越的人应该是一个有用的人，他除了要有表面的华丽体面之外，他更应该注重内心的修养和塑造，只有这样他才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值得尊敬和效仿的成功人士。
正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个人要想让自己的一生变得辉煌和荣耀，那么他就应该成为一个对社会、对人民、对集体有贡献的人。因此，我也真心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落花生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低调谦逊、无私奉献、实用有用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唯有这样我们才会实现生命的价值。
吴泰昌
1979年11月30日，巴金开完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三次全国作代会后回沪。12月6日下午开始写《怀念老舍同志——随想录三十四》，15日下午改定。这是我读到的巴金写怀念友人文章中最长的一篇。巴金在文章中“赞老舍是‘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是‘伟大的爱国者’；为老舍‘“”’中被迫害惨死而痛苦、愤怒；说老舍‘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说他想起了老舍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来爱我呢？”“我会紧紧捏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
巴金在《怀念老舍同志》中说了那么多话，不仅仅是为老舍，而是为一代知识分子。他在1980年3月6日给李健吾的信中说：“我写了篇怀念老舍的文章，为知识分子讲了两句话。我这样想：要实现四化，就离不了知识分子。一般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好的，老舍是一个代表人物。”
当我到达洛陽的时候，作家访问团——由王礼锡先生率领——已在那里住了好几天。
大雨，他们非等放晴不能渡河。
刚一进旅馆，我就听到访问团还没能走的消息，马上想看他们去。
不大会儿，在电话中，听到之的的笑声，与因找不到足以表示情感的话而来的一串“啊，啊……”。
又过了一会儿，我和他们一一的握了手。
那种痛快、高兴、亲热，简直说不出来！
他们的院里满是花木，高而浓绿的梧桐，与红白相间的木槿花，首先在大家欢笑中被我看到，至今还一闭目就在我眼前。
晚间，我就是在一株白木槿花旁与礼锡先生谈了好久。
这，难道是个梦么？礼锡，还记得你我都夸奖过的那几朵大而玲珑的白花么？
他与我谈自重庆到洛陽一路上的经过情形，将来团体工作的计划，与团员们的才能与可爱……，最后，还谈到诗歌问题。
他虽然在路上仍旧依着他自创的诗体写了不少的诗，可是他声明那只是“闹着玩”；他将来不论是翻译，还是创作，必定要用白话的。
诗是他的命，他要运用白话加强这生命，使之更活泼，更富于宣传性。
他脸上没有一点病容。
还是那么胖、那么一精一神、那么和蔼，嘴角上老微笑着。
笑着，他告诉我，因警报，他那天只剪了半边发，还得去第二次！一切团中事务，他都不辞劳苦不怕麻烦，为一件小事也许跑多少路，只求把它作得妥贴。
前发也须跑两次了，他微笑着。
他走不了，我也走不了；仿佛洛陽所有的雨都积蓄在一处，一总在那几天落下来。
冒着雨，我几乎是天天找他去。
他没有病；工作、谈笑，他与年岁轻些的朋友们是一样的。
只有一天午饭间，他声明不喝酒。
可是，大家的高兴使他自动撤消前议，“好，我还是得陪你们一杯；就是一杯。
”喝完，他便躺下睡了。
第二天又见到，他笑着向我道歉：“你看，一杯酒就醉了！昨天你由这里走，我会不知道！”
啊，礼锡兄，你“走”，我可也不知道啊！连梦想也想不到啊！
洛陽分别，他们往北，我们往南。
我再到西安，那不能使人相信的消息已在报纸上登出！没钱，没交通工具，我没法子到洛陽去哭！
死得光荣，可是，我们失去一位益友，一个抗战文艺工作最有力的指导人！光荣的死便是永生，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又回到重庆来了，礼锡兄！我又看见了你，你的遗像是悬在文协会所里；我老想看着你，可是不敢抬头；你是在我的面前，在我的心中，可是……
文艺影响
老舍致力于文学的'普及和曲艺的改造，是民间曲艺改革的一位先驱者。
在中国现代作家之中，老舍是唯一一个能够身体力行地将文学与曲艺进行结合，长时间地关注曲艺发展，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亲自参与了曲艺，尤其是主要曲种（相声）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家。解放初期，老舍作为知名的作家，积极投身于相声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罗常培、吕叔湘、吴晓铃等学者会同孙玉奎、刘德智、侯宝林等相声演员一起组成相声改进小组，通过撰写大量作品和理论文章，不仅指导相声摆脱了解放初期由于其旧有形式和内容所造成的生存危机，而且使相声乃至曲艺这门艺术形式完成了在新社会、新形势下的自身定位，奠定了其艺术地位，为之后新相声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并且一直影响到了今天相声的发展。
老舍的《茶馆》《龙须沟》奠定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特的风格，创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剧学派。《龙须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剧学派建立的奠基之作，剧本为演出建立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形象鲜明的，强调从生活中塑造一个鲜明形象的基础。这对我国的话剧事业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成长起到了一个最基础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风格，被北京人艺的导演、演员所继承并沿用至今。
在创作题材的角度看老舍的文艺影响，从老舍的创作经历可以看到，从最初的《老张的哲学》《二马》和《赵子曰》就以北京的生活和北京人在海外的生活为题材，到后来重新回到北京的市民生活题材的《离婚》《牛天赐传》，再到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以及《我这一辈子》和《月牙儿》《柳家大院》等中短篇小说，他最有特点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
因此，可以说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老舍的小说有序和完整的构建了一个艺术上的“北平世界”，同时小说中的小吃、建筑和语言都是现如今挖掘和开拓北京文化的重要源泉。
同时在批判国民性的道路上，老舍也有自己的开拓，比起鲁迅对国民心理机制的发掘，老舍对中国心理和行为的研究及描写不免失至肤浅，但也有鲁迅所不及之处显示出老舍自己的特点——既有原有的纯中国环境中中国人的缺点，也有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的心理和行为的病态和适当，后者是老舍独有的开拓，这种方式在以后批判中也是鲜见的，这种批判因此也构成和补充了一部完整的现代国民性批判史，对后来的批判具有借鉴意义。
政治影响
老舍和郭沫若等人组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担任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负责领导日常会务，对外代表“文协”，老舍在担任总务部主任期间团结了全国的抗战文人，使这一时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文艺界团结得最好的时期之一。
文学奖项
为纪念老舍先生以及鼓励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了老舍文学奖，该奖项主要奖励北京籍作者的创作和在京出版和发表的优秀作品，每两至三年评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