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保存了丰富多样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源头。小编在这里整理了相关知识，快来学习学习吧!
《左传》中的政治思想
公元三世纪，曹魏学者鱼豢，向他的老师、著名经学大师隗禧请教如何读《左传》，“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伦之纪莫若《礼》，多识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诗》。《左氏》，直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说《左传》不值得认真研读，乃是经师之偏见;把《左传》名之为“相斫书”，却颇有一些道理，颇有几分概括力。《左传》记春秋列国之间相斫，各国国内公族之间相斫，各个公族内部不同势力相斫，君王、卿大夫家庭父子兄弟相斫，这些相斫的基本性质就是政治斗争，包括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相斫双方都必须处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都要遵守或者打破主流伦理的约束，因此就必然凸显政治与道德的一致或冲突。细读《左传》，可以推究相斫背后的“幽微”之理，推究当事者及后世论者心目中各种“人伦之纪”，进而可以由之推究《左传》再现、表露的政治哲学。
《左传》是一部史书，是一部叙事之书而不是一部论说之书，但是，它却表达了、保存了丰富的理论思想，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梳理发掘的，是它表达了、保存了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左传》所记述的春秋时期，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从草创而开始了形成其基本格局和独特面貌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反映这一时期各种思潮碰撞的《左传》，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源头。《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的人物(主要是一些政治家)的言论，又多次引用了“君子曰”、“孔子曰”，这些言论中有对于由西周礼制所确立的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的阐说，有对于当时发生的现实政治行为的价值判断，有关于公共政治与个人道德关系的评论，还提供政治权力的获取、掌握和分享的原则与策略，以及对于政治生活中因果关系的预见和回顾。不仅此也，《左传》本身从作者的立场、理念出发，在对史料的选择和处理中，在对种.种“相斫”事件的蕴含着倾向的记述中，透露了系统性的政治哲学思想。
美国学者列奥·施特劳斯和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把修昔底德列在第一章。修昔底德是一位历史家，他唯一的著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那也可以说是雅典人与斯巴达人及双方各自多个同盟者的“相斫书”，为什么在政治哲学史中把它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那是因为，书中所记述人物谈论的，“是我们自己也同样关心的政治的和道德的问题”，“唤起我们对这些政治的和道德的问题的关心”。《左传》对于中国政治哲学的形成和其后发展方向的影响，比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于西方政治哲学的形成和其后发展方向的影响，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更为巨大和深刻。《左传》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样，作者更多地并不是直接站出来宣说自己的观点，而是让读者听到、感受到当时若干彼此相异甚至彼此冲突的理念，它提供的不是某一种政治哲学单调的独白，而是若干政治哲学喧哗的众声。在它极富文学写实性的叙事中，读者看到不同政治哲学理念支配下不同政治行为各自造成的后果和遭遇的命运，看到诸多人物面对的政治与道德的一致、协调和抵牾、冲突，从而可以从中引出各自的结论。两千多年来后代论者从《左传》引出的各种各样的议论，足以构成中国政治哲学史的一个小的分支。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左传》中的政治哲学，而不只是《左传》作者个人的政治哲学。
《左传》引起后世长久不衰兴趣的，是它深刻切入的政治和道德的种.种问题。政治和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它们彼此紧密关联，又各具独立性。在一个时代、一个集群、一个阶级那里，政治和道德既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是相互冲突的，对于政治和道德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构成政治哲学的关键内容。在《左传》所反映的时代，社会上占据主流地位的道德，是周礼所规定的“人伦之纪”;《左传》中的政治，主要是周王室的实力受到无情的冲击而没落溃散、齐晋秦楚等诸侯争夺霸主地位而此兴彼衰的过程。史家历来认为，春秋是礼崩乐坏的时代。礼(乐是礼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怎样崩坏，被哪些人、哪些力量所摧损;在崩坏的同时，它的哪些质素被保持和传承下去，甚至不断地在变化了的形态下得以强化，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中发挥着作用?《左传》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些重要而往往被论者有所忽略的问题。
说到《左传》中道德和政治的一致或冲突，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我们先来看看它所写到的围绕两位太子废黜引起的风波，看看事件相关人的态度，看看他们的看法和做法。太子的废立，是君主制国家政治中重大的事件;当事人对于太子废立的态度，是他们在面临重大道德考验和政治考验时的反应和抉择;同时的和后代的论者对于此事的评论，则是他们政治哲学观念的具体体现。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欲废申生而立奚齐，他的这个心思通过命申生帅兵伐赤狄而明显地表露了出来。周围的谋士或者劝申生拒绝受命出征，或者劝他逃亡。只有羊舌大夫反对这些建议，而说:“不可。违命不孝，弃事不忠，虽知其寒(献公对申生寒薄寡恩)，恶(违命、弃事为恶)不可取，子其死之。”骊姬诬陷申生投毒谋害献公，献公为此杀死太子傅，有人劝申生到献公面前辨明真相，《左传》记述，“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自我辩护)，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我不能使国君快乐)。’曰，‘子其行(逃往外国)乎?’太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与申生构成强烈对比的是楚国的商臣，楚成王要废黜太子商臣而改立王子职。商臣与太子傅潘崇商量，“潘崇曰，‘能事诸(臣服于王子职)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弑君)乎?’曰，‘能’。”于是，商臣起兵逼死成王，登上楚王之位。上引申生被献公逼死前及商臣逼死成王前各与亲信有一段对话，是两种立场、两种哲学的标本。申生既不愿自辩又不愿出逃而选择自杀，商臣既不愿臣服又不愿逃亡而选择弑父夺位。很明显，在申生和羊舌大夫那里，是道德压倒政治，把个人道德完善置于维护君位继承的合法性、维护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与合理之上。在商臣和潘崇那里，是政治压倒道德，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目标，颠覆正统的道德规范，打破正统道德的最高禁忌。
这样两种态度、两种做法，其实很有些复杂，需要具体讨论，不能得出简单化的结论。历来儒者视商臣为极恶之人。唐高宗的太子李弘，从其师受《左传》至商臣之事，废书而叹曰:“此事臣子所不忍闻，经籍圣人垂训，何故书此!”老师郭瑜告诉他:“孔子修《春秋》义存褒贬，故善恶必书……故使商臣之恶显于千载。”郭瑜的回答不能说服李弘，他坚持要求放弃《左传》而“请改读余书”。李弘并没有错误理解《左传》叙事的内涵倾向，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儒家谆谆教导以忠孝之道齐家治国，鞭挞不忠不孝之人，史书叙述的历史事实却往往是忠臣孝子结局悲惨，而敢于打破单向的子孝臣忠伦理规范、反抗昏君劣父的政治人物倒可能成就一番功业。商臣即位为楚穆王之后，平定叛乱，扩张领土，使楚国由弱转强，为他的儿子楚庄王称霸打下坚实基础。明代杨于庭《春秋质疑》感叹说，像商臣这样十恶不赦的人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战胜诸侯，与晋争霸，享国十有二年，以善终，子孙世有楚。凡此，皆天道之不可知者”。古代儒家困惑于天道不可知，政治哲学则深入思考以寻究其中的规律。商臣和楚成王父子之争并不能归结为善恶之争，楚成王、商臣及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不是以善恶与否来决定自己的政治举措。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句话两千多年来被人们无数次引用，实际情况则并非如孟子所说。后世处于类似境地有可能登上君位的人，读了《左传》，是愿意走申生之路屈辱地死，还是愿意走商臣之路夺位从而施展抱负?宋代吕本中《吕氏春秋集解》引大儒胡安国的话说，“夫乱臣贼子虽陷阱在前、斧钺加于颈而不避，顾谓身后恶名足以系其邪志而惩于为恶，岂不谬哉!”道德评价可以规范君子的行为，却不能约束“乱臣贼子”，后者不惮于为恶以遂其政治意图。至于在不同的论者眼里，“乱臣贼子”是否一定就只是恶，被他们废弃、推翻、诛杀的君主是否就是善，更是要另做考论。
商臣简洁明确回答潘崇说，自己能成弑君夺位的“大事”;成王请食熊蹯而死，他也断然拒绝。这就表明，他在行动前后没有犹疑和畏怯，没有感受到道德心理的压力。或者有人认为，楚为南蛮，少受中原礼法约束，不以弑君为大恶，这也并不尽然。在商臣之前四五十年，楚国管城门的官员鬻拳，因为用武器胁迫楚文王接受直言进谏而自刖，后又因为闭城不纳兵败回师的楚文王入城，迫使文王再战并取得胜利之后病死，自杀以谢“罪”。足见，楚国居于主流的观念也是认为，臣子对于君王只能服从，即使君王确实错了，强制君王改正错误也是有罪的。商臣和潘崇不认可、不遵循这样的主流道德观念。他们没有对政治和道德的关系作理论的宣示，而是把观念体现在行动中。我们可以从两千年之后的西方，被奉为现代政治哲学开创者的马基雅维里的著作里，寻找对这类行动的解释。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说，“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怎样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列奥·施特劳斯等人的《政治哲学史》引用了这段话，并且推演马基雅维里的意思，说:“如果一个人主张人们如何应当依赖美德过日子，那么他就进入了一个虚幻的王国或共和国。古典传统的哲学家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说的古典传统哲学家指的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而《左传》中君子、孔子的主张也是同样，视他们所推崇的“美德”高于一切，其学说因为难以付诸政治实践，不被同时的政治家所采纳。马克思、恩格斯说，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肯定了这种研究路数开启了政治哲学史的新篇章。如果说，马基雅维里是从帝王之术的角度立论，黑格尔则是从哲学家立场进行思考，他说:“世界历史在一个比道德更高的水平上活动，……作为历史的个人的伟大人物，其行为不但要从它们的内在的未意识到的意义，而且应从世界历史角度来衡量;用道德要求的观点来反对世界历史的行为和代表，无疑是不合适的。”黑格尔的观点得到恩格斯的肯定。从这个角度看，《左传》叙述的商臣之事所体现的“天道”即历史规律，并非不可知。
历来论者对申生也并没有颂扬。与申生类似的事例在《左传》中有很多。鲁隐公拒绝羽父杀掉桓公的建议，并且打算依照嫡子继位的原则让位于桓公，结果反而被桓公与羽父合谋杀掉。宣姜与公子朔在卫宣公面前诬陷太子急子，急子和弟弟寿子虽然知道宣姜的图谋和宣公的态度，可是却甘心被冤杀。公子朔后来还是做了国君，是为卫惠公。郑昭公嫌恶高渠弥，建议郑庄公不要任命他为卿，庄公没有采纳。等到昭公继位为君，高渠弥抢先下手谋杀了昭公。在这些例子里，都是遵循主流道德的善人心软而遭殃，不受主流道德约束的恶人心狠而得势。看了这样的历史记载，后世的“乱臣贼子”不会为之生惧，反倒是忠臣孝子为之寒心。申生、急子、寿子虽然根据他们的道德原则而自愿赴死，却丝毫不给人崇高感，甚至受到责备。这是因为，即使是拥护儒家学说的人也认识到，服从君父错谬的命令，不能算是真正的忠孝，反倒可能落入忠孝的反面。《礼记·檀弓》郑玄注说:“(申生)言行如此，可以为恭，于孝则未之有。”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进一步发挥:“《春秋左传》云，‘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父不义也;孝子不陷亲于不义，而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杀子之恶。虽心存孝，而于理终非，故不曰孝。”宋代程公说《春秋分纪》引蔺敏修的话，“吾宁负违命之罪，而使君无杀世子之名，……羊舌大夫知违命之不孝，而不知陷父于不义者，不孝之尤者也;知弃事之不忠，而不知陷君于不义者，不忠之尤者也”。这里深层的原因在于，当政治与道德发生冲突，一个阶级的自觉的成员，终究是会以统治阶级整体的长久的利益为重，道德服从于整体的持久的政治。申生的弟弟重耳与申生同时受到死亡的威胁，他出走了，流亡19年，后来回晋国即位为晋文公，开创晋国霸业，成就文治武功。重耳比较冷静妥当地处理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成为得到好评的政治家。
《左传》议论高渠弥杀昭公之事说，“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郑昭公看出了高渠弥是坏人，却没有先行除掉他。没有先行动手的原因是道德上的自我辖制。因为没有足够的合法的理由而杀人，虽然知道是潜在的恶人、敌人，也许这在政治上是必要的，但却不合于“美德”。《韩非子·难四》对同一事件有更为正面、直接的说法:“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诸焉，以及于死，故曰知，所以见其无权也。”无权，就是不懂得权变;不懂得权变，也就是不懂得为了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降低以至放弃对美德的追求，没有施行马基雅维里所谓的“恶行”来除去政治上的隐患。这都说明，从《左传》的多处叙事，人们最可能引出的结论是:对于政治人物，不能离开政治而孤立地谈道德，在国家政治大局的大背景下才能看清楚怎样才是大善和大恶。
我们应注意到，在《左传》写到的类似情况下，还有既不同于商臣，也不同于申生、急子、寿子的另外一种选择。崔杼弑齐庄公，侍渔者申蒯和他的下属都自愿与庄公同死，认为这是“义”。别人问大臣晏子是不是也与国君同死，晏子反问，“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接下来的对话是，“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民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这段话提出一个十分可贵的思想:所谓忠，是忠于社稷，不是忠于君主个人。当然，晏子说的社稷，也还是礼制之下君主世袭的国家，但是，他把忠于体制和忠于个人区别开来，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见解。美德———比如忠孝———只应联系于合理合法的政治，君父若不利于社稷，则可以不必忠于他、孝于他。能够这样做的人，才是理性的真正的“忠臣孝子”。忠诚于所处历史条件下相对合理的政治体制，才是值得肯定和效法的政治道德。
到了18世纪，卢梭张扬古希腊推崇美德的传统，他鲜明地提出，暴力强权下不能培育出美德，只有合法的权力才有资格要求人们自愿地服从，才有资格要求民众的忠诚。“即使是最强者也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我看不出强力的作用可以产生什么道德。向强力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于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只有合法的权力才有资格要求人们的服从，这是欧洲启蒙时期出现的新颖的思想。我们在《左传》里，也可以揣摩出这种思想的萌芽:要求权力的取得、继承、让渡合乎其既定的制度，这样才能要求承认此一制度的人服从。这是《左传》政治哲学的一大亮点。
晋献公和楚成王违背所属体制的君位传承制度，要废去嫡长子的太子之位，而立庶子幼子，使他们自己执政的权威性受到损害，造成国家政治的动荡。《左传》里有的政治人物，针对这一类现象，也鉴于废篡之事频频发生，思考过如何保持君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他们要求建立和执行明确稳定的、不受在任君主爱憎影响的立君之法，以此为新君即位的正当性提供依据，化解、防止统治家族内斗引起的混乱。他们在有限的范围内认识到，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政治道德正当性的前提。《左传·桓公十八年》记，周桓王偏爱次子王子克，托周公黑肩在桓王死后给以辅助，周大夫辛伯劝告黑肩，不要帮助王子克与太子子仪(即后来的周庄王)争权，他说，“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左传·闵公二年》复述此语，狐突谏申生曰，“昔辛伯谂(规劝)周桓公云，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适(嫡)，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于难。”《管子·君臣下》和《韩非子·说疑》都引用了辛伯这一名言。韩非子把辛伯的话简括为“四拟”:“孽有拟适之子，配有拟妻之妾，廷有拟相之臣，臣有拟主之宠，此四者，国之所危也。”他们一致认为，杜绝四拟，是保持君权稳定，避免内部争夺失序的措施。这里要表达的核心意思是，国家只能有一个权力中心，君位继承权只能归于一人，不能有两个，更不能有多个。并后，是国君的几个配偶居于同等地位;匹嫡，是庶子与嫡子居于同等地位;两政，是大臣分享了国君的权力(也有的解释为两个或更多大臣同时当政);耦国，是其他封地之城与都城居于同等地位。这些，都是对权力中心唯一性的威胁和破坏。在以上论者看来，不让四拟出现，可以排除传贤与传嫡孰为先的两难，可以避免纷争。宋代吕祖谦《左氏博议》把辛伯的话奉为极高的政治准则:“辛伯之谏周公，而谓并后、匹嫡、两政、耦国，才八字耳，总古今乱亡之枢，而莫能移焉。”“呜呼，辛伯之言，真有国者座右铭也。”这些说法的要义是，在确立君位执掌者和继承之人时，以易于确定的先天血缘位置顺序，取代带有主观色彩的德行和能力的考察。这合于法家的逻辑，所以《韩非子·说疑》开头就说，“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但是，这样做，果真能够排除政治和道德的冲突、阻断君主家庭争权的厮杀吗?历史事实给出的是否定的答案，从春秋战国到清代，弑父杀兄之事无代无有，大多数并不是“并后、匹嫡”造成的。
君主要保有其一姓之江山，不让外姓夺去，又要避免自家子弟争夺火并，要设计出严密的传承制度。按说，无论是从君主的家族利益出发，还是从包括臣民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出发，应该是选择有能力、能服众的继承人，在一个哪怕是很有限的范围里选择相对贤能的人，这也就是“传贤”。但“传贤”就要对备选者作道德和能力的考察，在民众没有与闻国家大事权利的君主制度下的实际政治生活中，比较难于操作。谁是贤人，谁更贤能，没有一个精确的衡量办法，很难在有政治话语权的人群里取得共识。何况，最高权位的诱惑力那样大，即使自知贤不如人，也不会减少争夺的欲望，不会放弃争夺的行动。所以，立君之法首要在于息争，防止统治家族内部为争夺君位而相互残杀。但是，君主专制本身是恶斗的温床和美德的坟墓，篡弑出现的概率必定是很大的。
政治哲学研究认为，不但是统治者家族，在全社会，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争斗与和谐的关系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平衡争斗与和谐的关系。中外古代多部政治哲学著作，都着重谈到“争”是人性的必然，都论证以制度息争的必不可少，只是，不同的学者的设计指向则迥然相异。《吕氏春秋·荡兵》说，黄帝、炎帝、共工氏至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柳宗元《封建论》说:原初的人类要生存，“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于是有诸侯之列，有方伯、连帅之类，而后有天子，“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这就是说，息争靠的是一个最高统治者和他的统治体系。儒家所说的德治，依靠圣君贤臣的道德自律和道德感化来息争;而君权王权本身是争斗的目标，如上所说，君权王权制度本身总是酝酿着争斗。这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二十四史，所有的历史，都是相斫书。政治和道德的平衡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无法解决，无法改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卢梭、康德等提出了新的设想，重新肯定美德的重要，但是，他们设想的全体人民以及推举出来的管理者都是“纯洁的”，他们构想的“完美的道德”带有空想的性质。正如卢梭自己所说，以“神明的人民”为前提的“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适合于人类的”。政治与道德的不断进步与协调，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才能实现。
学好政治课的方法
(一)激发学生对政治学科学习的兴趣
“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学习中最现实、最活跃的成分是认识兴趣，或叫求知欲望，这是带有情绪色彩的意向活动。尽管学生对政治学科的学习有一定成见，但学生可塑性是很大的，特别是高三的学生，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常识的学习，从一开始就必须重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让学生主动积极地进行政治学习。并使这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意向活动始终伴随着学生，支配着学生，主宰着学生。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所以，教学的起始就把学生学习政治积极性引上正确的途径。为达此目的，笔者着重去解决下列两方面问题。
1.寻找突破口
怎样把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引上正确途径呢?具体做法是不回避矛盾，寻找突破口，解决学生思想实际。
接新班伊始，我不急于赶进度，而是结合讲解前言政治现象和政治概念时，有意识向学生提出下列问题，并让其回答。如克林顿竞选总统时为什么要大肆攻击我国，而当选总统后又发表很多要搞好对华关系的讲话?波黑战争为什么旷日持久?大国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什么一再阻挠恢复我国在世界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为什么美国一再在所谓“人权”问题上百般刁难我国?学生难以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经过教师一讲解，学生自然就有所悟，有所得。笔者认为结合时政热点作为搞好政治课教学的突破口，有利于使学生认识到政治课是大有内容可学的，且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常识更可以扩大视野，对培养洞察力，关心国家大事，是大有裨益的。这就为学生学好政治课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2.研究学生好胜心，把激励机制引进课堂
为了让高三学生学习政治积极性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笔者的做法是实行“三多一少”，即多鼓励、多帮助、多表扬、少批评。笔者为什么在教学中要实行“三多一少”呢?笔者认为我们普通完中学生，并不都是智力低下的，而在于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存在诸多的问题，如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中缺乏自觉刻苦的学习精神，对学习自信心不足等，因而影响智力因素正常的发挥，这是造成成绩低下的很重要的原因。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给学生以关怀，多进行感情投资，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调动学生非智力因素的积极性，以达到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的更好结合。在学校教育中，只有当学生的全部心理活动，即智力与非智力因素都积极参与并得到有效的发展与培养时，教育的质量才会得到提高。在笔者的教学中，经常想到的是大多数学生，这是我教学中的指导思想。我们这类普通完中，“中下生”是大头，力气就要化在大头这个刀口上，以提高这些学生进步率、合格率和优良率，这是提高政治教学质量成败的关键之所在。笔者对这个大头经常进行排队分析，想方设法调动其非智力因素的积极性，让他们自觉进行学习。绝不把他们看死，更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只要他们 在学习上有一丝一毫进步就给予表扬、鼓励。
由于学生是在和谐的氛围中进行学习，经过努力，这些“中差生”学习积极性得到激励，一般都可变为“合格生”、“优等生”。94届高三(4)班就是我们这儿的差班，笔者不断激发学生内在的潜能，调动了他们学习政治的兴趣和热情，结果在政治会考时，这个50人的班级，A、B档达66%，合格率达100%，这就是激励机制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教学内容上实行“三抓”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赞可夫提出理论知识起主导作用的原则，强调让学生掌握“关于各种现象的本质的相互联系的知识”、“规律性的知识”。学生只有掌握了这些规律性的知识，才能有以一贯十，触类旁通，从而有利于学生的一般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常识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政治理论知识，必须让学生很好掌握这些知识。
1.抓“双基”，打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常识中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观点是学习政治常识的基础，是认识的主要内容，是理解、应用和分析问题的基础。在实行开闭卷的情况下，“双基”是闭卷考题中的主要考试内容，掌握好这部分内容对于提高闭卷的成绩至关重要，也为开卷打好必要基础。为此，笔者除进行必要分析讲解外，最主要的是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并通过各种练习使其得到巩固，不断加深印象。
2.抓梳理，成网络
根据“三纲”，即教学大纲，会考和高考大纲的要求，在教师指导下，让学生将课文知识点进行梳理，形成知识网络，这样使学生在纷繁复杂的知识内容中抓住要领，便于比较、理解和应用。如经济制度决定阶级状况、国家性质、国家管理形式、民主制度、政党制度等。不同的国家性质又决定各国的国家职能和对外政策等，并从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比较中得到充分印证。通过梳理，存在于头脑之中的，就不再是彼此孤立的知识“点”，而是一张有着相互联系的知识之“网”。总之，经过理解和梳理所掌握的知识，就比较完整，比较深刻，便于应用。
3.抓应用，促能力
恩格斯说：“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思维活动的基本形式则是分析和综合。为了巩固学生已获得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应用分析问题的能力，以达到知行的统一。笔者认为对于我们普通完中来说，学生在应用和分析方面问题是比较多的。所谓应用分析，是指将已学过的某一知识、观点和方法应用于新的具体情景之中予以分析说明的能力。这是开卷部分主要考察的内容，即指分析说明题和理解说明题。为了提高学生这方面的解题能力，笔者认为要不断加强学生应用和分析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这种训练包括学会审题，学会运用已学知识分析说明具体问题的方法，积累这方面的经验，掌握解答各种类型题目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巧。经过反复有目的的训练，多数学生在应用分析的能力上都有不同程度提高。
(三)学法上采用“五法”
确定了教学目的，具备了相应的教学内容之后，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就成为教学系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学方法的运用要使学生从中发现惊奇、自豪、满足求知欲的愉快和创造的欢乐等各种情感和思考，使教学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活动。笔者在教法上不拘一格，以启发式教学为指导，常采用精讲多练讲议结合等方法，并侧重让学生掌握以下5种方法。
1.认真听讲，独立思考
学生对政治学科的学习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后，为了满足学生求知的需要，学生在上课时必然专心听课，积极思维，发现问题即时提问。课堂上不只是教师讲、学生听，而是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自觉进行学习，学习效果明显。
2.关心形势，学会分析
中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积累，抽象思维的能力逐渐由经验型向理论型转化，特别是逻辑思维能力，时常进行争论、评说各种政治经济现象，提出问题并力求解决问题。笔者根据中学生特别是高中生这一特点，就有意识发动学生关心时政，并用所学的观点进行分析。这样既满足学生求新的欲望，又加深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如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高三学生能运用人民代表大会制、政党制度、政协职能、民主党派的性质、作用等理论知识联系实际进行分析，提高了学生辩证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3.参加评议，提高认识
政治课是一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也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的课程。教学中经常会涉及学生思想中的一些“热点”问题，解决好这些敏感问题，有助于学生掌握教材内容，增强对政治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学习的积极性。笔者认为让学生积极参加对“热点”问题的评议，比教师讲，学生听更有说服力。通过评论、分辨，使 “热点”问题得以解惑，从中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认识，如“资本主义国家广大劳动人民有没有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资本主义民主?”“人民代表大会是不是橡皮图章?”等等问题，学生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通过讨论争辩，教师再适当进行点拨，引导，克服了学生片面，静止看问题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学会用唯物辩证法，全面、发展的观点分析各种政治和社会现象，提高了觉悟，培养了能力。
4.争做老师，锻炼自己
为了让学生在政治课学习中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发展，教师有意识鼓励学生争做小老师，协助老师批政治卷、分析课文、出试题等。做小老师的学生责任心强，富于使命感、光荣感，并使自己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带动更多学生进步。让学生做老师不是教师偷懒，也不是加重学生负担，而是为“教是为了不需要教”的境界迈出了第一步。
5.参加竟赛，你追我赶
为了更好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笔者认为在复习课时运用竞赛的方法，有利于促使学生积极思维，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通过背诵、默写、上黑板写概念、写要点，纠正错误或对时政热点进行讲评等，看谁基本功扎实，看谁记忆好，理解力强，分析问题全面。竞赛往往是选择好生与好生比，差生与差生比，男生与女生比，这一组与另一组比。由于这种竞赛是在平等条件下进行，大家都乐意参加。这样既巩固了所学的知识，又形成了你追我赶的热烈气氛，学生学习政治的自觉性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四)取得的成效
由于师生的共同努力，笔者在政治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通过教学使学生对政治课教学内容在思想上引起共鸣、认同，能接受教材中阐明的观点，提高了认识水平。具体表现在学习政治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学习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94年高三会考时合格率，优良率均高出市及格率、优良率。其中笔者所教的三个班级优良率达71%，95年会考合格率达100%。94和95年高考均超出市平均分。
2.学生通过政治课的教学，把正确观点内化为信念，外化为行动，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得到提高，为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奠定了基础，具体表现在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确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献身的精神和决心。如94届高三(1)班有两位同学在临近毕业前欲到日本人开办的公司工作，月薪达千元，经过做了工作后，认识到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接受祖国挑选，双双考进了自己理想的大学和专业。很多已毕业并在大学深造回来看望笔者的学生，都谈到人要有理想，要报效祖国。很多同学都打了入党报告，成为培养的重点，不少同学还担任了各级学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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