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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徐志摩诗歌“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
有着“现代柳永”之称的徐志摩，其诗歌总是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清新美感。他的诗歌主题多为歌咏爱情与理想，追求光明与自由，抒唱爱与美。徐志摩的诗歌之所以如此清新优美，一方面是因为他留学在外，两年的康桥留学生活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观，这一人生理想便是他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与信仰。另一方面，他深受前期新月派诗人闻一多所提出的“诗歌三美主张”的影响。徐志摩将自己的才华与“诗歌三美”深深地结合在一起，使其诗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笔者从以下几个角度浅析徐志摩诗歌中的美。
1.从语言上看，徐志摩受了三美主张中“绘画美”的影响
闻一多在诗歌三美主张中提出诗歌要讲究绘画的美，这主要是指诗歌的词藻要力求美丽，富有色彩，讲究诗的视觉形象和直观性。徐志摩的诗歌词藻华美，风格明丽，文词丰富，色彩斑斓。这些特点尤其表现在他的一些赞美爱情的诗歌中。如《她是睡着了》一诗中：“星光下一朵斜欹的白莲，香炉里袅起一缕碧螺烟，涧泉幽抑制了喧响的琴弦，奢侈的光阴，静，沙沙的尽是闪亮的黄金，醉心的光景，给我披一件彩衣，啜一坛芳醴，舞，在葡萄丛中颠倒，昏迷，静默；休教惊断了梦神的殷勤，神阙，安琪儿的歌，安琪儿的舞，可爱的梨涡……”在这首诗中，徐志摩连续采用星光下的“白莲”“香炉里的碧螺烟”“琴弦”“粉蝶”等一系列优美的意象，用优美的词语勾勒出优美的意境。
又如，我们所熟悉的《沙扬娜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那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全诗虽仅四句，但句句传神，仅以水莲这一意象就将日本女郎的容貌姿态等形象地描绘了出来，语言自然，感情细腻动人，读来有清新之感，显示出徐诗特有的柔婉情思。
在徐志摩康桥系列的诗歌中，“绘画美”尤其体现了这部分诗歌明显地带有抒情的神韵，同时又带有众多外国作家的影子，如《泰山日出》有泰戈尔诗歌的冥思闲适，而《海韵》《杜鹃》则与济慈的《无情女郎》《夜莺》神似。
总之，徐志摩的诗歌在语言方面是独特的，可以说，徐诗的语言是精挑细选而来的。
2.从音律上看，徐志摩受了三美中“音乐美”的影响
闻一多在三美主张中提出诗歌应该具有音乐的美。这里所说的音乐美是指诗歌音节和韵脚要和谐，一行诗中的音节，音尺的排列组合要有规律。我们从徐志摩的诗集中可以发现，徐诗韵律和谐，富有音乐感，读来优美动听。徐志摩自己也曾说过：“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纵观徐诗，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诗歌有很多都是以四行为一节，并且常常采用重复、排比等手法，形成一种重章叠唱的句式。如《雪花的快乐》:“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也不上荒街去惆怅，飞扬，飞扬，飞扬……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在这首诗中就是采用了反复的手法，诗人以三个“飞扬”,三个“消溶”进行抒情，分别以五行为一节，相互押韵，节奏感十分强烈。
又如，在《为要寻一颗明星》中：“我骑著一匹拐腿的瞎马，向著黑夜里加鞭；――向著黑夜里加鞭，我跨着一匹拐腿的瞎马；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为要寻一颗明星，为要寻一颗明星，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累坏了，累坏了我胯下的牲口，那明星还不出现；――那明星还不出现，累坏了，累坏了马鞍上的身手。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倒著一只牲口，黑夜里倒著一具尸首。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在这首诗歌中则采用抱韵的方式。韵律的和谐对于诗歌的节奏十分重要，我们在朗读徐志摩的诗歌时常常会有轻松明快的感觉，就是因为其诗歌的韵律使得其诗歌富有强烈的节奏感。
3.徐志摩的诗歌还具有“建筑美”
在诗歌三美主张中，诗歌的建筑美是指从诗的整体外形上看，节与节之间要匀称，行与行之间要匀齐，虽不必呆板地限定每行的字数，但是各行的相差不能太大，以求整齐。我们看徐志摩的诗，像《再别康桥》《爱的灵感》等长达96句，《翡冷翠的一夜》则是一节有74行，而《火车擒住轨》这首诗则一节只有两行。我们可以发现，徐志摩的诗章法整饬，灵活多样，这与徐志摩自身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他作为新格律派的代表诗人，十分讲究诗形和章法，在此基础上，他又受诗歌三美的影响，所以他的诗歌呈现形式多样的外在特征，但如同散文“形散神聚”的特点，我们发现徐志摩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不会因为诗歌的结构而影响主题，也不会因为主题而束缚诗歌的形式。总之，他十分讲求句式的整齐而又不拘泥一格，其诗的句法、节式、章法、韵脚等体现出灵活多样的体式。
当然，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特色并非只具有以上所讲的与诗歌三美主张相应的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他的诗歌构思精巧，想象独特，尤其是他的抒情诗，艺术造诣非常高。我们在阅读徐志摩的诗歌时总会被一种熟悉的气息所感染，与诗人的情感共鸣，体味出其诗的意蕴。
如散文诗歌《婴儿》:“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你看他那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但她还不曾绝望，她的生命挣扎着血与肉与骨与肢体的纤微，在危崖的边沿上，抵抗着，搏斗着，死神的逼迫；她还不曾放手，因为她知道(她的灵魂知道！)因为她知道这苦痛是婴儿要求出世的征候，是种子在泥土里爆裂成美丽的生命的消息，是她完成她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时机……”
在诗中，诗人用一个临盆的产妇对腹中婴儿的期盼来表现出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在描写过程中，诗人注意节制与驾驭，并将它们转化为艺术情境和氛围，使之产生更大的象征力量和暗示性。在这里，诗人表现出了超越性的建构力与艺术技巧，有力地把握了读者的情感和联想。这种描写引起了读者的生理震颤，表面上写的是美的变形，其实是以丑写美，写美的转化和升华，写安详、柔和、瑞丽的优美，是一种义无反顾地献身的壮美，是一种更神圣、更接近本质的美。正是通过《婴儿》这种不同于传统的美感，我们既感受到“产妇”的崇高悲壮，又感受到“生产”的艰难。这首诗歌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中国人民自“五四”以来追求民主、自由、解放的悲壮曲折的历史进程。“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的形象，既概括了当时的时代状况，又是这之后境况的预言性象征。
又如，在《雪花的快乐》中，诗人将自己比喻成雪花，他借助扬的雪花来传达出追求真爱和理想的美好心声，意象鲜明，主题突出。
徐志摩在诗中，常常用白云、流水、大海、山川、星空、落叶、秋声、莲花等一些美好的意象组成一幅幅诗情画意般的图画，组成一首首动人心魄的诗歌。徐志摩的诗或精致，或精悍，或宏伟，或奔放，或清秀。他赞扬爱情，歌咏自然，以爱来调和一切，热烈清新，真挚自然，给人以美的享受。
语言优美，结构精巧，音律和谐，想象独特。徐志摩常常把自己热烈而真挚的情感融合到所创作的诗歌中去，并且他的创作总是灵活多样。所以他的诗歌带给读者的是一种独特清新之美。
我欣赏徐志摩的信仰。胡适说徐志摩是一个有单纯信仰的人，就是：爱，自由，美。确实，这三个信仰正好符合徐志摩的特点，并且他也努力地追求那个——“爱，自由，美”的单纯。志摩经历过重重苦难，为三个单纯的信仰努力着，追寻着，从不曾放弃，不曾退却。他对生的热爱极其强烈，为——爱，自由，美！
我欣赏徐志摩的爱情。在那个年代，特别是女人，爱和婚姻都是有取舍的。要么像胡适那样隐忍而行，要么像鲁迅那样追求并得到真爱。很多人都说志摩是浪子。诚然，他的生命中出现过三个女人：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他和张幼仪，是没办法的包办婚姻。没有爱的婚姻又怎能持久？志摩并没有抛弃过她，离婚后，他们不是也和谐相处，成为朋友了吗？很多人说幼仪是强忍着的，我觉得不然，张幼仪是一个很洒脱、很坚强的人，所以，在徐志摩空难死后，她在上海创办了女子服装公司，女子银行，开了女性风气之先。他和林徽因，是对方的退却，志摩不可能也没理由永远为她停伫。她毅然选择了事业，最终和梁思成在建筑界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日后成为国徽的设计者之一。林徽因虽然退却，但她和志摩都选择了举起祭刀，以最圣洁的方式与以往诀别。他们，虽然没有结局，但毕竟都是爱过的……他和她，都有常人所缺的一种决绝之美！再来看看他和陆小曼，两人真心相爱，冲破重重阻碍，从不曾放弃过，不曾退却过，最后他们终于在一起。如果他们生活在今天，他们的爱情一定会被我们所接纳。只是很遗憾，他和小曼的爱在那个时代被扣上了“反礼教”的帽子，大家都不认可……为什么只有志摩给人以浪子的形象？我欣赏徐志摩的爱情。无论从哪方面，他都是一个专一的情人。只要对方拿爱与他回应，他就会坚持到底，专一到底。志摩的坚韧，有几人能做到？又有几人能创造？
我欣赏徐志摩的功勋。徐志摩为中外文化交流做了很多的贡献，单从他翻译的诗来说，有六十多首外国诗，被他用优美的语句翻译出来。还有康桥和翡冷翠，其实就是剑桥和佛罗轮萨，翻译得这么美，让国人看了就有想出去见见的冲动。志摩就是能创造出这样一些美丽。不得不说志摩的朋友。志摩的朋友中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如印度的泰戈尔和英国的哈代。志摩可说是为中外文化交流写了一句题记，谱了一段前奏曲。
诗人为什么到康桥（今日之剑桥）来“寻梦”？他要寻的是个什么样的“梦”？为什么说那“梦”是被“揉碎”的“彩虹似的梦”？为什么又“不能放歌”，而只能“沉默”？揭开这些谜底，是揭示该诗核心意象的关键所在，是理解和揭开该诗思想感情内蕴的钥匙。
徐志摩一九二年去英国康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八年两次到欧洲游历，都故地重游，但一九二八年徐志摩去康桥时，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诗人这时再会康桥，心中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再别康桥》写于诗人该年归国途中的十一月六日，发表于十二月十日《新月》第一卷十期。康桥，对于徐志摩的生命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说是他真正人生的起点，是其理想的孕育之所，是其情感中的一块圣地，是其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在康桥学习期间与林徽音邂逅，引发了他一生的个人生活转折，开始了追求艺术化、理想化感情生活的历程。在徐志摩短短的三十五年的生命活动中，康桥是令其终生魂牵梦萦的地方，它孕育了诗人的理想，它慰藉诗人寂寞而悲苦的心灵。诗人曾三渡英伦，先后写下了《康桥再会吧》、《康桥西野暮色》、《康桥晚照即景》和《我所知道的康桥》等诗文，这就难怪诗人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寻梦”了。
诗人的“梦”首先是指对政治理想、社会理想的追求。一九一八年的徐志摩出国赴美留学，他后来言道：“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想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猛虎集》序)徐志摩梦想做中国的汉密尔顿，梦想成为一个政治家，为了这一夙愿，他忘却了父亲的叮嘱，醉心于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此，于一九二年又转到英国康桥学习，并在此确立了他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要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归国后，他办杂志、教书，发表文章，努力传播自由主义思想。但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国列强蚕食鲸吞，国内封建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几年的国内生活，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打击了诗人那颗高傲的心，使他渐渐地失望，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愿望最终化为泡影。这对于信仰坚定并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一心想成为一代政治家的徐志摩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故地重游，重温旧梦，聊以抚慰心灵和精神的伤痛，实出自然。
“诗言志”，又“诗缘情”。对个人生活理想尤其是情感理想的追求和渴慕，又是《再别康桥》中所寻之梦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康桥，对徐志摩来说，正是他爱的圣地。他对林徽音的爱，与康桥是密切相关的。康桥成了徐志摩对林徽音爱的一个象征，一个载体。这也构成了他所寻之梦的内核和真正的秘密。
在具有浓烈的浪漫情怀的徐志摩看来，爱情与“上帝之爱”拥有相提并论的地位。徐志摩为这次真正的爱情，进行了他生命历程中的一次“冒险”，一次人生抉择。他承受了来自家人、朋友和社会的各方面的压力，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结束了令人痛苦无奈的无爱婚姻。但他与林徽音的爱情却无果而终。尽管如此，这次爱情经历始终让徐志摩魂牵梦绕，难以忘怀。始于康桥的无果的爱之“梦”，就这样被“揉碎”了，但她也变成了徐志摩情感生活的内在动力。每当他失意、遇到挫折，陷入困境时，到康桥“寻梦”，便成了抚慰其精神和心灵创伤的良方和妙药。在追求林徽音失败，一度变得极度痛苦消沉的情景下，徐志摩结识了“忠厚柔艳的小曼”，两个人久已压抑的情感掀起了滔天巨澜。但对陆小曼倾情相爱的徐志摩再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接连不断的家庭纠纷，陆小曼奢侈成性造成的经济负担，人们的非议与幸灾乐祸，社会的批评，使徐志摩感到“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在这种情形下，一向颇具西方绅士风度的徐志摩内心是何等痛苦。当他重登英伦，除了故地重游，重温旧梦，聊以抚慰内心的伤痛，他还能怎样呢！
胡适在《追悼志摩》一文中指出，徐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的政治理想和生活理想像“彩虹似”的美丽，但都被无情的现实“揉碎”了，只能永远地“沉淀”在康河的浮藻里。但“他不曾低头……他的诗作风也更成熟了……意境变深厚了，笔致变淡远了。”也正因如此，展现在读者面前的风度翩翩、飘逸潇洒形象背后的心灵创痛和无奈凄楚，很难为世人所感知。这是《再别康桥》中所呈现的情感表象与深层意蕴的矛盾和落差的真实状态，这真实的状态也正是由核心意象“梦”的内蕴复杂性、丰富性所引领主导的。
参考文献：
[1]苏姗・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郁达夫：《怀四十岁的志摩》，韩石山选编，《难忘徐志摩》，昆仑山出版社，2001。
一、白话音译个性足，音形结合作品多
徐志摩生活在时期，并亲身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发展。当时已经取代文言文成为书面语言的主流形式。作为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的大师，徐志摩极力主张用而不是文言文翻译西方文学。徐志摩用翻译，将他的西方文学译作正式带入全新的境地。例如，他翻译的布莱尔的《猛虎》，就采用白话的形式，将作品中的老虎描绘成一种虚弱、颓废的老虎，真正展现出原作的情感及力量。译作中，徐志摩用火焰似的眼光、骇人的雄厚、飞腾等现代词汇再现了老虎威猛的原型，这些词汇对当时有着传统国学经历的文人来说算是新奇。徐志摩还节译、转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并从文化的视角将其翻译成一种文化现象，真正实现两种语言的转换。例如，徐志摩曾转译英国作家高斯的英译本，翻译法国作家福凯的《涡堤孩》实际上已经是编译了。徐志摩深知汉字属于“形音字”，而英语则属于纯拼音文字，所以中国人很容易见到字形联想到它的意思。例如，当时的康桥现在就翻译为剑桥，康桥给人以健康、优雅的气质，而剑桥一般会让人想到桥的雄伟、气魄等。“翡冷翠”便会让人想到一个美丽的地方“，赛有那拉”是目前对日文“再见”的最美丽的翻译。可见，徐志摩正是通过自己音译、意译相结合的翻译实践，推动着中国乃至世界翻译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早在20世纪20年代，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期间便开始翻译诗歌。此后，他直译了很多西方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多个题材。特别是在其短短三十六岁的生命时间里，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涵盖绝大多数文体的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多位文学大师，如莎士比亚、拜伦、哈代、惠特曼等人。在诗歌方面，《徐志摩诗集》诗集中就收藏有十多个国家三十多位诗人的作品。另外，徐志摩还翻译了德国著名作家福凯的《涡堤孩》，意大利作家邓南哲的《死城》，英国曼斯菲尔德的小说集等等，与其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徐志摩翻译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其范围之广，涉及的题材众多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令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徐志摩对翻译名称的处理之成功，最终成为他的“注册商标”。例如，《翡冷翠》便是徐志摩西方文学翻译中的一个专利，他将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翻译为翡冷翠，巧妙融合了中西文学中的意蕴表达，其通过音译的方式，并采用一些形象感很强的文字，实现“音”与“形”相贴近的艺术效果。此外，徐志摩还充分利用自己编辑西方文学作品的机会提倡西方文学的翻译，如他主张用文言文翻译西方诗歌文学。总之，徐志摩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他还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风格的影响。
二、空灵飘逸译如诗，多元转译添色彩
徐志摩是中国新诗坛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他善于创作空灵飘逸的浪漫主义诗歌。然而，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大部分却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从其翻译作品的文体中可以看出其审美价值取向。同时，虽然他翻译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现实主义题材，而其中大多数为抒情方面的诗歌，带有浓厚的个人印迹，属于最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徐志摩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十个短篇小说，斯蒂芬斯的两部长篇小说，赫胥黎的《半天玩儿》等，徐志摩都将它们称为散文写成的诗歌。其实，徐志摩翻译的现实主义小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平凡人物的同情，二是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其中，曼斯菲尔德的小说便属于前一类，她的作品以美著称，有着“狂风骤雨向读者灵魂奔波”，徐志摩也为此深深震撼。自此，曼斯菲尔德便成为徐志摩精神上的感召者，并翻译了她的大量文学作品，并取名为《英国曼斯菲尔德小说集》。林徽因在其《悼志摩》中提到“：志摩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古怪年轻人，他的人格中最精华的是对平凡人的同情，没有一种情感，他不能同情。他对一切弱小的怜爱，他一生都在同情别人而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同样，赫胥黎的《半天玩儿》也是这种风格的作品，其主人公彼得在阳光中独自品味自己的寂寞，这时远处走来了两位华丽的小姐，而她们却不幸地遭到恶狗的侵扰，好心的彼得救了这两位小姐，但他的行为却受到了这两人的鄙视，徐志摩用诗化的语言描述了彼得的心灵，充满着无限的怜悯之情。徐志摩对文艺复兴以来各派的浪漫主义作品均有翻译，他翻译的首部德国浪漫派作家福勾的《温蒂娜》，便是以中古为背景的骑士小说，叙述了一个美丽的妖怪与人类之间的爱情故事，他当时看到这部小说时非常感动，并非常欣赏其文笔结构。20世纪30年代，中华教育基金会推选徐志摩、梁启超、闻一多等人翻译了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这是其参与的第一部有着重要影响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徐志摩翻译笔法的流畅完美，再现了原作动人的情节，如在翻译《曼斯菲尔德》文章时，他就曾引用奥帕尔的一首非常悲观的诗歌，其回忆了家人生前的美好生活变成了虚幻，悲观的诗人无法回避这种幻灭所带来的深刻反响。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担任翻译，这次合作使得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都是有着双重文化背景的诗人，他们都具有良好的东方文化修养并羡慕西方文明。徐志摩翻译了泰戈尔在中国的全部演讲，并陪同他一起远赴日本。后来徐志摩还专门赴印度拜访泰戈尔，他翻译的《谢恩》、《园丁集》便是泰戈尔六十多首诗歌中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可见，浪漫主义诗歌的翻译是徐志摩翻译中最得心应手的，同时他的美学色彩的译作更增添了原作的浪漫主义色彩。徐志摩自谦自己的翻译是一朵没有灵魂的假花。徐志摩不懂得意大利语，如果要翻译意大利语方面的文学作品就需要转译原著的作品。例如，邓南哲是意大利著名的诗人、剧作家，他的戏剧摒弃了日常生活的繁杂，在语言上更加追求抒情、优美的风格，能巧妙地借助剧中人物之口来渲染作者所要表达的唯美主义色彩及风格。邓南哲的作品通过英国著名文学家西蒙斯的翻译，扩大了该作品在英国及世界文坛的影响。徐志摩便是通过西蒙斯的译文指导邓南哲的，其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期间，苦于找不到邓南哲的英译本，他曾下决心转移了邓南哲先生最有名的戏剧《死城》的部分内容。四年过后，徐志摩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整理旧有资料时偶然发现了这部译作，再次激发了其对这位著名作家的热爱，他曾撰写了《丹农雪乌》这部专门介绍他生平及创作思想的文章，并从唯美主义的观点论述了其所受到的影响。后来，徐志摩又创作了《丹农雪乌的戏剧》对《死城》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诠释，该部作品描写了具有美学色彩的兄妹畸形恋爱，是邓南哲先生的处女作，该作品一直笼罩着某种神秘的忧伤与不安。
作者：赵丹单位：西京学院
关键词：徐志摩；诗歌；英国文学；华兹华斯；丁尼生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2－0061－02
徐志摩，在短暂的35年生命中，才华横溢的他为后人留下了众多的经典诗歌。徐志摩的诗歌中普遍体现着个人自由主义的色彩，这一点主要得益于欧美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与培养。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我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到徐志摩与英国文学尤其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关系。
一、哲学思想
徐志摩出身于富裕显赫的商人家庭，从小接受了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化的培养，后来又多次赴欧美留学，结识了当时欧美著名的文学家与思想家，对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诗歌的创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信奉欧美先进的政治制度的民主思想，热情的歌颂所有生命的个性解放，在他身上体现着明显的个人主义的色彩，体现了五四以来启蒙文学的显著特点。同时，他大胆鲜明地歌颂美好纯真的爱情，借助歌颂爱情来表现他对于人性解放的崇尚。他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心灵纯洁，对世界充满了美的理想。这样一个追求爱、美、自由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理想主义到悲观主义的转变过程。在他诗歌创作的后期，徐志摩的情感也转向了虚无与悲观。早期诗歌中那样一种激越浪漫的气息不复存在。
早期的徐志摩受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颇深。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Wordsworth，1770－1850)曾说过“We live by love，admiration and hope”一句话，这也是徐志摩在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他热情地歌颂美好与自由的爱情，信奉资本主义博爱的精神，把爱情与人类联系起来。他的“合理的生活，动机是爱”相近于英国现代思想家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的著名论断：“美好的生活失意情爱相鼓励”。在《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这首诗歌中，徐志摩用澎湃的感情写就了这样一曲反封建的高歌：
“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 披散你的满头发，＼ 赤露你的一双脚；＼跟着我来，我的恋爱，＼抛弃这个世界，＼殉我们的恋爱！……＼恋爱，欢欣，自由－－＼辞别了人间，永远！”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正是诗人否定和拒绝黑暗的现实世界、肯定和向往理想世界的作品。这首诗写于1925年，时值徐志摩与有夫之妇的陆小曼相爱，他们恋爱遭到许多人反对，徐志摩痛感传统的道德观念对人的束缚，深深感受到重荷压制下的精神痛苦，他写作这首诗与当时的处境和心境有关。他咒诅“懦怯的世界”，“容不得恋爱”，决心“逃出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我们理解这首诗时，自然不必拘囿于诗人的恋爱生活，一首诗一旦完成，就形成自己独立的品格和价值。
然而在当时那样一个黑暗的没年代，徐志摩的改良主义思想根本行不通。他所信奉的英国的资产阶级模式成为了空想，爱情与人生的悲剧使得徐志摩从乐观转向了虚无和悲观中。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小说家兼诗人哈代对徐志摩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哈代的这些看法与徐志摩理解为“黑沉沉的大口”最后将会把所有的人“吞下去完事”的观点很为接近。《残破》正是徐志摩后期的一首极具悲观主义精神的诗歌：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当窗有一团不圆的光亮，风挟着灰土，在大街上小巷里奔跑：＼我要在枯秃的笔尖上袅出＼一种残破的残破的音调，＼为要抒写我的残破的思潮。……”
1931年11月，诗人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在济南附近触山而机毁人亡。诗人正值英年，非正常的辞世，可以说他的人生是残破的；回过头来看，他死之前几个月发表的诗作《残破》恰成了他自己人生的谶语。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选择夜的意象，不仅出于审美的安排，还体现了一种深层的文化无意识，即宿命论。夜的展开必然以黑暗为基调，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生存的空间，却无法逃离时间，时间宿命地把人限制在白天和夜晚的单调的交替循环中，逃离时间即等于否定生命。作者用人与时间的关系注释个体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这种认识或安排表现了诗人对个体无可选择的悲哀、对社会的绝望。
二、诗歌理念
华兹华斯对于自然的描写也影响了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在华兹华斯的《黄水仙》和徐志摩的《云游》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志摩受其深厚影响。《黄水仙》中，诗人把自己描绘成一朵流动的云，高高的飞越峡谷和高山。随着云的漂走，这一切又时过境迁，只在诗人的心中留下一个永恒的美德印记。《云游》的主题也是流动的云，自在，轻盈，在地面的一流涧水中投下明艳的云影，使流水从梦中惊醒，流水叹息不能在风光中静止。两首诗都是以流水引出美的图画，有相同的空间，和相同的运动轨迹，还有相同的的结果。只不过，华兹华斯是从天上俯瞰地面的花，而徐志摩则是从地上仰恋空中的云。而且，两首诗的节奏、音韵、情调也都非常接近。
I wandered lonely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
as a cloud，云游，
That floats on high o＇er vales自在，轻盈，你本不想
and hills． 停留。
华兹华斯所写的自然，并非仅仅是自然本身，它的每一首诗歌实际上都有深刻的含义。他在描绘自然的时候，实际是在表白自己的内心，自然的图景常常是他的复杂心情的变化。徐志摩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那些通过自然来揭示自我的情景诗，多少是受了华兹华斯的启发，《五老峰》《乡村里的音籁》等都是人类情感与自然的美好景象相结合的诗作。
以上是从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思想和他的创作风格谈了他所受西方的影响，但同时也应看到，在五四时期那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徐志摩迫切地希望解决中国落后的根源，他如饥似渴地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他阅读了大量国外的文学作品，用自己的激情来用母语创作，试图激发国人的灵魂。徐志摩模仿和借鉴了国外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歌创作，但他并不只是单纯的抄袭。徐志摩对于外国文学地吸收主要还是重在观念和题材选择以及形式方面。这是与“拿来主义”一脉相承的，中国的新文学正刚刚开始，正需要一个这样一个摹拟的阶段，以后才是融会和创新。
徐志摩，他的诗歌充满着童真的灵性，他纯洁的思想是那个时代伟大的憧憬。然而他的理想是在那个时代无法实现的，他正象唐吉诃德一样，为空想而奋斗着。这种精神同他的诗歌同样感动着我们，正因为有了徐志摩对于西方诗歌的模仿和创造，中国白话诗歌在以后才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徐志摩．徐志摩选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 毛迅．徐志摩论稿[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在我看来，如果说7年的包办婚姻是徐志摩身不由己的选择，与林徽因的交往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和陆小曼的结合掺杂了太多的功利因素，那么他和凌叔华之间的淡淡情愫，算是他生命之中一段温馨绵长的回忆，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用“红颜知己”这个词，也许最恰如其分。
凌叔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女作家，与林徽因、韩素梅、冰心并称为文学界的“四大美女”，更有“中国的曼殊斐尔”的美誉。
她出生于北京一个旧式文人的大家庭，是其父与三姨太的女儿。凌家是书香门第，家中往来的多为当时的文化界名流，凌叔华自幼耳濡目染，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凌叔华的曾外祖父是书画大家，父亲很希望子女中有人能传先人衣钵。偏巧，凌叔华在绘画方面极有天赋，父亲视她为掌上明珠，遍请名家教她诗画。这些，都为她日后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学毕业后，凌叔华考入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时，她的写作才华也开始显露出来。凌叔华的文字淡雅幽丽，秀韵天成，文采超众，非常引人注目，作文常在校刊上发表。她在那时便立意要做一位“将来的女作家”。
1920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她在这里以白话为文，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也打开了文学创作的大门。其文清秀俊逸、朴实无华而又浪漫生情，独具“闺秀派”之风。
凌叔华一生为文，然而，真正给她带来好运和缘分的却是手中的画笔。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那时凌叔华已是燕京大学的一名高才生了。她成绩优秀，交际能力也出类拔萃，被燕京大学推派为欢迎泰戈尔的代表；北大指派招待远道而来的诗人的是徐志摩和陈西滢。这两位男子，在日后都和她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陈师曾、齐白石等人组织的北京画会刚刚正式成立。因找不到地点开会，陈师曾便提议到凌叔华家的大书房开会，用吃茶替代吃饭。凌叔华因认识了陪同泰戈尔一起访华的印度画家兰达・波士，便也邀他赴画会。消息传到北大，徐志摩和陈西滢就跟着泰戈尔一道来了。
三人就此结缘，而她与徐志摩之间若即若离的情愫也就此拉开帷幕。
这之后，徐志摩、陈西滢经常到凌家做客，有时还带来几个新朋友，高谈阔论，一直到太阳西下也不肯走。这时，凌母便招呼大家留下吃饭。
当时，恰逢徐志摩的低潮期――他和林徽因彻底分手了。消逝的爱情成为他心里最大的苦闷，那一段时间他几乎把自己封闭起来，唯有在诗词创作中寻找情感的发泄口。极度压抑的徐志摩需要一个宣泄的对象，一个倾听者、安慰者。
1924年秋，徐志摩写信给凌叔华，请她作他的“通信员”――通信的对象。信中说：“我一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为了使徐志摩尽快走出感情失败的阴影，作为朋友，凌叔华承担起了这一任务。
也正是这一举动，成就了日后两人暧昧传闻的***，坊间甚至流传出凌、徐交往的情事传闻。
一个风流倜傥的诗人，一个风华绝代的才女，二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碰撞出火花呢？
对于与徐志摩的恋爱关系，凌叔华是一直坚决否认的，在外人纷纷揣测她和徐志摩之间的关系时，她曾写信给胡适道：“我要声明我与志摩永久是文学上的朋友。”“我对志摩除了相当朋友的同情，并可惜他的被诬外，一些关系都没有，我永远不信他会与我有什么关系。”
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大家在把目光聚集在凌、徐二人身上紧盯不放的时候，忽略了另一个人的存在――陈西滢。那时，他们早已背着凌叔华因循守旧、崇尚门当户对理念的父亲交往多时。
陈西滢是北大的教授，他对凌叔华有的是一份欣赏与疼惜，而凌叔华对陈西滢有着崇敬和仰慕。
陈、凌二人因文学上的共同爱好走到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两人的书信往来除文学以外并不涉及其他。也许是共同的兴趣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许是同样的追求增加了相互之间的默契，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越走越近。但他们始终秘而不宣，悄悄恋爱了两年多，身边所有的人都被蒙在了鼓里。
直到凌叔华从燕京大学毕业，才在凌家一位世交的帮助下，说服凌父首肯了这门亲事。
1927年，凌叔华和陈西滢正式成婚，胡适是他们的证婚人，徐志摩作为二人的挚交好友送上真切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