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管理都可分为五大步骤：会前准备、会议开始、会议进行，会议总结以及跟踪执行。这里是整理的会议活动策划方案【最新7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一、
进展情况
制定了《全区冬枣产业化推进工作小组成员分工》、《冬枣产业化推进工作小组财务管理制度》、《车辆管理制度》、《请示、报告制度》、《考勤制度》、《学习制度》、《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制度》、《差旅费管理办法》等各项规章制度，便于冬枣产业化推进工作小组开展各项工作。
2、2月21日-22日赴河北农业大学进行对接，召开产学研对接洽谈会，请刘孟军教授及团队为沾化冬枣产业健康发展出谋划策，提出发展意见。
3、2月22日组织泊头镇部分枣农赴下河乡、下洼镇、大高镇参观冬枣大棚建设，举办冬枣管理培训班。
4、2月25日，区冬枣产业化推进工作调度会议在区水务局四楼会议室召开。区委副书记、区冬枣产业化推进工作小组组长**主持会议，副组长**、**、**及全体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通报了与河北农业大学产学研对接洽谈会有关情况，并就下一步重点工作做了安排部署：一是尽快启动“冬枣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项目建设，本项目拟与“枣产业国家创新联盟”对接共建，按照公司法的要求，成立实体性运营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二是抓紧安排召开冬枣产业座谈会，征求不同层面的意见建议；三是尽快起草“关于加快推进冬枣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要突出问题导向，按照有措施、有办法、有时间节点、有责任分工的要求充实完善；四是筹备好冬枣产业推进工作专题会议，起草好有关会议材料。
**强调：“冬枣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要加快，设计上要采取宽行密植、适度规模化种植模式，按照全程机械化、管理智能化、营销电商化的运营方式，建设占地面积500亩以上的“冬枣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园区涉及鲜枣种植资源圃、枣树优势品种示范区、不同种植模式示范区、设施栽培示范区、新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区，探索以冬枣为主的鲜枣亚周年供应、可复制、可推广的现代种植经营模式，以此引领全区枣业向规模化、设施化、机械化、周年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关于“加快推进冬枣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起草工作，要本着问题导向，突出方向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同时，尽快启动两条采摘长廊建设。采摘长廊要与旅游相结合，高标准规划设计、统一标识，方案要尽快出台。关于冬枣节筹备工作，总体方案要早着手、早研究、早筹备，可以找国内专业团队进行策划，力争在形式上、档次上上一个新台阶。
5、目前正在编制《关于加快推进冬枣高质量发展意见》、《冬枣产业化推进工作实施方案》、《培训计划》、《重点工作实施方案》等有关方案及推进措施。
6、冬枣产业化推进工作小组2月27日赴下洼镇、2月28日赴古城镇开展冬枣产业调研，征求部分合作社及种植大户对冬枣产业下一步发展的意见建议。
7、3月11日，在下洼镇召开沾化冬枣产业“四型”提升工程动员会议。省“千名干部下基层”乡村振兴服务队，区冬枣办主任、冬枣研究院院长郭庆宏，镇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各村党支部书记，镇内优秀企业代表、枣农代表参加会议。深入开展沾化冬枣产业“四型”提升工程，全力打造生态型、民生型、健康型、智慧型冬枣产业。
8、3月12日副组长**、**带领小组成员及各乡、镇、办事处分管负责人赴淄博源泉、临沂马泉等地考察学习水果业采摘长廊建设的先进经验。
9、3月20日在古城镇举办20人参加的培训班一期。
10、3月25日在冯家镇大流村举办冬枣春季管理及二代冬枣管理技术培训班一期，冯家镇本镇乡土人才和100余户冬枣种植大户参加培训。
11、3月25日，利国乡分管领导、冬枣办主任带领曹坨村、吴庙村主要负责人及部分冬枣种植大户8人，先后到冯家镇大流村、富源街道车王村参观学习了二代冬枣种植及现代管理模式。
12、3月底下洼镇、大高镇、泊头镇、富源办、冯家镇掀起二代冬枣嫁接、冬枣大棚设施建设高潮。
13、4月4日在下洼镇召开了全区冬枣春季管理现场会。参会人员包括各乡镇（街道）乡镇长（主任）、冬枣办主任、部分冬枣产业重点村党支部书记及枣农代表200余人。
二、
恳请支持方向
1、在省级层面开展科研工作，以省农科院、有关高等院校为依托，建立冬枣研发中心，加快推进沾化冬枣品种改良和栽培模式研发。
目前，国内机动车保有量接近2.8亿辆，私家车保有量逾1.4亿辆，汽车千人保有量约为117辆，接近国际平均水平。从总体上看，我国已全面进入汽车社会。而且我国公众对汽车的需求尚未达到顶峰，汽车保有量势必会在未来10?15年内持续保持千万辆以上的净增长。照此趋势，我国成为“车轮上的国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届时，人们的生产和出行方式、居住选择、城市和乡村结构、生活方式、休闲方式、消费结构、商业模式等也将随之改变。
然而政府关注的重点一直在汽车的生产、销售环节，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的构建也大都围绕着如何促进汽车产业的发展，激发汽车消费潜力进行。这导致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难以适应汽车社会。因此，这也导致我国现阶段的汽车社会“软”环境，尤其是用车环境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针对完善汽车社会发展的议案，王凤英近四年每年都会提。王凤英此前对记者表示，无论是作为两会代表，还是一家关注汽车社会发展的企业老总，关注整体社会交通体系是否完善，才能让这个生态链上的任何一环（包括消费者）都能从中获益。
从顶层设计出发
从王凤英四年的议案不难看出，其主旨就是希望政府在政策、城市交通规划、法律法规这些顶层设计层面，以汽车社会为出发点， 注重汽车产业政策与汽车社会政策的兼容性，以实现兼顾产业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
不过自2013年提及相关议案后的三年多中，我们看到政府层面关注的重点还是偏向于汽车产业发展环节，对汽车社会本身体系的完善关注度不够。
王凤英在2013年的议案中就指出，虽然我国全面进入汽车社会，但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汽车高速增长也伴随着一系列复杂问题接踵而至，包括能源、环保、交通拥堵、停车难、道路交通安全等，同时也牵涉到相关产业健康发展、城市基础建设规划、城镇化发展进程加速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尤其是城镇化发展是我国目前既定的社会发展方向，而汽车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规模进入这些新兴城镇的家庭。而不同于一、二线城市可以用限购、限行等措施进行治理（虽然这些政策有“懒政”之嫌），这些新兴城镇的交通还未达到这样的级别，不过能源短缺、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仍然制约着这些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更多的中小城市和乡镇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如何避免一些大城市出现的城市病？如何实现交通与城市建设的和谐发展？
虽然王凤英所提及的这些问题有的都是发达国家还无法解决的，何况我们这个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不过这并不能作为政府不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借口，从政策、法律这样的顶层进行体系化完善才能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四年议案逐步深入
虽然从2013年起，王凤英对汽车社会的问题开始关注，但她每年提出的两会议案都有着不同的变化。
2013年是王凤英首次针对汽车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从近四年的议案上看，2013年的议案更像是一个总览性质的议案，即提早全面规划汽车社会综合治理举措。从建议中央政府在产业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协同，到建议地方政府围绕汽车社会的需求进行前瞻性、科学性、综合性规划，尤其注重将交通战略和运输规划纳入城市规划中，实现城市发展与城市交通的协调发展。无不体现总览的性质。
到了2014年，王凤英的相关议案则注重了城镇化建设。建议必须提前规划好汽车社会的相关配套设施，从城市定位、区域功能规划，到路网规划、各种道路停车设施、商业区和居民区停车场建设，以及汽车服务业的配套规划，都需要提前规划，从而避免重走一、二线城市走过的弯路。
2015年，王凤英的相关议案则更加注重法规政策及交通治理体系化建设方面。建议站在国家法律、制度层面进行具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国情的相关法律和配套制度体系，保障各项交通治理政策措施的推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今年王凤英的议案则更加具体。如增加车辆使用强度这一维度，优化车船使用税制度；明确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社会、经营属性，科学分配资源；以用车强度作为重要的收费考量标准，探索车用燃油阶梯定价制度；监管利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提高车辆通行效率，提升停车管理的效率等六项措施。
可以看出，随着汽车社会的逐步深入，以及新兴用车现象及问题的不断涌现，王凤英的议案也是紧抓热点，逐步深入，甚至具体到某一项法规政策的某一项改革，某一项交通设施的某一项变化，无不体现务实的特点。
遗憾海外市场议案
近几年王凤英的议案主要集中在汽车社会层面，然而在她心中，之前所提及的有关规范海外市场的议案，仍然记忆犹新。
从2011年开始，在我国车企出口形势大好的背景下，海外市场即存在着诸多问题。彼时王凤英介绍，中国汽车企业的国际化整体还处在起步阶段，在海外市场基础研究、战略布局、核心市场进入策略，海外投资并购技巧，乃至在经营管理、资本运作、技术、人才等与国际接轨等方面普遍存在准备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汽车海外市场同室操戈、秩序混乱的局面也没有太大改观。企业间在海外的发展缺乏统一步调，无法实现良性互动，一些企业对于如何“走出去”、制定怎样的国际化战略地图没有清晰的概念，这些问题的存在已成为阻碍中国汽车真正实现国际化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为了规避国际化进程不和谐音，提升中国汽车海外整体竞争力，王凤英从2011年开始建议制定中国汽车“走出去”国家战略，到2012年建议明晰中国汽车国际化发展的战略路径，再到2013年建议加强中国汽车海外投资建厂的政策指导和服务支持，连续三年向政府建议规范车企出口行为，从国家战略层面指导车企国际化进程。然而从目前的现实来看，上述车企国际化所面临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改观。
【关键词】教育政策分析 决策过程分析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
科学规范的教育政策分析包括教育政策的内容分析、过程分析、价值分析和环境分析。我国理论界关于教育政策分析的成果比较丰富，但主要是教育政策内容分析和教育政策价值分析，教育政策的决策过程分析相对比较缺乏。尤其是一些教育政策实施后，在具体实践中涌现出来很多问题，有些学者仅从政策文献的内容上来寻找问题的症结和出路，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教育政策本身就是教育决策过程所产生的一种结果，其质量依赖于整个教育决策过程的质量。教育政策的有效实施是以高质量的教育决策为前提的，实施的好坏首先就受制于教育决策本身的质量高低。[1]因此，教育政策的决策过程分析，对于提高教育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是指导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国各族人民对其期待和关注程度很高，其决策过程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因此，对《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决策过程进行分析，便于我们总结经验，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一、我国《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决策过程的分析标准
根据祁型雨教授的观点，教育政策决策过程的标准，应该包括实然标准和应然标准，教育政策决策过程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两个实然标准，教育决策过程的应然标准是“合理性基础上的合法性”，最后从应然逻辑出发为教育决策过程构建具体标准。
（一）《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决策过程分析的实然标准和应然标准[2]
从实然逻辑来看，由于参与决策的主体不同，其需要或所代表的利益就不同。一般来说，政府决策者通常以维持政权为依归，以政治利益来衡量教育决策过程，关注的往往是教育决策过程是否合法。而咨询者、执行者以及普通民众，他们更关心的是其相关教育利益能否在教育政策中得到表达与整合，教育决策过程是否合理。因此，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教育决策过程的两个实然标准。
从历史层面来看，制度的合法性往往是建立在制度的合理性基础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稳定都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因而政府只能通过增强教育决策过程的合理性，来提高教育决策过程的合法性，以合理性来促使和保证合法性的实现。
从逻辑层面来看，教育决策的合理性来源于对内在的教育规律和决策规律的尊重，而教育决策的合法性就来自于对这种合理性的尊重。
因此可见，“合理性”在价值判断上优先于“合法性”，教育决策过程分析的应然标准应该是“合理性基础上的合法性”。
（二）《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决策过程分析的具体标准[3]
如果我们把这个应然标准赋予整个《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决策过程，那么其中每个环节就具有了相应的规定性，这些规定性构成了《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决策过程分析的具体标准。一是教育决策主体构成。决策主体由决策者、咨询者和执行者共同组成且比例相当，具有制度化的决策权限。二是教育政策问题认定。有广泛收集政策问题的渠道和措施；咨询者和执行者对政策问题认定起重要作用；政策问题来源于反映国民教育意向的实证研究；教育政策问题界定准确而清晰。三是教育政策问题纳入。执行者、咨询者、权力机构及其人员、监督机构及其人员及大众传媒察觉的政策问题能够被主动纳入政府议程。四是政策议案公议。建立政策议案的公示制度、决策听证和辩论制度及相应的程序规范。五是政策议案裁定。议案裁定的人员构成和比例合理，裁定方法科学。六是教育政策实验。政策实验点的选择具有信度和效度；实验机构及其人员结构合理。七是教育政策议案合法化。重大教育政策议案要经国家权力机关审查通过。八是教育政策监督反馈。
二、我国《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决策过程分析
（一）教育决策主体构成分析
从决策主体构成来看，教育决策权虽然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但最高教育行政部门、下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也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同时专家学者、社会各界、学生及家长在调研期间享有充分的话语权，决策主体由多元利益主体构成，充分调动了不同利益关系主体的积极性。
就咨询主体而言，《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领导和工作小组组织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各省市和高校，派中央，社会研究机构，教育学会，驻外教育处，相关国际组织和海内外各个领域专家参与调研和咨询活动，从不同学科视角来综合分析现实的教育问题，广开言路，请社会各界充分发表意见。《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在制定过程中，将咨询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调研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决策过程中，基本上形成了决策者和咨询者共同参与的模式，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教育决策主体构成单一的问题，决策者、咨询者构成比例不太合理，咨询者往往权利受限，处于较被动的地位，决策过程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提高需要其更深层次的参与。
（二）教育政策问题认定分析
（三）教育政策问题纳入分析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自研究制定工作启动以来，就受到许多教育界人士和其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欢迎，对公众所关注的问题进行调研，而不仅仅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和一刀切，尊重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规律。决策者、咨询者和执行者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通过自上而下的决策和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的结合，使各方的利益得到表达和整合。为充分吸收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将公开征求的意见与《纲要》专题调研和文本起草有机结合起来，工作小组及时将意见建议分类整理，报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成员参阅，并提供给11个战略专题调研组、文件起草组和深度调研课题组，将各方察觉的教育政策问题主动纳入政府议程。
（四）教育政策议案公议分析
2010年2月28日，《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的正式，然后就《纲要》召开座谈会征集意见。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意见建议27855条，这些意见建议分别被分类整理，吸纳到规划纲要中。但是整个决策过程还缺乏公众参与的法定程序和制度规范，仅仅是通过征求意见的形式，那么我们会问：到底多少建议被采纳了？采纳了哪些建议？建议究竟是如何被处理的？还是仅仅是走过场，走形式？我们都无从知道。所以，第一，要建立议案公议的法定程序和制度规范，使我们有法可依。第二，建立必要的听证制度，否则剥夺了利益相应人陈述意见和抗辩的权利，忽视了利益相应人的政策诉求。第三，必须建立辩论制度，仅仅通过一些渠道征求相关建议，但建议往往会流于形式，昙花一现，被利益不相关者轻易否决。
（五）教育政策议案裁定分析[5]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议案裁定体现出明显的权力化特征、信息封闭特征。从权力化特征来说，参加政策议案裁定的决策主体一般都是固有的或者是被任命的，其任职不仅仅是因为技术能力的原因，而且还有政治利益的考虑，《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还停留在少数官员和专家参与政策议案裁定这样的程度上，民众对议案裁定过程和内部操作并不了解。从信息封闭特征方面来说，虽然政策议案是由专家建议，由行政职能部门起草，但最后是否吸收、吸收多少或者吸收哪些意见都是由领导决定的，甚至领导的个人喜好也会影响教育政策议案的裁定。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公开、健全、共享的信息数据系统，提高教育决策质量。
（六）教育政策实验分析
鉴于教育改革的艰巨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从两个方面设计了改革的推进策略。一是自下而上，鼓励支持各地各校大胆探索，不断总结推广；二是自上而下，强调试点先行，逐步推广。袁贵仁认为，改革需要统筹考虑、分步推进，先行试点，动态调整，为此专门设立10个教育改革试点项目，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改革政策的协调性。这些方法和措施是在反复的政策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随着《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全国各地根据本地区实际，先后出台了地方教育规划纲要，作为《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配套改革措施逐步实施。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不能操之过急，必须进行试点实验，在实践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然后再普及推广。
（七）教育政策议案合法化分析
行政组织法规定，执政党、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可以在各自法定权限范围内使相应的政策议案合法化。2009年1月至2月底，《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向社会各界开展公开征求意见工作。2010年2月28日，《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正式，开始第二轮公开征求意见。4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该过程是对《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议案的逐步合法化。但是，在议案合法化的过程中，是否充分发挥了法律性政策机构的审查作用，在教育决策的相关程序中是否建立了专门的法律审查程序，法律审查程序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很清晰。因此，需要在议案正式生效之前进行事先审查或预防性审查。
（八）教育政策监督反馈分析
一般来说，教育政策从决策到出台实施，应该建立事前、事中和事后贯穿全过程的监督反馈机制，并有专门的反馈渠道且渠道畅通。在该方面，《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在整个决策过程当中专门成立工作小组，面向公众多轮征求意见，并及时负责监督反馈且渠道形式多样。可以说，事前和事中监督反馈做得很好，但事后监督反馈渠道是否及时通畅，又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必须边走边看，继续期待。
三、我国《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决策过程的改进建议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决策过程本身已释放出教育改革的新信号，民意与决策互动将为今后教育改革开辟清晰、光明的路径。但在某些方面仍存不足，在此提出相关建议。
（一）建立和完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决策体制[6]
第一，优化纲要决策主体构成，适当扩大决策主体范围。目前我国政策的决策主体基本上是党委、人大及政府，咨询者和执行者在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低、作用不明显。第二，改革我国教育行政的科层组织结构。国家要适当下放权力，由下属机关及人员对政策问题做出识别、判断，自下而上进行决策，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第三，鼓励行业式的或带有利益集团性质的教育政策咨询组织的发展，并参与决策过程。第四，决策主体和决策程序的规范化。对决策主体和决策程序的规范进行严格规定，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与义务。
（二）发挥咨询者和执行者政策问题认定及纳入中的作用
咨询者在教育政策研究方面理论基础丰富，对政策问题有高度的警觉并通常以研究成果的形式提出问题、建议。执行者了解教育实际，对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较熟悉并能够及时解决，同时通过反馈，又能发现新问题。因此，要重视咨询者和执行者在政策问题认定及纳入中的作用。
（三）建立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及辩论制度
教育政策决策的参与制度包括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和辩论制度。政府准备制定什么教育政策、解决什么教育政策问题以及公众如何参与等，需要通过电视、报纸等传媒告知社会公众。教育决策机构将政策文本进行公示，告知相关利益主体，相关利益主体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意见，提出观点，这就涉及到听证制度。设置专门的辩论程序，鼓励参加听证的相关利益主体通过辩论陈述观点看法，进而对教育政策决策过程进行充分论证。
（四）运用决策理论方法改进议案裁定规则[7]
改进议案裁定规则需要借鉴科学决策的理论与方法。投否决票就是让所有投票者提出自己认可的政策议案，然后汇总，再随机地将这些政策议案排序，让投票者按从全部政策议案中否决一个议案的方式进行，最后剩下的政策议案当选。投否决票特别针对全体一致的某些缺点加以改进，投票者既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爱好，又有权力否决自己不喜欢的政策议案，同时投票者提出政策议案时还需积极考虑他人的利益，避免自己所偏好的政策议案被否决，这样一来投票者之间的“策略行为”就会相对减少，自己的意愿表达就会更为真实。
（五）加强对政策议案的审查功能并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反馈机制
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和完善政策议案审查的程序和制度并建立配套制度。教育政策从决策到出台实施，应该建立事前、事中和事后贯穿全程的监督反馈机制，保持渠道畅通，对决策过程中的各种突发问题做到及时修正。
注释
{1}为表述方便，本文中《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是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参考文献
[1]祁型雨。论教育决策过程的质量判别与质量保证[J].上海：上海教育科研，2006（2）：12.
[2][3]祁型雨。利益表达与整合—教育政策的决策模式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王晓辉。关于教育决策过程的评价标准研究[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08：36-38.
[5]王慧。公开决策问计于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起草历程回顾。教育旬刊[J]，2010（5）.
[6]祁型雨等。论教育政策议案裁定的模式选择与规则改进[J].沈阳：教育管理研究，2007（1）.
重大主题报道，其核心是“重”是“大”。因事关国计民生，事关百姓利益，党报只有牢牢抓住“重”和“大”，做精做深做高做活报道内容，才能有效地提升党报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现以《湖北日报》2014年11月四大系列专特刊为例，探究重大主题报道大策划大呈现的路径。
重大事件呼唤报道大手笔
2014年11月，大事多盛事多，其中包括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在即，“武汉会议”，中国歌剧节在鄂举行。《湖北日报》事先注重策划，事中注重落位，事后注重总结，基本上做到有序推进，精彩呈现。其中“武汉会议”、“楚天放歌”和“汉水北上”、“聚焦发力建设支点”大型系列报道连续推出的专特刊，似乎创造了“历史之最”，
重大主题报道是一座“新闻富矿”，能否大手笔策划大手笔呈现，关键在于能否将“规定动作”转化为“自选动作”，积极主动地按新闻规律办事，善于在“重大主题”的领域里发现、挖掘、处理富有新闻价值的报道素材。
正因为如此盘算，四大系列专特刊创造了一个共同点：时间长，集中采写；规模大，兼顾统筹；用稿多，鉴别选题，基本上达到了“策划有读者本位，选题讲新闻价值，采写求新活深高，编排破传统习惯”的目标，收到了吃透精神、符合意图、领导满意、受众悦读、业内公认的效果。
重大主题重在选题精策划
纵观11月的四大大型系列报道，看到了《湖北日报》对重大报道选题策划之重之精有与时俱进的轨迹，体现出四个特点。
精心组织，深度策划。湖北作为调水水源地，丹江口库区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湖北日报》必须抢前争先发出“高昂声音”，事前集团主要领导深入一线调研拿出报道方案，事中老总带领由农村新闻中心为主力的报道组成员完善于报道选题，扎在一线采访。从10月20日至月底连续推出《汉水北上：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特别报道》特刊，融湖北水源地前世今生和人民伟大奉献于一体，浓墨重彩，角度各异，精彩纷呈，为最伟大的“国脉”工程献上了史誉千秋的“汉水新歌”。有读者认为，这一组系列报道策划体现了独有特质。
主动研究，周密部署。“武汉会议”是若干大小会议的统称，据说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在湖北召开的全国法制领域第一个重要会议。《湖北日报》策划会前预热：推出“深入推进法治湖北建设”、“法治湖北建设系列综述”两个专栏，刊发7篇典型报道和7篇综述类通讯。同时结合宣传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
关键词 ，深入宣传、解读全会公报、决定，刊发消息、专访、评论50余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会中报道：11月3日至4日共派出以政治新闻中心为主力的11位记者参与采访，一方面把准导向，保质保量落实方案任务，一方面根据会议安排及时调整选题，确保新增“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到位、出彩，共刊发消息条10多条、通讯7篇、特刊7个，形成报道高潮。这次“武汉会议”报道篇幅大、手法新、例子活、有文有图还有图表，让读者赏心悦目。
事前介入，精确盘算。第二届中国歌剧节是荆楚人民文化生活的一件盛事。作为本届歌剧节的官方合作媒体，做好这种时间长跨度大的报道，最重要的是深刻领会领导部门的意图，细心探寻读者的需求，深入发现和挖掘相关的材料，精心推出一盘盘读者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文化新闻中心早在年初就梳理了有关歌剧节的信息，安排记者提前介入了解情况。如湖北大剧《八月桂花遍地开》，记者多次到省歌剧舞剧院探班采访。进入10月再依据歌剧节活动方案，多次修改歌剧节报道方案和报道计划。一系列有准备的深入，使得歌剧节揭幕后，相关报道全方位展开，有条不紊推进。特别是《楚天放歌·第二届中国歌剧节特刊》，保证一天一至两个版，刊发稿件（含图片）近200条，歌剧节盛况得到全方位呈现。
领导重视，部门协力。“规定动作”的特刊如何办得出新出彩需要智慧，策划需要领导重视，呈现需要部门协力。“聚焦发力建成支点”特刊就是多个部门参与研究、策划和采写的大型系列特刊。这组报道既有宏观层面的综述，又有中观层面的总结，也有微观层面的典型，特别是市州一组报道中先期推出的“襄阳特刊”和“宜昌特刊”，四个版的篇幅，用心探索实践，策划特色选题，报道当地亮点，形成当日看点，都会给读者打下烙印。
精心策划贵在落地重呈现
重大事件形成重大主题，重大主题促成重大策划。有主题有策划，落到报纸上的大呈现才是硬道理。
从四个大型系列报道来看，其呈现之在，与其过去的大型系报道比有所突破。
信息——求新求特。好多特刊选择的信息，多是跳出会场，跳出材料，跳出工作，跳出框框，尽量突出新闻性，从领导关注的问题和读者关切的话题切入做报道，所报道的信息新且反映了本身的特色。
篇幅——多为整版。最多的时候一天推出有三到四个特刊（或特别报道），每个特刊最少也是一个版的篇幅，最多用的版面达到四个。给大主题大策划充足的版面，本身就是报道创新的结果。
表现——手法多元。消息、综述、通讯、特写、评论，背景、资料、图表、点评、手记……只要能想到的又能最恰当地表现事实的手法，都在这批特刊中有所呈现，给读者立体的感受。
编排——图文并茂。每个特刊，有相当重的文稿，也有与文稿相一致且又能独立成为一个新闻单元的图片。最多的时候，用的图片超过五张以上，图片成了特刊“两翼”中的一翼。
重大报道如何追求强吸引
如何让重大主题报道更能吸引读者？《湖北日报》11月四大大型系列报道给人的启示是，关键要是按照新闻规律办事，大胆创新，促进报道方式的转变。
其一，大事来了，就要全盘精心策划、上下联动，不断根据变化调整完善报道方案和选题。
如本次“武汉会议”，是一组会议的总称，总计11个会。这么多会议在几天内开完，采访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其中，“计划赶不上变化”在这次报道组织安排上体现明显。在会前，相关部门要求《湖北日报》大规模、大篇幅、多形式地对会议进行全方位报道，甚至提出要有人大、政协“两会”一样的报道规模，以此展现湖北平安建设成就和办会水平。会上，主办方要求会议低调，控制规模，特别是许多涉密、涉敏感问题的会议，有的要求不报道，有的控制进场采访记者。“会议须知”明文要求，所有参会人员，均不得接受记者采访。《湖北日报》既遵守会议纪律，又通过主动策划，做到“保质保量”。
“汉水北上”也有“计划赶不上变化”之实。南水北调通水时间因故推迟。报道组以变应变，启动了“三千里干渠探访”采访活动，把特别报道的重点从库区转向中线干渠工程，并适当调整了见报节奏，做到了特别报道在正式通水前的连续性不中断，报道质量不下降。前方记者一路向北，实地采访，以见闻、图片形式，反映南水北调工程概貌与技术特点，介绍汉水北上给沿线地区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从见报的“三千里干渠探访”多期报道来看，选题坚持了读者本位，报道有看头。
成功的报道与精心策划、上下协调分不开，也与不断调整完善报道方案和选题分不开。
其二，大事来了，就要动用各种力量，采用多种形式，把报道做新做深做好做足，真正给读者打下深刻的烙印。
从报道内容上看，11月“楚天放歌”和“汉水北上”在策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报道方案，采访过程中善于发现，深入挖掘，把读者想知未知和应知的信息，一盘盘端上报纸版面，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记。在写作中以细节呈现故事，以故事带出道理，以道理启迪读者。“楚天放歌”特刊突出歌剧走基层活动，突出读者受众意识，既有利于传播，也有利于歌剧接地气，让歌剧从庙堂之高、曲高和寡真正走进百姓生活。
越是重大的主题报道，越不能高高在上，就必须提高其必读性、易读性和悦读性。以小见大的报道方式，要通过形式的创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做到可读可亲可信。
其三，大事来了，就要把报道做成思想盛宴，重在观点呈现，让各地探索和创造给人启迪、受益受用。
“聚焦发力建设支点”襄阳和宜昌两个特刊，均拿出四个版的篇幅，在规模上就给人排山倒海之势，规定动作做得 “高大上美”，关键在于策划，在于采写，在于呈现。“襄阳特刊”全方位报道襄阳在复兴盛都，走在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大路上的发力故事和图强精神。“宜昌特刊”通过四个大标题“宜昌：国家试点”、“大城蝶变宜昌磁场”、“产业创新·宜昌先闯”、“信息惠民·宜昌担当”层层推进，将宜昌的先试先变闯先担叙述得有根有据有事有实。两个特刊用心深，策划精，篇幅大，信息之丰，呈现新，都会给读者打下烙印，也会带来仿效效应。
重大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是一项事关国家顶层设计、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重大课题。它是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维护社会和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为此，中国重大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分析已成为一个前沿性、综合性、渗透性、多元性、时代性的重大课题。然而基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学界对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1分析还处于起始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为了进一步探究我国重大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本文以十八届五中全会为例，通过实证分析，从中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流程、运转机制以及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关键词】
重大公共政策制定；基本流程；运转机制；中国特色
一、重大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理论
政策过程指从公共问题产生到政府提出解决方案的过程、经历的程序或阶段。政策过程呈现如下特点：政策过程在时间上存在着前后相继和延续的关系，政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种线性关系，政策过程不同阶段间是相互独立的，政策过程是一个从无到有再到终结的过程。政策过程模型认为政策是一种政治行为，政策过程是一系列的政治活动：问题确认、议程设定、政策形成、政策合法化、政策评估。政策过程研究是现今公共管理中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公共政策的创始人哈罗德。拉斯韦尔在1951年曾将其概括为一门具有跨学科，解决问题和显规范性的学科。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主要包含四个阶段：确认政策问题、设置政策议程、规划政策方案、政策合法化。
（1）首先在客观环境发生显性变化后，特定的主体感知到这种变化，并在意识、价值情感、利益等方面受到创伤，倍感不满与愤恨，继而向相关机关人员提出利益诉求，提出政策革新诉求，相关机关人员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一定原则、价值判断组成政策制定小组，就政策诉求进行筛选和政策选择，最终形成政策问题的确认。
（2）设置政策议程。首先，政策议程可分为系统议程、政府议程。其次，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主要途径大概有九种—政治领袖、政治组织、代议制、选举制、行政人员、利益集团、专家学者、大众传播媒介、危机和突发事件。最后，建立政策议程的模型主要有三种—外在提出模型、动员模型、内在提出模型。议程的确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议题确认、议题采纳、议题重要程度排序、议题持续。
（3）规划政策方案。方案规划指的是对政策问题的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或方案的活动过程。方案规划的程序又包括问题界定、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后果预测、方案抉择这几个关键环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规划要注意这几个主要原则，即稳定可调原则、民主参与原则、现实可行原则、科学预测原则、系统协调原则、信息完备原则。对政策方案的规划可以整合各种方案，最后找出更加合理可行的方案策划目标，达到符合民意的愿景。科学高效的政策方案规划可以有效提高政策的民众认可度和现实可行性，从而避免方案流于形式。所以政策方案的规划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政策合法化阶段了。首先，政策合法化是指“法定主体为使政策方案获得合法地位而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所实施的一系列审查、通过、批准、签署、和颁布政策的行为过程。”在政策合法化过程中还涉及政策主体的权限问题。这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主体须有合法依据；其次，要特别注意政策所及事项、地域、措施和手段等的职权限制；最后要注意滞后法律的效力问题。政策合法化是政策制定过程的把关环节。政策制定过程的这四个环节是一般公共政策制定流程的必经阶段，它们彼此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衔接、彼此交融的密切关系。另外政策制定的过程不存在一个硬性的界点，记得金登教授曾说政策制定过程不是一个在阶段和步骤上都整齐划一的过程。而是囊括着三个过程－问题过程、政策过程和政治过程。在政策过程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活动，这就是政策建议的“软化”行为。政策“软化”行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软化”相关政策人员，可以有效保证政策诉求和政策建议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进而提高政策被认定的概率。再者，通过”软化"相关政策人员，并与相关人员取得互动，再根据从相关政策人员得到的反馈来修正完善议案，从而降低政策的风险性、可逆性，提高政策的成活率。政策制定过程的基本流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在我国独特的国情、社情环境里，我国重大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呈现出“上下来去”、政策试点等这一系列基于中国经验的政策过程理论模型。“上下来去”开放性政策过程具有强劲的容纳性和开放性，我国经验在实践过程中要求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过程模型。
二、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制定过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十八届五中全会重点作出部署，深刻讨论了如何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十三五规划的基本任务。这一过程大致历经了四个主要阶段—筹备阶段-起草阶段-修改阶段-审议通过阶段。为了能高质量地如期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任务，以党中央为主的领导班子对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进行了全面的筹备，并不断对此进行研讨。从2015年5月27日开始，接连举行三场座谈会，听取了上海、江苏、吉林等18个省区市党委负责人的对“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全会起草工作。《决定》起草后又根据国情、社会现状及民众呼声进行了修改，这可以深刻体现民生及发展为主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主要内容中发觉。这次会议研究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吸纳了社会各界的建议后，最后才通过了利国利民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这里深刻体现了话语权理论头脑风暴法的政策制定理论、精英决策理论与多元决策理论的交融。体现了我国重大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自上而下，从下而上的逻辑框架，也深刻体现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这一政策制定特点。另外在政策过程中的筹备阶段也呈现出我国政策制定的主体主要是执政党和公共权力机关。政策筹备阶段中“上下来去”的政策制定特点体现出我国政策过程的容纳性、开放性和民主化。在起草阶段，决定考虑的重要问题深刻体现了党的性质与宗旨，并体现了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办事逻辑及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处事原则。这一环节是集中体现了政治系统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博弈论、精英决策模型理论，公共选择理论。
三、我国重大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主要特色
第一，重大公共政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和参与的，并且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决策者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过程中的党政二元结构事实上是由共产党对公共事务的直接介入决定的，这就产生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政府决策模式，党、政、人大三位一体以党为主构成了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式。在这种社会框架下，“内输入”成为我国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要输入方式。内输入主要指在社会没有利益多元化的状况下，替人民进行利益综合和表达的是政府精英，表现为精英之间的一种政治折中，而不是政治动力的一种互动。这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利益主体多元化程度不够再加上我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聚集模式决定了我国的利益群体更多是充当了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附属物”。事实上，我国社会群体在政策输入过程中并不经常直接输入政策动力，而是和党组织与政府的“内部输入”交织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颇具中国风的“内输入”模式。因此，尽管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制定群体广集民意，但基于我国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现状所导致的民智事实上的不均衡，致使政策参与的社会结构呈现失衡状态。第二，随着社会群体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程度的加深，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主程度和范围都有很大发展。但基于我国特殊的行政体制和相对闭塞的政治氛围及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还存在着公众参与的部分缺失。在我国重大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智囊团、科研机构、大众传媒、广大人民等在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中主要以输出型参与为主，并且与政党和政府的要求相一致。我国的官方智囊团往往因行政性太强学术性太弱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可行性。再加上由于公共政策的评估手段单一，方法简单，导致政策主体在研讨、修改政策时，容易使原本科学人本的政策被无情淘汰，使缺乏实证的糟粕型的政策“粉墨登场，使政策社会里如同人类社会般也出现“冤假错案”。第三，公共利益是我国重大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广泛的公民参与是保证我国重大公共政策公正性和科学性的基石和保障。这是由我国的国体、政体、国情综合决定的。在我国，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除了分配社会价值的基本功能外，更重要的在于利益增进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第四，在我国特殊的世情国情下，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策“软化”功能极其微弱。在西方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软化”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思想上的肯定、否定，提出议案，公众演讲，举行听证会并且间歇性地会见一些政要人物和一些政策制定的相关人员，软化政策共同体，软化专业公众，软化社会主体，使自己的政治趋向成为社会接受认可的主流思想，草拟建议，再根据政策反馈进行修改并且再一次使政策趋向浮出公众视线。而在我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呈现出一种“螺旋循环”模式。首先是政策制定者自上而下地通过体制内系统程序向社会各界广集建议，调动社会智能，在通过自下而上的建言献策这种上行模式把社会利益的呼声传递给政策资源的整合者。这种双向模式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政策制定程序的一个具有政治根基的创新与自发而成的政策制定模式。第五，“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呈现出的一大特点。也可以如是理解即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是从客观到主观、从物质到精神、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到理性、从个性到共性的过程。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呈现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特点。这种“上来下去”的政策过程模型是由若干个亚模型组成的。而这些亚模型在我国基本国情下还处模糊的轮廓状态，较为粗放。可以把它理解为我国政策制定过程是从群众到领导、从民主到集中、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我国重大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呈现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特点。可以如是阐释我国政策制定过程是从调查到研究再到决策的过程，是运用蹲点调查、解剖麻雀的方法概括出的一般结论的过程。正是在这样的政策逻辑框架下，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带有明显的人格化特征。这与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吻合。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和创建和谐社会构想的应有之义。
四、中国重大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政策系统集中化衍生出政策执行的“碎片化”—我国行政体制在纵向结构上实行地区管理和部门管理相结合的“条块并行”体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决策权在宏观和微观、全局和局部、决策的目标序列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长期的行政时间中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的特点。权力过分集中是一把“双刃剑”。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中央集权的影响力就有很大的不同。在民主思潮日益盛行和国情社情发生转变的今天，权利过分集中于中央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各种弊端。首先就是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需要经过层层传递才可以下达至地方和政策实施者，往往会造成信息扭曲与政策变形。再者，权利过于集中在中央，致使程序过于复杂化。程序复杂化不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构，这亦是影响政府公信力的罪魁祸首。由权力过于集中在中央所造成的行政程序的复杂化使“公文旅行”成为增强政府公信力与树立政府良好形象与创建和谐社会的障碍。权力集中于中央使地方政府缺乏自主性，在不明中央政策指向要义的情况下容易大搞“形象工程”和只有短期效应的建设，造成国家公共资源的极大破坏和重复性建设的泛滥。这些弊端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智囊系统的作用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成功的政策制定需要智囊团的集体智慧。尽管在我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也有专家学者的参与，但他们往往缺乏独立性，仅仅是领导人政策思路的补充者、阐释者。他们往往仅仅顺从政治领导个人的的智慧和经验，甚至有的研究室只是为领导人已经拍板的政策提供注释和寻找理论依据。智囊团有时仅仅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政治傀儡”。智囊团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应有的影响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内输入”为主的利益表达渠道极易造成信息不充分，迫使政策制定缺乏应有的信息基础，而且群众在利益聚合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导致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结果降低了政策制定的惠民程度，政策的风险性也大大提升。第二，权利的过分集中容易造成“政策寻租”的自利行为，出现政策合法性危机。我国的政策是由政党、人大、政府共同产出的，尽管三者间存在着严密的制约行为，但是基于我国权力过分集中的既定事实，加上各个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权力缺乏严密的监督和部分个人的自利行为，很容易导致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倾向于个别手握重权的个人，造成政策制定的寻租行为。第三，政治权利的集中和强势削弱了科学分析的力量。在我国，智囊团和大众传媒往往处于消极的输出型参与态势，智囊团因政治体制和自身的后天畸形而不能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这致使政策制定过程中理性的学术氛围被严重稀释，政策可能成为权利间的的交易产品而不是基于最贴切的公民诉求。所以有时政策制定的初衷是好的，但政策制定后的政治行为往往并不受大众欢迎。第四，在政策制定中，个别领导人往往会根据个人喜好而轻易改变政策。这很容易削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使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从而增加经济成本，还容易使一些投机取巧者采取机会主义的自利行为，给经济的良性发展带来不必要的障碍。致使重大公共政策在制定、修改方面存在着性别平等原则的“滞后”“缺失”“扭曲”等现象。
（二）优化和改进的对策建议
第一，适当加强利益集团的力量，组建各类能广泛代表各利益团体的利益集团。当前我国利益表达呈现日益多元化态势，但利益集团的力量事实上还略显弱小，调动各利益群体的积极性，组建各类能广泛代表各利益团体的利益集团。第二，在建立能广泛代表各利益集团利益的基础上，以立法的形式规范这些利益集团的行为活动。以立法的的形式规范利益集团的行为，可以规范社会行为，减少政策寻租行为，让政策制定过程在公众视线里产生，有效提高政府公信力。第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建立不敢滥用权利的机制和体制，减少政策寻租行为。把权利关进笼子里，可以有效制止部分政策主体以自利行为损害百姓利益，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第四，加强大众传媒和智囊团的独立能力，使他们不仅仅充当政策制定的诠释者和非理性政策的喉舌。增强大众传媒和智囊团的独立能力，可以减少政策傀儡现象的出现，真正发挥大众传媒和智囊团的应有作用。第五，增加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和参与政策制定的新途径。通过增加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和参与政策制定的新途径，可以提高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减少政策运行的阻力。我国重大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是一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之所以近来日益深受重视，一方面是基于政策的延伸力，一方面是基于这一事实即在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辩证关系中及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世情中，所呈现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在本文中，在政策过程理论的理论依托下，浅谈了我国重大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呈现的中国特色、发展趋势、呈现的基本问题及对策等，以期对政策制定过程的改进有所助益，以此成为实现美丽中国梦的助推器。
【参考文献】
[1]戴伊。理解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5.
[2]杨伟民。社会政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12-113.
[3]张云昊。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分析—以“十二五规划”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3,(07).
[4]冯静，杨志云。利益视角下的公共政策过程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9,(01):6.
[5]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8-69.
[6]戴维﹒杜鲁门。政府过程[M].天津：天津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99-111.
[7]顾友仁。论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程序正义[J].湖北社会科学，2005，(11):11.
[8]陶学荣，陈霞。浅议政策制定中的“软化”过程[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8,(07):8.
一、创新工作机制，不断激发员工内部活力
1、明确新一轮发展目标。根据电视生存与发展的实际，台里明确提出了新一轮的战略目标，即新闻立台，整合资源，融入市场。并采取了“创品牌，强素质，连市场”的系列举措，力争将电视台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一流的县（市）级电视台。
2、实施一系列激励机制。通过设立台长专项奖励资金、月度新闻好作品奖、重大活动专项奖、外宣奖等一系列激励政策，重奖在外宣工作中业绩突出者、内宣新闻好稿评比中的获奖者以及大型活动、主题报道的有功之臣。今年5月底，电视台成功举办了第三届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受到了市委主要领导高度赞誉，台里对在策划、组织、导演、导播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每人分别给予了800-1000元的奖励。对所有参与活动的其他人员视工作量分别给予100-200元的奖励。台今年以来用于外宣等活动的专项奖励资金近10万元。
3、建立全新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订了“以岗定薪、片酬挂钩、多劳多得、奖优罚劣”的薪酬方案，按照在“一线人员中做加法，二线人员中做减法”的总体原则，明确了各岗位的工作职责与任务、计酬方式及奖惩措施。特别是针对一线采编人员，除完成基本采编任务发放基本工资外，其余绩效工资按发稿得分考核，每月累计得分越高，奖励性绩效越多。七月份，记者之间收入差距明显拉大，青年记者喻钱月收入达3219元，为全台记者中收入最高。由于少数记者没有完成采编任务，被扣去300-700元不等的基本工资，加上奖励性绩效少，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月收入最高与最低之间之间相差近2000元。
4、构建媒体联动协作机制。以合作、创新、发展为主题，围绕全台共同的宣传、创收目标，一是加强内部资源整合，针对一线栏目组人手紧缺的现状，通过思想动员，激励机制引导，将3名年轻的二线人员充实到采编岗位。二是加强本系统三家媒体的融合，切实改变广播、电视、周刊三家媒体各自为战、自成一体的局面，建立了三家媒体联动协作机制，由三家媒体的主要负责人轮流牵头，每半个月或一个月召开一次媒体联席会议，主要是交流新闻信息，确定各媒体宣传重点，商讨大型活动方案，组织舆论监督的共同策划和整体出击。如由广告中心承办的“零零后大秀场”活动，受广告中心人力资源的制约，活动举办难以出彩。媒体联动协作体召集三家媒体的策划、导演人才，共同献计献策，策划并制订了活动举办方案，如今，“零零后大秀场”活动正按预定方案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实施两个多月来，通过信息共享、人员共用，形成了广电全媒体融合的整体合力。
二、创新宣传手段，着力提升新闻宣传质量
1、加强新闻策划。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狠抓了台编委会主题策划，各栏目组的周策划和采编人员的动态策划三级策划机制，切实做到新闻宣传每月有重点，每天有亮点。今年以来，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组织策划了一系列主题宣传战役，高标准高要求地完成了市党代会、市“两会”、“三万”活动、四城同创、学习贯彻“十”精神、“两违”整治、抗旱夺丰收等重大宣传报道任务，为的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2、改进会议新闻。一方面注意在报道中少说空话、套话和废话，增强会议新闻的含金量。另一方面在内容上求实，形式上求新。做到不重复会议议程，学会从会议中提炼领导强调的要点，突出会议重点，深化群众关心的热点。同时，充分运用了穿插背景画面、数据、图表、字幕等形式，丰富了会议新闻内容，美化了新闻形式。
3、抓好典型报道。注意更新报道理念，改变居高临下“说教式”的宣传方式，做到“硬”新闻“软”表现，“软”新闻突出人性美、人情美、道德美，并着重抓好典型宣传报道。今年来，台先后开展了“十大道德模范”、“寻找最美人”系列典型人物报道。如：从今年4月份推出的“寻找最美人”系列报道，先后推出了最美乡村医生、美德少年、最美警察等典型人物49个，这些来自不同战线，不同行业的典型事迹真实感人，彰显了时代精神，弘扬了道德文化。
4、打造精品栏目。市场竞争就是品牌竞争，媒体竞争也不例外，没有品牌就不能发展，没有品牌就不能生存。电视台通过几年精心培育，在节目设置、编排、制作上下功夫，新闻节目力求形式创新，角度新颖，手段多样，编播有特色，整体上水平。专题节目推进栏目对象化，节目精品化，更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气息。如今，《新闻》、《江汉视线》、《田野》已成为我市的名栏目。另外，新开办的舆论监督类栏目《监督在线》，法制类栏目《法治》正全力向精品名牌栏目迈进。
三、创新管理内容，全面提高节目采制能力
1、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一是建立学习制度。确定每半个月利用双休日组织一次学习，结合行业特点，开展时事政治、“三项学习教育”、新闻业务知识培训。二是创新培训方式，改请上级台专家授课为本台采编精英交流心得。7月27日，台里组织业务培训会，全体采编人员及二线35岁以下年轻人参加培训，在逐一播放7件好作品和3件有待提高的作品的视频后，由好作品记者根据采编经验，分别交流在题材选取、新闻策划、表现手法、细节的挖掘、摄像构图等方面的经验心得，并与记者作互动交流。这种形式新颖、内容充实的培训形式深受记者欢迎，这种培训方式每个月举行两次，从未间断过。三是走出去学。一方面到兄弟电视台学习取经，先后选派制片人、业务骨干到宜昌、荆州、荆门、天门、潜江等地电视台上门学习新闻采编知识。另一方面安排采编人员到大媒体跟班深造。《新闻》副制片姜明到央视记者站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见习，新闻采编能力有质的飞跃，在中央台、台上稿率有较大的增长。
2、建立节目监看评议制度。从提升节目质量，提高办台水平出发，台出台了节目监看评议实施意见，并面向社会聘请了100多名热心观众为信息员和节目评议员。定期召开节目评议员座谈会，虚心听取社会各界的建议和呼声，并根据实情及时督促有关部门按要求整改。
一、抓学习，把委员思想统一到政协工作要求上来。1至6月，我们先后召开了3次专委会会议。会议结合审议全年工作要点，结合协商“两型社会”建言调研课题，结合研究阶段性工作，有针对性地组织委员学习。一是结合审议全年工作要点，传达学习了《*主席在市政协界别活动召集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席在市政协四届4次常委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二是结合部署“两型社会”建言献策活动，学习“两型社会”资料摘编。特别是市政协《关于在政协委员中开展“两型社会”建设建言献策活动的通知》下发后，我们及时组织委员认真学习通知精神，和*主席在市政协四届7次常委会议上的讲话，通过集体学习和委员自学阅读，委员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两型社会”建言献策的必要性、重要性的理解，进一步明确了专委会全年工作的重点和要求，委员们纷纷表态要按*主席讲话要求，按照市政协办公室的通知要求，按照专委会工作要点要求，积极参加建言献策活动，积极参加专委会活动，把专委会工作完成好，把建言献策任务完成好。
二、抓提案，把提案工作列为专委会工作重要内容。我们在委员提案工作上动脑筋，花气力，在委员提案数量、质量方面，提出目标，精心组织，狠抓落实，今年提案数量、质量均超过住年。今年委员提案37件，比去年增加12件。涉及“人口—资源—环境—城市建设”的提案24件，占65%。有6件列为市领导重点提案。其中，市长重点件3件，主席重点件3件。一是思想上重视。我们克服提案工作与已无关的思想，把提案工作列为工作重要内容，写进专委会工作要点，采取得力措施，狠抓落实。二是开会提要求。先后召开两次会议，提要求，下任务，抓通报，促平衡。三是超前抓培植。我们将平时收集的社情民意、委员发言材料汇总归纳，提炼为提案目录，于全会召开之前发给委员参考，帮助委员把握提案方向，指导委员着力人口资源环境和城市建设领域提提案。四是加强重点提案督办。我们筛选5件提案，作为今年重点提案督办，提升提案办理实效。目前已完成《加强人行天桥管 理的建议》和《关于解决市直退休干部活动场地建议》两宗提案督办，效果较好。如5月初，我们就《关于解决市直退休干部活动场地建议》的提案办理走访了人民广场管理处，就周末特定时间段，优先为老干部提供大型体育活动合练场地，并免收场地管理费等达成一致意见，受到市直老干部的好评。
三、抓服务，把参与中心服务全局的工作抓落实。一是服务好全会。我们把服务好一年一度全会作为全年工作的重要方面，认真对待，先后参与了全会简报编辑工作，和全会第二委员联组讨论的组织工作。为了组织好联组讨论，我们高度重视，从协商确定委员发言范围，到落实委员书面发言材料，从衔接市委、市政府领导莅会，到通知委员提早进场，均做到精心组织，一丝不苟。联组委员讨论的组织工作以委员发言踊跃，建言有理有据，受到大会好评。二是服务常委会。按照市政协常委会工作要求，今年5月，我们就全市工业园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形成了《节约集约用地保障工业发展》的调查报告。三是服务委员。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委员工作制度的实施方案》，专委会中的5名常委采取电话、联谊、上门等形式，加强委员联系，联系委员30人次。同时，专委会办公室利用阶段性工作安排和组织活动的间隙，加强委员联系，通报工作安排，提出活动要求，征求意见建议。四是服务中心。专委会委员积极响应政协组织号召，向四川汶川灾区伸援手，献爱心，累计捐款106.4万元。其中，林锐曦委员所在的百信集团捐款100万元，陈庆丰委员所在孝感医视佳公司捐款5万元，委员个人捐款1.4万元。专委会把加强市直相关部门的联系，作为参与中心，了解中心，服务中心，促进政协工作与部门工作互动的抓手，上半年参加对口联系部门工作会议、大型活动8次。五是服务主席工作联系点。先后两次到郑家河、亚光医用电子公司调研，了解水库汛情，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及时向市委报告联系点情况，提出参谋建议。六是服务机关。根据政协机关统一安排，协助有关科室完成了省政协领导来孝调研接待任务。
四、抓调研，把建言献策任务落实到每一名政协委员。市政协《关于在委员中开展为“两型社会”建设建言献策活动的通知》下发后，我们积极响应，就贯彻《通知》精神迅速作出安排，有力地促进了建言献策活动的深入开展。一是电话动员。我们通过电话，传达政协通知精神，动员委员人人动手，如期完成好建言献策任务。二是上门协商。我们主动上门，走访委员，与他们一起商讨调研课题。三是开会督促。为了推动建言献策任务的完成，我们召开专题会议，了解建言献策进度，交流建言献策经验，请委员谈打算，请分管领导提要求。截止6月底，专委会共完成调研报告10篇，其中，市政协第一辑《建言集》采用4篇，备用6篇。还有7篇报告基本成型，正抓紧修改。
五、抓视察，把推动文明城市创建体现到活动始末。5月下旬，我们就文明城市创建这一议题，组织委员进行了视察。为组织好这次活动，我们抓住创建中的薄弱环节，精心挑选窗口服务单位作为委员视察对象，针对创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组织委员提前了解相关情况，思考意见建议。由于准备充分，委员建言具有针对性，视察达到了助威鼓劲、营造氛围、促进整改的满意效果。
后段需要完成的几项工作：
1、搞好环保减排视察。这个视察计划安排在下半年进行。想法是，听取市环保局关于我市污染源普查情况的通报，重点视察三类企业：一是排污口处在城区自来水取水口上游的企业；二是群众反映突出，污染严重，容易引发群体性上访的相关企业；三是环保先进企业。我们就此与环保局取得联系，形成了初步视察方案。
2、督办好重点提案。我们对专委会5件重点提案，拿出了督办意见。5月份，开展督办2次，办结2件。会后我们将继续加强与提案承办单位的联系，抓紧做好重点提案督办工作，争取9月份之前完成重点提案督办任务。
3、参加好全省工作会议。下半年，我们将参加全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工作会议。为参加好五年一次的工作交流会议，之前，专委会办公室已按要求准备好大会发言材料，并按要求时间向省政协报送了电子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