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有一定的格式。那么一般报告是怎么写的呢？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本页是编辑给大伙儿整理的11篇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仅供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键词】小学生 学习主观幸福感 调查
小学生是特殊的青少年群体，学习对其而言是极其重要的生活事件，学习幸福感是其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主观幸福感是指作为特殊个体的学生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特定的生活领域所做出的整体评价，是指学生在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的积极引导下，伴随着道理的认识，对学习产生的情感体验。国外研究发现各生活领域的青少年对学校满意度的低下可能导致学业成绩不良、退学、违纪等一系列的负性后果。学龄期儿童能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能否在学习中有快乐的体验，对其未来的学习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本研究旨在通过实地调查，深入了解小学生的学习主观幸福感现状，为提高小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和丰富学校教育评价体系提供实证性支持。
一、调查方法
采用《中小学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量表》进行问卷调查。该量表共16个条目，由学习体验、现有成绩感受、环境激励以及希望学习成绩等4个维度组成。每个条目分为“完全符合”（1分）、“比较符合”（2分）、“不太符合”（3分）、“完全不符合”（4分）四个等级，根据学生的回答计算每个维度得分。
本次调查对象是江西省吉安市师范附属小学1～6年级学生。将调查问卷发放至小学各年级儿童，随堂测试，学生独立完成问卷并当场收回问卷。
将回收的有效问卷整理编号，数据输入SPSS 16.0数据库，进行统计学处理。不同年级量表得分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P
二、调查结果
发放问卷 349份，回收有效问卷 334 份，有效率为 95.7%。调查结果发现男生在学习主观幸福感总得分、学习体验和现有成绩感受维度的得分要显著高于女生，环境激励和希望学习成绩维度男女生得分无显著性差异外。在学习主观幸福感总体得分和现有成绩感受、学习体验、环境激励等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在希望学习成绩维度上各年级无显著性差异。
三、分析与讨论
对于以学校为主要生活场所的小学生而言，学习主观幸福感对学生个体的行为与人格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小学阶段的学习主观幸福感低下将不利于培养学生热爱学习的良好品质，将妨碍其终身学习理念的确立。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生在学习主观幸福感总得分、学习体验和现有成绩感受维度表现要优于男生。可能因为小学阶段女生学习成绩和心智成熟要优于男生，口头表达能力较好，与父母有较好的沟通和交流。而在环境激励和希望学习成绩维度无显著性性别差异，可能是因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无论男孩女孩都是父母心中的宝贝。
小学生的学习主观幸福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下降，1～2年级学学生学习幸福感在中上水平，三年级开始小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处于中下水平，总体呈降低趋势，三年级与1～2年级出现显著性差异，提示三年级是学习的转折期，此时需特别关注学生的学习心理问题。
学习成绩是衡量学生学习水平的重要标志，现有成绩感受是直接影响学习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子，学习主观幸福感随年级变化的趋势可能与学生成绩感受密切相关。1～2年级学生刚开始入学，对一切充满好奇，较少的考试也尚未显示出学习成绩的差距，但进入三年级后，随着课程的增加、内容的复杂，学生间学习差距逐渐明显，这时学生现有成绩感觉最差，逐渐适应后，现有成绩感受略有好转，但六年级面临紧张的升学压力，现有成绩感受略有下降。学习成绩直接决定学生接受表扬或批评的多少、决定教师对学生的态度等，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体验。
学习体验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体验，是影响学习主观幸福感关键因素。根据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所阐述的原理，积极情绪体验有利于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如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得不到积极情感的体验，必将厌倦学习，降低学习主观幸福感。根据学习体验各条目的因子分析，发现随着年级增加造成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下降的学习体验原因主要是学习的趣味性和与师长的分享性逐渐下降。对于心理水平尚处于从幼稚逐渐成长向成熟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小学生，随着年级的增加，心理发展逐渐体现出较强的矛盾性，表现为反抗性与依赖性并存、封闭性与开放性并存，其幸福感逐渐从满足于简单与家长的倾听、表扬和鼓励，发展为需让孩子感受到独立、尊重和自主，因此随着年级的增加，其环境激励维度得分逐渐下降。
学龄期儿童能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能否在学习中有快乐的体验，对其未来的学习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关注小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是小学教育的崭新内涵和创新壮举，使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从关注社会发展对人的异化影响，到关注以人为本的主体能动精神科学素养。作为学习最初阶段的小学教育，在提供启蒙知识教育的同时，需重视小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的培养熏陶，对于完善人格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年级增加的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下降的现状需引起小学教育界同仁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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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艳琴。 父母教养方式与中小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而幸福感较低的人群中，还有离异人士。报告显示，离异人士的幸福感得分仅有78.94分。未婚人士得分为82.46分；已婚人士幸福感得分为82.29分。
收入与幸福感成正比
针对此次调查，喻志强说，调查发现，收入与幸福感成一定正比。他表示，从调查结果看，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三分组低收入群体幸福感较低，而收入在4000-4500元和4500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幸福感最高，其中4500元以上收入的幸福感得分为86.54分。
收入与幸福感成正比
多重因素影响幸福感
记者注意到，此次调查中，影响成都市民幸福感的因素主要包括了收入水平、生活压力、物价、个人意愿是否得到满足等多方面。多达32.9%的市民对自己的工作工资收入不满意，41.3%的市民认为与其他行业相比，自己的工资水平不高。同时，生活压力大也成为影响人们幸福感知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有近五成的市民感觉当前的生活压力较大。
对幸福影响比较大的因素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生活现状；幸福指数；良性发展
一、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幸福指数调查
（1）调查目的。早期城市与乡村的景观差异明显，但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加快，城市不断向扩展，使得毗邻乡村地区的土地利用从农业转变为农业、工业、商业、居住区以及其他功能并存，并相应兴建了城市服务设施，从而形成包括郊区的城乡交错带，原来的一些农村正在向城镇转型。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成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原住居民。这些城乡结合部目前的发展状况如何，当地人的生活现状如何，对生活持着怎样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为了了解城乡结合地区原住居民的生活现状和生活幸福满意度，我们团队于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多次在杭州郊区附近的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最后以九堡村和萧山瓜沥镇航民村作为典型对象进行调查分析。（2）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及调查方法。我们首先调查了位于杭州城乡结合部、土地征用已经基本完成的九堡村，杭州最大的服装交易市场——四季青刚刚迁至九堡，杭州市政府计划用几年时间将九堡打造成躺在绿阴怀抱中的现代新都市主义社区。不过，对目前的九堡来说，经济发展的蓝图还只是一张图纸，房产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除九堡外我们也重点考察了萧山的航民村——这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代表。在前往航民村实地调研以前，我们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航民村积极发展村级经济，依托集体经济实力，全村村民享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户户住上花园式楼房或别墅，实现了“全村没有困难户，家家都是富裕户”的目标。此次共准备了300份调查问卷，九堡村和航民村各发放150份问卷，以每家每户走访的形式，完成了这些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涉及城乡结合部的男女老少，涉及到从事各行各业的原住居民。按年龄标准分，九堡村中年龄在18～35岁有62人，36～59岁有66人，60岁以上有22人。航民村中年龄在18～35岁有68人，36～59岁有70人，60岁以上有12人。按性别分，在九堡村中受访者中男性75人，女性75人。航民村受访男性为80人，女性70人。按户籍标准分，九堡村受访者中农村户口137人，城镇户口13人。航民村受访者中农村户口124人，城镇户口26人。（3）问卷设计与统计方法。调查小组参考了各种各样的幸福指数调查报告，结合城乡结合部的特点设计出调查问卷。问卷共13个小问题，主要为封闭式问题，同时设计了小部分开放式问题。后期数据的统计及分析，主要运用EXCEL和SPSS软件进行。并拟定了一个访谈提纲，对两村原住居民进行个别访谈。
二、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生活状况
（1）居民家庭经济压力情况。对于目前的经济压力，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认为有点压力的占大多数，也有一部分人没有考虑过，认为压力很大的人比重非常小。从中可以看出，两村原住居民大多数人存在或多或少的些许压力，但很少有人感到家庭经济压力很大。可以说明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的家庭经济压力普遍较小。（2）居民空余时间娱乐休闲情况。在回答“平时空余时间如何度过”这一问题，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占84%和82%的人选择玩电脑，看电视等或者下棋，跳舞，健身等文娱活动，占到绝大多数。两村仍有约16%和18%的人选择打麻将，打牌等度过空闲时间。说明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娱乐休闲方式多样，以文明休闲娱乐方式居多，但仍存在少数打牌打麻将等活动的娱乐休闲方式。（3）居民人际关系状况。在与周边邻居关系方面，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绝大多数人认为相处很融洽，都还过得去。极少有人选择邻里之间基本不交流，两村受访者中没有人认为相处不和睦的。从中可以看出，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之间邻里关系都比较和睦，人际关系也很和谐。（4）周边生活生态环境状况。在对周边生活生态环境这一项调查中，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92%的人认为周边环境整洁干净，适宜居住或者还可以，比较适宜居住，占到绝大多数，只有分别约占8%的人认为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总体来说，九堡村和航民村这两个城乡结合部地区环境都适宜当地原住居民居住，环境污染小，过度开发现象较少。（5）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对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占61%和71%的人认为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占到大多数。认为完全可以满足需要的两村分别约占21%和27%。认为完全不可以的九堡村约占18%，航民村仅占2%。由此可见，随着城市化进程城乡结合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能较好地满足原住居民一部分需求，但离完全满足还存在一点差距。（6）居民社保体系情况。对于目前的社保体系，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29%和33%的人认为能满足，约占39%和53%的人认为基本可以满足需求，但有缺陷，仍有少部分人认为基本不可以和没有任何作用。可见，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认为现行的社保体系基本可以满足需求，但仍有一些缺陷。城乡结合部现行的社保体系能基本满足居民的要求，但仍需要采取一定改进措施。（7）周边治安情况。与城市化之前相比，对于目前的治安情况，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54%和84%的人的人认为有所好转，占大多数，仅有少数人认为治安情况恶化。所以与城市化之前相比，城乡结合部的治安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尽管仍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但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普遍感觉当地治安情况好，居民生活有安全感。（8）生活状态总体评价情况。最后，对生活状态总体评价时，九堡村和航民村受访者中分别有约95%和100%的人认为满意，比较满意或者认为一般还可以的，只有九堡村少数人对目前生活不满意，航民村没有人认为不满意。整体来说，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对生活的幸福满意度较高，普遍感到目前的生活比较幸福。
三、结论分析
航民村受访的原住居民中，对生活满意和比较满意的约占61%，九堡村约为42%。航民村生活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都要高于九堡村，同时没有受访者对目前生活感到不满意的。反之，九堡村仍然有5%的受访者对目前生活表示不满意，对生活状态感觉一般的占绝大多数。那么，为什么同为城乡结合部的两村原住居民对生活满意度有不同的答案呢？我们认为，以下因素决定了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1）受教育程度。航民村原住居民受教育程度高于九堡村。我们在问卷调查过程中也了解了学历这一背景信息，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航民村高中及以上人数为101人，同时本科及以上人数有42人，而九堡村高中及以上人数为60人，本科及以上仅为11人，九堡村文化水平集中在初中及以下。这也反映出航民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九堡村，文化素质水平较高。因为文化水平高低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就业问题和精神文化素质，也会影响收入、生活、工作、健康等方面，从而影响居民幸福指数。所以一般认为学历较高，幸福指数越高。（2）收入与职业。航民村的整体收入与就业情况优于九堡村。航民村情况如下：
九堡村情况如下：
两村原住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差异并不明显，打工的占据大多数。但是仔细询问之后，在九堡村的其他一栏主要指自由职业者，这些群体工作不固定，面临失业的风险很大。而航民村受访者所指的其他是村集体企业工作，而且受访人群中企事业单位工作较多。总体来说，航民村为该村原住居民提供的就业环境要优于九堡村，收入高而且也很稳定。（3）经济压力。航民村原住居民中认为毫无压力和没考虑过压力问题的人多于九堡村，且认为压力很大的人也少于九堡村。总体来说，航民村经济发展迅速，依托村级集体经济，该村原住居民生活水平高，普遍没有沉重的生存压力。航民村原住居民的经济压力普遍小于九堡村。（4）土地征用情况。航民村受访原住居民中留有少量耕地的为17人，而九堡村留有耕地自己种植的仍有68人。此外航民村土地全被征用的有89人，九堡村为34人。从实地走访直观来看，航民村的土地征用程度也远高于九堡村，全村几乎见不到居民用于单独耕种的土地。相反，九堡村还是能见到当地居民自己耕种的土地。所以，总体来看，航民村的土地征用程度要高于九堡村，且大部分土地征用工作已完成。航民村土地征用后，土地集中由农业工人用现代化机械统一生产，生产低价出售给村民。集约化经营、机械化生产相配套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取代了低效率低产出的单干模式。（5）居住条件。航民村住房条件优于九堡村，人均居住面积普遍大于九堡村。
根据问卷调查及实地走访，我们可以知道航民村原住居民主要以自建别墅和村集体统一建造别墅为主（300平方米左右），可以说家家户户住别墅，高档程度令人羡慕，而九堡村多为村集体建房。且航民村居住在商品房和租房的情况也比九堡村少。从住房情况来看，航民村的住房条件自然比九堡村高档。从人均居住面积来看，九堡村人均20～40平方米居多，而航民村集中在40平方米以上。航民村人均居住面积普遍大于九堡村。（6）子女教育。在周边学校质量这一问题上，航民村有93%的人认为比之前好转，没有人认为恶化。而九堡村只有67%的人认为有所好转，仍有32%认为没有区别，也有人认为恶化的。总体来看，航民村原住居民对周边学校质量的肯定明显超过九堡村，周边学校质量得到居民认同。子女教育问题是一个家庭非常关心的问题，是居民能够切实感受到的问题，能够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高低。（7）生活环境。航民村周边生活环境整体优于九堡村。对周边生活生态环境的评价中，虽然航民村和九堡村同时有约8%的人认为周边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但是航民村有约37%的人还是认为整洁干净，评价较好。九堡村有17%的人认为整洁干净，其余大部分约75%的人集中在“还可以”这一评价上面。但是根据实地走访的结果来看，我们也是倾向于认为航民村的周边环境优于九堡村。周边生活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幸福指数。（8）基础设施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航民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九堡村完善。航民村原住居民中有27%的人认为完全可以，九堡村为21%。认为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的航民村占71%，九堡占61%。但是在“完全不可以”这个选项中，九堡村占18%，航民村仅为2%。总体来说，航民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九堡村更为完善。（9）社保体系。对于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航民村受访的原住居民中有33%认为能满足需求，53%认为基本可以，同时九堡村有29%认为能满足，39%认为基本可以。但是在选择基本不可以和没有任何作用是，九堡村分别为13%和4%，航民村仅为1%和0。说明航民村原住居民对现行的社保体系较为满意，而九堡村仍有不容乐观的地方。（10）治安状况。对比城市化前后，对于治安情况航民村被受访者中有84%的人认为好转，占绝大多数。九堡村有54%的人认为好转。而认为恶化的航民村仅为1%，九堡村占到5%。航民村治安情况好转较九堡村明显。在采访中九堡村原住居民也对治安情况表现出了一些的担忧。总体来说，航民村治安情况好转明显，九堡村仍有待加强。
四、几点建议
（1）城乡结合部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社会经济。经济收入因素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研究表明，收入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航民村的领导班子敢于带领全体村民一起发展集体经济，最终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带动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路子。而九堡村很多农民只是依靠出租房屋来赚钱，其他很多富裕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并没有致力于发展当地的经济产业。（2）城乡结合部可以集中剩余闲散的耕地资源、剩余的劳动力和资金来发展集体经济，发展规模化工业或者农业，缓解就业压力，为原住居民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九堡地区分散的耕地往往都是农民自己耕种自己收获的，只能实现自给自足，基本没有什么收益。同时很多闲散的劳动力资源也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如果能够像航民村那样，九堡村将闲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行规模化、机械化经营，同时将闲散的出租屋集中起来，利用四季青这一服装批发商场的优势，发展规模化的饮食业和酒店宾馆之类的服务业，则必将会有不同的景象。（3）城乡结合部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是直接影响城乡结合部居民幸福指数的最主要社会因素。航民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软硬件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从提供住宿服务的星级航民宾馆，到提供生活用品的航民商场，再到提供精神享受的航民影院，城市所独有的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这些都让居民在生活之余有了良好的休闲场所，也为开展文明娱乐休闲活动提供场所，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幸福指数。同时周边学校质量也有了很大改善，能够实现就近上学，切实解决当地人的子女教育问题。（4）城乡结合部必须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和安排，建设和谐的工作生活环境。如何与外来人口和谐共处也是影响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在九堡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外来人口，他们大多向当地人租借房屋经营小本生意，但是管理很不规范，违章建筑繁多，有些地方脏乱差现象比较严重。我们认为，当地政府部门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必须与户籍管理制度相挂钩。规范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同时对于剩余的外来人口劳动力资源也可以考虑重新整合，将他们集中起来，考虑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或者进行技能培训，以使他们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提升他们的文明素质，改变不良生活习惯。（5）城乡结合部必须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不幸福感的产生来自于社会生活各方面压力，因此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分工合作，致力民生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民众基本需求。在九堡地区，我们发现存在这样几种人群，一种是原来的房屋被拆迁之后搬进小区的，这部分人生活还算舒适，有相应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另一种是当地的一些农民，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也因为舍不得交钱而没有办理。对于他们来说看病自然就觉得贵了，老了也觉得没有依靠。针对这几种不同的人群，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使他们能够尽可能地享受社会保障体系。也有很多人因为原先土地被征用拿到了征用款，但是苦于没有土地再兴建房屋，只能居住在人均面积极小的老房子里或租房生活。这些人的安居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重视。（6）城乡结合部必须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一个因素。按照以往的统计数据，一般认为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高，尽管近年来也有些变动，文化水平高低仍然会影响收入、工作、健康等。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航民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九堡村，文化水平较高。主要是因为航民村在重视教育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村里不仅支持孩子上完小学到高中，免除小学到高中的学费，同时还给考上大学的学生奖励。航民村原住居民重视教育的观念，也促使当地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7）政府应提高对城乡结合部居民民生问题的关注度，同时当地居民也要更大程度地提高政治素养和政治水平。政府应致力于努力建设人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强的和谐城市，城乡结合部本来就出在城市外扩的边缘，往往会被政府部门忽视，治安问题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居民也应该提高自身政治素养，协同当地领导班子自我管理，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才有基础用来更好地发展工农业，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构建完善的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突破城乡结合部，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
综上所述，对于当今的城乡结合地区来说，如何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将是未来引导城乡结合部地区更好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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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比男性早进郁闷期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这项调查是在英国沃里克大学和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的联合领导下展开的。调查报告显示，人一生的快乐水平高低明显地呈U字形分布，童年和老年时期高，中年时期低。研究小组对世界大部分国家――从阿塞拜疆到津巴布韦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国家民众的幸福感起伏都一致呈现U字形的规律。
人们在大约44岁的时候最容易出现抑郁问题。分别来讲，男性最不开心的年纪是在50岁左右，女性在40岁左右，女性会比男性更早一点进入中年情绪低潮期。
“中年危机”面前人人平等
研究者相信，U字形规律是由人性内在因素决定的。调查显示，一些外在的因素，包括不同国家和民族背景、社会经济地位、工作、婚姻和生育状况，对此影响不大。无论穷人还是有钱人，已婚者还是单身人士，行业精英还是失业者，他们在步入中年的时候都很可能会遭遇“中年危机”的抑郁。
英国沃里克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鲁・奥斯瓦德说：“什么原因导致U字形规律的出现，以及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差别，目前还不太清楚。其中一个可能性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渐渐学会接受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而且从中年开始压抑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愿望。其他的原因还包括：快乐的人普遍更长寿，从而令高龄人口的幸福水平重新上升。此外，老年人看到朋友的离世会更加珍惜自己剩下的岁月。”
健康老人乐比孩童
六成被调查者不太幸福
调查自今年3月起至6月结束，从北京市16区县随机抽样20～79岁人群。结果显示，很幸福、一般幸福和不太幸福的比例分别为2.5%、22.8%和56.4%，而非常幸福的仅为0.08%。此次幸福指数概念重点关注的是人内心感受而非外在客观条件，人内在的幸福感往往会通过对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反映出来。因此，在调查中设计了众多问题，答案分值范围为0～48分，分为五段，低于9.6分为很不幸福，随着分数增加依次为不太幸福、一般幸福、很幸福和非常幸福。
八因素影响家庭幸福感
对家庭不满意的因素主要有八个，从大到小的排序分别是：经济收入低、住房太小、居住环境差、身体差、工作不理想、子女教育、夫妻不和睦和夫妻性生活不和谐。随着年龄的增长，在40～70岁间，幸福感反而下降。
此外，北京市居民目前的心理压力来自于食品安全、经济状况、社会变化快、子女教育、自然灾难等。食品安全之所以排在首位，是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关乎人的健康和生命，因此给现代都市人造成的心理压力最直接且最具冲击力。
提高幸福感应双管齐下
提升幸福指数可从外部条件和自身两方面改变。其中，政府应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尽可能提高收入水平，完善医保体系，改善工作环境，提供咨询和推荐机会等；同时，居民自身也应培养健康积极乐观的心态，多看有益健康的书、做好人生规划，在生活中锻炼和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报告解读
1.年龄因素：年龄对家庭幸福指数影响较大，20～29岁最幸福，随即走低，60～69岁幸福指数最低。
解读：就20～29岁年龄群体幸福指数较高而言，主要原因应该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刚参加工作，对未来有美好憧憬且雄心勃勃的青年人多有人生目标，对即将进入的工作有一定信心。而40岁以上的群体创业压力大，有一定生活和工作的烦恼。50～59年龄段幸福指数最低则与子女教育有关。工作10～20年后，随着结婚生子，职业倦怠感将达到最高峰。
2.健康因素：身体健康情况与幸福指数成正比。
解读：健康是人类的财富，身体健康直接影响个体的幸福指数。调查发现，非常健康的人幸福指数可达到22.5，一般健康、不太健康和很不健康的幸福指数则由22递减至21.5（满分23）。
3.家庭收入：家庭收入高，幸福指数并不随之走高。如果收入等级分为6级，则第5级的人幸福指数最低。
解读：家庭收入的高低与幸福指数有关，但并非必然的因果关系。幸福是人内心的一种感受，除了房子、居住环境、工作、收入等外在硬件条件外，人际关系、子女教育、夫妻和睦程度、朋友数量等都构成了影响幸福指数的综合因素。
4.教育水平：教育水平和幸福指数没有直接关系。调查显示，大专学历者最幸福。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美国只有34%的成年人说他们非常幸福，50%的人觉得相当幸福，15%的人觉得不很幸福，另外1%的人不知道是否幸福。这些数据已经非常稳定地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变化，从1972年到2004年的数据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幸福趋势波动很小。
但是，一些人确实比其他人更幸福。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家庭年收入超过100，000美元的，49%的人认为他们非常幸福，相比之下，那些家庭年收入少于30，000美元的，只有24%的人认为他们非常幸福。可能是更多的收入导致了幸福，也可能是幸福促进了更多的收入，还可能是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了收入水平和幸福程度。
幸福领域的大部分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幸福感深受生活事件（如是否获得更高的晋升？和男朋友打了一架？）和心理特质（自尊、乐观、一种归属感、爱的能力，等等）的影响。
皮尤研究发现了一些其他有趣的关联幸福的因素。结婚了的人比未婚的更幸福，有的人比没有的更幸福，富有的人比贫穷的更幸福，阳光地带的居民比其他地方的更幸福。皮尤研究还发现了一些没有关联幸福的因素，有孩子的人没有比无孩子的更幸福，退休人员没有比工人更幸福，有宠物的人没有比无宠物的更幸福。
一、收入与幸福的关系
幸福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常强烈。家庭收入在150，000美元及以上的有50%的受访者认为非常幸福，相比之下家庭收入在20，000美元以下的只有23%的受访者认为非常幸福。但从长期幸福趋势来看，幸福与收入的关联就不高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美国从1972年以来一直是保持三分之一的人报告非常幸福，幸福趋势的波动很小。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人均总收入以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元计算，已经翻了一番。总体来说，美国人现在比上一代人更有钱，但是却没有更幸福。
我们不禁要问，金钱买不来幸福吗？不能。数据表明，主要影响幸福的不是你有多少钱，而是在相同时间你是否比其他人有更多（或更少）的钱。
二、与幸福的关系
每周参加一次或更多次宗教礼拜的（43%）比每月参加一次或更少的（31%）以及很少或者从不参加宗教礼拜的（26%）更幸福。幸福和参加礼拜的频率之间的关联已经在多年研究幸福的General Social Surveys中有一致的结论。这个结论适用于所有主要的宗教教派。比如，每周参加一次或更多次天主教礼拜的教徒有38%报告非常幸福，而参加更少次数天主教礼拜的教徒只有28%报告非常幸福。
三、婚姻、孩子与幸福的关系
结婚了的人（43%）比未婚的（24%）更幸福，这在多年的调查中得到了一致的认可。这个结论对男人、女人、老人和年轻人都适用。
总的来说，做了父母的人比没有做父母的成年人更幸福，但是一旦考虑到婚姻状况，幸福的这个差距就消失了。有孩子的已婚人士与没有孩子的已婚人士一样幸福，有孩子的未婚人士与没有孩子的未婚人士一样幸福。
四、年龄、性别与幸福的关系
调查显示，年轻人没有中年人和老年人幸福。这种幸福的差距在男人中更明显。18岁到29岁之间的男人与65岁以上的男人之间的幸福感差距达到了15%，而这两段岁数之间的女人的幸福感差距只有7%。
五、工作、教育、卫生、地理位置与幸福的关系
【关键词】金钱；幸福；适应；社会比较
金钱可以买来幸福吗？俗话说，金钱买不到幸福。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收入高一点，更富有一点，会不会觉得比现在更幸福更快乐？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多数人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比如，根据《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2012年11月2日联合的“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的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公众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被认为是收入（“涨工资”），健康和婚姻尚位居其次。我们默认为，财富和幸福至少是正比例关系，更富有的人理应更加幸福，收入的提高可以让个人更幸福。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
1.财富多寡国家地区排名及幸福指数排名情况分析。联合国近日在不丹举行幸福指数讨论大会，并了首份《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丹麦、芬兰、挪威和荷兰这四国人均收入排进全球前15位的国家包揽了幸福榜的前四位，但是，财富的多寡也并非是国民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比如美国仅排在第11名。最不幸福的国家主要是那些战火纷飞的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比如多哥、贝宁、中非共和国和塞拉利昂。“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1～2012）”显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前三名并非北上广，而是拉萨太原合肥；“2011年广东群众幸福感测评调查报告”显示，群众幸福感的总体评价得分上，经济更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低于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
2.经济发展情况及幸福指数增长相关情况。我国的GDP
1990年增长率为3.8%，1991至2009年期间每年的增长率都在
7.6%以上（具体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0”计算）。然而根据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的3次调查，中国人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
7.08，到2001年却下降到6.60。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10年前快乐了。中国人的幸福感在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的确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后，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
事实显示，民众的幸福感指数并非和经济发达的程度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些相对而言更有钱的人，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幸福感更高。幸福感和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二、原因分析
1.适应水平现象。人们的成功与失败，满意与不满的情感都是相对于先前的状态而言的。如果我们目前的成就降到我们先前所达到的水平之下，我们就会产生不满和挫败感；如果成绩超过了先前的水平，我们就会体验到成功和满意感。如果我们不断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将很快适应成功。达到我们所渴望的目标所体验到的狂喜的消散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从前可以使我们感觉良好的事件现在变成了中性事件，而从前我们感受到的中性事件现在很可能让我们体验到一种失落感。这就是人类的适应能力。以手机为例，1987年，中国大陆才有了第一个大哥大用户，仅仅25年后，中国人使用手机的普及率达到82.6%，大家开始把手机、钥匙和钱包称作“随身三件宝”，并且超过半数的人承认自己离不开手机。在手机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人们可以体验到使用手机随时联系到远方的亲人、重要的商业伙伴、朋友的幸福感，但随着手机日益普及，随时联系到他人成为了很平常的事情，人们已经适应了使用手机，这时就不能再体验到幸福的感觉；而一旦某日手机没电，一时联系不到他人反而感受到一种不满和失落感。其他一些让我们生活更舒适的东西，如空调、宽带、汽车等，也都是如此。适应水平现象导致物质条件的提高不能给我们带来持续的幸福感。
2.社会比较倾向。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是以社会比较为中心的，我们感觉好或者不好依赖于我们和谁相比较。如同学业成绩好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最优秀的，这并非是因为其本人在智力或学习能力上下降了，而是因为比较对象发生了变化。当一个篮球明星以年薪3000万签约时，他年薪2500万的队友有可能会感觉不满。当我们为家里购置了新的房子、车子，却发现邻居换了更大的房子，更贵的车子，这时我们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快乐和幸福，而是不满。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所谓的向上社会比较，这种比较带来的不满在社会心理学中称为相对剥夺。中国人的幸福感在1990～2009年间会先升后降，其主要原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前几年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日益适应物质条件较好的生活（社会适应），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加速，贫富差距凸显；我们在收入增加后，可以享受更好的物质条件，但占据我们意识的是别人所拥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相对剥夺），我们的物质欲望不断上升而自己却越来越不满意，因此没有幸福的感觉。
三、结论
金钱财富与幸福感有相关关系，但是并非一直呈现正比例关系。由于人具有适应能力以及社会比较倾向，金钱财富的增加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相应提升。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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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调查显示中国人幸福感仍在下降没有10年前快乐[N/OL].
2012-03-04.
[8]我国手机普及率超全球水平 质量反降需强化监管[N/OL].2013-03
-04.
【关键词】剅河镇；农民；幸福感
一、调研背景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2011年，世界经合组织“幸福指数”的在线测试工具，其中涉及的11个因素：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健康、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幸福指数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民是最大群体，约有近8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农民的幸福感问题是关系我国社会安定团结的重大问题。剅河镇位于湖北省仙桃市西南部，全镇国土面积174平方公里，总人口7.9万人，剅河地处排湖之滨，江汉平原腹地，境内河泊纵横，是天然的淡水鱼养殖基地。2011年全镇全口径工业产值89318元，商税收达1100万元，农村人均纯收入7600元，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科教文卫事业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建恽代英社会实践队，在该地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农民幸福感调查，了解当地生活状况，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为提高我国农民生活幸福感出谋划策，同时呼吁全社会关注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共促和谐社会建设。
二、具体研究方案
（一）研究目的：1、了解剅河镇农民实际生活情况和幸福感状况；2、寻找尚且存在的影响当地农民幸福感的问题；3、针对问题提出应对方案，为提高剅河镇农民生活幸福感出谋划策。
（二）研究对象：湖北省仙桃市剅河镇农民群体
（三）研究方法：问卷法和访谈法
（四）研究步骤：
第一步，文献研究法：
（1）从新闻报道、期刊网上查阅有关幸福感的报道、论文等资料，并进行分类整理；（2）从新闻报道、网络上查询有关仙桃市剅河镇的经济、民俗文化等资料。
第二步，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
（1）针对调查主题，设计问卷一份，对仙桃市剅河镇农民幸福感的情况、影响因素，结合调查对象本身涉及的变量（收入状况、社保情况、医疗卫生等）使问卷结构量化；（2）访谈题纲主要涉及：农民对幸福感的认识和看法，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
第三步，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实施：
（1）对当地农民展开随机调查，总计296份调查问卷；（2）深入农家，对农民进行个别访谈。
第四步，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和访谈资料的整理：
（1）对问卷获取的数据进行统计；（2）整理访谈资料，结合问卷统计数据发现问题，给出建议；（3）撰写调查报告。
三、结果与分析
参加本次调查的对象是仙桃市剅河镇农民，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6份，有效回收率约达98.7%，下面就调查的内容进行详细分析：
（一）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性别构成中，被调查对象中男性172人，占总人数的58%，女性124人，占总人数的42%，性别比例较合理；年龄构成中，被调查对象以31-50年龄段为主，符合中年人是农业主要劳动力和农村常住人口的情况；婚姻情况中，被调查对象基本是已婚；受教育程度中，被调查对象主要是受到初中教育，总体文化程度偏低，其中老年人基本是受小学及以下教育，中年人多能受到初中程度教育，受到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是年轻一代，反映了人们文化素质逐代提高的良好趋势。
（二）调查对象经济状况
收入状况中，被调查对象月收入主要在两千元以下，反映了当地农民收入偏低；收入来源多样化，务农不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农业创收难，农民要兼职其他工作补贴家用，同时随着交通设施发展，农民外出打工、跑运输等方式大大拓宽了收入来源；经济开支中，被调查对象收入多用于日常生活开支，较高层次生活需要消费不足，近三百人才两名有存款，存款率太低的；收支平衡情况中，49%的调查对象收支相当，仍有31%的不足开销，主要是些有子女上学负担的家庭或者老年人，说明当地农民家庭经济状况不容乐观。
（三）对经济发展状况的满意程度
在经济发展状况上，64%的被调查对象对此表示满意，近些年当地GDP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趋势，农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人们对当地未来经济形势保持乐观的态度；在衣食住行方面，72%的被调查对象对交通条件表示满意，当地毛通公路和随岳高速公路贯穿全境，区内道路硬化率百分百，89%的被调查对象对住房条件表示满意，但84%的被调查对象表示物价上涨影响生活，可见物价上涨是关系民生的大事。
（四）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满意程度
在治安环境上，79%的被调查对此表示满意，少数居民虽然反映还存在盗窃等现象，不过如他们所言“这些小偷小摸不成气候”，人身财产安全有保障；在教育方面，62%的调查对象对此表示满意，当地尚能满足子女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在医疗卫生方面，64%的调查对象对此满意，当地日常小病都能够治疗，95%以上村民参与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在社保方面，63%的调查对象对此满意，低保、医保等福利保障尚能满足人们最低生活保障。
（五）对人际关系的满意程度
在家庭关系上，84%的调查对象对此表示满意，家庭较为和睦；在邻里关系上，82%的调查对象对此表示满意，因为农村人口较少，传统聚族而居的村落格局还未根本解体，邻里大多有血缘关系，彼此认识，相处融洽。
（六）对生活的总体满意程度
多达85%的被调查对象感到生活压力，且压力来源主要是收入，这再一次反映农民收入难的问题；52%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幸福感一般，多数人生活感受是平平淡淡，只有36%的调查对象感觉到幸福，说明当地农民幸福感偏低，这就是我们后面要探究和解决的问题
（七）对意向生活地区的选择
希望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城镇或者农村这四个地区生活的人数存在明显差异，其中30%的被调查对象愿意呆在农村，主要是些年长的人习惯了农村淳朴的生活，对家乡的乡土情结深厚；仅13%的被调查对象选择大城市，主要是些年轻人愿意去大城市谋求发展，而多数人有对大城市竞争压力过大，交通拥挤，住宿环境差等消极印象；其他的被调查对象更愿意选择介于农村与大城市之间的乡镇和中小城市生活，这样既不像农村落后，也没有大城市的诸多问题。
四、发现问题
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良好，人们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大趋势下，我们在走访农村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造成农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偏低，幸福感不足的情形，如下：
（一）农民收入增长不赶物价上涨，生活负担重
首先，村民们反映虽然农业税减免了，国家还对农民的种子等进行补贴，可是农药化肥价格涨幅过大，雇佣机械耕作也要花钱，加大了生产成本；而农副产品的市场价格不稳定甚至还下跌，单位土地面积收入反倒减少，种植收益大打折扣；同时当地工商业发展程度仍然偏低，农业剩余人口多就业压力大，打工经商等谋生收入也不算高。另一方面，柴米油盐等物价上涨，家庭的日常开支要增加，加大了生活成本。多数农民的收入仅够日常生活开支，高层次的生活需求无法满足，总之当地农民还只是处于温饱型、低水平的小康生活。
（二）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带有小农经济色彩
首先，在生产方式上规模化水平低，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形式，不利于机械化推广，且抗自然和市场风险能力差；其次，在生产手段上机械化水平低，虽然已经有用于耕种收割的机械，但为节约成本，农户使用牛耕和人力收割的方式还很常见；再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缺乏可对农副产品深加工的乡镇企业，只能出售农产品原料，附加值低；最后，农业信息化水平低，无法及时了解市场供求关系情况，致使水稻棉花完全是跟风种植，丰收时反倒是“谷贱伤农”，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福利水平偏低
一方面，已有的医保、低保等虽然基本覆盖全镇，但保障水平过低。就医保而言，现有的医疗保险存在着地区保护主义，镇上只能治疗普通疾病，而大病就要往市区大医院去，可非于本镇就医医药费报销水平低，结果出现村民所言的“小病报销高，大病报销低”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其他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也不高，就教育而言，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水平低，学生纷纷进市区求学，一个村民说道：“学生都进城了，附近某中学缺少生源，一个班级仅剩三十余人，不得不开办小学了”，可见镇上办学无法满足家长对高质量教育的要求。
（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缺失，农民精神生活空虚
首先，农村娱乐设施和场地缺乏，笔者在调查期间只看到都未完工的改道河公园和富迪商业广场，更不要奢求有其他高档娱乐设施了；其次，娱乐形式单调，农民在闲余时间只是斗牌、看电视或着串门；再次，传统文化习俗衰落，特别是当地经典的皮影戏和花鼓戏缺乏创新，观众老龄化，面临传承后继无人的危险；最后，消极萎靡的社会风气依然存在，不仅有、盗窃等不正之风，还有兴建寺庙、大搞迷信的不良行为。
五、建议与对策
以上所列问题是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根据国家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剅河镇实际情况，围绕提高农民生活幸福感中心，提出如下建议：
（一）统筹仙桃市和剅河镇区域发展，推进剅河城镇化建设
要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战略，优化本地投资环境，引进仙桃市区资金技术，依据剅河自身资源劳力的优势，打造“仙西明星镇、低碳产业镇、机械工具专业镇”；逐步放宽直至取消仙桃和剅河间城乡户籍限制，扩大城乡劳动力流动，促进剅河富余农业人口进城，缓解人地矛盾；做好本镇城镇化建设规划布局，抓好集镇建设和管理，发挥城镇经济集聚效应。
（二）以增加农民收入为重点，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
首先，坚持当地计生工作，控制人口数量，用优生和教育提高人口质量，培养有文化的新世纪农民；其次，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工程建设，注重洛江河、黄桥河等河段疏通整治，做好抗旱防汛工作；深化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加快土地流转，促进经营规模化和机械化；利用地处江汉平原和靠近仙桃市的地理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农业，形成蔬菜种植、优质稻、特色水产养殖三大特色板块，在发展传统水稻棉花种植基础上，还要推广黄鳝、南美白对虾等高效益水产养殖业，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会公共事业发展
加大对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投入，以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加强文教卫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完善民政优抚工作。其中在医疗卫生方面，要加强农村基层卫生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卫生人员专业知识和医疗设备水平，特别是做好长江地区常见的血吸虫病预防工作；在教育方面，要加快教育资源整合，合理调整中小学布局，适当减少当地中小学数量，通过合并重组扩大学校规模，提高教育质量留住生源；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对网吧、集贸市场等重点部位整治，坚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农民们生命财产安全。
（四）注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首先，以活动为载体，组织“文明新村”、“敬老好儿女”等一系列评选活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其次，建设完善公园、广场等娱乐设施，进一步活跃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再次，完成国家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给农民送优秀图书、电影等文化产品，建立农家书屋和文化中心户，积极开展文化下乡活动；扶持壮大民间文化艺术团体，传承民间艺术，特别是对当地传统皮影戏和花鼓戏的保护，可以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后，严禁、迷信等不正之风，以科学文化教育和引导群众树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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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说自己虽然有份体面的工作，稍高的收入，但每天忙忙碌碌疲惫不堪，工作压力大得让自己感觉很压抑，精神紧绷；虽然有房有车，可每月的还贷压力让她喘不过气来；还有人际关系、家庭、孩子等等，让自己心力憔悴。虽然有了别人眼里的幸福，可是自己内心却感觉离幸福越来越远了。记得以前在路边买一串麻辣烫，在超市买到一件打折的衣服都会快乐很久，可是现在已经很久没有那种简单的快乐了。
看来，幸福与房子、车子、票子无关，生活质量高的人，未必幸福感就高。财富有时候提高的是面子，而不是幸福的感觉。
我身边有一位女友，在一家公司做普通的职员，收入平平，而且嫁给了一位没有钱的老公，没房没车，可是她每天都幸福洋溢。她拥有着很多低成本的幸福，在超市买了份特价菜，在网上淘到一件便宜实惠的东西，手机充值送了点话费，收到一份礼物，看了一部好电影，加了一点工资，偶尔和老公出去吃一次大餐等等，都能让她感觉很快乐。还有平时与老公小日子当中的一点小细节，小感动都被她描述得那样浪漫幸福。她说幸福的感觉是无处不在的，追求幸福的成本越大，生活反而会越累，如果为了追求别人眼里的幸福而丢失了发自内心的幸福感，是得不偿失的。
原来，幸福与幸福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幸福是高质量的生活指标，而幸福感则是一种主观体验和感受，是一种满意感、快乐感、价值感等，要靠自己去感知、去捕捉、去品味。
幸福有时候就是我们冬天里穿的一件外表漂亮时尚的衣服，而幸福感则是衣服给身体带来的温暖。有些衣服穿在身上有了美丽，有了风度，却没有了温度，倒不如穿着一件朴素土气的棉大衣来得温暖和实在。
幸福指数：中国人幸福吗
梁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オオ
近些年来，人们对幸福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追求“幸福感觉”转向追求“幸福指数”，希望能够准确地衡量自己对幸福的把握，从而能更好、更有效、更“幸福”地追求“幸福”。
我们在评价和计算“幸福指数”之前，有必要先反问自己，幸福是什么？幸福能否被指数化地衡量？
一、幸福都是相似的？
┝愕愕鞑樵做过一份名为《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这份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是城乡居民幸福生活的三大源泉。这份报告有简化幸福的嫌疑，却也得出了重要的结果，传递出很多中国居民对于幸福的认识。从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这三项指标来看，中国居民们更看重长久影响幸福的一些因素。
幸福是一种瞬时感受还是一种持续的经验，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有人强调瞬时的幸福感，更多的出于生理层面的考虑。但设想一下，一个人面对突发事件，可能感觉到强烈幸福，但回去冷静下来，仔细盘算，发觉收益并没有那么大，甚至还出现了误算，那么幸福程度自然就会有所折扣。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人回去以后反复体会这次带来幸福刺激的事件，越想越觉得开心，幸福的刺激一次又一次被强化，持续很长时间。所以，瞬时的幸福和持续的经过反思的幸福是不同的。
经济学家黄有光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两种人生选择：第一种，一个人一辈子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了大量的工作却从未被承认，也没有获得多少金钱。在他临终时，突然知道自己获得一项极高的荣誉，一辈子的工作也完全被承认了，他感觉无比幸福；第二种，一个人一辈子都很成功，风光无限，也享受到很多东西。可是他在临终时，突然知道自己破产了，或者名誉扫地了，一辈子的成就被否定了，他感觉很痛苦。如果你可以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人生，你觉得哪一种人生更幸福？
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恐怕还是第二种更为可取，因为从总量和平均水平来看，第二种选择要明显高于第一种。痛苦总是短暂的，它的边际影响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少。幸福指数的调查，还是应该考虑总体的、长时段的、经过反思的幸福体验。
上述研究报告正基于口头及书面的实际调查，故而反映了一种经过时间沉淀以后，反思、想象和体验到的幸福感。这类幸福比较深沉，比较悠长，沉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确实是较高层次的幸福感。虽然它没有刚刚接受到刺激时那么强烈，但经过反思，却是比较准确和有效的真实幸福体验。
中国民众所看重的三种幸福源泉，并非偶然，自我保全和自我复制是生物的两种本能。不难发现，调查结果的幸福三大源泉“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形象地表达出这种生物学思想。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负面的启发。如果我们把这三大源泉中任意一种破坏了，甚至只是破坏与幸福源泉有关的资源，就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不幸。
二、钱越多越幸福？
依据常识可以知道，幸福与经济收入多半相关。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于20世纪70年代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时，已经着手研究人们的快乐水平。他通过对20多个国家的统计、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得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要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结果尚难预测，穷国的幸福水平经常与富国几乎一样高。比如美国居第一，古巴竟接近美国居第二。
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收入水平增长与幸福程度的提高基本同步。然而一旦越过一个阈值（往往是年人均GDP一万至一万五千美元），收入水平与幸福水平就失去了关联。有可能钱越多越快乐，也可能钱越多越痛苦。
伊斯特林对其发现的分析和解释颇具说服力：尽管文化传统的差异会使某些国家人民的快乐感超过其他国家，但不同社会生活水平存在着差异的现实是超越国界的。问题的关键是，越富有的国家，人们期望的就越多，从而降低了“财富振奋精神”(wealth lifts spirits)的机会。所以决定人们快乐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是人们对幸福和快乐的“渴望”(aspirations)。这种渴望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收入水平开始影响人们的幸福水平。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或期望值，对人们的快乐和幸福程度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足者常乐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伊斯特林最终得出研究结论是，金钱与幸福的关系，从统计结论来看，有可能是正相关，但也可能负相关，总体来看，两者不相关。
中国是不是也存在“伊斯特林悖论”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一项研究指出，在中国，家庭月收入12001―15000元是一个“阈值”。当月收入超过15000元时，幸福感与收入不再有关联，有可能钱越多越痛苦。
另一份报告则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报告指出，62.3％的中国城乡居民“有时”甚至“经常”、“整天”地感到焦虑不安，但进一步的交叉分析显示，“个人年收入”与生活满意度和心情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在回答“哪些事情经常令您感到愉快？”的问题时，排在前四名的依次是：家庭生活和谐、身体健康、帮助了别人、工作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而“薪酬或收入提高”只是排在第五名。
钱也不是万能的。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幸福度却比农村居民普遍要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农村居民2003―2005年家庭人均收入是2622元、2936元和3255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依次达到了8472元、9422元和10493元，几乎要相差3倍，而后者的幸福度却反不如前者。显然中国的城市居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压力大到无法让人快乐起来。
三、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幸福？
前几年，有一份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将浙江杭州列为中国最幸福的城市，丽江、青岛、大连、苏州等城市的排名都很靠前。其中理由很简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虽然杭州的人均GDP未必有上海高，但西湖为全体杭州市民们带来的快乐，是上海等城市根本无法想象的。
可是去年另一份报告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幸福指数最低，而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排名居前，幸福水平低的原因，主要由高悬的房价和地价所引致。
自然环境、生活氛围对于中国人的幸福水平至关重要。可是随着城市房价的猛涨、日用品的通货膨胀、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微弱的幸福水平提升，被高房价轻易地打压下去。西湖再好，终不能弥补无法买房（甚至无望买房）所导致的绝望。
有些实证研究表明，所有人群中，由单位建房的群体由于在住房上支出较少，幸福感最高。买房族其次，他们虽要归还巨额房贷，但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信心。而主流的租房族倒似乎是最不幸福的，甚至比单位集体宿舍居住者的幸福感还要低。
有趣的是，有学者的调查表明，有房贷的中国人更幸福。他们解释说，房奴多为70、80后，这些群体本身的幸福感就高于其他代际，因为他们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憧憬。但是这种逻辑很荒谬。有房有贷的中国人，很可能是比无房无贷的中国人更幸福，因为他们毕竟还能买得起房，说明有一定的收入基础。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比有房无贷的人更幸福。扭曲房价对大城市居民造成的痛苦，实在与“有收入、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憧憬”无关。
又有一份报告，主要调查不同职业工作人员的幸福水平。他们的结论是，从不同职业的幸福排名来看，公务员最幸福。公务员的职业优势给他们的家庭、婚姻生活带来诸多好处，公务员在家庭、婚姻方面的幸福感体验尤其显著。排在第二位的则是中国房地产从业人员。
这份报告与我们的直觉相符。近年来，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各级公务员的待遇有了极大提高，一般也不需要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所以公务员岗位竞争的激烈程度，远在其他岗位之上。很多学者都认为，目前中国公务员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实际应得的收入水平不符。单纯从幸福指数的角度来看，固然是公务员的幸福指数最高。但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他们快速提高的幸福水平，往往损害其他就业者的利益，影响社会公平，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
四、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我们这一代人很少谈论什么幸福，倒是更多地谈那些影响幸福的事。有一份公布的报告说，现代人的幸福主要包括住房保证、收入稳定、孩子争气和身体健康这四个方面。实践告诉我们，即使这几个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也不能保证我们幸福，最多只是让我们少一点担忧和害怕。
我们很难界定和研究幸福，只能做减法，看看哪些因素使得当下中国人最不幸福。那么将这份报告反过来，住房担忧、失业担忧、教育担忧、医疗担忧和养老担忧是就中国人的五大心病，这十余年来的改革，始终未能除去这些心头大患。
先来看工作中的忧虑，这里有一系列的数字非常说明问题。大约有四分之一被调查者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工作量不合理；40%的被调查者对工作环境和工作关系不满意；将近50%的被调查者对自身的发展前途缺乏信心；近四成的被调查者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工作的人是幸福的”，这句话恐怕应该打上问号。至少那么多的调查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人觉得工作不怎么幸福，大约有三成的人认为工作是非常不幸福的，而真正能体会并享受工作快乐的人，只占所有工作人群的不到一成。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人对工作衍生出来的人际关系、薪酬问题、生活问题等存在不满。工作占据了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块时间，却给我们带来大量的不幸，这似乎就是残酷的工作现实。
再来看“孩子争气”这点上引发出来的焦虑。一项调查显示：上海竟然有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一闪而过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认真考虑过该想法的也占到15.23%，更有5.85%的孩子曾计划自杀，并有1.71%的中小学生自杀未遂。另外一项调查发现将近1/3的在校大学生曾有过自杀念头。北京大学生自杀率在9―24人/10万人之间，自杀死亡已占至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61.38％。
心理学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孩子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创伤，有些随着时间的逝去而好转，还有些则沉淀下来，潜在地影响个人的性格。我国目前约有20%的儿童出现抑郁症状，其中4%为临床抑郁，即需要接受临床治疗的重症抑郁。5个孩子中会有一个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表现。可见中国的孩子们多半都不怎么幸福，默默承受着压力。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问题。虽然大家表示看重身体健康，但是真正时刻关注健康，健康意识较强的人只占总人口的17%。最近十年来，50岁左右的中年人死亡率上升最快，因为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而社会上70―8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真正健康的人不到10%。以健康意识为例，在我国，每100万元医疗费中，有99%的费用用于治疗，只有1%用于预防；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应该是7比3。这项数字表明国人健康意识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5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由于事业和家庭等的拖累，健康意识最为淡漠。
一旦生病以后，问题就变得很严重。38.0%的受访者认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形势严峻。持这种观点的受访者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比例依次是33.0%、40.2%和41.0%。34.3%的受访者认为该问题非常严峻。
这些数字是冷冰冰的，但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触目惊心的。病人无论在知识上还是身体上，都处在弱者的地位。疾病给他们带来痛苦，对他们而言，克服疾病是追求幸福的最直接手段。可是，看病难、看病贵、假药泛滥，给他们造成最大的威胁，有可能使他们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我在这里不想讨论影响幸福四大因素中的“住房保证”。十年之前，这个问题真还值得讨论。可是到了今天，随着房价不断攀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绝大多数青年人都买不起房子，甚至完全放弃了买房的想法。而与住房密切联系的婚姻、恋爱问题却不能这样被放弃。住房问题成为了年轻一代人心理上的重大创伤，不仅改变了幸福指数，很可能还改变了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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