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次调查及其结果而言，我得到了我想要的，加入社团，端正态度是很重要的。我想，在解决好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后，能够促进社团更好的发展，更能让大学生在活动中收获更多。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上大学就是把父母的血汗钱给糟蹋了！他们辛辛苦苦挣钱供我上学，可我念出来之后，不但养活不了他们，连自己都养不了。”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小赵沉默了好一会儿。
“那你后悔上大学吗？”
“后悔！”回答很干脆。
一个月前，小赵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份工作——保安，每月800元。小赵说什么也不甘心，他和其他三个准备考研的同学一起，租了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民房，白天忙着复习考研，晚上去麦当劳打工挣点儿钱。
“上了高中就要考大学，考了大学还得考研，但是实际没学到什么东西，就是拿了个文凭。”他无奈地笑了笑，“虽说后悔，但也是身不由己，像是一种惯性。我现在发现，要想有出头之日只能接着考研。”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共有8777人参与），结果显示，34。7%的在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觉得“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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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种流行的说法叫做“经营人生”。作为“经营者”，不少大学生对上大学的投入产出比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自己投入了过多的时间与金钱——四年的学习时间与高昂的学费，可收获的是“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
之所以会“后悔”，调查显示，51。5%的人认为，自己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几年前，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刘西拉教授，在两校大四年级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中进行的一次调查也发现，2/3的学生对大学前三年的课程“不满意”，觉得“没什么收获”。
“所谓的专业其实并不专，公共课要求很多，而且这几年我花在英语上的时间占了一大半。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古汉语专业对英语有这么高的要求。”一名汉语言专业的大三学生说起这些，还是觉得“很郁闷”。
对此，高等教→←育研究学者、上海交通大学的熊丙奇教授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本身确实需要改革。“现在50%以上的大学生将经历主要用在外语学习上，考四六级、考gre、考托福、考雅思等等。相反，他们对专业课投入的精力却很少。另外，现在大学开设的很多课，都不是学生想学的专业知识，而是规定学、要求学的课程。”
调查发现，让一些人觉得“后悔”的原因，还有“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39。2%）。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字，XX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为115万，XX年，第一批扩招本科生进入就业市场后，毕业生人数超过212万。到了XX年和XX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分别增长到330万与413万。
伴随着数倍于以往的毕业生数量，近年来，大学生找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期望也越来越低。，扩招之前，应届大学毕业生的目标月薪普遍在2500~3000元，而到了XX年，求职毕业生主动将月薪要求降至1000元、800元、500元，一些人甚至不惜“零工资就业”。
与此同时，大学的学费却一路看涨。自1994年至今，国内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每年5000~8000元不等，10年间学费猛涨20倍。大学四年，学生的花费在4万~8万元。“大学质量和收费不符，特别是二类大学。”一名参与调查者留言说。和他一样，19。0%的人因为觉得“学费太高，得不偿失”而后悔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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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尽管调查中只有47。6%的人明确表示“不后悔”，但被问到“如果重新选择会怎样”时，60。1%的人都说，自己仍然会选择上大学。
“因为现在找工作要看文凭啊！”小赵的想法代表了很多人对当今大学价值的认可与判定，“网上有一句话我非常赞同：上大学后悔四年，不上大学后悔一辈子。”
对此，熊丙奇解释说，“上大学=好的工作单位=有保障的生活”，这在中国几乎成了一条人人认可的社会定律。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考上某大学，就意味着获得这所学校的学历文凭，也就意味着推开了通往成功的大门。换句话说，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没出路。而另一方面，长久以来，很多用人单位认为，招高学历的员工才是硬道理，在高学历的基础上再考虑员工的工作能力。这就导致更多的学生一味追求高学历，造成人才浪费。
调查发现，尽管67。2%的人赞成“扩招后大学生越来越不值钱了”的说法，但也有44。7%的人承认“上大学找不到工作，不上更找不到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28%的表示，如果重新选择，自己会“上个高职，学门手艺”。有网友留言说：“当初我一心想上大学，可现在想起来，真应该听父亲的话，中学毕业去读个高职。那样的话两三年就能出来工作了，有门手艺工作也好找。”
北京某技校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生小陈，在北京经济开发区一家合资企业实习一年后，顺利留下了。和他一样，大部分技校生都能找到实习单位并顺利签约。踏实肯干、操作技能熟练、可塑性较强，愿意从基层做起，且便于管理、稳定性强是技校生就业优势所在。有资料显示，近几年，北京市技校毕业生签约率均在95%以上。
根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市至少缺口8万名高级技能人才。也有数据表明，当下社会急需的、月薪超过5000元的“十大职位”中，高级技术工人占了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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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论调也在蔓延——“考不上好大学=没有工作=白读书”。
为了上一个好大学，1999年，上海457名上线考生放弃高考志愿，此后几年，放弃大学入学机会的学生有增无减，高考复读班的“录取分”越来越高。对此，熊丙奇教授曾分析说，不少学生和家长都认为，上大学是投资。现在上不同层次、不同质量的大学，投资的时间和金钱几乎没有差别，可今后的就业前景、发展空间却有天壤之别。笔者在采访中也发现，越是非重点学校毕业的学生，“后悔”者的比例也越高。
对于“后悔上大学”的问题，一方面，大学自身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另一方面，公众对于大学的期待，已经渐渐超出了“接受教育”本身，出现了功利化的倾向。调查中，24。6%的人认为“拿到大学毕业证书才是最关键的”，20。6%的人赞成“不上大学多没面子”的说法。
熊丙奇说，我们有一种思维定势：上大学是农村、贫困地区孩子的惟一出路。在这样一种逻辑中，接受教育的目的是“跳出农门”，如果这个目标达不到，上学就没有多少价值了。如果把这种逻辑再继续下去，“新读书无用论”——上大学学费太高，毕业了还是一样找不到工作，还不如早点儿打工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对此，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曾谈到，我们把过多的希望都与念大学联系起来，比如说离开农村、改变身份、提高社会地位等等。他认为，对一个人能力的评价，不能只看一张文凭。
调查目标：
中学生课外辅导的需要程度、课外辅导机构的特色及市场分析
调查时间：
20XX年7月至20XX年12月
调查对象：
长沙各大中学学生及其家长和各大课外培训机构
调查方式：
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等
回忆中小学生活在农村那个年代，学校里的领导安排学生补课非常严重，尤其是中高考那一年，学校几乎把我们的所有周末和早晚时间都“剥削”得干净利落，尽安排为学习时间。家教算是听得明白，培训机构充其量只认为是像学校一样大的机构。自从教育部规定中小学不得补课后，家教就更加受众多中学生家长的青睐了，同时课外辅导机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筑就了中学生课外培训市场。同样，在长沙这样的历史名城里，也不乏如此。中学生课外辅导机构已经名正言顺地加入了教育业的行列，涉及到有铁饭碗的学校教师，他们一直以来也都是地下黑作坊，未注册而进行此类服务的各种特色培训、文理科辅导等更是不计其数，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子商务的推波助澜，使得现在的中学生课外辅导可以通过电脑远程进行，即便如此，中学生课外辅导这块市场仍是很大的。论中学生课外补课，是否必要，这个问题对于老师、家长和学生来说，看法不一。
（1）在开学和临近学期尾声或家长会时期，长沙各中学校门聚集了不少各类培训机构和师大或长沙理工家教中心的发传单的人员。在家长会开完后，各家长心情不一，有的为自己的孩子这次考得好很开心，有的为自己的孩子的原地踏步而心情沉重，有的则为自己的孩子贪玩厌学而忧心忡忡。当家长们开完家长会后，或拿着孩子的优秀成绩和奖状愉快地离开学
校，或跟孩子的老师促膝长谈，该怎么提高孩子的成绩，要求老师管严厉点，甚至有家长干脆给孩子请长假，为孩子请个全职家教或直接放到某个培训机构去，天天守着孩子学习，可谓父母不惜金钱，用心良苦。当前的90后可谓是丰衣足食，物质生活上无忧无虑，除了上学和玩，似乎城市的繁华没什么好玩的了，中学生很多就是上网了。中学生正值风华正茂的青春时期，他们的家长此时正努力为家、为孩子的未来在外赚钱，很多时候都没足够的时间关爱正在成长的儿女。
（2）在长郡、雅礼等这样的百年名校里，大部分学生成绩都是不错的，很多都不上课外培训的，尤其是要考清华北大的学生，但这样的学生是为数不多的。四大名校固然让人梦想，但成绩不好的学生仍然也有，因此他们需要补课，课外需要老师为其指点迷津，因其学校老师课外给学生补课是要冒丢掉工作的风险，因而也不惜花大钱上课外培训班。在名校里的学生成绩是好，但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学习上你追我赶那是肯定的，所以，寻求课外补课的这类学生就应运而生。市场总是这样的：有什么样的需要，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服务。中学生课外辅导就是如此。表一各类中学学生课外辅导的程度调查分析表
（3）孩子的成绩永远都是家长的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对于课外辅导机构，各机构招生方式众多，其主要是通过在学校区域发传单，仔细查看其传单，上面主要都是吸引家长和学生去他们那辅导的内容，凡是家长所考虑到的，传单上都给与了较详细的解答，例如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应上查漏补缺班还是上奥数班、精英班等，像办的当然，不论是请家教还是上一对一的辅导班，一学期家长都是几千块甚至几万块的花，像新东方、马斯特、惟楚竞才等的一对一，上一个小时一百多到两三百不等，除了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外，很多家长也只能是望而生畏，而事实上他们的教学质量也没有足够的保证，老师究竟来自哪里，大部分培训机构的咨询员都说是一线老师，专门从事各科教学多年，教学经验丰富，，能准确把握中高考命题趋势等等，口说无凭，当家长和学生要求其拿出教师有关证件时，都只是找借说不能泄口露老师身份，因而并不清楚老师的来历，甚至有些机构找个在读大学生或研究生来教学生，而其收费却同真正的一线老师上课没什么差异。
（4）长沙市教育局的新闻发言人曾指出，长沙80％的培训机构与在职、在岗教师、公办学校相勾结，“社会影响很坏”。民进长沙市委建议“对介绍学生到民办学校补习文化课而拿回扣的教师，按接受商业贿赂处理”。蔡锷南路上，湖南长沙市最大的民办培训学校競才修业的总部，占据了整整两层楼，每层十多间教室。这里是给中小学生作课外辅导的地方。来补课的孩子家境都不错，有家长开奔驰、宝马接送。几条街外，是长沙第二大民办培训学校马思特外国语学校的总部，同样占据了一栋商用大楼的两层。出电梯就看到校长李桂与教育部某競才修业和马思特每年各培训数万学生。听很多学生说，他们中的很大部分，是被老师“卖”给培训学校的。很多班主任每年因此能拿到10万－20万元左右的回扣，年级主任甚至能拿到30万－40万元的回扣。而事实上培训机构给他们安排的补课的老师很多水平却是一般般，这些老师也是先由辅导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老师应跟学生讲明哪些，以让学生相信老师是一线老师。培训学校送回扣给老师，在长沙的教育圈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培训学校瞄准了基础教育市场，开始做中小学学科培训。一开始，培训学校只是给介绍生源的教师送数额不大的礼物或红包。多位民办教育人士提及，给教师送回扣，是2001年从时任競才修业校长的周发群开始的——每个学生每报一科，班主任回扣20－30元，年级主任20元。凭借这种新颖的营销方式，競才修业一炮打响，其他培训学校纷纷效仿，回扣逐渐流行。当时长沙培训界老大是马思特，为保住地位，马思特开始和競才修业激烈竞争，互相抬价，你一科回扣给50元，我就出60元……20XX年，競才修业卖给安博教育集团，但送回扣的手法延续了下来。多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培训业人士称，在这一年前后，长沙的中学全面接受了回扣，培训市场迎来了发展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