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形成性考核学习心得感受（精选3篇）
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的内容丰富、材料浩繁，给大家的学习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是，学习这门课程可以运用恰当的方法或者称之为技巧，将难转化为易。在此，向大家提供六种学习方法。
(一)掌握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历史阶段性
学习中国法制史首先要了解中国历法制史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便于掌握我国法制发展的脉络，了解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类型法律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经济基础以及其阶级本质。
中国法制史大致分四个历史阶段。从夏朝进入奴隶社会，历经商朝、西周、春秋时期都属于奴隶制法制。到战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直到***战争以前的清朝，经过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一时期各王朝所建立的法制都是封建法制。1840年***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又出现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不同类型的法制。1949年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开始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制。
(二)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连续性和因革关系
法律产生以后，有它自身的发展历史，这种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基础的变革与发展、敌对阶级的矛盾与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与斗争，都会引起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但是在同一经济基础上的法律变化，并不影响其阶级本质，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内容和体例作些调整，使其更能符合新情况的需要。因此每个王朝建立后，在进行新的立法时，总是在前朝原有的法律基础上，“有所损益”。所谓“损”，就是去掉过失的;“益”，就是增加现时需要的新的内容。内容的变化，也往往引起体例的变化。从法律制度本身的历史发展来看，法律制度正是由于历朝历代不断损益因革，随着统治者立法经验的积累，法制建设也不断成熟与完善。
以汉律前后的变化为例谈律典的因革演变关系。汉律是从战国《法经》发展而来的。商鞅在秦国变法，就是在《法经》六篇基础上改“法”为“律”，制定秦律六篇，汉律又在秦律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三篇，这就是汉朝的《九章律》。三国时，魏律又在汉律九篇基础上增加九篇，共十八篇，并把《法经》以来的《具律》改为《刑名》列于篇首，《具律》是总则性的一篇，《法经》置于最后，《九章律》置于中间，而《魏律》置于律首。这次在体例上所做的调整，从律典体例上说更为合理。
(三)抓住每一历史时期法律制度的特点。
我们以法律思想为例来说明如何抓住每一历史时期法律制度的特点。夏商的立法指导思想大体一致，都是神权思想，具体表现在“天命”、“天罚”。发展到西周，出现“明德慎罚”思想，它包含神权思想，同时强调德的作用。这一思想奠定了我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基础。总体上，奴隶制时期法律思想是神权法思想。到了春秋时期，儒家吸收了“明德慎罚”思想，并进一步完善。在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地位独尊，具体表现为德刑并用、顺天行刑。那么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两千年来封建立法的指导原则。在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一度作为各诸侯国的立法指导思想，并延续到秦朝。教材中所列的战国和秦朝的立法指导思想就是法家的具体体现。清末我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时的法律指导思想表现为两面性，一方面极力维护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另一方面又保护帝国主义在化的的利益。这样一分析，我们就能够清晰、准确、快速地把握教材中需要掌握的所有立法指导思想。 我们用一个表格更能清晰地表现出我国古代法律指导思想的历史演变。
(四)按照专题理出学习线索。
我们以民事立法为例。因为夏朝刚刚从原始社会发展演变而来，当时的生产力非常低下，所以夏朝的民事法律关系非常简单，教材没有介绍。到了商朝，由于史料缺乏，教材只谈了商朝的婚姻家庭和王位继承制度。随着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各种民事法律关系逐渐丰富。这些变化在课本中都有反映。西周的民事法律制度就增加了所有权、契约关系，再加上已有的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两汉时期又出现了类似现代民法中行为能力的相应规定。以后各章的民事法律制度就在此基础上有所增损。以专题形式进行学习同样适用于刑事立法、诉讼立法、行政立法和司法制度等。
(五)使用前后对比的方法。
中国法制史教科书在编写体例上有一定的规律，每章大致包括立法概况、法律形式、立法指导思想、法律内容等几部分。阅读教材时，有意识地找出前后有哪些变化，每一项制度有它产生、发展的过程，有延续性。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当统治阶级认为不适应需要时，往往就制定新的制度而取代旧的制度。大家通过对比，便知道前一个王朝与后一个王朝的法制发生哪些变化，即便同一王朝前后不同时期也有变化。通过前后对比，就能加深记忆。以立法指导思想为例，西周时期是以“明德填罚”为立法思想。战国、秦朝立法指导思想，各提出三点，这两个时期有些类似，因为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但也有不同点，即秦朝强调法令统一。汉朝又有所不同，汉初是以“约法省禁”为指导，汉武帝以后则以“德刑并用”为指导。对比之后，就容易记了。
(六)以点带面、以面含点。
点指概念、名词。具体的名词和概念就是浓缩的一个知识点，往外扩充就成为简答题、论述题的内容。比如《法经》，最基本的情况包含在名词当中，围绕基本情况稍作展开就是简答的内容，再加上说明和评价就是论述题的内容。所以，万变不离其宗，宗可以说就是名词、概念。以点带面可以帮助大家在复习时发现教材中的考核点。在教材里每一章节都存在大大小小的考核点，大家在复习时要注意并善于发现其中的考核点。大的考核点可能是简答题或论述题，小的考核点可能是填空题、选择题或名词解释。
近二十年来，法制史界一批新秀成长成熟，他们的著作体现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达到了新的水平，是法律史进一步发展的希望所在
下面谈谈我对于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制史学的几点看法：
一、法制史研究需要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法制史的是非常复杂的、深邃的，不能简单化。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好像是一个圆，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线。” 直线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整体，不是真实的全部的发展历程。历史又像是一座大厦，任何光源也不可能照彻每个角落，所以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研究。只有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没，才有可能揭示中国法制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二、注意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法制历史是复杂的，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也是复杂的，因此，法律调整的功能、方式也是多样的。在阶级社会中，法制自然拥有对敌对阶级反抗进行专政的功能，否则法典中对反、逆、叛等大罪的严厉制裁就成为无对象的了。过去，把阶级社会法制的功能唯一归结为阶级专政是不全面的，忽略了法律对社会的调整功能，但不能因此把阶级社会的法制史说成人类自身解放的历史。
三、法制史学的任务在于弘扬中华传统法文化，科学的总结历史经验。中华法文化是悠久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不乏跨越时空的民族性因素，需要从正面加以肯定、阐发，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内涵。而为现实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是法制史学生命力之所在。1986年我在为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题目就是《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的借鉴问题》，1995、1998年我为人大所作的法学讲座中也都贯穿这一主线。提供历史借鉴，绝不是简单庸俗的古为今用，关键是在“科学”二字狠下工夫。比如“依法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中国法制历史是有丰富历史经验可循的。
四、凡能揭示中国法制历史真实进程和规律性的方法，都可以采用。1987年第2期《科研信息》发表了我撰写的《谈谈法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一次提出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制史。稍后我在1987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开展比较法制史的研究》，1988年《政法论坛》第六期和1989年《政法论坛》第一期连续发表《中外法制历史比较研究刍议》，意在推动比较法制史研究，为此还进行了长期的组织工作。须要指出：比较的研究方法，建国初期是受到批判的方法，因为最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法制同西方法制是没有可比性的。所以我在1987年把比较的方法引入法史研究是认识上的再一次否定之否定。当然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方法，仍然是我多年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依循。目前，许多学者运用各种历史的、社会的、系统的、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可喜的现象，并且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
五、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已不再一枝独秀，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这是可喜的，但却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应有的理论深度。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是需要发展的，而理论分析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有的放矢，揭示本质和其规律性。西方的理论，也值得学习，但要弄懂弄通，真正发挥它的作用。理论要与史料统一，重视史料但不“唯史料论”而是发挥它在实证法制历史中的价值。
六、使命感与开拓进取。发展中国法制史学，使中国法制史学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仍是法制史科研队伍应负的历史使命，当然不因此而漠视外国学者的贡献。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七十几位学者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出了《中国法制史》多卷本。为了推进法史学的研究水平，需要积极开拓法制史学的研究领域，保持旺盛的活力和进取心。
七、谦虚谨慎，自强不息。古人说：“一谦而四益”。面对博大精深的法制史，确实需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自强不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前进。当然谦虚谨慎绝不等于缺乏自信，而是更加理性地对待已有的成就和持之以恒地进取。更不因此而忽略对中青年学者成就的充分肯定。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史学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有不同程度被边缘化的迹象，这就须要总结我们已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更加努力创造新的成就。所谓中心绝不是一枝独秀，而是要发挥法史界整体研究力量的作用，使法律史这门基础学科在培养年轻学子和司法干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并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真实的历史借鉴，这是中国法制史学生命力的所在。
通过学习中国法制史，我深深体会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精神。
西周的法律制度的特点是礼法一元化，礼就是法，法律的精神就是儒家的，尽管此时儒家并未真正出现。而至春秋战国，由于法家思想更符合现实，因此法家实际上取得了立法主导思想的地位，法律的精神主要在这一时段主要是法家。
中国古代的法律儒家化肇始于汉代，汉武帝之前的法律是法家化的法律以及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法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官方地位，并通过春秋决狱，将儒家思想引入了司法领域。而其后的引经注律更是以儒家经典注释律文，使法律儒家化。
从魏晋至唐，是儒家思想进入法典的时期，这个时期通过立法行为，儒家思想进入了法典，具体表现有曹魏新律的八议制度，西晋的“准五服以制罪”，南北朝的官当、重罪十条以及存留养亲制度的形成，这种礼法和一在唐律中正式形成，形成了“一准乎礼”的《唐律疏议》。
宋以后至清末是中国法制的进一步深化，此时儒家精神在中国法律中已经定型，法律的演进也就限于形式上的演化，直至清末近代化才开始引发新的变化，打破原有“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结构，引入民主宪政理念，逐步去除了法律中的儒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