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论语难懂，给人一种枯燥的感觉。而于丹教授却用通俗易懂、朴实无华的语言和一个个震撼人心的小故事对《论语》中孔子的一些为人处事作了经典的诠释。使我们对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有了一个再认识，也使孔子的形象在我们的眼中变得清晰、亲切而温暖。对我的生活观、为人处事观、教育教学观等各方面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第二届_市十大“平安英雄”颁奖晚会上，当主持人问_区法官徐文娟“为何在信访调解上成绩斐然”时，她说是小学班主任杨老师的一句话鼓励她努力、勇敢、奋进。由此可见，教师的言行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下面从两方面谈谈体会：
一、让“快乐”陪伴我们的教师。
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他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就强调-教师要有爱岗敬业的精神和终身学习的理念。作为一名教师，应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水平，以较高的水平去完成自己的任务，努力教好自己的学生，向他们传授有用的知识，让他们有所发展。还应利用平时的休息时间来不断学习，来适应时代对教师的要求。在工作和学习中，在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中，一种涵养一种自信让我感受到无比的充实和快乐。
在今天这么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保持良好的心态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名教师，只要自己拥有健康的心态，才能培养出拥有健康心态的学生。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既然生活中的缺憾不能避免，那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这种缺憾就非常重要了，心态不同，也许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质量。比如这几年，我任教三个班级英语，课时少，内容多，要求高，班内差生多，教学任务繁重，每天备课备得头昏眼花；同时又担任教务员，每天有一大堆的事务需要处理。又由于所带的班级学生年龄小，许多事都要老师亲力亲为，手把手教。但是我经常告诉自己：每天认真备课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教材，更好地教我的学生；一名优秀的老师应学会遇事冷静、对学生有耐心，有爱心，不能让坏心情一直围绕你，否则会影响工作的心情，效率，甚至一事无成。其实学生都怕老师，特别是犯错误后，更不敢在老师面前抬起头来，这时老师如果大发雷霆，往往不起作用，如果是平心静气地谈话，在情在理地耐心教育，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又如经常听老师说，我们很尽力，也很认真负责，但一次次的考试成绩却不尽如人意，总感觉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在每一次考试成绩出来后，总有一段时间心情是很郁闷的。读了“论语心得”后，我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要明确这个缺憾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也许有较长时间的面对，绝不要抱怨学生的懒惰，抱怨家长的不配合，抱怨领导的不理解而是要积极思考，班级里尽管有部分差生，但也有较多好学生，说明我们的教学不是完全失败的，对于那部分学困生，只要我们不断反思，努力寻找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法，终有一天他们也会进步的。
正如那句经典的老话：“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在日常的教学中，我们要学会积极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让快乐成为教师生活的主旋律。
二、用“真爱”对待我们的学生！
儒家理论的核心和最精髓的东西之一是“仁”，于丹老师在“天地人之道”中解读了“关爱别人，就是仁”。对于我们教师来说就是要爱学生。那么怎样爱学生呢？
于丹说得好，过分的苛责，不如宽容的力量而恒久。学会了宽容，老师就可以走进学生及家长的内心世界，学生及家长也就会感恩于老师的付出；学会了宽容，我们的内心将会有一种坦荡荡的感受，而不是整天怨天尤人。作为教师的我们，与学生的接触较多，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学生，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在处理时，多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问题，要少一些指责和抱怨，要多一些鼓励和赞扬。只有这样，你才会在学生的心目中留下较好的印象，你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才能正常地开展。只有这样，教师、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关系才会和谐与融洽。
《论语》告诉我们：要本着平等和理性的心态去尊重每一个人，彼此之间留一点分寸，有一点余地，朋友之道，亲人之道，皆是如此，稍微留一点分寸，得到的往往是海阔天空。
大家别以为说，孔夫子的论语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我们觉得它是高深的，它是一种高不可及的。这里面有多少奥秘吗？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是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都是最简单的。论语真正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其实说白了，我认为论语再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过去，它是一本非常朴素的，能够相关于以人伦为起点，教给每一个人在现代生活中，获得心灵快乐，能够熟悉现代这种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就是这么一本语录。其实论语很简单，两千五百年以前，论语是孔子在教学生的时候片片断断，留下来的课堂笔记，他的学生把这些给编篡起来，后来就成了论语。所以在《汉书？艺文志》上有这么一段界定：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就是弟子们在提问，他回答的时候“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大家有问有答、有来有往。就是这种提问和回答之间，只言片语，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到后来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大家把这些言论集结在一起，就成了一本论语。所以今天看到的论语，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太深的逻辑性，在论语里面也很少有长篇大论的故事、一个严谨的阐述，论语都是很简短很简短的一些言辞。
学生：老师您再多说几句行不行。您总是那么三言两语的，我们怎么作课堂笔记呀？
孔子：我本来就什么都不想说。
学生：老师，您要是什么都不说，我们记什么呀？
那么他老师怎么回答他呢？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其实这就是一种教育。他老师跟他说：“你看，苍天在上，亘古已然，它说话吗？它不说话，不是照样春夏秋冬四季照样风调雨顺吗？大地上不是万物生长吗？你去看天说话。”所以其实论语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以一种朴素的、温暖的，言传身教的生活态度，去影响他的弟子，大家都知道，孔夫子这一生号称弟子三千，其中成就七十二贤人。这些人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他们是把那种生活的智慧广为传播，但是不依赖那些连篇累牍、宏观的那种大的言论。我们说论语他终极的传递，是传递了一种态度。其实在论语中，我们会发现，孔夫子他教育学生的时候，讲世间道理的时候，从来没有过声色俱厉，他一定是和缓的、因循诱导的，跟人商权的这种口气，其实这样一个态度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哲学观。为什么我们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的意义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他是那些最有行动能力的、有人格魅力的这样一些人。这样的人一定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自然生长脱胎出来的，而不是从空而降的，所以说起整个这种天地开辟造世的故事。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的时候，中国最早的创世纪怎么来的呢，是由盘古开天辟地来得，但是这个开辟，不像西方神话讲的那种突变，比如说拿一把大斧子，啪，辟开，然后金光四射，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天地万物，这不是中国人的叙事情感。中国人习惯的叙事象《三五历纪》里面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从容和缓而值得憧憬的漫长的过程。
它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它说天地混沌如鸡子，很大在那里安安静静，盘古生其中，一共呆了多久呢，万八千岁，天地开辟，一万八千年过去了，天地开了，但是它不是一个固体啪的裂开，而是两股气分开了。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就是阳气上升变成了我们蔚蓝的天空；浊气下降变成了我们脚下的土地。盘古在其中。是不是开天辟地就完了呢，其实，这种成长刚刚开始。中国人是讲究变化的，所以叫做一日九变，每天都在微妙的变化着，象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这种变化最终达到了一个境界，这六个字其实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叫做“神于天，圣于地”。一个好的人格应该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天空，让你可以有飞翔的翅膀，不妥协于世界上很多的规则与障碍；但另一方面，要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要能够在这个大地上去进行他行为的拓展。只有理想而没有土地的人那是梦想主义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如果只有土地而没有天空的人，那是务实主义者而不是现实主义者。其实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
历史上的孔子，曾被困于陈蔡，电影上的孔子，被困在了平庸的镜框之中。
作为电影，《孔子》是一部过于保守的作品，看了开场的五分钟，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摄影、剪辑，一切都那么平平无奇。那个覆倒又立起的欹器仿佛是全片一个隐喻，告诉我们藏在这个貌似古奥的作品后面的，是多么可怕的直白。
《孔子》再次提出了一个恒久的问题：如何在银幕上表现我们的文化英雄?
一部英雄的传记电影，可以有很多种办法来塑造伟人的高大形象，其中最笨的一种，就是让伟人自己出来告诉大家，他有多么伟大。不幸的是，《孔子》恰恰就是这个思路。
片中的孔子几乎成了一架复读格言的机器，而往往是格言警句还没念完，甚至还没开始，赵季平的交响乐就已经急不可待地提醒大家“立正，格言来了”!有心人可以注意一下“格言加交响乐”这种招数在片中被重复了多少次，要不是周润发老到的台词功底，保不齐会笑场。发哥伟岸的身形和炯炯的目光，成为了这种贫乏的一个挡箭牌，不知是幸或不幸。
用电影的手段表现伟人，各国电影人有各自的招数，这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画面是国际语言”的假设，多少有点出入。欧美人拍基督或者天使，多半会采取逆光拍摄，正面补光的办法，拍出此人“身负神的旨意而来”的威势，背后强烈的光芒隐喻着神恩眷顾。这与西方人有一个单一人格神——上帝的观念紧密相关。与此相仿佛的，是拍摄“神性景观”时，好用浓密云层中透出的缕缕笔直的光线，大自然普通的丁达尔现象，在西方人眼中却隐藏着天国的旨意，仿佛救赎人间的使者。这些气势非凡的场面都是既有西方文化背景，又符合电影特性的手段。是西方电影百余年发展的结晶。
日本人拍武士，就不用这种手段。他们注重的，多半是人物的姿态和表情，以及画面位置和周围人物的衬托，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对比。中国在20__年电影期间，也曾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赏善罚恶”美学，简单说，就是拍好人必用仰角、平光，拍坏人必用俯角、光源来自下方，好人站得高，坏人站得低，老观众都很熟悉这套编码系统。李向阳和猪头小队长出场，不用说话，观众一眼就分得清善恶。与此同时，香港人也发展出了一套拍英雄的办法，关键要素之一是利用“时间的特写”——慢镜头来表现英雄的威势。当年英雄片看得多了，偶尔见到周润发出场不用慢镜，我居然都会有些出戏。
把东西方的这种差别做个比较，会挺有意思。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斯曾经有个精辟的概括，他认为世界上的宗教分为三大河系：欧洲-西亚的“先知宗教”，包括、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印度次大陆产生的“神秘宗教”，包括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等，以及中国产生的“圣贤宗教”，标准版本就是儒教。西方宗教电影拍摄的对象，永远不会是上帝本身，而是他的使者或者在人间的代理人——先知。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那种逆光拍摄的效果，就是专为“背后有上帝撑腰”的先知们准备的，重点不仅仅在于拍摄的对象人物，更在于其背后的神恩浩荡。而东方“圣贤宗教”讲究的是人间的德行和礼仪，对神仙之事不能说不承认，只是敬鬼神而远之。日本也好，大陆也好，香港也好，拍摄英雄时注意的都是他作为人的属性，以及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慢镜后面隐藏的，是东方人特有的对于时间流逝的敏感，以及“英雄历风霜而不朽”的理念。
用这个角度去看《孔子》，你会发现其背后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在支撑。除了让发哥一脸真诚地面对镜头讲格言之外，导演似乎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塑造英雄的理念。各种办法都用了一点，但都没用到位。全片绝大部分时间一直在用平视镜头拍孔子，然而在构图、场面调度方面均平平无奇，内景不断的正反打让人以为在看电视剧。你要说他是在蓄意强调“圣人也是普通人”吧，“儒道高峰会晤”那段显然又不是，说明导演还是想突出孔子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最要命的是，就连这种“没风格的风格”也没保持住，从季孙斯遣人迎接孔子回乡开始，视听风格陡然大变。孔子及其弟子先是在逆光中傲然挺立，秀了一下“英雄群像”，然后又是在“神光护佑”下返回了鲁国，这些都显然是在乱抄西方电影。此后孔子跪拜故城一节，又破天荒用了一个仰镜头。看这意思，是在恭维“丧家犬”的崇高理想终于得到了故国的承认，可是难道挨饿受冻的孔子就不崇高了么?这一记仰视，给得未免有点势利。
《孔子》的这个毛病，也是中国电影的问题。自从摆脱了“敌俯我仰”的革命电影美学之后，我们塑造英雄人物就没了个章法。《席卷大西南》等抄过香港电影里的枪林弹雨慢镜头，效果颇雷，《超强台风》让爆炸的水柱从西装革履的领导背后冲天而起，雷点已经接近霹雳级别。《孔子》实在没办法了，就干脆电视剧化，最后再抄一点国外的成规了事。水土不服不要紧，反正现在观众看好莱坞也习惯了。把《孔子》拍成《魔戒》才好呢!
然而单从《孔子》出发，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拍孔圣人会更好呢?如何才能在镜头和场面调度中体现出“中庸”、“礼让”乃至“中和位育”的儒家思想来呢?适当用一点慢镜头来表现孔子“万世不朽”，会不会效果也不错?还有没有别的法子?这些都是留给整个中国电影界的大问题。
小津安二郎在自己的电影里发明了一种低机位、微微仰起的视角，就被世界目为东方传统礼俗在电影界的代言人。而在传统的礼仪之邦拍摄的一部讲述儒家圣人的电影，却只能七零八碎地照抄他国电影的陈规，说起来，毕竟是个遗憾。这大概也正是今日中国的一个写照——急于拥抱传统，却还远远没有体认到传统的核心。
电影的另一大败笔在于音乐，赵季平的配乐不能说没有用心，但是纯西化的交响乐放在这部定位“民族史诗”的电影里面，就好像《国风》里插进了十四行诗，说不出的别扭。不知从何时开始，这种风格的配乐变成了主旋律电影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好拍档。青藏高原上的《红河谷》是这个调调，河南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是这个调调，两千年前的《孔子》还是这个调调，其中偶尔点缀一些时代或地方音乐元素，就算是“民族化”了。卫国宫廷中的舞乐本来是还原春秋文化原生态的一个大好机会，可惜乐声甫起，就被宏大的交响乐压了个严严实实，只剩下一丝磬声在重围中苦苦挣扎，全片其他部分的配乐，也大抵若此。姗姗来迟的《幽兰操》也没能挽回败局。没有了可信的音乐，电影说服观众“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力量，无形中消失了一半。
不过所有这些，都比不上剧情上的疏忽。影片前半部分的紧凑和后半部分的疏松已经受到许多诟病，我认为更大的问题出在对孔子这个人物及其精神的把握。夫子一出场，就被设定成了一个道德高尚、思想成熟的中年男人，可任谁都知道，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这样的。对于走进电影院的大多数观众来说，他们需要了解孔子的思想及其意义，这在今日的中国，不能假设为是尽人皆知的背景知识。然而电影的主创人员却似乎并未把精力放在这上面，除了开始的反对活人殉葬稍有涉及之外，影片对于儒家学说的社会背景、在当时的意义、与其他学派之间的辩难、孔子的心路历程等等都毫无涉及，仿佛他天生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殉道者，儒学天然就是救国救民的大道。这样想当然的剧本，根本上是缺乏力度的，是属于意识形态上过分自信的作品(鲜明的大陆特色)。所以有的观众看完之后质疑“孔子有什么伟大?他不就是一个失意的政客吗?”，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客气地说，《孔子》是在用拍“好干部”的思路在拍一个文化圣人，去掉了所有那些属于思想家的犹疑和彷徨，去掉了思想背后的所有社会根基，只留下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还有战争和美女。这样的电影，看似写实，实则神话，再好看也不过是场热闹而已，打动不了人心。
在我的想象中，今日中国拍摄《孔子》，从他弟子的视角来进入这个人物的人生，会更适合当下的观众。用群雄争霸与百姓疾苦之间的矛盾来说“仁”，用诸侯僭越与周代礼仪之间的矛盾来展现“礼”，角度会更好。前者重煽情，后者有奇观，都是既让片子好看，又有思想深度的角度。总比把宝押在无关紧要的CG战争场面和“香艳秘闻”上好。
可惜，如今这个时代，好大喜功和省钱省料才是王道。相比其他的豆腐渣工程，电影至少不会闹出人命来，而且好歹还有周润发的表演撑着。“正面表现伟人生平”的《孔子》从开镜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会是一个文化事件，至于电影本身，只能说聊胜于无，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