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旧的泥房子旁边是一个很小的操场，大山里的生旗仪式正在这里进行。孩子们排着整齐划一的队伍，一双双稚嫩的眼睛虔诚地望着那国旗冉冉升起。国歌在群山中回响，国旗在清风中微笑。以下是人见人爱的小编分享的关于凤凰琴观看心得（优秀4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凤凰琴》、刘醒龙，都不是陌生的名词，而我仅仅知道它们与民办教师有关，只闻其名不得其详，直到看见下面这段话：
它不是那种时过境迁之后便让人觉得从内容到写作手法都陈旧、过时、没有阅读必要的作品。它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哪怕我是三百多年后才读到它，也会这么想。
这话有点斩钉截铁的意思，出自刘丽朵，一位我不是很熟悉的女作家。既然这样，叫人好奇了，谁知道三百年后的事呢，就看看现在会怎么想吧。
《凤凰琴》出版于1993年，可以说是长篇小说《天行者》的前身，而中篇是最美妙的文体比例，骨肉亭匀恰到好处。确如刘丽朵所言，二十多年后我读到它，依然简洁轻快，没有时代的距离感，没有故纸堆的灰尘扑面，不得不叹服于作家的深邃远见和遒劲笔力。
一心向往城镇生活的农村青年张英才在任乡文教站站长的舅舅帮助下，去大山里的界岭小学当代课教师，也就是"民办教师"，准备先吃点苦，再由舅舅找机会办理转正去更好的学校。年轻幼稚的他写信检举界岭小学在扫盲工作检查中弄虚作假的行为，使学校失去了先进资格和等着用于修理校舍的八百元奖金，因此被孤立和排斥。为改变处境，他假装偷偷准备转正考试，包括余校长在内的其他三位老师纷纷前来打听消息，为可能存在的转正名额处心积虑。张英才对自己的恶作剧感到悔恨，将所见种。种写成文章寄给省报，界岭小学因此得到了三千元专款和一个点名给他的转正名额。张英才决定将名额让给余校长，无记名投票结果是每人一票，原来余校长也投了他。后来在余校长的恳求下，将名额给了他的妻子明爱芬，让她安心离世。最后大家坚持让张英才转正，临行前余校长将凤凰琴送给了他。
神秘的凤凰琴贯穿小说始终，它是舅舅当年送给明爱芬的礼物，见证了那段为转正可以牺牲婚姻、舍弃健康的岁月。这种荒。唐和悲壮，是如今的年轻人难以置信的，可它真实存在过，历史总是如此沉重，沉重到用一代人的青春和血肉书写铭刻。
民办教师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直至2000年全部转为公办教师，正式退出讲台。其间几十年，民办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是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重要力量，最高峰时人数达到491万。可以说，当年从农村考出去的大中专学生，几乎都启蒙于民办教师。
我的亲友中没有民办教师，但从小没少从父亲那儿听过谁谁从民办转正了，大人们的表情告诉我，那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大概除了考上大学没其他事比它更重要。我还知道那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谁是谁的外甥，谁的叔叔的同学在哪个部门当官，没有城里的过硬关系，转正比考大学还难。
我小时候不是城镇户口，就读于县城的小学和初中，每次开学报到都忐忑不安，唯恐学校不再收入。那本粮油证上的"商品粮户口"方章，于我而言像天山上的雪莲，唯它能解我饥渴疗我愁肠。我羡慕所有城镇户口的同学，即使他们的成绩烂成渣，也是比我这个考第一的"黑人"光鲜的城里人，甚至为此怨怪父亲的位卑无能。我的焦虑源于与身边同学们的身份不同，民办教师也是如此，他们没有编制，不属于真正的教师队伍，哪怕在乡村小学教了几十年书，也只是个代课的，随时会被各种原因清退。
人是群居动物，身份是每个人存在于群体社会的定位和坐标。一个人的命运常常与身份息息相关，高官和阶下囚，学者与农民工，军人和百姓，身份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地位，同时与权利和责任密不可分。失去身份的人，将陷入惊慌、惶恐，为摆脱极度不安全的感觉，势必竭尽所能寻求出路。而身份的长期不被认同，也会导致动摇、否定、绝望、放弃。知青们想方设法要回城，聘用工想考取编制，北漂想要落户安家，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在为恢复身份或改变身份而做着不懈努力。
多么澎湃的热爱都无法与时间抗衡，没有名正言顺的身份，付出再多也可能随时遭遇遗弃、背叛。一个小三，无论得到多少财富和宠爱，仍然渴望妻子的身份，为此不惜使尽浑身解数。妻子，是有资格逢年过节 与他团聚的那个人，是证件上、表格里" 配偶"一栏无可争议的坐拥者，是户口本上孩子的母亲。而民办教师对转为公办的渴望，绝不亚于小三对妻子这一身份的垂涎，滑稽的是，在当年和今天，这种转变都被称为" 转正"。
转正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好像今天的房产、股权，在可以改变命运的诱惑面前，人性的弱点纤毫毕现不堪一击。人甚至会丧失理智，做出有悖常情的行为，仿佛回到原始状态，如野兽为争抢一块肉而厮搏。为了转正，舅舅闪电般与离了两次婚但有个军官叔叔的女人结婚；明爱芬产后三天赴考，趟冷水过河导致长年卧床不起；邓有梅因无钱送礼找关系，去偷砍山上的树木被抓；孙四海为了抓紧时间复习，让学生李子独自回家半路遭遇狼群，而李子是他一生深爱的王小兰的女儿；连看起来无私无怨到近乎无欲的余校长，也因为转正的消息辗转无眠。
小说最后的结局依然彰显了人性的光辉，余校长放不下孩子们，孙四海放不下挚爱，机会留给了更有希望的年轻一代，张英才将通过这扇大门走向宽广的未来，从而过上他曾经向往的城市生活。蔑视命运坚持本心，这是小说的艺术升华，我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经历过残酷的倾轧，不知道在现实的无情面前，在雷锋和刘峰们也会被质疑的今天，是否还会有这么纯粹的理想，是否还会有这种不约而同的高尚。
刘醒龙说：" 民办教师什么都缺，唯独不缺对孩子们的爱。" 支教贵州的乡村教师梁俊和他的山里孩子们，用一首《苔》告诉了我爱的博大永恒。这些扎根于乡土的教师们，不正如微小如米的苔花吗，用爱坚定信念播种希望，即使没有阳光，迎风沐雨也要绽放飘香。
现在的年轻人，绝对不会知道什么是凤凰琴，他们也想象不出来这凤凰琴，到底是个啥模样？而这凤凰琴，却在那难忘的知青岁月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记得在69年的夏天，广阔的田野上，由青黄色逐步转换金黄的稻穗，在微风中有节奏地前后左右地扭摆着修长的身体，广阔的罗坝大峡谷里，到处都散发着稻穗即将成熟的清香。秋收即将要开始了。
这天赶场，我从罗坝场街上返回生产队，途中经过了友谊大队的一个社员家门口，那个社员一看见我，立刻从他的堂屋前赶到大门前的路口，伸开双臂拦住我。非常热情地邀请我，要我到他家坐坐。看看天上的太阳，时间还早，我也就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
在这个社员家里，和他在闲聊中，我无意间往他家的衣柜顶上瞟了一眼，竟然发现，柜顶盖上露出一个彩色的长条物件，便站起身顺手把它拿下来，端在手上，上下一打量，原来竟然是一把凤凰琴。
这把凤凰琴很普通，琴身有一尺半长，形状类似于长方体的扁扁的木制盒子，琴身上面用五颜六色的线条，构画着一个临空翱翔的凤凰，故称为凤凰琴。这把琴的音键是齐全的，其他零件一个也不缺，只是上边的那组钢丝琴弦不完全，断掉了一根，就剩下三根了。
我两手平端着这把凤凰琴，十分惋惜地摇了摇头，那个社员站在我身旁无意地说着，这个是因为他的小儿子太调皮，用小刀把琴弦挑断了，还差一点儿整伤到人，以后他再不让小孩子去碰它，这把凤凰琴后来就一直放在这柜顶盖上。上面已经积满了一层淡淡的灰尘。
我转悠到他家的厨房，找出一块已经润湿的抹布，擦掉凤凰琴上面的尘土，用手反复抚摸这把凤凰琴的琴身，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把经过擦拭发着亮光的凤凰琴，一直舍不得放下来，用十个手指反复掂着琴弦的断点，频频摇着头，口中喃喃自语道“可惜了，实在是可惜了。”
那个社员站在我旁边，用五指抠着头皮，不好意思地接着我的话头，小心翼翼地小声问我：“你看修不修得好？”
我回答道：“修倒是能修好。问题倒也不大，实际上。只要再换上一根琴弦就可以了。你家有没有琴弦？如果有，我马上给你换。”
那个社员回答道：“这把琴是别人送给我的，我也弄不明白，也不晓得这琴弦该到哪儿去买，小娃儿给弄坏以后，我就一直把它扔在柜顶上了”
过了一阵，那个社员又说：“这个琴，你肯定是要比我明白得多，那就麻烦你搭把手，帮帮忙吧。”
听他这么说，我不由得心中一动，闪过一个念头，立马接着他的话，谨慎地回答道：“虚劲我是不敢提，话也不能说得太过头了，我也只能说，试试看吧。能修好，别感谢我。修不好，你别怪我。”
那个社员忙不迭地说：“是我求你帮忙，咋个可能会管你嘛？”
现在，我就能手里拿着这把凤凰琴，大大方方地离开了这个社员家。
我双手托着这把凤凰琴，信步返回罗坝街上，在街道旁的那家国营商店里，遇上一个售货员，这个售货员与我们平时不大熟，也就是平时在街上见面，相互点点头，就算打招呼的那么个关系。
这回也就只得麻烦他了，也多亏了这位商店里的售货员，他很爽快打了一声口哨，没说二话，就一头钻进了库房。
他在库房里翻腾了好半天，总算找到了一包能配这把凤凰琴的琴弦。马上就在柜台下面的一个矮凳上，帮我把这琴弦安装好。接着就摆放到玻璃柜台的台面上，颇有兴趣地弹奏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最后，这个售货员拍着我的肩膀，得意地说：“话要说明白，我们是熟人了熟人，帮忙归帮忙，材料费你总还是得要缴的，请缴费，人民币一元四角。”
交完款，我拿着这把凤凰琴回到生产队，高高兴兴地回到我的小木屋。
从那以后，没事就来拨弄这凤凰琴。队里的那几个知青，晚上经常会在我的小木屋集中。除了这把凤凰琴，邓成义拿来一把二胡，吴乾刚拿来一把口琴。说实话，在这间小木屋里，我们的合奏很不高明，水平都不咋样，但是这毕竟能打发一些时间。
谁知这一下，时间倒是能消磨，寂寞也的确减少了许多，但这不大协调的音乐声，却把本生产队社员家里的孩子们，都吸引到我这个小木屋里来了。屋里挤不下。我们就把乐器搬到屋子外面来。
这一下可就热闹了，我的小木屋周围，已经变成了本队里孩子们的聚集地，一旦哪家要找孩子回家睡觉，用不着走远，就在我这小木屋周围转转，准能一个不少地找到。
在我的小木屋里，我们合奏最多的曲子是《远飞的大雁》《抬头望见北斗星》。我们队里的几个知青凑在一起，一边弹，一边唱着这两首歌。没有用多长的时间，本队里那些个来看热闹的孩子们都会张着小嘴，有板有眼地跟着我们唱歌了。还有的孩子带着作业本来，不会做的作业题，就来问我们几个知青。问完了以后，就趴在我们的床铺上写作业。看到这些个一面唱着歌，一面埋着头写作业的农村孩子，我们曾经在那里自我解嘲道“现在这个小木屋，居然变成音乐学院了。”
是啊，我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洪雅县的罗坝公社光荣一队，这个四川省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小山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过去在学校里受教育，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每个阶段它都有它各自不同的时间年限，过去称之为学制时间。那么又有谁能告诉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这个学制时间大概应该是多久呢？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望着夜空中的北斗星，遥望着北京的方向，满怀希望地幻想着，毛主席他老人家，能不能抽时间再给我们发布一个最高指示，郑重地向全国宣布，说上一句话：这些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任务结束，可以从农村全部抽调回到城市里当工人了。
随着悠扬的曲调，忧郁的凤凰琴声飘飘撒撒地飞向了夜空，我们队里的几个知青，都把焦虑期盼的目光转向了夜空，在满目夜空中，搜寻着我们心目中的北斗星。数以千万的知识青年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广阔的天地里奉献着热血与汗水，浇灌着广阔无垠的原野，磨练着青春岁月，历炼着无情岁月的蹉跎。
拿到凤凰琴的几个月后的一天上午，在罗坝街上赶场，被那个社员意外地把我堵在公社大院门口，他在嘴里喋喋不休地说着，他的小儿子非要他把凤凰琴找回来。再三央求：要我在方便的时候，一定把凤凰琴还给他。
此刻我不能再说什么，这没啥方便不反方便的，凤凰琴本来就是人家的。我只不过是帮忙给他配一根琴弦。我也实在找不到，找不出长期占有别人东西的理由，是别人的东西，迟早总是要归还的。这个基本的道理，我还是懂得的。只不过就像在心里头割肉，是有点舍不得而已。
至于他为什么要在公社门口堵住我，人家肯定早就有想法，我也是能够理解的。他多半是怕我赖账，如果我一旦要赖账耍横，他马上就去找公社干部告我的状。要让公社的领导马上处理我，同时还可以搞臭我的名声，好让我下不了台。我就是想耍赖张，也不能在熟人面前干赖账的事，更不可能在公社大院门口撒泼耍赖。
回到我的小木屋以后，我用单手托举着那把凤凰琴，来到那个社员家门口，小心翼翼地交到了那个社员手里，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社员，把那个凤凰琴捧在手上，拿进了屋以后，我这才依依不舍地转过身离开。
离开了那个社员家很久，我还在想着那把凤凰琴，没有了它，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手里总得抓弄点儿啥东西，好打发时光。顺着贯穿生产队的石板路，我盲目往前走着，鬼死神差地竟然又转悠到了罗坝街上，在街道旁边的那家国营商店里，还是那个售货员，他热情地向我推荐了一把当时算是最好的《国光牌》口琴。这把口琴，当时的价格可不低，70年的时候都要6块多。那是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好几个月的伙食费里硬抠出来的。
以后这把口琴，每天陪伴着我，心里烦闷时就吹几下，高兴地时候也吹几下，闲着没事的时候拿来吹几下。也别管我水平如何，只要能吹出个调调就算数。后来这把口琴又陪着我，来到崇山峻岭密林深处的中秋院水利工地。伴随着我度过了难忘的知青生涯。
再后来，这把口琴又跟随着我，回到了大都市，走进了工人宿舍。我还曾经戴着这把口琴登上了文艺汇演的舞台，参加过全公司的文艺汇演。
这是影片《凤凰琴》中的一个镜头，我深深地为这一个小小的场面感动了。因为有这国旗，群山不再寂寞；因为有这国旗，孩子们心里就有了寄托；因为有这国旗，才有那平凡而伟大的老师。在这里，国旗意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他们爱国旗，对国旗有一种圣洁庄重的感情。所以，用不着什么人要求，用不着谁来提醒，每天早晨，他们便自觉地站在旗杆下，等待乐声响起等待国旗高高飘扬。
而许多暂时离开祖国的炎黄子孙，他们最能体验国旗的力量，看到了国旗就似看到了祖国母亲。运动员在运动场上顽强拼搏，伤痕累累，也不曾流泪，但在异国他乡听到雄壮的国歌响起，看到庄严的国旗升起，就会热泪盈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5月，北京市一名中学生应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邀请，参加了在荷兰举行的“世界儿童为和平为未来”的见面活动，当她看到50多个国家的国旗悬挂在宾馆门前的旗杆上，唯独不见中国国旗时，便急切地找到活动组织人员说：“我怎么没看到我们中国的国旗，一定要升起中国国旗，因为我在这儿。”在她的一再要求下，几经周折，鲜艳的五星红旗终于高高飘扬在诺维克上空。多么纯洁高尚的赤子之心，多么难能可贵的国旗精神！
因此，那些在国旗下却对国旗没有任何特殊感情的人，那些在国旗下幸福生活而对升旗仪式不屑一顾的人，当他们面对界岭小学的孩子们，面对鲜艳的五星红旗，应当低下惭愧的头，流下忏悔的泪。
主角英子带着山里人的期望离开了界岭小学，影片结束了，而国旗依旧在连绵群山中高高飘扬。《凤凰琴》给了我们许多启迪：它让我们懂得了国旗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摆正了国旗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我们可以忘记许多，但永远不该忘记大山中的那一所学校，校门前的那一面鲜艳的国旗。
虽然这部片子是很多年前拍的，但是到现在依旧有这样的山村，真正的山里面的村庄和学校。只有几位老师，兼职学校所有的职务，从校长到勤杂工，从老师到寝室管理人员等等，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年复一年的付出，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走出大山，而是不希望这里的孩子们接受不到教育，没有老师给他们上课。
界岭小学是一所民办学校，又在偏远的山区，转正名额本来就特别的少，村里面还拖欠了老师的工资。在电影一开篇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师看到县里面的领导下来的时候，就马上问关于转正指标的事，可是到最后，真正县里看到这里的困难实情以后，特意给出一个指标，他们却决定把这个指标让给了刚刚调过去的张英子老师。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指标是当时直接指定给她的，只是她觉得，那些守在学校这么多年的那些老师更值得这个名额，所以就推辞出来了，结果又兜兜转转回到自己身上。那个于校长只是对她说，英子，不管你以后走到哪里，都希望你记得界岭小学，记得在那里，学生们上学依旧很困难。也许是希望，她以后有能力的话可以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有更好的条件上学，至少要安稳的度过寒冷的冬天。
里面很动人的一个场面就是每周都会有的升旗仪式。学校一共就三四十个学生却横跨了一到六年级，即使学校在简陋都弄了一个旗杆一面红旗，没有国歌，学校两个男老师，一个吹口琴，一个吹笛子演奏国歌。带着红领巾的学生精神的敬着少先队礼，不是的学生也庄严的看着国旗一点一点升起。还记得里面有一个学生因为家里大人过世了，自己又是老大，不得不辍学回去养家。她离开的时候跟校长说，每次听到国歌响起，远远看到国旗，就会不害怕。虽然可能有些学生现在还无法理解国旗国歌这种精神，可是他一直都坚持在做，他相信以后学生会懂的。
其实就我自己而言，我还是在寻找，他们是怎么跟学生沟通的，又是怎么样了解学生的。这一直都是我在各个影片中寻找的。因为我不会，也不懂，更不了解我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