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2024年度人物吴天一事迹（精选31篇）
刘伯明，1966年9月，出生黑龙江省依安县兆祥公社东升生产大队(今红星乡东升村)普通社员家庭。父刘志生(独生子)，母生五子、一女，他在家中排行老二。因其子女多，劳动力少，家境贫困。伯明自幼颖悟懂事，性格内向、坚毅。从小话语不多，人很文静、聪明，其他兄弟4人都没有他头脑灵活，在兆祥公社读小学和初中时，学习成绩总是班级前三名。伯明爱运动，课余生活丰富多彩，凡是娱乐样样都会，特别爱好下围棋，喜欢踢足球，酷爱体育运动。
1982年9月，以优异成绩考入依安县第一中学高中。这时家里同时负担6个孩子读书，以种地为生的父亲深感乏力。刘伯明知道家里困难，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住校。父亲咬牙花100多元钱给他买了一辆二手的自行车，供他往返。家距学校10余公里，他每天骑破旧自行车早晚往返家和学校之间20余公里。东北夏季长冬季短，每年11月份便是冰天雪地。每天要早起两个多小时，上下学都需近1小时，晚8时才到家。他带午饭总是玉米面大饼子，外加咸菜。一年四季都没换过新衣服。为赚学费，暑假到附近砖厂打力工。吃多少苦受多少累从来不说，却锻炼体魄和毅力，为成为航天员奠定坚实基础。1985年6月，高中毕业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飞行基地学校来依安一中招飞行员，他听说考上飞行员读大学不用花钱，还管吃管穿管用，就悄悄报考军校。父亲得知后，他对父亲说：“家里负担太重，当兵能省一大笔费用，”面对懂事的儿子，父亲感到欣慰。经严格考试和重重体检，最后一轮到齐齐哈尔市体检合格，他成为依安一中唯一被选上的飞行员。199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并任空军航空兵某师某团中队长，飞过歼八等机型，安全飞行1050小时，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但他并不满足，经几年刻苦训练，无论飞行技能还是战斗机飞行员的作风养成，都有快速进步。他号称“小诸葛”，除学习和训练好，凡是动脑筋的事他愿参与，每次智力竞赛他都参加。有一次，一名以出刁钻题著称的教官连续提问十余个难题，伯明却对答如流。他常说：“只要认真做事，就没有不成的理儿”。从此，教官对他实行“免提”政策。1998年1月，经多年航天员训练，完成基础理论、航天环境适应性、专业技术等8大类几十个科目训练任务，以优异成绩通过航天员专业技术综合考核，成为中国首批航天员之一。20__年，“神舟五号”飞船上天前，作为“神五”飞船首飞梯队队员刘伯明，突然听到母亲病故噩耗，非常悲痛。母亲的去世让刘伯明沉浸在深深的悲恸之中。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刘伯明始终郁郁寡欢。后来。刘伯明的妻子、战友也多次做他的思想工作，并带他做心理治疗。大约过了半年时间，他才从母亲去世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20__年，刘伯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正团职，上校军衔。同年6月，他入选“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乘组梯队成员。
20__年9月15日21时10分，刘伯明作为“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乘组成员，同翟志刚、景海鹏一道，承载着全国人民的企盼与厚望飞向太空，并同翟志刚密切配合，协同操作，完成了太空出舱行走的伟大壮举，圆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被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
刘伯明为祖国增光，家乡添彩，依安人民为之骄傲和自豪。
8月1日，是一个让国人热血沸腾的日子。
所有的焦点，都聚集在一个黄种人身上——苏炳添。他是我们亚洲之光，是国人的骄傲，是我们中山人的优秀代表。
在8月1日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百米半决赛中，中国选手苏炳添以9.83秒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顺利晋级决赛，并打破亚洲纪录，他也成为了首位闯进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在决赛中，中国选手苏炳添以9.98秒的成绩获得第六，他再一次创造了历史。
整个过程，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守在屏幕前，屏住呼吸，紧盯着那张被黑色、白色皮肤人种包围着的面孔，紧盯着那双充满坚毅和信心的眼睛!虽然最终决赛没有拿到奖牌，可是，以32岁的运动员之高龄，以9.83秒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两次进入10秒大关，已让世界万般惊叹，国人无比沸腾。
苏炳添是广东中山人，出生在古镇，是一个地道的广府仔，从他的身上，我们收获了太多太多。这个没有得到任何奖牌的运动员，却没有让大家感到失望和不快乐，反而是让我们很多人兴奋得一夜难眠。
首先，过程胜于结果，虽然喊了那么多年，但是这一次，却真切地被大家认同。虽然没有获得任何奖牌，但是苏炳添在赛场上拼尽全力、攥紧拳头，往前冲刺的镜头，他那胸前的红通通的“CHINA”，他那兴奋得大吼大叫的马步和表情……整个过程，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黄种人身上的坚强与斗志，感受到了他为实现这个目标所付出的百倍艰辛与汗水，感受到了他圆梦之后的狂喜和欣慰!人民日报也在第一时间发表评论：致敬中国速度!不是夺得奖牌才值得庆贺，超越自我就能赢得尊崇!
香港主持人陈贝儿凭专题及纪录片《无穷之路》获“TVB最佳女主持”奖项，该纪录片聚焦内地扶贫故事，播出后备受好评，此前，该片也被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选定为20__年度20部“优秀海外传播作品”之一。
拍摄过程中，主持人陈贝儿亲自带领大家去“看”、去感受每一个贫困地区的转变，从南部热带雨林到云贵高原大峡谷，从大西北戈壁沙漠再到川藏高原……她亲自攀登四川凉山的攀天梯、溜钢索渡过怒江峡谷，让观众感受到了贫困地区曾经的“穷”，也让大家深刻理解了纪录片片名，“无穷之路”，四个字，是国家解决贫困地区民众困难的决心，这曾是一段很艰难的路，如今终于“通”了。
据香港大公网报道，本月2日晚，TVB举行“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__”，陈贝儿凭借《无穷之路》获得“最佳女主持”。不过由于陈贝儿目前在内地，未能回到香港出席颁奖礼，所以她通过视频领奖。
获奖后，陈贝儿也在个人社交媒体感谢了团队以及观众的支持，“多谢、多谢大家支持!多谢公司，一直给我很多机会。我好幸运有机会拍到《无穷之路》这个节目，我以我们的团队为荣!我们会继续努力!”
队员们说，吴天一在高寒地带开展科研工作的拼搏精神和献身精神，曾令外国专家钦佩不已。
那是1990年夏，中外科学家携手组建“阿尼玛卿雪山联合登山队”。海拔6282米的阿尼玛卿雪山位于青海南部，以其海拔高、地形复杂、气温低、风力大、紫外线照射强，气候多变等特点，为高山环境生理研究提供了完备条件。此次登山目的之一就是考察人在徒步急进登山状态下的复合反应。
在海拔5000米进行高山生理实验10天后，外方医疗队员因为出现急性高原反应停下了脚步。而同样出现高原反应的12名中方队员，在队长吴天一的率领下却一直攀登至5600米高度，并建立了实验站，完成了一周的科学考察。此次考察结果———《人在特高海拔的生理研究》论文在国际高原医学界引起轰动，为我国赢得一项特别贡献奖。
在高原医学研究中，吴天一不仅是勇者，更是一位智者。他极富语言天赋，精通英语、俄语，且与藏胞交谈不用翻译。陪同外宾访问时，他地道的英语令美国科技参赞惊诧不已。
掌握多种语言，赋予他登上世界舞台的阶梯。他第一个向世人介绍高原肺水肿和成人高原心脏病。他将险境中求得的数以万计的科学数据，撰写成100多篇论文。其中，《我国藏族在世界高原人群中获最佳高原适应性》一文，荣获世界高原医学界认可。《高原病命名与分型》等论文被国际低氧学术研讨会多次引用，并收录于国际科技资料数据库。
年过八旬的吴天一仍带着心脏起搏器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开展科研工作。他直言，高原医学研究的“无限风光”在崇山峻岭之间，只要事业需要，他将随时背起行囊奔赴险峰。
“大”家就是国家，“小”家就是彭士禄的家庭。彭士禄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自己的夫人有三个：一是核动力，二是烟酒茶，三是自己的妻子马淑英。1965年，中国核潜艇工程上马时，彭士禄为了工作特地从北京迁到四川。4年后，妻子马淑英也迁到四川。马淑英当年从苏联留学回来后分配在北京化工大学教化学，她讲课讲得好，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当她要跟随彭士禄去四川时，学生们很舍不得，很多学生都来给她送行。来到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后，马淑英便正式转行参与到基地建设工作上来。1971年，因为工作需要，彭士禄再一次搬到武汉任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现719所)副所长兼副总工程师，任职到1973年5月。20世纪80年代主持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工作时期，他更是常驻广州，几个月才能借回京汇报工作之机回家探望一下。彭士禄80高龄时还在视察核电站的建设工作，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年事已高的他并没有在家享受生活，依然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依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出差，很少能见到家人。对此，孙女彭瑶很有意见。彭士禄每天回来时都是深夜，孙女已经睡着了，而每天早上孙女醒来时，彭士禄却又出去了。为此，孙女跟他还签了一份合同书，大意是如果彭士禄能准时回家的话可奖励啤酒。
1958年，年仅23岁的吴天一和妻子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高原建设青海。当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来到青海，吴天一发现这些建设者都不同程度有心慌、头疼、胸闷等高原反应，有的甚至因此献出了生命。作为一名内科军医，吴天一迫切地想要医治好这些身体有病痛的高原建设者。
然而，高原病当时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还尚属空白，吴天一摸着石头过河，经过长期研究，认为这是一种高寒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但是具体的发病原因以及相关应对之策还需进一步研究。这一研究，就是60多年。
“守护好高原人民和高原建设者的生命健康是吴天一的初心，也是他一生的价值追求，正如他所言：‘我一生只做一件事，高原医学研究。’”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晓东在宣讲会上说。
据李晓东介绍，在超过半个世纪的高原医学研究生涯中，吴天一院士常年与高山、冰川、雪地、草地为伴。“60多年来，他不仅走遍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安第斯山、落基山、天山、帕米尔和喜马拉雅等地进行了长期的综合考察和探索”。
1979年至1992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10余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大调查，到过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地的大部分高海拔乡镇牧村。每到一个地方，吴天一就问哪里的海拔最高。在他看来，高原医学研究必须要去高、偏、远的地方，不落下一户一人，才能准确掌握疾病分布和患病因素。
1982年，吴天一在进行高原病大调查时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车祸。当时他乘坐的吉普车行至橡皮山时，因山体陡峻、路面湿滑，吉普车发生侧翻，跌落近300米，他和司机血流满面，幸而大难不死。“作为高原医学人，没有献身精神，哪能获取一线科研资料?”事后吴天一回忆说。
在开创和发展我国高原医学事业的过程中，吴天一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全身14处骨折，40多岁双眼患上严重的白内障，耳朵鼓膜被击穿，年事渐高后，心脏还装了起搏器。
60多年来，吴天一院士及其科研团队推动我国高原医学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所创建的慢性高原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作为国际标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于20__年在国际上统一应用，为高原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也是首个以我国地点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
今年已经86岁的吴天一坦言：“现在我年纪大了，主要责任是带好我的团队，培养好年轻的接班人”。
王晋说，吴天一院士常常勉励他们——“时代在召唤、祖国在召唤、青海人民正展开双臂欢迎你，你的事业就在这里，走进大地，走进生活，你就一定会成功”。
“走进大地，走进生活”是吴天一高原医学研究的真实写照。在进行高原病普查的时候，他骑着马，赶着驮满仪器的牦牛，饿了吃点牧民的青稞糌粑或自带的干粮，晚上同牧民一起睡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帐篷里，深夜点着酥油灯整理数据资料……
过去，由于文化差异，牧民们忌讳抽血化验，吴天一穿戴上毡帽、皮袄、马靴，地道的藏语一出口，牧民就亲热地拉他坐进了帐篷。
“吴天一院士正是以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职业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年轻一辈。就像院士所说，年轻一辈生在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度，拥有伟大的使命和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更应该珍惜这些机会，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中。”王晋说。
8月1日晚，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中，中国选手苏炳添以9.98秒的成绩获得第六名，作为首位闯进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他再次创造了历史。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北京8月3日随着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发令枪响起，七个人影飞速冲向终点。这其中，只有一位有着黄色皮肤。
北京时间1日晚，年近32周岁的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中以9秒98的成绩获得第六名，半决赛他跑出了9秒83——新的亚洲纪录。
作为第一位闯入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这一夜，他“苏神”的绰号被更多人知晓。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苏炳添的人生，远比比赛还要精彩。
北京时间8月1日晚，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中，中国选手苏炳添以9.98秒的成绩获得第六名，作为首位闯进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他再次创造了历史。图为苏炳添在比赛中。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
“飞人”
“9秒98”、“9秒83”，东京奥运会像一场梦——“飞人”苏炳添终于圆梦东京。
半决赛起跑前，他摆出了“拿捏”的手势，几秒后，他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赛后，他说自己只是想进步一点点。看似“凡尔赛”，但将个人最好成绩提速0.08秒的背后，是多年的漫长磨炼。
常年的训练比赛，带给他一身伤病，苏炳添原本计划在20__年退役，却因心中不熄的短跑之火重返赛场。
20__年两次跑出9秒91的苏炳添，在次年多哈世锦赛后，便遭遇了18个月的伤病困扰，腰伤新愈，又添肩伤。这个永远追求速度的身体，跑得过对手，却跑不过伤病。
8月1日，在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百米半决赛中，中国选手苏炳添以9.83秒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顺利晋级决赛，并打破亚洲纪录，他也成为了首位闯进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图为苏炳添在比赛中。 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奥运会因疫情延期一年，他曾因此长达13个月没有比赛。种种困难之下，身为“超龄”老将，他仍笑着说“我真的还可以再跑。”
强大的意志力支撑他一步步靠近奥运梦想，最终，苏炳添站上了奥运决赛的起跑线。
“苏教授”
赛场下的苏炳添，本科与硕士均就读于暨南大学，还在核心期刊发表过论文，学生们叫他“苏教授”。
个人的实践是他宝贵的教学素材。20__年4月，苏炳添被正式聘任为暨大副教授，他还曾利用国家队休整时间回校，教学生们热身与短跑的技术。或许下一次“苏教授”回到学校，可以给学生们讲讲站在奥运男子百米决赛赛场的心得体会。
当地时间8月1日，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半决赛上，中国飞人苏炳添以9秒83创下亚洲纪录，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成功晋级决赛，他也是首个进入奥运会决赛的中国飞人。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今年，他带的第一拨硕士研究生已毕业，而“苏教授”自己仍未停下求学步伐。他还有一个身份——北京体育大学20__级体能训练学院博士研究生。
苏炳添在深圳大运中心备战东京奥运会期间，甚至还在写自己的博士论文。这件事登上过微博热搜，引得无数网友讨论。
苏炳添曾说，完全退役之后，他将会在暨大任教，“比起做教练，我更喜欢当一名老师。”
“添添”
很多次采访中，苏炳添都会提到“青梅竹马”的妻子林艳芳，他们的爱情故事更是羡煞旁人。
当地时间8月1日，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半决赛上，中国飞人苏炳添以9秒83创下亚洲纪录，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成功晋级决赛，他也是首个进入奥运会决赛的中国飞人。
谈及20__年初中军训时的初见，林艳芳曾回忆说，笑容灿烂的苏炳添是最引人注意的那个。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苏炳添也像其他男孩一样，会用玩闹、传小纸条等招数来吸引“女神学霸”的注意。
20__年10月10日，他们走进婚礼殿堂，结束了15年的爱情长跑。而后，他们迎来儿子小天天的降生。婚后的生活就像结婚纪念日一样，十全十美。
苏炳添平时称妻子为“芳姐”，对方则叫他“添添”，作为外人，很难把这个称呼和奥运赛场上那个追风的男人联系在一起。林艳芳曾说：“他无论去哪儿都会跟我汇报，十几年一直都这样。”
苏炳添自认是一个不懂浪漫的人，但他会记得两人的每一个纪念日，几乎每一条微博都会和妻子互动。如果这不是浪漫，那什么才是浪漫?
苏炳添曾经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写道：“不要活在纪录里，要为破纪录而活。”这句话就像他的人生写照。被称为“神”的他，迷人的不只是他在赛道奔跑的身影，还有，永远追求更好的自己的样子。
在_年的东京奥运会上，苏炳添在百米半决赛中跑出了9秒83的成绩，半决赛排名第一进入决赛。决赛中由于有人抢跑，影响了苏炳添的心态，最终苏炳添只跑出9米98，排名第六。
近日，外媒制作的苏炳添纪录片播出，给我们带来了关于苏炳添更多的信息。纪录片中说到，苏炳添在半决赛中跑出的9秒83不仅是亚洲纪录，其前60秒用时6秒29更是前无古人，载入史册。
注意了，前无古人，也就是说，苏炳添是60米世界第一人。如果奥运会有60米跑，苏炳添不但能够站上领奖台，还很有可能拿到金牌。不过很可惜，奥运会最短距离是100米，并没有60米跑。
苏炳添前半程跑能力出色，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一张照片很经典，那就是苏炳添和博尔特一起隔道而跑。苏炳添超快的前半程让博尔特都感到惊讶，看着快如闪电的苏炳添，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不是吹苏炳添，如果只比60米，那博尔特都不是苏炳添的对手。博尔特起跑反应并不算很快，启动速度也一般般，但后程爆发力十足。博尔特通常是在40米左右开始发力，大步流星甩开对手冲向终点线。
苏炳添由于身高所限，步子迈得相对小一些，所以虽然前半程能建立优势，后半程还是很难和博尔特这样的高手媲美，能够跑出9秒83，已经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成绩了。
苏炳添爆发力不如博尔特他们，为什么前60米却能跑出世界第一的成绩?这都是因为苏炳添的努力和坚持。在短跑这个领域，30岁算是老将了。博尔特29岁就退役了，可想而知短跑对于年龄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苏炳添在30岁后还能取得进步，在32岁时创造个人生涯最佳成绩，打破亚洲记录，靠的就是不停的打磨技术。为了能够跑得更快，苏炳添对起跑姿势，对枪声的预判，对频率的协调等等，都做得非常细致。
很多人以为短跑靠的就是身体素质，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身体素质自然是最关键的要素之一，如果没有强壮的腿部肌肉，那想在短跑取得好成绩是不可能的。但要想在世界大赛中跑出好成绩取得名次，除了身体素质，技术也很重要。尤其像苏炳添这样身体素质并没有黑人运动员好，就更需要技术来补救了。
可以这么说，以苏炳添的技术，如果他拥有黑人运动员平均的身体素质，那100米跑很可能博尔特都要甘拜下风。
在东京奥运会结束后，苏炳添就没有再参加比赛。苏炳添开始陪伴家人，享受生活。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职业运动员，经常要东奔西跑，和家人聚少离多，是非常辛苦的。到了苏炳添这个年纪，想回归家庭，也属正常。
不知道外媒制作的这个苏炳添纪录片，会不会重新唤起苏炳添的雄心壮志。作为60米世界第一人，如果就这样结束告别奥运会赛场，那是非常可惜的。苏炳添既然能在32岁时再创新高，那为什么不能在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再创辉煌?支持苏炳添继续跑下去，在巴黎创造奇迹!
彭士禄小时候为了生存他当过乞丐，发高烧导致瘫痪差点丢掉性命;当小游击战士时得过严重疟疾;在延安当护士时得过肺炎。留学期间，彭士禄从没在12点钟以前睡觉。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他因此十分努力。30年后，彭士禄忘我工作的精神依然不变，他患胃病20多年，总不舍得花点时间去看病。在一次现场调试的紧要关头终于支撑不住了，经诊断为急性胃穿孔。手术在工地现场紧急施行，他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彭士禄开始主持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开发时，物资供应匮乏，生活极其艰苦。那时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有时甚至挖野菜和白菜根，反应堆研究室不到50个人，每人每月的办公费才5元钱，这还包括出差费、办公用品费。那时没有电脑，数据都是靠仅有的一台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算盘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彭士禄面对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也不能马虎。对于任何问题都要通过调查研究、收集信息、进行试验等来搞清楚。在领导核电站建设工作时期对工程技术亲自计算主要技术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
1922年9月22日，杨振宁生于安徽合肥三河镇(今属肥西县)。4岁时，母亲开始教杨振宁认字，一年多的时间杨振宁学了3千个字。
1928年，杨振宁父亲自美国归来。同年随父赴厦门大学，进小学二年级。
1929年，其父应聘清华大学，举家赴平，居于清华院西院十一号;入读教员子弟学校成志小学三年级。
1933年，小学毕业，入读城内绒线胡同天主教圣公会崇德中学，离家在校寄宿，曾因考试偷看被罚。
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北平不稳，随母携弟妹返回合肥。
1938年，受日本侵华战争影响，全家逃难，经广州、香港、越南河内辗转抵昆明，杨振宁入读昆华中学高中二年级。同年秋天，以高二学历参加统一招生考试，被西南联大录取，先遵父命报化学系，后改物理系。
1942年，杨振宁毕业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科论文导师为北京大学吴大猷教授，后考入该校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王竹溪教授。
与他同室居住的有凌宁、金启华和顾震潮，黄昆和张守廉也偶尔来住几天。
1944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生毕业，硕士论文导师是王竹溪教授。
1969年7月5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首飞成功。顾诵芬松了一口气，前一晚，他做了很多噩梦，担心飞机会摔下来。顾诵芬没办法不担心。“歼-8”的研发经历了太多的艰难。
研发中国自己的新型歼击机——顾诵芬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想法，是在1963年7月的一次技术报告会上。此前，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已经对米格-21进行了近3年“技术摸透”。顾诵芬认为，摸透只是初步阶段，我国最终还是要设计出自己的飞机。为此，他在会上提交了一份设计报告。
1年后，经过进一步准备，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设计研究所提出，“现在应该把重点转移到自行设计上去了”。1965年1月，黄志千被任命为歼-8飞机总设计师，顾诵芬担任副总师之一。
不幸的是，4个月后，黄志千在赴西欧考察途中遭遇空难。新机研制工作由叶正大领导，以王南寿为负责人的总设计师办公室，成员包括蒋成英、顾诵芬等。接下来的几年里，顾诵芬主持解决了歼-8纵向稳定性、横侧向稳定性等技术问题，为其首飞成功作出了贡献。
但对顾诵芬等人来说，首飞成功只是一个开端。没多久，他们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飞机在向大速度飞时出现了抖振问题。飞行员对顾诵芬说，就像坐在一辆破公交车行驶在并不平坦的马路上，颠得太厉害。
为了找出问题所在，顾诵芬带领团队想了各种办法，从机尾罩的设计到内外流的协调，再到方向舵上安装阻尼器，一步一步去排振，逐渐提高飞机的速度。然而，直到1978年，飞机的抖振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顾诵芬判断飞机尾部存在着气流分离现象，却苦于没有好的录像机和照相机，而无法证实这一判断。后来，他想到了一个“土办法”，在机尾罩周围贴上毛线，人坐在另一架飞机上观察，哪些地方的毛线是震动的，这样就可以看出哪里存在气流分离问题，而顾诵芬本人就是那个观察者。为了观察清楚毛线条的扰动，两机的距离和间隔都在5米左右。这样的飞行对飞行员和顾诵芬来说是一种冒险，更何况顾诵芬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但他还是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荷，连续3次上天观察，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
试飞当天，他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出门了。家里人以为他只是日常上班，没想到他会瞒着他们登上试飞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由于姐夫黄志千逝于空难，他们家有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但从提出办法那时起，顾诵芬就没有再考虑这个问题。“心里想着的是国家，并不是想着自己怎么样。”顾诵芬说。
1979年年底，歼-8终于正式定型了。歼-8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拥有了完全国产的高空高速歼击机。第二年，顾诵芬成为航空工业第一位由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承担歼-8Ⅱ的研发工作。歼-8Ⅱ被评价为“我国空军装备的歼击机中最高档的机种，对改善空军装备、增强国防力量，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而整个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装备部队350余架，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
1986年，顾诵芬离开他工作了30年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调到北京的航空工业科技委工作，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为航空装备的体系建设、重点型号的未来发展，以及国防事业的宏观布局建言献策上。
从大飞机专项到第四代战机技术的革新，再到最新前沿技术探索，顾诵芬一直关注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希望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有顾总在场，我们就踏实了。”不少年轻飞机设计师这么说。
20__年，顾诵芬被确诊患有直肠癌。虽然后来接受了手术，但他至今仍处在癌症的康复期。可即便如此，他依旧每天雷打不动地按时出现在办公室里。从家到办公室，距离约500米。这段路程，常人走起来用不了10分钟，顾诵芬却需要花上至少3倍时间才能走到。但他从未想过要停下来。“了解航空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顾诵芬认真地说，“希望我们的航空工业能够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之一。”
获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顾诵芬不小心摔了一跤，当被问到康复后最想要做什么时，他缓缓说道：“还是搞飞机设计。”
“还是搞飞机设计”，说这句话时，这位已过鲐背之年的老人，眼中隐隐有光。
20__年8月1日，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半决赛的现场，苏炳添跑出了9秒83，以小组第一进入决赛。
9秒83，超出了苏炳添的极限9秒85！
9秒83，代表最快的中国速度！
9秒83，全球百米比赛速度榜第12名！
从此，苏炳添多了一个响当当的头衔：
首个进入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中国人！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亚洲飞人”，究竟是什么，支持他跑到奥运百米决赛的现场？
一
小镇跑出来的“短跑天才”
1989年8月29日，苏炳添出生在广东省中山市古镇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还有一个弟弟，一家四口有商有量，日子虽然并不富裕，但也过得和谐惬意。
苏炳添小时候这么爱跑步，是因为妈妈也酷爱跑步，苏妈妈是当年古镇“跑得最快的人”。
苏炳添最喜欢和小伙伴比快，玩捉迷藏、红绿灯游戏，都是他抢第一。
他的11个表兄弟中，有5人曾是田径运动员。
苏炳添从小就喜欢追着表哥蔡建发屁股后边跑，表哥当时是全中山市的冠军，苏炳添总跑不赢他。
苏炳添却越挫越勇，以“跑赢表哥”为目标，经常拉表哥一起比赛。
初二的时候，苏炳添成绩不是很好，“补课”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他和同学比赛摸篮球框，他一下子摸到了最高处，被路过的体育老师杨永强看到了。
杨永强老师问他：“愿不愿意练体育？以后就不用补课了。”
听说不用去“补课”，苏炳添开心极了，马上就答应了。
苏炳添刚开始练的是跳高，一次体育课的短跑比赛，他轻轻松松就甩掉了受过专业训练的田径队同学。
当时没有人练100米短跑，苏炳添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校田径队的短跑队员。
15岁的苏炳添瞒着教练参加中山市中学生田径比赛，还拿了个冠军，跑出11秒72的好成绩。
杨永强惊喜万分，对他说：“不用练了，直接去比赛！”
苏炳添，很快就从小镇来到了中山市体育学校，成为全村人的骄傲。
二
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咬牙坚持
一开始，苏炳添难以适应严格的体育训练，在体校，每天早上五点就得起床，还要跑十几公里，有时候还得带着沙袋。
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地方，又是转校生，苏炳添没有什么朋友，有苦无处说，情绪一直低落。体校考试时，他的成绩不怎么好，教练也开始冷落他。
终于有一天，他偷偷坐车跑回家，告诉父母不想上体校了。父亲本想揍他一顿，被母亲拦下来。
后来，体校发现苏炳添不见后，马上找到杨永强老师一起寻人。杨永强在凌晨才找到苏炳添。
杨永强带着体校老师劝苏炳添回校，这时，苏妈妈却犹豫了。
表哥蔡建发劝她：“为了苏炳添的前途，现在吃点苦不算什么！”
表哥已经是一名专业运动员，看到他，苏炳添又重新燃起了“超越表哥”的梦想，他又回到了体校。
从此，苏炳添不再怕吃苦，他也向队友敞开心扉，互相交流，最重要的一点，他特别自律。
我们都知道，运动员训练要控制饮食，苏炳添一直坚持合理饮食。
家庭聚会的时候，苏炳添从不乱吃东西，不吃猪肉和西瓜，不喝橙汁，更不会喝酒。
作息上，苏炳添坚持5点起床训练，从不迟到，晚上10点准时睡觉，放假也如此，几年如一日。
吃苦耐劳加上严格自律，苏炳添迅速调整好状态，进步神速。
有一次，表哥说他100米最快能跑到11秒。
苏炳添说：“那也太轻松了。”
表哥要求他现场演示。
他们来到村里小学的百米赛道，表哥掐秒表。秒表一停，表哥震惊地看着那“10秒75”，说不出话来。
那天，苏炳添实现了“超越表哥”的梦想。
“战胜表哥”之后，苏炳添想走向更大的赛场，挑战自己。
在香港对抗赛上，苏炳添收获了100米和200米比赛的冠军。仅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苏炳添就接近了健将级运动员的水平。
年底，苏炳添拜别恩师宁德宝，进入广东省田径队，正式成为一名职业短跑运动员。
进入省队后，苏炳添进入了魔鬼式的训练。
每天要五点多起床，晨跑5000米，吃完早饭，又要进行体能训练、负重跑训练、技术动作训练，每天都在不断地重复，繁杂而枯燥。
苏炳添感觉太累，太困了！
最关键的是，苏炳添来到省队，又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连广州的公交车都不会坐。
他不认识人，感到很孤单，特别想家，有时觉得自己都待不下去了。
有一次，他偷偷跑出去找工作，但是，一个星期后又回来。
回来之后的苏炳添一门心思扑在跑步这件事上，他也逐渐显示出他的天赋，不断向前，不断突破。
苏炳添师从的教练是袁国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速度”的代表人物。
刚入省队的时候，苏炳添每天认真刻苦训练，但是成绩没有进步也没有倒退，他告诉教练他真的练不下去了。
袁国强教练就对他说：“你再坚持一下，后面有一个比赛，马上就可以检验一下自己了。”
苏炳添决定再坚持一下。
所谓“名师出高徒”，两年内，苏炳添斩获了男子60米、男子4×100米接力项目的三枚金牌。
凭着优异的比赛成绩，苏炳添20岁的时候，进入了国家队，他的能力上了一个台阶，当年以11金的成绩称霸“田径短跑界”。
三
荣誉与伤痛并存，突破极限
运动员荣誉的背后，往往伴随着伤痛，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的，战胜这些伤痛，也就突破了自己。
第五届东亚运动会夺冠后，苏炳添突遭病痛折磨，上半年基本没有什么比赛。养伤期间，他还在不断地进行力量练习。
伤痛并没有阻碍苏炳添的速度，适当的反而让他爆发更强的潜能。
年底的广州亚运会，苏炳添拿下男子4×100米的冠军金牌，这枚金牌时隔20年再度回到中国接力队。
莫斯科世锦赛中，苏炳添因抢跑被罚下场，而同年比赛的张培萌却跑出了10.00秒，追平日本选手伊东浩司跑出的黄种人最快纪录。
“抢跑罚下场”那一幕，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甚至有的时候裁判还没有开枪，他却总觉得“枪好像已经响了”。
打那以后，这一幕就成了苏炳添心里的一道坎，他失去了往日的自信。
幸运的是，苏炳添遇到了他现在的外国教练兰迪-亨廷顿，这个教练带来了新的技术和方法，让苏炳添慢慢找回了自信。
兰迪-亨廷顿是个“多事的老头”，他原来是中国男子跳远队的教练，那时经常去短跑组提意见，苏炳添从中获益良多，后来兰迪-亨廷顿就成了他的专属教练。
亨廷顿经过研究，找出苏炳添百米跑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起跑很快，但是在50米到60米的时候，容易打乱节奏，力量和速度也逐渐下滑。
全球百米记录前10名都是跑进9秒的非洲后裔选手，跑进9秒，是亚洲人的极限。
亨廷顿说，苏炳添想要突破极限，最关键的是改变他的起跑习惯--由左脚起跑改为右脚起跑。换句话来说，就是重新学跑步。
这个改变存在很大风险，苏炳添很有可能毁掉他十几年的运动员生涯。
但是，他坚持这么做，决定改技术的那一时，他就做好了退役的准备。
苏炳添听从亨廷顿教练安排，远赴欧洲改技术。
改技术的过程中，苏炳添承受巨大的压力。刚开始，他连女运动员都跑不过，加上年纪越来越大，他的职业运动生涯遇到了瓶颈。
他每天逼迫把左脚放前面，故意让右脚发力，虽然极不协调。脑海里也在不断重复这个动作，甚至睡觉都是在跑步。
休假期间，他竟跑去训练基地外的森林“追兔子”，把每个兔子洞都摸得一清二楚。
这样“高强度”的练习下，苏炳添很快掌握了新的技术。
在美国尤金站中，26岁的苏炳添跑出了9秒99，跑进9秒关口，成为“亚洲第一飞人”。
领奖那一刻，苏炳添致敬刘翔，做了一个同样的动作：身披五星红旗，跳上领奖台。
四
退役了，再战奥运
长期的征战比赛，高强度训练，让苏炳添身上多处带伤。
短跑运动员的黄金年龄大多在28岁前，20__年，苏炳添选择了退役。
但是他还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突破亚洲人的极限9秒85，站在奥运会男子百米的决赛场上。
所以，为了进入奥运会的百米决赛，苏炳添坚持继续比赛，让自己回到巅峰的状态。
宣布退役的两年内，苏炳添再次为国家贡献男子100米3金，男子60米1金1银。
由于疫情的影响，20__年的东京奥运会推迟到20__年举行。
训练期间，苏炳添曾出现两次大伤。
第一次是田径亚锦赛前，一次力量训练中，苏炳添腰部肌肉拉伤。
苏炳添晚上睡觉时，腰部还隐隐作痛，就像一根刺在上面。
他积极出国就医。在美国养伤期间，想到自己的年龄和久病缠身，苏炳添曾一度想放弃比赛。
队医朱志伟开导他：“你属蛇的嘛，蛇都会冬眠的，人的状态也有恢复周期，不如等春天来了再考虑。”
就这样，苏炳添回国康复养伤，继续参加当年的钻石联赛上海站。虽然表现不理想，但是，苏炳添还在坚持，他一边调整状态，一边比赛。
第二次受伤是苏炳添在一次力量训练中，不小心拉伤左肩，短期内很难恢复，幸好没有伤到关键的腿部。
为了以最佳状态迎接东京奥运会，从那时起，苏炳添就进入了较长的恢复调整期。
20__年8月1日晚，万众期待下，苏炳添出现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半决赛现场，而且超水平发挥，跑出9秒83！
全国人民都沸腾了！
刘翔第一时间发微博祝贺他：封神！9秒83！
苏炳添也完成了交接，成为中国新一代“飞人”。
五
跑得最快的“大学教授”收获跑得最慢的“爱情”
备战东京奥运会期间，苏炳添坚持完成了自己的学术论文。
8 月 1 日，苏炳添一篇名为《新时代中国男子 100m 短跑：回顾与展望》的论文在社交网站走红，网友纷纷感叹苏炳添亲自为论文 " 跑数据 "。
暨南大学毕业后，受学校聘请，苏炳添决定留校任教，成为体育学院的一名副教授，继续他的学术研究。
东京奥运会上“一战成名” ，苏炳添也成为了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大学教授”。
跑得最快的“大学教授”却收获跑得最慢的“爱情”。
20__年10月10日，苏炳添与青梅竹马的妻子林艳芳完婚，结束16年的“爱情长跑”。
初中时，苏炳添贪玩不好学，林艳芳是组长，每周就负责催他交作业。
“女神”林艳芳有很多爱慕者，唯独和苏炳添“传纸条”，后来，他们改用“日记传情”。
苏炳添进入国家队后，两人极少见面，只能通过打电话联络，这一打坚持了十几年。
20__年7月11日，苏炳添的儿子小天天出生。儿子出生那天，他还没有从瑞士回国，网友调侃“亚洲飞人第一次输了，跑不过儿子！”
现在，苏炳添一完成比赛，就坚持回家陪儿子，喂奶、换尿布、哄睡、带娃出去走走，“亚洲飞人”秒变“奶爸”。
在一次采访中，苏炳添说：“我有一个梦想，在我孩子有认知能力的时候，让他的妈妈带他到现场去看一次我的比赛，让他永远记得自己的父亲最辉煌的一瞬间。”
今年东京奥运会，他让妻子和儿子看到了他“封神”的时刻！
六
虽然未在决赛中拿到奖牌，但苏炳添觉得虽败犹荣。
赛后他也在微博上留言：
“以9秒83进入奥运会决赛圈我已经非常满足了，决赛的9.98也没有遗憾，因为这就是我的最真实水平！”
东京奥运会，很有可能是苏炳添的最后一站，也许未来，他会以新的身份，再次回到赛场上。
祝福这位“亚洲飞人”，愿他能培养出更多的“中国飞人”，带领中国田径队走向另一个巅峰！
20__年11月，谢海华获得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谢海华与妻子结婚30载，撑起妻子病痛的人生，以爱之名诠释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29年前，23岁的湖南农民谢芳与入室盗窃歹徒搏斗，身中9刀，落下残疾。刚刚从部队复员回家的谢海华，经人介绍与谢芳订婚。面对谢芳日益严重的后遗症，谢海华仍选择了与她结婚。近28年来，谢海华一直悉心照顾妻子，每天早上6时准时起床做饭，帮妻子穿衣服、洗漱，端屎把尿，一日三餐把饭菜送到床头喂她吃……这些事，谢海华一做就是29年。对于谢芳来说，谢海华就是她的手和脚，“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
1988年10月，谢海华与谢芳完婚。没多久，他们的儿子出生了。不幸的是，谢芳的身体每况愈下，手脚韧带和肌肉开始不断萎缩，不久便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妻子卧病在床，儿子嗷嗷待哺，家庭重担都落在谢海华一个人身上。谢海华认真学做家务活，洗衣、打扫、炒菜、熬药，帮妻子梳洗按摩、端屎把尿，抚养教育儿子……这些事，谢海华一做就是29年。
为了照顾妻子、孩子，谢海华不敢远行，只能守着家里的田地勉强维持生活。为给妻子凑钱治病，谢海华变卖粮食，拉下脸面向亲朋好友挨家借钱，平时只吃辣椒和青菜，若没有客人来，一年都吃不上几块肉。为了治好谢芳的病，谢海华找来一辆独轮土车，推着妻子四处求医，中西医看了个遍，病情却丝毫未见好转。谢芳有时会灰心泄气，不忍拖累谢海华，谢海华总是给予妻子最灿烂的笑容，鼓励她、开导她。
20__年，谢芳面临子宫和卵巢切除手术，她要求放弃治疗。谢海华抱着妻子，一句一句地安慰道：“一切都会好的，我会一直陪着你，我们都要坚持下去，坚持才有希望。”在丈夫的鼓励下，谢芳继续治疗。
谢海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替妻子优先考虑。为了让妻子住得舒服，他把家里的茅草土砖屋改建成简单的毛坯房，后又建起了厨房和杂屋。
苦的时候，谢海华也躲在被子里哭过，但他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谢芳感激地对丈夫说：“我勇敢了一次，你却勇敢了一生!”
20__年11月，谢芳夫妇在政府安排下入住了敬老院。谢海华也在敬老院当起了保安，家庭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观。抱着感恩的心，谢海华利用当兵时学会的理发手艺，免费为敬老院老人理发，还热心地做一些水暖、电工、勤杂、园艺等杂务。
朱彦夫，这位参加过_战争的普通伤残士兵，当年完全可以躺在功劳本上、颐养于荣军院中，平安无险地度过自己的平凡一生。然而，作为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的朱彦夫，却全然没有这样去选择，因为他清楚自己的入世坐标在哪里，他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有该多大。他决心像苏联红军战士保尔柯察金那样，做一名中国的钢铁战士，做一名纯粹的共产党人。
回到家乡去，为生活尚处于贫穷困苦的父老乡亲们早日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活出把力这是朱彦夫的理想，这是他的承诺，更是他不二的选择。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从此，四肢全无的他开始了与铁板为伍、与手杖为伴的凄楚而充实的人生跋涉。25年村支书峥嵘岁月，他不知温暖抚慰了多少贫弱群众;7副假肢被磨破的生动写照，他不知流淌了多少生命热血;二部自传体小说出炉，他不知滴下了多少英雄热泪。央视主持人敬一丹所说的他写字的过程就是一场战斗，每写完一个字就如同一名战士完成了一场战斗啊!，恰如其分地刻画出了这位平凡英雄的生动雕像。
是什么信念、怎样的力量促使朱彦夫如此地顽强不息、战斗不止?我想应当是潜入其心的中国人的诚信友善信条、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斗志、革命者的不屈不挠精神，时刻支撑着他一路前行。
我们学习朱彦夫，就是要学习他身上所永恒具有并固守着的中国人的诚信友善信条、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斗志、革命者的不屈不挠精神，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场所、什么条件下，都要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最高层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牢记心间，把落实群众路线的要求坚持到底，始终叫响我是共产党员的口号，及时发出有困难跟我来的倡导，争做干事创业的急先锋，争当人民群众的好榜样。况且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需要付出滚打25年、磨破7副假肢的代价，就可以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追求目标的。
党员同志们，时不我待，莫再等闲!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携手，为了伟大的祖国更加强大，为了可爱的人民更加幸福，永远信守我们当年在党旗下举手握拳的庄严承诺，始终做到视人民群众为父母，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悬头上
北京，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院内，一条500米的路，顾诵芬从60多岁走到了90多岁。
现在的顾老虽已92高龄，但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仍然坚持从家中步行至办公室。
500米，40分钟，顾诵芬始终不疾不徐、沉着平和。他记得，从前的自己经过这条路时，“走路都带风”。
1956年，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1964年，中国开始自行设计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该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
1969年7月5日清晨，在沈飞试机跑道的一端，歼-8英姿勃发地停在那里，等待着起飞的命令。上午9点半，试飞员尹玉焕驾驶歼-8飞机在跑道上疾速滑行，拉杆爬升，直冲蓝天，飞至3000米上空，做平稳欢快地盘旋，动作矫健而轻盈。“飞行正常”，塔台的话筒里传来尹玉焕的报告。飞机在两次通过机场上空后，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歼-8首飞成功了!正式宣告终结了中国不能研制高空高速战斗机的历史。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20__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0__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此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91岁的顾诵芬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顾诵芬谈到这至高荣誉时这样说。
得知顾诵芬先生获此荣誉后，许多新一代的航空人对顾诵芬讲出深情祝愿。“顾总是沈阳所的第二任总设计师，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开创性贡献。”沈阳所总设计师孙智孝说。“顾院士是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在他的带领下，沈阳所一代代航空人不负众望，注重创新，信念无比坚定，力量无比强劲。”沈阳所副所长左林玄说。“从老一辈的设计师身上，我看到了勤奋、钻研、严谨、忍辱负重、勇于担当的品质，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他舍小家，为大家，远离名利，为了国家和民族做出个人最大的牺牲。”沈阳所首席专家王永庆说。
顾诵芬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一套木桌椅、两个旧沙发是这件屋子仅有的活动空间，剩下全被各式书籍和资料填满。在这片“书的海洋”里，顾诵芬仍然能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记起每一本书的内容，其中不乏有他主编的丛书。
【颁奖词】秋兰为佩
技不在高而在德;术不在巧，而在仁。医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你是仁医，是济世良药。
【事迹】胡佩兰，女，98岁，解放军3519职工医院和郑州市建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医生。
1944年，胡佩兰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部，70岁时才从郑州铁路中心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位上退休。退休后，她一直坚持坐诊。
胡佩兰生活节俭，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但她经常大方地给病人垫付医药费。她还拿出微薄的坐诊收入和退休金，捐建了50多个"希望书屋"。
胡佩兰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进出都要坐小推椅。20xx年7月，98岁胡佩兰心脏病突发，经抢救后，第二天她依然准时到医院坐诊。
胡佩兰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平时看病不太依靠高科技仪器。因为慕名找上门的病人多，胡佩兰每天都会坚持看完所有病人才下班，对患者也极有耐心，给病人开药，很少超过一百元。如今，胡佩兰的记忆明显下降，耳朵也不如以前，但病人的情况她却记得清清楚楚，耳朵里放着助听器，听不清的地方，便由旁边的学生解释。
胡佩兰对病人的态度有目共睹，她经常说："医患关系搞不好是因为交流不够，医生只要对病人认真负责了，病人也自然会对医生极力配合，不管面对哪一个病人，都要把患者当成自己的第一个病人来对待。"
直至今日，胡佩兰已经在一个工厂职工医院和现在的地方，连续坐诊20xx年，坚持每周出诊6天，风雨无阻。
卢永根，1930年12月2日生于香港，广东花都人。中科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
1997年他荣获“南粤杰出教师”特等奖;1998年获国家人事部和教育部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和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xx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和三等奖各1项。他以“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的爱国情怀献身于农业教育和科研事业，为我国农业的教育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20xx年3月，卢永根教授在夫人的搀扶下来到银行，将十多个存折的存款转入华南农业大学的账户，卢永根夫妇一共捐出8809446元，这是她们毕生的积蓄，学校用这笔款设立了教育基金，用于奖励贫困学生与优秀青年教师。
卢永根没有将财产留给唯一的女儿，他说：“党培养了我，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是作最后的贡献。”卢永根的`秘书赵杏娟说：“钱都是老两口一点一点省下来的，对扶贫和教育，两位老人却格外慷慨，每年都要捐钱。”
颁奖词：种得桃李满天下，心唯大我育青禾。是春风、是春蚕，更化作护花的春泥，热爱祖国，你要把自己燃烧。稻谷有根深扎在泥土，你也有根，扎根在人们心里。
20__年，西藏自治区墨脱公路通车的次年，当地群众听闻县上请来一位医术高超的“门巴族老大夫”，十里八乡的人们慕名求诊，甚至有骑马骑驴赶来的。
这位“门巴族老大夫”就是吴天一。墨脱通车后，他赴实地开展高原病调查，还很快学会用门巴语交流，以至被群众误以为是门巴族的大夫。
了解吴天一的人，都惊叹于他的语言才华：出生在塔吉克族家庭，读书时说得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大学修过俄语，到青海工作后自学成为“藏语通”，如今英语也不在话下。
上世纪80年代，吴天一曾主持一场大型田野调查，历时数年，到过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地的大部分高海拔乡镇牧村，收集到大量的临床资料，最终提出藏族已获得“最佳高原适应性”的论点，对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各型急、慢性高原病作出了科学系统研究，影响深远。
田野调查时，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艰辛相比，吴天一更关注工作怎样得到藏族群众的认可和支持。过去由于文化差异，牧民们忌讳抽血化验，可吴天一有办法：穿戴上毡帽、皮袄、马靴，地道的藏语一出口，牧民就亲热地拉他坐进了帐篷。
能用娴熟的藏语沟通，得益于吴天一日积月累打下的底子。早在1958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他就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奔赴青海支援西北建设，初到高原就开始自学藏语，后又长期坚持练习。
为牧民罗松杂巴治病的事，时隔30多年，吴天一仍记忆犹新。
罗松杂巴的家在海拔4700米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秋智乡布甫村。当时已年过花甲的他，因患腿疾连帐篷门都迈不出。一番检查下来，吴天一确诊罗松杂巴患有关节炎，给他开了抗风湿药，还定下热敷、活动韧带等全套治疗方案。1个多月后，当田野调查团队再次途经此地，罗松杂巴站在帐篷外，带上儿子、孙子一同手捧哈达，等着献给“马背上的好曼巴(曼巴，藏语意为‘医生’)”。
田野调查也是大型义诊，具体惠及人数，吴天一没有特意统计过，“应该有上万名群众”。“那次，我和同事们骑马已走出很远，一回头，罗松杂巴家的大人小孩还在朝我们挥手……”回忆至此，吴天一掏出裤兜里的手帕，擦拭着湿润的眼眶。
“我们没有辜负这身白大褂，换来了藏族群众对科研的理解支持。”吴天一的论文，写在雪山草原上。
他出生于1964年，湖北枣阳杨垱镇的一个小村庄里。
家里姐弟八人，他排行老六。
父母靠种田维持生计，家大口阔，日子过得很拮据，粮食往往不够吃。
在他的记忆里，每次吃饭餐桌上主食都是红薯面做的黑窝子、杂面饼，主菜就是萝卜干、咸菜、大酱，以至于到了现在，闻到大酱味他就犯恶心。
虽然家境贫寒，但父母从不耽误他的学习，想尽一切办法供他读书。
因为交不起学费，每次都是东挪西借，甚至有一次交到老师手里的“学费”是一只兔子。
他也没有辜负父母，学习非常刻苦，没有钱买课外资料，那就吃透课本内容。
课本上的知识，在哪页哪个位置，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在他16岁那年，父亲意外病逝，让原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但依然没有动摇他继续求学的决心，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枣阳一中，当时的重点高中，全镇只有他和另一同学被录取。
学校了解到他家的特殊情况，专门为他申请了救济金。
每年假期，他也会到离家十几里外的堂兄家搬木材、装茶叶、下地干活，一个假期挣十几元钱，用来交学费。
就这样，他靠自己的努力，赚到了上高中的学费，始终没有动过辍学的念头。
1983年高中毕业时，赶上空军招飞，他瞒着家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报了名，没想到各项考核和体检全都顺利过关。
直到有一天，县武部派人到他家了解情况，他才知道自己被选上了。
到了空军长春飞行学院(今空军航空大学)，他非常珍惜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
学习刻苦、训练严格，门门成绩都很优秀，同期学员中第一个放单飞，两次被评为全优学员并担任学员班长。
1998年3月，经过层层筛选，他被选拔为中国首批航天员。
学习理论知识时，他明显有些吃力，离开校园10多年的他像备战高考一样，没日没夜地学，家里成了他的学习室，客厅到卧室到处堆满了学习资料，甚至连墙上都贴满了背记的纸条。
妻子和女儿临时当起了他的英语辅导老师，纠正他的英语发音、听写单词。
他不断充实大脑，扩充知识，就在今年春天，57岁的他获得了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
他就是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航天员聂海胜。
1984年，青海省成立全国唯一的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吴天一的才华在此充分施展。
牧民居住分散，又随季节变化游牧迁徙，有时数十公里才见一处帐篷，但吴天一告诉他的队员们，“为了准确掌握人群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群体调研时一家也不能落，可能出问题的就在这一家。”
高原气候变化剧烈，刚才晴空万里，转眼就大雨如注。但这些从未让吴天一退却，他总说“我是塔吉克的好骑手。”高远难走的地方都是吴天一和他的乘骑冲在最前面。
数次历险，数次转危为安，吴天一的研究数据越积越多，不同海拔、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数据都在几十万份。1981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感慨道：“我的成长和成功，都是国家给予我的，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
上世纪90年代，吴天一设计的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舱体上升可至海拔1.2万米，下降可至水下30米，对高原医学研究至关重要。但人体实验有风险，第一次由谁进舱?“我设计的，肯定我进。”吴天一毫不含糊。
进入舱内，压力逐步攀升，吴天一感受着每一阶段的身体反应。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操作人员在减压时让压力下降速度过快。骤然间，他头痛难耐，只听耳鼓膜“嘣”的一声，再就陷入无声。吴天一的鼓膜被击穿了!即使如此，长好了，再实验，又穿了，又长好了，前后四次，致使他的听力受损严重。
氧舱实验结果后在青藏铁路建设中派上大用场。吴天一提议在青藏铁路沿线建供氧站、高压氧舱，后被证明是解救急性高原病患者的最佳方案，创造了14万筑路大军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苏炳添不但是国家队的中国速度，还是暨南大学的研究生。导师傅教授提及弟子，同样非常赞赏，“苏炳添阳光、努力且十分谦虚。虽然因为训练的原因不常在学校，但是和同学老师的联系和沟通从不间断。在学习上，虽然是体育特长生，但却十分认真。本科论文还是‘优’!平时因为训练缺课，都会即时补上。是体育生中很努力、很认真的人，愿意学习的一个孩子。”
正是因为谦逊的性格，在张培萌跑出10秒成绩后，苏炳添和张培萌成为了互相推动的搭档，两人携手夺得亚运会接力冠军，并刷新了全国纪录。
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机会总是会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速度，属于执着于每个0.01秒的人。
怀揣着这种不服输的信念，苏炳添捅破了这层让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窗户纸”。
苏炳添的突破具有跨时代的意义。“破十对中国是个里程碑，作为中国第一人，能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历史，我感到非常骄傲。但在未来的路上我还要继续努力，不要因这个成绩而自满。”苏炳添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作为中国“飞人”，他的未来依然可期。
刘翔的含恨退役，让黄种人在短跑领域出现真空，苏炳添横空出世，即时填补了空缺，这位步频型的小个子英雄，拥有无与伦比的瞬间启动水平。在国内，苏炳添面临 张培萌的竞争;在亚洲，苏炳添接受日本的桐生祥秀挑战，即使之前苏炳添生活在张培萌、桐生祥秀的阴影下，但天道酬勤，他凭借划时代的壮举荣膺黄种人第一飞人，注定被写进体育历史教科书。
20__年是杨振宁的“望九之年”。6月18日至19日，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办了一场“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以此纪念该所的理论物理研究室诞生25周年，并为研究室创办人杨振宁教授预先庆寿。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及近百位杰出的学者与会，使之成为该领域罕见的学术盛事。
校方在数学所大厦前特别打出横幅，上书“杨振宁先生学术青春长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解释，杨先生本不喜做寿，因为真正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人”。
1986年，刚刚创办南开数学所的数学大师陈省身，邀请老友杨振宁到此创办理论物理研究室。尽管“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杨振宁却欣然从命，只因“陈先生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
25年来，这间起初仅有一位、目前也只3位教授的研究室，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培养的25名博士中，有人当选院士，有人成为大学副校长，有人拿到海外名校终身教职。
用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的话形容，研究室如今算略有成就，“毕业了一批人、做出点事”，总算对陈、杨两位先生有所交代。
葛墨林1986年由陈省身、杨振宁自兰州大学聘至南开大学。他最初问陈先生该怎样发展，陈先生提出要“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再问研究室该做什么方向，陈先生回答“就做振宁的方向”。
杨振宁则说，不善做研究的人，看某个菜园里人多，就挤进去找个角落，花大力气刨个坑。一定要找一个较空的园子，一刨就出个萝卜。他为研究室设定的“杨——巴克斯特系统”相关的数学物理方向，当年并不被人看重，日后逐渐成了该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
如今，葛墨林认为，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师生，不仅在学问上受惠于杨振宁，人品、学风上也受益颇多。杨振宁“宁拙毋巧，宁朴勿华”的要求，影响极大。
25年来，这里一贯奉行“不宣传”方针，数理学界之外，少为人知。数学所共计12位全职教授，理论物理室占四分之一，在葛墨林看来已不算小。陈省身初期就提出不希望扩大规模，永久教职保持很少。这个方针坚持至今。
“就叫研究室，也不扩大，不叫‘中心’。”葛墨林说。
此间风气的一处体现是，本次讨论会不少大腕到场，但葛墨林在开幕式上说：“恕我不能一一介绍各位的头衔，大家都是重要的人物。”他给同行鞠了一躬，“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对大家无可贡献，鞠个躬表示感谢”。
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因公爽约，专门发来长信，但大会决定节省时间，不再当众宣读。由于学术报告安排极为紧凑，葛墨林提醒在座上了年纪的院士们，感觉累了就去休息，也可腾出座位，让给后面站着听讲的年轻人。此语令与会者不禁莞尔。
20__年3月19日，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成都站，苏炳添在60米预赛中跑出6秒56的好成绩，将另一名广东运动员温永毅在20__年所创的6秒58全国纪录提高了0.02秒;决赛又以6秒59获得男子60米冠军。
4月24日，全国田径大奖赛系列赛肇庆站男子100米比赛中，苏炳添以10秒45夺冠。
7月8日，日本神户第19届亚洲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决赛，苏炳添以10秒21的成绩夺得冠军，并达到奥运B标，10秒21也是亚锦赛100米历史上的第二个好成绩。
8月17日，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决赛，苏炳添以10秒27获得男子100米季军。
9月8日，在合肥奥体中心举行的全国田径锦标赛暨伦敦奥运会达标赛男子100米决赛，苏炳添以10秒16(顺风0.7米/秒)的成绩打破了周伟创造的10秒17的全国纪录，并达到了奥运A标。
9月26日，在海南三亚举行的第12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男子甲组百米飞人大战，苏炳添以10秒34的成绩夺冠，并打破赛会纪录。
为获取特高海拔地区人类生理资料，1990年，吴天一组织中日联合医学考察队攀登坐落于青海省的阿尼玛卿山。
途中，日方科研人员遭遇了明显的高原反应，不得不中途放弃。而吴天一继续带领中方人员向上攀登，最终在5620米的特高海拔地区成功建立起高山实验室。此次科考成果丰硕，国际高山医学协会授予吴天一“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那些年，吴天一总在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他设计了一座高低压氧舱，是全球首个可模拟上至高空1.2万米、下至水下30米环境的综合氧舱。第一次人体实验谁来做?“我是设计师，我进!”实验中，由于气压变化过快，吴天一右耳“嘭”的一声，鼓膜被击穿了。
1992年，这座国产高低压综合氧舱启用揭牌仪式上，吴天一登台致辞，只字未提奉献和付出，而是即兴引用了一句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从事田野调查多年，在强烈的紫外线影响下，吴天一40多岁时双眼就罹患白内障，后来做手术植入了人工晶体;跋涉广袤高原，数度遭遇车祸，全身有14处骨折，右大腿里至今还装着钢板……“不这么拼，怎么能攀上高原医学的山峰?”吴天一说。
年事渐高，吴天一前些年装上了心脏起搏器。“挺好，有了它，我还要继续跟高原病较劲，较一辈子劲。”如今，吴天一仍在登攀。
苏炳添最大的天赋就是坚持，干一件事，就要干到底，不达目的决不放弃。
他的付出终归获得了回报。在20__年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中，苏炳添以9秒99的成绩摘得铜牌，成了第一位闯入9秒关口的黄种人。那一刻，站在他身边的清一色的黑人选手，苏炳添为中国扬眉吐气了。
3个月后，20__年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百米半决赛，苏炳添与维考特在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三位上的数字皆为9秒987，因此两人以并列第八的成绩晋级决赛。苏炳添也成为了首位杀入世锦赛百米决赛的亚洲运动员。决赛他以10.06的成绩获得第九名。
中国田径队总教练冯树勇这样评价苏炳添：“苏炳添非常伟大。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自己跑不过黑人选手，每到大赛，输竟然成了‘正常’结果。整整等了几代人，我们才赢来了苏炳添的爆发。他的突破有一个特别大的意义，那就是打破了我们长期被禁锢的思想和一些神话性的东西，挖掘出了队员的潜力。”
20__年里约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苏炳添以10秒08排名第14位。8月18日，里约奥运男子4X100米接力预赛，中国队汤星强、谢震业、苏炳添、张培萌跑出37秒82的成绩，破亚洲纪录晋级决赛。8月20日，里约奥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苏炳添与汤星强、谢震业、张培萌代表中国队以37秒90获第4名。
再快的选手也跑不过时间，20__年，28岁的苏炳添曾一度向田径队递交过退役报告，打算年内结婚，开启新的生活。
但是生活给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在当年天津全运会上，苏炳添输给了新人谢震业屈居亚军，苏炳添回忆，“我觉得上天一直在考验我，但是没关系，我有这个耐心。运动员有谁愿意服输呢?”
名师出高徒，20__年，苏炳添开始正式跟随美国外交兰迪-亨廷顿训练。兰迪出身于NCAA名校俄勒冈大学，迄今从事跳远和短跑的支教工作长达四十年，曾带出两位男子跳远世界巨星班克斯、鲍威尔。
杨振宁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致辞：“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诚哉斯言，杨振宁的一生奉献在两国建交和科学研究中，乐得其所。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中美关系松动后回中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积极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互相了解;在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1年夏，杨振宁回中国访问，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在当时中美关系还没有解冻的情况下，他这样做，是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的，但他认为正面报道中国在各方面的许多发展是他的义务。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他经常到欧洲、南美洲、东南亚、日本等地去讲学或访问，大家往往都要求他作关于中国的情况的报告，他的报告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对当地的华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科学家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愿意同中国亲近，杨振宁的功劳是非常之大的。
1971年上半年，杨振宁参加保钓运动。作为海外华裔科学家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他1971年甫一回美，即应“保钓”学生的邀请，穿梭在全美各高校演讲，以所见中国不屈不挠之精神示于学生，感染了一批热血青年立下报国之念。
他在保钓学生中发表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轰动异常。他和历史学家何炳棣、数学家陈省身都坚决支持保钓运动，被称之为运动的精神导师。当年中国台湾赴美留学生写的回忆录，谈到杨振宁在保钓运动中的影响力，征服了许多中国台湾学生。
1971年10月，杨振宁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归还冲绳协定”听证会上作证。他从历史、地理和现实的角度全面讲述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为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7年，杨振宁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任会长，促进中美关系。同年，他以该协会负责人的身份与他人共同发起成立“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自费8000美金在《纽约时报》上整版刊登“致美国卡特总统公开信”及其他文章，敦促两国建交。公开信全文用英文发表，旁边加了八个中文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顾诵芬是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感动中国》节目在给他的颁奖辞中说到：像静水深流，静水里涌动报国的火，似大象无形，无形中深藏着强国梦。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志在冲天。振长策，击长空，诵君子清芬。
北京，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院内，一条500米的路，顾诵芬从60多岁走到了90多岁。
现在的顾老虽已92高龄，但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仍然坚持从家中步行至办公室。
500米，40分钟，顾诵芬始终不疾不徐、沉着平和。他记得，从前的自己经过这条路时，“走路都带风”。
1956年，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1964年，中国开始自行设计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该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
1969年7月5日清晨，在沈飞试机跑道的一端，歼-8英姿勃发地停在那里，等待着起飞的命令。上午9点半，试飞员尹玉焕驾驶歼-8飞机在跑道上疾速滑行，拉杆爬升，直冲蓝天，飞至3000米上空，做平稳欢快地盘旋，动作矫健而轻盈。“飞行正常”，塔台的话筒里传来尹玉焕的报告。飞机在两次通过机场上空后，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歼-8首飞成功了!正式宣告终结了中国不能研制高空高速战斗机的历史。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20__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0__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此次大会上，书记为91岁的顾诵芬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顾诵芬谈到这至高荣誉时这样说。
20__年，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的建设工作正式开始，吴天一当仁不让地担任了铁道部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防治首席专家等职务，为保障铁路建设者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踏上了新的征途。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健康保障领域遭遇的最大困难有两项：第一，高寒缺氧的环境对建设人员的生命和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第二，铁路建设的周期长、人员多，所需的科普和医疗的保障范围非常广，而很多施工人员文化程度有限，又来自平原地区，对高原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认知不多。
为此，年逾六旬的吴天一不顾个人安全，多次亲临施工现场指导健康保障工作。他结合青藏高原特殊的环境气候、地理等因素，建立健全了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指导建起了40多座供氧站和25个高压氧舱站，提出了“三高三低”的急救措施，有针对性地研发了有关药物。通过这些工作，他们成功地将急性高原病的发病率从青藏公路建设时期的10%左右下降到了1%以下。另外，吴天一还将高原病的自我判断方法写成科普手册，撰写了高原保健手册、高原疾病预防手册。他每年抽出一定的时间深入铁路建设前线，走入职工的宿舍和食堂，将科普手册交给工人，同时用简单易懂的口头语为工人们普及高原疾病防治知识，告诉他们怎么识别高原病，怎么判定高原病，碰到高原病的时候应该怎么办，还手把手地演示急救措施。
青藏铁路的建设历时5年，期间10余万人参与建设，无一人因高原病死亡，建设者们对吴天一充满感激，称他为铁路建设中的“保护神”。青藏铁路建设完成后，前国际高山医学会主席JohnB. West教授受邀来到铁路沿线，进行了为期5天的考察访问。考察访问结束后，John B.West教授对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高原医学发挥的健康保障作用大为赞许，将之称为国际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得知自己获得“七一勋章”，吴天一不禁想起15年前的那一天：20__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让他感到无比欣慰。
作为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建设高原生理专家组组长，吴天一曾数次带队奔波于青藏铁路沿线，研究确定了一整套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推动工程全线配置了17个制氧站、25个高压氧舱。5年里，14万人的筑路大军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地区连续高强度作业，没有一人因高原病死亡，被誉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14万人，当时人手一本高原病防护手册。手册上“吴天一”的名字，犹如“生命的保护神”。
20__年4月14日，玉树发生7.1级地震，年逾古稀的吴天一请缨带领医疗队直奔灾区，奋战了整整7天。
扎根高原、悬壶济世，吴天一并未独行——1958年，他和同为医生的妻子携手奔赴青海，这一待已是六十三载。在二老的以身作则、家风熏陶下，女儿、外孙选择在西宁扎下了根，一家三代四人都在高原上从医。
今年春天，吴天一欣然应邀到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讲了开学第一课。面对台下“00后”学子们的青春面庞，这位“80后”老人坚持站着讲演。讲稿是他自己写的，结束语为：“青藏人民正展开双臂迎接你，你的事业就在这里。”
这句对孩子们的殷殷寄语，在吴天一心头，回响了一生。
他是野外调查的“特种兵”，是征服高峰的“攀登者”，他更是我国高原医学事业的“拓荒者”，他就是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原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这位胸前佩戴着“七一勋章”的长者，曾经的风华正茂蜕变为如今的淡定从容。从医一甲子，吴天一始终践行着党和国家交付的重托。
上世纪50年代末，响应祖国支边号召，大批青年扶老携幼举家西迁，满腔热血倾注西北建设，23岁的吴天一就在此之列。碧空如洗的皑皑雪域令支边青年着迷，然而随着缺氧、乏力、头痛欲裂等高原反应接连出现，有的人患了严重疾病，甚至牺牲了生命。
作为一名内科军医，吴天一为此忧心忡忡。经长期研究，他认定这是一种高寒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要开发、建设世界屋脊，势必探明人体在如此极端气候下的生理适应规律，找寻到抵抗高原病的应对之策。自此，吴天一开启了数十年如一日的高原医学研究事业。
高原医学研究与一般的医学研究不同，它的实验室不仅在室内，更在风云多变、险象环生的万仞高山之中。吴天一一面克服头痛、胸闷、失眠、腹泻和呕吐等自身的高山反应，一面频繁出入高寒地带，住帐篷、吃冰馍、吞雪水，他和战友们每次闯入“生命禁区”都成了“钻死神空子”的人。
其中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惊险的一次是1982年开展大规模高原人群普查的途中，吴天一乘坐吉普车行至橡皮山时，因山体陡峻、路面湿滑，吉普车发生侧翻，跌落近300米，他和司机血流满面，幸而大难不死。“作为高原医学人，没有献身精神，哪能获取一线科研资料?”事后吴天一回忆说。
还有一次车祸，令他左肋四根肋骨骨折，其中一根险些戳入心脏。“骨折确是痛苦，但人的骨头再生能力很强，你看我站得多稳。”吴天一不以为然。
顾诵芬，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组织攻克了一系列航空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了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许多人听说他，是因为他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战斗机的总设计师。实际上，他的故事里远远不止一架飞机，他用一辈子的时间见证并书写“航空救国”“航空报国”“航空强国”。在不久前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空气动力学家顾诵芬获20__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取自西晋文学家陆机的名句。1937年，7岁的顾诵芬在北京目睹日军飞机肆意轰炸，让航空报国的种子在他心里扎下了根。1947年高中毕业，他毅然选择了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从此，他的人生和我国航空工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顾诵芬不甘步人后尘，决意要设计出自己的飞机。面对苏联、欧美对我国飞机设计的技术封锁，他忘我钻研，“连洗脚时也在看书”。为收集资料骑着自行车跑了一个星期，边摸索，边试验。为解决飞机抖振问题，他瞒着爱人乘飞机三上蓝天，冒着生命危险寻找问题症结。从歼教1、初教6到歼8、歼8Ⅱ，一次次历史性突破的背后，都有他的身影，以至于有人感叹“翻开他的人生履历，就仿佛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志在蓝天、航空报国的顾诵芬择一业而终一生。在他的人生轨迹中，有着闪亮的三个关键词：航空报国、航空救国、航空强国。面对日机轰炸，他立下了航空报国宏志;迈出大学校门，他开启了航空救国征程;担当设计重任，他践行了航空强国理想。从青丝到白发，顾诵芬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蓝天;从空白到突破，他让新中国的“长鹰”不断迭代升级;从学子到大师，他用毕生心血书写了载入史册的航空事业发展成就。
壮心未与年俱老，一生钟情翼冲天。顾诵芬忠诚奉献、逐梦蓝天，敢担重任不怕挑战，苦心钻研不甘落后，以身作则不惧风险，以航空梦奋力托举强国梦。他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把奋斗情怀融入时代洪流，与时间赛跑、同强国竞争，以强国有我的使命感催生报国热情，以争先创优的紧迫感创造航空奇迹。他匠心不息、勇攀高峰，坚持走自己的路，搞自己的飞机，带领研制团队行进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历史轨道上，战斗在发展创新、蝶变跃升的报国天空中。
顾诵芬一生淡泊名利，也从不宣传自己。他只是说：“没有虚度这一生，干了几件事。”直至1978年以后，才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即使是回忆录，他也坚持只谈飞机设计工作和航空科研有关的经历。诊断出直肠癌，他还是每个工作日“早晨第一个到办公室的人”。从住处到办公区，不到500米的距离，他要花十几分钟才能走完。顾诵芬在手术住院期间，还将外文书刊资料复印或翻译给一线设计人员。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顾诵芬胸怀“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坚持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默默无闻地挥洒着青春和热血，无怨无悔地贡献着智慧和力量。他坚定“功成必然有我”的历史担当，潜心钻研的报国志、强国心纯粹而坚定，一代代战机在蓝天掠过的是他呕心沥血的轨迹，翱翔的是他发奋图强的赤诚。他秉持“公烛无私光”的人格风范，把忠诚彰显一辈子，把大爱融入全身心，“事业摆当中，荣誉藏身后”是竭诚奉献的航空壮歌。
“癌患无所畏，暮年寄壮心”是其鞠躬尽瘁的人生写照。1986年之后，离开了飞机设计岗位的顾诵芬将主要的精力转向了飞机的主动控制技术研究，以及推动国产大飞机的发展。他力主并做出巨大努力促成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的立项。参加运—20试飞评审时，顾诵芬其实已经显现出直肠癌的症状，身体极为虚弱。可他在后来手术住院期间，还叮嘱资料室给他送外文书刊，看到重要资料甚至会翻译好提供给学生和年轻技术人员阅读。
这些年，他还心系母校发展。上海交大航空航天学院成立时，他作为“特班”班主任为首届36名硕士生开讲第一课。他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空天科技战略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大飞机出版工程》总主编……此外，顾诵芬还积极参与“思源校友年度捐赠”项目，为建设校园和帮助学子而慷慨解囊。
现在，办公室或是会议室里还常常能见到这位耄耋之年的航空英雄的身影，他依旧活跃在第一线，关心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仍在思考如何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中国航空工业未来如何发展，如何培养堪当重任的专业人才队伍。
他对年轻人充满期待：“中国航空事业发展需要年轻人才，他们是祖国的明天。我只想对年轻人说，心中要有国家，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要牢牢记住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多读书，多思考，努力学习，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顾诵芬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