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队如果被开除军籍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当然除名和开除军籍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开除军籍是对严重违反国家法律和军队纪律，确已丧失服役基本条件的现役军人的最高行政处分。根据《纪律条令》第120条规定，对违反纪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开除军籍：已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故意犯罪，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判处有期徒刑不满5年的人员或者过失犯罪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人员在服刑期间，或者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在劳动教养期间，抗拒改造，情节严重的；违反纪律，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已丧失军人基本条件的。开除军籍，受处分者即丧失了现役军人身份。
开除军籍的性质。有学者曾撰文讨论过开除军籍是否具有刑事处罚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不需争论：首先，从现有的法律文件来看，《纪律条令》清楚地将开除军籍定位为最严厉的纪律处分(《纪律条令》79、80条规定，警告为最轻处分，开除军籍为最重行政处分)，而《纪律条令》性质是军事法规，并不是刑事法律规范。所以开除军籍应属于军事行政处分范畴，不是刑事处罚。其次，开除军籍的批准机关是军事机关，而不是人民法院，所以由军事机关适用的开除军籍是一种军事行政处分。
开除军籍对军人权益影响极大，法律应合理设定并有效控制。开除军籍是典型的身份处分，或称资格处分，与警告、严重警告、记过、记大过、降职或者降衔(衔级工资档次)、撤职相比，不是单纯的名誉损失，而是涉及军人安置、优待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对被处分者权益影响极大。因此，对现役军人适用开除军籍处分，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执法者都应该遵循合理、公正原则，以防止不法侵害的发生。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纪律条令》第145条规定：“对被开除军籍的人员，取消其军衔和在服役期间获得的奖励，原有职务、级别自然撤销，不得享受国家对退出现役军人的优待。离队时不予办理退伍手续，由批准机关出具证明并派专人遣送。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对被开除军籍的人员，应当在本县(市、区)范围内予以通报。”现役军人被开除军籍后，原有职务、级别撤销，不得享受国家对退出现役军人的各种优待，离队时不予办理退伍手续，这都可以理解，也是开除军籍合理的法律后果。但军人被开除军籍后“取消在服役期间获得的奖励”似乎不甚合理，这里的“理”包括情理和法理。从情理上讲，军队管理中，功归功，过归过，怎可“功过相抵”，如果“过能抵功”，那么是否也应该“功能抵过”，也就是军人受过处分后，如果表现好，立功嘉奖后，以前的处分应全部或部分取消。这样的规定合理吗？从法理上讲，一个法律行为也应该考虑溯及力问题。
开除军籍与除名。与开除军籍最为相近(适用条件、严重程度相似、法律后果相近)的军事行政处分是除名，是稍轻于开除军籍而明显重于其他处分种类的行政处分。开除军籍和除名有较多相似点：对于军人来说，都属于现役身份处分；都涉及到以后是否享有国家优待等问题。但两者区别也非常明显：除名只适用于士兵，而不适用于军官和文职干部，甚至不适用于士官；但军官、文职干部、士官士兵严重违纪的都可以开除军籍；对军官和文职干部的处分以及对士兵的开除军籍处分，由政治机关承办；对士兵的警告至除名处分，由司令机关承办。
关于开除军籍和除名的适用，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首先，士兵适用除名，而军官、文职干部和士官则不适用此种处分形式，这样区别对待的法理何在？现实必要性在哪儿？似乎不甚明确。其次，士兵严重违法的既可以除名，又可以开除军籍，但法律后果上却区别不明显。《纪律条令》第144条规定：“对被除名的义务兵，取消其军衔，原有职务自然撤销，不得享受国家对退出现役军人的优待。离队时不予办理退伍手续，由批准机关出具证明，并派专人将其档案材料送回原征集地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对被除名的义务兵，应当及时接收，协助办理落户、档案材料移交等有关手续，并在本县(市、区)范围内予以通报。”对比《纪律条令》第145条关于开除军籍的规定，对于士兵来说，除名和开除军籍法律后果并无明显不同，但适用条件却差别较大，这样的立法设计是否妥当呢？而且，《纪律条令》第140条规定：“对既符合除名条件，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义务兵，应当先劳动教养，期满后再予以除名。”但对军官、文职干部开除军籍则没有这样的规定。这样单纯比较起来，似乎除名比开除军籍要严重得多了。
除名在军事行政管理中是一项比较重的行政处分，严重程度仅次于开除军籍。按照新修订《纪律条令》第119条的规定，义务兵违反纪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除名：隐瞒入伍前的犯罪行为，入伍后被地方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无正当理由，坚持要求提前退出现役，且经常拒不履行职责，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擅离部队累计30日以上，或者无故逾假不归累计30日以上的。另外，第121条规定，对触犯刑律，构成犯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但不适用本条令第120条规定给予开除军籍处分的，应当给予降职(级)、降衔(级)、撤职、除名处分。
对照新旧修订《纪律条令》，关于除名的行政处分修订幅度较大：
1.士兵除名的条件更加明确。在未修订之前，士兵除名条件较多，也比较模糊。依据原《纪律条令》41条规定。散布有政治性错误的言论，撰写、编著、出版有政治性问题的文章、著作，参加军队禁止的政治性组织或者政治性活动，情节严重的，可以给予降职(级)、降衔(级)至撤职、除名处分；消极怠工。无故不参加学习、工作、训练、执勤等，情节严重的，给予降职(级)、降衔(级)至撤职、除名处分；擅离部队或者逾假不归，时间过长、情节严重的，给予降职(级)、降衔(级)至撤职、除名处分；打架斗殴或者参加聚众闹事，情节严重的，给予降职(级)、降衔(级)至撤职、除名处分；参与赌博，情节严重的，给予降职(级)、降衔(级)至撤职、除名处分；调戏、侮辱妇女或者发生不正当性行为，情节严重的，给予降职(级)、降衔(级)至撤职、除名处分；盗窃、诈骗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给予降职(级)、降衔(级)至撤职、除名处分；其他方面违反纪律，其性质、情节严重的，分别给予警告至撤职、除名处分。根据以上规定。士兵除名的条件多而杂，而且违纪程度是“情节严重”——如果是“较轻”和“较重”，则适用比除名轻的行政处分。根据以上规定，如果是上述诸种违纪情形，既要考虑“情节”是否达到“严重”程度，也要裁量违纪“情节严重”时是适用“降职(级)、降衔(级)至撤职”，还是直接除名。这就无形中既给军队执法者造成了一定的执法成本，客观上也会间接造成除名适用较为混乱的问题：士兵出了“事”，除名“一了百了”，别的责任就不再追究了。这样的结果对于“从严治军”要求似乎很不搭调。而且除名适用情形较多，务必使被除名的战士的数量增加，这样就会无形中给地方人武、公安、民政部门增加了工作负担。而新修订的《纪律条令》不仅对除名适用条件进行了最大简化，而且十分明确，有效解决了以上问题。
2.批准权限和程序做出调整。关于除名的批准权限，新修订《纪律条令》规定：除名由军批准；旧《纪律条令》规定：除名由集团军批准。而除名的程序性问题，旧《纪律条令》并没有规定；新修订《纪律条令》规定：对义务兵实施除名处分，由其所在营级单位提出书面处分建议，团、旅司令机关调查核实，旅、师正职首长审核后，报军级单位批准。这个程序性规定是新修订《纪律条令》先进性的典型体现，使得士兵被除名有多级监督体制的保证，更好地保障军事行政处分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士兵的合法权益。这也说明程序法制、依法治军的理念已经渗透并融入于军事法规范之中，这必将使军队建设向现代化法制快速迈进。
3.适用主体单一化。旧《纪律条令》规定士兵和士官都可以适用除名行政处分，而新修订的《纪律条令》则明确规定，只有士兵适用除名处分，而军官、文职干部及士官均不适用除名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