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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武三传；汉魏六朝杂传；传人策略；典型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5015307汉武三传，即指《汉武故事》、《洞冥记》和《汉武内传》，在此三传中，大致而言，《汉武故事》出现最早，其次是《洞冥记》，最后是《汉武内传》，三传在内容、情节等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此三传实际上是在历史真实人物的基础上，大量运用传闻虚诞之事传写人物，其传人策略在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代表性，是汉魏六朝杂传小说化倾向的突出体现。
一、《汉武故事》、《洞冥记》与《汉武内传》
《汉武故事》，又或称《汉武帝故事》、《汉孝武故事》，晋葛洪《西京杂记题辞》始见提及：“洪家复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故事》二卷，世人稀有之者。”未言撰人。《隋书・经籍志》旧事类、《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旧事家、《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著录作《汉武帝故事》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故事类著录《汉武故事》二卷，均不题撰人。宋时，《通志・艺文略》故事类、《郡斋读书志》传记类著录仍作《汉武故事》二卷，至《中兴馆阁书目》故事类和《宋史・艺文志》故事类著录时则作五卷，可知《汉武故事》原为二卷，最迟在《宋史》时就已析为五卷。
关于《汉武故事》的作者和作年，历代颇有争议，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班固撰。出汉魏间无名氏《三辅黄图》卷五引《汉武故事》，始言班固撰，《崇文总目》杂史类、《宋史・艺文志》故事类著录时亦题班固撰。二是王俭撰。《郡斋读书志》云：“右世言班固撰。唐张柬之《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明人胡应麟亦以为是[1]285。至清代，学者多以为张柬之之言可信，而认为是王俭所作。如《四库全书总目》云：“唐初去梁未远，当有所考也。”[2]周中孚亦云：“窃谓柬之初唐人，其言王俭造，当有所受之，或不诬也。”[3]1303-1304 三是葛洪撰。清人孙诒让据葛洪《西京杂记・题辞》断定为葛洪自造而依托班固，其云：“……疑内传即《起居注》，《汉武故事》似亦即今所传本。盖诸书皆出稚川手，故文亦互相出入也。”[4]391 余嘉锡以为是葛洪作，王俭更作。 书名虽同，而撰者非一人，不必牵合为一”[5] 。
以上三种说法均有疑点，言班固作，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已断言其伪：“《汉武故事》语多诞妄，非班固书，盖后人为之，托固名耳。” 晁载之《汉武故事跋》亦认为非班固作[6]。言王俭作，张柬之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王俭是南朝宋、齐间人，《南齐书》卷二三、《南史》卷二三有传。尽管张柬之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但因是唐朝人，所以其说颇有影响，不过据葛洪所言，葛洪家既已藏有《汉武故事》，所以不应是王俭所作。张柬之之所以说是王俭作，其中原因，清人姚振宗解释说：“六朝人每喜抄合古书，而王俭有《古今集记》，疑王俭抄入《集记》中，故张柬之以为王俭造。”[7]言葛洪作，亦不可信，考西晋潘岳《西征赋》“厌紫极之闲敞，甘微行以游盘”云云，已用《汉武故事》汉武帝微行柏谷事，远在葛洪之前，故游国恩据此认为此书即不出班固手，至晚当亦建安、正始间人所作[8]。另外《西征赋》之“卫发以光鉴”也是用《汉武故事》典李善注引《汉武故事》：“卫子夫得幸，头解，上见美发，悦之。”。
1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9卷第5期
熊明论汉武三传及其传人策略的典型意义
其实今存《汉武故事》中就有体现作年的语句：“长陵徐氏号仪君，善传朔术，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岁矣，视之如童女。”元延乃西汉成帝年号（公元前12年-公元前9年），作者既称“今上”可知其为成帝时人，故书当作于元延间，这一点宋人刘、清人俞樾早已注意到了参见宋刘《刘云龙先生文集》卷二九《汉武故事书后》、清黄庭鉴《第六弦溪文抄》卷三《重辑汉武故事又跋》、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四。。李剑国先生亦持此见[9]，又有论者或以为“今上”乃作伪者故弄狡狯，是凭虚猜测之辞分别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八子部九小说家类三、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四二子部小说家类“《汉武故事》”条。。另外，今之学者又有人据《汉武故事》语及平帝、哀帝，以及如“六七之厄”等汉末以前之人不可能道之语，而否定其作于元延年间。有的以为出魏晋以后，如徐震；有的以为出建安末年亲曹派文人之手，如刘文忠分别见：徐震《汉魏六朝小说选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刘文忠《〈汉武故事〉写作年代新考》，《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二辑。 。古人增益古书之事极为常见，不能依据增益内容而判定原作的创作时代，尤不能轻率否定“今上元延”的真实性。
《洞冥记》，又或称《汉武洞冥记》、《汉别国洞冥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等，《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始录，题《汉武洞冥记》一卷，郭氏撰。其后，史志书目著录时，题名及卷数略有差异。除《隋书・经籍志》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传家、《册府元龟・国史部・采撰一》、《通志・艺文略》传记类、《郡斋读书志》传记类著录作《汉武洞冥记》，《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作《汉别国洞冥记》，《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作《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兴馆阁书目》、《宋史・艺文志》传记类作《洞冥记》，《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作《汉武帝洞冥记》，《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作《汉武别国洞冥记》，《崇文总目》传记类著录作《汉武帝列国洞冥记》，而其前自序作《洞冥记》，其他题名，“其有汉武二字及别国二字者，皆后人所加尔”[3]1303。故今从自序。《洞冥记》之卷数，《隋书・经籍志》著录时作一卷，《崇文总目》、《册府元龟》、《通志・艺文略》亦作一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新唐书・艺文志》及其他宋人书目大抵为四卷，自序也作四卷，故一卷者恐为四卷之合并而成。而《郡斋读书志》作五卷，《直斋书录解题》作《洞冥记》四卷《拾遗》一卷，释云：“东汉光禄大夫郭宪撰，题《汉武别国洞冥记》，其《别录》又于《太平御览》抄出，然则四卷亦非全书也。”可见五卷本是合《拾遗》（或称《别录》）一卷而成。
关于《洞冥记》的作者，《隋书・经籍志》著录作郭氏撰，不著名字，《旧唐书・经籍志》始言郭宪撰。《旧唐书・经籍志》系根据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毋等所修《群书四部录》删略而成（见总序），因此至少在开元前本书已题为郭宪撰。此外，《史通・杂述篇》、《初学记》、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北户录》等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皆称作者为郭子横，而且《册府元龟》卷五五五《国史部・采撰一》据旧史料亦著录云：“郭宪为光禄勋，撰《汉武洞冥记》一卷。”此后书目著录皆题郭宪，概无异辞。至唐人张柬之始以为作者不是郭宪，而是东王（即梁元帝）萧绎，宋晁载之又云：“张柬之言：随其父在江南，拜父友孙义强、李知续，二公言似非子横所录。其父乃言后梁尚书蔡天（按：据《周书》、《北史》，应作大）宝《与岳阳王启》称湘东昔造《洞冥记》一卷。则《洞冥记》梁元帝时所作。”[10]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亦以为萧绎作王国良认为张柬之之说有一定依据，《洞冥记》“比较可信的撰者应是梁元帝”。见王国良《汉武洞冥记研究》上编《综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张柬之初唐人，曾为武则天宰相。《郡斋读书志》卷九《汉武故事》释文中引张柬之《书洞冥记后》，《续谈助》所引当出此文。张柬之据蔡大宝启断定为湘东王萧绎作，然考萧绎《金楼子・著书篇》，自列生平主持编写、整理、撰作之书三十八种六百七十七卷，独无《洞冥记》，则此书当不是出自其手。顾野王曾作《续洞冥记》一卷见《陈书》、《南史》本传，此书无著录，亦未见引用。 ， 野王曾仕梁，与梁元帝同时，颇疑所谓湘东王之《洞冥记》一卷其实即是《续洞冥记》一卷，而误传为湘东造。晁载之云：“按柬之所称湘东昔造《洞冥记》一卷，而此分为四，然则此书亦未知定何人所撰也。”亦不以柬之所言为是，但对旧题郭宪撰实亦持疑问。
胡应麟等又以为是六朝人所作，而具体作者已不可考。其云：“《洞冥记》四卷，题郭宪子横，亦恐赝也。宪事世祖，以直谏闻，忍描饰汉武、东方事，以导后世人君之欲？且子横生西京末，其文字亦未应遽尔。盖六朝假托，若《汉武故事》之类耳。”又注云：“《后汉书》宪列方伎类，后人盖缘是托之。”[1]318《四库全书总目》亦认为“或六朝人依托为之”，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也认为 “当属六朝人所依托，故唐人始采用之也”[3]1303-1304。但胡应麟等并未举出具体证据，均是推测而已，不足以否定《旧唐书・经籍志》之说。
《汉武内传》，《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始著录，作《汉武内传》三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传家著录作《汉武内传》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及《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神仙家著录，作《汉武帝传》二卷；《郡斋读书志》传记类、《中兴馆阁书目》杂传类、《宋史・艺文志》传记类著录，作《汉武内传》二卷。诸家著录多作二卷，唯《通志・艺文略》道家类据《隋书・经籍志》著录作三卷。
唐宋史志书目著录《汉武内传》时均未题撰人，《郡斋读书志》云“不题撰人”，《宋史・艺文志》注云“不知作者”，《齐民要术》卷一、《三辅黄图》卷三引此书均亦未言作者。其余诸书征引著录，或言葛洪作、或言班固、或言郭宪作。称葛洪作，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注题“葛洪撰”。葛洪撰之说起于唐张柬之，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一《洞冥记跋》引张柬之语称“葛洪造《汉武内传》”。清人孙诒让也据此定其为葛洪作，余嘉锡亦赞同其说[4]385，[5]1124-1129。葛洪撰之说不可信，张柬之又称东王造《洞冥记》、葛洪造《西京杂记》、虞羲造《王子年拾遗录》、王俭造《汉武故事》，是皆想当然之辞。考葛洪《神仙传序》云：“洪家复有《汉武帝起居注》一卷。”意者柬之以《汉武帝起居注》即《汉武内传》，而又轻率断定葛洪伪造。其实二书书名卷数迥异，很难说是同一书；即便是同一书，亦不能遽断为葛洪伪造。晁载之以宋代流传本附有唐道士王游岩跋，遂以为“此书游岩之徒所撰也”[11]，而南宋张《云谷杂记》卷二引韩子苍（驹）语云：“《汉武内传》盖唐时道家流所为也。”都是臆测而已。今传明清诸本大抵为《道藏》本之传本，多题班固撰，如明徐火勃《红雨楼书目》、《守山阁丛书》、《五朝小说・魏晋小说》、宛本《说郛》卷一一一、《四库全书》、《增订汉魏丛书》、《龙威秘书》、《墨海金壶》、《无一是斋丛抄》（题《汉武内传》）、《旧小说》等。题班固撰，正如周中孚所说“殆后人以《汉武故事》托名于固，并举此书归之耳”[3]1304， 所以也不可信。明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卷一又称“东方朔述”，《玉海》卷五八《艺文》之《传》类引《中兴书目》又题汉光禄大夫郭宪作，均不言依据，无由见信。
古今学者如胡应麟、钱熙祚、瞿镛、周中孚、李丰懋以及日本小南一郎等多以为《汉武内传》为魏晋六朝人撰[1]318，[3]1304，[12-15]。《汉武内传》记事以《汉武故事》为本，景帝梦赤彘抄自《洞冥记》，上元夫人及十洲原出《十洲记》，因袭痕迹甚明晁载之《 汉孝武内传跋》云：“……《汉孝武皇内传》，其言浅陋，又十有五六皆增赘《汉武故事》与《十洲记》。” ， 自应出此三书之后，而此三书学者多以为六朝人伪托，故亦以本书出于六朝，其实诸书皆为两汉书。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八记武帝会王母事，与《汉武故事》及本书相较，其中“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东方朔窃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尝三来盗吾此桃”，皆同《汉武内传》，可见张华此段记载很可能参考了《汉武内传》，或者张华据他书抄录，而他书又因袭《汉武内传》。另外，两晋间郭璞《游仙诗》第六首云：“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后句用本书王母谓武帝“殆恐非仙才”典。所以《汉武内传》可能是东汉末至曹魏间作品。其时道教兴盛，故有此作。但今本可能经过后世增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言《汉武帝内传》“窃取释家言”小南一郎亦称“《内传》的文章可见到几处直接受佛教影响的词语”，注云：“例如‘十方’的方位计算方法，‘五浊’之人的说法，以及‘身投饿虎’等用语，都是易见的例子”。（见《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孙昌武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3页） ， 就可能是后人所增，当然还可能包括某些论道的言论。
二、汉武三传的传人策略
在史志书目的著录中，《汉武故事》多入史部旧事（故事）类，《洞冥记》与《汉武内传》则多入史部杂传类。杂传为史部子类，有两种主要模式，即侧重传人的“传”与侧重记事的“记”，章学诚说：“《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三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17]《汉武故事》实际上应属杂传。《文献通考》卷一九五《经籍考》杂史类引郑樵语曰：“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书，足相紊乱。”《汉武故事》中的人物，除汉武帝外，又涉及东方朔、刘安、李少君、李少翁、栾大、钩弋夫人等被神异化了的人物，人物及内容虽繁复丰富，但它以武帝为中心人物，其他人物俱为陪衬，又以求仙为中心事件而组织材料，篇制结构相对完整。据《隋书・经籍志》旧事类小序，所谓旧事也称故事，指的是朝廷的“品式章程”，实际上也多涉记事，又近于杂史，但其围绕汉武帝神仙记事，故当归如杂传为较为确妥，只是其传记体制还显得较为原始和粗糙罢了。且观其以记事为主，当为“记”类杂传。《洞冥记》主要以汉武帝为中心，全篇围绕其求仙活动，杂记各种奇闻异事，以记事为主，它的这种模式，亦属“记”类杂传，而《汉武内传》则为“传”类杂传。
检读汉武三传，不难发现，它们与正统史传《汉书》中的《武帝本纪》的传人策略有着显著的不同，作为正统史传中人物传记的主要形式，无论是本纪还是列传，均严格遵循史著传人规范――资鉴与实录。入于史传者必须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及其所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之事，即司马光所说“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18]。且必须真实确凿，“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19]。汉武三传显然没有遵循史传资鉴与实录的原则，在选材运事上大量采录遗闻轶事，甚至明显虚构。
《汉武故事》中就多记有关汉武帝求仙活动中的传闻轶事，有的故事则明显出于虚构，如《汉书・外戚传》载栗姬、钩弋夫人皆失宠忧死，《汉武故事》则称栗姬自杀，钩弋自知死日而卒。《公孙弘传》载弘有瘳，年八十终丞相位，《汉武故事》却称尸谏自杀。又如汉武帝与西王母相会之事，西王母是神话人物，汉武帝与之相会的故事，恐怕是对西王母与帝尧、及周穆王相会传说的仿造，《汉武故事》中的这一仿造，显然是广采博取，后来居上。如西王母的形象，就是以《穆天子传》为基础，又综合了《山海经》等书中西王母形象，故事中西王母头戴七胜、及青鸟都源自《山海经》。所以，《汉武故事》中的相会故事，在故事的详细婉曲，叙述的安排等方面，都超过了前面的两个传说：
东郡送一短人，长七寸，衣冠具足。上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东方朔问，朔至，呼短人曰：“巨灵，汝何忽叛来？阿母还未？”短人不对，因指朔谓上曰：“王母种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儿不良，已三过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谪来此。”上大惊，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谓上曰：“王母使臣来，告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净，不宜躁扰。复五年，与帝会。”言终不见。
……
上又至海上，考竟诸道士妖妄者百余人，西王母遣使谓上曰：“求仙信邪？欲见神人而先杀戮，吾与帝绝矣！”又致三桃曰：“食此可得极寿。”使至之日，东方朔死。上疑之，问使者，曰：“朔是木帝精，为岁星，下游人中，以观天下，非陛下臣也。”上厚葬之。（据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之《汉孝武故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1页）
不仅相会之前有短人、东方朔、及青鸟等三番五次地传递信息，反复铺垫，王母自天而降的经过，也比此前的传说更加细腻详赡，在相会中，除了主题谈神论道而外，还于庄重之外，别添几分幽默，比如，武帝留桃核之举动、东方朔于朱鸟牖中窥王母之情状等的描写，就是如此。《汉武故事》所记多为日常细事，然娓娓道来，并不枯燥。尤其是多用对话，叙事建构充满故事性和情节性。
《洞冥记》所记，或出传说，或出虚造。有些传说出自前人之书，如卷一景帝梦赤彘而王夫人生武帝，东方朔于蒙鸿之泽遇王母、黄翁，显与《汉武故事》所记同出一源，西王母驾玄鸾会武帝，与《汉武故事》亦属同类；卷二西王母会东王公，则是《神异经》的演化。但《洞冥记》中的这些故事，又与前人之书不尽相同，自具特色。可以想象这类故事在汉代流传甚广，而传闻异辞，郭宪所记乃自据闻见，包括从“道书”中撷取材料。郭宪对这些材料，也往往加以增益修饰，因而《洞冥记》所记，不但异彩纷呈，而且词句缛艳，文彩斐然。如：
元光中，帝起寿灵坛，坛上列植垂龙之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洒其叶，地皆成珠，其枝似龙之倒垂，亦曰珍珠树。此坛高八丈，帝使董谒乘云霞之辇以升坛，至夜三更，闻野鸡鸣，忽如曙，西王母驾玄鸾歌春归乐，谒乃闻三母歌声而不见其形，歌声绕梁三匝乃止。坛傍草树枝叶或翻或动，歌之感也。四面列种软枣，条如青桂，风至自拂塔上游尘。（据顾氏文房本《汉武别国洞冥记》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版）
至于远国遐方，则更多奇异怪诞之事，如波祗国的神精香草、翕韩国阿飞骸兽、吠勒国的文犀、琳国的玉叶李、大秦国的花蹄牛、修弥国的驳骆、勒毕国的细鸟、西那汗国的声风木、末多国的却睡草、乌哀国的龙爪薤、善苑国长九尺、有四百足的蟹等，至于郅支国人长四寸，惟饵马肝石；日南人长七尺、披发至踵、乘犀象入海底取宝，宿于鲛人之舍；支提国人长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等则更为殊奇怪异。
《汉武内传》更是如此，它将《汉武故事》中王母降武帝的故事取出，增益虚设，故事情节更为繁复，包括王子登传王母之命，诸侍女乐歌，上元夫人来降，王母和上元对武帝论服食长生、神书仙术、授以仙书神符等事，将《汉武故事》中不足四百字的故事敷演几至万言，可以说尽为虚造之语。与此相联系，其叙事也更加细腻、详赡，单是描写王母出场，就繁富之极：
忽天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径趋宫廷间，须臾转近，闻云中有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复半食顷，王母至也，悬投殿前，有是鸟集，或驾龙虎，或狮子，或御白虎，或骑白，或控白鹤，或轩车，或天马，群仙数万，光耀庭宇。既至，从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身长一丈，同执彩毛之节，佩金刚灵玺，戴天真之冠，咸住殿前，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容眸流眄，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着黄锦袷衤属，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分头之剑，头上大华结，戴太真晨婴之冠，履元凤文之舄，视之，可年卅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据钱熙祚所校《汉武内传》，《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版）
首先渲染王母出场的环境氛围：白云聚集、箫鼓并起、人马之响；再写扈从仙官，以或字排比句列出从官坐骑之万千不同，渲染王母出行之隆重盛大；次又写王母车驾及近侍，斑龙驾车，天仙侍侧，渲染出王母的尊贵；然后才是王母登场，又以二仕女之美衬托，最后才正面描写王母，包括年龄、服饰、气度、神情，共用了十三句文字，文辞细致华美，并以“真灵人也”作结。可以看出，《汉武内传》对王母的描写，综合运用了渲染与衬托、间接与直接等手法，可谓极尽人物刻画之能事。
可见，汉武三传采取了不同于正统史传的传人策略，这种不同，程千帆先生概括说：“史家自司马迁以次，多本《春秋》之旨以著书，故多微婉志晦之衷，惩恶劝善之笔，而史传人物，遂亦以此而成定型。杂传则如《隋志》所云：‘率尔而作，不在正史’，褒贬之例，不甚谨严，虽其中不免杂以虚妄之说，恩怨之情，然传主个性，反或近真。”[20]也就是说，汉武三传没有从资鉴与实录的角度叙写汉武帝，将汉武帝视为政治资鉴和道德劝诫的模型符号，而是取其“好神仙”的这一侧面，采录传闻轶事甚至荒诞不经之事，增益虚造，踵事增华，从而突显出一个别样的汉武帝形象。这种传人策略，实际上是把重心集中在了生命个体本身以及生命个体独特的性格特征的表现上，也就是通过个性化的人物传写，展现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人物形象。
三、汉武三传传人策略的典型意义
经过前文分析可知，《汉武故事》、《洞冥记》、《汉武内传》三传传录汉武帝，没有着眼于其“雄才大略”，如《汉书・武帝纪》般叙写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宏略，叙写其“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的大事，而是着眼于其好神仙的品性，主要传录那些带有明显虚诞不经特点的求道访仙之事，通过这些虚诞不经之事突显出来的汉武帝形象，无疑与历史的真实有了相当的距离，具有明显的虚构性特征。
考察汉魏六朝杂传，我们发现，汉武三传的传人策略，在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典型意义，为突出生命个体某一方面的独特个性品行，汉魏六朝杂传选材运事，亦多如汉武三传，不求确凿无疑，采录虚诞不经之事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如《葛仙公别传》载：
公与客谈语，时天大寒，仙公谓客曰：“居贫，不能人人得炉火，请作一大火，共致暖者。”仙公因吐气，火赫然从口中出，须臾，大满屋，客皆热脱衣矣。（据《艺文类聚》卷五《岁时下・寒》引校录）
火赫然从口中出，然后弥满全屋，虚构荒诞自不待言，出于表现葛仙翁奇技和神通的目的，作者生造此事，并对其进行了栩栩如生、宛若真实的描写。其它如散传《东方朔传》、《钟离意别传》、《杜兰香传》等，类传如诸家《高士传》、《孝子传》等更是如此，虚诞之事频出。
为突显人物独特的个性品行，汉魏六朝杂传选材运事不仅多录传闻、虚诞之事，而且还往往从他人身上移植，甚至干脆凭空虚构典型事例。某一典型事例常常被辗转沿用就是突出表现，这导致某些典型事例同时发生在两人甚至多人身上的现象大量存在。如《东方朔传》载东方朔讽武帝欲杀“杀上林鹿者”之事中，东方朔所述杀鹿者故当死的三个理由，就明显是移植了《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晏子谏第二十五”和外篇第七“景公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将加诛，晏子谏第十三”中晏子谏景公之语分别见：《艺文类聚》卷二四《人部八・讽》引《东方朔传》；陈涛《晏子春秋译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第343页。 。又如以酒灭火之事，就分别见载于《樊英别传》、《楚国先贤传・樊英》、《汝南先贤传・郭宪》、《桂阳列仙传・成武丁》、《邵氏家传・邵信臣》、《神仙传・栾巴》及《晋书・佛图澄传》中，则以酒灭火之事，分别发生在樊英、郭宪、成武丁、邵信臣、栾巴及浮图澄六人身上。且今存《樊英别传》两处佚文又略有不同，一处云樊英于壶山隐居时所为：
英隐于壶山，尝有黑风从西方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之，乃令记其日。后有从蜀来者，云：是日大火，黑云平旦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得灭。
一云樊英于京城见天子时所为：
樊英既见陈毕，西南向唾。天子问其故，对曰：“成都今日失火。”后蜀太守上火灾，言：时云雨从东北来，故火不为害。第一节：《艺文类聚》卷八《火部・火》、《事类赋》卷八《地部三・火赋》“樊英之神宁测”、《太平御览》卷八六八《火部一・火上》各引一条，作《樊英别传》，从《艺文类聚》卷八引校录。第二节：《太平御览》卷三八七《人事部二十八・唾》引一条，作《樊英别传》，据以辑录。
以酒灭火事先后发生在六位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身上，如裴松之言，“以为理无二人具有此事”之理，何况六人具有此事裴松之之言是针对《列异传》载华歆为借宿事与《晋阳秋》载魏舒借宿事相同而发此言的。（见《三国志》卷一三《魏书・华歆传》裴松之按语，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05页。） ！ 今虽已无法确知此事最初出现在何人之传中，而六人俱有，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由于杂传选材运事不求信实，辗转沿用典型事例所致。
在诸《孝子传》中，相同或相类的故事更多，如下面几则孝子的孝行故事：
申屠勋，字君游，河内汲人。少失父，与母孤贫，佣作供养。夏天多蚊子，卧母床下，以身遮之。（《太平御览》卷四一三《人事部五十四・孝中》引一条，作萧广济《孝子传》）
邓展父母在牖下卧，多蚊，展伏床下以自当之。（《太平御览》卷九四五《虫豸部二・蚊》引一条，作萧广济《孝子传》）
展勤少失父，与母居，佣作供。天多蚊，卧母床下，以身当之。（《艺文类聚》卷九七《虫豸部・蚊》引一条，作萧广济《孝子传》）
吴猛年七岁时，夏日伏于母床下，恐蚊及父母。（《太平御览》卷九四五《虫豸部二・蚊》引一条，作《孝子传》）
以上是萧广济《孝子传》、徐广《孝子传》和佚名《孝子传》中所记申徒勋、邓展、展勤、吴猛四人的四则故事，可以看出，它们几乎完全相同，这种相同或相类的故事的出现，亦当源于诸《孝子传》作者对这些故事的因袭沿用。
汉魏六朝杂传所传录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然而，汉魏六朝杂传这种传人策略的运用，其导致的结果就是，通过汉魏六朝杂传所展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之间呈现出显著差别。由于杂传把重心集中在了生命个体本身以及生命个体独特的性格特征的表现上，对人物个性品行多不做全面的刻画与描写，而是专注于某一侧面，因而许多历史人物某一方面的品性便被突显出来。如《东方朔传》中的东方朔，其滑稽、渊博、辞辩显然被强化和突出了，又如《郭林宗别传》等郭泰诸别传中的郭林宗，其人伦识鉴的品性被夸大，范晔《后汉书・郭太传》就说：“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后之好事，或附益增张，故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当即指郭泰诸别传对其人伦识鉴品性的过于夸张，以致这些别传有如卜相之书一般。其他如《蒲元别传》中的浦元、《华佗别传》中的华佗、《钟离意别传》中的钟离意、《樊英别传》中的樊英、《李别传》中的李、《佛图澄别传》中的佛图澄等也与《东方朔传》中的东方朔、《郭林宗别传》中的郭林宗一样，有着相似的特点，人物形象呈现出半真半假的特征。在许多杂传中，有的历史人物由于某一方面被刻意突出与夸大，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之间差别巨大，基本可以看着是完全虚构的人物形象。如《汉武故事》、《洞冥记》、《汉武内传》中的汉武帝、《高僧传》中的杯度、《葛仙翁别传》中的葛仙翁、《神女传》中的成公智琼、《杜兰香传》中的杜兰香等，其人其事仅是得之于缥缈无依的传闻，或是完全出于虚构，因而这些人物形象，基本可以看着是在历史真实人物基础上虚构的人物形象。或者从另一角度说，此类汉魏六朝杂传中的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作者的创造。
总之，汉魏六朝杂传多采录虚诞不经之事，通过这些虚诞不经之事突显出来的人物形象，也无疑与历史的真实有了相当的距离，具有了明显的虚构性特征。显然，虚构性已� 而汉魏六朝杂传也正是在这种虚构中趋近了小说，或者说表现出明显的小说化倾向。如汉武三传，其小说品格就十分鲜明而突出，故《四库全书》就视之为小说，将其收录于子部小说家类中，今之学者，亦多视之为小说如1980 年（台湾）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陈兆祯的硕士论文《〈汉武故事〉、〈汉武内传〉、〈汉武洞冥记〉研究》，即将三传视为小说加以讨论。 。可以说，正是汉魏六朝杂传的这种普遍的小说化倾向，导致唐人传奇生成土壤的形成和条件的成熟，并最终促成传奇小说的兴起。对汉魏六朝杂传传人策略的考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把握汉魏六朝杂传小说品格以及唐人传奇小说的渊源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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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说《射雕英雄传》这部书。它巧妙地利用了宋朝时宋、金、蒙古三国的微妙关�
郭靖的父亲是水浒英雄-----郭盛的后代，他的母亲李萍与杨康的母亲包惜弱在混乱中不幸失散，而他的父亲郭啸天也被一名投靠金国的宋官-----段天德所害。李萍逃到大漠，生下郭靖；而包惜弱却无奈嫁给了金国六王子-----完颜洪烈，杨康也改名为完颜康。
郭靖拜江南七怪为师，但他的五师傅张阿生却被梅超风害死，郭靖也无意中杀死了梅超风的丈夫陈玄风。不久，郭靖为了报杀父之仇而来到江南，遇到了东邪之女-----聪明漂亮的黄蓉，两人一见钟情。但西毒欧阳峰的儿子-----欧阳克却暗暗喜欢黄蓉，千方百计要杀掉郭靖，而郭靖却发现义弟杨康认贼作父，好心想帮他；而杨康却怕郭靖多事，使自己失去荣华富贵，不但不改，还想法设法害郭靖黄蓉，梅超风和欧阳峰父子也从中插事。故事由此展开………
在书中，我最佩服的人就是郭靖和他的师傅-----北丐洪七公了。你也许会问：黄蓉不也很好吗？再说她那么聪明。一开始我也这么想，就连做梦中都羡慕黄蓉的聪明伶俐。当时武林中武功盖世的主要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个，而黄蓉既是东邪之女，又是北丐洪七公的得意徒弟，还是丐帮帮主，简直是于众人宠爱于一身，但我却不喜欢她。为什么呢？因为在书中，黄蓉处处都要耍小心眼儿，而郭靖却纯朴老实。郭靖十分讲信用，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而黄蓉却老喜欢出尔反尔，这样就失去了诚信，就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
片名：大秧歌
导演：郭靖宇、柏杉
编剧：郭靖宇、夏仁胜、王谦
制片人：薛鑫、刘锋
主演：杨志刚、杨紫、王奎荣、刘芊含、王绘春、赵锦焘、宁文彤、牛北壬、寇家瑞
播出时间： 2015年10月26日
在线播放平台：爱奇艺
播出频道： 江苏卫视、天津卫视
电视指南点评：
剧情：
演员：
制作：
人气：
服装：
化妆：
道具：
故事性：
从《铁梨花》《红娘子》到《勇敢的心》，“郭氏传奇剧”几乎部部都是口碑与收视率的双高之作，积累了一大票死忠粉丝。而这一次，郭靖宇导演把目光对准了烟台海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秧歌”， 海猫不仅从日寇的屠刀下保住了家园，还以斗秧歌为契机，弥合了吴、赵两家族几百年来的仇怨，在他的带领下，虎头湾百姓最终肃清了军统特务组织“八仙小组”，真正翻身做了主人。一个弃儿，内心饱蘸了最深沉的爱恨情仇，在故乡的那片土地上书写下了一段热血传奇。该剧把笔墨放在了虎头湾这个镇子上，以小见大，展现了胶东大地上老百姓们形形的众生相，从而折射出国家正在危难之际整个民族的命运。
《大秧歌》的“郭式”风格和标签非常显著，讲述的仍然是小人物变大英雄的曲折成长史，将个人、家仇、国恨全部连接到一起，充斥着浓烈的传奇风味和让观众看着分外带劲的热血情怀。在抗日雷剧层出不穷的今天，郭靖宇严守电视剧品质，致力于“正剧”的打造，《大秧歌》拍摄用时344天，投资高达2个亿。狠下血本精益求精的制作为郭靖宇带来了“高投资、高收视、高口碑”――“三高”的“金字招牌”。
上一次，东郭先生以为狼已经死了，可狼还没死，他决定要把东郭先生吃了，他知道东郭先生在村庄教书，于是，它半夜闯进村庄把所有人都吃了，之后，他知道了这件事，心如刀绞，他知道如果不铲除这只狼就会危及其他人的生命，于是，他决定不在教书，他要去学魔法，直到把狼铲除，然后，他便向人们告别，走向魔法，走向魔法学院。
过来一个月，东郭先生学会了魔法正走在小山坡上，这时，一只狼从山坡里跑出，东郭先生一看，知道就是纸质狼吃了村庄的人，突然，恶狼疯了似的猛冲过来，东郭先生不再向以前那么害怕，他缓缓取下背上的法杖，用水晶球对准恶狼，坚定地说：“你吃了全村子的人，我要你付出代价，受死吧！魔法星弹！”只见几道五彩缤纷的光从水晶球弹出射向恶狼，只听一声惨叫，恶狼跌下山谷，死了。东郭先生见自己为村民报仇了，开心地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以大欺小，伤害无辜，否则最终害人害己。
六年级：刘雅婷
关键词：天水；秦州；五城；伏羲庙；伏羲城
Abstract：Tianshui in Gansu Province, one of the national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of China, is talked with great relish for its unique architectural form of “five districts connected together”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f five districts, the District of Small Xiguan is the smallest, but in it the Taihao Palace with a grand scale, was built as the temple for the sacrifice of Fuxi, so the District of Small Xiguan is also called the District of Fuxi. It is praised as “the holy district of Tianshui” for its indifference to fame or gain, refinedness, quiet and strong atmosphere of humanistic spirit. This paper is to make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other four districts, founding time, rebuilding and functional subarea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develop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 of the Fuxi Temple.
Key words： Tianshui；Qinzhou District；five districts；Fuxi Temple；Fuxi District
中图分类号：TU0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1）-06-37（5）
1伏羲城因伏羲庙而得名
伏羲城本名小西关城，在西关城之西，形制较西关城小，故名；又因雄伟壮丽的伏羲庙位居其中，小西关城就又有了既俗又雅的别称――伏羲城。
康熙《秦州志・庙坛》说：“太昊庙，在西郭，另有城”。
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建置》说：“太昊庙，在小西关，南向。”
民国《天水乡土教材・古迹》说：“小西关，俗称羲皇故里。中称太昊宫，颇钜丽。”
民国《天水指南・古迹名迹》说：“太昊宫，即伏羲庙，在伏羲城内。”
列举这些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伏羲庙与伏羲城即小西关城相伴依存的关系。一句话，城因庙名。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起码从民国上溯至清初，小西关均可以用“伏羲城”代称之。
读天水旧志人物传，有一种感觉，时人偏好以“伏羲城”称小西关居民里籍。《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人物编“赵廷璧传”说：“赵廷璧，字连城，伏羲城人。”又，本志之“关镛传”言及伏羲城私塾情况时说：“伏羲城诸生徐顺天，字豫一……亦教授里中”。而里中之人亦以邻伏羲庙而居为荣，有意无意的用“伏羲城”代替“小西关”。如数代居住小西关城的前清进士任承允先生《感兴》诗有云：“依然吾里号羲皇，欲买鹤田筑鹿场。”字里行间能感觉到老先生作为羲里人的自豪感。
总体而言，小西关城既没有西关繁华，也不及东关、大城气派。但是，其庙城的特色自有鲜明之处。城小庙大，于是“羲皇里”的氛围也就浓了。据世居伏羲城的李振翼先生回忆：“过去西关西城门排洪沟上设有一桥，桥洞上嵌名曰‘压州桥’，桥旁有碑，竖书‘伏羲故里’四个大字……城之西垣城门俗称‘西稍门’，外城门额榜书‘羲皇都’，内门额书‘羲皇里’”[1]。正是因为有这样浓郁的“羲皇里”氛围，就使后人有了一种误解，以为庙城一起，同时创建。其实，创设于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的伏羲庙始建时在西关郊外，这是有证据的。明弘治三年（1490年）所立《新修太昊宫门坊记》碑说：
秦州西关外一里许，有伏羲行宫焉，前傅公天和之所建也[2]。
又，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所撰康海《重修伏羲庙记》碑说：
秦故有伏羲庙，在州西郭门外，岁久倾圮[3] 。
碑文所言伏羲庙的位置，不论是“西关外一里许”，或是“在州西郭门外”，已足以说明庙原本在城郭之外。用一句定式俗语说法即“先有伏羲庙，后有伏羲城”。清楚了这一大前提，下面，我们就伏羲城和秦州五城的关系、伏羲城的始建时间、伏羲城的重修及功能分区等做系统考索，以为进一步开发伏羲庙历史文化街区提供借鉴。
2明代之前秦州城形制勾勒
伏羲城作为秦州五城相连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创建既是防御形势的产物，也是州城所在川原狭长地理形势的产物，同时还是州城传统形制的产物。为有助问题解决，“正题”之外先来简要回顾一下州城形制变迁的历史。
秦武公十年（前688年）“伐、冀戎，初县
之。”[4]这是说秦武公攻灭了戎、冀戎两个戎国，因族名设置了县、冀县。而县邑就在今天水城区，扼入蜀要冲，带关中上游，处藉河（时称洋水）平川，两山夹峙，一河中流，位置险要。这个县城邑，也正是今甘肃天水市的“老祖宗”。由此，天水的城建史可直推到二千六百多年前。也应该摆明，关于县之城址何在，学术界有争议。或以为秦县城址在今麦积区治地，或以为在天水市东南四十里马跑泉镇的十字坪，总之，是在麦积区；其最有力的证据是麦积区放马滩出土木板地图之带方框的“丘”注记。事实上，所谓“丘”是释读者的误解，应是“封丘”才对。有“丘”的误解，是因“封”和“”相近而致。因此，据木板地图误读的所谓“丘”，也就不成其为定点县在麦积区的铁证了[5]。先秦典籍《山海经・西山经》载：“又西二百四十里曰山……水出焉，南注于洋水”，山水脉形式至为清楚，所言水即今天水城区北关的罗玉河，洋水即今穿城而过的藉河，由此可确定山即今天水市区西北三十里的凤凰山（又名凤山）。综合县因山而名和近年来城建之时出土的西周末年列鼎、汉凫首型铜壶以及西汉隗嚣宫基址，位于城区北山的这些考古证据，大抵可以佐证，县故城就在今天水市城区。
县故城城址事关天水建城史，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但话题扯得有些远了，现在收回来接着说古城形制的事。
秦汉时期，由县更名的上依旧是军事重镇、陇上名城。晋代以后，上所在的今天水城区同时为秦州之州治、天水郡之郡治，一直是陇右一大都会，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南北朝时期战事频作，城市的繁荣与衰败交替在所难免，城池的兴废也是情理中事。虽然，正史中不断提及上、秦州、天水之名，而于城之形制全然没有直接记载，尽管我们可以想象，社会动乱时代屠夫作风的军阀虐民毁城的情景，但至于怎样荣、怎样败，城垣形制如何，一片模糊，只能是雾中看花了。好在《水经注・渭水》记述上时言其“五城相接”，让我们知道北魏之时秦州的州治上形制之大概。不过此“五城” 和清代的彼“五城”完全是两码子事。冯国瑞先生辑佚《秦州记》作注时说：“考古郡城东垣故迹在今县（笔者按：指天水县城，旧秦州城）城东一里，五城相接规制仿佛仍昔。” [6]这是误解。关于秦州之州治、天水郡之郡治上“五城相接” 的情形，《魏书》卷51《封敕文传》记其镇守上、镇压起事者时从侧面言及，本传有“东城”“西城”“南城”之目；《水经注・渭水》记述上又有“北城中有湖水”的说法，可见上“五城相接”的说法本乎于此。可以想见，当时的“五城相接”乃是围绕中城的环形相接，不像清时的秦州五城是以大城为中心的东西向连环相接。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流寓秦州，我们终于看到了诗圣笔下有血有肉的秦州城，直接描写秦州城的名句有“降奴兼千帐，居人有万家” 、“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楼角凌风迥，城阴带水昏”、“日色隐孤戍，乌啼满城头”等。诗人不幸秦州幸，一座城市能让世界文化名人杜甫青睐并浓墨重彩描绘，这是城市的幸福，也是以后城居之人的幸福。但这些个描绘可见风土人情，可见山川形势，就是不见城池形制。其《东楼》所写当然是秦州东城楼了，由此能推知此邦尚有西城楼，至于唐代这座陇右第一大州是里城外郭、还是数城相接[7]，我们依然不得而知。
时光到了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身担重任的秦凤路都部署兼知秦州韩琦增筑东西关城，《宋会要辑稿・方域》说：
庆历初，守臣韩琦以秦州东西城外有民居、军营，恐资敌寇。元年十月己卯，诏筑外城。乃广外城十一里，与内城联合为一城，秦民德之，号“韩公城”。兴功于元年十月三日，成于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广四千一百步，高三丈五尺，计工三百万（一云东、西关城）。
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庆历二年条说：
秦州言筑东西关城成，赐总役官吏金帛有差。初，知州韩琦以为州之东西居民及军营万余家，皆附城而居，无所捍蔽，因请筑外城。凡十里，计工三百万，自十月起役，至是成之。
这两段文字说明，在庆历二年秦州城的形制是内外城一起再加上东西关的“秦州三城”。
现在，跳过金、元，就到了和我们论题直接相关的、创建伏羲庙和伏羲城的明朝。
3伏羲城的始建时间
顺治《秦州志・建置志》说：
秦州城……明洪武初，守御千户鲍成约西城旧址而城之（周四里百有二，高三丈有五尺），外环以池（深丈有二尺，阔五丈有五尺），辟东西二门（东长安，西西宁），内有月城，咸覆以重楼。其东郭则裁古城之半以为城。
这里提到的所“约”之“西城”是宋之西关城还是元之西关城，真还不好说。东郭所“裁”之“古城”是宋之内城或东关城，还是元之东关城或什么的，也不好说。将原有的城池或“约”或“裁”，做小做高是明代惯用手法，如今依然健在的西安城就是这样“裁”出来的，符合“高筑墙”的国策。但隐约看出，明初的秦州是两城相连，即内城和东郭城。明胡缵宗《重修秦州卫城楼记》说：
国朝稽古建制而为秦州，为秦州卫。卫者，卫也。州曰牧内也，卫曰御外也[3] 。
这样就清楚多了，明朝前期秦州有两城：一曰秦州城，一曰秦州卫城。前者主政，后者主军。明成化九年（1473 年）秦州卫指挥重修州城，司理参军梅茂筑子城[8]。此子城是州城之西的附城，也正是清代中城的前身。就是说在成化十九年知州傅鼐在西郭外创修伏羲庙之时，秦州有州城、卫城，外加一附州城之子城，依旧是“秦州二城”，最多也就是“三城”。
明嘉靖十年（1531 年），明廷特批的秦州伏羲庙最终在州城西建成，而此时正当以俺答汗为首的蒙古诸部南侵犯塞不断升级、杀掠最凶之时。嘉靖二十年，蒙古诸部前锋屡入甘肃，于是上级命令陇西诸州县大修城垣。在此形势下，嘉靖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秦州重修州城。也就在嘉靖二十年，兰州西郭因无城被掠。秦州的实况是州人不下万，卫人不下万，而州城外附西郭无城而居者“倍于城”。于是乎秦州引兰州之� 据胡缵宗《修秦州西郭城记》的记述，新建的西郭城，北负山，南俯水，东濒溪流，西临通衢，可与“州卫城并称矣”[3] 。此西郭城正是清代西关城的前身。于是乎，秦州有了州、卫、西郭“秦州三城”（加子城则是“秦州四城”）。有了西郭城，伏羲庙离城近了，但仍在西郭郊外。
明白了以上情况，接下去，我们再进一步贴近我们的论题――伏羲城的始建时间。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建置》说：
又西（笔者按：指西关城西）为小西关城，亦曰伏羲城，以内建太昊宫也。门二。（不知与西郭城同筑那？抑于何时别筑也？）
可见乾隆州志对称做伏羲城的小西关城也是一本糊涂账。不过可以断定：（一）先有庙后有城，否则有城而无庙，以“伏羲”名城，因由何在？（二）胡缵宗《修秦州西郭城记》对伏羲城只字未提，可证伏羲城绝非与西郭城同筑，又康熙《秦州志・灾祥》 说：
（崇祯八年）九月，又流贼攻入伏羲城，杀掠人民。
至此，我们终于在州志中看到伏羲城了。以崇祯八年（1635 年）为界，可断定伏羲城肯定建于本年之前，其上限则是西郭城起建城楼的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1546年~1635 年的区间是90年。将伏羲城的始筑时间框定在90 年之内，无乃太长？下面让我们用证据来缩短之。建城设险，目的无非是保护城市免受侵害，《周易》所谓“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按惯例，当社会动乱或外敌人侵之时，建城就成了头等大事。具体分析，在秦州建城外之城，首先得看附郭居民的数量，其次得看居民生存是否受到威胁。如前文所引，北宋庆历初年，宋和西夏关系紧张，韩琦鉴于秦州城外有居民、军营，担心为敌所乘，于是筑东、西关城，以坚壁清野。明嘉靖二十年后，蒙古诸部多次南侵，前锋直达甘肃，这时西郭居民众多，无所庇护，于是就筑西郭城。那么，嘉靖以后什么时候，西郭之西―― 今伏羲城所在又住满了居民且生存受到威胁了呢？这在隆庆、万历朝均不可能。“不可能”是基于两点判断和两条史料：（一）嘉靖二十五年秦州西郭城最终建成后，所有居民都居于城中。虽然民众由农村流向城市是自然趋势，古今依然，但要说几年之内就在西郭城西集聚成千上万的人，这不可能。人口流动，附郭而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非得数十年不可。短时间形不成社会问题，引不起政府关注。（二）嘉靖开始，明朝开始走下坡路，到了万历，已病入膏肓，但从州志上看，秦州还比较平静，不见大动乱痕迹。（三）明万历三十七年( 1609年），分守陇右道任彦参谒伏羲庙，留有诗作，其中有“地应龟文已测茫，祗今古庙压城荒”[2]。“城荒”二字很能说明问题，可证万历年间庙还在城郊。（四）从北京大学收藏，绘制于万历中后期的《巩昌分属图说》有关附图上，能清楚地看到秦州依然是州、卫、西郭三城形制[9]。笔者的看法是，最需要建城、最有可能建城的时间是崇祯初年。理由：（一）经历嘉靖之后的几十年时间，伏羲庙周围有可能已是众多进城谋生者或谋发展者的聚居地了。（二）就在崇祯皇帝登基的第一年，中国北方发生可怕的旱灾和蝗灾，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天灾人祸导致社会各种矛盾总爆发，接着就是高迎祥等领导的天崩地裂式的陕北农民大起义。起义军最基本的战术就是避实击虚、流动作战（官府称“流贼”) ，一时陕西各地吃紧，秦州也时受威胁。崇祯四年（1631年）始，起义军已深入秦州境内。崇祯六年，过天星、横天王部攻陷秦安，杀知县朱。崇祯七年，一斗谷、马守应合力进攻秦州城。到了崇祯八年，已是烽火连天无虚日了。为保护西郭之西附郭而居者，或防备这些贫困者占大多数的人群和起义军串连，也可能是为拱卫西郭城计，在崇祯初年筑小西关城即伏羲城，就十分必要、顺理成章了。这样，也就有了崇祯八年起义军攻破伏羲城的故事[10]。
经过明朝从洪武到崇祯二百五十多年的进程，秦州之城由州、卫二城而州、卫、子城三城，而州、卫、子城、西郭四城，最� 清宋琬《重修秦州城垣记》说：
陇以� 睥睨相属如联珠。南通巴，北控朝那，东则关山峻险，此为上游。辕蹄络绎，冠盖接武。西则敦煌、大夏、张掖，述职修贡，织皮琛玉之使，岁无虚日。故其规模阔壮，丽谯雉鲁之雄，非他郡所敢校[3] 。
有清一代，由东向西，五城名称如是：东关（即明代的秦州卫城）、州城（俗称大城，亦即明代的州城）、中城（在明代州城子城的基础上建，五城规模形成后，居中，故名）、西关（即明代的西郭城）、小西关城（即明末及清代俗称的伏羲城）。
论定了伏羲城的修建时间，再略述其重修情况。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大地震之后，分巡陇右道宋琬捐资重修。嘉庆五年至六年（1800年~1801年），为防备白莲教起义军，知州王赐均捐资重修。道光十九年（1839年），知州邵煜募资重修。同治二年（1863年），为防备回民起义军，知州张动员伏羲城士绅募资增筑。光绪九年（1883年），分巡巩秦阶、姚协赞等主持补葺。民国3年( 1914年）5月4日，白朗起义军攻破伏羲城。20世纪50年代，予以拆除。
4伏羲庙始设在郊外的原因及伏羲城风貌
最后，我们探讨伏羲庙始建之时，为何基址选在荒郊野外？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秦州取得朝廷特批的伏羲庙建设权，意义非同小可。两年后的嘉靖元年（1522 年）即开工建设，之所以选今伏羲庙所在做基址，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所建之庙一定要规模宏大，方能体现国祀风范．而城中人口稠密、地皮紧张，无法征得足够的土地。（二）明代对三皇陵墓祭祀相当重视，而秦州伏羲庙完全按宫殿式风格规划，同时将与之相配套的伏羲陵设置也纳入规划，只有以山为陵，才能体现出人文始祖的威严，而西郭郊外正好有天靖山可倚。那种由低而高、层层推进的气势，到过陕西乾县乾陵或江苏南京中山陵的人一定会有所体会。（三）以伏羲庙作基础可节省经费。也正是因为伏羲庙选址适宜，因此，建设达到预期效果，正如康熙《秦州志・庙坛》所言：
是庙也，台殿崔嵬，栋宇闳丽，又植柏数十株，周以崇垣。北负天靖山，南带藉水而揖南山，东约鲁谷水，西引赤峪，实为陇西胜概，天水圣域云。
如果庙设在闹市之中，哪有这样的大气魄？不过，崇祯初年的建城，为时局所迫，将伏羲庙围于高城之中，北城垣将天靖山南麓半山的伏羲陵和宫殿区割离开来，于是陵区渐废，而原来太极殿后的园林建筑逐渐荒芜，就有了后陵之称。
因庙建城，自古有之，举其大者如山西汾阳后土祠、山东曲阜孔庙，都建有拱卫之城垣。而天水伏羲庙周遭本无城垣，而到了明末因守战所需创建了伏羲城，庙就成了城中之庙。这属于歪打正着之举，但促成了庙城合一格局，于是有了独具一格的伏羲城。清国栋《伏羲城》诗云：“岂有缭垣土在，城名犹作邃初论”。
清至民国时期的伏羲城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商业中心，亦少大户人家，但因有伏羲庙在，自是民众心目中的圣城。伏羲庙而外，城内尚有火神庙、同仁寺，有中药铺、百工小作坊，有张家、李家坟院，有古柏大槐、田园菜地，平日里恬淡雅静，古趣盎然。而其最为称道的就是文化氛围了，关镛家几代邻羲设帐，教授里中；任其昌、任承允父子掌陇南书院、天水书院教席数十年，誉满陇上。伏羲城最热闹非凡的是，每年正月十四至正月十六为人宗(天水人喜称伏羲为人宗爷)庙会日，城里城外的人们齐聚伏羲庙拈香拜祖，祈愿国泰民安。天水人过年，朝完伏羲爷才算完。
参考文献：
[1]李振翼．天水伏羲城的城垣、古树与巷道风情[M]//华夏之根天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2]刘雁翔．伏羲庙志[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
[3]佚名．乾隆・直隶秦州新志[M]．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4]司马迁．史记・秦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曹婉如．中国古代地图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6]冯国瑞．辑佚秦州志[M]．天水：陇南丛书编印社，民国32年。
[7]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8] 赵世德．秦州志・建制志[M]．顺治十三年刻本。
刘玉春，字慧泉，河北独流人，1860年生，因属猴故海称“刘申爷”。自幼好武，拜前辈李登第、李登善、杨学士为师习通臂拳。刘前辈身高力大，性开朗，喜交游。家贫以为船� 那时，运河漕运昌兴，前辈为船主撑船，船行南北不迭，北至通州，南至山东临清、黄河口、河南新乡等地。故前辈与运河两岸武林高手相交切磋武艺者甚多，遇有身怀绝技之高手则躬身请教之。如到沧州会过双刀李凤岗前辈。到德州桑园访问过谢晋德、谢晋汾前辈，以拳脚切磋，二谢前辈不及；又以枪法切磋，二前辈以***相对，刘前辈不及。时因谢前辈年长于刘前辈近四十岁，刘前辈遂拜谢前辈为师，谢前辈以***、阴手枪授之。
民国初年，直隶巡阅使曹锟于保定建武术营，延请名师为教习，刘前辈被聘为***教习任职八年有余。直奉战后，直系失败，曹锟下野，刘前辈回故里习武自娱，其年近七十余岁。不幸其子中年夭亡，只遗一孙名景云。刘前辈老年失子，贫愁交加，不久病逝。刘前辈在保定武术营时收弟子六人，均为带艺投师。刘前辈对不能成才者不授，行为不端、心术不正者不授。当时，保定武术营人才济济，深得刘前辈看中者仅六人，遂收为弟子，计岳德明、石庆山、肖福善、赵世奎、陈国祥、郭长生。刘前辈所传之通臂拳，使门派昌盛传人最多者仅前辈郭长生一人。
郭长生，字恩普，沧州城内马道街人，生于1896年，逝于1967年。十八岁入曹锟在保定创办的武术营，深得刘玉春前辈器重收为弟子。初跟师兄岳德明学基本功，跟师兄赵世奎学劈挂拳。刘前辈尝曰：“通臂门有些拳可弃之不练，唯沧州来保定之武师所习之劈挂拳，擒羊棍可习之。劈挂拳之劲力与通臂拳相合，可采取之。”后郭前辈武功大进，刘前辈以通臂拳尽授之、并授***、戟、牛角拐、镗、阴手枪、左把枪、双龙棍等艺。
直奉大战后，曹锟下野，武术营随之解散。郭前辈又为徐树铮、冯玉祥部聘为武术教官，不久归里。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国术馆第一期教授班。结业后任中央国术馆***教授。1928年10月15日参加在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国术国考获最优胜者十六人之列。
同年代师收徒曹宴海。曹宴海，沧州城东卢家园人。曹自幼在本村随莲阔和尚习练秘宗拳法。1928年考入南京国术馆拜郭长生前辈为师习练通臂拳法，郭前辈年长曹前辈6岁，又是同乡，郭前辈坚持以兄弟相称，曹前辈不允，于是郭前辈取来恩师刘玉春前辈留下的练功器械牛角拐，令曹前辈朝器械磕头，遂有郭前辈代师收徒曹前辈之武林佳话。曹前辈参加1929年浙江全国游艺大会擂台比试获第四名。参加1930年上海擂获第一名，遂由国术馆一等练习员晋升为教授。收徒高玉清。高玉清(1908～1981年)，沧州市南门外人，习练通臂拳最精，有“快拳高玉清”之称。高参加1936年全国运动会散手比赛获轻量级第一名。收徒郭景春(建伟)，郭景春(1916～1986年)，沧州市东门里人。1934年18岁考入中央国术馆，习练通臂拳刻苦、功深，参加1936年全国运动会获散手、长兵两项第一名。于是通臂拳大振，方为人知。1937年日寇侵华，郭长生前辈正值归里探亲。不久铁路中断，南京失陷，前辈遂在故里务农为业。郭前辈一生耿直，不慕名利，日寇侵华时驻沧日酋多次派人高薪聘为武术教官，前辈托疾婉言拒绝。1946年郭前辈被天津大直沽国棉一长聘为卫生检查员(实为武术教师)。当时武术室主任鲍宗侠闻前辈之名，遂拜为师。在天津期间收徒牛增华、孙家树、张群炎、李玉祥、狄聚忠、杨华斋、汪士林、曹守义、张建瑞、杨厚亭、洪清澄等人，这些人日后都成为当代武术名家，1950年前辈年事已高，退职还里。前辈一生收徒众多，仅在沧州著名者就有高玉清、郭景春(建伟)、王喜光、刘文兴(忠刚)、郭瑞林、郭瑞祥、刘志周、韩俊元、赵明江、尹树春、徐作泉、、郭忠仁、何金宇、何玉忠、张学敏、郭忠友、孙中运、季梁栋、张建础等人，这些人都是活跃在武术界的大家，且都门徒众多。郭前辈一生治学严谨，因材施教，教武育德，并关心弟子生活。教武视其才，言教身教。凡弟子所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不保守。临终还谆谆告诫众弟子曰：“艺勿轻传，传勿误人。”前辈几十年并未设场授徒，而是视其人单一传授。前辈凡飞言浮躁，骄傲自大，行为不端，心术不正者不教。常言忌以武术为商贾，忌贬低其他门派，各门派都有所长，应取长补短。前辈集毕生精力对通臂拳之光大贡献无比。前辈独树一帜，统一了劈挂拳的各支派，在劈挂拳中加进了通臂拳的腰身、步法、劲力，使通臂劈挂融为一体。为全国武术界刮目视之，称为独具风格的沧州劈挂拳。前辈所创研的劈挂刀，疯魔棍，为武林所称道，尤以***、戟、阴手枪，堪称绝技。
郭长生前辈在央馆任***教授，不教其他课程，只教***，对磕头的弟子方教通臂拳、劈挂拳。央馆教员也称教官、教习，一等教
闫在“缅”文中，编造央馆历史，蒙骗武林界读者，闫为达个人目的不择手段，不惜作践其先祖，对闫的用心必须予以揭露，对闫的谎言必须予以戳穿，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我辈还原历史真相与刘景云前辈的艺业英名无关，在此申明。
闫在“缅”文中编造了三个谎言。第一个谎言是郭，刘二前辈杠胳臂，这纯属胡说八道。郭长生前辈年长于刘景云前辈十几岁，辈分又比刘景云前辈大，怎么他二人竞玩起了杠胳臂？只有闫永发这样的对通臂拳一知半解之辈，才做这样小孩子玩的游戏，你编造
的这种鄙俗的“故事”只能讲给幼儿园的小学生听。闫根本没见过郭长生前辈，对郭前辈的武学文化知者不过皮毛，郭前辈人品之高尚，艺业之高超，头脑之聪慧，凭尔等水平做梦恐怕都想不到。闫在文中竟直呼其师祖名讳，奢谈如何如何，真是无礼、无知到极点。尔等燕雀安知鸿鹊之志哉！
闫编造的第二个谎言就是郭建伟向刘景云习得“通背拳法”及“步法”。并谎称“1933年”第五届全运会上凭借先进的拳法和步法，荣获全国散打第一名。更有甚者，闫在“缅”文中只对刘景云冠以“先生”，对郭建伟冠以“先师”，对其师祖及师伯大喊小叫直呼其名，闫的道德竟沦丧到如此地步！在此我们要问你闫永发：郭长生是你“先师”郭建伟的什么人？高玉清又是你“先师”郭建伟的什么人？众所周知，武术讲武德，重师承。你把你“先师”说成是“国术馆合一通背传人”，那你“先师”在国术馆又师承于谁呢？通臂拳又是跟谁所学呢？按闫的逻辑“国术馆的传人”也就是在国术馆上学学的，没有师傅。如有师傅为什么含糊不做交待呢？
下面我将闫的“先师”郭建伟的情况向大家作一介绍。闫所说的“先师”郭建伟是我的师伯，在央馆学习期间名讳叫郭景春，在央馆待过的人都知道，在央馆只有景春，没有建伟。建伟名讳是景春师伯解放后回沧州所称呼的名字。请看《沧州武术志》对郭景春师伯的记载：“郭景春(1916～1987年)，又名建伟，沧州市里人。郭8岁从师杨昆山习燕青拳法。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去南京中央国术馆为学员。经郭锡山、孙玉铭介绍向郭长生习通臂劈挂拳。因其身细腿长，天资聪慧，练功刻苦，长进甚快，他之技击为馆内佼佼者。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在南京参加武术比赛，获散打之冠。”通篇根本没有向刘景云前辈学拳的记载。再看看后人及弟子为建伟师伯所立功德碑的碑文：“郭建伟先生字景春。沧州人氏，生于1916年，卒于1986年享年七十岁。少年从师杨昆山先生习武。1934年考入中央国术馆，受业与武林宗师郭长生老前辈研习通臂拳。”通篇碑文也没有向刘景云前辈学拳的记载。但值得大家注意的是闫辈竟将建伟师伯在南京散手比赛夺冠的时间提前到1933年，要知道建伟师伯于1934年时年18岁考入中央国术馆。1936年参加南京武术比赛夺冠。闫竟篡改为1933年，还胡说凭借刘景云的“先进的拳法及步法”荣获全国散打第一名。大家一推敲就全明白了，1933年建伟师伯还在家乡跟杨昆山前辈习燕青拳呢！闫自以为编得天衣无缝，但是狐狸一定要露出尾巴，在2000年闫自己编的小册子《写真通背拳、劈挂拳》中闫永发是这样写的：“1936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通背拳六世传人郭建伟，力克群雄荣获‘长兵’、‘散手’二项全国第一名。”黑墨白纸，闫还说什么？而且在你自己的小册子里也根本找不到建伟师伯向刘景云前辈学拳的记载。故此闰在“缅”文中编造的郭建伟向刘景云学拳、学刀之说纯属子虚乌有，胡乱编造。
目前沧州所有的通臂门的传人都是我祖父郭长生前辈一人所传，郭前辈的亲传弟子健在者众多，通臂拳的历史和轶闻趣事从独流到保定、南京、沧州、天津、上海、杭州，大家都耳熟能详。郭前辈的艺业都是刘玉春前辈亲传，郭前辈跟刘前辈学艺，一跟就是八年。闫竟胡说练得是“通背架子”，难道刘前辈传拳，对自己的徒弟和孙子有别？有真假之分？闫永发抹黑竟抹到刘玉春祖师爷头上，其用心何其恶毒！
闫的第三个谎言就是否定在河北一带传承了几百年的***，将***篡改为“双手刀”。闫永发在“”后期开始习武，初在车辆厂从家父郭瑞林先生习通臂拳、劈挂拳，后从师伯郭建伟先生习通臂拳、在此期间与师叔郭瑞祥先生过从甚密曾以“父子称”。但是郭长生、刘景云诸前辈他根本没见过。闰竟在“缅”文中写道：“永远感激刘景云先生真传绝技双手刀之连环十六刀法。”闫又在此蒙人，还煞有介事地引经据典，不过却道听途说地听错了名字，将武术家程宗猷的名字错听成程冲猷，在其编的小册子里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此请你记清《单刀法选》的作者为程宗猷，字冲斗。《单刀法选》第一章第一句为“器名单刀”。明明叫单刀，单刀法选，闫竟牵强附会略加包装成了“双手刀”。还将河北连镇杨氏、桑园谢前辈、独流刘玉春前辈、刘景云前辈所传***都变成了双手刀法，并谎称在央馆郭建伟从刘景云得此刀法，这都是弥天大谎。桑园谢前辈所传***古谱现存我家，且应为明代版本。远的不说，谢前辈传给刘玉春前辈的是***，刘玉春前辈和任向荣前辈在保定曹锟卫队教的是***。在武术营***不是为战场杀敌所用，而是曹锟卫队仪仗队的护炮卫士所使。***刀体细长，仪仗队员执刀而立蔚为威武壮观。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中央国术馆编行的《国术周刊》第一百四十六・七期合刊《***考证》中写道：“程宗猷字冲斗者，编成书册，流传至今，盛行于河北一带。有名刘教习者，任政府武术队***教授，据云其术得之以山东德州桑园镇某老师。前中央国术馆教授郭长生，系刘教习密授故其技之玄奥，亦独冠侪辈云。”1986年第11期《中华武术》香港羊公先生的文章《通背拳与刘玉春》中也交待得非常明确：“刘师擅左把大枪、***、鹿角拐。”况且作者，也就是杨善耕先生应该是刘景云先生及任鹤山前辈传人。再看看闫自己编的小册子《写真》中关于***部分：***源流、***特点真考、***步法、***招法、***一路、***二路。写的都是***，其中内容都是郭长生前辈传下的东西。根本没有双手刀的称谓。关于***，***一路的内容与单刀法选的内容相近。但***二路为郭长生前辈集历代先贤之刀法编撰而成的实用及常用的刀法，这跟单刀法选又有别。如“黄闷刀”、“抱打劈”等这是单刀法选中所没有的。你闫永发练的***据我所知是在沧州胜利公园跟我的师叔郭忠仁先生学的，怎么***学到你的手里就成了双手刀呢？怎么谎称为刘景云所传，还“从不外传”。你闫永发算“里”，还是算“外”呢？目前全国演练***者溯其源流，一是在保定曹锟卫队刘玉春、任向荣前辈所传。二是在南京中央国术馆郭长生前辈所传。如果师伯郭建伟真的和刘景云学过***，你怎么还跟郭忠仁师叔学***呢？
至此一切都清楚了，闫永发在“缅”文中所写的，都是精心编造的谎言，是别有用心，另有企图的。闫拿古人说事，贬损先贤，篡改通臂拳传承历史，否定沧州通臂拳，被沧州通臂拳门人们讥讽为“带母改嫁”。郭建伟师伯的弟子们同意吗？没有一个同意的！郭建伟师伯生前常跟弟子们讲：“我老师郭爷留下的东西，再过100年也是最先进的。比赛如被别人赢了，我不怨老师，不怨老师传的东西，怨自己功夫不到，接着下工夫。”建伟师伯品德高尚，在沧州武术界有口皆碑。行伍期间，每逢回家探亲，必先到老师郭前辈
住处探望，后回其家探母。建伟师伯生前为维护沧州通臂拳门派的团结做出了很大贡献，反对在门派内部另立山头破坏团结。并常说：“欺师灭祖之人，终不得好报。”闫在沧州通臂各支系门人之间，制造分裂为其不能明言的目的服务。闫永发的所作所为在沧州已引起公愤。2010年1月14日郭长生前辈的关门弟子张建础先生召集沧州通臂拳各支系传人代表召开了联席会议，建伟师伯的长子郭燕坡兄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对闫败坏郭长生前辈、高玉清师伯、郭建伟师伯及沧州通臂的名声非常气愤、齐声谴责。大家一致要求通臂门众前辈，将闫从通臂门中清除出去。大家一致表示刘玉春、任向荣二前辈所传之通臂拳、***。不论独流、沧州、天津、上海、杭州的通臂传人，所传承的东西是一家，同门的东西各有风格也属正常，互相交流，互相切磋，互相学习才是正途，通臂拳的东西才能发扬光大。大家都知道，不论什么拳种都讲拳法、功法、步法。闫竟将其割裂开来，故弄玄虚，什么“通天教主”、“血通大功”、“双手刀之连环十六刀法”，什么“单传”、“秘传”、“从不外传”，什么“真正清楚的仍是凤毛麟角”。将通臂拳说得云山雾罩，如般。其目的就是利用虚假宣传，篡改历史，搅乱师承关系，拉旗做皮，假师伯之名另立山头，已达到树他自己的目的。不过郭长生前辈在沧州人心目中是参天大树，闫之流是一两只蚍蜉，闫这样搞来搞去，受到伤害的只有建伟师伯的名声，我师伯的英名就这样被同辈糟蹋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