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母亲是美术工作者。
家教特点：让孩子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培养孩子学会自己判断美丑
2001年1月，国内多家新闻媒体报道了一则消息，中国青年出版社即将出版一本20万字的长篇小说《再造地狱之门》，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不足17岁的高三少女金今，而且小说第一次就发行10万册，风头不让于当时书市正流行的《哈利·波特》中国版。
金今的这部超现实幻想小说讲述了4个高中学生偶然进入到一个非传统意义上的地狱，阎王是个少女，4个学生游历于地狱之中，用人类的真善美和爱心改造着地狱，最终在战争中将地狱变成了第二个伊甸园，而这4个人却为此付出了一切。金今在这个敞开的地狱之门中把人类的爱带到那里，再造了一个地狱之门。
有评论说，金今的小说融惊险、刺激、智慧、幽默于一体，既有大开大合的宏大史诗场面，又有纯洁浪漫的抒情华采，还有东方文化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肯定会赢得中国青少年读者包括成人读者的欢迎。金今先后用了6年的时间完成该书，从小学写到了高中。该书的书名由我国著名画家韩美林书写，封面画和书中丰富的漫画插图，都是该书的作者金今自己画的。这种图文并茂的小说，也引起了一些出版社和电影公司的注意。他们纷纷与金今接洽，要买断金今的漫画版权，有的公司甚至力邀金今加盟。
鼓励女儿发扬优点
金今的妈妈王红玫是搞美术的，经常在家里画画，开始时，金今总是在妈妈画画时抢妈妈的画笔和纸墨，常弄得妈妈无法进行工作。但妈妈从不训斥她，妈妈想了一个办法——置办自己的画画工具时，—定会置办两套，这样，金今抢走一套，自己还有一套备用的。一间屋子里，经常是两个人各画各的，互不干扰。（千万别随意指责孩子的调皮好动，它往往是孩子智慧的表现。这样的例子书中有好多处。）金今的画画技能多是在这种环境中“自学”的。有时，金今会让妈妈评价自己的“大作”，不管金今画成什么样，妈妈从不说她画得不好，而是指出哪一部分好。下次再看金今画的时候，细心的妈妈发现，金今好的地方多了，而差的地方自然就少了。
金今在上课的时候还有另一个“毛病”，在纸上“乱写”。老师讲课时，金今的脑子经常开小差，并且把自己的“胡思乱想”记在纸上。
小学毕业，金今考入了徐悲鸿中学，那里招收两个美术班，金今成了其中的一员。初中老师在讲解课文时，一些词汇只要金今感兴趣，她就会顺手“批注”，并且加上自己的理解在纸上肆意发挥。长期这样做，难免不被老师发现，老师发现后，将金今的纸条没收，连同她的“批注”一并撕毁扔掉。这使金今备感伤心，但是她又很无奈。后来金今在放纸条的地方放上了字典，字典作为学习用品放在课桌上，没有引起老师的怀疑，老师以为金今改掉了以往的“毛病”。然而，金今在上面是在从事以往的“工作”——按自己的理解做“眉批”。她的这些做法，最终还是被老师发现了，结果可想而知——请家长！老师这回真的生气了：这个学生真是不可救药了，她“作案”的手段越来越高了，瞧瞧吧！这就是她的课堂笔记，她的杰作。字典摆在了妈妈的面前。字典里面的空白处，已经密密麻麻地铺满了金今的“眉批”。金今妈妈不温不火地宽慰老师：“既然她改不掉老毛病，就由她去吧。她如果干扰了课堂，影响了其他同学的学习，那是不可饶恕的。”
“那倒没有，她只是闷头自己干。我发现她都很困难，其他同学看不到，也就谈不上干扰。”老师后来妥协并默许了。就这样，金今得以干自己愿意干的事，直到把那本字典的空白处彻底做满了“眉批”为止。
后来金今成了北师大附中文科试验班的学生。
陪伴女儿冷对机遇
金今的妈妈王红玫说，在金今的成长过程中，金今虽然抓住了许多机遇，同时也失去了许多机遇，可谓是有得有失。4岁时，金今已经画画了，并且画得不错。她有机会认识了我国著名画家韩美林，以后与韩美林成了好朋友，韩美林特别欣赏金今的画，经常送给金今一些画笔等绘画工具，甚至还给金今“压岁钱”。他们之间的这种忘年交一直持续到现在。自从认识了韩美林，金今的绘画水平有了飞跃的提高。
有一次，妈妈带她去雍和宫写生，一队外国游客路过，看到金今在画画，便驻足仔细欣赏。金今画完了，一个老外便通过翻译要以10美元的价格把画买下来。那时，王红玫还不知道能否把画出卖给外国人，她征询翻译的意见。要知道，当时王红玫的月薪只有100多元，而那时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是1∶10。翻译告诉王红玫但卖无妨，只要你们愿意。于是，那个老外高兴地得到了金今的画。后面的老外们一看，纷纷排起队来，等待购买金今的“产品”。金今却说什么也不画了，拉着妈妈就走。她就是这样，凡是自己愿意做的事，从不想让别人干预，一旦为了某种目的做某件事，她宁可放弃。
6岁时，妈妈带她到北京紫竹院公园玩，有一个外国老头在河边悠闲地坐着，垂柳、河边、老人，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图画。金今告诉妈妈，想过去跟老头说话。“你会英语吗？”妈妈问她。
“会呀？哈罗！”金今天真地说。
“好吧。你去吧。”妈妈丝毫不觉得金今的回答滑稽可笑，很认真地答应了。金今真的跟老外去“哈罗”了。他们之间手和口并用，交流才得以进行。“小朋友你好。你会什么呀，跟我说说看。”老头逗着金今。
金今也许想起了雍和宫写生遇到老外的那一幕，外国人喜欢画。她说：“我会画画！”说着便接过老外递给她的笔和纸画了起来。老外接过金今的画，连连称好：像毕加索的画风。他向金今索要。金今见他不提用钱来交换，便愉快地答应了。老外高兴万分。分手时告诉金今，他叫穆路士(音译)，是西班牙人，他留下了金今的地址和电话。
后来，金今真的接到了穆路士的电话和书信。就这样，金今与穆路士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金今常寄一些自己的画给穆路士。后来通过翻译得知，穆路士特别喜欢金今的画，他把金今寄给他的那些用毛笔画的现代画都挂在卧室里，逢人便讲他与“有毕加索风格的中国小画家”的交往。
有一次，翻译打电话邀请金今和妈妈到北京麦当劳吃饭。席间，翻译告诉王红玫和金今，穆路士是前世界银行行长，上次来华在北京一些大学讲学，他曾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这着实令王红玫吃惊不小。
穆路士提出让金今第二年到西班牙去留学。让金今多学—些英语，作为留学的前期准备。后来，由于阴差阳错，金今始终未能成行。
考进北师大附中还没开学时，母亲的一个大学同学带领一个美国中学校长来中国考察游览，顺便请金今母女在北京烤鸭店吃饭，那位校长就职于美国坎埔(音译)军事学院的附属中学，该校毕业生，多进入世界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席间，金今和他们聊得特别开心，校长不断被金今的连珠妙语打动。他后来说，进入我们学校的学生要求具备6条基本素质，现在金今已经具备了4条。如果金今愿意当我们学校的学生，可以免掉每年1.7万美元的学费，并且负责解决金今在美国的食宿问题。
饭桌上的话谁能当真呢？没想到，过了不久，金今真的收到了美国坎埔(音译）军事学院附属中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在去与不去的问题上，妈妈和金今都犹豫了。金今好不容易考上了北师大附中，可是，出国留学，又是一般人梦寐以求的。先办签证，去不去，以后再说。
母女俩拿着通知书就去了美国大使馆排队办理签证。事前她们没有咨询有关签证的具体注意事项。
结果是拒签。后来得知，美国对外国中学生进入美国留学是控制很严的，金今即便是在美国中学毕业也不足18岁，难免使对方产生“有移民倾向”。但金今想起签证的一幕，仍忿忿不平：使馆的签证官员盛气凌人，把前来签证的人当小偷一样审视。他们的挑剔目光，真让人受不了。等着吧，现在你们挑我，将来有一天我会挑你们的。金今暗暗发誓。
面对频频失去的机遇，金今显得很坦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永不为某种功利的东西所驱使，这是金今的一贯做事风格。
让女儿自己鉴别好坏
母亲王红玫为了自己的工作和金今的学习，购买了电脑。网上聊天，需要注册网名，金今起了一个有些妖艳的网名，那是一部美国电影的名字。很快，召来的多是中年的男性(虚拟的)网友，其中不乏心怀叵测者。
妈妈在金今上网的时候，经常坐在一边静观。除非金今问她，她只是“观棋不语”。连金今起的那个网名，她也不加品评，更不加阻止。她一直是这样，轻易不对金今错误的做法批评，只对好的方面给予鼓励。对金今妖艳的网名，她同样这样。忽然，电脑屏幕上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你真的是妖艳女郎吗？金今回头对妈妈一笑，她征询妈妈的意见，该如何回答。妈妈对金今说：你说，我是！有时候，有一些话题低级下流、放肆无比。有一天，金今终于忍无可忍地离开聊天室，她忿忿地对妈妈说：无聊透顶！怎么可以这样！
关键词：商标词 翻译 规则 方法 文化因素
abstract: trademarks and trademark dictions, as a part of language, are unavoidably influenced and restricted by the culture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nationalities. we can see through trademarks to get he abundant implications of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e. by proceeding with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characters of the trademark words and illustrating diction, cultural elements and methods of trademarks translation in details, 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e profou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marks and culture, and to put forward some proper translation so as to make the target language cater for the culture of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keyword: trademark dictions translation rules methods cultural elements
一 引言
语言作为文艺工作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两种不同民族的语言相互交流过程中，两个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取决于他们对于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实用文体的翻译也同样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商标，虽然看起来只有短短的几个字，它的翻译仍然摆脱不了文化因素的影响，其构成及翻译不仅体现了各自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也反映了各自国家和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商标的语言特点应该是简短、精练，以有限的文字体现商家的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以及某一产品的特点。在翻译实践中，了解原语与译入语之间的文化差异是首要的，要求我们要兼顾国外消费者的文化习惯和审美心理，了解各种文字在表达上的特点、忌讳、隐喻等。事实上，不仅商标本身的用词及命名包含着语言文化特征，其翻译过程----翻译前的准备，翻译细则，翻译具体方法，更渗透着文字翻译到文化翻译这一过程，包含多层面文化意义的转换。
二 商标词的语言文化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商标的创作与传播离不开文化，商标的命名者和接受者站在传播的两头，形式上传递的是商品信息，实质上传递的是一种文化信息， 以文字形式标识商品的一种符号，是产品形象的代表、质量的承诺也是一种传统文化艺术的体现，商标文化主要体现在风俗习惯、禁忌、宗教、心理、年龄、性别、区域等方面。
(一) 商标命名中的文化
一个商标的命名并不是很随便的，它也有一定的原则，其中尊重文化与跨越地理限制就是原则之一。 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消费者，其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存在一定差异，使得他们对同一商标的看法也会有所不同。在这一个国家是非常美好的意思，可是到了另一个国家其含义可能会完全相反。所以商标命名与社会文化紧密相连。
1 专有名词商标词
1.1 人名商标词
这种命名方式一般是采用企业创始人、产品发明人，专利权持有人命名产品，是国际惯用的商标命名方式。象ford, dupont, billette, goodyear, woolworth, tootal, bata等，这类商标侧重其纪念意义，但也并非尽然。如goodyear是采用公司创始人、硫化橡胶发明人charles goodyear 的姓氏构成，但该商标词可被看成是good year,会使人想到该公司产品的经久耐用。除此以外，人名商标词还包括采用贵族封号，如windsor, cheserfield, st julien, st bruno等，给商品平添一种华贵显赫的味道；采用圣徒名称，如：ajax(古希腊英雄),milo(古希腊大力士),flora(花神),dyane(战神)等，这种商标词目的在于喻示商品功效之大，或在于引起顾客美好的遐想。
1.2地名商标词
以商品产地命名商标也是经常采用的形式。champagne (香槟酒)是由法国香槟酒产地而得名。豪华饭店shangri_la (香格里拉)取自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文学作品《失去的地平线》中虚构的地名，其原址就在我国云南境内，终年春光常驻景色优美，是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这也是“香格里拉”遍布全球的魅力所在。
2 外来语商标词
源自外来语的商标词，是不同文化交融的结果。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孤立的，都会接纳新的东西，而外来的东西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商标词也一样， 进入异族文化的外来语商标词需要经过同化、吸收、改造的过程。如： sony索尼，源自于拉丁文sonus（意思是声音）;洗发剂shampoo(香波)源自印度语，意为“按摩、推拿”,指洗发时需用手轻轻揉搓，对头皮进行按摩，18世纪英国殖民者入侵印度之后，该词英语写作shampoo。
3 臆造商标词
商标设计人根据一定意图，借助某种构词法或完全按其主观臆想，凭空杜撰出来一些新词，也是一种常见的商标命名方式。其中某些有词的理据，有些则是凭空臆造。如：kodak,该公司创始人george eastman曾说：”k一直是我所偏爱的字母，它看上去有力而充满锐意，因此，我想采用的商标必须以k开头，然后寻找几个字母与它相匹配，最后以k结尾。”这样就产生了kodak。
4缩略商标词
这类商标词多是由企业名称、产品名称、产品成分或制造工艺等词语的首字母缩略词构成的。如：ge(美)电器，general electricity; se(英)牙膏，含有sodium和 ricinoleate. panasonic松下，pana—“全，整个，总”之意，--sonic“声音的”，整个词表示所有的声音。
(二) 商标语的文化心理取向
所谓文化心理，是指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以及行为准则。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决定着该民族的审美心理。
1文化取向：商标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不但具有一定的民族风俗，还呈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的魅力。英语商标大多取自宗教典故(尤其是基督教),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人名或地名，如eden (伊甸园),apollo (太阳神),nike (胜利之神),lincoln (美国总统)等无不体现出西方传统文化特征。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富，商标常取自诗词典故、传统格言、风俗习语等，如“红豆”服饰，“孔府”家酒，“同仁堂”药号，都呈现出浓厚的东方色彩。
2心理取向：如果一个商标读音动听，形象美丽，寓意美好，往往能引起人们对产品形成一种强烈、稳定和持久的心理偏爱，同时产生有益于商品销售的联想，从而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因此，商标的命名又具有一定的心理取向。例如，mayflower让人不禁想到五月鲜花之娇美；omega是希腊字母中的最后一个，给人以最终、最先进的联想。又如“中意”冰箱，叫人觉得称心如意；“派”牌时装，给人以气派、风度的感觉；迎合了人们追求高贵、大方的心理取向。
三 商标的翻译
1 翻译前的准备
商标名具有丰富的内涵，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要通过翻译完整地反映于译文中十分困难，这是由于中英文化背景差异巨大，必然导致文化因素的传递障碍。但是通过运用灵活的翻译手段做适当调整，当然是建立在熟悉中英文的文化背景和民族风俗的基础上，至少可以避免违背民族文化传统的译文出现。所以在商标名的翻译过程中首先要了解一定的文化背景。不但要熟悉本民族的文化，而且要熟悉其他民族的文化，熟悉其他民族人民审美心理；不然的话，就会在翻译中出现败笔。尊重不同民族和风俗习惯，且要适合当地的价值观念。
2商标翻译的原则
2.1 等效原则：由于商标是商品流通生产者或经营者为了使自己的商品流通同他人的商品流通相区别对待而使用的一种具有显著性的标记，其功能在于识别产品、提品信息、宣传产品、刺激消费、激起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因此衡量其翻译恰当与否的标准莫过于其功能的对等了， 从严复的“信、达、雅”到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再发展为傅雷的“神 似，形似”，无不说明翻译活动所遵循的对等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具有相当的难度。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博士认为，翻译的预期目的主要是 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风格、语言文化、社会因素等诸 方面达到对等。他衡量翻译的标准是看读者的反应，这就与商标翻译中功能的传达不谋而合。因此奈达的等效原则(principle of equivalence)理论完全适合于指导商标的翻译。
2.2 美学原则 等效原则在商标中的应用，从其等效程度来分，可分为完全对等和部分对等；从语义角度可分为形式等效和功能等效。在商标的翻译中，这种功能对等体现在翻译中要求的“三似”:意似、音似、形似， 而这“三似”,在我看来，正是商标翻译中需要达到的“意美、音美、形美”的基础， 这种方法在商标的汉译过程中显得更为重要。翻译的最终目的在于译者能让其读者最大程度地得到近似于原文那样的审美心理感受。商标翻译同样要力求译成的中英文商标音、意俱佳，给潜在的客户留下深刻的印象，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的产品英译就非常成功。产品商标“四通”译为“stone”,并非随意杜撰，而是遵循音译的翻译原则，不落俗套，易于联想。在源语文化里，“四通”具有多重文化内涵，在汉字处理上达到了音、形、义的完美统一。它含有“四通八达，无所不能”之意，既象征科技的尖端，信息的敏锐，也象征市场的广阔。同时，还暗示了中国文化中那种传统的商业心理“财源茂盛”之意。
2.3 跨文化中的商标翻译原则
2.3.1商标翻译要尊重和把握民族心理差异，洞察译名联想意义。
民族心理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衍变过程中由民族文化积淀而成的心理特征。由于各民族生态环境、衍变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各民族心理特征也必然不同，从而产生千姿百态的价值观念、联想意义和消费心理。翻译时，一定要事先了解商品是销往哪一个国家或地区，以便搞清楚哪些受欢迎，哪些又是应避讳的。如很多商标就以燕子来命名，因为它是“春天”、“生机”、“希望”的象征，然而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对燕子的好恶不尽相同。有些地方如果一个人肩上或手上落了一只燕子，则这人被认为活不了多久。
2.3.2注意政治经济内涵，弘扬各国优秀文化。
商标翻译过程中，译者会经常碰到一些政治经济等方面有特殊含义、容易引起负面联想的词语，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译者对相关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应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比如bear在现代经济术语中，可与market搭配，意为“行情下跌的市场”,俗称“淡市，跌市和熊市”。这样的词语在商标中不宜多用。
2.3.3确定消费群体，精选褒义词语。
制造商或销售商生产或推销某一产品时，都有比较明确的消费层次和销售对象。因此，商标词译名的发音和用字应尽可能与商品的市场定位及其所面向的消费群体相结合。好的商标译名，对消费者产生的心理影响尽管是无形的，但却是极其深远巨大的。如：vichy(薇姿)、slek(舒蕾)等选用女性喜爱的字眼。
2.3.4结合商品特征，反映商品信息。
作为营销策略之一的商标译名，必须有能反映商品特征、促进销售的功能。 比如德国bmw轿车驰名世界，其中文译名为“宝马”,令人不禁想起“万马奔腾”、“马到成功”、“一马平川”等美好的词语。译名“宝马”既标志该公司在发动机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也巧妙地与轿车的商品特征相结合，显示其超凡操控与平稳安逸的个性风采。“坐奔驰，开宝马”已成为中国广大车迷的向往。
2.3.5语言朴实规范，节奏简练明快。
总之，在跨文化交际中， 商标翻译最重要的目标是让广大消费者通过译名“一劳永逸”地记住自己所代表的商品，建立长久深远的销售网络。为此，商标译名就必须朴实规范、简单易记、形象生动。如clean＆clear (可伶可利)洗面奶，e＆you(伊可爱)服装，joy＆peace(真美诗)皮鞋，martin·veber (韦乐)时装等。然而目前市场上很多商标译名又长又让人不知所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销售与消费。如“红梅”译成red plum blossom.,“山水”译成shang shui brand,“白云山”译成white cloud and mountain等等。
商标是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商标译者只有站在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准确把握表层文化和深层文化，才能将商品的物质价值转变成抽象的精神价值，并通过精神价值让消费者了解商品的物质价值，实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融。
3 商标文化与翻译法
就文化差异与翻译的关系，目前翻译界讨论最多的就是异化(foreignization)与同化(domestication)翻译策略的选用问题。异化翻译法主张译文应以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同化翻译法则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这两种翻译策略就是建立在目的语与来源语各自的文化存在着共性，并有其各自的个性之上。而在商标的翻译中，跨文化差异意识直接影响着上述两种翻译策略的选用。笔者认为，当商标的基本概念在来源语与目的语文化中相一致的时候，商标原来的意象、概念和风味应予以保留，即采用异化翻译法；而当商标的概念在两种文化中产生文化差异时，翻译者应当尊重目的语市场中的文化，采用同化翻译法将商标翻译成目的语市场的语言。在商标翻译中，如何斟酌文化差异因素对译文的影响，而采用恰当的语言文字传达原商标的意义内涵牵涉到恰如其分地使用翻译策略。
下面笔者将结合实例对异化翻译法和同化翻译法在商标翻译中的运用进行分析。
3.1异化翻译策略的运用：商标的完全音译及直译都属于异化翻译策略的一种。
3.1.1音译译法是商标从原语译入目的语的惯用手法之一。好的商标译名，即使音译，同时也尊重和照顾不同民族心理的文化个性，增加文化信息含量，使商品在对外宣传营销活动中价值倍增，商机无限。此法简便易用，灵活机动。pepsi (pepsine的缩写形式)的原意为“胃蛋白酶”,为一种消化剂。“pepsi cola”音译为“百事可乐”,将原语文化中的产品原料信息转换为符合汉民族文化心理的信息，吻合了汉民族崇尚吉祥、万事如意的心愿，从而敲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美国运动鞋“nike”,译为“耐克”,使中国人感觉“抗磨耐穿”,更符合中国人的消费心理。如中国“海尔”牌电器，“海尔”在汉语中不是一个独立的词语，也不包含什么文化信息，但采用谐音法译为haier后，很容易令人想到high的比较级higher，这就表达了海尔人的一种精神锐意创新、勇往直前、永不知足的创新精神；同时，也表达了海尔人坚持产品质量“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务实精神。
3.1.2直译法：中西文化中共有的概念和信息，在商标品牌互译中几乎可以直译。美国著名的微电脑公司商标“apple”,如取音译为“埃波尔”,既无文化信息，又令人不知所云，汉语中对等翻译直译为“苹果”,虽然与微电脑毫无联系，但该译名简短易记，并用招人喜爱的红苹果给引人瞩目的微电脑取名，令人耳目一新，足见当年译者之诙谐与幽默。
3.2同化翻译法在商标翻译中的运用，最通常的方法是意译。采用这种方法至少应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目标语言中有与原文相对应的词汇；其次，目标语言中对应的词汇反映了与原语言相同或等效的涵义，或起到相当的效果。如中国的“白象”品牌译成white elephant，在国外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虽然我们把“象”作为吉祥的象征，喜欢“万象更新”的景象，但在英语国家中white elephant是大而无用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妨将“白象”译成silver elephant，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了。此外还有音义合璧译法，它是传达商标神韵的有效手段。所谓音义合璧又可称为谐音取义，即并非严格准确地按照音译，而是取与原商标牌名发音大致相近的谐音，赋予译名实际意义，利用汉字所蕴含的多义文化信息，诱导接受信息者产生种种联想和遐想，起到跨文化营销的理想效果。如驰名中外的瑞士咖啡商标“nescafe”意译成“雀巢”就比音译或直译生动活泼。对于西方消费对象来说，该商标“nescafe”一目了然，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商品的功能和特点，体现了商品的“风韵”。对于中国顾客来说，该商标译名响亮顺口，意在言外，匠心独到。“王朝”牌葡萄酒的英文商标“dynasty”，使人一看便知是陈年好酒。而“forever”一词则非常恰当地为“永久”牌自行车作了“经久耐用，直至永远”的活广告。
3.3语意调整方法或简称归化法的文化因素：这种方法也是商标的翻译方法之一，并且是与文化连接最紧密的方法， 指的是译语在受到社会文化差异的束缚时，不得不舍弃原文的字面意义，以求得译文与原文在文化上的沟通和等效。他传达信息的载体要完全融入到目标语言的文化习俗与文字特点当中去，并彻底地摆脱了原语言的约束，但并非完全屏弃原文化的内涵。如rejoice(洗发水)译成“飘柔”，是完全没有考虑原词的含义，而根据产品的性能和用途进行的调整和再创造。译后的商标很符合产品的特征，充分说明了产品的特点(用后头发更飘更柔),使人产生很好的联想。而且也不违背原文字的内涵， rejoice(高兴)用了它-----使人神清气爽，兴致勃发，有“飘柔”更自信。master---card(信用卡)译成“万事达”,使人感到用了它就会“万事通达，一卡在手万事无忧”，体现了它的功用。
3.4减字译法：无论是英文商标还是中文商标，简洁醒目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商标往往具有语言优雅、节奏感强、富有韵律、易识易记、悦耳怡心之特点，因而翻译时应将冗长难记的原语商标进行裁减，吻合受众国民族文化心理和欣赏水平。瑞典手机品牌“ericson”刚进入中国市场时，根据发音，译为“爱瑞克森”,该译名既拗口又冗长，平淡无奇，毫无特色，营销效果不佳。后经专家点拨，把“克”字去掉，同时把较为浑浊模棱两可的“瑞”字改为“立”,“森”字改为“信”,脱胎换骨般成了“爱立信”,简洁明快，并有“真诚可信”之内涵。该译名很快深入人心，广为传播，美名远扬。眼镜商标“bush＆lomb”为公司创立者的姓名，译者根据中国顾客的购物心理和文化环境，以及崇尚知识的心态，大胆地译为“博士伦”(隐形眼镜),真是独具匠心。
3.5补偿法：这种方法指的是将源语词汇音译为目的语词汇时兼能产生恰到好处的意义，以补偿翻译过程所导致的译义损失。这种译法能给目的语读者产生一定的联想，从而加深对源语词汇的理解和印象。这一方法多用于商标词的翻译：coca cola被译为“可口可乐”便相当生动地汉语读者联想到这种饮品给人带来的清爽感、愉悦感？即“可口”又“可乐”。其名其实有一种猝然相遇、默然相契的恰好感，head&shoulders洗发水，原来音译为“伦仙度丝”既烦琐又指代不明，远不如现在的译名“海飞丝”形象优美，更能体现产品的特色，类似的还有philp(菲利普)、whisper(护舒宝)、safeguard(舒服佳)等。 四 结语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感受到：商标是语言文字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体，从其命名开始便与文化紧密相联，因此完全不考虑文化的翻译不是好翻译。准确的商标翻译除了遵循两种语言的翻译原则和规律外，还必须注重研究与两种语言相关的文化因素，特别是译入语国家的文化因素。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商标译名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上述中外商标翻译的五种策略和方法，并非绝对的译法定位，只是相对归类。同时，国际商贸的许多事实证明，一些商品的商标品牌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备受众多消费者喜爱，其中商标的创造性翻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些商标成功的翻译是与重视两种异质文化的研究和理解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 包惠南。 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 步雅云。商标翻译的“同化”与“异化”[j].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4).
[3] 高廷健。 商标汉译需要了解点背景知识[j]. 上海科技翻译，1989，(3).
[4] 郭建红 黄田。语言学与跨文化交际中的品牌文化。求索，2004,(4).
[5] 贺川生。商标英语[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7.
[6] 黄瑞红。商标翻译的方法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
[7] 蒋磊。文化差异与商标翻译的语用失误[j].中国科技翻译，2002,(3).
[8] 刘夏菲。商标翻译的对等原则[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3,(12).
[9] 沈继诚。论汉语商标词英译的标准及对策[j].温州大学学报，2002,(3).
[10] 吴晶。 论商标翻译的文化因素[j]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2).
[11] 许金杞。 意美、音美、形美[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 (10).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70年前的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并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万中国同胞罹难。当年国际友人德国商人约翰・拉贝(John H・D・Rabe)和美国史密斯博士(Lewis S・c・Smythe)等西方人士小满日军暴行，深深同情受难的中国人民。建立了一个临时庇护所――国际救济委员会安全区。与此同时，在南京郊区的栖霞山麓，刚建成的中国商办企业江南水泥厂也筹建了难民营。南京安全区和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成了日军侵占下南京地区的“诺亚方舟”。
昆德父子与中国的两世情谊
卡尔・昆德及其父汉斯・昆德是德国人，汉斯・昆德1900年被唐山细绵土厂聘为技师。细绵上厂和开平矿务局都是官办企业。八国联军之役后，开平矿务局和细绵土厂均人英人之手。所幸细绵土厂的案据要件都保留在昆德手中。英人百般向他索取，“彼坚不付与，谓‘此乃中国产业，不能相授’”。凭此产权凭证，经与英人交涉，细绵土厂得于1906年收回。而开平矿务局却未能收回，成了英商企业。
细绵土厂收回次年即改为启新洋灰公司，由官办改为商办，设有董市会，股民会等。汉斯・昆德仍留厂工作，全家定居唐山。
他随父被遗返，之后又随父同到启新厂。他在日军侵占南京时，临危受命，与丹麦人辛波(B・A・Sinadberg)一起赶到江南水泥厂，担负起保护工厂救助我受难同胞责任。卡尔・昆德母子曾送给南京人民的照片拷叭就是在这段时间拍摄的。
陈范有受命筹建
江南水泥厂
启新洋灰公司很快堀起，成为北方筇一大民营企业，也成了中国最大的水泥生产企业。此时总经理周学熙和总务经理陈一甫先后卸职，毕业于北洋大学上木工程系的陈一甫之子陈范有开始参与该厂高层领导。
止当启新公司迅速发展，准备扩大规模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三省。1933年，亲日的冀东伪政府成立，唐山沦为日本势力范围。启新公司不得不放弃原地扩建的计划，决定在南方寻找安全之所另建新厂，“一则以避敌日之锋，一则以就近市场”。(陈范有，1949年12月31日，《江南水泥厂公司之历史与内容及拟为政府部分加工之建议》)。
经过勘察，决定选址南京(木西)霞山东麓建厂。1935年5月，江南水泥厂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原肩新公司全体股东以上年度返回本年度应分股利及职工应得之红利充作公司股金，选举颜惠卿为董事长，袁心武、王仲刘、陈范有三人均为常务董事。董事会指派陈范有负责江南水泥厂的筹建工作。
陈范有，名汝良，安徽石埭县(今石台县)人。1898年出生于天津1912年入南开中学，1921年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1933年任启新洋灰公司协理。
自负责江南水泥厂筹建工一作后，陈范有始终起着决策暂和领导人的作用，他苦心孤诣，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与智慧，从容应对各种问题。南京被日军占领后，他坚持小资敌，不合作，与日敌和汪伪展开钊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不开工，八年抗战中，日军从这罩没有获得他们急需的战略物资――水泥。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光大集团名誉董事长王光英指出：“这是小见硝烟的战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抗日战争，显示了陈范有和他的同仁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情操”
殚精竭虑护工厂 针锋相对斗日敌
江南水泥厂竣工后，机器也安装就绪，已具备了开工条件。陈范有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支持工厂开工，“俾生产水泥，以为巩固国防之用、”同时写信嘱咐“关于吾厂拟开机之事，请暂时勿对外宣传”。这为日后应对日军争取了主动。
随着淞沪战事日益吃紧，南京岌岌可危。面对如此情势，经陈范有等磋商，天津启新董事会决定坚决不与日方合作，并没法竭尽可能保护工厂。首先，江南董事会派德国人卡尔・昆德、丹麦人辛波分别从津沪两地急赴江南水泥厂护厂。江南水泥厂之设备均购自丹麦史密芝公司(水泥生产设备)和德团惮臣洋行(电器设备)，当时与丹麦史密芝公司所订合同，签约时“付款八成，其余二成计壹万肆千余英镑。暂行借欠”。因货款未清，设法由供货之两同公司代表前来保护工厂财产，是极合乎情理的应对之策。
卡尔・昆德当时任唐山启新陶瓷厂经理，他“与启新有两世之交，启新待之甚厚，战欲借此机会，以报前恩”，所以他奉命后立即带译员颜柳风赴沪，并会同辛波及英语翻译李玉麟于12月4日，在日军攻占南京前9天抵达南京(木西)霞山江南水泥厂。
辛波1911年2月19日出生于丹麦奥尔湖斯市，会法、德、英语，曾在上海一家大饭店工作过，据他在家信中说，他曾为访沪的卓别林报务过。日军占领上海时期，他是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布鲁克・史帝芬的司机。布鲁克・史帝芬被日军子弹击中牺牲后，他应江南水泥厂公司之聘，便以丹麦史密芝公司代表身份，与昆德一起赴南京，会同江南水泥厂留守人员，组织护厂队。护厂队配备枪支、狼狗，日夜在厂区巡逻。
其次，启新董事会作了第二手准备，密嘱江南厂领导疏散人员和转移重要器材图纸、账册，一部分机器拆散就地藏匿，重要图纸、账册随人员向内地转移，万一日军武力占厂，可以免被敌人利用。
日占区里的“诺亚办舟”
卡尔・昆德抵厂后，佯以德国禅臣洋行代表被任命为江南水泥厂厂长。他们在工厂前后各坚一旗杆，旗杆高及三楼。每天挂起丹、德两国旗帜。在工厂房顶画上丹麦和德国国旗，防日机轰炸。
日军攻占南京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奸女，无恶不作。为躲避日军杀戮，人们纷纷寻找避难场所。当年德国商人约翰・托贝和美国史密斯博士等两方人士，在南京建立起国际救济委员会安全区。国际安全区成了大批难民的临时庇护所，拯救了25万中同同胞。而存南京(木西)霞山麓，以中同人为主，由中国人策划，由中国人出资的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成了日军侵占下南京地区的又一个“诺亚方舟”。 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前后共收留难民3万多人，他们都来自南京周边，有许多是沿沪宁铁路过来的沪、苏、锡、常难民。据当时江南水泥厂留厂人员徐莘农女儿徐尔欣回忆：水泥厂附近有个柄霞火车站，“他们过来很方便，过来以后厂里就接待他们”，“没有任何条件，只要叫那门就能进来，只要来了，就可以留下来。”
厂里造有两排二层工房，原来是作工人宿舍的，这时都给难民居住。住工人宿舍的难民都足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有家室的，其余的则都住在厂区临时搭建的大批简易工棚内。当时搭的工棚就有二三万平方米。
住的问题解决了，吃是更大的问题，据徐莘农给家中的信上说，最多时一天粮食要1500公斤。这些钱都是由厂里支付的。1938年3月19日，陈范有写信给赵庆杰、庾宗少林、孙柏轩，关照厂里“吾厂难民日增”，“宜没法救济”。当时厂里有一笔开工资金，是徐莘农冒着生命危险东躲保护的大量黄金、银元(计价值一万块大洋的黄金和一千多观大洋)。这笔钱便成了难民营最可靠的经济保障。
为了防偷防盗，维护安全，难民们编成12个组，自选代表进行管理。工厂职工电分组轮流值班巡逻，发现有缺衣少被的，就设法请人捐助或相互调剂共度难关。
难民营还有一些是溃散的抗日军人，他们是日军抓捕的对象。厂里就让他们换上老百姓的服装，给他们治伤，伤愈后赠给路费，让他们早早回家。当年廖耀湘与部队失散后躲入栖霞寺。栖霞寺方丈发觉寺中常有日军前来搜查，不安全，就把他转移到江南水泥厂。厂里怕人多口杂走漏风声，便给他化妆改扮后，赠给路费，把他安全送走。
为阻止日军侵扰，在难民居住的地方插有丹麦和德国旗帜。难民中有人病了，厂里有简易诊所给予诊治。当得知难民家乡稍平静后，厂里就设法送他们回家，回乡后遇局势变化，他们又可回江南难民营。这样一批一批，出出进进，直到1938年五、六月难民才全部离去。
为奖励护厂及救勘难民有功人员，陈范有于1944年11月23日与袁心武联署致函江南厂庾宗滟、孙柏轩，嘱对沈济华、颜柳风两人给予特别奖励，计沈18000元，颜25000元。卡尔・昆德也同时收到特殊酬劳。
国际友人的义举
国际友人昆德和辛波深深同情受难的中国人民，他们为难民所做的一切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辛波存参与组建难民营的同时，拍摄了大量照片，纪录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种种罪行，并设法在美国发表，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暴行。1938年1月14日，辛波为挽救一个被日军炸伤的儿童，开摩托车送其进城医治，存中山门被日军阻拦。他又不顾个人安危，绕道太平门。冒险通过岗哨，把孩了送到鼓楼医院救治。辛波还同医院联系，由医院先派两名护士，后又请了一名医生，一名医生助理进厂，为难民诊治疾病。辛波于1938年3月离厂后，另有丹麦史密芝公司派纳尔森赴厂接替。
卡尔・昆德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因长期生活住中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平时不苟言笑，做事认真负责，凡有日本兵来厂寻事，都山他出面交涉，日军顾忌他的德籍背景，不敢贸然侵扰。柄霞寺长老写了一封“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的信，痛斥日军暴行。昆德把它译成德文，由辛波送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德国西门子公司经拉贝手中。这封信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广泛干和深远的影响。它向全世界公开揭露了日军的暴行。1937年一个冬夜，日军纵火焚烧江南水泥厂附近的摄山镇，并架起机枪，不准百姓抢救。昆德闻讯便带领工厂留守人员和译员，扛起了德国旗帜前往救援。他严正告诉日军，这是厂的附属地区，负责工厂食品供应，你们不能侵扰。日军无奈，只得悻悻离去，全镇房屋才免遭一炬。昆德因“佯以出售机器之禅臣(德商)洋行代表名义驻厂掩护，故柄霞沦陷，商厂未被敌日占领”等原因(见江南水泥厂经理庾宗淋、副经理孙柏轩给南京市政府申请留用昆德不遣返的报告)，抗战胖利后，南南京市政府批复同意，得免于遣返回德，准厂继续延用，直到1950年，昆德一家才离开南京返回他自己的国家。对此卡尔・昆德夫人满怀深情地说，二战结束以后，中国人不但没将他们馈送回国，还给她的丈夫颁发了一枚红十字勋章。他们很感谢中国人。
重建工厂 喜获新生
日军占领南京期间，以联营、包销、军管种种名目，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必欲逼迫江南厂为其所用。江南厂上下一致，戮力同心，不为利动，不怕威吓，巧与周旋，日军图谋始终不能得逞。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战局不利，更加紧刘中国战略物资的掠夺。他们狗急跳墙，与汪伪勾结、武力进厂，拆卸机器，欲运往山东张店，作制铝之设备。从1943年12月23日至1944年10月，江南水泥厂机器发备被先后分三批拆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陈范有和他的同仁10年苦心经营的工厂，至此被日敌破坏殆尽。1944年2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二版以《敌“没收”沦陷区工厂》为题对此作了报道，揭露日军的罪行。抗战胜利，山河重光，原以为江南厂可以绝处逢生，时任江南水泥厂总公司总经理的陈范有满怀信心，积极筹资，重建工厂，又因通货膨胀，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增资扩股，募集资金，后因输电线路工程迁延时日，电厂输电等问题未能解决，以致历尽艰辛困难之筹备工作三年未自成效。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扶助利于国家建设之工业，给江南厂多方面便利。但百废待举，供电仍是个大问题。没有电力，机器无法转动，陈范有与曾是南开中学前后届同学，此时便致函总理，请求解决供电问题。在南京军管会和南京建设局的支持协调下，电力问题妥善解决，江南水泥厂顺利进行试车，1950年9月17日，经过了15年4个月漫长曲折之路，江南水泥厂终于迎来新生，开工那天，江南水泥公司创始人总经理陈范有亲自点火，“巨型璇窑渐渐转动，栖霞山上冒起缕缕青烟”。(见1950年9月19日南京《新华日报》第三版《人民政府积极扶助下，柄霞山江南水泥厂开工》)。
在沈志远诞辰110周年之际，回首往事，我们从沈先生的沉浮中又能有怎样的感悟呢？
：你是人民的哲学家
1902年1月，沈志远出生于浙江萧山。11岁时到杭州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附小、浙江省立一中。爆发时，沈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劝告退学”，后考入交大附中，结识了在交大大学部学习的侯绍裘。1924年8月，沈志远到侯绍裘任校长的松江景贤女中教书。1925年经侯绍裘介绍，沈志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沈志远受中共上海党组织的派遣，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6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选送到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当研究生。其间，沈志远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中文书刊编译处编译《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并参加《列宁选集》中文版的编译工作。1931年底，沈志远将在苏联出生年仅四岁的儿子寄放在国际儿童院，只身返回了上海。
多年以后，沈志远曾对家人谈起在莫斯科时的风风雨雨。那时正值肃反，有的同学今天还谈笑风生，明天便杳无踪影，于是心有余悸的沈志远便埋头苦读，发奋学习，对时局从不过问。
1932年起，沈志远先后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委员、中央文委委员，还在上海暨南大学和北京大学商学院任教。他是社会科学家联盟的重要成员，担任过社联常委，曾为社联创办并主编《新文化》杂志，这个刊物仅出版两期，就被查封了。
沈志远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与辩证法》，就是1932年他在社联工作时完成的。1933年，北京笔耕堂书店出版了沈志远编写的《新哲学词典》，收录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这本书出版后，《读书与出版》杂志立即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书是给青年自修新哲学用的一本好书，它把现代哲学的骨干完全清晰地浮雕出来了，完全用通俗而简明的形式写成的，在大众生活过程中用以指导实践的认识体系。”据不完全统计，该书再版达15次之多，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宣传的一部成功之作。
沈志远还翻译了不少哲学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苏联米丁等人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其上册《辩证唯物论》被《读书月报》誉为“实在是一本最好的辩证唯物论教科书”。1937年春夏之交，曾认真阅读过这本译著，留下了二千六百余字的批示。二十年后，在中南海的一个晚会上，握着沈先生的手说：“你是人民的哲学家。”
沈志远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造诣很深，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他的第一部经济著作是1933年出版的《计划经济学大纲》。
沈志远的成名之作，是1934年5月由北平经济学社出版的《新经济学大纲》。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著。这本书出版后，立刻得到进步舆论界的好评，被《读书与出版》杂志誉为“荒野里一株冷艳的山花”。
沈志远的另一部经济学代表作是1937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近代经济学说史》，是他根据自己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时的讲义修订而成的。到 1950 年，该书先后出版过七次。
：你留在党外作用更大
1933年夏，沈志远和中共脱离了组织关系。个中原因，据沈骥如回忆，是年3至6月，沈志远患上了伤寒，病愈以后，他去见单线联系人，走进弄堂，抬头一看，窗台上的联络暗号——一盆鲜花不见了。
抗日战争期间，沈志远和有过多次接触。1940年夏，从苏联医治骨伤返回重庆，曾亲口告诉他：你的儿子在莫斯科生活得很好。他曾提出恢复组织关系，说“你留在党外作用更大”。
1944年10月，沈志远经沈钧儒、马哲民介绍加入了民盟。次年10月，民盟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当选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受民盟中央委托来沪筹建民盟组织。1946年2月20日，民盟上海市支部筹备委员会成立，他被推举为召集人。7月17日，沈志远匆匆赶往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住所，请他出席民盟的一个重要集会。不料时隔七天，陶先生猝发脑溢血逝世。沈志远怀着悲愤的心情，告别上海，前往香港。
在香港他积极从事民盟工作，继续主编《理论与现实》。当时，由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民主人士出面创办的达德学院已经开学，沈志远是该校商业经济系主任。达德学院公开支持国内的爱国民主运动，先后有二百余名学生投身祖国的解放事业，为此献出生命的有18人。
1948年1月，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港召开。会议宣布与中共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建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沈志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参与起草了《三中全会紧急声明》、《三中全会政治报告》、《三中全会宣言》等重要文献。
当时，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罗隆基被软禁在上海，沈志远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在他和黄药眠、陆诒的努力下，《光明报》得以复刊。那时他们三人都是达德学院的教授，为照顾他们，学院特意把课程安排在两天之中，每周总有一个晚上同住一间宿舍，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商量编辑工作。
1949年2月25日，沈志远等35人由林伯渠陪同乘“天津解放号”专车由沈阳抵达北平。车站上鼓乐喧天，一些曾在重庆、南京、上海工作过青年人兴奋地将沈钧儒、郭沫若高高抬起。75岁的沈钧儒眼中闪着泪花，沈志远的眼睛也湿润了……
在筹备新政协的过程中，沈志远参加了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是共同纲领起草小组成员。第一届新政协会议召开时，沈志远作为救国会代表，出席了会议，并担任了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沈志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被聘为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国家出版总署草创时期，沈志远是编译局局长，在他的领导下，编译局制定了全国翻译工作计划，召开了首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创办了《翻译通报》，出版了解放前《全国翻译图书目录》。
徐铸成：他始终保持书生本色
1951年初，沈志远被调到上海，他的晚年是在上海度过的。
解放前夕，民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彭文应因身份暴露，险遭逮捕，市支部决定由冯亦代主任委员的职务。上海解放后，民盟华东区执行部指定闵刚侯担任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次年1月，闵去北京，民盟中央指派刘思慕任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考虑到当时上海民盟内部问题颇多，矛盾不少，刘思慕没有到职。在这种情况下，民盟中央常委李文宜提议调沈志远去上海主持民盟工作。当时沈志远已被内定燕京大学校长，他对李文宜的提议表示为难，李文宜说：“燕大校长固然重要，但上海全市的知识分子能团结在党的周围，那不是更好吗？”
沈志远到沪后即参加了上海市第一次盟员大会的筹备工作。他多次与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刘人寿同志协商，还亲自作苏延宾、彭文应、孙大雨等人的工作，几经努力，终于使盟员大会顺利举行。在这次大会上，沈志远当选为民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
解放初上海民盟成员共341人，到1951年9月底481人，虽有发展，但与形势的需要尚有一定的距离。为推动上海民盟的发展，沈志远以参加座谈、个别谈心、上门走访等方式，吸收了一批文教界有地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加入民盟。来沪不久，他出席了有陈望道、周谷城、陈白尘、章靳以、马侣贤、许杰等人参加的座谈。他说：“我要重复指出，民盟不是资本主义的政党，代表某些集团的狭隘利益，而是为全体人民的基本利益奋斗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团体。在座诸位都是在文化教育界学术界有地位，对民主斗争有历史的先进人士，希望大家都能参加到民主同盟里来共同负责领导，在中共领导下为发展和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而奋斗。民盟现在的缺点还很多，组织不够健全，工作不够完善，特别邀请各位先生充实我们的阵容。希望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指正。”一席话，情真意切，使在座者无不动容。
徐铸成晚年回忆说：我一向以无党无派为标榜，经他耐心的劝说，才于1951年参加了民盟，他是我的引路人。他当时在知识分子中，威信是很高的。
在沈志远的领导下，上海民盟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团结调动广大盟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面貌焕然一新，工作大有起色，到1957年底，上海民盟成员达3381人。至今许多盟员还在怀念沈志远，怀念在他的领导下，上海民盟朝气蓬勃，盟务工作兴旺发达的那个时期。
195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沈志远衷心拥护。同年11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指出，这个方针“是调动各方面力量、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办法”。在这篇文章中，沈志远特别强调，“派的同志不能因为强调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而把自己的党派设想成为类似资产阶级国家的‘在野党’或‘反对党’，对于共产党来一个‘分庭抗礼’”。
1957年春，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在上海民盟全体干部大会上作了为时两小时的动员报告。他说：“我们党外人士，特别是党外的知识分子，在党的号召下要鼓起勇气，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真理我们不必患得患失，我们不必害怕什么，我们要把自己发现的问题，发现的不合理的现象和错误的作风，向党提出来，向党倾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党进行整风。这就是爱护党的具体表现。”不久，一场严重扩大化的反斗争波及全国，沈志远被错划为。这突如其来的挫折，像晴天霹雳，似六月大雪，让沈志远难以承受。就像一个热爱母亲的儿子，突然被指责为背叛亲娘的逆子，他感情又如何承受得了呢？沈志远告诉一二个知己，当他被迫写交待，写到“我沈志远犯了反人民的罪行”这几个字的时候，他的手在发抖，笔重千钧，因为他在作违心之言，是自诬，是撒谎，是在坦白他没有做过的事，是在交待他没有想过的念头。
沈志远的遭遇让许多人困惑不解。当时的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就曾对人说：沈志远、柳湜等过去都是老朋友，做过许多工作，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相信党做事最后总是宽的。1958年4月，沈老来沪参加民盟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专 www.huzhidao.com 门约见了沈志远。他诚挚地说：“我最初学马列主义，都是从你的书里学到的，你是我的老师。不要灰心丧志，应该在考验中振作起来，你将来仍然是我的老师。”
在身处逆境的日子里，沈志远得到了党内外不少同志的关心和鼓励。六十年代初，吴玉章就曾写信给沈志远，向他索借《理论与现实》，宦乡也曾复信给沈志远，支持他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史良、胡愈之都曾对沈志远表示鼓励。沈志远的日记中还记录道，1961年1月19日一次会议的午饭后，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和他坐在一起，“态度非常自然地谈起了在苏联时斯大林领导的反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斗争情况，完全没有一点奚落敷衍的态度，而是作为一个熟识的同志同我闲谈问题。”这一切，对沈志远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1962年4月，沈志远去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亲耳聆听了同志代表中央检讨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肯定派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的发言，深受鼓舞。他与千家驹、陈翰笙、彭迪先、关梦温、吴半农联合发言，主张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市场。当年7月，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他又直言不讳，“我们往往强调了不断革命论，却忽略了它的相对稳定性；强调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却忽略了客观可能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必要性；强调了政治思想教育，却不大重视物质利益原则；我们非历史主义地夸大了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而忽视了它是作为‘按资分配’、‘不劳而获’资产阶级法权的对立物而存在的道理；我们谈生产关系的改革比较多，而谈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则比较少；强调上层建筑比较多，注意经济基础的决定意义则比较少……”同年8月，沈志远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旗帜鲜明地指出：“按劳分配是谁也无法躲避、改变或违抗的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他打算发表10篇文章，就主观意志与客观规律、政治思想与物质利益等问题发表意见。朋友们为他担扰，他却笑着说：“我是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有意见就应该贡献出来。”
沈志远参加政治活动多年，却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趋时，不媚世；不见风使舵，不巧于逢迎。他万万没有想到，《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发表后，柯庆施就在一次会议上说：“分子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从1962年9月起，沈志远遭到了无情的批判。1964年9月至12月，批判达到了高峰，每个星期他要被批判两个下午，血压200/120，脚已无法站稳。当他抑止不住，满腔悲愤，流下眼泪时，那些批判他的人竟然责骂他企图用眼泪来欺骗党，欺骗人民。
没完没了的批判，无休止的检讨，使沈志远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只要一息尚存，他是绝不会推卸自己对党对人民的责任的。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对夫人崔平说过的一句话：“我明知我写的文章是不会再发表了，不让我写作，就像不让演员演戏一样感到难受，但我还是要写……”他制定了一个个人研究工作十年规划草纲；他相信总有一天，他的文章著作会被发表，他的肺腑之言会被采纳。
沈志远是1965年1月在沪病逝的。报纸没发消息，民盟给他开了一个小型追悼会，除了家属，参加的只有几位机关干部。沈先生去世20年以后，民盟中央和社会科学院为他举行了纪念座谈会。
2002年10月，民盟上海市委为纪念沈志远诞辰100周年举行座谈会，沈先生的儿子沈骥如由京抵沪出席会议。会后，我和他去了福寿园，打算在那里给沈先生塑像。2007年秋，民盟市委在福寿园举行沈先生塑像揭幕仪式。沈先生的像在陈望道夫妇铜像的右侧。望老入盟时，沈先生是民盟上海市市委主委。无论年龄还是资历，望老都在前。有人为此说话，望老说：我是个学者，主委还是让人家做。反右斗争开始后，望老成为上海民盟主委，他对沈先生没有歧视。沈骥如曾对我说：父亲倒霉后，望老每次看到他总是主动打招呼，每次活动总叫他坐到前排。不像某些人，反右以前，对父亲一口一个“老师”，毕恭毕敬，反右运动刚开始，突然不认识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