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抵制日货在旧中国是爱国行动，在中国政治、经济落后的情况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的一种无奈的斗争方式。近年来，面对日本就历史问题出现的倒退现象，我们广大青年学生也采取这一形式对日本提出抗议。但毕竟时代背景不一样，面向21世纪“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盲目抵制日货行为将阻碍中日两国和平发展，甚至影响到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且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形势下，盲目的抵制日货还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学生；抵制日货；和平发展；经济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161-02
近年来，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大有抬头之势，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干涉我国等问题，中日两国关系紧张起来，再加上七十多年前的那场战场，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太多的伤痛，新仇旧恨加起来，“反日情绪”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与日俱增。因此，经常看到三、五个青年学生聚到一起议论不买日本车、不买日本手机等等。这些青年学生用抵制日货的行为表达出来的民族情感，令人感到振奋。而振奋之余，做更深一层次的思考，却感到在当今时新代背景下抵制日货是否是理智的行为呢？
一、抵制日货在旧中国的追根溯源及其延续
1868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便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且政治、经济十分落后又与之相邻的中国，就成为其侵略扩张的主要目标。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不断深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恨，采取了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抵制日货运动就是当时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斗争方式之一，曾给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直接打击。这一斗争的初期，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前。
1908年，日本轮船在中国领海进行军火走私活动，清朝广东水师扣留船上军火，日本外务部指责中国侵犯了日本的利益，并提出诸多无理要求，清政府妥协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无比激愤，几千名群众聚集请愿。与此同时，在上海的数百名粤籍人士集会，并进行抵制日货运动。辛亥革命后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人民群众的爱国觉悟进一步提高，抵制日货运动日益发展。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全国人民为之震惊，而北京政府却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于是全国舆论大哗，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大专院校学生三千多人，云集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大会，会后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得到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学生和爱国群众的声援和支持，致使运动从北京迅速向全国发展。5月19日起，北京学生再次实行总罢课，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1925年5月，日英帝国主义分子在上海制造了枪杀中国工人、农民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反帝怒潮迅速掀起。各地青年学生闻讯后很快行动起来做抵制日货的演讲[1]。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政府妥协退让政策，全国各族人民愤怒了。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兴起。1931年9月底10月初，北平、上海、南京等相继成立抗日救国会，踊跃开展抗日爱国活动，如征募爱国捐款、成立工人义勇军、不买日货、不做日佣等。
显而易见，在旧中国抵制日货是与爱国宣传、维护民族权益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和军事侵略分不开的。每次较大规模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爆发，都会伴以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斗争。抵制日货无疑是国家落后、、在国家和领土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情况下，爱国群众采取的一种无奈选择。
二、当代青年抵制日货的行为影响中日两国和平发展
就中日两国关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高瞻远瞩、远见卓识，认识到中日关系对两国的和平发展以及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志就教导中国人民，那场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承担，中国人民应该和日本人民世代友好下去，同志的教导为发展中日友好促进世界和平奠定基础。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精髓就是和平。“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已经写入21世纪中日关系的总框架中。
1972年，经过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两国缔结了友好条约。又通过三十几年中日双方友好人士的努力，中日间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已经深深根植于中日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中，友好和合作始终是中日两国关系的主流。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缺资金更缺人才。当时日本有很多方面走在我们的前面，成为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榜样。为了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日本国际协力机构采取了对华援助的项目，截至2009年3月，中日双方累计有偿资金援助33 164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1 389.59亿日元；技术合作1 671.85亿日元。派遣来华工作的日本专家人数达6 852人；接受中国赴日研修人员15 570人[2]。派遣来华的工作人员肩负着中日友好合作的重任，带着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以满腔热情活跃在中国的各行各业，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中国，以实际行动和显著的业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史上，谱写了新时代的中日合作新篇章。2008年，中国四川汶川“5.12”特大地震发生后，作为进入灾区的第一支救援队，日本救援队在多家国内外媒体“现场直播”的情形下完成了119个小时的执行任务；日本救援队员列队为罹难遗体默哀的场面，至今仍深深烙印在中国人心中。此照片作为中日关系史上的珍贵见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不得不承认，就在中日两国友好合作为主流的发展趋势下，就历史问题的认识两国的“症结”还有，但作为理性的中国人一定要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右翼势力区分开来，就像同志教导我们的那样，那场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承担。
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坚持不称霸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青年学生的抵制日货的行动，不仅违背中国的外交政策；同时也会给那些企图恶化中日关系的日本右翼分子留下口实，在国内制造言论，造成中日两国广大人民互相仇视，破坏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甚至挑起中日之间爆发战争，阻碍两国的和平发展。
三、当代青年抵制日货的行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我国是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经济发展速度快，但需要资金和技术[3]；而日本是第三经济大国，资本和技术力量雄厚，需要的是廉价的劳动、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形成了两国越来越紧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发展的关系。1993―2003年，日本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5年，日本仍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是中国第四位的出口对象国和第一位的进口来源国，中国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对象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对象国[3]。青年学生的抵制日货行为就如同一把双刃剑，在伤及日本经济的同时，也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
1979年起，日资企业、中日合资企业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呈现猛增之势，这些企业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01年底，直接投资累计项目达22 399个[5]，仅松下一家日本企业，在中国就有11家全球子公司。而抵制日货后，数以万计的日资企业和中日合资企业倒闭，将有许多中国员工失业，那么引起蝴蝶效应后，中国的经济会面临一些危机。而且中日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在不断升级。如在汽车领域，马自达和三菱汽车计划以委托生产的方式扩大在我国的生产规模。丰田汽车公司则表示，为了节约生产成本，在我国生产的汽车的60%以上的零部件将在我国本土采购。海尔与日本三洋电机合作，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叫“三洋海尔”，三洋向海尔供应海尔冰箱的压缩机[5]123。2001年以后，继三洋电机与海尔携手之后，松下电器于2002年4月正式与TCL集团合作，向TCL转让数码电视等最尖端技术并提供基础零部件，并在产品开发领域开展合作。日本先进的半导体芯片也应用于我国的很多国产电器中，我们在购买一件商品，不可能从里到外的研究它的各个零部件的国籍问题，因此，我们根本做不到绝对抵制日货，如果硬要抵制日货，对我国的经济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另外，日本的先进技术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国一流的造纸企业，能够在国际上与其他先进国家展开竞争，也正是依靠日本先进造纸设备。既然日本的先进技术能够为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抵制它呢？难道紧闭国门带给我们中华民族的教训还不沉痛吗？
再说，青年学生抵制日货的行为对日本的经济造不成致命的打击。二战后，日本的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并一跃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大国，日本的外汇储备和海外净资产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美国始终是日本第一大贸易对象国和出口对象国。而中日两国贸易规模与日美贸易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虽然近年来，日中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了，但据2005年的统计，中日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17.0%，仍屈居于美国的17.9%和日本“四小龙”贸易的17.6%之后，其中，日本向中国出口仅占13.1%，而日本从中国进口则为21.1%[4]207。那么抵制日货不仅不能对日本经济造成致命打击，如果造成日本人民反过来抵制中国货，那样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WTO的框架下，每一个国家的产品我们都不能歧视，必须公平对待的原则，否则既违反国际法，还有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良好国家形象。如今的中国作为领土完整，独立的国家，正以昂扬的姿态在世界的各个领域寻求发展。我们应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国能够协调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切勿盲目的抵制日货。而正处在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的青年学生们，你们的当务之急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发奋图强，致力于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肩负起振兴中华的重任。
参考文献：
[1]田泽沛。中国革命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18.
[2]周冬霖。中日技术合作的背后[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
[3]刘昌黎。东亚双边自由贸易研究[M].长春：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227.
[4]王厚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与老工业基地振兴互动关系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121.
中国近代史的抵制日货，实质上是在内败、外患频仍的情况下，民无所依、商无所靠之后一种自发的、无奈的抱团取暖抉择，是一种弱国对抗强国的特殊反抗形式。
从20世纪揭幕到辛亥革命爆发的十数年时间内，随着帝国主义对华经济政治侵略的步步加深和社会动荡变乱的日益加剧，中国的民族危机也日益的严重，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众多的救国方案。1905年成立的革命团体一中国同盟会，以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为主要目标，先后领导了一系列起义，如萍刘醴起义、黄花岗起义等。从而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所以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十分严重。如1908年2月8日《申报》就刊登一则通电称：“革命党私运枪械进口，政府早得消息，故饬各海关严行搜查。”这也是1908年清政府查禁军火走私的原因之一，也成为“二辰丸事件”发生的背景。
“二辰丸”事件
1908年2月5日，日本商船“二辰丸”号携带1500支步枪、4万发子弹，总重高达29吨，走私进入澳门水域，以接济革命党。清政府根据线报，派遣军舰在路环附近的大沙沥海面截获“二辰丸”号，愤怒的中国水兵扯下了船上的日本国旗。
2月6日，两广总督张人骏电外务部，报告二辰丸运械被扣一事。其电日：“顷据水师巡弁李炎山等由澳门电禀：日商船第二辰丸装有枪二千余只、码四万，初四日已刻到九洲洋中国海面卸货。经商会拱北关员见证，上船查验，并无中国军火护照。该船主无可置辩，已将船械暂扣，请示办理前来。查洋商私载军火及一切违禁货物，既经拿获，按约应将船货一并带回黄埔，以凭照章程充公按办。谨先电闻，并请照知日使。”由此引起的中日交涉，史称“二辰丸”事件。
中国的这一行动，引起了日本的抗议。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于2月24日照会外务部，抗议二辰丸被扣一事，要求放船、还旗、惩官、谢罪。在日本公使提出照会以前，日本人就要求释放二辰丸。但是中国政府却认为对二辰丸的举动并没有不合理的：一、二辰丸并没有经中国官员的许可而到中国水面卸军火；二、该项军火经查一定是运到澳门再由华商转卖于革命党。根据以上两条原因，按照中日商约，中国有权将船只扣留，日本如果有抗议之举，“应依中国之议此事会同审查”，“则此问题解决之延迟乃日本之责，中国不能担任赔偿损失”，“日本如果能自纳保证金，则二辰丸亦可释放。惟所载军火仍须扣留在广州以待审查”。因而，中日之间交涉十分困难，而对于这一事件各方的意见不一。
日方既经抗议，中国主张按照海关章程付诸会讯，日方不允。而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对二辰丸案条陈意见十七项，大体上认为日方并没有不当之处，主张速了。赫德称：“此事最妙由外务部与日本大臣洽商订一妥善办法。如果和平商办，并认此次误扣之咎，则释还船只，并鸣炮敬日旗或赔偿业主，亦非有伤体面。”也就是说他也是主张中国放船、还旗、赔偿、道歉，明显偏袒日本。
面对各方面的压力，中国政府主张交与公断，外务部于3月3日照会日本公使，拟请英国水师提督公断。3月4日，日使林权助与外务部大臣会晤，不同意公断。中国允许放船，但将军械扣存待查，林权助也不同意。并谓“如不速了，日本当行相当之手段云”，对中国进行威胁。
面对日本的威胁，外务部于3月6日照会日本公使，表示外务部对撤换日本国旗一事表示歉意，但将扣船撤旗分作两截办理。其照会称：外务部接到日使关于撤换国旗一事的抗议的函电，但粤督来电称，因为日船所运军火没有中国护照，停泊在中国海面，准备起卸，而导致误会，将旗帜暂时改换。对于此事，外务部各大臣也深表歉意，已经电告粤督将经事人惩戒。但对私运军火一案，外务部需要另行照复。
日本当然不会同意外务部的照复，于是，日方在3月13日，由日使林助权向外务部提出了五项解决办法。其大致内容是：对中国扣留二辰丸一案，帝国政府顾念两国友谊，酌情考虑中国的实际困难，而提议以下条件，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即时照允，日本政府可以允许将此案和平结议：一、中国政府对撤换日本国旗一事，应该派兵舰升炮，进行道歉。另外，撤换国旗一事，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将此案中应承担其责任的兵舰管带等从严加理，其办法由中国政府自行秉公办理；二、中国政府应立即将二辰丸放行，不得附加任何条件；三、二辰丸所运军火，“知为中国官宪所挂念”，日本政府可以不再运往澳门，但中国政府应将此项军火收买，订价日本金二万一千四百元；四、中国政府应声明，查核扣留二辰丸的实情，将应承担责任的官员自行处置；五、中国政府应将此案中扣留二辰丸所造成的损失，赔偿给日本政府，待查明后即行告知，其数应核实算定。此外，日本政府还表示今后将对中国政府禁止私运军火，进行协助。
面对日本政府的再三威逼，3月15日，清政府外务部表示接受日方的要求。3月19日，中国军舰释放“二辰丸”号，并鸣礼炮2l响向其“致歉”，岸上围观的国人失声痛哭。群情激奋
至此，二辰丸事件经过中日之间的艰难交涉，以中国政府的妥协退让而得以解决。消息传出，举国汹汹，引为大耻。粤商自治会当日即开始焚烧日货，并将3月19日定为“国耻日”，号召全国抵制日货，应者遍及全粤及上海、香港、南洋群岛等。香港民众甚至围攻日货仓库、捣毁日货商店，引起了中国的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
这次的抵制日货运动的组织者是广州的粤商自治会，主要由广东的商人组成。3月18日，粤商自治会召开大会，到会群众甚多，情绪激昂。自冶会还派代表到督署要求力争。大会先由陈惠普等集合千余人，“内多易剪辫者，手持大旗三面，大书挽回国权等字样，并在督署演说，愈聚愈众，道途为塞”。会上有人提出“与日绝交易”，一些商人便马上回店把日货运到会场焚烧，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其中十七埔玉成公司洋货店张某宣称“以该店之日货全部敬呈该会烧毁”。
继粤商自治会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后，梧州商会，上海及各地也发来通电，表示支持粤商自治会。由此，中国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以广州为中心在沿海地区掀起。十七埔玉成公司烧毁日货后，风声所播，其他洋货店也多有大书特书“日货欠奉，买日货者勿进”等字样。各街巷也多有行动，洋布行老板以前每日商量销售同本货物，从自治会集议后就终止了交易，其先既定的货物也至电不装载。各日本桩也大多暂停办货。《申报》4月1日载，有个叫炳记的人，在集市摆摊卖烟、火柴及一些纸花。“炳记以纸花为日货即烧毁，适有王某经过此地，指某牌香烟说是R货，为何不毁。炳记曰：果是日货。即收拾之。王因谓之日：汝小生意不忍汝亏血本，当以所值告我。炳记言：此四十余盒，无多值。王再三强与银元，炳记仅受三毫五仙，遂将烟毁之。”日货以海味占多所以数，诸行老板就定日集议办法、制定章程，以便遵守。粤省玉石一行，以“无日货因不能效力”。有许多人倡议由行中集股开设工艺厂仿做日货。有一家店名为“东洋货桩”，因为其招牌是雕刻的，就用纸盖去“东”字改为“西”字。广州的抵制日货是最为激烈的。上海的排货运动也很激烈。除此之外，澳洲华侨，梧州商会等也参与了抵制日货运动。
由于抵制日货运动蔓延于上海，3月20日，日本公使根据上海日领事的来电，请求压制上海的抵制日货运动。3月22日，日本驻华公使要求清廷禁止粤人抵制日货。
4月2日，日本公使林权助又致函外务部，请求其电告广西巡抚禁止商民抵制日货称：广东自治会抵制日货运动，日益加剧，应令粤省严加弹压，以防意外。他还称：听说梧州及南宁也有抵制日货的举动，这是自治会到各地劝诱的缘故，所以应由外务部电致辞广西巡抚、粤省等严加防范以顾全中日两国的友谊。于是，当时下午，外务部就电告两广总督张人骏，查禁解散抵制日货的活动。4月4日，张人骏在答复外务部来电时称：已经按要求禁止，只是提倡国货，并没有理由禁止，南洋华侨及香港、日本各地也有抵制日货的行动。一面抵制日货，一面提倡国货。
影响深远
事件不断扩大。6月6日，广东士绅代表进京呈递请愿书，请开国会。巨大的民意压力下，日本同意取消赔款要求。
该次抵制日货行动，从1908年4月到12月，共持续9个月，日本对华(包括香港)出口额与上一同期相比，下滑1330万美元，相当于日本1907年出口总额的6％以上。即使考虑到这一年中国整体进口额下降，日本的对华出口降幅，仍是其他国家对华出口平均降幅的4.5倍之多。而在政治方面，除了日本最后放弃索赔要求外，事件旋涡中的澳葡当局，也相当紧张，不得不从严管制军火走私，并与中国政府进行划界谈判。
在此期间，广州市内“日货几绝于市，日商之损失，不可胜数计”。反对日货浪潮很快就波及到上海、梧州、南宁、香港等地，“影响之及，极至南洋美洲各埠、历数年而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