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说他深受裘法祖教授的影响和指导。裘法祖1914年生于杭州，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在二战中曾挽救无数德国人的生命。裘法祖的手术做得非常快捷流利，“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没有”，乃至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都对他敬佩不已，誉之“当代中国外科之父”。1947年吴孟超首次听到裘法祖讲课，心受震撼，这成为他选择当外科医生的重要因素。
可他医学院毕业后申请做外科医生被拒绝，以致毕业后即失业。这年正是1949年，他27岁。8月，解放军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向社会招聘医生，吴孟超去应聘，仍报外科，遇到这所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主任郑宝琦。郑宝琦1946年曾赴美国辛辛那提医学院进修。郑宝琦当场录取了吴孟超。因郑宝琦从吴孟超的眼神中，从他回答问题的简明扼要中，看到了一种沉稳、坚定的气质。郑宝琦回顾说，他当时想，自己要的是这种气质，而不是身材。所以，郑宝琦的慧眼识人，也是不能忽略的。
然而外科的分支有很多，吴孟超如何瞄准了肝脏手术？
这仍然得益于裘法祖的指引。
今天回望吴孟超的道路，似乎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心中是要有自己敬仰的高山流水的。裘法祖确实是外科界的高山流水。在二战中的德国，他曾经“从头到脚什么手术都做”，因轰炸造成的创伤可伤及任何部位。这使裘法祖对各种外科手术都了解。_年吴孟超正考虑自己究竟该向外科的哪个专业发展，他去向裘法祖请教。导师告诉他，现在世界上医学发展很快，但肝脏外科还是薄弱学科，中国在这个领域几乎是空白。裘法祖建议吴孟超去做这个难题。
这不是一个轻易的建议。因肝脏血管非常密集，无法解决止血问题，就无法避免患者流血不止而死，因此肝脏被视为手术禁区。导师的建议，基于对吴孟超的了解和信任。今天看来，吴孟超听从了导师的指路，无疑是他通往未来极重要的选择。
中国是肝癌高发国家。据_年的一个统计数字，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多达1.2亿，全球每年新发数十万名肝癌患者，约一半在中国。这意味着肝脏手术治疗有多么巨大的需要。由此溯到1959年，整个中国还在等待着能做肝脏外科手术的医生。一旦突破这个禁区，这就是必有大贡献的领域。
但是，现在我们还无法放下大环境来寻索吴孟超的个人因素。“九州遍洒黎元血”，国内大环境是这样猛烈地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华北确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均南迁，众师生徒步数千里汇集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西南联大的校歌就是这样唱的。
日军的飞机炮舰是科技所支撑的……灾难深重的祖国在强烈呼唤着中国读书人学科技，南中国汇聚着中国教育最杰出的教授群体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读书人，吴孟超与同学们回国到达昆明，一入境就接触到一个为救国而拼命教学的环境。这是前所未有的为拯救祖国而汇聚到一起拼命教书读书的惊涛骇浪！
吴孟超成为其中的一滴水，他在这里读高中，此后与许多怀抱工业救国理想的同学一样，想考工学院。这期间他与吴佩煜发生了恋爱，吴佩煜来自杭州。他们是在频繁躲避日机轰炸的日子里萌生爱情的，到处可见被日机炸死炸伤的躯体，还有病痛疾苦的人民。吴佩煜的理想是学医，并影响了吴孟超，两人一同考入了同济大学医学院。
无论学工还是学医，都有很多学生，吴孟超如何能脱颖而出？我们似乎应该来研究一下这位个体了。
吴孟超还有一项努力，在他一生的奋斗中具有突出意义，我必须叙述。在有了“三人小组”后，吴孟超争取在医院外科里分出一个独立的“肝脏外科”，那是中国第一个肝脏外科。接着把肝脏外科变成了一所肝胆外科医院，就在长海医院的母体里发展，所谓“院中院”，同时成立了肝胆外科研究所。再走一步，就从长海医院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迄今，它不仅是“中国唯一”也是“全球唯一”的一所肝胆外科医院。
如果缺少一个有规模的战斗堡垒、一个担当起重任的指挥中心，怎么跟肝癌作战，怎么能凝聚起战胜肝癌所需要的多方面人才！有了这个特种战斗团体，凝聚了一大批人才，吴孟超领导着他的团队陆续拓展了巨大肝癌二期切除术、肝硬化肝癌局部根治性切除术、肝癌复发再手术、腹腔镜下肝肿瘤切除术、肝移植等几十项高难度手术。
今天，治疗肝癌的方法已有很多种，但很多患者并不清楚，同是肝癌患者，身体的基础情况与肿瘤却有很大差异，可以采用最适合的方法治疗。但不少医院能运用的方法往往只有少数几种，某个患者去挂一个专家号，这位专家可能只会做一种切除术，或只会做肝移植。接诊后，如果能帮助患者抉择，用什么方法治疗更合适，那就好了。可是不少专家，一方面因专业分得过细而使判断力受限，另一方面是责任心也受到腐蚀……于是，不必做肝移植的做了，不能开的刀开了，导致的严重后果，则往往被认为原本就是不治之症。而且，医患合同书已经把医方的责任都排除干净了，患者家属也签字了。
在吴孟超领导的这所医院，不仅仅是吴孟超的手术成功率高、治愈率高。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不论哪位医生接诊，首先要判断这个患者适合用哪种方式治疗。如果来院时已不能承受手术，则需先用怎样的治疗为患者创造可承受手术的条件。还有，是否需要化疗，或其他辅助治疗。这所医院还有中医科，吴孟超重视中医联合治疗。这一切都需要制定出治疗方案，记录在案，要经受检验。有没有违规的医生？有。吴孟超发现了，是不留情面的。
在这个医学进步以及医院市场化的社会大背景上，我们看到，吴孟超身上最可宝贵的并非他的医术，而是他那颗总在为患者着想的心。最能体现他那颗心的也许莫过于他坚持的“吴孟超星期二门诊”。
吴孟超的生日是农历七月初九。中国在商周时期就把农历七月定为秋季的第一个月，称之孟秋。吴孟超生于七月，小时候的名就叫孟秋。孟秋上初中后，给自己改名为孟超。这是我所看到——从他内心发出的第一个渴望自强的信号。
此后的吴孟超，一生都在努力地超越自己，超越环境对他的束缚，包括父母的爱与期望交织在一起的“父母意志”对他的束缚。17岁，他就经历了一次重要超越。
他5岁时随母亲去投奔在马来西亚做工的父亲。家里穷，父母只供得起这个矮小的孩子读书，起初是期望他学了知识将来能有饭吃。不料他书念得非常好，读完初中，当地没高中，父母决心送他去英国继续读书，这时是指望他将来长了学问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可是，吴孟超却坚持要回国。
这是1940年，中国正在日寇的铁蹄下遭受蹂躏。吴孟超17岁半，为什么要离别父母弟妹回国？这是个值得追思的问题。
他在马来西亚上的学校是当地华侨办的，叫“光华学校”，取的是光耀中华的意思。校名是孙中山先生题写的，孙中山还写了一副对联：“求知求义最重实践，做事做人全凭真诚。”此联成了这所学校的校训。知识不仅有助于一个人谋生，知识里是有一个日益增长的大世界的。祖国正被侵略，学校里的课程也变了，华侨教师给学生们讲祖国、讲正义、讲国内的英勇抗战，讲得热泪盈眶。青年是有热血的，青年吴孟超是初中的班长，他的心中不再只有一个家，更有祖国，一个宽广辽阔的很大的祖国！
他在实现着人生中极其重大的一个超越，从关心自己的家到关心祖国！他的热血和情感在为此激动，他已经无法服从父亲的愿望，无法仅仅为改变一家人的生活处境而去英国读书……他深知父母在五六个孩子中只培养他一人读书，自己肩负着全家的厚望，可是他坚持要回国……回国能干什么，去打仗，还是去读书？国内还有平静的课堂吗？他自己也不清楚，只想要回国。1940年1月，他是与6位同学一起回国的，可见那个年代怀有一腔报国热血的青年是不少的。吴孟超成为吴孟超，必还有他个人的因素。
_年4月1日，井冈山，细雨蒙蒙。
吴孟超率领医院40多名党支部书记和专家教授，千里奔赴井冈山，追寻红军足迹，祭奠革命先烈，服务老区人民。记者随同参加，见证了这一行动。
在小井红军烈士墓前，吴孟超向长眠在那里的130名红军烈士肃立默哀，三鞠躬。之后，他带着大家到红军第一所医院——小井红军医院旧址寻根。吴孟超还不顾劳累，亲自给井冈山地区医务人员讲授肝胆外科疾病的诊疗技术。接着，又赶到井冈山人民医院，为住院的病人会诊，还与井冈山人民医院签订了友好医院帮带协议，用医疗技术反哺老区人民。
军人，是吴孟超的本色。让自己和战友们永葆军人本色，是吴孟超几十年来一直努力的事。
吴孟超有着特殊的军装情结。一般说来，在医院工作的人为了方便，是不大穿军装的。但吴孟超不一样，他一年四季都穿军装，而且军容严整，夏天再热，他也不挽袖子，风纪扣和袖扣都扣得严严实实。吴孟超说：“只要穿上军装，就能提醒自己是一个兵，而作为一个兵，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一刻也不能丢。”
无论是抗洪抢险、抗震救灾，还是在抗击“非典”的战场，就连普通的“健康军营行”活动，总是活跃着吴孟超的身影。
长江洪水，吴孟超请示亲赴抗洪前线，但因年事已高未能如愿。后来，多次为在抗洪中受伤的将士手术、会诊，为抗洪将士的健康竭尽全力。
吴孟超在医院建立“军人救治绿色通道”，为三军将士提供最便捷的医疗服务。
“非典”肆虐。他以一个老兵的敏感立即从医院抽调人员成立“抗非医疗小分队”，随时准备奔赴小汤山。
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吴孟超第一时间要求参加医疗队，到一线抢救地震伤员。坐镇指挥后，开通远程视频会诊系统，亲自指导一线医疗救援。他还主动缴纳2万元特殊党费，并以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名义，向灾区捐赠价值500万元的急救药品，救助灾区群众。
以来，吴孟超每年都坚持参加“健康军营行”活动，带领医疗队入海港、登哨所、到连队，走进野战驻训点和海军舰艇部队，把战士宿舍变成流动诊室，把对基层官兵的关怀一次次送到了部队官兵的心坎上。一位基层连长感慨地说：“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样国宝级的医学大家，能亲自来给我们基层官兵体检、咨询，我们太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