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2年出生在一个小村庄。
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是那里的广阔天地造就了我以后一向的无拘无束。
现在想想小时候真的很开心，夏天钓龙虾，冬天打雪仗。
但人不会永远留在童年，6岁那年我去镇上念小学。
小学的我，品学兼优，还当过三好学生。
那时起，我开始读课外书，嗜书如命。
一到晚上，我就窝在被子里看书，常常看到半夜，真是佩服自己的这双眼睛百看不坏，视力向来绝佳。
只是父母不允，常常在我看得紧张之时杀过来，没收书，逼我睡觉。
我只好待他们睡着以后再拧亮台灯看。
我无书不看，只是有一个怪癖，唯中外名著不读。
那时我就觉得好些特被人推崇的长篇小说文笔拖沓，太强调思想性，而且有的翻译得半生不熟，读了几本后就觉得是浪费时间。
直到现在，我还没读全过一本外国名著。
另外就是不看作文辅导书，因为辅导书里例文无不千篇一律，陈词滥调，虚编乱造。
只是当时学校规定非要买，我也只好买了，那些书后来都被我折纸飞机了。
小学里，我的文章并不突出，原因很简单——偏题。
往往写一半就不知偏到哪里去了，而且试卷上的格子不够我发挥，常常才开了个头就只剩下四五个格子了。
初中是我的转折。
我在初中转到县城一所不错的学校，语文老师是副校长，一看我的第一篇作文《我》就赞不绝口，直夸我奇才。
但问题同时出现，我的理科渐渐不支。
偏偏我进的班级是特色班，第一次考试三门课我考了273分，平均91分一门，不错了。
我估计应该在班级前五名，结果一看成绩单愣掉，42名，能倒着数了。
后来我开始投稿，投稿的动机说来可笑，只因为暂时缺钱。
一个礼拜里写了十几篇小说、散文，没打草稿，没留底稿，寄给了江苏、上海的两家《少年文艺》以及《少男少女》、《当代学生》，以为我今天寄去，过个把礼拜就会有稿费寄过来。
最先等到的是江苏《少年文艺》饶雪漫老师的信，鼓励我说小说写得很好，决定发表。
所以可以说，我的文学之路是从《少年文艺》开始的，而且《少年文艺》最令我敬佩的地方就是尊重原作，很少删改，保留原汁原味。
几个月后，我看到《少男少女》上一篇文章写得不错，挺像我的风格，想看看作者大名，不料一看名字两眼一坠，那篇文章竟是我写的。
删改情况可见一斑。
《傻子》发表后，我很高兴，去外面吃了一顿自我祝贺。
两个月后，发表了一篇《书店》。
我们班主任是数学老师，看了我的文章觉得恶心，因为我一向不喜欢“啊”个不停地去赞扬谁，然后结尾表决心要向他学习。
班主任说我文笔下流。
我气得宣布，今后一百年里，我们初中没有一篇文章可以超过我韩某人。
我厌恶那做人的所谓真谛——“圆滑一生，虚伪是真，四面讨好，八方奉承”。
别人夸你你要说自己不好，明明别人不好也要赞扬“你比我好”。
加上我生性不爱受困，常常违反班规，班主任常罚我抄班规20遍，我只好三支笔一起握。
我常对人说，我的一手好字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一次长跑比赛，一向长跑不及格的我被逼去跑。
由于前一天莫名其妙被罚站了四节课，站得我脚无知觉，竟一路领先，捧得冠军。
全校诧异。
以后的每届长跑比赛，我都稳获第一，区里也不例外。
其实，自己的潜力你往往不知道，要靠自己去发掘。
中考前我拼命补理科，上海中考规定语数外每门120分，我数学竟得了115分，吃惊不小。
更令我吃惊的是，语文94分，查卷下来，大作文被扣去十几分，大概因为我没写光明面。
幸亏我的长跑成绩1500米跑进5分钟（上海人普遍跑得比较慢），作为体育特招生进了市重点高中——松江二中。
进了松江二中要住校，无父母管教，很幸福。
我每天上课看书，下课看书，图书馆的书更是被我扫荡干净，只好央求老师为我开放资料库。
中午边啃面包，边看“二十四史”。
为避免我的文风和别人一样，我几乎不看别人的文艺类文章，没事捧一本字典或词典读。
看了书后，我却懒得写。
我最恨人家看了一本书就像母鸡下蛋，炫耀不止。
我美其名曰自己乃是多看少写。
我的性格里叛逆的因子太多，所以我的文章从来都有攻击性。
松江二中里几位资深的语文老师都被我笔伐过。
我喜欢在各种书里找错误，甚至教材里也被我找出不少。
同学们常看我的周记，说：“韩寒，骂得好！骂出了我们的心声！”我觉得这句话很可笑，既然如此，你们怎么不敢指出？这世上正义的人比比皆是，为什么报道里有那么多的见死不救？这些都源于人性里的懦弱怕事。
一进松江二中，我很好奇，广播站、合唱团、文学社、校刊编辑组都参加了，后来一个一个退出，因为这些都很花时间，况且会议不断。
我痛恨套话，开个会要感谢半天，感谢好后检讨半天，真正的内容大家会后讨论！真是佩服他们，从一局象棋比赛里可以看出科教兴国、爱国传统；一篇缺乏创见的小论文里可以反映出改革开放20年之成就……我自命博古通今，联想却不及他们发达，自叹不如，水平有限，还是退出来再安安心心读些书比较好。
我觉得文章如何写好写坏不见得是作文课上听出来的，而常常是从各种书上看来的，水到渠成，看多了自然下笔如有神，而不至于一篇文章写好，笔已经被咬得不像样子。
名师未必出高徒。
这里有一个矛盾：真理往往是在少数人手里，而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到头来真理还是在多数人手里，人云亦云就是这样堆积起来的。
第一个人说一番话，被第二个人听见，和他一起说，此时第三个人反对，而第四个人一看，一边有两个人而一边只有一个人，便跟着那两个人一起说。
可见人多口杂的那一方不一定都有自己的想法，许多是冲着那里人多去的。
我是那第三个人。
虽然可能讨人厌，但我始终坚守我的风格。
我不够谦虚，老师常说我不尊重人，笔无遮拦，品德等级顶多“良”。
我不在乎这个，一个人的品德根本不是优良中差能概括的'，常有人劝我：“你太直话直说了，不会做人啊！”——看，人多力量太大了，连“做人”的概念都能扭曲。
我只是照我的路走下去，偶尔也会被迫补理科，力求及格。
我感谢两个人：一是我自己，读许多书；二是我父亲，允许我读许多书。
“远方”这个概念是相对的，现实的人往往把相对于自己的居所而言的另一个城市称为远方。
于是，我们看多了诸如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的小说，那叫逃向远方，管他两个城市相距多远，哪怕坐火车过去票价都超不过五块钱。
我一向认为，这些人没有远方概念，就算是上趟厕所也够去一回远方。
另一种人是不现实的，从南沙群岛到漠河不能算去远方，但从漠河到赤塔就算去一趟远方了。
这类人的远方概念是以国家而论的，在国境线上跳一个来回就算是打远方回来了。
我认为，远方应该是距离上的。
这个认为很废话。
距离很能吸引人。
别以为只有诗人歌手才会去远方流浪，其实每个人都向往远方。
惟一不同的是，有的人只向往而不往，有的人向往而往。
在今天的《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关于远方的文章，写得并不怎么样，文笔软得像块水豆腐，文章散得像碗豆腐花。
但就是这篇小豆腐块，让我有了写篇大豆腐块的欲望。
我向来很欣赏那些背起背包去远方的人。
今年第2期的《视野》摘了《现代女报》上的一篇《野鸭与IBM》，看了颇有感触。
IBM的创始人华特生的儿子小华特生，常常给员工讲这么一个故事：一个酷爱自然的人每年秋天都要去看野鸭南飞的景观。
有一年，他大发慈悲，带了一大袋饲料，到那里的池塘边去喂养野鸭子。
过了几天，有些野鸭贪吃不再大老远地南飞了。
三四年后，它们长得肥肥的，再也飞不起来了。
讲完这个故事，小华特生说，人们很容易驯服野鸭，让它们哪里都去不成，但要把它们再驯养成野鸭就困难了。
小华特生把这个故事翻来覆去地在公司里讲，他希望员工能理会其中的含义：“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
有一次，一位员工对小华特生说：先生，你不要忘了，野鸭也是列成方阵飞的。
小华特生说：当然，野鸭也是有约束力的，得朝一个方向飞。
这也许是IBM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坦白说，这篇小文字是失败的，由野鸭而得到的含义“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牵强得一塌糊涂，莫名其妙。
但是，野鸭的故事却很有意义。
许多看似一天到晚去远方的人，其实是缺少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
不过，文中有句话算是说对了：“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
一个人如果活得像块方糖一样呆板方正，那么他的价值还没有一块方糖大，方糖可以让水变甜而他不能，更何况方糖还有棱角而他没有。
荒唐。
前些日子在网上读到苏童的短篇小说《一个朋友在路上》。
这是近一年来惟一一篇让我读了两遍的小说。
回来后，一直跟斜上铺的“蚊子”说起，说得“蚊子”春心荡漾。
“蚊子”挺喜欢雪，所以追问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要多少钱。
我问他要坐的还是卧的，坐的便宜，卧的贵。
“蚊子”挑了硬座，我说那便宜，两百块钱不到，只不过从上海坐到吉林恐怕已成冰雕了。
于是“蚊子”挑了卧的，开始选硬卧，但望字生义，以为硬卧就像农村死了人躺在门板上一样，又改选软卧。
可一打听价钱，知道自己是有去无回，便挥挥手说：“算了，不去了，等工作了再说。
”我知道等“蚊子”工作了以后定会诸事烦身，再为自己找理由推托。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想去远方的人去不了远方的原因。
但去不了也好，可以让远方永远在心里保持神秘感。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想去远方的原因。
这是我在小镇呆的第四天，书的腹稿已经打好，只差搬出来写在纸上了。
不过小镇的宾馆实在太吵，外面天天施工到半夜。
服务台说，这就是小镇在日益发展的象征。
我有点生气地说，你们宾馆扩建至少要保证客人的休息吧。
你别以为门口挂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人家就当你是五星级的宾馆。
服务生有点忍不住了，说你要安静就去古镇区租间房子。
她的话刺激了我。
我收拾好行李，和这家宾馆匆匆而别。
小镇非常古老，分两个镇区。
古镇区的明清建筑保留完好，政府正要开发这里。
游人尚不如织的原因是，小镇一来名气还不响，二来没有过哪个名声显赫的人物在明清两朝里住过这里，缺少名人故居，所以对一些没有文化的游人来说这里缺少了一种文化底蕴。
政府常抱怨明清的文人没眼光，只知道人多力量大，成群结队往周庄跑。
我经过小镇的柳永弄。
弄名是政府给起的，原来叫万福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