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多岁开始，褚一斌就一心想离开父亲。
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父亲并不是一件让人惬意的事，尤其对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而言。他有了坚强的靠山，也生活在山的阴影里。
刚从学校毕业，褚一斌就被父亲安排到烟厂做工人。一天工作11个小时，他没太多空间设想自己的理想和未来。老父代他做了规划，但不是他想要的。
更难堪的是，不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会说，“这是褚时健的儿子”。他想往外跑，想给自己争一口气。
刚好一个朋友说有机会去日本留学，褚一斌要奋力一搏，脱离父亲的庇护。褚时健给他的条件是“成家了就可以走”。
这有点像民国时期新青年离家求学前的最后一个任务。褚一斌在半年时间内迅速完婚。1987年，他奔赴日本求学，其后在新加坡定居并从事金融工作。此后，褚家突生变故，盛极而衰，褚一斌一直流寓在外。
“我对老爷子一直很佩服，也同情。作为儿子，我肯定想尽力帮他，但我又不愿把自己牺牲掉。”褚一斌说，起初自己不太想回来，因为父亲实在是个性格很强悍的人。
褚时健家族观念极强，家族的事业需要有人继承。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褚一斌最终还是回到玉溪。他结束了自己的事业，第二次进入到父亲的事业里。
“我今年五十几岁了，走到哪里还都是‘褚老的儿子’。”褚一斌有些无奈。但他也到了知天命之年，对这些也释然了。
褚一斌的做派和褚时健截然不同。尽管也回国干了几年农业，在他身上还能清晰感受到海外生活多年的金融精英气息。
2007年底，他刚回国，受父命所托去看一块地。那天，他和村长、支书、会计等人聊到很晚，索性住了下来。会计把床让给了他，他才躺下把被子一盖，就被冲鼻的味道熏个够呛。
“从那里作为一个起点，现在我一个月不去田里还真觉得少了点什么。原来的朋友叫我去打球，我说我正打着呢，不过不是用球杆，是用锄头。我的球场也够大，有几千亩地呢。”褚一斌玩笑道。他搞金融时做海外市场，常年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现在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身体也好了不少。
12月的玉溪，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加之天气阴沉，我们在褚家位于大营街的〈ＷＷＷ．BAIHUAWEN.〉别墅小院里烤火，聊天，并在火上烤起了红薯、鸡翅和云南特色的包浆豆腐。
正热哄哄的吃着，原本在客厅休息的褚时健忍不住跑了出来，“我来指导你们一下，他弄得不好吃。”
可惜他最终还是没加入我们。他看了一会我们烧烤，又看了一会院内的花草，最后在一棵结着黄澄澄橙子的小橙树前久久驻足。
“前年冬天，也是在这里烤火。我一个做基金的'朋友来看望老爷子，说您这个东西我给您打包上市多好，老爷子不同意。”褚一斌说。金融是他的本行，可以感觉到，他对资本的看法和父亲并不一致。
“我相信我父亲对社会进步是理解的。拒绝上市，一个是他年龄大了，一个是他觉得自己承载不了上市后对社会的责任。他的表达方式比较简单直接。但这个事情我觉得只是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在褚一斌看来，眼下“褚橙”的重点还在种植。至于“褚橙”上市，现在不可能，但未来可期。
时代变了，帮助褚时健种橙子的是讲义气、人情味、荣誉感、责任心，但最终烧起来的一把火却是电商的营销能力。而未来的发展，还需要继承者更多的权衡和探索。
“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我问褚时健。
“让别人去评价吧，我很难评价。但有一点，我在做事的时候，不怕自己吃亏，怕别人吃亏，这是我的优点。”褚时健回答。
少年得志，壮年失势，中年一飞冲天，老年跌入谷底，却能以八十高龄绝地反弹，褚时健人生大起大落，大悲大喜都与社会变革息息相关。
“我的心态是不计较社会对我的不公平。因为现实你没有方法，多少人都得低头。别人说我们这一家，是叫花子养鹦哥，苦中作乐。”他还真的养了不少鸟，客厅地上一排的笼子，不知其中有没有鹦哥。
“我来云南五年了，好像社会上任何有头有脸的人都受过褚老的恩。”烤着火，万科的公关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带媒体上山见褚时健的情景。那位媒体人发了条拜访褚时健的朋友圈，立刻就有老领导来回复他，说一定要带话给褚老，感谢褚老在他们当年最困难的时候，送了一辆车，解决了采访出行的问题。“全部人都觉得领了他的恩。你看这么多淘宝小商家崛起，大家并不会说我感谢谁谁，只会觉得是自己的努力。”
而此时褚时健钻进厨房，先是煞有介事地指挥正在做饭的厨师如何蒸香肠，接着又颠起炒勺炒起了豆豉，炒了几下，似乎觉得无趣，他又把炒勺塞到了厨师手里。
这个老头儿，还是闲不住。
2001年大年三十。一大早，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居委会书记任新明便上山摘菜、杀鸡。像前两年一样，他要带上烧好的菜，到监狱陪褚时健过年。这是褚时健入狱后的第三个春节。
从1979年到玉溪卷烟厂盖职工宿舍认识了褚时健，“褚厂长”一直是任新明的偶像，那时他二十出头，褚时健五十多岁。褚时健看中他年轻肯干，便提拔他做事，后来把烟厂的辅料交给他做。他们既像朋友，又似父子。“在我眼里，他就是个神一样。”任新明说。
“褚厂长”出事后，他十分想不通。那么好的人，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在他看来，“褚厂长”对国家贡献多，就应该多拿一点。
那两年，只要贴个“褚”字，沾个“马”（褚时健夫人马静芬）字的人都要被彻查盘问。很多原来和褚家来往密切的人，都不敢来了。专案组的人说任新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大家都跑了，你怎么还天天来。”任新明说，“我不一样，没有他就没有我，砸锅卖铁我也得帮他。”
“做事先做人”，这是他从“褚厂长”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他自己和整个大营街都是在红塔集团的荫蔽下富起来的，现在是他报恩的时候了。
他把“褚厂长”的外孙女接到自己家中。这个自幼养尊处优的小女孩，现在失去了母亲，外公外婆深陷囹圄，成了一只孤雁。征求她父亲的意见后，任新明把她带到了自己身边。小女孩要上初中，他找到玉溪最好的中学，向校长恳求：“帮帮忙，我的孩子没什么，这是褚厂长的孩子。”
他天天送这女孩子上学、放学，心里想的就是等“褚厂长”夫妇出来，他能把孩子好好交到他们手中。等女孩初中毕业，他花了不少钱，把她送到加拿大读高中。
任新明一边做饭，一边想起从前在烟厂，都是“褚厂长”做饭。“褚厂长”喜欢逛农贸市场，也爱做饭。他做饭非常好吃，就是味道要硬一点。“褚厂长”做的云南“蘸水鸡”是一绝，蘸水无比美味，他每次吃剩下都要打包。
天轮到他给“褚厂长”炖鸡了。
但到了狱中相对，两人反而没多少深沉的话要讲。“褚厂长”只是问他的企业做得怎么样，而他一遍又一遍地让老人注意身体。
这是褚时健在狱中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2002年，他办了保外就医。
“他们原来在玉溪卷烟厂的房子漏雨。我和褚厂长说，是不是修一下。他说你看着办，我就修了。我和我爱人在里面生着火住了三天，把房子烘热了。等到马老师回来，说真不敢相信。”任新明回忆。后来，在褚时健夫妇的坚持下，他们的外孙女改跟任新明姓“任”。
像褚时健这样出狱后的企业家，若要重出江湖，多半从事老本行。任新明也和褚时健讨论过，但褚时健觉得，社会变了，现在做出“褚烟”也未必好卖。
一天，75岁的褚时健和任新明说，自己要种橙子。这是褚时健老家华宁县的传统作物。
任新明极力反对，“你那么大岁数，就安享晚年吧。我来负责你生活，也吃不掉多少。”
“我闲不住。”褚时健说。他向昔日朋友们筹了1000万，包下了哀牢山上2400亩的政府农场。
“当时没敢想大规模。搞规模要投资，我投不起。但我有个目标，就是我这个橙要搞到最好。所以我起个名字叫‘云冠’，云南的冠军。”褚时健对我说。
所谓英雄本色，说的是男人失意落魄时，怎样找回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