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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人而言,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文化人类学中开创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把各种文化视
为系统,并认为可以按照其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加以分析。根据他的理论,文化系统中的普遍模式,是人类思想中恒定结构的产物。在列维-斯特劳斯所提出的体系中,人类的思想被看作是各种自然物质的一个贮存库,从中选择成对的成分,就可以形成各种结构。对立的两种成分,可以分开,各成单一成分,这些单一成分又可构成新的对立成分。列维-斯特劳斯在分析亲属关系名称和亲属关系系统时,曾提出其基本结构或基本单位有4种类型︰兄妹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舅甥关系,其他所有亲属系统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列维-斯特劳斯强调指出,对亲属关系结构的分析,必须把重点放在人类的意识上,而不是放在客观的血统联系上或者亲族关系上。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生活的一切形态,都体现为普遍法则的作用,而此种普遍法则是可以控制思维活动的。
结构主义似乎是离很远的东西。即使是一些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如果不太接触西方理论,也很可能会不以为然地说:“结构主义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思想方法上的一场广义的革命。结构主义诞生之后,它像一把利剑一样改变着人们看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并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文化思潮,它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如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作为文艺思潮,结构主义几乎影响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从理论到创作,从小说、戏剧、诗歌到电影。这一思潮还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国际影响,从60年代中期开始,它以法国为中心,迅速扩展到英、美、西德、意大利、丹麦,并对苏联、东德、波兰、捷克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产生了影响。它是战后继英美新批评派和法国现象学派而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界的第三大思潮。有人认为,从6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的人”取代了“存在主义的人”。
没有一种思潮可以在一夜间形成并名震天下,结构主义也不例外。尽管结构主义思潮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60年代,但它并不是在60年代才形成,也不是诞生于法国,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岁月。当时西方有一部分学者对现代文化分工太细,只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倾向感到不满,他们渴望恢复自文艺复兴以来中断了的注重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传统,因此提出了“体系论”和“结构论”的思想,强调从大的系统方面(如文化的各个分支或文学的各种体裁)来研究它们的结构和规律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22)中所表达的见解: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总体,每一个“状态”是一条众多事物组成的锁链,它们处于确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就是这个“状态”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这是一种最初的结构主义思想,它首先被运用到了语言学的研究上。
出生于瑞士的斐迪南�德�索绪尔是将结构主义思想运用到语言学研究的第一人,他在长期的语言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19世纪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比较语言学的观点相对立的新观点。比较语言学把一些语言事实当作孤立静止的单位对待,只注意了它们的历史比较,而忽视了语言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忽视了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索绪尔则把具体的语言行为(“言语”)和人们在学习语言中所掌握的深层体系(“语言”)区别开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语言学是研究符号组合规律的学问。索绪尔使用的词虽然是“系统”而不是“结构”,但意思是一样的。他把语言的特点看作是意义和声音之间的关系网络,纯粹的相互关系的结构,并把这种关系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原则。索绪尔的理论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来以《普通语言学》的书名出版,对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绪尔也因此被人们敬称为“结构主义之父”。
1945年法国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学上。他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作是“语言”的元素。他对于原始人的逻辑、图腾制度和神话所做的研究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具体逻辑”。他不靠社会功能来说明个别习俗或故事,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语言”的元素,看作一种概念体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个体系来组织世界。他随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对结构主义的高度重视,于是,到了60年代,许多重要学科都与结构主义发生了关系。一个如火如荼的结构主义时代到来了。
结构主义为什么能在60年代的法国流行起来并如日中天呢?其原因大概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既是我概述的社会和语言危机的表现,也是对那种危机的反应。它从历史逃到语言--这是一种讽刺行为,因为正如巴尔特所看到的,没有什么行动在历史上能更有意义。” 战后的法国和其他曾经将版图延伸到国土之外其他土地上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法国的学者们已不能自由地出入曾经是他们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实地考察,重实地调查、轻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已不再适合他们,结构主义的出现,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要。这大概也是结构主义的大师们看上去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学教授”的原因。另外,战后法国经济飞速恢复与发展,以“他人是我的地狱”为宗旨的存在主义哲学同现实格格不入,人们对“个人”、“存在”、“自我意识”等等这些存在主义的概念失去了早先的热情和兴趣,结构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存在主义的否定的思潮而兴起。结构主义认为:“我”、主体, 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
于是,在存在主义的退潮声中,以后起之秀身份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潮紧锣密鼓地登台亮相了。
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而是一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共同应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试图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
结构主义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是对整体性的强调。结构主义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正如霍克斯所说:“在任何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 再如索绪尔认为,“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能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 因此,对语言学的研究就应当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点出发,而不应当离开特定的符号系统去研究孤立的词。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技术、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其中某一方面除非与其它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所以,结构主义坚持只有通过存在于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适当地解释整体和部分。结构主义方法的本质和首要原则在于,它力图研究联结和结合诸要素的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不是研究一个整体的诸要素。
结构主义方法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对共时性的强调。强调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贡献。索绪尔指出:“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 索绪尔认为,既然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因此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是共时性的。至于一种语言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内部诸成分的序列。于是索绪尔提出一种与共时性的语言系统相适应的共时性研究方法,即对系统内同时存在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方法。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共时性和整体观和系统性是相一致的,因此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整体观和系统观的必然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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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解构主义者有关言语行为理论的观点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发端于十九世纪的一种方法论,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创立,经过维特根斯坦、让�皮亚杰、拉康、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阿尔都塞、科尔伯格、乔姆斯基、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发展与批判,已成为当代世界的重要思潮。
已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及二十一世纪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可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创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systems of 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一个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会大到如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