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创业才能成功？成功人士是怎么创业的？为大家精心整理了张朝阳创业成功的故事分享优秀3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陈天桥结婚5年，而他们的孩子———盛大网络也5岁了。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陈天桥深有同感。他始终觉得太太的支持是盛大能够发展到今天的最大动力。
每年年底公司员工大会时，陈天桥的第一杯酒都是敬给妻子的，感谢她对公司的贡献。直到今天，陈天桥也没有想过要淡化家族色彩。“我不认为家族企业有什么不好，当初软银4000万美金投资盛大时，还觉得盛大这种家族企业团结，效率高。”谈到妻子，他坦言自己最大的遗憾是结婚时妻子没披婚纱、没摆酒席，然后就匆匆开始创业。
3年时间资产过亿的陈天桥，是复旦大学经济系提前一年毕业的优秀生。雒芊芊也是经济管理专业，毕业于北京对外经贸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一家证券公司，从事证券交易。两个人婚后的第一桶金来自炒股票。
1999年，集资了50万人民币后，两人毅然下海。
雒芊芊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在公司中甘为幕后英雄，熟悉她的人都知道，这个漂亮、贤淑的河北女孩，是陈天桥事业中最得力的伙伴。雒芊芊随和，不爱张扬，这对说起话就滔滔不绝、很有激情的陈天桥来说性格上正好互补。
在盛大的诸多新闻发布会中，记者唯一一次见到她是在盛大从软银成功融资那次。作为参与整个融资过程的重要一员，芊芊那天除了陪软银这些新投资人，几乎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后经公司内部人士透露，此次融资获得成功很大部分也得益于雒芊芊扎实的金融知识和缜密的思维。
了解他们夫妻的人都觉得他们是一个绝好的“黄金组合”，不光男才女貌，彼此对事业的执着创造出了巨大财富。平常陈天桥忙于外交，要参加各种谈判。而芊芊负责打理公司内部管理，员工年纪都比较轻，很多人将她当做自己的朋友。公司内部都习惯叫她芊芊。员工的生日，员工准备生小孩或者有出国念头，陈天桥也都会亲自打电话询问，董事长如此细心，据说是和芊芊的提醒有关。
公司一天收入最高时达上百万元。陈天桥说，他会偶尔在子夜醒来时暗问自己“我真的有那么多钱吗？”
陈天桥从小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主流人物，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但是直到今天，坐在财富榜上的陈天桥仍然与这个目标有着距离，并且距离有越来越远的趋势。
从小要当主流人物
1973年，陈天桥出生于浙江新昌县澄潭镇一个叫东坑坪的小山村，出生的时候，爷爷奶奶觉得这个大胖小子有出息，加之陈天桥的父母在当时已经离开了山村，在城里工作，于是给他取名天桥，意为陈家登天的桥梁。
陈天桥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是上海导航仪器厂的工程师，母亲是新昌城关中学的英语教师。在东坑坪生活了不久，母亲就把陈天桥接到城关镇上幼儿园，陈离开东坑坪小村，在新昌大佛寺脚下度过了童年。
至今，陈天桥对东坑坪有着某种特别的感情，这里毕竟有他的根。陈的婶婶告诉记者，去年清明节，百忙中的陈天桥从上海赶回小山村，看望爷爷奶奶。
在新昌城关时，陈天桥经常回老家澄潭。有一次回去，陈天桥看见有两只大公鸡在争斗，便蹲在路边津津有味地看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公鸡们精疲力竭不想再斗了，演员和观众才郁郁而散。
回到城关，陈天桥迅速写了一篇观后感，并给了老师。城关南明小学的蒋惠球老师是陈天桥小学四、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看了文章后觉得很精彩，就把文章寄到《小学生优秀作文》杂志并发表了。
但在新昌中学的档案室里，现在还可以看到当年王力红老师给陈天桥的操行评语中，有一条说道：“作为班委，对集体活动却不热心。”
“我后来看出来，陈天桥当时是很想当班长的。他小学时候就是少先队大队长，上了初中却只当了个班级生活委员，他总觉得自己被大材小用了，小孩子难免闹情绪，所以故意对班级活动不那么热心。”王校长解释说。
好学生和网络游戏
1990年，18岁的陈天桥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性格外向、活泼开朗的陈天桥不仅是学习尖子，也是社会活动的热心分子，他的组织能力、活动能力得到了校内外的公认。陈成了“复旦大学1990届经济系的传奇人物”。
大学一年级，陈天桥埋头读书，全系成绩排第一名；大二，陈天桥被上海市教委和团市委评为“上海市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大三，21岁的陈天桥就修满了学分，以上海市惟一的“优秀学生干部标兵”称号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提前一年毕业，这在复旦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踏入社会的陈天桥进入了上海陆家嘴集团。
从子公司的副总经理开始，直到晋升为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安德的秘书，在四年时间，陈天桥自称学会了三件事：一件是好事，一件是坏事，还有一件“不好也不坏”。
好事是年轻的陈天桥学会传统行业的企业家独立、务实的管理风格。陈天桥没有留洋或者海外求学的经历，曾经有人问他是不是“海归派”，他回答“不是”，又问他是不是“土鳖派”，他回答“也不是”——陈天桥觉得自己比海归派更熟悉中国国情和地区市场，而与本土成长的经理人相比，自己的个性更加独立，更加讲求冒险和创新。
不好不坏的事是陈天桥比一般人更早接触到互联网。十年以前，在陆家嘴集团里，在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互联网和电子邮件为何物时，总裁办公室里就已能24小时上网。老总不在的时候，陈天桥就喜欢在互联网上混。
人在网上飘，学会玩游戏是早晚的事情。“玩网络游戏”一开始是件坏事。陈天桥太喜欢游戏了。仅靠办公室偷玩一下实在不过瘾，他干脆买台电脑回家。每到周末，他必玩得个天昏地暗。
这还不够，每逢节假日，他必定呼朋唤友，来家里一起“操练”，通宵达旦、挑灯夜战是家常便饭。据说，他曾一连打了七天七夜的游戏没合眼。
1998年，组织上要安排王安德去浦东新区做分管经济的副区长。王安德对陈天桥许诺，如果他选择投身仕途，他有可能成为全上海最年轻有为的区长秘书，前途不可限量。但陈天桥婉言谢绝了：“谢谢您，但那不是我的理想。”
离开陆家嘴，陈天桥来到一家证券公司，担任总裁办公室主任。呆在证券公司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对于陈天桥来讲是相当重要的一年。跳出国营单位的陈天桥明白了自己的事业要靠自己去打拼。在证券公司工作，面对滚滚财富，他暗暗下定了自己创业的决心。
在证券公司期间，陈天桥碰到了一位聪明能干的女性，这就是他后来的妻子，现在是盛大公司副总裁——雒芊芊。认识雒芊芊并暗恋了4个月后，陈天桥开始大胆进攻，“1999年7月跟芊芊开始恋爱的，9月我们就结了婚”，“在证券公司，最大的收益就是‘骗’到手一个老婆。”开心的时候，陈天桥会这样说。
第一次创业很平庸在证券公司娶了老婆，又在股票市场上挣了一些钱，这时候陈天桥有两种选择，一是与太太雒芊芊一起出国；（创业 ）另外就是在国内找个稳定的工作，过小日子。但陈天桥做了第三种选择，自己创业。
1999年是资本疯狂涌向互联网的一个年份。当时的互联网模式就是建立一家网站，然后去赢取风险投资。弟当时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陈氏兄弟一个熟悉互联网，一个熟悉资本市场，就想到了创建网站。
“直觉告诉我互联网是非常有前途的。”陈天桥回忆说。“但以往的工作经验让我觉得，一个公司要赢利需要的是资金流和物流，而物流是比资金流更难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电话线不能代替物流与配送，只有数码娱乐产品比如卡通、游戏才可以通过电话线来传输。”陈天桥找到了创业的方向。
1999年11月，陈天桥听说中华网在寻找可投资的小网站，认为机会来了。经过物色，陈选中了当时由复旦的几个学生为主建立的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当时已经有不少人气。陈天桥将自己的想法讲给他们，让他们将这个社区改得更加吸引人。而他则去联系中华网。
谈妥之后，陈天桥迅速注册了一个资本为50万元的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招了20几个人，开始运作公司成立的初衷并不是要成为大型的门户网站，而是想另辟蹊径，成为中国最大的图形化虚拟社区。
这个社区建设在当时很有特色，不但有白天、黑夜之分，而且每一个社区中的用户都不能不劳而获，饿了就需要种地，然后再把收获的东西做成食品卖钱，而只有拥有钱才能在社区内生存。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类似于网络游戏的互动社区。这种思路是那时的许多网站所共有的，大家就是在比，看谁先能最快找到投资。
靠着在证券公司和政府机构工作时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在陈天桥的运作下，很快，这个和中华网的谈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1999年12月，中华网CEO叶克勇与陈天桥见面，“我要定了，你带上签好的合同来见我。”这样，陈天桥在2000年1月拿到了中华网300万美元的投资，中华网得到的是相当于它总浏览量30%的
投资拿到了，但中华网认为，仅凭虚拟社区还不足以带来更高的浏览量，因此他们要求盛大改变经营方向。“面对投资方的意愿，我们很迷茫，最后提出了一鱼四吃的做法。”陈天桥曾经向记者讲述过这样一个例子，“一条鱼可以分为头、身子、尾巴和鳍，然后有不同的做法，比如娱乐产业中围绕着一个品牌——樱桃小丸子，可以运作有关她的动画、书籍、游戏，甚至服装等诸多周边产业。因此我们决定不做游戏社区，而做动画网站，这样既可以带来投资方所需要的浏览量，又不会离网络游戏社区很遥远。”
利用这笔资金，盛大购买了黑猫警长的版权，还办起了多期的卡通杂志，并陆续拿到为奥迪、飘柔等大牌厂商做网上动画广告的单子，此时的盛大一个月能有十几万的收入。
2000年下半年，互联网的泡沫开始破灭，形势急转直下。还没有等到网站盈亏平衡，网络业便开始走上下坡路，这在商业气息浓厚的上海表现得尤为明显。
面对危机，陈天桥开始反思盛大网络卡通的发展模式。“围绕一个品牌做动画卡通，是一个投入期长、回报期也长的过程。成功了就可以赚七八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钱，失败了就一无所有。”
2001年5月，中华网投资盛大的300万美元中还有100万美元没有到账，这时候中华网对盛大提出质疑。陈天桥的大卡通战略即游戏+杂志+Flash广告被迫删改，公司的员工从50人裁减到20人，所有非游戏部门的队伍被全部清除。
为了继续事业，陈天桥决定放弃网络动画，但是下一步的着眼点在哪里，他自己其实也很迷茫。正好此时韩国游戏开发商WemadeEntertainment到上海来寻找合作伙伴，准备推广自己开发的网络游戏“传奇”。Wemade最先找到上海市动画协会，动画协会也不知道网络游戏是干吗的，于是把韩国厂商推荐给了陈天桥。
陈天桥拿到游戏，自己先动手玩玩。按照默认设置，他连接到韩国服务器上，可他看不懂韩文。他又连接到《传奇》意大利服务器，玩起了英文版。尽管网速很慢，并且陈天桥还是认为“传奇”包装很差劲，但还是觉得其内核相当不错。玩到后来，陈天桥欲罢不能了。
陈天桥向中华网请示运营“传奇”，《传奇》先期要交30万美元的安装费。陈天桥希望中华网将剩余的100万美金拿来用。中华网不同意，陈天桥却坚持要做网络游戏，双方“拗断”。最终陈天桥拿回了公司所有的股份，并且仍然保留了至少30万美元拿到了《传奇》的代理。
盛大神话中华网撤出了，《传奇》的代理也谈下来了，陈天桥的公司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传奇”上线两个月的测试期是公司生死存亡的关口，当时所有人都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如果在测试期内不能吸引足够的玩家，就不能收费运营，那么盛大就不会有新的收入，公司就面临着倒闭。
运行网络游戏，需要很多的服务器，而此时的陈天桥根本没有钱来添置服务器。陈天桥拿着与韩国Wemade、Actoz公司签订的合约，彬彬有礼地找到浪潮、戴尔等服务器厂商，告诉他们，我们要运作韩国人的游戏，申请试用机器两个月。服务器厂商一看的确是国际正规合同，小伙子年纪轻轻来头不小，恐怕是潜在大客户，于是就同意了。
然后陈天桥又拿着服务器的单子，以同样的方式与中国电信谈：“浪潮、戴尔都给我提供服务器，我们需要很大的带宽运营游戏。”电信马上会意，给了测试期免费的带宽试用。陈天桥压上了全部的信誉，从2001年9月，盛大开始了两个月的游戏测试期。
2001年11月，传奇游戏开始收费，仅仅一个月，《传奇》的投资就已完全收回。盛大活了，陈天桥的财富传奇就这样开始。
从陈天桥发迹的故事来看，其成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是一种投机行为，只是这种投机行为具有了更多知识的成分。在投机成功过后，陈天桥爬上了财富榜，倍受瞩目。但是，有着成为主流人物冲动的陈天桥显然不会对此满足，他想要成为这个网络游戏世界的决策者，成为社会所承认的主流人物。
但是，30岁的陈天桥能成为主流人物吗？
瓶颈盛大成功之后，陈天桥总是在不由自主地表露出一种姿态：要成为这个游戏世界的决策者、规则的制造者。甚至，他还要把游戏范围扩大成娱乐，并梦想着把盛大建成梦幻的大迪斯尼。为此，陈天桥还重金从微软请来了唐骏。
从去年年底网吧老板质问，到今年年初社会学家陶宏开教授代表和带领孩子家长们的炮轰，让陈天桥又一次陷入了纷争。在此之前，关于陈天桥是好人还是烂人，就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有过很大的争议。
Actoz闹，再闹就把它收购了。那么玩家、网吧呢？虽然这里面的确是一个各方利益相争的问题，我们相信如果有足够的利益分配在玩家和网吧的身上，网吧老板、家长和孩子对陈天桥不会有这么大的意见（那么游戏玩得好就是一种有出息的象征）。但是，陈天桥能把全中国网吧收购掉吗？能把全中国玩家招安吗？陈天桥再有钱，这个问题也不现实。
这些只是一些个表象的事情，但从陈天桥不断尴尬地面对这些问题来看，陈正在遭遇着一场危机，从这场危机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网游的社会性问题，更重要的是陈天桥的个人问题。
现在，我们给陈天桥的定位是：陈还只是一个成功的创富者，而还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陈天桥正在试图进行这个过度，但是表现还很稚嫩。一个32岁的年轻人，没有太多的阅历，无论是宏观政策，还是一些人事之间微妙的关系，难以把握的东西还很多，所表现出来的举动也还远远不够格。经过投机创富忽然站了出来以后，怀着成为主流的冲动，他遇到了一个坎。
陈天桥也想过并正在实践走提升盛大高度的路线，他想把盛大建设成一个不仅仅是网络游戏的公司，而是一个梦幻的大迪斯尼，并用“娱乐”取代“游戏”，但是结果如何，而效果又如何，还无从知道。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陈天桥还得慢慢煎熬着等待。
现在，盛大还只是一个区区几年历史的企业，网络泡沫的故事已经很多，如果陈天桥稍有不慎，盛大倒下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盛大倒下，那么陈天桥的故事不用再说，主流梦不用再做，陈和盛大将会成为“大败局”里最经典的案例。
如果盛大不倒，依旧向前发展，而陈天桥又不能够正确处理各方关系，不能够把握权衡各方关系，不能够提升自己，陈天桥也将遭遇一个中国企业家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个危机将是众人口诛笔伐，这场战斗对于梦想着成为主流的陈天桥，无疑是将会是一场惨败。
从现在来看，陈天桥作为企业家、作为富人的表现是相当糟糕的，面对网吧老板的质问无法从容面对和回答，面对孩子家长、教育专家的讨伐没有合理的办法应对，甚至常常因此而表现失态。有人说陈天桥表现得与同年龄的人非一般地成熟，但是从这些表现来看，陈天桥并无什么过人之处。
那么陈天桥现在究竟该做些什么，才能成为主流？陈天桥该学一学的不仅是一个外国企业家的管理，更要学一学国外的富人们如何做富人。当然，这句话不仅仅送给陈天桥，一样送给中国的所有富人。要做一个主流的知识富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柳青
2014年6月的一个晚上，北京上地的一家小餐馆里，高盛亚洲区董事总经理柳青和滴滴创始人程维一起用餐。这次是柳青第三次代表高盛，想要投资这家移动互联网浪潮中的明星公司，却依然失败了。
席间，柳青佯带愠怒地说了一句玩笑话：“不让我投，我就给你打工吧！”
让她意外的是，对这句玩笑话程维接招了，并开始和她认真讨论此事。
“到今天偶尔还会有不太真实的感觉，我从没想过自己人生当中如此重大的一个决定是这样拉开帷幕的。”柳青笑着回忆。
对她来说，这将是她人生的第一次跳槽——从2002年哈佛毕业后，她就加入了高盛，为之效力了12年。
当程维把“想挖柳青”的决定告诉董事会成员时，滴滴天使投资人王刚和A轮投资人、金沙江创投合伙人朱啸虎都大跌眼镜。“程维是个不给自己设限的CEO，我也一直告诉他，要持续找更牛的人加入滴滴，”王刚表示，“但敢挖柳青还是超过我的想象。”
此时柳青已是高盛亚洲区董事总经理，这意味着她已经升到了投行金字塔塔尖，年薪超过千万。出身名门的她，父亲是中国IT教父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上世纪80年代，他和中国科学院里一群物质匮乏的知识分子一起创业，开辟了中国的PC时代。
柳青加入创业公司的决定遭遇了阻力：家人对此心情矛盾，出于理性和尊重的支持与出于情感的心疼兼而有之；高盛高层更是轮番挽留这名干将。为了避开干扰，程维在柳青正式加入之前，为她安排了一次和六名高管一起自驾的西藏之行。出于对高盛的不舍，在高原上，柳青大哭一场后，给团队的每位成员分别写了封长信，作为对12年投行生涯最后的告别。
当时柳青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挑战。她的父亲此前曾多次对她表示，尽管做投资可以遇到不少企业家，但是两相比较，经营企业是最好玩的。更早之前，柳青的理想其实是成为一名程序员，受到比尔·盖茨1996年出版的《未来之路》影响，1996年，柳青考入北京大学，选择攻读计算机系，毕业后她进入哈佛大学继续攻读这一专业。
闯入投资领域的缘由，是就读哈佛期间的一次暑期实习。2001年，在高盛香港两个月的经历让她改变职业航向，对加入投行心生向往：“投行让你迅速了解商业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你有机会接触大量企业，去琢磨企业家身上的特质，去判断企业业务模式的特点，去研究这些企业为什么会成功、失败。”
“现在回想起来，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是收到高盛Offer的时候。”她大笑着回忆。柳青毕业的2002年，正值互联网泡沫破灭，高盛录取新员工名额从30名缩减到6名，名校生间竞争惨烈。在经历了十八轮面试，在最后一轮时甚至高歌了一曲“my heart will go on”后，她正式入职，成为了高盛亚洲区最底层的分析师。
在高盛的经历被柳青认为是一个重新塑造自己的过程。她形容自己天生腼腆、不自信，开会时仍和学生时代一样，喜欢躲在会议室的角落里，直到上司告诉她：你需要学会站出来，不要指望会有人为你说话。经历了每周工作100小时以上的炼狱后，柳青逐步站稳脚跟，并步步晋升。高盛亚洲区前执行董事、滴滴战略部总监Stephen Zhu曾和柳青在高盛共事4年，他表示：“柳青是高盛文化的传承者，对于所有事情都要求极致。在业务上她很激进，对自己要求很高，对团队的要求也很高。”
12年后，柳青已经到了收获期。她成为了这家百年投行历史上最年轻的董事总经理，而她和团队的默契已经到了“开电话会议都不用说什么，只要在方向上把把关”的程度。她带领团队主要考察医疗、健康、消费、金融服务等受内需和消费拉动的产业，期间曾操盘对爱康国宾集团的1亿美元投资。
变化发生在移动互联网和交通行业产生碰撞之后。如同柳传志创立的联想用一间平房和20万元成为PC巨头一样，2012年，滴滴用80万元起步，聚齐了阿里的人、百度的技术、腾讯的钱之后，这一打车软件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备受风投机构追捧。和滴滴几乎同时在杭州成立的快的打车，获得了阿里的战略投资，成为了滴滴当时最大的竞争对手。
朱啸虎说：“柳青最开始希望撮合滴滴和快的合并，因为她和腾讯、阿里双方关系都很紧密，如果能够撮合成功，她可以代表高盛以一个很好的价格投进来。滴滴和快的在2013年的第一次合并谈判，就是由柳青主导的。”
柳青召集了两家公司包括程维、王刚、吕传伟等人在内的关键人在杭州机场举行谈判，因为两家公司正在市场上进行激烈竞争，信任基础薄弱，对股权比例等问题也达不到共识，合并暂时搁浅。
此后，滴滴和快的之间的补贴大战被引发。2014年5月，在双方缠斗之时，柳青做出了出任滴滴COO的决定。“柳青是国际着名投行的高层，行走在云端；滴滴是个草根创业公司，干的是和司机、乘客打交道的苦活累活，未来也有极大不确定性。她愿意赌进来，出乎所有人意料。”朱啸虎这样表示。
这个消息同样给了高盛团队极大的触动。“从投行到创业公司的人不在少数，柳青的特殊之处是她的职位是最高的，付出的代价也是最大的。”Stephen透露柳青在高盛期间一直对出行行业感兴趣，加入滴滴是因为“找到人生的召唤”。
柳青把她的这个选择形容为“一切归零”。为了这个选择，她花了大量时间调研，程维形容为“做的背景调查超过任何投资机构”。滴滴天使投资人王刚在接受采访时形容，“如同热恋一般，每天超过16个小时和程维交流”。
在接受《福布斯》专访时，柳青则将甘愿降薪加入滴滴的原因，归纳为当时看到了一家正在彻底改变人们出行方式的价值巨大的企业，此外滴滴团队对她有着强大吸引力。“和一个从骨子里散发着变化荷尔蒙的年轻团队一起成长，是一件绝对值得珍惜的事情。”柳青说。
滴滴CEO程维则是另一个吸引柳青的因素。“程维是一个极有远见、抱负和魄力，又愿意为梦想付出的人。他脚踏实地又目标高远，当时非常打动我，”柳青称，“我和程维是最好的朋友，惺惺相惜。在这一代年轻企业家里，程维在格局、心胸、眼光、能力等方面都是上上乘。”
朱啸虎回忆柳青其时最忧虑和担心的事情是自己能否融入团队、能否达到投资人的期待。现在，她的工作广受认可和赞赏。投资人认为：“她一切都做得非常好，完美。我不敢想象滴滴没有柳青，今天是什么样子。”
在当时，这个从未失败过的人，加入滴滴后仍经受了极大压力。要如何从崇尚精英文化的投资银行，进入接地气的O2O创业企业，柳青一度陷入内心认知上的焦灼和迷茫。Stephen称柳青从高盛人身边消失了半年，毫无音讯，而此时的她正努力适应加入滴滴后的自由落体，消除自己的投行气质和可能带来的戒惧感。出差时，她从头等舱降到经济舱，住宿从奢华的四季酒店降到汉庭连锁酒店，就连奢侈品牌的皮包也被她小心藏起来。
仅是表层的转变远远不够。在滴滴每个月召集公司管理人员为期三天的会议上，会进行业务的报告和评断。柳青目睹一名同事在连续拿到两次业务“烂桔子奖”后获得“金桔子奖”的心路历程，也由此感受滴滴的公司文化：坦诚沟通说真话，简单直接。这是柳青参与创业企业以后学到的第一课。
尽管是计算机科班出身，柳青并不是典型的科技界人。“对养牛比对互联网更熟悉”，在2015年全球女性创业大会上，她这样说。潜意识里面害怕失败的心态，让柳青一开始用力过猛：她彻夜不眠，回复所有的微信、电邮，尽量去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一开始进公司，太容易四处刷存在感，但其实有些事情未必是公司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也未必是你应该把自己累得半死的事情，”在一次和作家冯唐的对话中，柳青说道，“这个阶段很容易为了忙而忙，程维这时候给了我许多心理辅导。”
程维教柳青每天早上先列出一天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克服做事的冲动，以寻找工作的节奏感。此外滴滴有着每过一两月高管们在一起聚会的传统，讨论公司当下最重要的十件事是什么、每个人如何行动，这也帮助柳青很快通盘把控了公司最重要的业务。
两个月过后，柳青开始找到经营企业的感觉。她总结，做投资就像游牧民族狩猎，几个人骑上马，就可以出征，完成了一个项目再寻找下一个目标；经营一家公司则像经营一家农场，需要事无巨细地关照所有人和细节，努力耕耘方能迎来收获。“这种转变几乎是一种浸润式完成。所以我告诉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团队，我也一定能在其中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现在看来，没有人比柳青更适合滴滴二号人物的角色，加入滴滴成为了她职场资源和人生实力的大集合、大爆发。她随后在2014年12月帮助滴滴完成了F轮7亿美元的融资，这也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史上最大的融资之一。“滴滴以前的融资还需要我帮忙，程维去美国还是我做的翻译，柳青来了之后完全不需要，”朱啸虎将光环之下的柳青描述为拼命三娘，既有如簧巧舌，亦富钢铁意志，“她很厉害，能把所有对这个行业有兴趣的投资基金全拉过来，三个星期内搞定了7亿美元融资。”
她和程维的配合也渐入佳境。“就像马云和蔡崇信、马化腾和刘炽平是绝配一样，柳青和程维是一对绝配，”王刚在接受福布斯采访时这样评价，“程维、柳青两个人都极为聪明，正气，做事都拼命。程维草根出身，是从底层的销售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他对市场的敏锐度、深入一线的执行能力是柳青缺乏的；柳青出身名门，大家风范，人脉资源、国际视野、在资本市场里呼风唤雨的能力，又是程维缺乏的，所以他们这个组合是很快见到了化学反应和叠加效应的。”
柳青主导完成融资后，快的也不甘示弱完成了相同数额的融资。融资之后，形势起了微妙的变化，是继续火拼，还是握手言和，共同面对其他竞争者，两家公司开始进行更有诚意的沟通。在此过程中，柳青成了关键人物。因为和马云、马化腾、刘炽平相熟，和快的团队也互相信任，这场被称作“情人节计划”的合并谈判在22天内完成。“在一个基本框架下，战略股东的协调难度是最大的，柳青很好地完成了斡旋的角色。”王刚说。
合并也在顺利进行。在年初的协议签署仪式上，程维曾留下十二个字：“打则惊天动地，合则恩爱到底”。合并一百天的发布会上，程维宣布：“我们完成了一件互联网历史上都没有人做到的最成功的合并，因为互联网历史上还没有竞争到这种程度的对手完成了合并。在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已迅速完成了产品的排兵布阵，并把整个团队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双方管理层无一人离职。”
朱啸虎评价，无论是滴滴还是柳青，走到今天仰赖的仍是勤奋二字。在高盛，工作和生活尚可泾渭分明，加入滴滴后，柳青的个人时间被迅速压缩。她性格中坚韧、敢拼的部分在滴滴被继续放大。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加入滴滴后，因为周末经常开会，见不到孩子，柳青把小孩从寄宿学校转学到公立学校。然而滴滴每天开会仍到很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滴滴团队想出了一个变态的方案：每天晚上柳青九点下班，回家哄小孩睡觉，十一点再在她家楼下开会。
疯狂工作正在带来回报。根据最新数据，滴滴的估值已经上升到了百亿美元，用户量突破1。6亿。在加入公司6个月后，柳青也由COO升任总裁。2015年2月，在宣布升任柳青为总裁的公开信中，滴滴CEO程维写道：“柳青在加入滴滴的半年时间，帮助公司完成了当时非上市公司最大一笔7亿美元融资，并带领专车、PR（公关关系）、GR（政府关系）团队浴血奋战，杀出了一条血路。”
和父亲柳传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创业，并以惊人的坚忍和耐心与旧制度周旋，并摆脱束缚一样，柳青也正在与一项多年来不曾打破的旧体制博弈——出租车垄断制度。在中国，根据现行客运管理规定，非出租车的揽客行为通常被视作“非法运营”。2002年，调查记者王克勤曾先后采访100多位出租车司机及众多出租公司和政府相关部门，当年发表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调查，揭露了因出租车业垄断造成的服务水准低、司机负担重等弊端，然而，十余年里的时间里，中国出租车垄断现象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柳青加入滴滴后，公司的触角开始伸到专车领域。这一产品由打车软件向汽车租赁公司购买或租赁运营车辆，私家车主也被允许成为专车司机，从而绕过了出租车传统行业的管制。半年时间，滴滴已获得40万专车司机用户。“出租车司机张开眼睛就要交份子钱，但我们不用。心态轻松、滴滴软件的评价制度让我们有能力、有意愿为乘客提供优质并且便宜的服务。”滴滴专车司机皮建正这样表示。传统出租车行业则认为自身利益遭到了侵犯，2014年下半年陆续有地方政府查处专车司机，2015年5月，专车和出租车司机对峙街头、公安成立专项活动查处专车的场面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在不少经济学家看来，滴滴正在促进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评论称：“看到滴滴，就像当年看到小岗村一样”。1978年，柳青出生的这一年，安徽小岗村十八名农民冒着极大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手印，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37年之后，这家移动互联网创业公司意外地成为了促进中国深水区改革的一股强大外力。
“经济学有一个术语叫帕累托改进，即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如理性对待滴滴，我们完全可以实现这点。滴滴将大量社会闲置车辆利用起来，可以大大缓解早晚高峰期的打车难这一痼疾。出租车司机看似受到了冲击，其实关键在于出租车司机承担了不必要的“份子钱”。从改革的角度看，如果滴滴完成了对行政垄断制度的冲击，它无疑将被载入史册。”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认为，一家成立三年的民营公司正在用市场和技术手段，挟千万用户，打破多年来铁幕重重的出租车行业垄断，而其庞大的用户规模和影响力让现有既得利益集团无法简单打压这一产品。这名长期关注中国改革进程的学者，2014年曾参与李克强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和周其仁一样，他对滴滴专车的出现感到兴奋：“原来的出租车市场管制过多、效率过低，导致出现了大量问题。既得利益者没有动力自动放弃利益，专车的出现正在倒逼这一行业进行彻底的变革。”
刘胜军预计短期内互联网企业、处于简政放权潮流中的政府、利益被损害的出租车企业、摇摆不定的司机等多方利益主体将继续博弈，而两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滴滴专车等产品将被赋予合法性：“目前合法性存疑的恰恰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而法律正在保护的反倒是落后的垄断的势力。如果法律和社会进步、变革发生了冲突，那么应该修改的是法律，而不是反对社会进步。”
如同柳传志曾提出“不做改革的牺牲者”一样，滴滴和柳青并不喜欢对“变革者”身份多加强调——在新旧制度犬牙交错的环境中，滴滴必须创新但又不能与各方势力直接对抗。“我们真正热爱这个行业，不会做任何事情来破坏市场。不管遇到什么状况，我们都会保证这个市场良性的运作，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多年投行经历，让柳青习惯以客观、冷静、缜密的思维回答任何问题。和政府沟通中，柳青也多强调作为技术公司，滴滴能为政府提供的价值。“我们未来将推出滴滴指数，这里面会有很多城市的大数据，我们会和政府一起来策划未来整个大城市交通的布局。”
和她的父亲一样，柳青既有着不屈不挠的实业家精神，也善于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她的柔软姿态，已经获得政府的信任。与此同时，柳青家族的高层资源不可避免成为了滴滴的宝库，但柳青只是回答：“事情不是靠我一个人做成的。”投资人们则对柳青的公关能力表示认可，对于2015年5月滴滴能在上海接入官方平台，认为“速度超乎想象”。柳青也对此兴奋不已：“我们一直希望与各地政府共同解决出行难题，此次上海合作成功，也充分说明了政府对滴滴快的（简称“滴滴”）的支持和鼓励，这真是一个好时代。”
这家公司仍在快速成长。在2015年5月22日的发布上，滴滴提出了未来3年的“潮汐战略”：如同不可能为了黄金周建设更多的酒店一样，为了高峰期而投放更多的出租车也不现实，因此滴滴希望专业运力能够满足平峰期80%以上的需求，高峰期到来时，则整合更多运力，满足用户临时出行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公司业务线进一步得到梳理：出租车业务将引进评价体系，为乘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在专车领域，将为有较高需求及特殊订制需求的乘客推出名为ACE（Absolute Comfortable Experience，极致体验）的增值服务；2015年5月25日起，快车将补贴10亿人民币，在全国12个城市推出每周一“全民免费坐快车”的活动，以此抗击来自Uber的竞争；顺风车产品已招募超过60万名司机，将鼓励用户共享出行；代驾事业部也已成立，目标是在年底成为中国最大的代驾服务平台。
“整个交通被互联网化的过程，我们还会进一步探索，包括在公交、租车以及其他垂直交通出行的领域实现互联网化，建立一个全球最大的一站式出行平台。”在柳青眼中，程维对于公司未来愿景的描述，也是她的梦想，“公司未来三年的目标是每天为超过3，000万的用户提供出行服务，实现只要想出行，三分钟内就有一辆车到用户的面前，大范围地把出行的痛苦指数全部降到零。”
当最重要对手Uber估值已经达到500亿美元，这家每日成交量已是对手数倍的中国公司，也有了成为BAT之后下一家巨头的王者之气。尽管仍在大把撒出金钱补贴用户，并未盈利，柳青认为，对于成气候的平台型企业，如何赚钱并不值得担心：“理由很简单，中国市场足够大，滴滴起步早。”
让柳青更兴奋的事情不是业务数据，而是为更好地照顾员工而进行的福利创新：“你要问我们公司的市值多少，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兴奋，因为大企业可以有很多。”在采访中，她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刚刚为公司员工设计完成的一套福利计划，其中包括滴滴员工的父母到北京看病可以由公司承担医疗费用、并有专人陪同等。“经过横向比较，滴滴的公司福利在全中国的技术企业里名列前茅。真正让一个企业的领导层兴奋的事情，应该是员工是不是真心热爱这个企业。我们希望可以更好地服务员工，这样才能真正聚合出一支有创新热情、有战斗想象力的团队。”
招揽人才则是另一个她关心的重大问题。柳青直言不讳：“我接受采访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媒体，吸引更多人才。”目前公司已经成立了“机器学习研究院”，招募相关领域的世界级科学家，柳青也正为此奔波。在香港接受采访的前一天，她刚从美国出差归来。
尽管仍在倒时差，穿着一袭白裙的她看上去仍神采奕奕，并始终掌控着采访节奏，反应敏捷、思路清晰，对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一句话带过，约定的一个半小时采访准时结束，连一分钟也未超过。加入滴滴之前，柳青在媒体前露面的次数屈指可数，现在，她比程维更多地出现在镜头前，成为了滴滴代言人。
与在聚光灯下表现的强势不同，管理下属时，她则表现出自己柔韧体贴的一面。她时常在深夜关心下属，询问他们“最近感受如何，有没有乏力感”，不时分享自己对工作、管理的感悟，并温婉地提出建议。同样经历了从投行到创业公司转换的Stephen在分析柳青的特点时表示：“滴滴是一个压力比高盛大十倍以上的地方，在这里，人会有很多应激反应，譬如焦虑、恐惧、懊恼。大部分人要完成这两个职责上的变更，体力、脑力、心力都面临巨大挑战。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对于团队成员，柳青仍有余力发自内心的关心他们，这不容易。我思考了很久怎么形容这种素质，这不是天分，这是教养。这是她最强的地方。”
弥漫着雄性色彩的科技界，柳青这类角色极为稀缺。朱啸虎透露，约见创业团队时，他所遇到的创业者90%都是男性，最终能获得投资的女性创业者更稀少。“女性商业领袖本身很少，科技界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更稀缺的原因是这个行业竞争日新月异，压力更大。”他表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科技界的这一现象将会得到改善与改变——未来，这仍将是一个由男性彻底主导的世界。
尽管正在成为科技界女性创业者的标杆和偶像，柳青仍有属于自己的困惑与纠结：她曾因为陪伴家人时间过少而被负罪感包围，通过阅读她最终得出结论“罪恶感是影响人类生产力进步最大的阻力之一”。“你永远无法找到事业和家庭的平衡，”柳青语带无奈，“我能做的就是为家人创造Quality Time（有品质的时间）。”出差在外，她通过微信和三个孩子交流，回到家则尽量专心陪伴他们。
现在，她也忍不住幻想更远之后的生活和冒险：去大学任教、经营一家孤儿院、开一家名叫“If I can do it，you cando it too”（“我能做你也能”）的瑜伽馆，以及周游世界。“人有三种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我都在修行，唯有人和自然的关系一直没有机会建立，所以还是要找机会去游遍名山大川，”她调皮地一笑，只在这一刻，她才卸下了女强人的防备，“我其实是一个很爱玩的人。”
近日，东航物流引入联想及德邦物流等4家投资者，并实现员工持股，正式成为民航领域首家进行混改的试点企业。引起外界关注的是，诸多物流企业中，为何不是顺丰或三通一达，而是德邦成为股东？
其中一个答案是：德邦拥有国内最具规模的公路地面运输网络，可以为货物下飞机后提供有效连接。
那么，问题来了，曾经的旅行社小会计崔维星，是如何跨界做物流一手打造出德邦的？
夫妻创业
1992年，从厦门大学会计系毕业的山东人崔维星，到广东国旅上班。回忆起自己这第一份工作，崔维星不胜唏嘘：“当时我每天就是核对旅游团的消费账单，不断打电话核实，然后再机械地打对勾。后来我发现同宿舍的导游工资都能拿到1万元，我觉得我比他们牛多了，凭什么才拿1500元呢？于是1993年10月我就离职了，找来找去找不到合适的，最后去了珠海一家酒楼当会计，工资还是1500元，而且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只有周日才能休息，还不能出远门，要随叫随到。我当时肠子都悔青了。离职三个月，我就又重新回国旅上班了。”
重回国旅的崔维星被安排到国旅货运位于广东中山的分公司去做空运货运业务，就此与物流结缘。由于营业点位置较偏，崔维星虽然想尽办法打开局面，但离初始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1996年8月，国旅货运决定放弃中山业务。
崔维星不愿放弃，决心辞职单干。当年9月1日，他的“崔氏货运”开始营业，主营毛衣空运与电器托运业务。
公司当时只有四个人：崔维星及爱人薛霞、一个司机、一个搬运工，办公室只有8平方米。虽然人手紧张到了极致，但由于减去了大公司操作的中间环节，加上丰富经验，不到一年，崔维星就赚到了近20万。
1997年，为了扩大业务，崔维星将公司搬至广州。因为每天都要跑一趟南方航空老干部客货运处发货，他结识了不少南航的朋友。1998年6月，崔维星承包了这一货运处，开展航空货运代理业务。
然而，当时货运处包括车辆和应收账款在内的所有资产才20万元，承包第一个月就亏了3万元，员工几乎走光。重压之下，崔维星居然想出了一种新的业务模式——“空运合大票”，货物的运送模式由之前的零收零发改为零收整发，成本降低了，客户也享受了更加便捷的服务体验和更实惠的价格，货运处开始迅猛发展。
2000年，崔维星将货运处更名为广州市德邦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员工60人，还将业务拓展到了深圳和珠海。2002年，德邦已成为广州区域的“空运散货之王”。
舍大取小
然而，做空运看似赚钱，实则处处受制于人，航班晚点、订不到舱位都是常有的事儿。崔维星回忆道：“有时候接到货物却停在仓库四五天都走不了，早上去看一次，晚上去看一次，货还是运不走，望眼欲穿却束手无策，甚至急得掉眼泪。”“受气”的崔维星开始琢磨着如何突破限制。2000年左右，随着我国公路高速网的逐渐建成，他看到了希望。2001年4月，德邦在广州白云区新市货运市场开了一个档口，开通了第一条从广州到北京的汽运专线。空运起家的德邦，由此闯入了公路汽运领域。
汽运业务开始后，业务员拉到了很多大客户，整车整车的货量让德邦尝到了甜头。比如某国际化妆品品牌的合作商在德邦广州机场路营业部发货四五百万元，一天内就装了十几辆车。然而，这一大客户却出现了拖欠款项的行为，德邦最后以减免的方式才追回了欠款。此外，手机类、灯具类等大客户也出现类似情况。
不愿再“受气”的崔维星经过痛苦思考，决定放弃这块很多公司都想抢的“大客户肥肉”，将客户群锁定在了庞大的中小零担客户身上。
零担是一个物流行业之外的人很少听到的词。零指的是零散，担在古代指的是扁担，在这里指的是车，零担就是指一张运单托运的货物不够装一车，必须好几批货物才能装凑成一车。
德邦把“零担”定义为30公斤—1吨之间，基于这样的考虑：30公斤以下的可能快递及快运公司更专业，1吨以上的则可能做整车运输。
当时零担市场从业者众多，但90%以上是小型专线公司，一个城市至另一个城市的专线公司少至几十家，多至上百家，价格战之下，丢货、损毁以及延误等状况屡见不鲜。
崔维星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他自购进口卡车500多辆，开发直达线路700余条，给网点和车辆都采用统一的形象和标识，提供货物码放“大不压小、重不压轻、木不压纸”等标准化服务，迅速占领了零担中的高端市场。
“零担之王”
2009年7月，崔维星将公司总部从广州搬迁至上海，开始从区域性公司向全国性公司蜕变。第二年，德邦新增营业网点近80%，营业收入增长高达90%，达到26亿元，一举成为行业第一。要知道，2004年时，崔维星去当时零担市场老大华宇物流的货场里参观，被里面堆积如山的货物震撼住了。当时德邦的营业额只有区区两个亿，而华宇的营业额有20多个亿。但十年之后，华宇的营业额还是20多个亿，而德邦的营业额却突破了100个亿。
不过，这个“零担之王”却谋划起了转型。
会计出身的崔维星这些年不断花大价钱请麦肯锡、埃森哲和IBM这样的咨询公司来给德邦“诊断”，目的是让公司的运营管理更加规范、精细。2012年，麦肯锡在为公司做战略咨询时提出，德邦应该转型做快递。崔维星当时不解：“我在零担市场，每年增长60%，我为什么要转行？”
为此，德邦物流花了近三年的时间来论证。
不过现在看来，德邦转型做快递非常有必要。崔维星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零担物流这个市场目前增长较缓慢，行业的利润越来越薄了。”除了德邦以外，这个行业里的大多数企业，甚至包括第二、三名，都深陷在亏损的泥潭里。
此外，这个行业还面临着快递业的强劲挤压。快递和零担物流的业务流程本来就相似，快递企业进入零担行业的难度并不高，出于成本优化和客户黏性等因素考虑，像顺丰、中通这样的快递公司正在强势进入这个行业。崔维星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快递做好，恐怕零担市场的阵地也保不住”。
在2016年给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中，崔维星如此告诫他的同事：快递行业未来将会走向集中，“留给德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想不成为被别人屠宰的对象，就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以最快的速度杀出一条血路来。“用速度跑赢时间，是我们唯一的生机。”
追赶顺丰
崔维星选择的快递突破口，是3-60公斤重的货物。
“我们在做一般快递公司不愿意尝试的领域。”德邦高级副总裁兼轮值CEO韩永彦表示，3-60公斤重的货物对顺丰而言太重了，三通一达又不大愿意做。而对于零担市场老大德邦来说，这类重货正是其优势所在。德邦快递的差异化服务还有其他快递公司不愿意做的安装加固，擦拭包装，送货上楼等等。在韩永彦看来，这种差异化服务正逐步被消费者接受，在市场上，客户通常的体验是小件货发顺丰，大件货更愿意发德邦。据他透露，这三年来德邦快递的年复合增长超过100%。
当然，在眼下的快递领域里，顺丰是德邦需要仰视的存在，一如当初仰视华宇。不过，崔维星却反问记者道：“你怎么知道几年之后，情况不会像上一次那样逆转呢？”
德邦被誉为物流行业的黄埔军校。从2005年开始，德邦就开始在业内率先启动校园招聘，截至目前，德邦98.5%的管理干部均来自于内部提拔，管理层的平均年龄只有27.5岁。韩永彦就是在2007年通过校招进入德邦的，历经10次轮岗，辗转8个城市，从最基层的统计员一直做到目前的高级副总裁兼轮值CEO。
这支年轻的团队就是崔维星的底气，它不仅使得德邦的管理水平在零担行业里遥遥领先，即使是在快递行业里，崔维星也自信只有顺丰的管理水平能与他的公司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对于这样的一场竞争长跑来说，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意味着更大的潜力，也意味着有更大的几率能够帮助公司在后半程里发力，反超对手。
2015年以来，德邦连续推出了长期激励、考核变革、超利润分享、职级薪酬体系改革等一系列学自华为的措施，他也毫不掩饰自己想将德邦打造成为华为那样一流企业的“野心”。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长跑吗？”崔维星自问自答，“因为对于我来说，长跑赢的机会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