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是一门学问，这门学问不管多厉害的人都读不懂，学不精，进而形成一个独立学科"励志学"。励志学，不仅仅是要激活一个人的财富欲望，更要激活一个人的生命能量，唤醒一个民族的创造热情。以下是人见人爱的小编分享的励志人物故事（通用7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筹拍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时，张艺谋亲自飞赴沈阳，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给赵本山：“本山，我找你有点事，我想找你的徒弟拍电影。”没想到，赵本山立即爽快地答道：“你的电影无论选谁，包括我在内，都是无条件的，随叫随到。”赵本山协调主演小沈阳的档期问题，还爽快地答应了在电影中客串一个只有几十秒的捕快角色。
赵本山原计划十月份进《三枪拍案惊奇》剧组拍摄，可是九月份在上海拍摄《乡村爱情3》的时候，由于突发脑溢血住院治疗。当张艺谋打电话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时，他念念不忘客串事情，说病情好转后一定如期赶去参加拍摄，让张艺谋放心。张艺谋劝慰道：“身体要紧，你就安心养病吧，那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我再找个人就行。”赵本山特别认真地说：“做人不能言而无信，既然答应你了，哪有不演之理！”
在家人和医生的精心照料下，赵本山身体康复很快。当他如约赶到片场时，所有的演职人员都感动不已，张艺谋更是激动得一把紧紧抱住赵本山，连声说：“老大哥，谢谢你。真的非常谢谢你！”影片首映礼时，赵本山更是百忙之中不辞辛苦，从上海《乡村爱情3》的片场赶到北京为张艺谋捧场。
后来，张艺谋在接受杨澜访谈的时候，提起这段往事，动情地说：“本山大哥是一个真正值得深交的君子，能结交这样的一个朋友是我一生的荣幸，在他面前我感觉自己是如此的渺小。”
一张条案告诉我：有的人一见他，你就会自卑；有的人一见他，你就会自傲。陈乐民叔叔和他夫人资中筠阿姨，每每见到，都让我局促不安，感到自己的矮小无知。
称他们叔叔阿姨，我有些攀亲附高，可和他们女儿陈丰友情笃甚，又觉称其先生老师，似乎远疏散淡，也就长期这样攀着叫了。究竟起来，我算是陈丰的一个作者。她居法国生活二十年，在那博士毕业之后，就留在巴黎繁忙，其工作之一项，是在出版社做中国文学丛书策划。缘于彼此对文学的同道，终于成了可以递心坦诚的朋友，也就有机会到她家里充做客人，见到我仰慕已久的学者资中筠阿姨。
资阿姨的学识与气度，常常对我有一种震慑之功，每次和她相处———尽管她总是和善地微笑，也让我觉得在她的善良与笑容中，有着正气之凛然，反倒比那种被权势支撑的威严，更有某种力量和征服感。对于陈乐民叔叔，并未那么具体熟悉，只知他原是社科院的欧洲专家，英语、法语都极为练精，关于欧洲政治、外交、文化的著作，洋洋洒洒，约有十几卷。还有，就是他在他家陕窄的客厅里，坐在轮椅上，瘦削、洁净、沉稳的面容，总让人觉得，命运把一个思想奔放的人，固定在了牢笼般的空间里，似乎把一个可以在世界图书馆中奔跑跳跃的健将，锯去双腿后，让他只能流血低蹲在某个书架下或者书堆边。
第一次见他时，他的肾病已经相当严重，必须每周两次频繁往复于医院透析。这样十年之后，仿佛一个乐观于生命的老人，每三天一次，去上帝那儿求得一些吝啬的日月，借以居室的窗口和阳台上的日出日落，好和书籍、笔墨交流对话。史铁生也是这样的生活———在透析中思考生命与存在。和史铁生相处交流，让人感到生命的沉重和虚无。而陈叔叔在透析中和透析后，似乎思考得更多的不是生命，而是世界。史铁生思考生命的世界；陈叔叔思考世界的生命。孰重孰轻，孰多孰少，仿佛生硬地比论石头和树，谁长得更好，更为有用一样。
有一次，我陪陈叔叔去医院透析，扶他上车、下车间，他望着北京崇文门那儿的楼厦变化，脸上平静淡然，仿佛望着一隅失落的世界，说了一句悠长平静的话：“变化这么快，难说是好事坏事。”他的语调轻缓，近于自语，但从他的语句中，让人体会到他对世事和世界绵长的担忧。也就是那次透析，我与资阿姨约好，等大家合适的时候，一道去通州的高碑店一趟，为陈叔叔买一张他满意的条案书桌。因为，他们终于搬了家。
终于，她家两三处的碎房兑换成了一套大舍。所谓的大舍，只是那些小套的集中，有四间卧室，一个大厅。这对中国最为硬骨气节的知识分子，终于有了相对宽敞的住处，有了他们各自的书房。
书房对于普通的读书人，似与农民之于土地一样。他们一生研究、著述、翻译，家里却从来没有过宽敞高大的书架；一生思考这个世界的境遇，却永远都在拥挤屈身的斗室之间。现在，他们各自有了自己的书房。尤其那个三十平米左右的客厅，虽然摆上餐桌、沙发和一排书架之后，并未显得宽敞到天南地北，但在那客厅，已难离轮椅的陈叔叔，却也有了一条轮椅的通道。
大家为这一处新居高兴。为书架、多宝格、电视柜摆在那儿更为节余空间并恰如其分而再三商磋讨论，并为可以满足各自一生并未显得不可或缺、但却一生都挂在心上的某种基本的愿念而感谢世界。
资阿姨把她那总是处于角落的旧钢琴处理加价，换了一台新的钢琴。陈叔叔希望能有一宽敞的写字台，让他摆上同生命一样珍贵的笔墨纸砚。而且对这写字台的要求，不是老板桌的现代式样，而是那种带有传统古旧气息的书桌。
这样，我们就相约去了趟高碑店的仿旧家具街。
那是十月的一天。一家挨一家仿旧的家具店铺，似乎把时光拉回到了明清时期。我知道，陈叔叔是非常“西化”的学者，对欧洲文化之通达，宛若一个人熟悉自己的指纹条理。可那天在明清古旧家具街上走转时，他的神情一直兴奋光彩，步履轻便，仿佛一个完全健康的老人。我们看书架，看书桌，算计新居空间的尺寸和家具大小的搭配吻合。整整在那条街上逛有两三个小时，虽然最后终因他卧室的空间有限，没有买到恰如其分的书桌，但把理想压缩之后，还是看上了几张可以取而代之的条案。且最为重要的，不仅是条案桌子，而且还有资阿姨望着陈叔叔不常有的轻便脚步，有些激动地说道：“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兴奋过了，好多年没有到外边走过这么多的路了。”
1958年的陈乐民和资中筠
那一天，我在陈叔叔的身后，就像一个不会写作业的孩子，跟在一个并不教小学的大学者的后边，虽不敢多问一句有关学问的问题，却是体会了一个西学甚好的老人，为什么又那么热爱传统，通达国学。为什么爱喝咖啡又酷爱书法、绘画，可以把自己的余生，放在国学及书法和国画上去。
“治西学者不谙国学，则漂浮无根；治国学而不懂西学，则眼界不开。”这样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怕是只有他这样东西达通的人，才能感悟和体味得到，才能写出《文心文事》、《学海岸边》、《临窗碎墨》、《春泥集》、《陈乐民徜徉集》（三卷）等那些以西见认识中国，以国学感悟世界的真正文化、厚重的书籍。而如我这样号称为作家，有一大堆故事、文字的人，在他和他的学识与对中国与世界的见解面前，只有羞愧和沉默。
就在那次陪他去了高碑店的旧街之后，回到家里，陈叔叔再次病倒了。为了让他从医院出来，在新居家里看到新舍、新置，也看到他心仪的那张条案，资阿姨从往返家与医院的空间，把看上的书架、饭桌等旧式家具，都尽快地运回摆好。自然，为了迎接他出院的喜悦，我们特意地再次去了高碑店的那条旧街，把反复看过的那张棕色栗木条案，不由贵贱分说地买将回去，让它在陈叔叔的卧室一侧，得体安静地立着等待最需要它的人，病愈之后，在它光滑暗亮的案面上写字、绘画，记下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比较与思考。
条案如期所愿地摆在了那儿，而它的主人———那位最需要它的学者，却再也没有从医院走出来。他既没有在那条案上摆下砚台，握着毛笔，写一个书法汉字，也没有在那条案上铺开宣纸，创作一草半鸟，一隅诗界画世，更没有在那儿写出一篇他满腹中西经纶的思考文章。甚至说，他很快住进重症的监护室里，就是亲人也不能接触言语，结果是，他连生前终于拥有了一张期待的条案也不曾知道。
现在，在那张他生命的最后终于拥有的那张可以书写、绘画的条案上，摆了他的遗像、骨灰和笔墨。一个少有的西学专家，永远地和中国传统的条案相厮相守在了一起。他们每天都在以他们的清寂交流、对谈着各自的命运，对西方、东方的认识与理解，思考着一个民族在世界中的扩展与扭曲，舒展与未来。而留在条案上和周围空白、清寂的疼痛，则每天每时，都在言说、记录着一代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表达的渴望和无奈。
陈之藩撰文《在春风里》，卒章显志：“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文中的“春风”特指胡适，这样的春风乃是长者之风。
北大教授温源宁作名人小传，称赞胡适，上课时总记得为衣裳单薄的女生关紧教室的窗户，以免她们着凉。这个细节很细微，却彰显了胡适的绅士风度。
1948年，胡适将自己珍藏的《红楼梦》甲戌本借给燕大学生周汝昌，他对周汝昌的品行一无所知，借后从未索还。周汝昌与其兄周祜昌录下副本，然后写信告诉胡适，胡适欣然赞同。周汝昌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为曹雪芹的原著恢复本来面目，胡适仍鼎力支持，他又将珍藏的《红楼梦》戚蓼生序本借给周汝昌，周汝昌如虎添翼。
1954年，张爱玲从香港邮寄长篇小说《秧歌》给胡适，不免忐忑。胡适读完后，通篇圈点且题写了扉页，将它寄还给张爱玲。她翻看时，“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张爱玲在美国定居之初，颇得胡适照拂。他们都喜欢《海上花》中精彩绝伦的苏白（吴语白话），在文学上多有共鸣。胡适呵护晚辈，从不溺爱，而是慈中有严。女兵作家谢冰莹请胡适题词，胡适的哲语敲击心坎，鼓舞精神：“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莫更哀。从今后，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
胡适爱才，惜才，奖掖晚辈，提携后进，乐意做青年人的朋友，他常用易卜生的名言“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铸造成器”来激励大家。“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胡适对许多人都有知遇之恩，他不在意对方的政治立场，只留意他们的才华和学问。如季羡林、杨联陞、沈从文、毛子水、邓广铭、千家驹、罗尔纲……不少才俊经胡适栽培，成为国家栋梁、文化精英。
胡适性情温和，但他的主见很鲜明。叶公超说：“有一时期，我们常常有所争论，但是他从不生气，不讥讽，不流入冷嘲热讽的意态。他似乎天生有一个正面的性格。有话要主动地说，当面说，当面争辩，绝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计……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醇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
帮助同行，是胡适的习惯作为。林语堂到哈佛进修，由于官费未及时发放，陷入困境。他打电报回国告急，胡适倾尽私囊汇寄两千美金，助其完成研究。林语堂回国后才知个中情形，自然很感动。
唐德刚称道胡适：“他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导人家如何做学问，他有时也疾言厉色地教训人家如何处世为人。但他从无‘程门立雪’那一派的臭道学气味，被他教训一顿，有时受教者还会觉得满室生春，心旷神怡！”好一个“满室生春”，谁不受用？
胡适对台北街头关心政治的卖饼老人袁瓞语重心长地说：“社会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春风是爱物的，长者是爱人的，胡适爱人以德。
十二岁少年余序洋患有糖尿病，他读到陈存仁的《津津有味谭》，对名医陆仲安治好胡适糖尿病的故事颇感好奇，便写信去向胡适求证。胡适毫不怠慢，回信说明那个故事纯属谣传，不足取信。在写信和复信这一点上，若论热心程度，胡适与蔡元培难分伯仲。
健谈者多半好客。南宋理学家朱熹喜欢与客人聊天，虽在病中亦不改积习，弟子劝他少见人少讲话，他怒不可遏地说：“你们懒惰，也教我懒惰！”胡适富有人情味，他比朱熹温和，在好客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适不愿将人拒之门外，他有点像东晋名士和大臣王导，身上具备天然的亲和力，应对周旋游刃有余，来者皆喜，满座尽欢，无论对方是谁，居高位者如是，处底层者亦如是。
割苇子是生产队的大喜事儿。苇子园在县城东北角。发芽时是一眼看不到边的嫩绿，继而是涂了蜡一样的翠绿，再而就是凝重的黛绿或墨绿了，这时的苇子园最有生气，远远望去，就像海水一样在阳光下涌动着，一会儿倒向西，又一会儿倾向东……
苇子园是小城的一景，让清清河水绿了，让河边土地绿了，让小城人心绿了，绿得水灵而厚重。夏秋之交，苇子园最美。苇因水而媚，水因苇而澈，自有许多的韵致。若是月夜，那风清苇动中便是满目的婆娑之姿和朦胧的诗意。蛙儿在清晨或傍晚唱得最欢，如同金属的奏鸣。看守苇子园的老人，在苇岸上垒一座坯屋，屋前的棚架上，爬满南瓜、丝瓜和葫芦青青的藤蔓。门前的石桌边，总是蹲着那只竖直了耳朵的老黄狗，时时都伸出好长的舌头警惕着过往的行人。老人时常是巡视一番之后，就甩出长长的鱼钩静静坐了，让悠闲的时间去逗那馋嘴的鱼儿。这时，那绿苇红日和土屋老人，就活脱脱一幅好看的画儿了。
小时候常去苇子园里掐水芹菜。水芹栖水而生，绵延茂盛，不一会儿就掐一大篮子，回家腌了就能下饭，比家芹的味道要烈一些厚一些。掐了水芹菜并不急着回家，总喜欢坐在老人屋前看飞来飞去的鸟儿。那鸟儿唧唧喳喳开音乐会似的。鸟儿站在苇梢上时，就随风摇动起来，像荡秋千，一摇一摆中会扑扇着翅膀，或箭般冲上天空，就像蓝天下一朵朵飞翔的音符……
苇子园里有好多的趣事儿，但我记不大清了，记得最清楚的就只剩下割苇子了。
割苇子前好几天生产队就要下通知。于是，左邻右舍都一片嚓嚓的磨镰声。这时，人们的脸上都一片喜色，连走路的脚步都比过去有劲儿，连彼此招呼的嗓门儿都比往日响亮，连那些弯着腰的，拄着拐棍儿的老头儿老太太们，也都十二分地精神了。
于是，小街东头那个铁钟当当一响，街道里就响起扑扑腾腾的脚步声，一拨一拨儿涌向苇子园，继而那高高胖胖的苇子就被镰刀刷刷地放倒了。然后被一捆一捆运到路边儿的大马车上，一辆辆都装得小山似的，车把式拿长鞭在空中“叭”一声甩个炸响，再一声“驾——”就有了“”的马蹄声。
这时候，生产队部的大院里已支起几口大铁锅。锅里炖着肥猪肉肥羊肉，一溜的大案板前那几个壮实的大婶儿正擀着宽宽的面片儿，每个人的脸上都淌着汗水，也淌着快活的笑容。院子里不一会儿就挤了一堆的小辫子，一堆的煤火盖儿，一双双馋猫一样的眼睛。于是，大婶儿就朝这些娃娃们喊：“起起起，还不到吃的时候哩，急啥？一边儿去。”话虽这样说，可刀下却刷刷刷几下，一人一小块肉就塞娃们嘴里了……一到割苇子的人回来，那就真的是热闹了，全队的大人小孩儿都拿着碗筷去会餐。这时候，人人都可以放开肚皮吃，没有任何限制，一个个直吃得肚子溜圆，还不停地打着饱嗝儿。这时满街都是诱人的香气儿和快活的笑声，说是比过年吃得都过瘾，要是天天都这样可就共产主义了。但这会餐只有两顿儿。于是，割了苇子的人们就开始盼着来年割苇子的时候了。
割苇子，是我们生产队的一件大喜事儿。
某日，我开车拉着葛优去北影，途中遇熟人叫停寒暄。熟人问葛优：“干吗去呀，葛爷？”葛优笑答：“拍戏呀。”熟人顿时面露惊愕，继而竖拇指大赞：“葛爷真是太平易近人了！演戏您还亲自去呀？”葛优正背词默戏无心闲扯，点头堆笑匆匆道别。车开出很远葛优才反应过来，对我说：“这是夸我吗？厕所我都亲自上，演戏我还不亲自来？”
戏外的葛爷待人友善，懂事，通情达理，没架子。这些都是值得称赞之处。但最可爱之处还在于他的“小富即安”，不贪。一切荣誉在他看来都是不留神抄上了，没敢惦记。举个例子。《大腕》拍完后，《纽约时报》的人想采访他，葛爷推说有事一再谢绝。我们问他：“你有什么事？”他说：“去大钟寺给父母家的阳台买块地板革。”我们说：“这事我们帮你办了，你还是接受人家的采访，《纽约时报》的影响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文章登出去对你在海外的发展非常有利。”葛爷说：“咳，我到海外发展什么去呀？我连英语都不会说，我把中国的观众伺候好了就成了，让他们省了这份心吧。”葛爷确实不贪，放在别人身上这叫目光短浅，而放到葛爷这儿就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恰恰就是这种不贪的心态，使他非常心平气和，做起事情来就比较从容。对于葛爷来说，没有什么是志在必得的，因此待人接物也显得自然大方，既不会被利益驱使过分地贴上去献媚，也不可能因为失算了，彼此见面连招呼都不打。
《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群众见到葛优都亲热地叫他“冬宝”，就像我的女儿永远管赵薇叫“小燕子”。葛优也因为在这部戏里的精彩演出获得了由观众投票产生的“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
记得在纽约拍摄《北京人在纽约》时，有一个场景是在艾未未的家里拍摄，那时纽约的华人里正在流行《编辑部的故事》。未未那里也有一套，姜文发现后拍戏间隙拿出来观看，轮到拍他的戏了，仍不肯放手，他说：“你要不让我看完了，我心里闹得慌。”
看完一集，姜文对我说：“李冬宝这个角色的确非葛爷莫属。我要当评委，评最佳演员这项奖时，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看这个演员演出这个角色是不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什么叫‘最佳’？‘最佳’就是非他莫属。”
写《编辑部的故事》之初，饰演李冬宝的人选在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人——葛优。剧本出来以后，按说作为编剧我就算交差了，可当时的导演金炎打算从军艺表演系物色饰演李冬宝的人选，听到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要找英俊小生，起码也是文绉绉的那种。这和我们笔下的李冬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知道没有人比葛优更适合这个人物了。我找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主任郑晓龙，一方面希望正在筹备《皇城根儿》的导演赵宝刚能和金炎联合执导，因为宝刚是最了解我们创作意图的人，也知道这出戏里的人物都应该是什么“嘴脸”；另一方面我力主请葛优出演李冬宝。晓龙马上就说：“必须这么办，你去找葛优吧。”
那时我和葛优不熟——不是不熟，是根本就不认识——只是因为看了他在影片《顽主》里的演出，顿时觉得耳目一新，神交已久。我叫上王朔一起去找葛优，王朔虽然也和他不熟，但毕竟有过几面之交。那时王朔也真是好说话，叫他去他抬屁股就去了。撂现在，如果不是他亲自导演的戏，让他去登门请演员是难以想象的事。
那是一个下午，我们按照王朔模糊的记忆摸到葛优住的那幢楼，到那儿才发现原来就在我曾经住过的楼的隔壁。因为不知道具体门牌号码，也没有葛优的电话，在楼里几经打听才找到他住的单元。敲门，没人应，再敲门，邻居家走出一位女士，是葛优媳妇的嫂子。问明来意后，嫂子告诉我们，葛优外出，估计快回来了。
我们回到楼下坐在我的摩托车上等，印象中后来还下起了小雨。大约等了一两个小时，王朔指着远处走来的一个人影说：“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葛优本人，他穿一件咖啡色的风衣，戴一顶帽子，看上去很瘦，所以显得风衣特别肥大，走起路来“踢哩突噜”。
见到葛优我就想笑，迫不及待地一个箭步迎上去。他认识王朔，王朔把我介绍给他。和在《顽主》里的神色类似，现实中的葛优也不是不热情，但显得很谨慎，你笑他不笑，一副莫衷一是的样子。王朔不是急赤白脸的人，没怎么多说话。我急着要说明来意，他让我们先等一下，在楼下的小铺里买了盒金桥牌香烟。
我们一起上楼，从等电梯到乘电梯到12楼，穿过漫长的走廊，来到葛优家坐定，我已经一口气把来意说了个大概。之后，葛优表现出了矛盾的心情。
他说：“我已经答应了张晓敏，上她的《大冲撞》，正好和你们的时间冲突了。”我问他：“你在那部片子里演什么角色？”
他说：“就演一个宾馆的经理，小配角。”
我说：“那我们这出戏请你演的是主角，一号人物，剧本就是照着你写的。”
他想了想又说：“能不能两部戏协调一下，都上。”
我说：“这不大可能，天天都有你的戏，你一走了，全剧组就得趴窝。”
他真的为难了，说：“要不就算了，我都先答应张晓敏了，不上，就把人家得罪了。我也知道你们的戏有意思，咱俩初次见面不熟悉，王朔我知道，肯定写得错不了，可那也不能因为上一个戏得罪朋友啊。”
我赶紧说：“你对我是不熟，不算朋友，王朔得算你的朋友吧。你上我们的戏得罪张晓敏，那你就不怕上了她的戏得罪这拨朋友吗？”
他忙说：“我也不愿意得罪。”
我说：“那就好办了，反正都是得罪朋友，那你就权衡利弊吧，两害相权取其轻。上张晓敏的戏，你得罪了我们，却只演一个配角；上我们的戏，你得罪了张晓敏，演的却是一个绝对的主角，而且保证戏一出来就‘炸’了。主意你自己拿，我们等你的信儿。”
事后，郑晓龙开玩笑说：“他要不上咱们的戏，咱就封杀他。”
徐正超在认识赵本山之前是一个自由撰稿人。2004年年底，他为辽宁电视台撰写了两个小品剧本，尽管这两个小品最终都没有被采用，但他的灵气引起了赵本山的注意。2005年5月，赵本山把徐正超“请”到了本山传媒集团任编剧。徐正超到了赵本山的麾下后，非常勤奋，有多部小品和剧本得到了赵本山的肯定，并搬上了刘老根大舞台。
2005年12月，徐正超再次被委以重任——为刘老根大舞台的情景剧《今日升堂》写脚本。也许是压力过大，他总觉得思路闭塞，有时坐在电脑前搜肠刮肚一整夜，却敲不出一个字。赵本山一看，也挺着急，但他知道：创作是逼不出来、急不出来的。他决定给徐正超释释压，一天夜里，他拎着一瓶“二锅头”和几包卤菜，敲开了徐正超的房门，笑着说：“老弟，今晚我们什么都不干就痛痛快快地喝酒。”徐正超一听，连忙站了起来，愧疚地说：“赵董，我让您失望了……”赵本山摇了摇头，说：“创作这东西，不能逼迫自己，随性自在才能出好作品。另外，以后别叫我董事长了，就叫我大哥。今晚，大哥是来找你喝酒的。”
随后，徐正超小心翼翼地陪着赵本山喝起酒来。赵本山说到做到，一句工作上的话都没有提，俩人只是天文地理、国内国际地神侃起来，让徐正超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说来也奇怪，那天晚上赵本山走后，徐正超茅塞顿开、灵感频闪，一直在电脑前敲了大半夜。凌晨1点，他想到外面透透气。推开门，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赵本山居然裹着棉大衣，蹲在门外。看见徐正超，赵本山笑呵呵地说：“今晚是圣诞节，我担心有人来打扰你，替你把把门……”徐正超一听，一把搂住赵本山，禁不住热泪盈眶。
或许正是受赵本山这种无声的激励，徐正超文思泉涌，后来创作了《策划》《火炬手》《不差钱》等红遍全国的小品，而张艺谋的电影《三枪拍案惊奇》，也由他编剧。但无论在什么时候，徐正超都说：“赵本山是我的恩师。”
郭沫若不仅喜欢饮茶，还擅长写茶诗，题茶字，就连剧本里都少不了泡茶的情节，11岁就曾写下“闲钓茶溪水，临风诵我诗”的句子，可见对茶的喜爱是从小就培养的。
他到全国各地考察工作，都少不了品茶的环节，遇到好茶，他一开心，忍不住就题首诗写个字什么的，结果，这诗一写就不得了，那茶从此就红遍全国了。所以啊，给他封个“茶大使”一点都不为过。
为了传播茶文化，郭沫若连剧本都不放过，借主人公的口，说出自己的泡茶心得：“在放茶之前，先要把水烧得很开，用那开水先把这茶杯茶壶烫它一遍，然后再把茶叶放进这壶里面，要放大半壶光景。再用开水冲茶，冲得很满，用盖盖上。这样便有白泡冒出，接着用开水从壶盖上冲下去，把壶里冒出的白泡冲掉。”真够细致的，简直就是一部完整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