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现代散文开山大师”之称。他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下面是的小编为您带来的周作人的资料简介【通用3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早年经历
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
1903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到达日本后先补习日语，后攻读海军技术，最后攻学外国语。
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 课余和哥哥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虽然《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
抗日战争
留平教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神秘枪击案
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
有关枪击案的杀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战后有人在美国撰文，自称当年是学生，不满周的亲日行止而下手。
实际上，以时间点来说，周作人当时并没有出任傀儡政权的任何行政职务，他先是应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委托，在家里翻译英文和古希腊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辗转搬到香港。 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学(美国____背景)国文系每周授课6小时，客座教授职称。行刺后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在客观上加速了其“落水”的进程。
出任汪精卫政权职务
经过枪击案的身心冲击，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
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__之后
1966年5月，__开始。
1966年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
1966年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
翻译经典
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周作人受到剥夺政治权利(1953年12月19日人民法院判决)的处分，周作人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并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在首都北京的家里专事翻译和写作，但不允许以本名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给他翻译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这项任务(胡乔木提议，毛泽东主席批准)，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经典汉语译本。包括古希腊喜剧《财神》(阿里斯托芬作)、《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全译本、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作翻译);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滑稽短剧《狂言选》、平安时代随笔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日文《浮世风吕》)和《浮世理发馆》(日文《浮世床》)等。
他应邀校订北京翻译社的《今昔物语集》本朝部译稿和丰子恺的《源氏物语》全部译稿(与钱稻孙合作)。
他觉得毕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译作是用古希腊语(和罗马帝国希腊化地区当时流行的新约希腊语；通用希腊语不同)写作的古罗马叙利亚作家、哲学家路吉阿诺斯的作品选《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研究鲁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另一项重大的贡献是撰写《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这些回忆性文章，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摘 要：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最初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到后来的“无形的功利”和“自己的园地”，周作人的文学主张由开放激昂演变到独立内敛，表现出一种较为明显的变化。
本文意在通过对周作人先生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状况的简单梳理，描绘周作人先生思想变化的轨迹。
关键词：思想轨迹 人的文学 自己的园地 无形的功利
周作人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周作人以其敏锐的文思和飞扬的文采，为“五四”新文学指明了方向，他的《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为新文学开启了新的发展道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周作人也因此被视为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但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退潮，新青年阵营逐步分化，一贯被视为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周作人也渐渐地褪去了激进的外衣，追求文学独立特性，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园地。
可以说，从新文学思潮的弄潮儿再到非主潮文学的推崇者，周作人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而又异彩纷呈的文学之路。
追随周先生的脚步我们可以描绘出其独特而又精彩的思想轨迹。
一、“五四”时期的顺流而行
周作人，浙江绍兴人，1885年出生，经历了清朝的衰亡和民国的动荡。
朝代的交替、时局的变动、国内外思潮的涌动，都促使着生存于那个时代的人们尽自己所能去与世事抗争，生命历程也因此变得丰厚、动荡而又极不平凡。
周作人的人生也是如此，幼年时期，周作人在三味书屋中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有深厚的汉学功底，这也为他后来作为“五四”文学革命先驱对旧文学阵营发起攻击提供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在国内新学潮的影响下，周作人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读轮机专业，在这里打下良好的英文基础，后来又考取官费，与他的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等人一同留学日本。
在课余时间他和鲁迅一同翻译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这部译作以翻译介绍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为主，也正是因为这样，周作人有了一种想要用文学为弱小势力呼喊的念头。
1911年离日回国，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四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用文学为弱小势力呼喊的念头变成了行动，他所写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成功地走在了新文学运动的前列，为文学革命及之后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树立了明确的理论指导。
周作人也因此成为了当时备受推崇的革命导师式的人物。
在这段时期中，周作人的文学主张具体体现在他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中。
《人的文学》是周作人于1918年12月7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基础，提出了以人道主义为基础，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人的文学”观。
“人的文学”观的提出为新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后，关于“人的文学”的探索一直伴随着整个新文学的发展进程。
这是很多人对周作人这篇文章的共有的评价。
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祖国有志青年在满腔热血轰轰烈烈对旧事物展开攻击时，这篇文章为他们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为在推倒旧文学之后的新文学的建设给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奋斗方向，这也是周作人先生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此，周作人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变化的风向，迅速喊出了当时人们为文学发展而确定的一种共同的呐喊。
面对旧传统对人性的压抑，个性张扬则是用于推翻它的最有力武器。
在文学上，反对传统的好办法就是将明清以来掌握在文人士大夫统治者手中文学交还到人民的手中，以唤起更多的力量去反对传统。
周作人最先将“人”将加入到文学概念中，使其集结成一个固定的名称来影响他人。
但也有人认为，此时周作人紧跟时代潮流的摇旗呐喊并非真正来源于他的心灵深处。
就如同温儒敏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所提到的“人道主义或人的文学虽由周作人提出，却又是新文学先驱者的共识，并非周作人的独特的发现，他不过是顺应时潮，即视将新文学运动所渴望的创作内容与方向加以较明确的理论表述”。
无论是来自心底的呐喊还是顺应潮流的应答，周作人的文学主张都为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有着不可抹去的历史功绩。
这个时期中，周作人对于文学的作用的认识是属于为人生派的，即主张文学史表现人生的，是带有功利性的。
而这个“功利性”也是他在后来的文学批评中所批判的东西。
二、“落水”之后的文学主张
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
因为曾经留学日本，并且有一位日本妻子，周作人成了留京看守学校的不二人选。
从此，周作人就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阶段。
从留守到所谓的“落水”也就是变节投敌，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事，就是他曾经受到过刺杀，也算是一个令他变节的导火线吧，当然他本性上的软弱也是不能忽略的，之后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之后又成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还有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从留守北京到实际落水，周作人在自身性格方面的软弱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而在这种性格上的缺陷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在文学方面的理论选择，使得这个时期周作人的文学主张呈现出一种较为温和的特性，也为他日后与文学主潮的逐步背离埋下了伏笔。
周作人于1923年9月集结出版了一本文学论集《自己的园地》，内含《自己的园地》十八篇，《绿洲》十五篇，杂文二十篇。
今重加编订，留存《自己的园地》及《绿洲》这两部分，将杂文完全除去，加上《茶话》二十三篇，共计五十六篇，仍总称《自己的园地》。
可以说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周作人在文学理论上的极大的转变。
在这本书中，周作人的思想已经开始有所转变，对先前
《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中所传达出功利主义的。理论表示怀疑。
1920年，在一次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一次讲演中，周作人就对当时文坛中“人生派”“艺术派”的分野提出了见解，反对“为什么而什么”的创作态度，主张“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作者对人生的情思”。
到了1921年1月为文学研究会起草宣言的时候，周作人对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更加心存所惑，提出了“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偏袒”。
然后再到1923年《自己的园地》的出版，从这个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转变的轨迹，由最初的怀疑到慢慢地有了自己的确定的认知。
《自己的园地》可以看作是周作人最为真实的，也是真正属于他自己内心的认同的关于文学的认识。
与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中所传递出的“为人生”的功利主义人生观不同，在历经“五四”退潮和日本侵华之后，周作人的文学观也褪尽激进外衣，回归到平静。
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为对闲适小品文的提倡，在文学理论上则表现为对美学原则上的“无形的功利”和批评上的宽容原则的坚持。
“无形的功利”是指周作人认为文学创作不应以功利性的目的为前提，应该保持文学的独立性，他认为“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而这样独立的文学则具有一种感染心灵的能力，“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
这种在文学创作中对独立文学个性的提倡则必然导致周作人在文学批评上对宽容原则的提倡。
他认为，“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
周作人认为，文艺是由各个不同的个性生发出来的，理所当然是各个不同的，也就不能用批评上的大道理去强迫统一，所以要是文艺发达繁荣，则宽容是必要条件。
从“为人生”派的推崇者到非主潮文学的坚守者，周作人的文学之路充斥着偶然和必然：深厚的国学功底是他在文学道路上前进的基础力，留日的生活经历让他接触到了新鲜事物和生命力旺盛的进步思想，为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而之后“落水”的人生转折，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他提出文学理论的生活背景。
这些生活中的偶然和必然一起成就了周作人的现代文学之路，成为研究周作人先生现代文学创作不可跳过的环节。
参考文献：
[1] 封兰。周作人：“平民的文学”对通俗文学的超越[J]。经济研究导刊，2009(15)。
[2] 赵世清。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的价值阐释[J]。社会科学辑刊，2002(2)。
[3] 贺殿广。论周作人文学思想的现代性[J]。文艺争鸣・史论，2011(9)。
[4] 张敬文。从周作人的平民文学和新写实小说说起[J]。柳州师专学报，2007，22(3)。
[5] 周作人。思想革命周作人文选：（第一卷）[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
[6]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7] 陈思和。试论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J]。上海文化，1993（创刊号）。
[8] 郑莉。独立美与无形功利――论周作人20年代个性的文学观[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