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9年，在扬州西方寺前新立的一块碑石目起了路人的围观，原先是大画家郑板桥别出心裁地打出了笔榜，即卖字画的收费标准：“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于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年也。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板桥郑燮。”
能够想象，当年郑板桥润格的公布在杨州城内引起了多大的轰动，一时间可谓是满村争说蔡中郎，板桥本人也成了议论的中心。鄙夷者有之，赞许者有之，诋毁者有之，但更多的的人在微微一笑中理解了书画市场上的这一悄悄的革命。叶调生说：“这位板桥老兄真是风趣可掬。与那些道貌岸然，实则视金钱如命，连老友也不放过的假名士相比，他但是一位真正的雅士！”诚如斯言，板桥雅极而俗，出此笔榜，将长期以来笼罩着艺术市场上的酸溜溜的腐臭气息扫荡一空，天空豁然开朗，空气无比清新。
其实，追根溯源，书画家张榜公布润格并非由板桥始，真正的发明人却是清初的明遗老戴易。此公为了筹款买地葬友，“榜于门，书一幅止受银一钱，人乐购之”。透过这个办法，戴易最终竟筹集了四十余两银子。相地葬友自然是足够了。只是戴易卖字不在闹市，知之者不多，所以才有郑板桥独领风骚于其后。郑板桥笔榜面世后，书画界步其后尘者日众。有的甚至就按板桥润格卖字画，或以板桥润格为基础，适当加以增减后制订的。润格既然已经公布了，实行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可谓是“知易行难”。郑板桥真不愧为一代宗师，其幽默感在艺术市场上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时江西有位张真人，受乾隆垂青，入京朝见后，飘过杨州，当地商人都争着要逢迎拍马。有一位想了一个点子，玩点高雅的，就请郑板桥为其写一幅对联。为此他特地差人去江西定做了长丈许，宽六尺多的大纸，并携至板桥处。这纸实在太大，远超出板桥润格“大幅六两”的范畴，又要为其撰句，所以要个性地问一下价钱。板桥不加思索地开价一千两，来人毕竟是杨州的生意老手，随口杀价为五百两。不料板桥却不假思索，欣然应允。提笔一挥而就，顷成上联：“龙虎山中真宰相。”来人赞不绝口，并请其写下联。板桥笑日：“说好一千两，你只出五百两，我只好给你写一半。”来人这才发现自己吃了亏，情急之下又回去请示大商人。这位商人听了哭笑不得，最终万般无奈，如数奉上。郑板桥这才写了下联：“麒鳞阁下活神仙。”真是妙语惊人，商家也十分满意。
像板桥这样风趣潇洒、敢说敢为者其实并不多。由于是风气初开，清代前期书画市场上真正按润格卖画还是不那么容易。相反，也有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卖字画完全等同于一般交易，逐步庸俗化。
实际上，直到这天，大部分书画一级市场都是"地下市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始交易方式，既能够让画家漫天要价，又能够保全名士的面子，当然所得税也就更不用谈了。而买者则认为一级市场的交易费用低，又没有中介机构的转手加价，其价位肯定要低于画廊和拍卖行的价格，宁愿听画家胡吹乱侃，只要把价格砍下来就不虚此行了
皇帝练字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位帝王，他常常在处理政事的空闲时间里，潜心练习书法。当时，被誉为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虞世南就在宫中任职，由于他精通古今，文章书法下笔如神，因而唐太宗一向很尊敬他，也经常临摹学习虞世南的书法。
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唐太宗深深感到虞世南字体中“戈”字最难写，不容易写出其中的神采。有一次，他练习“戬”，因怕写不好有失体面，免得各位大臣看它的笑话，于是便故意将“戈”字空着不写，而私下请虞世南代为填补。
唐太宗为了显示自己在书法方面有所进步，便拿着几幅作品请谏议大夫魏征观看，并征求魏征的意见说：“你看朕的字是否像虞世南学士的字？”魏征恭恭敬敬地仔细看了一遍，始终含笑不语。这时，唐太宗有些焦急地问他:“是像还是不像，你怎样不说话”魏征连忙说道:“臣不敢妄加评论陛下的书法。”唐太宗说道：“你直言无妨，朕恕你无罪。”这时魏征才奏道:“据臣看，其中只有'戬’字右半边的'戈’旁和虞学士写的一般无二，其余的均相去甚运”。唐太宗听了这番话后后，感叹不已，深深佩服魏征的眼力，从而也领悟学习书法来不得半点虚假，要想学有所成，务必痛下苦功。
祝枝山闯酒席
祝枝山是明朝的一个大文人，但生性诙谐，贪杯中物。一天，唐伯虎龢文征明瞒了祝枝山，躲在一处饮酒，不料被祝枝山得知，也急急忙忙赶到那里，一进门就大声嚷道：“今朝吃福好，不请我自到。”说罢，坐下便要吃酒。
唐伯虎向文征明眨眨眼，然后对祝枝山说：“这天我们吃酒，有个规矩，须即景吟诗一首作为谜面，打一昆虫名，否则不准吃。”祝枝山笑笑说：“好吧，你们先说。”唐伯虎便吟道：“菜肴香，老酒醇，不唤自来是此君，不怕别人来嫌恶，撞来席上自营营。”文征明之后说：“华灯明，喜盈盈，不唤自来是此君，吃人嘴脸生来厌，空腹贪图乱钻营。”
不速之客祝枝山听了，明白他们在取笑自己专吃白食，但却假装不懂，便也吟了一首：“来得巧，正逢时，劝君莫怪盘中食，此公满腹锦绣才，不让吃喝哪来诗？”
吟罢，三人相视大笑，开怀畅饮，直吃到酩酊大醉方休。
请你猜猜他们三人所作诗谜的谜底是哪三种昆虫？
黄门侍郎张融，不但对皇帝老子不在乎，对先贤书圣二王也老大不恭敬。相传他与齐高帝有一段妙趣横生的对话：“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见《南史》卷32《张融传》）。从现象上看，张融的确狂妄得可以。何等人，敢去比肩二王？再查张融书作，虽原作不可得，但历代的一些评价，于他十分不利：梁·庾肩吾《书品》列融书品下：唐·李嗣真《书后品》所列亦同；张怀璀《书断》云， “融书兼众体，於草尤工，而时有稽古之风。宽博有余，严峻不足，可谓有文德而无武功。”此而抗衡二王，当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人指其为“常自美其能”，语涉讥刺，想来也不是毫无来由的。
但是，撇开张融本人而言，光论“臣法”与“二王法”，此语不无可取之处。尽管张融在特定条件下出此狂言为人讥笑，但一般地说，他的“恨二王无臣法”，在观念上却是凌烁前辈、居高临下的。 “二王法”是前人法，对后人言是经典；其后人之法对更后人而言，不啻也是楷范。每一时代的风尚各异，后时代要有建树，势必要冲破前一代确立的种。种“二王法”，自出机抒，独标新帜，这对于当时人而言是“臣法”，对后世人则又成了新的“二王法”。唐之视晋与宋之视唐，元之视宋与清之视明，无不是“二王法”与“臣法”之间互相影响又互相转换的嬗变关系。故而，张融此言落实到他这个具体环境中，是难於逃脱狂妄之嫌的；但从纯理论角度看，此言又是绝对真理，说出了历史嬗变的真谛。
宋人黄山谷对此深有感受，袁燮题其《食面帖》云： “涪翁书大率豪逸放肆，不纯用古人法度。尝称：杜周有言，三尺法安出哉？前王所是著为律，后王所是疏为令，以此论书，而东坡绝到。”（见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15引）山谷的“三尺法安出哉”直是张融“恨二王无臣法”的张本。古代书家之法，可以成为今人楷则，今人书法也将成为后人楷则----安知后人不会以我黄山谷的“不法”之法为法。
酒的强烈的剌激作用，能焕发出人们隐蔽在内心的本真之性，所谓“酒后吐真言"正是如此。一些文艺家恃才傲世，酒后更加颠狂，言谈举止一反常态，所以，人们就给他们冠以“狂人”，顷刻而成，形象生动。然而他酒性不佳，佯狂垢污，恃酒好骂，酒后作画，画后往往毁裂而去。“富豪求画，唾骂不与”，被人称为甘疯子，他的名字反而不被人明白了。
艺术家追求真善美，他们酒后的这种追求更加强烈，更无顾忌，或蔑视权贵，或痛斥势利小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李白酒后敢于让炙手可热的杨国忠、高力士磨墨、脱靴，这种奴视权贵的狂劲，可亲！可爱！可敬！南宋的梁楷就更加狂放了。梁楷是南宋时期的减笔人物画家，平时嗜酒自乐，“醉来亦复成淋漓”，行为狂放，得了个梁疯子的绰号。《图绘宝鉴》记载：他在宋宁宗时任画院待诏，皇帝赐他金带，他竟然不受，挂在了院内，把皇帝的赏赐晾了起来。在封建社会，皇帝赏下的东西务必恭恭敬敬地保存、供奉起来。梁楷此举是常人所不敢为和不理解的。明未的归庄(1613一1673〉能写行草，又善画墨竹。明亡后，他不肯与清政府合作，常借酒消愁，酒后悲歌，旁若无人。归庄和当时的大思想家顾炎武齐名，有“归奇顾怪"之称。明代的宫廷画家吴伟出入宫廷，但看不起权贵。当时的太监们权力很大。太监们专权祸国的行为既被人们蔑视，同时，也有些人慑于他们的气焰，卑躬奉迎。吴伟则表里如一，爱憎分明，内侍们求画，决拿不到片张半幅。还有些向吴伟求画的人，如果礼貌不周，他也决不动笔。只有他醉酣之时，就自动抽纸乱抹，画完就掷扔地上，任其被人取走。
酒神型艺术家的作品往往是自己本性的化身，是他对真善美认识的具体反映。作品大多都痛快淋漓，自然天成，透出一种真情率意，毫无娇柔造作之态。
包公不持一砚归
有一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千古流芳。这就是清正廉洁、万世景仰的包拯。在宋代，他因整顿吏治、惩治贪官、解除民困而被称为“包青天”，后世则敬称他为包公。
包公于公元1040年，他42岁时到端州（今广东肇庆）任知州，成为端州最高行政长官。他主政端州，政声斐然，为端州的发展做出了许多杰出贡献。他还留下了一些不可多得的文化遗迹。其中，七星岩的题字是此刻仅存的包拯手迹，弥足珍贵。《宋史列传第七十五。包拯传》中还记载有他“不持一砚归”的事迹。千百年来一向被传为佳话，之后更衍变为一个美丽的传说。yingbishufa.
端州出产的砚十分珍贵，历来被作为献给皇帝的贡品，实行限额开采。过去端州的地方官都以“进贡”名义层层加码掠夺百姓。包公到任不久，探访民情，便听说了这种盘剥砚工的事，针对这种弊病，专门出了一份告示，儆戒官员、士绅不得任意扩大贡砚数目，不准向砚工摊分工钱。这份告示，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包青天”的威名便传之百里以外。
三年后，包公离任，端城男女老幼都来码头送行。一些名流、士绅纷纷携物相赠，都被包公一一谢绝了。官船在一片赞扬声中解缆沿西江而下，不久就到了一个叫羚羊峡的地方。本来风和日丽，天色晴朗。但船过羚羊峡却风云突变，乌云翻滚，浊浪排空。yingbishufa.
包公感到事有蹊跷，心想莫非手下人背着自己私受贿赂，藏于船上？他立刻命家人把随行人员叫来身边查问。他的随从书僮忽然跪下：“大人，有一事我忘了禀告，我们离开端州之前，当地乡绅特地送给大人端砚一个，因小的认为是小事，没有启禀，私下替大人收了，现放在船上。”
包公一听，当即命令书僮从速将砚取出。这块端砚，外包黄布袱，砚身雕龙刻凤，鸲鹆眼碧绿晶莹，果然是方好砚。但包公一拿到手，连看也没看一眼，随手将端砚抛到江里。说也奇怪，砚一落江，顿时风平浪静，云开日出。船开行不久，就在端砚下沉的地方隆起一片沙洲。包裹端砚的黄布，掉进水里，顺流而下，一片黄光，之后也成为沙滩。据说此刻肇庆广利镇的“砚洲”和沙浦镇的“黄布沙”就是这样构成。砚洲和黄布沙离羚羊峡不远，在广州至肇庆必经水路上。
包公“不持一砚归”，正体现了包公的清廉耿介、正直无私，为群众所赞颂，连端砚也增添了身价。
郑板桥“宰客”
1759年，在扬州西方寺前新立的一块碑石目起了路人的围观，原先是大画家郑板桥别出心裁地打出了笔榜，即卖字画的收费标准：“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于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年也。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板桥郑燮。”
能够想象，当年郑板桥润格的公布在杨州城内引起了多大的轰动，一时间可谓是满村争说蔡中郎，板桥本人也成了议论的中心。鄙夷者有之，赞许者有之，诋毁者有之，但更多的的人在微微一笑中理解了书画市场上的这一悄悄的革命。叶调生说：“这位板桥老兄真是风趣可掬。与那些道貌岸然，实则视金钱如命，连老友也不放过的假名士相比，他但是一位真正的雅士！”诚如斯言，板桥雅极而俗，出此笔榜，将长期以来笼罩着艺术市场上的酸溜溜的腐臭气息扫荡一空，天空豁然开朗，空气无比清新。
其实，追根溯源，书画家张榜公布润格并非由板桥始，真正的发明人却是清初的明遗老戴易。此公为了筹款买地葬友，“榜于门，书一幅止受银一钱，人乐购之”。透过这个办法，戴易最终竟筹集了四十余两银子。相地葬友自然是足够了。只是戴易卖字不在闹市，知之者不多，所以才有郑板桥独领风骚于其后。郑板桥笔榜面世后，书画界步其后尘者日众。有的甚至就按板桥润格卖字画，或以板桥润格为基础，适当加以增减后制订的。润格既然已经公布了，实行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可谓是“知易行难”。郑板桥真不愧为一代宗师，其幽默感在艺术市场上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时江西有位张真人，受乾隆垂青，入京朝见后，飘过杨州，当地商人都争着要逢迎拍马。有一位想了一个点子，玩点高雅的，就请郑板桥为其写一幅对联。为此他特地差人去江西定做了长丈许，宽六尺多的大纸，并携至板桥处。这纸实在太大，远超出板桥润格“大幅六两”的范畴，又要为其撰句，所以要个性地问一下价钱。板桥不加思索地开价一千两，来人毕竟是杨州的生意老手，随口杀价为五百两。不料板桥却不假思索，欣然应允。提笔一挥而就，顷成上联：“龙虎山中真宰相。”来人赞不绝口，并请其写下联。板桥笑日：“说好一千两，你只出五百两，我只好给你写一半。”来人这才发现自己吃了亏，情急之下又回去请示大商人。这位商人听了哭笑不得，最终万般无奈，如数奉上。郑板桥这才写了下联：“麒鳞阁下活神仙。”真是妙语惊人，商家也十分满意。
像板桥这样风趣潇洒、敢说敢为者其实并不多。由于是风气初开，清代前期书画市场上真正按润格卖画还是不那么容易。相反，也有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卖字画完全等同于一般交易，逐步庸俗化。
实际上，直到这天，大部分书画一级市场都是'地下市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始交易方式，既能够让画家漫天要价，又能够保全名士的面子，当然所得税也就更不用谈了。而买者则认为一级市场的交易费用低，又没有中介机构的转手加价，其价位肯定要低于画廊和拍卖行的价格，宁愿听画家胡吹乱侃，只要把价格砍下来就不虚此行了
郑虔是唐玄宗时代的著名学者，书法家，学问很渊博。他青年时代就爱好写字绘画，但令人心酸的是家境贫寒，穷得连纸张也买不起，用什么来练字呢？正好附近慈恩寺庙里存放有几间屋。的柿叶，他便搬到寺庙里住下，每一天取红色的柿叶当纸，刻苦学书。时间一长，把几间屋的柿叶都写完了。功夫不负有心人，郑虔最后艰难而玉成，他的书法、绘画和诗歌都取得很大成就，唐玄宗见了赞叹不已，称之为“郑虔三绝”。
前人说：“梅花香自苦寒来”，从郑虔学书的故事中，不是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吗？
苏东坡让道
某日，宋代大学士苏东坡郊游，见众多农夫在挑塘泥肥田。他信步走到一条小田埂上，不想迎面碰上一挑泥农妇。二人相对，各不让路。苏学士出大言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吾乃读书之人，汝妇当让道于我。”妇人一笑，说道：“既自称读书人，当能对？”东坡说：“胸藏斗牛，当然能对！”妇人于是脱口而出：“一担重泥挡子路。”
苏东坡大惊，半晌无言以对，两旁田埂上送泥回到的人都望着他的窘态，哈哈大笑。苏东坡见此情景，忽有所悟，赶忙“借梯”下台对道：“两行夫子笑颜回。”
他虽然对了下联，但心有余悸。心想，村野之中竟有如此聪颖农妇，再不能等闲视之，而作此狂态。遂脱鞋袜下水田，拱手让路。
祝允明是明代书法家，天资聪颖，博览群书，性格豪爽，疾恶如仇。
有一位知府的儿子，不学无术，又自以为是。有一天，这位少爷写了一篇文理不通的文章，知府看了喜不自胜，到处炫耀自己儿子的“才华”。好多帮闲文人也帮忙吹嘘，有人提出必须要请祝允明来给文章题字。
请帖送到了祝允明家，祝允明也不推辞，看过文章，提笔写下了两行诗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知府看后，大喜，帮闲们也说好好好，真乃诗文合璧，交相辉映。
不久，这事被唐伯虎明白了，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旁边的一个朋友不解，唐伯虎解释说：“两个黄鹂鸣翠柳，是说那位少爷的文章写得不知所云；一行白鹭上青天，是说那位少爷的'文章离题万里。”
祝允明与唐伯虎是好朋友，有一年，二人一同到杭州游览。这事被杭州太守明白了，太守想请祝允明在一幅古画上题字，但与祝不熟，于是便请自己熟识的唐伯虎来疏通此事。
这太守为人吝啬贪财，祝允明想借此机会教训教训他，于是提出要三百两银子做润资。太守只给了一百两。祝便打定了一百两的主意来回敬。
这幅画叫做《柳堤送别图》，画面上曲曲折折的河堤，四面皆是柳树，小船待发，河岸上一女子正与人依依惜别。祝允明沉吟片刻，便在画的上方写了如下几句：“东边一棵大柳树，西边一棵大柳树，南边一棵大柳树，北边一棵大柳树。”写毕，便派人将画还给了太守。
太守一看就急了，这叫什么玩艺儿，急忙派人把唐伯虎找来。唐伯虎一看，也觉得祝兄闹得过分了，答应与祝允明交涉此事。yingbishufa.
祝允明见到唐伯虎以后竟然笑了，理直气壮地说：“我的题诗照例是三百两银子，他只给了一百两，我能给他写这么多，就很对的住他了。如果他照三百两银子给，我就把诗补齐，包他满意。”
唐伯虎只好把这意思转告给太守，太守虽然心疼银子，但事已至此，也只好屈就答应；否则，画毁了，就更亏了。
祝允明按约来到太守家，坦坦荡荡收下银子，便开始挥笔续诗，不一会儿，续诗写完了，众人观看，只见画面上写道：“东边一棵大柳树，西边一棵大柳树，南边一棵大柳树，北边一棵大柳树。任凭你南北东西，千丝万缕，总系不得郎舟住。这边啼鹧鸪，那边唤杜宇，一声声行不得也，哥哥！一声声不如归去！”
几句续诗，便把全诗激活，把原本开头几句平淡的诗句也变得有了好处。全诗成了一首带有元曲情调的婉约缠绵的离愁别绪的佳作，人情人景，别有一番滋味，令人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