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闲来无事，苏轼去金山寺拜访佛印大师，没料到大师不在，一个小沙弥来开门。苏轼傲声道：“秃驴何在？！”。小沙弥淡定的一指远方，答道：“东坡吃草！”
北宋时期，宋人率招辽邦侵犯。居心求和的朝廷却引来一辽邦使者，出上联要宋人答对：三光日月星。如对出下联则撤兵议和。此联看似简单，实不易对。出句的数字恰与后面的事物相符，而对句所选数字对应事物都会多于三或少于三。恰逢回京述职的苏轼，大笔一挥，巧妙对上下联：四诗风雅颂。该对联妙在“四诗”只有“风雅颂”三个名称，因为《诗经》中有“大雅”、“小雅”，合称为“雅”。加之“国风”、“颂诗”共四部分，故《诗经》亦称“四诗”。对句妙语天成，辽使佩服至极。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昭君怨（谁作桓伊三弄）
洞仙歌（冰肌玉骨）
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西江月（顷在黄州）
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
行香子·过七里滩
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
西江月·重九（点点楼头细雨）
满江红（江汉西来）
满江红·怀子由作（清颍东流）
江城子
念奴娇·赤壁怀古②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望江南（春未老）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贺新郎（乳燕飞华屋）
阮郎归（绿槐高柳咽新蝉）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1] [2]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错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黄庭坚、陈师道长于诗，秦观长于词，李廌以古文名世，张、晁则诗文并擅。同时，他们的艺术风貌也各具个性，例如黄诗生新，陈诗朴拙，风格都不类苏诗，后来黄、陈还另外开宗立派。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党禁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苏轼高中榜眼后，苏氏三父子加上以三难秦少游而闻名的苏小妹一家齐聚在花园里庆祝，苏轼之父苏洵命题定以“冷、香”两个字，每人写两句诗，要求都会合当时的情景。为起带头，苏老泉缓步度到花池边，吟道：“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子由站起来摘了瓣馨香腊梅，弹了下手指，曰：“冷字句佚不可知，梅花弹遍指头香。”小妹也去摘花，子由要笑他摹仿自己，小妹却云：“叫日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说完摊开手掌，一只蝴蝶已被捏死。女儿特点毕露，大家都齐声叫好。苏轼却用一拂石凳，骑着马就走，苏老泉叫道：“我儿，答不出也不要走啊。”话音未落，苏轼已长声飘来两句：“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
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科考。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轰声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的端走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的拿走了羊肉。“张翼德涿县卖肉，”第四个急吼吼的伸手把肉扒了过来。“关云长荆州刮骨，”第五个迫不及待的抢走了骨头。“诸葛亮隆中种菜，”第六个傲慢的端起了最后的一样青菜。菜全部分完了，六个举人兴高采烈的正准备边吃边嘲笑苏轼时，苏轼却不慌不忙的吟道：“秦始皇并吞六国！”说完把六盘菜全部端到自己面前，微笑道：“诸位兄台请啊！“。六举人呆若木鸡。
应考趣闻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赏识，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欧阳修亦十分赞赏，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
关于《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内容：“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欧阳修问苏轼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
建筑苏堤
苏轼像“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多条长堤。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秋，徐州大水围城。苏轼通知大家“备畚锸，蓄土石，积刍茭”，同时急调5000人加固城基、高筑城墙。苏轼在水情严峻的城南，组织徐州军民修筑了一条防洪长堤。《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明嘉靖《徐州志·山川·苏堤》：“宋苏轼守徐时，河决为患，因筑以障城，自城属于台，长二里许，民赖以全，活着众，今尚存。”徐人至今思焉。
北宋元祐四年（1089），苏轼任杭州知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二十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六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
元祐六年（1091）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城区）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
南北不二
晚唐五代以来，文人对《坛经》的阅读和接受更为普遍与深入。据《坛经》记载，惠能初见五祖弘忍时，弘忍大师说：“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答道：“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苏轼接受了这种“南北不二”的观念，并在《闻潮阳吴子野出家》一诗中表达了“当为狮子吼，佛法无南北”的思想。在此诗之前，他在《送小本禅师赴法云》中也曾有“是身如浮云，安得限南北”的说法。
在“南北不二”观念的影响下，苏轼逐渐将南北融为一体，这在他的诗歌中多有表露，如“人间底处有南北，纷纷鸿雁何曾冥”、“片云会得无心否，南北东西只一天”。既然“南北”本无分别，那么随心适意的生活状态便成了苏轼的人生追求，所谓“我行无南北，适意乃所祈”。《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进一步展现了他的这种思想：“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心安之所，便是故乡。南北融合的思想观念以及“随缘自娱”的生活心态，对苏轼的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心态的平和缘自对《坛经》南北观念的接受和对佛禅义理的深入理解，也正是这种平和的心态，让苏轼与南宗禅结下了不解之缘。谪居岭南时期，他在诗歌中多次表达了对南宗禅的向往：“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南行万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
程苏结怨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赶不及奠祭，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程颐却拦住大家，说孔子“是日哭则不歌”，参加明堂典礼之后，不该又吊丧家。大家觉得这不近人情，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苏轼嘲笑程颐说：“这是枉死市上的叔孙通制订的礼法。”这是苏轼、程颐两人结怨的开始。
有一次国家忌日，众大臣到相国寺祷佛，程颐要求食素，苏轼责问说：“正叔（程颐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吗？为什么要吃素食？”程颐说：“礼法：守丧不可饮酒吃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苏轼唱反调：“支持刘家的人露出左臂来罢！”（用史记典故，苏轼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颐比为吕氏乱党，要求大家支持他。）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观、黄庭坚等则吃肉。
佛禅因缘
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在不少诗文用此号署名。创作佛禅诗几乎贯穿了苏轼一生。彼时，禅宗思想盛行，恰逢苏轼政治失意、远离朝廷。由此，苏轼自觉地接受佛禅思想并融会贯通，将佛禅融入自己的诗作创作。不仅如此，禅宗也对苏诗的思想内容产生巨大影响，使苏诗具有更为深邃的精神境界和更为洒脱的人生情怀。苏轼在学佛过程中主要吸取了华严宗“圆融无碍”的宇宙观和禅宗心性本净、见性成佛的顿悟学说，形成空静圆通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在黄州时苏轼常与金山寺住持佛印禅师来往，一日，苏轼做一首诗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呈给佛印。禅师即批“放屁”二字，嘱书童携回。东坡见后大怒，立即过江责问禅师，禅师大笑：“学士，学士，您不是‘八风吹不动’了吗，怎又一‘屁’就打过了江？”“八风吹不动”可见于《佛地经论》卷五，诗僧寒山诗歌亦有此句，八风是佛教用语，指八种境界的风：称、讥、毁、誉、利、衰、苦、乐。
苏轼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有僧友维林陪伴，可见禅宗义理对他生命的慰藉。在绝笔诗《答径山琳长老》中，他写道：“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这里不仅有对生命“无身则无疾”这种禅辩，还有对于生老病死之苦的超脱，也是苏轼思想臻于至境的表达。
美食大家
苏轼本人是个美食家，宋人笔记小说有许多苏轼发明美食的记载。苏轼知杭州时，元祐五年五、六月间，浙西大雨，太湖泛滥。苏轼指挥疏濬西湖，筑苏堤。杭州百姓感谢他。过年时，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指点家人将猪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然后分送给大家吃，这就是东坡肉的由来。
《曲洧旧闻》又记：苏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香梗，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玉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
雷州西湖
广东雷州西湖原名罗湖，始建于北宋，自从大文豪苏轼兄弟在此醉游之后，罗湖更名为西湖。
宋绍圣七年苏轼从惠州贬移儋州，千里跋涉途经雷州，有幸与其贬雷的胞弟苏辙邂逅，悲喜交加。兄弟择日游罗湖泛舟，被罗湖秀丽的风光吸引，恋不思归，游罢到湖滨天宁禅寺憩休，苏城游趣尚浓，“万山第一”四字就是此时此地写就的。
朝云识我
苏轼一日饭后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内中所装何物，一婢说是文章，一婢说是见识，苏轼皆不以为然。独有王朝云朗声道：“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大笑曰：“知我者朝云也！”
寄托了苏轼人生之感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是传诵一时的名篇，朝云亦常为其吟唱。但每每唱至“枝上柳绵吹又少”时，朝云便会感于句中所寓的悲情而恸哭不能自已，她说：“所不能竟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正因为朝云是这样一个有着敏锐感受力和洞察力的知音，所以，她死后苏轼竟“终生不复听此词”。
元丰六年（1083年），朝云为苏轼生下一子，取名遯儿。“遯”即“遁”也，表达了其时苏轼已无意官场的决心。苏轼被贬惠阳时已年近花甲，虽然他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乐观放达，但人们都明白他在政治上已很难东山再起。随着家势的每况愈下，曾经簇拥在他身边的侍儿姬妾都陆续散去，陪他的只有朝云。
苏轼到惠阳的第三年，朝云染瘟疫不幸亡故，年仅34岁。“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更思卿”，这是在朝云死后，苏轼无奈而深情的低语。
宽容大度
苏轼在杭州上任之初，都商税务捕到一个逃税的人，是南剑州（今福建南平）乡贡进士吴味道。他冒用苏轼的名衔密封两大卷轴要送到京师苏辙的府第。
苏轼问他卷轴里装什么东西。吴味道惶恐地说：“我今年秋天荣幸地得到推荐成为乡贡进士，同乡凑集了十万钱做为赠别的礼物送我。我买了四百丈建阳薄丝，但想到沿路所有的税务官署都要抽税，到京城时怕剩下不到一半数，所以私下设想：“当今天下最有名望、且爱提携奖掖读书人的，只有先生您和苏侍郎（苏辙）而已。纵然事情败露，也一定能得到宽恕。”于是假借先生的名衔把丝封了起来。来到此地，却不知道先生已经先来到这里任职。真是倒霉，我也无话可说了。”
苏东坡看了好一会，笑着让管文书的家仆把旧封条除去，换题上新的名衔，附上“送至东京（今河南开封）竹竿巷”字样的笺条，又亲手写了一封给弟弟苏辙的信交给吴味道，说：“前辈这回即使拿到上天去也无妨了。”
第二年，吴味道考中进士，特地前来答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