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缠绕广大老百姓的难题，看病难看病贵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这次漂亮的小编为您带来了为什么看病难看病贵（优秀3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关于救命药
中国慢粒白血病患者近10万人，每年新增患者约为1.3万人，胃肠间质瘤患者缺乏数据统计，但年发病率约为1/10万-2/10万人，高于前者。这些昔日被判为绝症的病人，因为瑞士诺华研制成功的药物-格列卫，从而看到了生命得以延续的希望。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在中国这种药物一个月的服用费用是23500元，尽管诺华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措施，但是一年7.2万的费用对于绝大多数患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格列卫在中国的价格是全球最高的，而在印度才卖200元。为什么？
但是，有信息显示，很多跨国公司生产的这种专利药来到中国往往就成了全球最贵的药。在价格这个利益传导的链条上到处都是吸血鬼，价格低了，他们没有利益。
关于药品审批
过去几年我们政府的部门在药品的审批和药价的核定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全国也就七八千种药，但是批出来的药号大概18万、19万差不多，一个品种的药有几十个号，而且批出的价格不一样，同样的药品相差十几倍，这就导致了同药多名、同药多价，难免不产生腐败。这个问题不是出在审批制度本身，而是出在审批环节的不公开、不透明，只有少数人秘密审批，这不是制度问题，这是操作的问题。
关于医疗改革
自从1985年提出“放权让利，扩大医院的自主权”，潘多拉的魔盒就被打开了，医院和医生在逐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医疗的公益性荡然无存。看病难，看病贵是中国医疗体制的突出问题。医改往深了说，缺乏基础理论，卫生经济学长期并未进入一般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领域，而是卫生部下属医科大学的专属。人们不愿意拿和国企同样改制的逻辑来看待医)(改，因为很多人认为，医疗具有特殊性，然而医疗的特殊性难道比温饱问题还大？当年的国营食堂和供销社在竞争中退场，并未给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造成困扰
关于医保报销
越是进口的疗效好药，越不报销。我们的医保机构对于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督非常薄弱，还对居民的健康权益却设置了种种的限制，比方说我们都是参加医保的，大家在看病报销医药费的时候都有一个目录，这个目录内的是可以报销一部分的，但是还有相当多的药品和服务是在目录外的，是全部不报销的。
越是贵重的药、越是进口的药物、越是一些疗效好的药，都不报销。现在问题在于，我们的医保部门只监管报销的费用，对群众自费的费用没有人管。如果我们的公立医院为了创收，就引导老百姓多服用自费的药品和服务，群众的负担怎么会减轻呢？我不赞成我们的费用报销体系是采取一部分报销、一部分不报销的双轨制，凡是与治病救人有关的费用和服务都应该纳入到报销的范围。
关于过度医疗
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是扭曲的，医生、护士劳务价格过低，无法体现人力价值。问题在于重物轻人。凡是跟物有关的就很值钱：导管、钢板等高质量的耗材，核磁、CT等大型检查。但跟人相关的费用却很低：挂号费20多年了一直是5块钱，远低于在医院的停车费；注射费5毛，即使不算其他成本，碘酒、棉签也不止5毛；还有护理费，在北京当今的物价水平下，24小时一级护理的价格是9元。这种导向迫使公立医院靠卖药、卖高质耗材来补偿，而这样的补偿方式非常低效，后果就是过度医疗。
关于医疗纠纷
我国医院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执行效率低下。理想的情况是医院发生医疗纠纷后，医院或相关机构及时介入处理，当事医生可正常工作。但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在很多医院，医生都扮演了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角色，这给当事医生带来了极大的苦恼和包袱，有的甚至因此而自杀身亡。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在医疗纠纷面前，医院、患者、医生，没有赢家。
关于政府投入
去年媒体发表一个医改蓝皮书名叫《中国医药体制改革报告》，它指出， 2009年至2013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是30682亿， 2014年财政的预算安排的卫生支出10071亿。而2003年全国的财政卫生经费只有778亿，11年增长到10000多亿。国家投那么多钱，怎么老百姓就没感觉？反而看病难、看病贵愈演愈烈！如果政府拨款只用于改善医院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购买大型设备，这种机制怎么能够有效的减轻群众的医药费用负担呢？
关于医院创收
我们很多医院坚持的原则是办事不养人，我可以给你钱买设备、建房子，但是我们不能保证你工资，你去服务创收发工资，这种机制是把我们的医务人员推到了群众利益的对立面，这是导致医患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关于疾病预防控制
2003年非典使我们认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于是国家投入巨额的资金加强了基本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所以现在应对各种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的能力明显的增强，但我们在预防各种常见病、多发病、老年病、慢性病等方面，能力依然相当的薄弱现在，心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肾病、肝病等严重疾病仍然在威胁着人民的健康。
我们现在卫生控制体系预防控制和疾病治疗是分离的，我们的疾病控制人员大多是应付传染病的传播，而对慢性病、常见病的传播是否没有太多有效的手段。我们的医生大多数是坐诊看病，等病人上门，很少深入到社区、家庭去调查、了解疾病的流行趋势。这方面我们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关于医院扩张
现在只要一说医院扩张，房地产企业的积极性就非常高，很多房地产企业主动承诺在新建居民住宅区时，同时在周边无偿建一所大型医院。医疗服务的保障是质量，而质量的保证是人才。可以投资盖很多医院、建很多病房，问题是我们的人才从哪里来。
如果我们从全国的角度整体考虑，利用社会资本短期内可以盖很多大型的医院或者医疗城，但是培养不出相应的合格的优质的医疗人才，怎么办？事实也确是如此。如今报考医学院校的医学生越来越少，生源越来越差，优秀的医学生已所剩无几，最终谁受损？
在中国一提到“看病”或者一提到“医改”，有一个非常顺口的词语就立刻跟出来，那就是“看病难看病贵”，简直就是中国医疗的“政治正确”。尽管国外的人会信誓旦旦说在中国看病很方便很便宜，比如微博@美国那些事；尽管中国的医生也在说医疗已经真的不贵真的很方便，比如微博@烧伤超人阿宝；但“看病难看病贵”依旧盛行不衰。
看病难看病贵在中国好像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了，于是政府一次次的被逼着承诺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给很多人借口可以吐槽自己在医院里的各种不顺利，于是很多人医疗欲望越来越高，开始做梦了都，即“医院就在家附近，随时看病不排队，医生热心服务好，国家政府来买单”，这个真是梦。
从词汇用法上看，“难贵”更像是用来“比较”的形容词，是用来描述“相对关系”的，描述某个地区的医疗情况与另一个地区相比较。比如北京相对于上海，看病“难、贵”，但是描述整个中国医疗问题时，就必须把中国和某一个外国相比较，显然，尽管中国人使用“难贵”很多年，却一种没有说和哪个国家比较怎么比较，更没有数据支持。说白了，“看病难贵”的流行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把“难贵”外衣剥掉，漏出背后隐藏的真实，才能真正看清中国医疗的问题。
现代医学建立的医疗体系本质上是流水线式布局的，设定了很多专科医生，而且专科医生之间并不能互相跨科看病。这一点在中国和欧美都是一样的。为了把病人引导的合适的专科医生那里，医疗体系也建立了分流体系，在中国是三级医院体制，而在欧美是全科医生(家庭医生)体系，即由相对全科技术不高的医生引领病人到技术最好最专业的专科医生那里。
从这个角度看，病人就医行为是一种搜寻过程，病人是无法得知自己是什么病的，无法知道哪个专科医师是最适合的，在分工细致复杂的医疗工业体系内为自己找到一个适合的医生本身就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
众所周知，我国三级医院之间并没有很好的协作关系，同样中国医疗内有大量的骗子，所以中国病人找好医生很难。完全没有就医经历的人在庞大的医疗体系面前不迷失、不被欺骗、不被坑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大医院，让大医院的专科医师互相协调最后把病人安置好。但当所有人都到大医院时，就是拥堵和踩踏。很多人从人群中挤来挤去留下第一个印象就是看病难，医生太忙而服务态度不好。当然很多聪明的中国人看病一点也不难，因为在大医院里面有朋友，于是就绕过拥挤的人群直接到专科医生哪里了。
同样，从医生角度看，中国医生看病也是一种搜寻过程。没错，门诊有汹涌的人潮，可是那几个病人是最适合本专业的病人哪，医生并不知道，挑选很费劲。医生只知道来看门诊的病人有很多会在看完后到另外一家医院看。如同患者不知道医生是否是最好的一样，医生也不知道病人是否值得信任。在医患建立起充分的信任之前，医患之间有很微妙的试探过程，需要耗掉很多时间。所以，对医生而言，“看病”也有难度，谁知道这个病人会不会掏出一把刀来哪。总而言之，“看病难”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至于“看病贵”问题，这不仅仅要看个人支出，也要看社会整体医疗支出。总所周知，美国普通人要买高额医疗保险，同样英国的全面免费医疗体系对国家财政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在病种费用上，欧美要高于中国，很多人都认可这一点。不同的是，英美个人自费部分少而中国多，但实际上欧美的国家或保险支付部分也是从个人口袋中出的。换言之，用购房做比喻就是，中国是一次性付款，而欧美是按月供，所以个人用在医疗方面的费用一点都不少。
继续深一步思考就会发现，这两种交易方式给人感觉不同。中国病人会认为医生从自己身上挣钱，医生能够控制医疗费用，中国病人就会监督医生的用药情况，就会和医生有一个博弈。而国外病人不认为医生在从自己身上捞钱，医生也不认为自己的收入和某个病人有关，医生和病人没有一对一的交易过程，就没有人关心医生是否尽可能降低医疗成本。
从整体看，羊毛出在羊身上，医疗费用没有监督，国外整个社会付出的医疗成本一定不比中国少。欧美的医疗费用都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但是外国医生很舒服啊，外国医生有名正言顺的高收入，可以名正言顺的使用昂贵的药物器械，病人并没有对医生羡慕嫉妒恨，反正这些费用都要由他人支付，病人只求把病看好。中国病人从来对医生都不是单纯要求把病看好的，有很多乱七八糟的要求。比如，曾经有一个病人对医生说：“你都买得起速腾了，我的医疗费你能不能给我免掉。”
任何一项费用，支付方都有降价的动力。从全社会(政府)角度看，要降低医疗费用有两个办法：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由于医疗非常独立、个性化强、专业性强，非医生根本不知道如何提高医疗效率。社会不知道怎么提高医疗劳动效率。只有选择第二个办法—减少医疗成本。当然减少支付的医疗费用也能够倒逼医生提高劳动效率。医疗成本由医生价格和药物器械的价格这两部分构成。
如果是医生价格降低，假如医生有流动性，医生会去高价格地方行医，那么低价格区域医疗水平就低；假如没有流动性，医生得不到足够的激励，劳动积极性下降，医疗水平还是降低，所以为了激励医生的劳动积极性，没有任何人会愿意降低责任重大的医生的收入。降低医疗费用就只有一条路—药物器械价格降低，药品器械的价格由研发、生产、流通三部分构成，降那一块价格哪？答案显然是：降流通。而流程领域的回扣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常大，是医疗领域大毒瘤。笔者在说清医疗之红包回扣里已经讲过。
因此“看病贵”与“打击回扣”就联系在一起，就显得非常“政治”正确。所以二十年我们重复性看到这样的一种句式，“让看病不再难不再贵→降药价→交给政府采购→招标制度改革→医院取消药品收入。”其实这几步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不构成因果关系，只是管理部门在加强自己的行政权力而已。
所以，高喊“打击回扣”这么多年过去，药品价格降低了吗？具体到某个药物，当然降低了，但低价的药物医生不开给病人，病人用不到，最终看看各大医院总的药物费用总的器械费用年年增高。为什么？很多人把矛盾推给医生。但实际上药品流通中“雁过拔毛”的人太多，不仅仅医生有药品回扣，药物企业和流通商有利润，医院内很多其他职业人员包括护士、药师等、医院管理者、卫生管理部门人员都能从中获利。
你想想，医生开低价药要得罪多少人哪，所以医生就是想开低价药给病人也做不到。当医院等执法者也是获利者的时候，就注定了“取消回扣”只是口号，当制定反回扣政策的管理部门本身就是药物回扣的获利人时，读者可以用脚指头想，这条政策会是什么样的？所以，一条条“取消以药养医”“加强流通管制、建立大型流通医院集团”“药品招标统购”的政策相继出台，招标办权力垄断、流通商的渠道垄断、医院的终端垄断就越来越紧密结合在一起。
现在的状态是，流通商、招标办、医院的因为利益而完全绑定在一起，把原来的小药厂、小流通商、小医生的收入份额降低了。所以现在很多一线医生都已经认为回扣是没有办法治理的，只是自己拿不到而已。很多医生已经开始主动反回扣了，但胳膊拧不过大腿，黑锅仍旧牢牢的扣在医生头上。
同样，因为药物和器械是医生开给病人的，在病人和媒体眼里，医生是主要受益人，是医生为了多挣那几块钱回扣而开给病人几百块的药物。所以医生就被推向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对于不愿意深刻思考的媒体而言，所有医疗复杂性都能被一个“看病难看病贵”串起来。而且媒体貌似有足够的理由说“看病难看病贵”主要原因是因为医生群体的无良医德，指责医生大处方、大检查、收回扣等行为就有了道德正义性。
难道媒体中的聪明人看不到招标腐败、流通企业腐败、医院腐败吗？肯定看到了啊。但是医生很好欺负啊，媒体敢骂医药招标办吗？敢骂他们的广告客户药厂吗？敢骂他们的广告金主莆田系吗？骂骂医生多简单啊。所以，一旦逮到医生的丑闻立刻广而告之、群起攻之。
不得不说的是，医生背黑锅的能力非常强。
一是医生群体杂乱无序，非常松散，没有一个组织能够代表医生利益向公众说明。个体医生像笔者这样的说了谁能听到哪，而张强于莺等大v都有自己的事业，何必为医生强出头哪？谁会感谢他们哪？
二是医生能扛，病人平时叫的再凶，到生病时还是听医生的话。越病重的人依从性越强，医生开药，重病的人花几万也愿意买，轻病人略贵就回头骂医生心黑了。当然重病人病好了就又不听了，也会说医生心黑。
三是医生中尽管只有少数高级医生有资格拿回扣，但有大量底层医生可以当替罪羊，即使大规模淘汰底层医生也不会影响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换句话说少数医生很富的同时大量底层医生收入微薄，而矛盾集中在底层医生上，即使大量底层医生离职依旧有足够的替代劳动力进入。
“看病难看病贵”是众多中国医疗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内在矛盾冲突的其中一个外在表现。中国医疗问题非常多，需要多个层次多个角度梳理才能说明白。
但是很多人就是故意把中国医疗问题简单的归结为看病难看病贵，就故意这样去说，就故意的以此作为靶点进行痛骂指责，就故意的用它来煽动民间情绪。社会学上有一个名词是“社会从众心理”，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所以很多医疗研究者也不去分析，不作独立思考。不顾是非曲直的，一概服从多数，随大流走。把看病难看病贵作为一个简单问题，于是连政府工作报告都是要解决“难贵”问题。把复杂问题粗暴的简单化，是一种懒惰，而懒惰不思考不调研不下功夫研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社会学上还有一种“破窗理论”或者“得寸进尺效应”。“难贵”和回扣联系在一起就打破了医患信任关系，让患者先入为主的认为医生存在问题。有些人看病不再信任医生，总觉得医生拿回扣，药物一贵就怒骂医生黑心。而有些人明明享受了便宜实惠的医疗却依旧觉得医生做的不够好，比如前几天的韩雪，明明疾病正常处理完了却依旧因小事而骂医生。
“看病难看病贵”长久流传并向外扩散性传播，就与医德联系在一起，就与医疗纠纷联系在一起，就造成了中国医生恶劣的集体形象，割裂了医生病人之间的信任。因此打击了整个医生群体，优质医生越来越少，医生越来越倦怠。
当然，“医生背黑锅”这个观点不仅仅是我这样看。2015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也是这么说的，摘录如下“要在中国形成一个高质量、可信赖、专业化的医生群体，还非得做一番艰苦斗争不可。过去中国市场化导向的医改的一大遗产，就是公众普遍认为医生把自己经济福利置于病人的利益之上，要全面扭转这个观念并不容易。”
所以，我想说，“看病难看病贵”与医生关系不大，但医生受伤害最大。其流行本质原因是因为大家都比较懒，没有独立思考，没有深入研究，说顺嘴了。
对一个复杂性问题，你越想尽快的解决，越想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就会造成越多的问题让问题越来越复杂。经过多年解决“难贵”的努力，把中国医生搞惨了，本来并不真正“难、贵”的中国医疗，马上就会出现真正的“看病难看病贵”了。
国内一直诟病的看病难看病贵，其实一直是国人思维习惯使然。习惯了看病不预约，希望像购买商品一样拥挤到大医院当天挂到专家号，当然看病难了。习惯了洗脚按摩动辄几百元钱，却不习惯一个专家号300块钱，当然觉得看病贵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无论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医疗费都是昂贵的，因为你的生命是昂贵的。你可以为你的爱车每5000公里花一千元保养，为什么你不愿意为自己的疾病治疗花一千元呢？
看小病，德国医生比中国医生水平差不少
在德国去看个病，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般来讲，我们有病了得预约，大部分的毛病你得去找私人医生，而他们往往很忙，你的预约往往被安排在几周之后。所以，一般的感冒发烧都是很少去看医生的，自己在家喝点儿凉水塞塞牙缝就过去了。当然有很多急病，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你就得去医院看急诊，因为一般的私人诊所是不会有医生半夜里值班等你来的。有一次儿子晚上突发皮疹，浑身发痒，我们只好去医院。夜班医生出来看了一下，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打了一针类似镇静剂的，我们就回了。这么不到十分钟的处理，最后的账单是150马克(相当于750人民币，这是2001年的事情，所以还是用马克，现在的价格不知道有没有上涨)，而这仅仅是医生的诊断费，药费是另算的。
中国现在很多的大城市居民整体抱怨看病难，有点儿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味道。人民日报的记者，为了儿子一个感冒发烧，要去三甲医院看病，还不停的抱怨三甲医院里面的医生处理他的孩子不认真。如果这事情在德国会怎么样？我估计你连三甲医院的门都进不了。所以，中国现在的看病难问题有没有？我说有，但是这个问题存在在哪里？不是在北京上海，而是在全国广大的县城里，我们50%以上的人口住在农村，农村人生病，别说三甲医院，县医院都还离着几十里地呢。可是我们把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配备到了北京上海，北京上海人去这种地方看病还嫌贵，还嫌人太多。你去周边的县医院看病不就便宜而且人少了吗？
我们现在去中国医院看病，都喜欢用进口药。所以，德国的医药公司在中国大发其财。慢慢的我们把对外国药的信赖转移到了对外国医生身上，觉得外国医生都是医术高明的神医。想想也是，人家的医生至少要读十几年的书，不是博士根本没有机会当医生，读到了博士，还要在医院里面做七八年的住院医生，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资格考试。等到你有了私人开业的资格，差不多也就四十多岁的小老头，或者小老太太了。这还不能算神医吗？不过，在中国医生的眼里面，这真的都是浮云。
一个去德国医院观摩过的中国医生说：那医院的设备真的没的说，但是那里的医生一年接待的病人还没有我一个月多！话说“熟能生巧”，我们看病也挑“有经验”的医生。经验是什么？不就是接待病人的人数吗？一个中国医生有着十倍于德国医生的经验，我觉得，如果他不是那种十分白痴的话，其医术也要比同类德国医生搞出一大截。我的一次牙医经历印证了这个猜想。那次我的一颗牙的牙龈肿疼好几次，不得已约好了医生。医生人很好，握手，寒暄，(当然比人民日报记者遇到的头都不抬的医生态度好百倍)然后拍片，检查，最后遗憾的说：你这个牙齿没有医疗价值了，需要拔除。我别无选择，遵医嘱，拔了。过了几周，被拔的牙齿周围的一个牙龈又出现同样问题。我又去看这个医生。同样的预约，等待，见面，寒暄，检查，最后医生再次遗憾地说：你这个牙齿没有医疗价值了，需要拔除。我不得不疑惑起来，没有遵医嘱。过了一个月，我飞到国内，找了一个熟悉的中国大夫看，他说：没有必要拔除，因为这个牙齿是好的，不好的是牙龈周边的感染，如果你小心一点，注意口腔卫生，不要让细菌进入，就不会发炎。这个牙齿我到现在还用着。我不想怀疑德国医生的用意，是不是希望我拔了牙去安一个假牙，以便赚取更多的医疗诊费。但是这样的事情再德国并不是很少见的。一个去德国实习的中国医生就发现，好几个病人仅仅是生理性的囊肿，并不需要手术切除，过一段时间会自己消退的，也被医生拿来动手术切除了。这似乎是和我的牙齿的处理原理是类似的。
美国医生很友好，医疗费却很不友好
美国的医疗系统已经不是我一个人在诟病了好吗？但是自己不生病真的是不知道。
前几个月开始我皮肤的湿疹有点痒，家人、朋友叫我预约去学校诊所看病，然后我11月初打的电话，对方预约的小妹说：女士您看我们只有12月1日才有空位，您要预定吗。我说要，然后我被放到了早上9点20分，他们要求我8:50分就要到诊所。所以那天去看病我至少要早上6:30起床。不过这一次还算顺利，医生只给了一些lotion和止痒的药就完了。
结果好死不死，呃，3天后我喉咙开始肿胀发烧咳嗽。上次8月份我回国的时候，刚好一模一样的症状，那次我是憋到最后我讲不出话了才去门口的药店买了华素片和罗红霉素，吃了三天就好了。这次他们又说你还是去诊所看一看吧，如果你幸运的话可能不用预约你自己到诊所去(这种叫做walk-in，就是碰巧别人刚好取消了他们的预约，然后医生就可以把你直接放到系统里面)。我早上9点去的，医生说刚好11点20的时候有一个位置。然后我就中彩了似的。11点20分屁颠屁颠去看医生。
医生是个大帅哥，而且一直要跟我聊，聊工作聊生活，我就顶着个公鸭嗓开心得说啊说。最后他说我觉得你有一点过敏，然后我现在给你开一个喷剂，你就把喷剂放到喉咙里面喷一喷就好了。呃，那就是西瓜霜嘛～～～～ 他说但是你要把喷头放到喉咙里面朝鼻子那边喷好嘛么么哒～～～他说，哎呀，但是我们和你保险挂靠的那个医院的系统连接坏了，这样，你有两种选择，我给你开处方，你拿着处方到外面的药店就可以买(没有医生的处方别人不卖处方药给你的好吗，不然犯法，丢行医执照的)，第二种选择是要不然等我们系统恢复了我把你放到系统上，然后你就可以到医院去拿了。他补充说，但是其实在外面这个处方药也就5美金了。然后我就大义凛然的说，你开处方我到外面去买药。
然后我就屁颠屁颠的开车出去找药店，这里最普遍看到的就是cvs(其实就是杂货铺)。cvs里面什么都有，你要是口渴了买水喝顺便买个唇膏也可以，看到小孩的尿片觉得好也可以买，然后顺带买点狗粮什么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damn it竟然忘记带医生开的处方了。然后查了一下，这个药今年在药店里面是一定要拿医生的处方买的，但是它被批准明年可以在柜台上直接购买(叫做over-the-counter，就是otc，只有用otc标识的才是我们说的非处方药)。但是我们忘记带处方了啊，明明离着明年才有20多天不到。就是不能购买。
第二天带了处方也是屁颠屁颠的去了，在cvs被告知说这个药要300多美金(帅哥，不是5美金好嘛)，意思就是这个喷剂大概是2000多块人民币。啊，那就不买了，还是找找其他的非处方药好了。然后花了20多美金买了一个含片，这个含片就是让你咳得不行的时候，给你的喉咙麻一下，啥作用都没有。
后来后来，那天夜里又发高烧，12点开车出去找地方测量体温，不好意思药店诊所都关门了，要么去急诊室。不去急诊室了，自己去买一只体温计好了，然后又开车去了cvs，第一家关门了，但是还有10公里以外的另一家还开着，然后就在大街小巷里面用gps导航穿梭着去了。这家好像是是药品齐全一些的。买了个体温计，然后买了一个fever relief(退烧药，这种只要写着relief的都是暂时给你麻痹一下就是我们说的治标不治本)。然后回来了。高烧发到40度，一直冷。
在美国要看得起病，就必须买保险。美国如果一家四口五口人一年的医疗保险可能家庭积蓄的很大一部分，问题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有病他们也不卖给你，就是你有钱也不卖给你。我一个好朋友是铁人三项的(请自行搜索"铁人三项")运动员自己还有公司的，他觉得他的医疗保险覆盖的医疗范围太低了，想升级。但是保险公司就是不卖保险给他，说他们家族有一个不可治愈的病的病史，不卖这个保险给你。
回国就医的原因还是国内医疗费便宜，看病更快
几位移居美英两国的朋友近来选择回国就医，让人颇费思量。我询问后，他们吐槽道，所在国虽医学发达，但要么治疗价格太贵，要么预约周期太长，在性价比等某些方面，有时回国看病更为划算。
我其实也有同感。如果没有医保，在美国看病实在贵得吓人。驻美国首都华盛顿期间，我的爱人曾因不小心划破手，到一家医院的急诊室打了支破伤风针，事后寄来的账单竟超过800多美元，约合5000元人民币。收到账单时，我俩都惊呆了。说句难听话，这简直是抢钱。